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王辛笛与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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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的真快,转眼辛笛老去世十多年了。而与他交往的情景,仍清晰可辨呈现眼前。

由于地方有限,巴金故居内大师留下的众多物品只能堆积在3楼仓库房内。图为周立民在翻阅仓库内的资料。
陈龙 摄

茅盾肖像 高莽画 资料图片

2003年8月,我和同事梦晨专程去上海看望老作家及其家人。25日上午,我们去南京西路拜访辛笛先生。我向两位老人汇报了这次上海之行的工作情况:把北京带来的女雕塑家张德华塑的巴金像,交给了巴老的家人;去拜访了黄裳先生,老人说文学馆的唐弢藏书非常珍贵,建议不要直接往书脊上贴标签,做个书套,贴在书套上。我答应回去转达他的建议。黄裳还提起当年唐弢在上海住时,一起去转旧书店淘书的事;又去医院看望了施蛰存先生,家人说老人住院两个多月了,想出院,但心脏血压都不稳定,难以遂愿,年初施老曾向文学馆捐赠了他《唐碑百选》手稿和一部分日记,他还会不断捐其他文物和著作;我们还去市郊拜访了103岁的章克标老人,他思路清晰敏捷,谈吐幽默风趣,爱看梁羽生文集和金庸武侠小说连环画,也答应把晚年写的回忆录手稿给文学馆……我还特别谈到巴老对文学馆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努力,建立文学馆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辛笛和巴金是挚友,结识于20世纪30年代,两人有着长达70年的友情,交往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是巴老的言行,让辛笛对文学馆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作为一座文学重镇,上海有着丰富厚重的现当代文学资源优势,却无处安放展示,或流散丢失,或深居闺中。今年上海两会上,有市政协委员提出,上海近年来大力推动建设一批重大文化设施项目,门类中有艺术、影视、戏曲,也有历史文化遗存项目,但唯独缺少文学,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迫切需要一个公共文学场馆,完整立体地展示上海文学百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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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我们谈的非常融洽,辛笛老人精神很好,主要话题始终围绕着巴金和文学馆。他表示要把自己的藏书和手稿书信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没有想到与辛笛老第一次见面,就能够得到老人如此重大的承诺。但我知道这个决定,一定是他酝酿很久,深思熟虑的,是得到夫人和孩子们的坚决支持的。

委员足迹 奔走各地搜集文学馆建馆经验

一个小老头 名字叫巴金 高莽画 资料图片

那天,老人叫女儿拿来一摞已经题签好的作品集送给文学馆,其中还有一本狄更斯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辛笛看着旁边的夫人:“这是她翻译的,也送给你们。”我刚要去接,徐文绮老人发话了:“你还没有征得我同意,就把我的东西送人了。”大家都愣了一下,尔后笑了起来。辛笛笑着对女儿说:“你看,忘了忘了,赶快让妈妈签上大名。”圣思老师把书放到母亲面前,翻开封面,徐文绮老人在扉页上一笔一画写上“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绮”,落上日期。女婿金大夫拿来二老印章,小心翼翼地钤在每本书的扉页上。

上海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和策源地,鲁迅、茅盾、巴金等大多数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杰出作家都曾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市政协委员、市作协副主席孙甘露与多位市作协成员曾探访过上海文学代表巴金的故居,故居内大量的文献资料与局促的布展空间让他们焦虑:上海积累的丰富文学资源,因场地局限无法发挥功能和效用。为此,孙甘露等人奔赴位于北京的中国现当代艺术馆取经,并分别搜集了大量各地文学馆的建馆情况,构想了一个上海文学馆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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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家人的融洽气氛,特别是两位老人的幽默交流,我很受感动。我想起辛笛那首《蝴蝶、蜜蜂和常青树》中的诗句“年华如水,但总是润泽芳馨”,60多年的事业知音、生活体己,至今仍是一往情深。

今年上海两会,孙甘露提交提案,建议建立一个上海文学馆,收藏、展示上海文学财富,可以以文学巨匠巴金先生命名,以收藏展示、文学研讨、对外交流、研究中心、文学教育培训、公众文学活动平台等为基本功能,打造一座现代化、国际化、专业化、符合上海国际大都市地位的城市文学公共设施。

高莽赠送本文作者的八本书 资料图片

我递上笔记本,希望辛笛老题句话。老人稍加思索,提笔写下“书比人长寿”五个字。笔力遒劲流畅,完全不像出自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之手。

