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有几个老婆 张伯驹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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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张伯驹潘素
张伯驹的生父是张锦芳,养父是他的伯父直隶总督张镇芳,张伯驹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是著名的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还善于研究京剧艺术。
张伯驹有几个老婆
张伯驹在见到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关于这三位妻妾之事,许多书籍和文章都三缄其口。去年,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首度露面,讲述“父亲张伯驹的姻缘”,这应该是最真实的版本了。
张伯驹十五六时由养父张镇芳包办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亲曾任安徽督军。在嫁给张伯驹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张伯驹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张伯驹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张伯驹的生活,所以她和张伯驹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1939年她故去时,张伯驹都没回天津家里。
张伯驹的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此时王韵缃已管理张府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再加上张伯驹的父母不愿让孙子张柳溪离开,最终没能成行,而张伯驹去上海后邂逅并娶了潘素。1948年邓韵绮与张伯驹离婚,1952年王韵缃也和张伯驹离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张伯驹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张伯驹后人
张伯驹在见到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关于这三位妻妾之事,许多书籍和文章都三缄其口。去年,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首度露面,讲述“父亲张伯驹的姻缘”,这应该是最真实的版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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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张伯驹先生

张伯驹,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过继给其伯父张镇芳。张伯驹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并称四公子。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他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着。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吗?

我父亲张伯驹是在天津的家里长大和受教育的,爷爷张镇芳先是在家里给父亲请了私塾先生,后来送父亲到国学大师、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严范荪所办的新学书院学习。新学书院当时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抗战胜利后为天津市中心花园)附近,当时国民饭店也在法国花园附近。父亲经常在国民饭店吃饭,家里和国民饭店结账只需在年节前。父亲就是在那时候养成喜欢吃西餐的习惯。国民饭店楼上是高级客房,我父亲也经常和亲戚朋友(袁克文等)吟诗、填词、唱戏。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

我为娘打幡当孝子

张伯驹人物生平

父亲十五六时由爷爷包办娶了安徽亳州一女子,她父亲姓李,曾任安徽督军。父亲的这位原配夫人,我称她为娘。

张伯驹先生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河南提法使等职。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人物。

爷爷给父亲办的婚礼排场很豪华,父亲的结婚礼服类似袁世凯就任总统宣誓时的元帅服,是黑呢子的,领口、袖口和大襟都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肩上有金线编织的肩章,裤缝处也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我娘穿的是清末民初显贵家庭的妇女常穿的那种绣花短袄和盖到脚面的长裙。这套礼服我娘一直保存在她的小箱子里留作纪念,一直到她1939年去世后一两年,我妈妈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

张伯驹先生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我娘纯粹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她生在清代高官的家庭里,从小缠足,虽然后来放了,但仍然是小脚,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从小受父母的宠爱,总有人侍候,然后受父母之命嫁给我父亲。她在嫁给我父亲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在嫁给我父亲之后虽然对婚姻抱着幸福的希望(她一直保留着和我父亲结婚时的婚礼服就是证明),但事与愿违。我父亲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父亲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我父亲的生活,所以她和我父亲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

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

当时,在天津家里楼房二楼东边的两大间和一个亭子间是我娘的房间,只有保姆与她同住。我父亲回天津时住在我妈妈的屋子里,很少、甚至几乎不去看她,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见到过父亲去她屋里坐一段时间或和她说一些话。她不快乐,身体也不好,整天不出屋门,连按礼节每日应该下楼给我爷爷奶奶请安的事也免去了。我爷爷奶奶很体谅她,全家也尊重她,都称她为少奶奶,但很少有人到她屋里看她,只有我妈妈常去看看她,了解她的需要,照顾她的生活,我也要按照礼节去给她请安。她很喜欢我,常常专门给我留些吃的。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
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

