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龄修:思维世界里的长跑者

2012年夏天,我去贵州出了一趟差。回来打电话跟他汇报行程,他静静地听着,插了一句:“坐火车要经过我们家……”,然后就好半天没有声音了。我“喂”、“喂”了好几声,也听不见回应。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见话筒里传来纸巾窸窸窣窣的声音——想也不用想,老先生又流泪了。“故乡”是他不能触碰的字眼,却反复萦绕在他的记忆中。

杨海英

孟彦弘

2013年10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在1046会议室举办了“明清之际的探索——恭贺何龄修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主任吴伯娅主持,参会诸好友、学生、同事,围绕“明清之际的探索”这个中心,从不同角度对何龄修先生的学术生涯和成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有关何龄修的人品和文品。称何为“师兄”的研究员郭松义第一个发言,回顾在清史室的同仁往事,尤当主任王戎笙访美期间,何、郭搭档主持、推动研究室工作的历程,还特别提到几项值得铭记的工作:在杨向老的领导下,与研究室同仁联合中华书局一起创办《清史论丛》、《清史研究通讯》并出版《清史资料》,这三项具有开创意义的举措,对推动大陆清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原所长陈祖武承此话题,强调《清史论丛》之所以能办得好、办到现在,何先生功不可没;并回忆自己当年在《清史论丛》和《清史人物传稿》上发稿,每一篇文章都蒙何先生逐字逐句地把关。谈及研究生听课的经历,认为何先生等老专家,为历史所立下了一个很好的传统:这样的传帮带能使年轻学者成长较快。院报老主编李尚英盛赞何先生的研究“贯彻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原则,为弘扬民族精神做出了贡献。”作为外地嘉宾,特意赶来参会的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张玉兴现身说法,回忆向何先生拜师问学二三十年从未间断的情分,体现了一个关心后学的真正学者的风范,这也与其再三致意培养民族精神、明确责任担当的大节大义相呼应。原明史室主任商传回忆进所之初,何先生向他表示“你要想听什么课,凡在历史所范围内的每一位老师,我都可以帮你安排”以及荣退纪念会上何先生的赞许及“外鹜太多”之评,反映了对年轻人的爱护,“我向我的老师表示敬意!”室里老同事赫治清研究员说:“何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公认的,不仅对清史学科、清史室,也对历史所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还是我在天地会研究上的第一指路人。”为配合杨向老提出的培养人才,分兵把口,何龄修做了很多筹划,包括“《清史研究》的前身即《清史研究通讯》,从开始的油印本,到取得正式刊号的出版物,后因经费困难,才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接过去承办”的典故。李世愉研究员说,何是商先生两大得意弟子之一,虽私交不多,但早已知道并尊敬有加,用五个“非常热爱”来概括其为人:“一个非常热爱史学研究,非常热爱历史所,非常热爱清史室,非常热爱专业,非常热爱每一位同事的好人”;“当然他也爱提意见,可能也会给领导提意见,可能也不爱听,但他是一个真正正直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编审许敏等老同志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应了这一点。
有关何龄修的学术特点和风格。姚念慈教授重点评价了其学术深刻性所蕴含的启迪:明清之际的事件人物、清史学的发展和明清戏曲史是何龄修的三大兴趣,而用力最深、可称绝学及“何先生之所以成为何先生的根本”则是第一项:即以自己独到的研究为基础,在准确评价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并超越前辈学者,无论是有关清廷杀死明太子的研究,还是清廷巩固其统治的策略,如对待复明人士的处理方式及清初满汉民族斗争的互相渗透中蕴含着超越狭隘种族认同的潜在动向,都是其研究复明运动深刻性的标志性例子。不仅可加深我们对清政权本质的认识,也为判断清王朝的政治特征、明清社会矛盾的转化及其阶段性提供了历史依据,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宽广襟怀。陈智超研究员谈到:“何先生经常讲具体研究,但不局限于具体,而是提高到理论性的整体高度。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他看的东西很多,吸纳很广,不仅研究明清,而宋、隋、唐等前代的东西也看,所以他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才能站在很高的高度,具有广阔的视野。”商传研究员也说在继承前辈学者如孟森等学术的基础上,何先生“能够通过一个人写个大历史,是个了不起的大家。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并非西方的那些东西才是先进的。”樊克政研究员认为何先生的学术高度与其在资料积累方面所下的功夫分不开,并总结了《五库斋清史丛稿》体现的学术风格:一是史和论的有机结合,继承前辈学者严谨治学,求真求实的优良传统,重考证而不止于考证,重理论而绝不是空论;二是专与博的有机结合,体现出五层宝塔型的知识结构:最顶尖是复明运动,其次是明清之际的社会史、文化史,第三层是清史,第四层是中国史,第五层是五库图书:经、史、子、集外加理论的结构,广泛涉猎,深入钻研,专题论文都是有广博的知识支撑的。三是学与思的有机结合,善于思考、勤于思考,故其着作具有思想魅力,尤其是写作时精神状态放松,遣词造句从容,这也非长期好学深思者所不能达到。杨珍副所长也重申何先生善于抓住研究对象的特点、重视理论并贯彻自己思想的学术风格。
最后,科研处长楼劲谈了两点体会:一是何先生对关键细节的敏感令人佩服,历史离开了关键细节,就没法书写,也没法思考;二是文笔优美,平实中体现出来的幽默感,启发人们即使进行尖端研究,也可以达到严谨、优美的有机结合。
何龄修先生也发言表示感谢:“各位的发言给我带来了愉快!”因时间所限,还有不少同仁没有得到发言机会,在会后举办的午宴上,大家共祝何先生健康长寿,继续畅谈。

