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那些大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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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国着名翻译家孙家孟逝世。这位出色的西班牙语翻译家生前成就极高,他翻译的《堂·吉诃德》被认为是国内最好的译本,《绿房子》《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等都是经典的着作译本。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的“御用翻译”,是一个真正用译作来发声的人。而在孙家孟故去后所有关于他的介绍中都有一句话:1934年出生于天津市。
这位出生于天津的翻译家,于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随后开始从事外语教学与翻译工作。作为生命起点的天津也赋予了孙家孟日后成为着名翻译家的天性,而像孙家孟这样出自天津的大翻译家并不是少数,从近代到当代,很多在此出生或生活过的翻译家都用自己的笔,译出了影响几代人的佳作,成为中国翻译界的标杆人物。或许,正是因为近代天津在发展过程中融汇了东西方文明,其兼容并包的独特气质影响了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
穆旦 在南大埋头于普希金、雪莱与济慈
在南开大学翻译诗歌的那些年,被穆旦的夫人周与良称为“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
时至今日,仍有崇拜穆旦的年轻人沿着曾留下他足迹的地方,寻找属于穆旦的天津——他出生的天津市北马路恒德里三号、就读过的北马路城隍庙小学、工作过的南开大学……
从出生到17岁考入清华大学,从1953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到1977年去世,这位着名诗人、翻译家生命的两端全都在天津这座城市度过。作为现代派诗人的代表,他年纪轻轻就在天津的诗坛崭露头角;作为翻译家,他后半生在天津完成了举世称道的翻译着作。有人曾用一句话来形容天津与穆旦的关系——津城最懂穆旦心。至少在穆旦的心中,这座城市带给他毕生得以付出心血的重要事业——写诗和翻译。
写诗时,他用笔名“穆旦”,翻译作品时,他用回本名查良铮。穆旦的笔名是将自己的姓“查”拆开,与同宗兄弟金庸的笔名取法异曲同工,瞧这一家子。
穆旦在小学二年级时已显露文采,作文《不能那样说》刊载于刘清扬、邓颖超等主办的天津《妇女日报》,读高中二年级时,与周珏良合编校友会杂志《南开高中学生》,在该杂志发表短文和诗歌,并在发表的杂感《梦》中第一次使用笔名“穆旦”。
记者翻阅资料发现,从1934年到1935年间,穆旦在天津发表了8首新诗。有研究者指出:“当时的穆旦虽不是一个有明确奋斗目标的革命者,但却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与他同时期的青年学生的诗作相比“穆旦的视野就显得较为开阔,诗的蕴含也颇为丰富,开掘也较深”。同时,“穆旦中学时期的新诗创作,不仅思想倾向进步,而且在艺术上也颇显功力。”
1935年9月,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他虽成为中国新诗的代表人物,其人生也经历了几次波动,1953年初穆旦从美国归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回到家乡的穆旦,从那时起,人生角色开始由诗人向翻译家转变。他迁入南开大学东村70号新居,译着普希金的《波尔塔瓦》和《青铜骑士》,在那些年里,他以本名“查良铮”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多部叙事长诗,还有雪莱、济慈等人的诗集及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别林斯基论文学》等。
在南开大学翻译诗歌的那些年,后来被穆旦的夫人周与良称为“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那段时期,穆旦早起晚睡,白天讲课,参加各种会议,晚间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埋头译诗,为了查找注释用的资料,足迹遍布各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
杨宪益 并肩季羡林获翻译界最高荣誉
杨宪益的妹妹杨苡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多年后,当二位耄耋老人相聚时,他们还能回忆起当年在宅院里念的那首流传于天津的歌谣。
“天津许多富裕的中国家庭都住在外国租界里,我家的住宅位于花园街。”“我十二三岁时,母亲将我送进了一所法租界内的英国教会学校,校名叫天津新学书院,它离我家很近……”在着名翻译家杨宪益生前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有大量关于天津这座城市的描述,作为旧时代出身于富贵之家的公子,记录下自己出生于天津并在此接受教育的人生经历。
在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大名鼎鼎,他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着,在国外皆获得好评,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翻译协会曾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个奖是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先生之后,第二位获此奖的翻译家。
如今已成为城市风景的小洋楼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中,记录下许多家庭和个人的故事。杨宪益作为从天津小洋楼里走出的人,从其出身到经历,都如同如今依然矗立在天津城市中心的那些百年小楼一样,精彩而又沧桑。杨宪益的父亲曾是银行行长。作为独生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要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在天津,优越的家庭环境和母亲的开明,使得杨宪益从小就受到了扎实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现代西式教育。“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面就请了一位老师,因为我上的学校是一所英国教会中学,家里面怕我英文不够好就给我请了一位女的英文老师,那个老师教了我三四年英文。我在天津念完了中学,中学毕业以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老师正要回英国,我就跟他一块走了。”少时离家,此去经年。
后来,杨宪益带着妻子戴乃迭回国,毕生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事实上,从杨家小洋楼里走出的翻译家不止杨宪益一人,他的妹妹杨苡同样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多年后,当二位耄耋老人相聚时,他们还能回忆起当年在宅院里念的那首流传于天津的歌谣:“谁跟我玩儿,打火镰儿;火镰花儿,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卖鸡蛋……”