她就这样了却了一生,死于1939年,当时天津闹水灾,我和父亲都在北京。她的丧事由我妈妈负责料理,我被叫回天津为她打幡当孝子,父亲没有回天津。

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大妈是走红的京韵大鼓艺人

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

除了原配夫人外,我父亲先后又娶了我大妈邓韵绮、我妈王韵缃和我三妈潘素。

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我大妈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当时我父亲经常在北京,先是按照我爷爷的安排在官场做官,后来又在盐业银行任董事之职。父亲在北京时住在西四牌楼东大拐棒胡同内弓弦胡同1号的宅子里,那是我爷爷在北京做官时置办的产业。那个年代,一些富家子弟都是在大家庭里已有妻妾的情况下,再另外买一所房子娶一个女人,成立一个外家,我父亲也不例外。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

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我大妈虽然不是很圆滑,但是也能处理与各方人士的关系,当时在北京的各种场合都是她陪伴我父亲,和我父亲来往密切的人都知道她。当年也是她陪伴我父亲去各地游山玩水,如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张伯驹词集》中,第11页的《鹧鸪天》和第13页的《秋霁》两首词中提到的韵绮就是我的大妈。这两首词是我父亲带着大妈和朋友一起游玩时,偶有感触诗兴大发时所作。那时,我父亲经常带着大妈游山玩水并和朋友聚会,即便后来父亲调任上海盐业银行任职期间,每到春暖之后、秋凉之前,父亲仍然经常会回到北京避暑,和在北京的文人雅士聚会,吟诗填词作画度曲,都是我大妈陪伴左右。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所谓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4岁。

爷爷把管家的事交给我妈妈

张伯驹的几段姻缘

我妈妈是苏州人,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

一年前,偶得张伯驹、黄君坦、张牧石题杨绍箕孤植小筑图诗书小手卷,曾写下《高山仰止张伯驹》;前日拍得已故书画家、齐白石弟子王漱石旧藏潘素画、张伯驹题《江天帆影》,又写下了《闲睨古今圭壁双辉喜得张伯驹、潘素璧合之作江天帆影》。其实,关于张伯驹、潘素二人的书籍、文章很多很多,我的书柜里就有七本。但我觉得,这相关传记类作品有着太多演绎的成份,它们离真实已经太远。近年来,我注意搜集资料,特别是亲身经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案头堆起已有盈尺,今天整理成文,希望尽量呈现出真实的张伯驹与潘素。

我妈生长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家庭里,家里主要靠我姥爷干活来维持生计。在这个家里,父母关爱女儿,姐妹互相关爱照顾,女儿也孝敬父母、听父母的话,一家人共患难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我妈妈在嫁给我父亲之前没有真正接触过社会,也没有社会上那些市侩气,不懂得阿谀奉承。她从小养成的习惯是老老实实,尊重孝敬长辈,关爱体谅同辈。她对任何人都老实、实在,办什么事都考虑别人的需要和利益。到天津家里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后,她仍然是这种性格。

张伯驹出生贵胄门第,早年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潘素原名潘妃,苏州望族之后,后流落风尘,张伯驹见之钟情,赠联云: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红袖添香夜读书,张伯驹造就了潘素,同时,也因为潘素,张伯驹才成为了真正的张伯驹。

在我们的大家庭里,爷爷奶奶都是有规矩和守礼节的人。我妈妈每天早上都要去我爷爷奶奶和六爷爷、六奶奶屋里请安,因为爷爷非常宠爱我这个孙子,看到小孙子就特别高兴,所以我妈常带我在爷爷奶奶的屋里,一方面按照我爷爷奶奶的要求抚养教育我,另一方面也方便侍候我爷爷奶奶。我妈不仅尊敬我爷爷奶奶,对家里的其他长辈也是每日请安,对我娘也十分尊重。由于我妈性格温顺,又生下我这个爷爷奶奶非常宠爱的孙子,于是我爷爷奶奶对她有点另眼看待,有点宠爱,但我妈从不认为自己了不起,更不会贬低别人,不计较名分地位,也不争财产,因此,我爷爷更认为我妈妈为人忠厚老实,可以信赖,都对我妈抱着肯定嘉许的态度,这样我爷爷把管家的大事交给了我妈妈。