至于上海文学馆坐落何处,提案认为,位于人民广场的上海美术馆旧址为最佳选择。

2017年10月6日,高莽先生走了。我给先生的女儿晓岚姐发微信,告知一定去参加恩师的告别仪式。我说:“我和高莽老师相识近三十年,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珍贵的品质和做人的风骨。他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发展和中国及世界文学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记者调查 巴金大量藏书封存区级图书馆

告别仪式当天,下起了秋雨,敲打着我的心。八宝山竹厅里音乐舒缓,花丛中静卧着逝者。我放轻脚步走过他身边,深深鞠躬,默默告别。在现代文学馆工作几十年,我送别过许多文学老人。诗人艾青离世那天,春雨飘落;辛笛老人落葬那天,冬雨无声;而高莽与我们的告别,秋雨缠绵。

那年11月下旬,我们正在广东拜访作家征集文物,突闻施蛰存先生去世,我即刻返京,隔天就飞赴上海,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施蛰存先生悼念告别仪式。我见到上海作协创联部于建明主任,他说施家人找我,要谈施老书信手稿送给文学馆事。我即与施达先生联系,定周六去愚园路施先生家,与家人商量先生藏书手稿书信等下一步捐赠事宜。

武康路113号是巴金故居,逢公众开放日,馆内会迎来至少200人的参观人群,最高峰值是一天1700多人。文学爱好者们参观完总会热情地提出意见,意见最集中的是:在故居内能感受到巴金的生活原貌,但对于巴金的生平、文学成就、思维轨迹等展现得太少。

面对高莽先生笑慰人生的侧面肖像照,许多往事浮现眼前。“高莽生平”扼要简洁,薄薄一纸,如何能承载逝者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又如何能展现他身后深深足迹中的汗水与付出?

参加完施老告别仪式,我给王圣思老师打电话,报告我来上海了,想去看望王徐二老。王圣思老师在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地告诉我:“徐文绮老师9月30日走了……家里一切从简,没有告诉外边。”这噩耗来的太突然,我不相信自己耳朵,脑子有点发懵。8月底去看望他们时,还跟徐老一起照相,老人幽默的话语和在书上题签的情景历历在目,才分别一个月老人就离我们而去了?王圣思让我第二天上午10点去家里,她说母亲走后,父亲心情极度悲伤,情绪非常低落,平时话语很少,希望我去安慰安慰老人。我在电话里答应着。

并非藏品不够。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提起收藏口若悬河:图书近4万册,书信塞满三四个柜子,其中不少来自茅盾、冰心、沈从文、曹禺等名家,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手稿、校样在这完整保存巴金40多年生活轨迹的地方,藏品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地方展出。

妙笔绘真容

可是见到依偎在高背藤椅中的辛笛老,看到他背后书柜前徐文绮老师的大幅照片,我就知道任何劝慰,都不能把他从悲伤中拉出来。我只有一遍遍地重复“您不要太悲伤了,一定多多保重身体”。我无法完成王圣思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施蛰存先生的夫人去世后,我们去看望他,老人曾用笔向我们倾述失去老伴的孤寂心境。这种心境是儿女怎么做都难以替代和改变的。辛笛老的孩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老人从失去生命另一半的痛苦漩涡中解脱出来,但我感觉太难了,老人心中那只美丽的蝴蝶,已经带着他的灵魂飞向另一个玫瑰盛开的世界,谁也挽留不住。后来王圣思老师在文章中录下了父亲在母亲去世后几天写的《悼亡》诗:“钻石姻缘梦里过,如胶似漆更如歌。梁空月落人安在,忘水伤心又奈何。”王老师说,这是父亲写下的最后一首诗,此后至死,再也未动笔写诗了。

故居1层20多平方米的临时展厅内,参观者们能浅尝辄止地看到一点巴金的藏书、手稿等。这间展厅曾是次卧,也是故居开放区域内唯一一个改变原陈设的房间,因为实在找不到其他地方展示文献史料。

我和高莽先生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我还只是现代文学馆的一名普通员工,管理作家手稿文物库房。现代文学馆刚成立不久,临时借用万寿寺西路古建筑群作馆址。先生住在不远处一栋高楼里,平时在庭院中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沉浸在伤悲中的辛笛老,没有忘记对文学馆的承诺,他让女儿和我商量捐赠接收之事。我告诉辛笛老,文学馆准备成立王辛笛文库,专门收藏他和徐文绮老师的各种文物文献资料。我们初步商定,接收时间暂定2004年3月。因为我们同时还要一起接收施蛰存、吴强两家的藏书和文物文献资料。老人点点头,表示同意。辛笛先生一直践行“做人第一,写诗第二”的人生准则,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巴金倡议创建的文学馆。我环顾客厅四周堆满书刊的书柜书架,这将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

展厅内不到20个展台,记者参观时,工作人员总会作些补充旁白

我上班的院子,假山石奇特,古松柏参天,后罩楼坐北朝南,楼上是办公室,楼下是手稿文物珍藏库房。一天,我整理作家手稿书信累了,到院中舒活筋骨,刚好高莽先生在院中散步,看到我打招呼:“年轻人,你在这儿工作?”