李霁野 译成《简·爱》令茅盾惊赞不已
茅盾曾说:“李先生一向在天津教书,《简·爱》大概是课余的工作,这么三十万言的长篇而抽空翻译,大概也颇需年月,当他不声不响译完,乃至全体抄得很工整,寄到了上海时,朋友们都为之惊异不置。”
与前面两位生在天津的翻译家不同,李霁野并不是在天津出生,却在天津完成了毕生的翻译事业。作为“五四”新文化时期鹊起的翻译家、文学家,他最为公众所知的便是翻译《简·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世界名着,以及作为鲁迅的忘年之交,与其共同创办“未名社”。1949年,李霁野来到天津,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直至上世纪80年代。
在其逝世十几年后,如今在南开大学外语学院,李霁野仍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学院的办公室收藏了大量李霁野生前的珍贵照片,并把它们放在了学院的网站上,供那些没有见过李先生的年轻师生查阅。
南开大学与大理道7号是李霁野一生中所度光阴最多的两个地方,前一个是他的工作场所,后一个是他的家。李霁野在这两个地方完成了许多翻译工作。他的翻译思想一直很受称道,他与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杰出翻译家提出忠实于原着的白话文的直译法,使外国先进文化思想不走样地传入中国。而李霁野的翻译态度更加令人尊重,茅盾曾说:“李先生一向在天津教书,《简·爱自传》大概是课余的工作,这么三十万言的长篇而抽空翻译,大概也颇需年月,当他不声不响译完,乃至全体抄得很工整,寄到了上海时,朋友们都为之惊异不置。”而他的学生曾说,李先生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肃的学风,在他后来主持和执教南开大学外文系的近半个世纪的外语教育生涯中,已成为他惯有的风格。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2〕。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3〕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4〕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5〕,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6〕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7〕,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8〕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9〕。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10〕。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11〕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12〕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绍介了望·蔼覃(FvanEeden),绍介了爱伦堡(I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13〕还印行了《未名新集》〔14〕,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文学》月刊第三卷第四号。
〔2〕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等。先后出版过《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一九三一年秋后因经济困难,无形解体。
〔3〕李小峰(1897—1971)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后为北新书局主持人。
〔4〕段祺瑞(1864—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等。
〔5〕林素园福建人,研究系的小官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为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下令停办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林被任为师范部学长。同年九月五日,他率领军警赴女师大实行武装接收。
〔6〕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一九二六年十月高长虹等在上海创办《狂飙》周刊,该刊第二期载有高长虹《给鲁迅先生》的通信,其中说:“接培良来信,说他同韦素园先生大起冲突,原因是为韦先生退还高歌的《剃刀》,又压下他的《冬天》……现在编辑《莽原》者,且甚至执行编辑之权威者,为韦素园先生也……然权威或可施之于他人,要不应施之于同伴也……今则态度显然,公然以‘退还’加诸我等矣!刀搁头上矣!到了这时,我还能不出来一理论吗?”最后他又对鲁迅说:“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7〕未名社被封一九二八年春,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李霁野、韦素园译)一书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扣。北京警察厅据山东军阀张宗昌电告,于三月二十六日查封未名社,捕去李霁野等三人。至十月始启封。
〔8〕按鲁迅到广州应是一九二七年初。〔9〕《外套》俄国作家果戈理所作中篇小说,韦素园的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为《未名丛刊》之一。据《鲁迅日记》,他收到韦素园的赠书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10〕伊孛生(HIbsen,1828—1906)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勃兰特》是他作的诗剧,剧中人勃兰特企图用个人的力量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世俗旧习。他带领一群信徒上山去寻找理想的境界,在途中,人们不堪登山之苦,对他的理想产生了怀疑,于是把他击倒,最后他在雪崩下丧生。
〔11〕陀思妥也夫斯基(EMFGHIGJHLMM,1821—1881)豆骷摇V谐て∷怠*新萄京棋牌388游戏,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12〕一九三○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次年又因柔石被捕,曾两次被迫“弃家出走”,出走前烧毁了所存的信札。参看《两地书·序言》。
〔13〕收入《未名丛刊》中的译本有:俄国果戈理的小说《外套》,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穷人》,安特列夫(1871—1919)的剧本《往星中》和《黑假面人》,荷兰望·蔼覃(1860—1932)的童话《小约翰》,苏联爱伦堡(1891—1967)等七人的短篇小说集《烟袋》,苏联拉甫列涅夫(1891—1959)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14〕《未名新集》未名社印行的专收创作的丛刊。《君山》是诗集,《地之子》和《建塔者》都是短篇小说集。