昨夜星辰昨夜风张伯驹的四次婚姻

我妈和我娘的关系非常好,我娘住在天津二楼东面的两大间和亭子间,我妈则住在对面西间的两大间和亭子间。我娘体弱多病,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妈几乎天天上她屋里看她,让我每天上她屋里请安。我娘也把我视为己出,有什么好吃的都叫我去吃,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经常给我吃那时稻香村制的约一尺见方的盒里的蛋糕,她还常给我些零花钱。我娘生病时都是我妈妈给请医生、送医院,照顾她的一切,直到她去世。

张伯驹在见到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关于这三位妻妾之事,许多书籍和文章都三缄其口。去年,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首度露面,讲述父亲张伯驹的姻缘,这应该是最真实的版本了。

我妈妈在天津家里安排好长辈、孩子生活的同时,也惦念我父亲的生活。我父亲当时在北京,上海盐业银行的俸禄有限,但生活开支比较大,我妈妈常把盐业银行的股息转账给他,以保证他的开支。我父亲逢年过节回天津,也都是我妈妈给他安排一切。我妈妈一有时间也带着我去北京看望父亲。

张伯驹十五六时由养父张镇芳包办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亲曾任安徽督军。在嫁给张伯驹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张伯驹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张伯驹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张伯驹的生活,所以她和张伯驹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1939年他故去时,张伯驹都没回天津家里。

我妈和我大妈邓韵绮的关系也非常好,我大妈也把我视为己出。在我们家,我妈妈一直尽着相夫教子、孝敬长辈、照顾好全家生活的责任,应该说孝敬我爷爷奶奶,还有照顾好我本来是我父亲的责任,但是这些责任最后都落在了我妈妈的身上。

张伯驹的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父亲娶了我三妈潘慧素

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我父亲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我妈妈准备随我父亲去上海,但是我爷爷奶奶不同意,他们不允许我妈妈带我离开他们去上海,也不允许我妈妈只身去上海,又怕留我在家没有妈妈的照顾。再说我爷爷已经把银行股票交由我妈妈管理,由她管理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也不允许我妈妈离去,所以我妈妈没有能够随我父亲去上海。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此时王韵缃已管理张府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再加上张伯驹的父母不愿让孙子张柳溪离开,最终没能成行,而张伯驹去上海后邂逅并娶了潘素。1948年邓韵绮与张伯驹离婚,1952年王韵缃也和张伯驹离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张伯驹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因为我妈妈没有随我父亲去上海,我父亲在上海又娶了我三妈潘素。我三妈多才多艺,见过世面,接触过社会上各方面的人物,她能够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和对待各方面的人物,她和我父亲在上海霞飞路建了家。我父亲娶了三妈并没有敢告诉我爷爷,因为在我妈生下我以后,爷爷曾经告诉父亲不能再娶妾。我妈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是担心我爷爷年纪大了,怕他生气,也就没告诉我爷爷。所以,我爷爷在世时,我三妈也没有到天津见过我爷爷。开始我三妈一直和我父亲在上海,直到我爷爷去世,我妈按照我父亲的想法,把他娶了三妈的事告诉了我四奶奶,我四奶奶认为已成事实,就承认了三妈,并让三妈回天津参加我爷爷的葬礼。这以后她也是一直陪我父亲在上海,交往的都是一些银行界的人士,只有到每年的旧历年,才按家里的老规矩随我父亲回天津全家团聚,住了些日子,其他时间就没有和我奶奶单独相处过了,因此三妈和我奶奶的婆媳关系也只是彼此尊重,没有什么过于亲密的关系了。1948年我大妈邓韵绮和我父亲离婚了,1952年我妈王韵缃也和父亲离了婚。只有我三妈潘素留在了父亲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金风玉露一相逢张潘情定上海始末

我妈和父亲离婚后,我奶奶仍留她住在天津家里。直到我结婚,我妈才来石家庄为我安家、照顾孩子,但是她每年都要去天津和我奶奶住上几个月甚至半年。1961年我奶奶得病时,我妈在身边侍候照顾着她,奶奶病重后电报告诉我父亲,我父亲才去天津。我奶奶去世后,我妈和我父亲一起料理了她的后事。