一个展台里展示着10多种语言的《家》译本,整理资料时,我们发现巴老家中有40多种译本,如果全都摆出来,会铺满整面墙。

“您好!”我笑着点点头。

2004年元旦后,我和部门同事们分头给作协会员、老作家和作家遗属发贺年卡,力争让大家在春节前收到文学馆的祝福和问候。我准备亲自给辛笛老发贺年卡,并附上封信衷心感谢他和家人对文学馆的支持。贺年卡还没有发出,就得到辛笛先生1月8日去世的消息。信和贺年卡不发了,赶紧去邮局代文学馆给辛笛家人发唁电,表达文学馆人的哀悼和慰问。

火柴盒大小的字典放在另一个展台,巴老的工具书有390种,这是最小的,大的有整套大英百科全书。

高莽先生说:“在这儿工作幸福啊,闹中取静,神仙待的地方!”我揉揉酸痛的腰,笑了笑。他指着满院盛开的二月兰感慨:“美呀,真美!你看这阳光下的色彩,有多美!应该拍下来。”

1月16日我飞往上海,代表文学馆参加辛笛老的告别仪式。中午到达虹桥机场,下午即赶到辛笛先生家吊唁。老人的几个子女都在。我转达了文学馆领导和全体馆员的深切哀悼和真诚慰问,王圣思简单说了父亲发病去世的经过,她说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一张纸片从书中飘然而落,捡起一看,竟是父亲写的一首诗,诗名叫《听着小夜曲离去》:“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卧在花丛里/
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但是,我对于生命还是/有过多的爱恋/一切于我都是那么可亲/可念/人间的哀乐都是那么可怀/为此,我就终于舍不开离去”。谁也不知道老人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原稿上的字迹有些颤抖和变形,远不如给我写“书比人长寿”时的力度气韵,但依然有一股火热的生命之泉在字里行间流淌。王圣思老师曾这样写父亲的离去:“父亲匆匆地走了,慢性子的他急急地去追赶母亲。在他初恋时心目中的‘蝴蝶’飞走的第一百天,他也飘然而去。他们又可以团聚了,从此长相守,永不离。”

此外,有着巴金推敲痕迹的《怀念肖珊》、《我与读者》手稿,场地不够只能叠放,仅以首页示人,一些巴金作品的校样也是如此,巴老的收藏每类都能拿出来作独立主题的展览,但囿于场地,我们只能零碎地展示。周立民说。

受他情绪感染,我跑上楼取来相机:“高莽先生,我想跟您合张影,行吗?”他睁大眼睛侧头看我:“你认识我?”我笑笑说:“文学馆谁不认识您,前院儿作家画廊里都是您的画!”他听了哈哈一笑:“好,合个影就是朋友了。”

那天下午,王家兄妹主动提起捐赠之事,希望能把接收父亲藏书手稿的时间推迟几个月。我说没问题,你们也要多多保重,注意身体。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文学馆再来接收。

目前,故居拥有巴金藏书近4万册,收藏中不少文献价值极高,其中有两册完整的《世界》画报,出版于1907到1908年,被认为是亚洲画报之鼻祖。这些书刊,故居整理出多份,但大约2/3的藏书藏画却只能寄存在普陀区图书馆,封在纸板箱里不见天日。

我喊同事帮忙,拍下珍贵的合影。临走时,高莽先生拍了拍我的肩:“年轻人,好好干吧,文学馆是块风水宝地,大有作为。”我如今回看在文学馆三十年走过的路,从心里感激他的点拨与鼓励。

辛笛先生的告别仪式令人难忘。老人静静地睡在白菊花簇拥环绕的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花。耳边是节奏徐缓的舒伯特小夜曲,热爱怀念他的人们恋恋不舍,脚步轻轻地走过他身边。每一位前来送行的人,都得到了老人最后的馈赠:诗集《印象·花束》和散文集《梦余随笔》。这是我见到的最平静、最温馨、最诗意的告别仪式。