1984年,为纪念我的父亲李霁野先生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天津文联特地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经父亲本人过目同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鲍昌对他做出这样评价:五四运动锻炼出来的文艺战士,鲁迅的忠实弟子和鲁迅的研究家、宣传家,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家与诗人,文学翻译园地的辛劳园丁,不断追求光明进步的革命者。而作为后辈,回顾父亲的全部文学生涯,我觉得大体上可以用三个“始终不渝”来概括。

笔耕

一是笔耕始终不渝。

父亲写诗著文,留下了《影》《温暖集》《马前集》《给少男少女》《意大利访问记》《怀旧集》《我的生活历程》等小说、散文,《乡愁集》《露晞集》《国瑞集》《卿云集》《琴与剑》等古体和现代体诗集和两部叙事长诗《海河岸上人家》《史湾赵平》,以及两部诗词启蒙。他晚年还曾设想选编中国古典抒情诗。

1984年,天津市文联为父亲祝贺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是从他1924年翻译完《往星中》算起的,但实际情况是,1919年他就与同学合办了《新淮潮》。如果以这时为起点,到他1993年编注的《唐宋词启蒙》问世,持续时间就是65年。

父亲的这种坚持,完全源于他对文学的喜好和出于适应时代的需要,丝毫没有追求功名的因素。

如果说,《马前集》是遵循了鲁迅先生关于“遵命文学”的教诲行事的话,那么,写下《温暖集》《怀旧集》中的篇篇文字则是父亲寄托了自己对亲朋好友的思念。

如果说,《国瑞集》展现的是一个从旧中国走来的知识分子对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良好祝愿与期望的话,那么,《乡愁集》则是真切记录了抗战期间骨肉分离的苦楚和对重聚的憧憬。这些都与时代脉搏合拍。

正因为如此,当这些深切真实的感受在“文革”中受到恶意歪曲和污蔑时,父亲才会全然不顾可能会遭遇的风险,进行了顽强抗争。他伏案疾书,在被“流放”的“寒舍”里,趴在不到半米见方的床头柜上,一字一句地抄录下《乡愁集》和《国瑞集》中的全部诗文,并附上抗战时期写有这些诗文的家信和盖有邮戳的信封。

父亲在抗战年代的六篇演讲,本是为解决当时条件艰苦、学生无书可读的困境所作,仅仅列了提纲就上台侃侃而谈了,为的是让学生“解渴”。而六篇演讲总共4万多字,并无出版打算,只是事后才根据学生留下的记录,整理成为演讲集《给少男少女》。