《浮生六记》中的的芸娘心心念念要为沈三白物色美而韵的女子,这美而韵可能就是有姣好的容貌和不凡的气质吧。民国时代出现了很多
美而韵的女子,潘素就是其中一个。

三妈是很聪明的人,后来在我父亲和他身边的国画家的教导下学习山水画,成为一名画家。我的三妈原名潘慧素,学画以后,三妈在画作上用的都是潘素这个名字。

潘素原名白琴,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移居上海后游手好闲,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入欢笑场所。

关于张伯驹与潘素,张伯驹的好友、曾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机要秘书的孙曜东这样回忆: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后来,他们在潘素的故乡苏州举行婚礼,虎丘山、拙政园、狮子林留下了他们幸福快乐的身影。他们拜访印光法师,皈依佛门,法师为他们取了慧起、慧素的法号,从此慧素成了她的字,素成了她的名,而白琴这个原名却成为历史。

张伯驹晚年所写的《瑞鹧鸪》: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即是追忆他与潘素情定三生的情景。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潘素。

只羡鸳鸯不羡仙张伯驹和潘素的婚后生活

三十年代的潘素是什么摸样儿,《老照片》封面上曾登过潘素一帧1937拍的照片,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多年后,章诒和女史第一次见到中年潘素仍对其美丽大加赞扬: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温柔贤慧是每个女子都应具备的品质,但要做到独立自强,却不是每个女性都能做到的,潘素却兼而有之。张伯驹慧眼识才女,为她聘请名师,朱德甫教她画花卉、夏仁虎教她古文;后来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教她绘山水画,从此潘素专攻金碧青绿山水。毕竟有书香门第的遗传基因,有年幼时打下的绘画基础,她的才艺在名师的指点下大有长进。经过张伯驹、夏仁虎悉心栽培,内秀开发,作品更有了深度。夏仁虎是夏承焘的父亲、林海音的公公,清代举人,做过御史,诗词名气极大。在文人雅士的相聚中,潘素不断吸取艺术养分,她绘的《山水》,张伯驹、陈宗藩、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留下了题记,字与画相得益彰。作画、写字、抚琴、填词成了他们夫妇生活的主旋律,他们合作了很多书画作品,如《新华梦影图》等。新中国成立后,潘素积极投入新生活,与何香凝一起创作了几十幅山水画,为抗美援朝作画义卖,何夸奖潘的画壮美、有气势。她与著名画家胡佩衡等合作绘制《大好河山图》献给毛主席;她与齐白石等合作绘制了《普天同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她的《漓江春暖》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称赞,认为有新气象。其山水画《临吴历雪山图》被赠送给了英国首相;所临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在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东京时,被赠予日本天皇。潘素的名字一时在美术界传颂。到了晚年,更是蜚声海外,张大千称其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在张伯驹的词中,我们不难体味张伯驹对这份得来不易的良缘的庆幸和满意。张伯驹在婚后偕潘素登峨嵋山时写下:相携翠袖,万里看山来。云鬓整,风鬟艳,两眉开,净如揩。而每逢佳节良辰,张伯驹总有词作赠与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潘素的生日,张伯驹往往显得特别动情,他写下《水调歌头;元宵日邓尉看梅花》词云:明月一年好,始见此宵圆。人间不照离别,只是照欢颜。侍婢梅花万树,杯酒五湖千顷,天地敞华宴。主客我与汝,歌啸坐花间。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壁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张伯驹与潘素宛如梁鸿与孟光,他们不但举案齐眉,而且要日随肩,这真是令人只羡鸳鸯不羡仙了。还有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晴天。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红尘世上,百年余几,莫负婵娟。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喜是团圆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