因资料多场地小,人手又不够,巴金故居3楼非开放区域塞得满满当当。巴金藏书丰富,又保留着与许多诗人、作家来往的书信,研究价值很高,一些学者慕名来求文献参阅,周立民只能让他们留下纸条写明所需材料留到以后回应。

建馆初期,为扩大影响,曾在前院大殿举办过一个作家画展,常年展出,画的内容都是作家,所以我们习惯称之为作家画廊。

第二天,我又参加了王家兄妹在青浦福寿园为父母举行的合葬仪式。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每一位作家的家,也是辛笛、文绮老人的家,我也是家里人。

周立民记忆里一直装着几件特别遗憾的事:曾有巴金友人将几百箱藏书送到位于北京的现代文学馆,其中一个原因是上海找不到地方接收;还有一位对上海文学很有研究的学者,其收藏资料最后被甘肃一图书馆整批接收。

这是现代文学馆成立后的第一个画展。大厅四白落地,悬挂了20来幅画作,摆着几件雕塑,都是作家肖像。南边靠窗平柜里,还放着一些作家的素描速写。展品不多,但分量不轻。展出的作家肖像画作,有四分之三都是高莽先生的作品,作家速写素描也基本出自他手。他是这个画展当之无愧的挑大梁者。

合葬地点是园中一处幽静素雅的墓地,仪式开始时,天空洒落下绵绵冬雨。雨中,辛笛老人的儿女们依着传统形式祭奠着父亲,我在雨中不停拍照,力争完整留下这一幕。归途中,细细的冬雨变成了好大的雪花,纷纷扬扬打在前行车子的挡风玻璃上。

巴老故居算是大的了,但还是不够放,其他作家的藏书、手稿又会如何?周立民见过有人搬家,不得已处理掉的图书汗牛充栋,有的还会拍卖,再度公开就非常难,作为文献的价值微乎其微。周立民认为,上海是个文学家荟萃的地方,巴金一代的文学家几乎都在上海留有足迹,即使不在上海,书也极有可能是在上海出版,许多人也是通过文学了解上海,这是属于上海的文化财产,可以撑起一个城市的精神,继续任其流散只有可惜,对于上海文学研究来说,如果能有一个集中展示上海文学资源的文学馆,供研究者寻踪,该多好。

萧军是高莽先生画的第一位中国作家。1946年,萧军从延安来哈尔滨,创办《生活报》,连载小说《第三代》,请高莽为他画肖像做刊头。这张头戴无檐帽的萧军肖像,产生很大反响,也让高莽坚定了画作家的想法。他再次给萧军画肖像,已经是40年后了,萧军非常满意,感慨万分,在画卷上题诗十首,述说坎坷经历。

他山之石 许多城市都建有文学馆

高莽先生画过一张鲁迅肖像,茅盾觉得很不错。许广平从《美术》杂志上看到后,写信感谢他,并希望他再画一幅鲁迅在海边的油画。如今,这幅油画和作家画廊中的其他画,都珍藏在现代文学馆中。

2004年6月,我带着4名同事去上海接收王辛笛、施蛰存、吴强三家的文物及藏书。一个多礼拜时间里,大家分工协作,不怕苦累,把三家的文物文献资料分别清点、打包、装箱,然后租用5吨的集装箱柜车,通过京沪快运,直接运往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于1995年,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功能于一身。现代化的新馆拥有52个文库,藏有巴金、冰心、丁玲、周扬等众多现代作家的著作、信件和收藏书籍,有藏品30余万件。馆内设有4个展厅,配有先进的管理、检索、复制和阅读设备,实现信息网络化,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文学馆。

高莽先生对我说起过创作这些画作的故事。1977年,他去看望茅盾,茅盾关切地问他还画画吗?他很感动,回来就凭当时画的几张速写,在一张不大的文书纸上,用毛笔画了一幅茅盾侧面肖像。他寄给茅盾,茅盾很快又寄回来,并在画上亲笔题诗一首,其中两句是:“多谢高郎妙画笔,一泓水墨破衰颜。”

王圣思老师告诉我:这只是辛笛藏书文物的第一批捐赠,共4000多件,足足装了120纸箱。我们回馆整理登记后为4341件,其中:书刊4214件,手稿13件、文物88件、家具7件、字画19件。4000多册藏书中,1300多册是珍贵的外文版本。辛笛先生1936年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研修英国文学,1939年回国时带回不少英文书籍,加之后来数十年不断补充的,许多都是20世纪初的珍稀版本。

