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解放日报》:纪念朱东润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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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海“孤岛”时期,当时年仅20岁的王元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接受中共上海文委领导。其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副书记,王元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奶汁长大的。”在进行顾准研究时,我曾经多次向王先生请教,印象中先生对顾准感情笃厚,对顾准的解读直达人心。他在评述顾准的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时直陈:“我要说这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谈到顾准为获得这些思想学术成果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不幸早逝,王元化语气沉重地说,顾准“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硬汉子,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他十分关心拙作《顾准评传》和拙编《顾准再思录》《顾准文集》的出版,还不顾年迈体弱援笔书赠了一款条幅,内容是:“顾准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出现,都作了思索,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彩笔宏文称一代,高风亮节足千秋”,苏步青教授生前的这句评价在5日下午举行的“纪念朱东润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又一次得到了验证:这个原计划在百人左右的小范围会议,因为要求参加者越来越多,其规模也随之扩大,会议室也越搬越大———400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朱先生道德文章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朱东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和书法家。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他生前曾任国务院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华文史论丛》主编。他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陆游研究、梅尧臣研究、中国文学等课程,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生。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字的创作。他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学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他同时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教授致词说,朱东润先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70余年,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追求真理,在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桃李满天下,培养的三代学生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还记得自己当学生那会儿,已80多岁、身为中文系主任的朱先生经常晚上打着手电到学生宿舍和大家聊天,而如今,自己当系主任了,倒反而和学生很疏远,值得反思。他说:“朱先生在一次学术报告上,讲人物传记,认为世界上只有三部传记是值得读的:第一部是英国的《约翰逊传》;第二部是法国的《贝多芬传》;第三部就是中国的‘拙作’《张居正大传》。”可见朱先生对自己传记作品的自信程度。朱先生还一直强调:要学好外语,要有世界眼光。希望我们汲取世界的文化成果,也让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对朱东润先生的学术特点作了精彩阐述,认为先生的学术特点主要是三方面:一、富有学术创新精神;二、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三、视野广阔,气魄宏大。尤其是他主张西方传记文学方法结合中国史学传统,而又追求人性真和善的风格,对中国传记文学影响很大。研讨会上,著名学者徐中玉、钱谷融、王运熙、章培恒、裘锡圭、王水照等朱先生的友好、同仁、乡贤、亲属、后生,分别就朱先生生平志尚与立身大节、教书育人历程、治学创作道路等诸方面进行了回顾和追忆。

此次会议的发起过程我不甚清楚,能看到的是由王元化先生与王运熙先生领衔召集,由章培恒先生负责约请日本学者,由李庆甲先生负责具体会务组织。元化先生那年刚从市委宣传部部长退下来,资源丰沛。会议安排在当时刚建成不久的龙柏饭店举办,那时星级酒店的住宿远非一般大学教师可想象,没有有力者的支持,很难办到。章培恒先生于1978年至1979年任教神户大学,他的学识为日本汉文学界广泛称道,人脉丰富。与他同年的庆甲先生出道稍晚,专治《文心雕龙》,由他操劳会务,各方都信任。我那时刚完成1984届本科生的分配,稍得余裕,庆甲先生约我负责会间的文件秘书事务,接待会务则由那时还是他研究生的汪涌豪负责。

因为写作传记,需要积累素材、丰富史料,我得便时就陪王元化先生聊天,听他讲人生经历。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是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王元化先生受命组建了新文艺出版社并出任总编辑兼副社长,由于社长刘雪苇兼任华东文化局领导,所以出版社的日常工作其实是由王元化先生主持的。有一次,与王元化先生谈到当时十分热门的“红色经典”话题,他谈笑风生地说起自己与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渊源。

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期间合影,(左起)杨明照、徐中玉、钱伯城、钱仲联、吴调公、李庆甲、王运熙、王元化、牟世金。钱仲联保存,罗时进提供。

因为写作《顾准传》,通过顾准胞弟、学者陈敏之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顾准的许多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王元化先生也在其中。复旦大学已故教授章培恒先生与王元化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同行,两人友谊深厚,王元化一直关心作为晚辈的章培恒。记得有次我陪王元化先生一起吃饭,饭桌上谈起我在复旦读书时的老师章培恒,王元化说起了当年他们率团出访日本的情形,他一再劝嗜酒的章先生少喝点酒,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后来,当我把王元化先生的回忆告诉章先生时,尽管已时过境迁,章先生仍然很感动,且有些哽咽。每次到王元化先生寓所或他晚年蛰居的庆余别墅,我总会看到他不是在与人谈话就是伏案读书。

这次会议,中日双方都有大批地位和年资很高的学者参加。手边有1985年第二期《中华文史论丛》所刊日本学者11人的名单,他们是九州大学目加田诚、武库川女子大学小尾郊一、神户大学伊藤正文、立正大学户田浩晓、广岛大学古田敬一、九州大学冈村繁、东京大学竹田晃、爱知县立大学坂田新、四国女子大学安东谅、京都大学兴膳宏。其中目加田教授任团长,年已八十,其次小尾教授年七十二,其他各位大多年过六十,最年轻的兴膳宏教授年四十八。那时中日学界交往很少,日本学者更礼数森严,不易接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离开住处赴会场,日本学者都在电梯入口前排起方阵,最年长的目加田和小尾居前,后面九人三三方阵,人隔一米,整齐行动。这种阵势,以前没见过,以后也没见。