何龄修先生欣开九秩。他身体虽时有小恙,却并无大碍。我受何先生提携关照,也转瞬近二十年了。

何龄修先生在迈进此生的第八十五个春天时,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从吃完早餐的饭桌上侧滑倒地,到心脏停止跳动,只有短短的半天时间。那一刻,戊戌年春分时节子时刚过。当天上午,再陪师母回到他们华威西里的寓所时,院子里的一株樱花正在盛开,在我眼里明晃晃地刺亮着,就像是何式告别,花语是不送。

我一九九四年毕业分配入历史所时,历史所是在日坛路。不久,历史所又重新搬回院部大楼后面的小楼,我们社会史研究室是在二层右拐的第一间。一天,何先生来室,说,这是何公馆。见我不知,才细细讲解;原来,这是当年何先生住过的房间。社会史研究室是何先生的老友郭松义先生提议设立,设立之初,只有主任郭先生和副主任商传先生。此后又陆续从本所及外单位调来了吴玉贵先生、定宜庄先生,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分配来所的张印栋兄;我则是第六个进室的。这些先生中,郭先生、定先生治清史,且定先生又是何先生所格外敬重的王钟翰先生的学生;治明史的商传先生的父亲商鸿逵先生是何先生的老师,商传先生称何先生为老师,何先生则称商传先生为学弟——有了这样的关系,何先生常常是一上楼,便顺道转入“何公馆”。

3月20日是周二,我们返所上班。中午12时,接到何翔师弟的信息,说老爷子吃饭时坐在凳子上摔了一跤,现处在昏睡状态,已叫救护车,在等待。当时,我正走在去北京医院的路上,想来可在医院碰到。因为老爷子平常看病取药和熟悉的医生都在那里。另外,也觉得这次或许还是老爷子
“跌倒不下数百次”的日常重复,出点血、破块皮,大不了像2011年春天那样摔断腿骨,反倒是有机会在术后住院期间,跟我集中地聊了好些话题,骨头再接上也蛮好用。本来就身形瘦削的何先生,如今更是皮包骨头,身轻摔一跤,应该不会太严重吧?

那时的何先生,六十初度,似乎是刚刚退休,抑或尚未退休,精神极好,毫无老态。对年轻人,毫无前辈学者的“老师架”,极为平易。再加上何先生对学术界的掌故知道的极多,记忆又格外的好,所以听他聊起来,真让人如沐春风;特别是像我这样喜欢听掌故、探八卦的人,非常喜欢何先生来聊天。

但是我想错了。救护车径直拉着老先生去了垂杨柳医院。病房和重症监护室都没有床位,医生的诊断是脑出血(创伤性硬膜下出血,脑疝),不建议手术,转院也面临难题,病人瞳孔已经放大。师母随后打来电话说要回家拿些衣服,我才知道事情不好。懵懂了一阵,想起应该通知所里的同事,随后打车赶到华威西里,陪师母挑了几件衣服,再到垂杨柳医院。看见老先生就躺在走廊中,头裹一个网纱兜,两眼微闭,半侧躺在移动床上,呼吸、心跳都还有,血氧含量已低于正常水平。这时研究室和所老干部处的领导、同事都已从建国门赶到,经和医院方面协商,何先生被移进了抢救室,紧靠门边安放,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满满腾腾挤了八张床。他的姿势一直没变,偶尔能听见低低的出气声。无法转院或手术之后,唯一的选择就是保守治疗,吊点多巴胺和葡萄糖水剂。思来想去,我向经历过多次急救事宜的陈爽求教,他和张彤先生也很快赶到,还背着上班时用的沉重器械。

何先生是一九五八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来所的,其时历史所也刚刚成立不久,所以,有关历史所的事,他知道得很多。比如,翁独健先生对学界争论异常热闹的几朵金花,告诫年轻人“要观战不要参战”(我读大学时,就曾听我的老师沙知先生说过,对所谓理论与考证,翁先生曾有“画鬼容易画人难”的妙喻)。王毓铨先生从历史博物馆来历史所,被领导安排由秦汉史转治明史;他极重视《明实录》和明人别集,认为是基本史料,而对《国榷》等书则较为轻视,更无论《明史》了,但在审读中华书局组织点校的《明史》后,说书中有不少好材料。这类掌故,何先生知道得很多,因为记性特好,所述极为可靠。如果他能在得暇时,将这些掌故一条条写出来,那真是一部极有意思的所史。