在青岛,老舍故居内建立了骆驼祥子博物馆,是我国第一个以文学专著命名的专业性博物馆。博物馆共有3层,其中创作厅对当年老舍书房进行了部分还原。

茅盾的鼓励给了高莽先生重画作家的信心,他尝试用中国画特有的水墨技法,表现中国作家的神采和风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韵味和效果。每画完一幅作品,他都会请作家本人在画上写上几句,作家们都欣然命笔。丁玲在画上题四个字:“依然故我”;艾青在画上留下自己的诗句:“含着微笑,看着海洋”;骆宾基则写道:“妙笔传千载,老态成十年”;萧军录的是早年旧作:“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是一身轻”……这些题字配诗,无一不是作家精神气质和人格风骨的再现。

辛笛先生去世后几个月里,圣思老师夫妇为早日实现父亲的遗愿,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两个人身体都不好,圣思老师一本本挑选着赠书,金效祖老师一本本盖上辛笛藏书章,然后分门别类装进纸箱,再一摞摞摆放齐整。王老师说,在整理过程中,摩挲着父亲生前喜爱的书稿和物品,仿佛还留着父亲的手温,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我们去接收的那几天,也是尽量轻拿轻放,几个年轻人一起干,清点登记、装箱打包,累得腰酸腿疼的。他们两人已年过六旬,为了完成父辈的遗愿,付出了多少心血和辛劳汗水,可想而知。

台湾文学馆,主要搜集、整理、典藏与研究台湾近代文学史料,此外还通过展览、活动、推广教育等使文学亲近大众。

当然,也有遗憾。高莽先生为翻译家李健吾、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杨沫画好肖像,送去家里题字,可几位老人都没来得及题就去世了。每每说起,他都怪自己没有只争朝夕。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往张天翼家送画,路上被汽车撞倒,险些酿成大祸。他爬起来,不顾自己的伤情,首先去看画碰坏了没有。

几家的文物文献接收工作基本完成了,我向圣思老师提出,想和几个同事去青浦福寿园看望辛笛文绮两位老人。她们夫妇一定要亲自陪同前往。

在高莽先生的作家肖像画里,我对他画巴金的那张情有独钟:一位身着西装、满头白发、身材矮小、步履蹒跚的文学老人迎面走来,背景是弯曲的小路和若隐若现的树林,形象逼真又意境深远。1981年秋,巴金去法国途经北京,高莽、曹禺、邹荻帆相约去前门饭店看望。他拿出肖像画请巴金题字。巴金想了很久,才站起走到窗前,在画作右上角,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这次,我有从容的时间拜谒辛笛文绮两位老人。诗人的墓栖身在普通人的墓群之中,远离名人园的奢华和名利场的喧嚣。墓碑素雅厚重,一块花岗岩雕刻的大书,打开平卧于翠柏绿松中。碑基正面镂刻着“将生命的茫茫脱卸于茫茫的烟水”。这是辛笛成名作《航》里的诗句。墓碑没有冗长的碑文,大书上写着:父诗人辛笛、母教师文绮,以及他们留给世人为数不多几部作品的名字。墓碑落款是四家子女。立碑时间是2002年清明节。当时两位老人都还健在,他们为自己挑选了日后的长眠之地。

高莽先生在一篇《可敬可爱的老人》中感叹:“这一行字写得特别别致,极有韵味……在座的人都叫好,巴老脸上一片笑意。”

我在打开的“大书”前默立,眼前浮现出五个大字:书比人长寿。仿佛倾听他们在风中唱着与子偕老之歌。

送君八本书

书桌上,摆着高莽先生送我的8本书,全是他这些年自己写的。

2005年11月下旬,我带领同事慕津锋、王磊、封晓瞾又一次赴上海,接收辛笛藏书和手稿书信。临行前给王圣思老师打电话,得知她脚部骨折了。圣思老师说:正在恢复中,有金老师这个主力,不影响交接。我叮嘱几个年轻人:“咱们把所有动手的活儿都包了,尽量让二位老师动嘴不动手。”文物文献交接工作进行的紧张有序,前前后后几天时间,王老师带伤指挥,金老师带病登上登下跑出跑进,我们劝也劝不住。这次共接收了12000多件文物文献。除了藏书、手稿、书信、字画外,还有一套红木家具和许多辛笛老珍藏的文玩瓷器。这让同事王磊惊讶兴奋不已,他学的文物专业,深知其中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而我更觉得,每一位老作家和他们的家人对文学馆的支持和信任是无价的,最珍贵的。他们的慷慨捐赠和无私奉献,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壮大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文学馆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永远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