不曾想,《给少男少女》后来流传甚广,甚至是在网络盛行后不断被网民转抄,而且在父亲离世近20年后还被再度出版,对青年如何看待人生和读书仍能有所启迪。

“多一点知识,就容易多一点愉快的经验,也就是生活广一点”;“从以前的人手中接过火炬,再将它传给后来者。使火炬不熄灭,或更进一步增加它的光,便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确是无常的,不过人生的可爱处也多半就在这无常”;“惯坏的孩子还不如早死了父母”;“小孩子有他们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生活,母亲的责任是要教养他们慢慢独立起来,不应使他们总成为自己的附属物”;“世间最美的东西往往是最脆弱的,例如花。爱是嫩美的花,需要小心的培植。所以除了知识之外,爱的艺术需要入微的体贴。不浇水,花是要枯死的。没有体贴入微的培植,爱也要枯死”;“在明了爱的艺术的人,结婚不是爱情的终结,却是爱情的延续”;“我们和十个人相交,未必有两三位可以成为朋友;从书中所得到的友谊温情,比例却比较高”等等,《给少男少女》中的这些只言片语,都曾被一些读者节选,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警句。

深情

二是怀念鲁迅先生的深情始终不渝。

自1936年11月鲁迅先生去世后写下《忆鲁迅先生》一文起,到1993年9月写下最后一篇忆文《在鲁迅家吃炸酱面》,父亲几乎每年撰文,留下了结集出版的《纪念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华诞集》等,如此坚持了近60年。

谈到父亲与鲁迅先生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及父亲的挚友李何林伯伯。他们都非常崇敬鲁迅先生,但表现形式却有很大不同。李伯伯注重学术研究,倾心于此项事业,是公认的鲁迅研究权威专家;父亲则是更多地把自己同鲁迅先生接触的种种亲身经历和点滴体验记录下来,给后人以启示。

虽然有关鲁迅先生的著作以及就鲁迅研究和各方人士的通信,在父亲的文集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他一直不大同意别人称其为“鲁迅研究专家”。近60年来,父亲从来都是以鲁迅学生的身份来怀念这位导师的,并一直致力于弘扬这位文学巨匠的伟大精神。

李伯伯认为,父亲的《忆鲁迅先生》和晚年写就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是“叙述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的少有的书”。后者则被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称之为“霁野师的亲见、亲闻、亲历,为研究中国现代社团史和文学史者所必读”。

在父亲与鲁迅先生的交往中,分量最重的部分要算是未名社的这段经历了,虽说前后只有6年左右时间,却不仅是父亲终生难忘的岁月,而且是他坚持走完自己漫长的文学道路的重要动力源泉。

未名社创办之初,父亲还在燕京大学读书,韦素园病倒,他不得不放弃继续学习和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挑起支撑未名社的重担。李何林伯伯对这段经历做了这样概括:“未名社成立后六七年间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等大量工作,在鲁迅先生领导下,除开始半年由韦素园主持,最后一年左右由韦丛芜负责外,其余全由他无偿地负责并担当一切风险,出版了二十几种书刊和坚持编印了六年左右的半月刊(《莽原》共48期,《未名》共24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始终维持着鲁迅先生定下的进步方向,更不容易。”

上海鲁迅纪念馆前馆长王锡荣先生则在纪念我父亲诞辰110周年时做出了这样总结:“李霁野先生与未名社的关系,可以用几个与‘六’这个数字有关的数字来说明:未名社的成员总共是六名,它的存在时间是六年,而在未名社结束之后,李霁野先生又生活了六十六年。在这六十六年的岁月中,李霁野先生始终怀着一种深沉的鲁迅情结,也可以说是‘未名社情结’。也就是说,为了这六年,他背了整整六十六年的精神十字架。”

我的母亲则更生动地记录了她的丈夫在回忆起那些终生难忘又饱含辛酸的往事时的心境。她在《伉俪生活五十年》一文中写道:“(李霁野)也曾深尝过朋友生疏的痛苦,我看见他在写《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的时候,有时伏案啜泣。我劝慰他,他只引用了勃朗蒂(勃朗特)的一句话:但愿这只‘是由于我们太高评价了他们对我们的喜爱程度和意见’。”

如果了解父亲写下这些纪念文章时经历的感情波折,恐怕就不会有人轻薄地对他的这些文字做出无端指责了。

翻译

三是从事翻译始终不渝。

自1923年编译短文起,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校改译稿和有意再着手翻译一些英国随笔,父亲又是持续了60余年。他先后翻译了《上古的人》《简·爱》《鲁拜集》《四季随笔》《战争与和平》《被侮辱与损害的》《虎皮武士》《难忘的一九一九》《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等多国名著,结集出版了英国抒情诗集《妙意曲》、苏联及东欧国家作家的《不幸的一群》、苏联作家的《卫国英雄故事集》和《山灵湖》、英美国家的《鸟与兽》和《莱比和他的朋友》等短篇小说集以及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文学与革命》。