如果大限很快来临,能够准备的实在不多。师母带着先生贴身的衣裤和一套深蓝色的新西装,那是何先生北大的老友胡珠生所赠,却一直没有机会穿。天冷的时候,何先生总喜欢戴一顶帽子,陈爽和张彤陪着我在附近找了一圈,顺利买到了一顶浅灰色的新帽子和一双圆口布鞋。何先生比我父亲大三岁,十多年来,他俩一直是帕金森症的病友。为五斗米折腰的我,没有条件也不方便经常回南方探望、照看久病的父亲,就只能经常去看看何先生,似乎这样可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或转移一点对父亲的心意。每次,何先生都要送我出门。开始时会跟电梯里碰到的熟人开玩笑说我是“女儿”,到后来就渐渐说成了习惯。起先,何先生一般送我到潘家园地铁口,看我进站再自己一摇一晃走回家。我不放心时也会返头再盯看他一段,有次正好看到彭卫先生带他回家。后来不让他去地铁站了,他就近送我到楼下十字街口,再后来则是师母扶着他送我到楼道电梯口。近一两年,我与师母都倾向于不让他出门,这对他来说难以接受但也无可奈何。2016年冬天,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出门,在附近吃了一次淮南牛肉汤。那天,他吃得蛮高兴。我刚进门时,他就口齿清楚地说:“不是小牛是小羊
(杨)”,典型的 “何氏”风格。

在我看来,何先生对历史所是非常有感情的。

师母告诉我自2015年夏天开始,先生的一日三餐或已不时。2017年春节过后,我去看他,老先生面带微笑,很认真地说:“真抱歉,不记得你了,我给你三鞠躬。”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动真格,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直发毛。一个月后,再与同事华川和在成都工作的学生龙武一起去看他,他又说:“奔前程要紧,看老人靠后。”显然他的脑子仍然清晰,欣喜随之而来。一般没要紧事,我会在下班后去趟华威西里,这些年常搭同事士皓的车,他在小区门口放下我再绕道回家。哪怕是摔得鼻青眼肿,我进门时,何先生都认得是“女儿来了”。但在垂杨柳,老先生始终没有睁过眼。入夜
1点
30分,值夜班的同事立民来电说何先生心脏停止跳动了。我从医院旁的酒店赶过去,帮着护工和师母替先生穿好那套西装领带,戴正帽子,套上鞋子,室里的同仁存阳主任、到稳等一起护送到太平间。再与师母回到酒店,已是凌晨3点钟。忙乱两天之后,在八宝山竹厅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单位领导、同事和各界亲朋好友七八十人到场送别。想必先生如果九天有知,应该还是会欣慰的吧?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历史所渡过的。他退休以后,还经常返所,对年轻人的学业非常关心。杨海英兄就是一例。她比我晚两年入所,二〇〇一年申报研究所的重点课题“洪承畴的后半生”,正出自何先生的鼓励;二〇〇六以《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为题出版,她在《后记》中满怀深情地说,“在我入所伊始,就指定何龄修先生任业务指导”,对洪承畴的研究,“从思想、观点材料乃至行文遣句各方面都时行了不遗馀力的指导。如果没有他耐心细致的指导并一再督促,本书如期完成是不可想像的。他还是本书各章节初稿的第一读者。得不到他的首肯,自己甚至没有信心往下写。”他对研究室的建设非常关心。退休多年,仍为清史室所主办的《清史论丛》审读稿件。我也不止一次听他谈起杨向奎先生“分兵把守”的治室经验——一个研究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重要方面的研究不能有缺环,研究室人员要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选定一个主攻方面,以求对一个断代能有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个意见,对现在研究室的学术建设都是极有启发的。中国古代史是以断代史研究为基础来展开的。作为一个专业研究所,在研究人员编制较为充裕的情况下,如果某个断代的研究集中在思想、学术、文化,而很少研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他也很关心历史所的建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历史所拟办《中国史研究》时,他就反对;他主张办一份能反映历史所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水平的专业刊物。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终于开始出版,这跟他多年的呼吁是分不开的。时任所长的陈祖武先生曾约请他担任即将面世的所刊的编委,但事实是他“名在孙山外”。这件事,何先生大概是不太愉快的,他在给某同事的公开信中提及此事:“我为即将有所刊而高兴,出一本就有本所的一本成绩,将来有五本、十本就很可观了。至于当编委,我没有表态,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我不拒绝就够了。又不是征求我的意见,也不是什么天降大任,用得着我欣然接受,深表谢意吗?结果名单公布,贱名在孙山之外。……我深幸自己……没有表示受宠若惊,只当它反映一种事实,否则就表现太浅薄太丢脸了。”即使如此,我从没有听到过他的负气乃至怨怼之语。作为个案,这件事的真实原因已无必要深究,但以他的动辙提建议、提意见,好发议论、打抱不平的个性,我想他实在是应该属于不大受执事者待见的那类人吧。

1933年,何龄修先生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商人家庭,但身体不是很好。6岁那年患了鹤膝风(中医病名,西医名类风湿性关节炎),无法走路,也不能上学,靠养母辛勤照料和祖父自学中医的朋友许翰源帮助,得以治愈。但留有后遗症,以致在1953年进入北京大学后,不能学习他的第一志愿考古,“第二志愿还是考古”,不得已改学了历史专业。而老年罹患帕金森综合征后,不仅手抖得厉害,写字、吃饭都遭遇困难,走路更是蹒跚摇晃,像是随时都要摔倒,看得人心惊肉跳。伴随他的还有老年性目疾:复视、白内障、眼干症等日益严重,听力也大大受损,到几乎完全失聪的地步,大脑运行的时空错乱更日渐经常。他自己说:“这些祸害,打击了我的信心,几乎使我要相信童年的厄运会在暮年卷土重来。”但是老先生的顽强也可惊天地泣鬼神。如果不是最后这一跤摔得不是地方,或许他永不停顿的大脑可能还会不断迸发出奇迹。