第一本书,《画译中的纪念》。1997年2月一版,九洲图书出版社出版。

如今,辛笛先生的文库早已在文学馆建立起来,17000件文物文献资料是一座丰碑,一座宝藏,每一个热爱诗人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的人,都可以在这书山诗海中与诗人促膝神交。这正是辛笛先生憧憬的时间和生命的永恒。

时间久远,我已记不清当时具体的场景了,高莽先生在书的空白扉页上,为我画了一幅速写肖像,下边写着:“刘屏留念
书中缺的人物以画补之
高莽1998年10月25日”。如今,我也年过六旬,看到题签仍心跳脸红。书中所写所画都是中外著名的大文学家,而我当时只是一个热爱文学、投身文学事业的普通人。我明白,先生是在用一种亲切幽默的方式,督促、激励我朝着心中目标去奋斗、去努力。

此时此刻,我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辛笛老人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清晰。如今,他的女婿金效祖先生也随他而去了。想想后来几年中,幽默乐观的金先生带病坚持整理辛笛老人藏书文物的情景,我始终觉得不安和感激,他同样把自己的心血和生命融入其中,同样得到了时间和生命的永恒。

翻看当年日记,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记载:“1998年10月14日,去中国图片社取为高莽洗印的照片。”“1998年10月16日,到馆前先去高莽处,送照片,得他画像一幅在书上。”那段时间,我正为高莽先生拍摄他捐赠给文学馆的作家肖像画。先用负片,又用反转片拍。

日记简单,得书和画像的日子也对不上,不知何故?但事情肯定是同一件。依稀记得,当时我们聊得尽兴,他还拿出一大本文学大师们给他的信让我开眼。他说:“有人愿出高价收买其中数封,我死也不会卖的,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都能用钱买到的。”

第二本书,《文人剪影》。2001年9月一版,武汉出版社出版。

高莽先生在扉页上题签:“刘屏先生 雅正
高莽2003年”。没有具体的月日。查日记:“2003年1月24日,接高莽的书《文人剪影》,很好看。”也是短短一句。

《文人剪影》中所写的许多名家,我到现代文学馆工作后也交往过,读着他的文章画作,那些人和事活灵活现在眼前,亲切极了。人生如梦,他把梦境中最珍贵的瞬间复制下来;岁月如河,他把河流中最晶莹的浪花掬捧回来。

2001年,有人约我写篇高莽先生近况的文章,当时,现代文学馆新馆刚开不到一年,工作压力很大,挤不出时间去他那里采访。我拨通电话说明来意后,先生开口就拉出个大清单:一是萧红诞辰90周年,哈尔滨请他画套萧红明信片,他痛快答应,画起来却不满意,他想用最好的笔墨纪念这位早逝的老乡。二是给阿加索洛夫教授的《俄罗斯二十世纪文学史》中译本配插图,为了书中50多位俄罗斯作家肖像画不呆板、生活化,他每天翻箱倒柜找资料。三是正写作随笔集《圣山行》,这是一本关于普希金的书,他喜欢普希金,崇拜普希金,翻译普希金,没少写普希金的文章,如今对普希金又有新的感觉和认识。已过交稿期限,还在“研磨”。他说,这本书对他非同一般,宁可毁约,绝不凑合,一定搞好。四是在看《作家剪影》校样(即上面说的《文人剪影》),素材皆来自第一感受,图文皆出于自己之手。数十载辛勤耕耘,今天正是收获的季节。另外,还有出版社请他翻译契诃夫的作品,还要整理费德林生前一本写郭沫若的书,还有零星不断的各种约稿索画等。他说,他是在“还不完的债”中度日和生活,苦则苦矣,乐则乐哉!

听着电话,眼前晃动着高莽先生忙碌的身影。我说:“您可得注意身体啊!这可是革命的本钱!”他叹了口气:“想写的东西太多了,一是时间不够,二是身体不行。”如今,他搬入新居,一个人就有两张大桌子写作画画。他说,现在一天干不了多少事儿,怕累垮身体。“我不是惜命的人,但要保重身体,因为保重身体就是为了保住她。”

高莽先生说的“她”,就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半——爱妻孙杰。他说老伴失明好几年了,照顾好妻子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事情。他还讲过亲手为老母亲缝做便服的事,虽然因不合身母亲把衣服拆了。