在这些众多译作中,除父亲特别偏好与他心境相投的《四季随笔》外,特别值得说说的是两部长篇小说。

一部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茅盾先生曾写《〈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一文,对同一年问世的伍光建译本和李霁野译本做出了中肯的评议,他认为,“对于一般读者,伍译胜于李译;但对于想看到些描写技巧的‘文艺学徒’,则李译比伍译有用些罢”,并特别赞许了李译的“谨慎细腻和流利”,在一些段落里,让读者“在‘知道’而外,又有‘感觉’”。

让后人更加欣慰的是,茅盾先生评论的这两位《简·爱》译者之间并无“文人相轻”的俗气,而是“十分尊重别人的成就,衷心地欣喜于这样的成就”。

父亲的这个《简·爱》译本几经再版,一直到“文革”期间都还有不少喜爱它的读者。“文革”后又出现了各种译本不下二十余种,父亲的译本不可避免地成为翻译和研究各种《简·爱》中译版本的一个“靶子”,他所采用的直译法也成为这些研究中经常涉及的话题。

正如翻译界普遍认为的那样,父亲继承了鲁迅先生主张直译的传统。其实,在翻译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直译法观”,只不过并未作过太多的理论研究。1981年4月,他在《悼念茅盾同志》一文中就曾表示,“字对字的直译容易变为死译,是不可取的。我的译文有时就有这样毛病。”

1983年6月,父亲在给南开大学外文系一位毕业生的信里明确表示:“我主张直译,只要中文能合规范,看得懂,要尽量保存原文语言风格特色。这点难做好,但要努力。译文晦涩难读,不能算直译,只是死译。好的直译能本身成为好文章,与意译并无矛盾,改动太多的所谓意译,与硬译同样不可取。形容词过多是一困难,可以用简练的中文达意,不一定逐个照搬。句子太复杂太长,可以适当化为简短。接联词太多,有时在中文无必要,可略。”

1985年底,在天津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致词时,父亲又把这种看法精炼地概括为“精心移植,尽量保存原著的文字美,思想美,风格美”。

在各种不同版本《简·爱》中译本开始出现的初期,也曾有出版社找到父亲询问出版其译本的可能性,并提出应该改用现在流行的风格。

父亲没有同意。

直到1982年,父亲才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经过再次校改的新版本。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他对风格的改变不能苟同,但更深的意义,还是包含在他在新译文扉页上加上了“敬以拙作纪念鲁迅先生百年诞辰”这十四个字里。这凸显了父亲对早已故去的鲁迅先生的无限哀思。

为什么这样说?那是因为大概在1933年秋,父亲考虑并准备翻译《简·爱》。在开始翻译后,他接到冯雪峰的来信,转达了鲁迅先生的谈话,说未名社既已结束,父亲做了教授,就不再努力翻书了。

鲁迅先生表达的这种不满让父亲感到惭愧不安,由于不愿因未名社出现的麻烦而干扰鲁迅先生,他只能把这种烦恼压在自己心里。整整一年八个月,他都没有给鲁迅先生写信。

在得到冯雪峰转告的话后,父亲得知鲁迅先生还在这样惦念着他,于是立即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我正在翻译一部长篇小说”。

这里说的“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简·爱》。

但从我现在接触到的材料来看,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鲁迅先生见到了出版的《简·爱》单行本。据父亲自己的回忆,1936年,他最后一次在上海拜见鲁迅先生时是否提及此事,也不得而知。所以,恐怕可以说,翻译这部小说是父亲落实鲁迅先生对他期望的一个实证,但遗憾的是,鲁迅先生生前未能见到这部译著。这可能也是父亲要扉页上加上那十四个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种对自己导师姗姗来迟的交代。

在《简·爱》出版后,最能证明父亲始终不渝地沿着鲁迅指引的道路前行的,就是他着手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更大部头的名著。翻译用去了他4年半的时间,完稿时又恰逢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这也是他十分在意的。

父亲的想法是,“如能译完出版,对抗日战争也能贡献一点力量”。我做过一些考察,如果他的译作能够出版,至少又可以成为最早的中文全译本之一,但可惜的是,由于日寇作梗,书稿被毁。四年半的辛劳毁于一旦,这对一个热衷于文字工作的人来说,该是多大的打击呀!