当然,历史所的历史,毕竟是整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更何况改革开放前的“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简称,即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的关系又是如此的密切。他给我讲过当年所科研秘书对学术研究的控制,讲过实际长期主持所务的尹达先生“鱼贯而入文坛”的名言……因此,将历史所的所史概括为“求真务实”,我想他是有微辞的。对“所史”的认识,他是既不菲薄,也不美化,更不歪曲。在我所接触的历史所前辈学者中,我认为他是最为客观的一位。

何先生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前20年、后18年及退休后。从1958至1978年的前20年,主要参与完成的都是集体研究项目,后18年相对自由些,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这些经过我都不清楚,只能通过他的自述得知一二。

何先生对老师极为尊重,且勤于拜谒。常常听他讲起有关他老师,如邓广铭先生、张政烺先生、商鸿逵先生、袁良义先生等的轶事。他到历史所工作后,又长期追随杨向奎先生,在学术研究组织工作如办室办刊等方面的认识都深受杨先生的影响。他先后写过一系列的文章来纪念自己的老师。他对前辈学者也极为尊重,如再三表彰孟森先生在清史研究上的卓越贡献,充分肯定陈寅恪先生对反清复明运动的研究。最令人感动的,我想就是他花大气力,对《柳如是别传》的校订。

他最愉快的日子应该是在退休后。自1997年春开始参加先师王钟翰主编的
《四库禁毁书丛刊》,任第一副主编兼学术部主任,与一直有“老交情”的古籍打交道,这使他兴奋,工作效率也很高。他自己说是眼、手、脑并用,经他三审复核的内容,占全书总册数略超六分之五之多,还起草编纂缘起、编纂后记、补编说明。例如山东省图书馆征得的明人无名氏
《新纂乾坤宝典天文》钞本混乱错杂,不堪卒读,他审读了约600页,将之归类,重新编排、定序,顺利完成了任务。他曾说:“乾隆作的恶,由一群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来替他处理一项重要的善后”,“这是历史开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玩笑”,由此也自觉豪情满怀,不负此生。

陈寅恪先生哲嗣陈氏姊妹在三联版《陈寅恪集后记》中,对上世纪八十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过的《陈寅恪文集》中所收各种,在收入新版时所作的工作,作过一个异常简略的交待:“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诸集,此次出版时作了校对。”承担校对工作的是哪些学者、作了哪些校对,不得而知。《柳如是别传》是陈先生目盲后的巨着,而此前陈先生的研究工作重点主要是在中古史,而主持上海古籍版《陈寅恪集》的蒋天枢亦不以治明清史名家,所以这部书在材料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何先生曾写过《〈柳如是别传〉读后》,对陈先生晚年花极大精力撰着的这部难读的专着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既揭示了该书的巨大学术贡献,也指出了在史料收集、解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实在可以作为这部书的导读来看。也许正由于此吧,三联书店在重新出版《陈寅恪集》时,何先生又将这部巨着细细校阅一过,订正了不少失误。也正因为何先生所做的这一工作,我虽早已购得上海古籍版的《柳如是别传》,仍然重购了三联版的这部《别传》。陈氏姊妹对校订者的态度,实在与其父陈寅恪先生相差甚远;陈先生在编订其《金明馆丛编初编》、再版《元白诗笺证稿》时,都特作“附记”以鸣谢助其校补者。

贯穿这三个阶段的是先生从做学术秘书起养成的一个习惯。他曾协助杨向奎先生经营清史研究室,行“分兵把口”之治,根据研究室人员的爱好、特长,选定主攻方向,培养研究生等。虽然自谦这个工作没有全部完成,但实际上在退休停止返聘后依然如故,可以说是死而后已。因为这是“很有意义而且令我很得意的一项工作”,也是他喜欢、热爱的事情。我是1996年夏天入所的,那时根本不知道他已结束返聘,其实是个编外人员,还每个返所日必到,车费都是自贴。他不仅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张捷夫担任主编的《清代政治史研究》课题,还欣然做我的业务指导,并动员姚念慈师一起承担了其中
“开国篇”的工作,到1998年底前完成了这项研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集体工作,也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一个成果,本来很有意义的纪念,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可惜了。

也许正是因为对受业老师、前辈学者所作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尊重,何先生对整个清史研究史十分重视。他曾写过好几篇文章,从选题、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等多个角度,回顾和总结了清史研究的演变发展。比如,他认为孟森、朱希祖、萧一山、邓之诚等是第一代清史学家,商鸿逵、王钟翰、莫东寅等是第二代,郑天挺、谢国桢等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承前启后的一代;研究清史的方法或传统也不尽相同,孟森等重视正史,朱希祖等重视野史笔记稗乘,李光涛等则重视档案契约等(《悼念谢国桢先生》,《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这样的归纳和总结,真可谓提领振裘,画龙点睛。对清史研究史的梳理,成为他学术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完成了
《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工作后,我生了一个女儿。尚未返所上班,何先生就督促我开始写四库禁毁书中有关钱谦益的文章了。完成之后,他再次建议我继续研究王钟翰先生原来给我定的关于洪承畴的论文题目
(当时做不出来跑偏去了),还盯着我先拟出题目名称,听完后会说这个题目比那个题目要好。定好题目后,再拟目录,他会帮我分析这个目录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我在开始读方志后,他会说方志是用来查的,不要一页一页去读。先看目录,然后就知道你想要的东西到哪里查。至于我写了初稿,他更是一字一句地审读,从寓意挖掘到遣词行文,一点一滴地教,我亦步亦趋地改,完全是传统作坊里师父传承手艺给徒弟的方式。我之所以更愿意跟别人称他为师父而不叫他老师,原因就在这里。这种作坊式的指导,现如今在哪个大学里能找得到呢?时代变迁真令人有天差地别之叹。