这个重情重义东北汉子的孝顺心、率真情,让人感动。无论做人、译书、写文、作画,他都有严格准则,让我肃然起敬。

第三本书,《圣山行》。2004年1月一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四本书,《俄罗斯大师故居》。2005年1月一版,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第五本书,《俄罗斯美术随笔》。2005年5月一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初冬的一天上午,我去农光里看望高莽先生,取他为现代文学馆建馆二十周年写的字和送馆里的书。我逐一清点先生准备好的东西,放在纸袋里。完成交接后,他拉我坐在沙发上聊天。我问:“您最近好吗?”他说:“这不就这样儿!就是忙,干不完的事情!”我说:“那您可得注意身体,千万别累着了!”他笑笑反问我:“你最近忙啥?”我告诉他,前几天刚去上海参加了巴金先生的告别仪式,国内文学界好多人都去了,还一起去武康路巴老家中瞻仰吊唁。他点点头,沉吟片刻:“巴老是个说真话的好老头,真诚得都能把心掏出来!”

记得那天我们还聊了不少现代文学馆的事情。我说,现在工作忙好,越忙越高兴,说明我们工作有成效,说明大家对现代文学馆的支持。高莽先生伸出大拇指:“好!不过也要注意身体。”便起身去隔壁拿了三本书出来:“刘屏,这几本书是给你的,别嫌少啊!”

一下得到高莽先生三本书,我受宠若惊。每本书扉页上,都有他的题签,只写了年没有写月日。

看到书上写的“刘屏兄”,我有些愧疚:“您太高抬我了,我哪敢跟您称兄道弟啊!”他笑笑:“不在年龄,不在资历,不在名气,在缘分。”

《圣山行》《俄罗斯大师故居》《俄罗斯美术随笔》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我看了不止一遍。跟随作者寻找诗人普希金的足迹,探访俄罗斯文学艺术家的生命历程和艺术成就,参观一座座大师故居,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心灵。高莽先生的书,让我近距离地了解了俄罗斯,深深感受到了俄罗斯古典文学艺术的魅力及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六本书,《墓碑·天堂》。2009年1月一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书上题签落款是“2009年春节”。

打开2009年日记,翻到1月23日:“上午去农光里看望高莽,带了咖啡和牛奶。老人很高兴,精神很好。告我去年年底给闻捷家乡画了一幅闻捷肖像。看看照片,挺不错的。又送我一本带着墨香的书《墓碑·天堂》,内容和形式都非常漂亮。聊中老人去客厅让孙老师接电话,四观接待厅中,到处都是虎的工艺品,就如入了‘虎穴’。高莽先生对虎情有独钟,但我印象里他却没有画过虎。高莽女儿晓岚也过来,高莽笑着‘埋怨’女儿对他管得太严,什么都管,我说有人管是幸福。高莽说要把他画的郭沫若肖像送给文学馆,又回头问女儿同意吗?女儿说,你都说完了,我还能说不同意吗?11时又来客人,我告辞打车回馆。”

这是我日记中记述与高莽先生交往文字最多的一段。今天看还是那么亲切,当时的一切如在眼前。可以看出他对画画的挚爱,对妻子的时时关照,和女儿水乳交融般的温馨情感。他们是天底下最令人羡慕的父女。

那天还有一个场景留在我记忆中,那就是走进高莽先生家时,满室淡淡清香,一盆水仙已是花蕾初绽,晓岚姐给我们照合影时,先生特地把水仙盆拉到自己身旁,我则把厚厚的《墓碑·天堂》,摆在前面显眼位置。先生说:“这本书挺有意思的,你有闲时看看。”我知道他2000年就出版过一本写墓园文化的《灵魂的归宿》,很受好评。可惜我没有看过,这本一定要看。我说,看了您这本书,我一定要找时间去俄罗斯看看这些墓碑艺术品。

《墓碑·天堂》的写作花费高莽先生不少时间精力,他从第一次参观俄罗斯墓园受到震撼,到第一次动笔写,经过几十年时间。几乎每次出访俄罗斯,他都要抽时间去参观各地的陵园墓地。一位俄罗斯朋友告诉他,每次接待中国代表团,都有人提出要参观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后来才知道,很多人看过高莽的《灵魂的归宿》。高莽自己都没有想到,那本书居然成了中国人了解俄罗斯的一个文化窗口。

高莽先生在《墓碑·天堂》的前言中写道:“墓碑下安葬的是历史人物,人世间留下的是他们的业绩。墓碑本身也是出色的艺术作品,它们像是一座座无形的桥,从墓地架到天堂,连接着阴阳两界的人。”这些墓碑雕塑者,多是有高超艺术成就的俄罗斯大艺术家。《墓碑·天堂》里收入82位俄罗斯文学艺术界名人名家。