在两人结合40年后,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潘素与张伯驹不仅是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更是患难与共的夫妻。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汪伪的一个师长绑架张伯驹,向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张家名声在外,抗战后家道已中落,并且大部分钱都变成了字画。在危难面前,弱女子并不弱,潘素体现了苏州女子特有的坚韧,在丈夫被绑架的八个月内,她变卖自己的首饰,四处托人,打听消息,全力营救。一边是丈夫深爱的国宝,一边是自己深爱的丈夫,两边都要保全,只要她随便卖掉一件收藏,就足够救人,但她知道不能,卖掉宝物就等于要了丈夫的命。最后在潘素的周旋下,友人们鼎力相助,以40根金条赎回了张伯驹,朋友们纷纷称颂潘素侠肝义胆、忠贞不二的品质。也正是拥有这种品质,无论是张伯驹被打右派或文革遭受磨难之时,潘素都不离不弃。

当然,夫妇间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据张伯驹的挚友、帮他买了《游春图》的马宝山回忆:那回张伯驹举着弹子撵得潘素围着桌子转,谁也劝不了,谁劝打谁。我去了亲手把弹子从他手夺下来。张伯驹说:真是气死我了!

这种吵架在章诒和的笔下却描绘得有些可爱:

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两情一命永相怜张伯驹之死

1982年2月26日10时43分,张伯驹逝世,享年85岁。关于张伯驹之死,潘素曾一度非常自责。章诒和女史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样的叙述: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客散诗谁和,人亡弈未收。感逝门前水,春深呜咽流。这是张伯驹死后,老友萧劳路过其宅时,怆然写下四首挽诗中的句子。10年后的1992年4月16日,潘素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2011年6月19日上午,在景色秀丽的什刹海后海南沿26号张伯驹潘素故居,举行了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启动仪式的新闻发布会。张伯驹潘素夫妇的唯一爱女张传彩将这一私人遗产捐出,拟建立一座向公众开放的故居纪念馆。有人说,当今中国象张伯驹一样有钱的并不很少,然而,有张伯驹一样才情、气节和胆识的却真是绝了。

正所谓:

春水远连天,潮去潮还,莫愁湖上雨如烟。燕子归来寻旧垒,

王谢堂前。

玉树已歌残,空说龙蟠,斜阳满地莫凭阑,往代繁华都已矣,

只剩江山。

2011年8月9日凌晨4时于三惜草堂。

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2009年1月,我收到吉林大学教授王同策先生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是他找到的一份张伯驹先生写于文革的交代材料的复印件。王先生表示,自己已读过《往事并不如烟》《顺长江,水流残月》,很希望我把往事继续讲下去、写下去。于是,复印了这份材料,或许将来再写张伯驹时多少会有些用途。

材料看后心情复杂,一直没有拿出来使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赞赏张伯驹,但未必理解张伯驹,更不易理解关在牛棚、交代问题的张伯驹。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有问题,个个都须交代。写检查就像每天吃饭一样,问题少的,吃一碗;问题多的,吃两碗、三碗。张伯驹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从家庭,到书画,到鉴定,到讲座,到说戏,到打谱,到社交,到民主党派,到右派,到一张纸上罗列出三十八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一气儿要吃下三十八碗饭。不奇怪,谁叫他那么有才?涉及那么多的领域?交往那么多的人物呢?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被视为一代名士。

用钢笔写在练习本上,无涂抹亦无修改,事情注明时间、地点,牵涉到谁,照直写出姓氏。叙述扼要,情绪淡定,一件事说完,就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接着说第二件,再给自己扣上另一顶帽子。比如,第十八个问题是交代自然灾害时期,聚餐,买手表,紧接着写道:不仅是生活奢侈问题,与劳动人民对比是罪恶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时为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把在北京赋闲的张伯驹请到吉林省博物馆当副馆长,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办的。文革一来,宋振庭立即倒台。张伯驹自然也就必须交代与宋振庭的往来。他写了两条交代,第一条一句:他说我不懂政治,要帮助我。第二条两句:宋振庭说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统战对象,我认为是知己。其实,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对象。看了,不禁大笑,可谓民国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里的有一条是交代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这样写道:拥护毛主席不彻底。从封建主义的《资治通鉴》出发,在西安听说毛主席还看《资治通鉴》,心里很高兴,不似工农兵拥护毛主席从热血出发,比爹娘还亲,还是世界观根本问题。张伯驹很老实,老实到傻,傻到可爱。