何先生称自己“好发议论”。学术方面的议论,正可提高年轻人的学术鉴别力。对人事,也直言不讳。他曾言及八十年代的一起抄袭案。他说,只要是某人说的话,他就不信。但一旦涉及时政,则三缄其口,绝不乱说。一次,他戏谓我:“你小子要活在五七年,早被批判不知道多少回了。”其实,倘若我生活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也早就闭嘴了。在胡说与生存之间,我当然是会选择默而生的。他见我总是给领导提建议,就劝我要少说;我说,我没恶意啊;他说,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喜欢听话的,老提建议,不行。他还常说,尹达老夫子说过,可以犯思想错误,绝不能犯组织错误。我觉得,何先生是真正了解我党的。

何先生对待工作的庄重和认真,编辑研究室创办的《清史资料》《清史论丛》《清史研究通讯》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都融化在这些成果里。他自己也说:“对于室里的工作,我真是全力以赴,不惜时间,不吝精力。”他才情焕发,尤其是碰到学术“兴奋点”时,简直可以说是喷薄而出。比如他读陈寅恪先生的
《柳如是别传》,对其揭示的清初存在暗潮汹涌的地下反清运动,深感震撼。认为“复明运动”意义重大,特别适合表现史学提高人们精神素质的功能,继续沿着陈先生开辟的道路,研究了江南、浙江、湖广、北方多地的复明运动和复明大案,构成了一部反清复明运动和明清之际的政治史,成果集结问世于2016年,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清初复明运动》,只是未收入《〈柳如是别传〈读后》(哪怕是作附录呢?),或许对略窥全豹稍有影响。他跟我说过,在写这篇文章时,顺手得每天能写三四千字,写完也来不及誊抄,就跟所代表团去日本了,剩余的事情还是师母收的尾。

何先生很热心。中华书局在上世纪组织学者点校二十四史时,也包括了名列二十五史的《清史稿》,但与廿四史的处理略有不同,只标点而无校勘记。据当年参加工作的王钟翰先生说,原本是有校勘记的。中华书局启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修订工作后,何先生就热心地帮助中华书局推荐、联系点校者。我曾听所内其他前辈学者说,何先生很愿意替人看文章、修改文章,也曾替人借书找材料。

何先生还说过:“每写一篇文章,都要追求一点理论概况。我有这个习惯,但思维比较浅。我最满意的文章就是隔壁戏这篇文章,理论概况做得比较像样,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看来他最看重的还是对独创性的孜孜以求。他喜欢做《隔壁戏》这样的戏曲艺术史研究,就是因为“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会做”。艺术史的人不(这样)做,文学史的人也不做。这大概就是他得意这篇文章的原因吧。他应该不止一次或对一人表达过这种想法或看法。这样的思维和成果,非兼具秉赋和才情不能产生。在他病重阶段,仍在孜孜从事的是对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昆曲清唱艺人苏昆生(即吴伟业所说的“楚两生”)的研究,业已成型,交付出版,只可惜来不及看到成书,这也是一项令他“高兴得真是莫可名状”的工作。期间,泰州柳敬亭公园拟建中国评书评话博物馆,请他提供相关史料,他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多年收集的史料,坚持认为
“自秘材料,不是好风气”。他还意犹未尽地跟我谈过清代艺术、文化史可以深入研究的一些点,比如虎丘歌会就是一例。他说这是一个从万历初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太平天国之前的社会文化现象,就很值得深入研究,还有新闻纸之类的好题目都值得精耕细作。他也会对电视播出的所内同事讲座,提出自己的看法,说这个家谱讲座对家谱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有关收族的作用评价少了点之类的。

何先生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明清之际的政治史,即反清复明运动。清王朝得天下后,对这段史事颇多禁忌,相关史料有意无意多所湮灭,资料极少且极零散,即使在今天,许多书能够电子检索了,这个题目的相关材料也不是靠检索能收集来的。因此,研究这段历史,史料的收集颇难,辨别真伪、考证可信度则更难,不是简单抄录,将同类史料略加排比即可集事的。何先生长期致力于此,掌握的材料即使不是独步天下,恐怕也是最多者之一吧。也许正因为此,有学生作学位论文时即公然抄袭他的论着。即使如此,泰州柳敬亭公园拟建中国评书评话博物馆,请他提供相关史料时,他也无保留地想把自己多年收集的史料贡献出来。他跟我谈及此事,我倒是劝他不必全盘托出,因为他正在撰写的一部相关专着,史料的排比、鉴别、考订正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他听后,略顿了顿,说,一个学者的水平,不仅仅在于收集史料的功夫,还在于分析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自秘材料,不是好学风。