2016年初夏,我和老伴去俄罗斯旅游,沿途饱览风光美景,体味两岸风土人情。到达莫斯科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新圣女公墓。当年让高莽先生感觉震撼的这座露天雕塑陈列馆,也震撼着我。耳边响起《墓碑·天堂》中的感叹:“他们都属于历史的过去。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就不会有未来。”

第七本书,《安魂曲》。2011年5月初版,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

第八本书,《高贵的苦难》。2007年3月一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得到这两本书,不在同一时间。《安魂曲》是2013年1月25日,而《高贵的苦难》则是2013年5月8日。但两者间被一件事紧密相连,那就是“高莽人文肖像画展”。

2013年,我到文学馆工作30年后,要退休了。每逢春节,我们都要看望老作家和作家遗属。往年看望人多,大家分工跑。这次,我和部门同事们一起行动。1月25日上午,去看望高莽先生。感觉他精神不错,但气色不是太好。女儿说他每天躺着的时间比以前多了。我们到来时,他格外高兴,送了现代文学馆不少新书,还赠了我们每人一本。

我选了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高莽先生非常看重这本译作,他1947年就知道了阿赫玛托娃的名字,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对“这位命运多舛,创作精粹的女诗人”有了质的认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他花费时间最长、用心最多、推敲最久的译作。这也是我珍藏的他唯一一部译作。他照例为每本赠书题签钤印。看到送我书上题的“刘屏老兄”,我感到特别亲切。落款是“乌兰汗”,这是他翻译作品时使用最多的笔名。

这次看望高莽先生,我还有个埋藏很久的想法:他是当年第一个在现代文学馆办画展的作家,那时条件有限,如今现代文学馆鸟枪换炮,我想在退休前,促成先生再在现代文学馆办一次个人画展,报答他几十年对现代文学馆的支持和贡献。可能这个提议有点突然,他和女儿没有马上答应。回馆后,现代文学馆领导很支持我的想法,督促我尽快和先生商定展览时间。

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多次往返高莽先生家,为画展做积极准备。

进入5月,到了画展筹备关键时刻,我和展览部人员又专门去拜访高莽先生,进一步落实办展各项工作。那一天,他穿一件红格子衬衫,非常精神,也特别高兴,整个上午幽默风趣,谈笑风生。他又送现代文学馆两幅画,一幅是前几天画的《巴金在现代文学馆》(巴金到过现代文学馆,但没有来过新馆,高莽画中巴金围着格子围巾,含着欣慰的笑容,站在文学馆新馆大门前,身后是出出进进的观众。这正是巴老当年在文章中预想的场景),另一幅是当年给巴金祝寿时画的《一个小老头》的复制件,为了送现代文学馆,他又在画上做了认真修改。

这次,我又得到一本他的书《高贵的苦难》,书的副题是“我与俄罗斯文学”。书中写了他与俄罗斯一生的情缘,及他在不同时期对苏俄作家的访谈录和探访俄罗斯作家足迹、故居的文字。

6月26日上午,“历史之翼——高莽人文肖像画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大厅开幕。看到那么多嘉宾朋友,高莽先生笑声不断,场面温馨热烈感人。站在大厅后面,看着台上倾诉心声的先生,我内心平和欣慰。

几天后,高莽先生又来现代文学馆,接受电视台采访。一位藏书友人拿来一摞高莽的书,托我请先生题签。高莽签完后对我说:“刘屏,别动,我再给你画张像。”他拿起现代文学馆为画展印制的薄薄画册,翻开封面,在封二空白处,寥寥几笔,完成作品。落款:“刘屏老友一笑
高莽漫画”。我喜欢这张漫画,画册封二上侧面的我,注视着高莽先生微笑仰望的照片。

我始终记着高莽先生在文学馆建馆二十周年庆典上写给我的话:“文学馆是座大学,在这里工作何其幸福!”是啊,我热爱现代文学馆,感谢现代文学馆,是现代文学馆让我结识了高莽先生和那么多德高望重的文学家。

早年,我拜访辛笛先生,他在我的本子上写过“书比人长寿”几个字。老人去世,我写过一篇怀念文章,名字就用的这几个字。如今,高莽先生也走了。但他的书、他的画为这个世界,留下永久的精神财富和动人故事。

作者:刘屏,1983年部队转业后参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工作。退休前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主任,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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