因为写作《顾准传》,通过顾准胞弟、学者陈敏之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顾准的许多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王元化先生也在其中。与王元化先生接触当中,我深感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庆甲先生做事极其仔细认真,凡事都想得复杂,交待仔细。甚至有些我只需做半小时的事,他会反复交待两个小时,我只要按他的思路做就可以,根本不需我费心思。现在回忆,甚至想不出有我任何遇到困难不知如何办,或会间出现重大失误的过失。我能记住的,是庆甲先生每天做什么事都会告诉我。比如准备给中日学者的礼物,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
《文心雕龙》最好版本元延佑刊本,前言由庆甲先生执笔,出版时署元化先生名,元化先生后来为庆甲先生遗著《文心拾隅集》写序时也说到,我当时就知道了;中日学者如何住宿(日本学者一人一室,中国学者两人一室),如何接站,如何安排会议程序,都让他费尽心力;会议期间有三次宴请,两公一私,规格都是四桌,每次都有十多人无法受邀,庆甲先生又不希望冷落任何一位客人,他告我曾连续用几个晚上安排就餐名单,仍觉摆不平;因为中日学者地位崇高,会议论文都用中日两种文字印出,也很费周章。

王元化;元化先生;顾准;铁道游击队;写作;刘知侠;基金会;学者;文学;领导

原标题:随李庆甲先生办会

章培恒先生个人宴请中日学者,即将开始,还不见庆甲先生来,他遂与我一起到住处邀请。庆甲先生在内洗澡,我告知原委,他在内大声说:“他又没有请我,我怎么去啊?”章先生掉头就走。我事后问过章先生,告曾当面邀请,因为同事加朋友,因而没写请柬,引起意外。庆甲先生病重后,章先生主持系职称晋升,涉及庆甲先生部分,全力维持,看来他们事后有过沟通。从此我深悟,人际讲究礼数之必要。

庆甲先生早年任系团总支书记,在轰轰烈烈中当然相信一切,有对老师失敬处。乱后主动向朱先生道歉,得到原谅。辞去系务后,他觉以往损失太多,全力学术,四五年间出版了《楚辞补注》与《词综》两书,完成《瀛奎律髓汇评》的整理(身后出版),又发表了研究《文心雕龙》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办会加搬家装修的持续劳累,使他病倒,很快查出是癌症,去世时仅52岁。他病重期间,我曾多次听朱先生回忆往事,说到庆甲刚到复旦时,是一个很朴素单纯的农村孩子,居然很快要死了,真的非常难过。庆甲先生弥留之际,我因任校文史学科组秘书,旁听了庆甲先生是否晋升教授的全程讨论。朱先生说:“庆甲做的《刘勰卒年考》,意义很重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文学史就没有办法写了。”爱惜之情,溢于言表。稍前陪运熙先生去扬州,说到庆甲先生的学问:“他正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庆甲先生逝世后,运熙先生为他整理遗稿,由元化先生作序出版,仅不厚的一册。

海外华人学者仅请了香港饶宗颐先生。那时两岸还未开禁,交流更谈不上。会间,我有幸陪饶先生往宛平南路看望王遽常先生。两位前辈见面后,反复拱手作揖,互道契阔。后来方知,两位曾是无锡国专时的同事,至少有35年未见了。

李庆甲先生
(1933-1985)逝世已经33年,一直想写些文字,又不知从何写起。从师承来说,他是我的导师朱东润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的在职研究生,于我为师兄;我读研时,他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总支副书记,虽未听过他的课,却属师生。我留系工作,与他在同一教研室,同事了三四年。那几年他辞掉党务,专心学术,出了几种古籍整理的专著,据说仅《词综》一书就得到稿费7000元,那时可是天文数字。好几次,他向我表示,如果生活有什么困难,包括借钱,尽可告他,他一定帮忙,令我很感动。与他接触较多,则是1984年11月协助他处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会务,前后大约有三四个月时间。

会间组织中日学者参观复旦大学,一些学者还专程看望朱东润先生。复旦诸先生协同办会,总体组织得很好。元化先生还安排参访青浦淀山湖。唯有一件小事,有些让我意外。

《文心雕龙》是南朝齐梁间伟大学者刘勰的著作,以50篇来讨论文学的分类、写作、批评及主导思想,用骈文写成,体系博大精深,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空前著作,当然也引起中日学者共同的兴趣。复旦大学是国内文学批评史学科公认的重镇,该学科三位奠基学者,两位在复旦,即郭绍虞先生与朱东润先生。后起的刘大杰先生与王运熙先生也有卓越建树。

大陆学者约有30多位,记得有苏州大学钱仲联、四川大学杨明照、华东师大徐中玉、安徽师大祖保泉、西北师大郭晋豨、山东大学牟世金、南京师大吴调公等,也极一时之选。我因负责会议文秘,听完会议的全过程,领略各位名家的风彩,也感受大家与乡愿治学取径之不同。比如刚讨论宋人为何不看重《文心雕龙》时,有某翁起而反驳:宋人许多类书都有引用,哪能说不重视?众人哑然,换其他话题了。我仅管会务,谨守分际,很少找人请教,特殊的是某公首次认识,主动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留下一生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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