他重视清史学术史研究,研究清末民初一批清史、断代史著作,还有孟森、陈垣、谢国桢、商鸿逵等前辈先生的清史研究成就及重要明清史著作,从选题、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等多个角度,回顾和总结清史研究的演变发展。独特的归纳和总结,对帮助年轻人提高学术鉴别力,功莫大焉。这在《五库斋清史丛稿》《孟心史学记》等论著中都有集中体现。

我喜欢购书,更喜欢配书。一位朋友曾玩笑说,丛书内所收各书,原本多是并无关联的,何必非配齐呢。我却乐此不疲。在学术杂志或期刊中,我对有连续期刊号的杂志,基本不购置,因在图书馆极易找寻;我所措意的,是所谓“以书代刊”的重要杂志,如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的《中华文史论丛》等。各断代史学会或一些研究单位所主持编辑出版的不少“论丛”,自不比出版社的实力,往往印数不多,配齐不易。我进历史工作后,很想配置清史室主办的《清史论丛》,但此时距第一辑出版的一九七九年,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当我跟何先生说起此事时,他马上将我久觅不得的第一辑赐赠。为此,我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得到该辑后,写了题记:“本论丛第一辑蒙何先生惠赠,第四、六、七购于西直门中国书店,第二、三、五、八及九二、九三年各本购于本所清史室,故幸而成全帙。”此后各辑,则蒙实际主持《论丛》编辑出版工作的李世愉先生惠赠。这部论丛,即使在历史所,除老辈学者外,拥有全份者,大概不会太多吧。

《五代会要》颇难一见,中华书局据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影印,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过点校本,但已难得一见。一次,何先生问我有无此书,我说此书不易见,未能购置。他说,作唐史研究,怎么能没有这部书呢。下次上班,他送我一部。他的这部书是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印的《万有文库》本道林纸原版,有他购书时的题记:“一九五九、六、七,地安门中国书店。”此次赠我,又特加题记,称:“此书闲置近四十年,殊为可惜,今奉赠艳红弟存用,得其主矣。何龄修思冯甫,一九九六、四。”直到二○○四年四月,我才在灯市口中国书店遇到上海古籍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点校本。

从江西迁居湖南湘乡城务门前的何氏,是个传统的大家庭。家乡厚重的历史沉淀及家庭出身、社会变故,加深了先生对社会生活的体认。但凡跟何先生接触或读他文章时,都能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在北京大学所受的良好历史教育,与他独特的个性和际遇相结合,造就了一个为人正直,说话幽默,个性鲜明的纯粹学者。先生论人论事,有不少别出心裁的看法,一直让我受益匪浅,大开眼界。

“文革”刚结束,何先生返乡时,受领导指示,顺道了解《长江日报》报道的王素先生自学的情况。那时的王素先生想治明清史,于是何先生送了他一部道林纸本的《明史纪事本末》。后来王素先生考入武大历史系,随唐长孺先生治魏晋史,因专业不同,两人来往才渐少了。王素先生曾将自己撰着的《三省制略论》呈送何先生。此书印数仅1300册,且已印行十年,极不易得。一次何先生跟我聊王素先生早年的事,我便提及此书,称极不易见;何先生鉴于我学习唐史,便将此书慨然转送,并写道“转奉孟艳红弟存用,一九九六、五、三”。

2011年
4月,先生摔坏了大腿骨,住院了一段很不短的时间。在病房里,他跟我谈了好多话题。其中有个话题是关于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姚念慈师给他写的一封信,即对《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提的具体意见。当时,何先生有些激动,说:“姚念慈的思维深度、广度都比我好”,但也有“不太理智”的地方,比如“把我们的政治史研究与××(姑隐其名)相提并论”,还有
“无理”的“定是非”的说法,这不是他的风格。先生说学术是个渐渐进步的事情,如果老早有定论了,还要什么研究?它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从无是非可定,一万年也会出现新思维,没有最终思维、最终结论,也无所谓是非问题,只可能提出一个相对正确的结论来,或是目前情况下最好的结论。人文科学的许多结论都是相对正确的,也许有可能会有一个正确,但不能说是将来思维的最终结论。就像有人说《清代全史》能管十年,二十年,有一定的道理,比“定是非”的说法要好。现代人的著作许多如孟森,结论相对正确,维持比较久,但不能说是最后的定论。“我是孟森的崇拜者,但也不认为那就是最后的思维”。可见,那封信对他颇有触动。可是一年之后,他就心平气和了。

三联书店委托何先生编集《孟心史学记》时,他让我从孟森先生的论着中收集一些“治史语录”,从其他一些学人的忆旧或日记中摘编“关于孟森先生的杂忆杂评”。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从《郑孝胥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等书中找到了一些学界尚存争议的有关孟森先生卒年的资料。何先生知道后,立刻嘱我写成按语,争取将此事讲清楚。我以按语较长,附入似有不伦为虑;何先生说,“要写出来,你花了功夫,不能淹没你的工作”。他还在是书《编后记》中大费笔墨,强调我所作的点滴工作。其实,这项工作的发凡起例,完全是何先生;我只是他的指导下,按图索骥,作了一些力气活而已。