张伯驹是右派,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在1946年的上海即与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与章、罗二人的关系就是必须彻底交代检查的了。

他写了罗隆基一条,交代如下:罗隆基常买假字画,有时打电话约我到他家鉴定字画。我认识到罗隆基是政客。1956年,我将所藏晋、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献给国家。这一年到他家,他说我是书呆子。他说藏这些古代书画,珍贵得了不得。共产党,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岂止一万封,还记着你的信?你如果想一个位置,由我们推荐就行了,无须多此一举。我对罗隆基的话一言未答,以后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张伯驹的文字,描述出一个真实的罗隆基,且传神,我能想象出罗先生说话的口气和样子。提笔写这条交代的时候,张伯驹心里清楚:努生已死。

说到与父亲章伯钧的交往,张伯驹便费些笔墨了:章伯钧1957年春在美协参观时遇见,他约我到他家午饭。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车上,章伯钧同我说,有需要他帮忙的事,他可以帮忙。意思是我们是老朋友。说要向政府推荐,我也没有作答。在1959年冬,章伯钧夫妇到我家去,说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阶下囚的意思。他女儿再有两年高中毕业,现在学国画。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当时不好意思拒绝。潘素答应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领导汇报情况。党领导说,可以教她。所以到春节,章伯钧必来拜年,我也回拜他。1961年10月,我来吉林省工作。62年春节回到北京,章伯钧来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时,罗隆基也来了,他与我打招呼后即与章伯钧谈话我要走时,章伯钧同我和罗隆基说,我们明晚在四川饭店聚餐。他去订座,要我明天在家候着。他六点来钟坐车去接我。第二天晚饭在四川饭店聚餐的,除章伯钧夫妇、罗隆基和我以外,还有陈□□夫妇,一个女的,也是政协委员,不是右派。63年春节回北京,章伯钧女儿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说我不去看你父亲了。

后来,章伯钧也来拜年。我存在着封建思想,觉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钧还约我夫妇在他家吃了一次饭章伯钧拿出他的字画,看了。到前厅,看了他的十几盆腊梅。这次又到四川饭店聚餐,还是以前的人。事后,我感到犯了错误。我是在职人员,章、罗是1957年向党进攻的右派头头。这样与他往来和聚餐是敌我不分。以后再也不到章伯钧家与其见面。以上的事我没交代过,现在交代。这么一大段交代内容,说的无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断地重复他说,这是自己不分敌我的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不到他家了但是当他回到北京,听说章伯钧去世的消息,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听说章家已经搬走,他又四处托朋友打听新址,是第一个登门慰问我母亲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从地安门走到建国门交代归交代,做派归做派。

1981年张伯驹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余叔岩、周汝昌等人曾说张伯驹与明末清初的张岱相似。不错,二人是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名门,一样的才情与自负,通文史,擅氍毹,精收藏,痴情韵事;同样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中,充满对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许多东西给未来;同样处在政权更迭之下,同样在政权更迭之下沉浮荣辱,前期风流浮华,后期苍凉凄惶;一个穷到断炊,一个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损其天生性情。

张岱去世二百年后,他的《琅嬛文集》才付梓,侥幸传世;张伯驹去世后,老百姓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里那么多国宝级文物都送给了国家。

总之,两个人饱经忧患的命运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现在的人认为,高科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顽固地相信,数千年的习惯还会继续。一些消失的事物,其实都凝固在时光里。它的惊人之处,会一点点显露。如张岱,张伯驹。

晚年张伯驹和夫人

张伯驹也写交代,也不得不交代,但在他心里,文化至高,传统至上,超过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的主义,是个彻底的文人。张伯驹散淡一生,始终属于那个逝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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