但父亲只是心平气和地说,在战争中损失的生命财产多着了,这不过是沧海一粟。从他个人说,译文是从英文译的,恐怕质量也不佳,不印成倒是好事。这样伟大的著作,将来会有人从原文直译的。此后,他又写作和翻译了许多作品,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淡泊

父亲的劳动成果被毁不止这一次。他在抗战时期翻译的《俄默绝句集》(即《鲁拜集》)和在1961年写成的2000行长诗《史湾赵平》被毁,就是“文革”中发生的两个例子。前者因老友朱肇洛先生曾转抄而留下了副本,才得以收入文集,与读者见面。后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留下的只有曾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两个片段,收入《李霁野文集补遗》之中。这部长诗是他在80岁时才根据记忆重写出来的。正如父亲自己在长诗后记里所说:“我自己知道这算不了诗,只是奉献万千先烈的虔诚薄奠罢了。”

我想,在这件事上,父亲想到的完全是留住对一位自己熟悉烈士的记忆,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他丝毫没有追求功名的因素。其实这是他时常保持的一种心态,在其他许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得出来。

父亲是天津设立鲁迅文学奖的倡导者,但他却一再谢绝授予此奖,“对鲁迅先生,我是尊敬的,对用他的名字设立的奖金我自然以能配得到为荣;但若觉受之有愧,那就于心难安了。”最终经过几番劝说,他才在90诞辰时接受下来,并立即作为以他命名的助学基金,赠给了南开大学。

父亲是自鲁迅先生提议成立的未名社以来的长期主要负责人,却断然拒绝被称为“未名四杰”之一,只愿被称作“未名社成员”。抗战期间,他每月都要从自己微薄的薪金里抽出一部分,接济鲁迅先生家中几乎断炊的两位老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自己尚需承担大家庭生活开支的情况下,父亲还每月拿出钱来帮助一位因经济困难想要退学的学生,而他从来都不对别人提起这些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文革”中受到审查、批判时,他曾写过一份有关自己历史的正面材料,详细列举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帮助过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我曾做过统计,在父亲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在别人写他的文章里,以及在别人的传记中,不同程度地提到过他帮助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事,涉及的人加在一起,不及他在那份材料里说的多。更何况有些当事人在自己的文字里提到过父亲的帮助,而他自己却忘却了。

我作为后代,也是在父亲离世十多年后,因为要纪念他诞辰110周年,才看到了这份文字。他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成是平常的分内之事。

沉默不等于忘却。默默怀念父亲是我一直坚持的做法。虽然,在父亲去世后的这些年里,不断有人著文怀念,他的作品也不断被收入各种文集,这说明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我也只是希望,随着时光流逝,李霁野,这个名字能和千千万万曾作出过大小不同贡献的人们名字一道,渐渐融入历史的长河。

李方仲,李霁野先生之子,1940年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曾任我驻苏联、俄罗斯使馆参赞。

学人小传:

李霁野,1904年4月6日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集,入私塾附读,在明强小学、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因赞成新文化,倾向共产主义思潮而受排挤退学。1922年与韦丛芜合编《微光周刊》《微光副刊》。1923年入京,上崇光中学并发表译文。1924年译完《往星中》,往竭鲁迅先生,加入先生建议成立的未名社,坚持六年,编印半月刊(《莽原》共48期,《未名》共24期),曾因出版《文学与革命》被捕。1930年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兼主任,译《简·爱》,于1935年出版,以稿酬作川资赴英旅游。次年4月回国后赴上海访鲁迅先生,随后开始译《战争与和平》,用时4年半,文稿后被日寇所毁。1938年秋到北平辅仁大学教课。因日寇宪兵注意其行动,1943年初逃出敌陷区,先后在复旦大学、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46年9月应许寿裳约,到台湾省编译馆任编纂。1949年4月返回天津,到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1950年任天津文联副主席,1951年—1982年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文革”前曾任天津文化局副局长、局长。1982年被选为天津文联主席。1996年12月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1997年5月4日在天津寓所逝世,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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