次年八月的一天,何先生又跟我谈起姚念慈的那封信,谈到他的几点看法,说姚念慈可算得上是“21世纪的头号史学家”。这让我吃了一惊。怎么说得这么直白、尖端呢?史学界有那么多的分支领域,这种“华山论剑”式的说话风格,如果在公开场合,会不会引起“头破血流”式的争斗?但转念一想,总强调大将出场要打急急风的何先生,既然是跟我聊天,谈论的对象也是彼此熟悉的人,没有包袱,没有负担,谈他自己的感觉和看法,又有什么不妥呢?何况原来他对姚念慈的看法有不同意见,现在说出这样的话,更说明他已经过认真审视和反复思考,不是哗众取宠或故意一鸣惊人。何先生说对于那篇文章,一般人的反应都是
“思想的懒汉”,只有姚念慈的反应“最深刻,最准确”,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思维力度和深度。在自己收到的上千封书信中,姚信可谓是
“最深刻的一封”。姚念慈具有良好的理性思维习惯,只是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把他一般化了”。还要求我也要“把思维往老姚那个方向转一转”。可见何先生基本上接受了姚念慈的观点。我辩解说每个人的禀性、能力各不相同,怎么能对我做同样的要求?实际上也是自甘堕落,流于做一个
“思想的懒汉”而不愿自振。行文至此,心有惴惴,希望不会给两位老师带来意外的伤害。

何先生曾对说:“人都有浅薄之处,表现不同而已。”何先生不是圣人,但我总觉得,何先生是一位不大计较名利得失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正直的学者,虽然他给我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浅薄之处”。在中国社科院这样的单位,这样的学者尤不多见。

在病房里何先生还谈过另一个看法,也让我吃了一惊。他对李世愉先生的评价很高,说“历史所的人对他估计不够”,可以说他“非同一般,有很大的特点。你看他,办起事来大气磅礴,不计较小是小非,比较放手”。在他调到清史室前,我并不认识李先生。只是在原来的《词典》组办公室买到过一套处理的上海古籍缩印版《二十五史》,因为所里撤销了《词典》组。何先生觉得历史所“近二十年来最大的成就,就是四大词典:《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中国科举制度大词典》《中国地名大词典》。这些虽然不都是李世愉做的,但他参与了大部分工作,是组织者、撰稿者和审核者,也是整个词典运行的主要人物之一”。这种看法,在所里从来就没有第二个人说过。而何先生那时刚从手术室里出来不久,却目光如炬,振聋发聩,所言所语都是我闻所未闻。不管正不正确,至少他的看法,跟别人、跟主流不一样,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且带有鲜明的“何氏”特征。这种特征在我尚未入所、聆听他在王钟翰先生诞辰8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时就已领略过了。当时他的发言赢得了热烈掌声,他的用词定位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何氏”特征的典型体现。

编纂“大清史”,是通过两会代表提案的方式被提出来的。这个提案被转至历史所,要求历史所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以答覆提案委员。我记得历史所学术委员会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否决该提案。但当时是有不少人明确反对的,何先生是反对最力者之一。此后大清史上马,据说主事者中一位何先生的朋友,曾几次请他出席相关论证会议,何先生都以自己反对此项目而婉拒;主事者称,“您来参加,就谈您的反对意见”,但他还是没有参加。后来他应张玉兴先生之邀,审读了张先生所撰书稿;又应同事老友王戎笙先生之邀,帮王先生撰写了两条人物研究的概况。参与编纂大清史工作可获不菲津贴,了解何先生生活的人大概会知道,不积极参与这些工作,对何先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吧。

先生可称得上是一个活在“思想”里的人。尽管到晚年,他的思维经常会出现时空错乱,但无论是喃喃自语的嘀咕,还是确凿有据的书写,都说明他的脑子里热闹非凡,他就是思维世界里总不停息脚步的一个长跑者。在他的脑回路里,早年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日本军队入侵湘乡。1944年夏天,当时他12岁,大概在念小学四五年级,逃难的生活、日本兵要抓他的姨夫、抢他妹妹养的鸡,还在逃走人家里做好的米饭里拉屎,这些都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地刺激他不断重返现场。甚至在离世前一周去看他时,他在念叨的往事还是
“日本人很坏”,“会扮成中国游击队的样子,要抓我的姨夫”等等。这些刺激,是他一生的噩梦,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灾难,故乡那遭难的家令他毕生铭心刻骨。2012年夏天,我去贵州出了一趟差。回来打电话跟他汇报行程,他静静地听着,插了一句:“坐火车要经过我们家……”,然后就好半天没有声音
了 。 我 “喂 ”、“喂 ”了 好
几声,也听不见回应。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见话筒里传来纸巾窸窸窣窣的声音——想也不用想,老先生又流泪了。“故乡”是他不能触碰的字眼,却反复萦绕在他的记忆中。刘齐说故乡管着你的成长你的胃,还有你的眼泪你的心。湘乡那块埋葬着他的父祖、挚爱的养母及其故旧亲朋的土地,正是先生回不去的故乡。他的眼泪经常控制不住,尤其是老病的身躯,载不动这许多乡愁。从此,我不再跟他提湖南。

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学术活动,他都是少见的能坚持原则的学者。对清史室的维护、对《清史论丛》的维护,对清兵入关的争论、对李自成结局的争论,等等,他都从不骑墙、不含糊、不抹稀泥。

还有一种刺激则来自内衍的磨难。何翔师弟几天前说,他所收到的父亲最新的手迹是一份检讨汇报,这应该是先生中年前后生活中难以磨灭的另一些记忆。不仅使他神经紧张,甚至在潜意识里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那些往事:在春节临近之际,被遣散到河南干校,用杨绛先生的词是
“连锅端——拔宅下放”而不是飞升,所以自己踩三轮车把精心积攒的学术书籍和资料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只留一小纸箱的书和卡片,精装书的封皮还得撕掉才肯收购,二毛八分一公斤。说起这些往事时,他口吻平静。但我知道它们带来的刺激,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

近二十年来,他在所里交往最多的年轻人,我是一个。我听他的谈话最多,无论是为人还是作研究,潜移默化,受他的影响最大,受他的提携和关照更不在话下。遗憾的是,我没有认真随他研习明清史,对他所研究的时代和题目,我懂得很少,因此我无资格来谈论他的学问和贡献(大概亲炙何先生之教多年的杨海英兄最有资格来说吧)。我只是想用这样语无伦次的简短的篇幅,谨为何先生八十岁寿!

20世纪的内忧外患在何先生身上留下的印记,在他晚年的病躯中体现尤甚。

谨记于二〇一三年,暑中。二○一四年五月修订

我很幸运晚生了卅年。去年九月,拿到《清初复明运动》一书后,何先生给我题字:“我们相识许多年了。随着时间的延续,始知你在史学研究的层面上拥有开辟局面、善于创新的好功夫。孔夫子不相信妇女能研究历史,班昭以后果无之人,使他的这一谬论长树学界数千年,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这里的关键是理论。理论的创新能够产生除旧布新的社会后果,希望海英紧密地注视,果断地改进。长期受二竖折磨,字不成字,热望在精神实质上多加理解,便谅其他的过失。何龄修”。
时间落款写了“20”两个数字,后面则说不记得了。我把着他的手写完了
“17.9.5”这个日子。那天,他趴在吃饭的小桌子上,喝了一小杯水,还有一袋乳酸菌奶,一字一句写完这些字。这再次让我很吃惊!连何翔师弟都说:“这哪里像重度老年痴呆的样子嘛!”勤奋的大脑颠覆了医生的诊断,人类的热爱能创造什么样的奇迹,在我面对先生时深深地理解了!一个晚期帕金森症病人,医生判定为“重度老年痴呆”的患者,居然还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而且基本上一气呵成,中间睡过一小会。他写完后,我看了几遍,发现有几个字认不出,就问他是什么字,除旧布新的“除”字,二竖的“竖”字,还有长树学界的“树”字,都是他自己帮我辨认的。我还有些贪心不足,希望他能再多题一二本书,但他不干了,起身到旁边书架,取出一本邮票看起来,不再理会我和师弟、师母的叨叨。

小文原刊《清史论丛》2014年号。这本以书代刊的出版物是杨向奎先生倡议,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李世愉等几代清史室同仁付出了许多心血办起来的。自1979年创办以来,已出版了28本。前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因经费紧张,台湾大学陈荣捷先生及辽宁古籍出版社资助,又出版了5辑。第14辑,改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5辑以后,则在李世愉等先生的奔走下,改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基本保证了每年出版一辑。最近则在学科建设经费的补贴下,彻底解决了出版费用问题。

过了一两周,我再去看他。谈起这本书,他还反复说这是
“别的朋友出钱,让我顶名赠书,有愧了”,或者“多是读者(本人)掏钱,让我顶名赠书,有愧”。最后还写了
“此多是读者自购,让我顶名题赠”的纸条,叨叨说要去市场请人刻成章子,印在书册扉页上。这个总在不停思考的大脑,真的是从不空闲啊。即使是不再与现实对号入座的自言自语,也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忆反复回放。在或准确或变形的记忆和想象中,家国和故乡始终是这个“强势大脑”的主旋律。在丰沛情感的滋养下,他记忆的草原上牧草肥美,他在思维的世界里畅快驰骋。现在一切都成为了历史。

在创办《清史论丛》的同时,还创办过一本《清史研究通讯》,后转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这就是现在的《清史研究》。目前,随着创新工程的实施,中国社科院又通过了新的学术考核标准,规定进入创新工程者,必须每年在核心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当然,核心期刊有一个名单;这其中有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的《清史研究》,而没有社科院清史室主办的这份《清史论丛》。二者的区别,不过是前者有刊号,后者无刊号而已。按照这一考核办法,清史室的同仁,就不能再给本所本室主办的《清史论丛》投稿,而只能给人大主办的《清史研究》投稿,这无异于自己的专家学者,在给外单位及其所主办的杂志工作吗?这实在有些对不起苦苦支撑这个刊物、不致使她夭折的编者和作者。在全社会对学术量化管理多所批评、据说教育部已明确对量化考核要进行反省的今天,中国社科院却要“迎头补课”,真是匪夷所思。其实,学术刊物的重要,是因为它发表过的文章重要,是文章影响了刊物的重要与否,而不能反过来,认定刊物是核心,所以刊发的文章就重要。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吧。

二零一八清明时节,三十年未见的寒潮中,谨以此为师父送行

谨借此小文,向《清史论丛》及其编者、作者致敬。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二〇一四年二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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