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七十年代末,我在人文社改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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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人深入的回忆,非要到他逝去之后。难道回忆是被痛苦带来的吗?

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我一生中注定要背井离乡在此生活近两年的地方。

  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我真幸运,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一座临街的长方形灰色的大楼,一排排紧闭的窗户总共五层。一进楼门两边走廊,挂满白花花写满墨笔字的大字报。人一走过,大字报纸被风带得哗哗响。只有开门的地方没大字报。不过这时的大字报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杀气腾腾了,都是“批判四人帮”、“小爬虫”、“打砸抢分子”之类的话语。我从中找到一扇门钻进去,一问才知小说北组和南组都在三楼。那时人文社的小说编辑室分南北两组,以长江为界,将南北两地作者分由南组和北组负责,我在北方燕赵之地,自然属北组。

  但是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历史全然隔开。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并不清楚她是谁,这便使我相当尴尬。

一进北组,靠墙一圈八九张桌子前坐着的全是老编辑,每人书桌上都堆着满满的书稿,连地上都是一摞摞用纸绳捆着的厚厚的装书稿的牛皮纸袋,上边写着书稿的名字。此后才渐渐认识了这些老编辑:王笠耘、王鸿谟、许显卿、张木兰、李庶、谢明清、邢菁子等,并知道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名著如《青春之歌》、《三里湾》、《林海雪原》等等的责编竟然都是他们,他们都有相当深厚的编辑功力和文学修养。此刻,他们扭过头从不同角度瞧我,叫我有点发慌。

  当时,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这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决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说她是”社领导”。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

一慌差点忘了我来找的李景峰叫什么,只用手指指这张已经熟悉的挺白净的笑嘻嘻的脸儿。李景峰先给我引荐了一位胖胖的和善的中年女编辑,告诉我她也是我的责编,叫邢菁子,“以后你归我俩管,韦君宜是你的终审。”说完便带我到四楼西北角一间大屋子说:“你就住在这儿,这一屋人你有两天就熟了,全是作家。”

  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她是社领导,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会后,我请他们去吃饭–这顿饭的”规格”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1976年的大地震毁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在我的眼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我请韦君宜和李景峰占一个稍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龇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可她还是盛怒不息。韦君宜也不解释,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样子有点窝囊。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你的凳子干吗不拿着,放在那里谁不坐?”这店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一碗水似的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站着把东西吃完,他们就要回北京了。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还叫你花了钱。”这话虽短,甚至有点吞吞吐吐,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她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不善言谈的人吧!这就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为什么把他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铺吃东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远远跑来,站着吃一顿饭,无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训斥和恶气,还反过来对我诚恳地道谢。

定神一看,满屋是床铺、桌子和人,有的在埋头写东西,有的聊天抽烟,有的躺着睡觉,有十来个人,更像大车店。这些人全是生脸,也没人认得我,却有两位热情地告诉我,靠窗那张床和床边一张小木桌和木椅子是我的。不一会儿李景峰就笑嘻嘻抱来一堆东西。一个竹壳暖壶和两个水杯,几本每页五百字的空白稿纸,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他说:“行了,东西都齐了。你在哪儿吃,哪儿买饭票,哪儿上厕所,哪儿寄信就问问他们。你把你的窝儿归置好就开始干活吧。”

  不久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那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大楼的顶层。凶厉的”文革”刚刚撤离,文化单位依存着肃寂的气息,揭批查的大字报挂满走廊。人一走过,大字报哗哗作响。那时伤痕文学尚未出现,作家们仍未解放,只是那些拿着这枷锁钥匙的家伙们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抽烟、喝水、写作;并把自己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气味真有点噎人。我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韦君宜是我的终审,我却很少见到她。大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

屋里没柜子,我找个纸箱子,把从家里提来的装着衣服杂物的大书包塞在里边,放在墙角,将毛巾搭在床架上,再把另一捆资料图书打开摆在桌前,铺上稿纸,我的正式“写作生涯”就这么纯粹地开始了。

  李景峰是个高个子、朴实的东北人,编辑功力很深,不善于开会发言,但爱聊天,话说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捋,手拍着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对我说:”老太太(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李景峰总是死死守护在他的作者一边,同忧同喜,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我完全感觉得到,只要他在韦君宜那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呀,你这家伙!”我呢,就这样地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著的情感。然而,我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我点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好像她并没有看过我的书稿。她走路时总是很快,嘴巴总是自言自语那样嗫嚅着,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

李景峰和邢菁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严格得有点苛刻的编辑,尤其是景峰。他首先教给我系统的标准化的改稿符号。他每看过一页我的文稿,就会把里边所有标点错误和错别字,像捉虫一样“捉”出来,用红笔纠正,像老师批改作文,也像在警告我。那时的编辑是要和你讨论作品人物的,直到把人物谈活了谈深了,再由你去改,当然他不会把他的观点强加进你的作品中,但如果你写得不确切不合理不充分,他会把稿子毫不客气地打回来。我感觉他对我像在“挤牙膏”。他却笑道:“谁叫你有潜力,可是不尽力。”

  可是一次,她忽然把我叫去。她坐在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她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挖”出一块桌面来工作的。这次她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再谈我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应用与虚构,还有我的一些语病。她令我惊讶不已,原来她对我们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的空间里仰起脸来对我说:”除去那些语病必改,其余凡是你认为对的,都可以不改。”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了她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

记得一位美国作家对我说她的编辑更厉害,有时还会动笔删去一段甚至加上一段。我说如果你反对呢?她说我会把我写的那段恢复回来或把她加上去的那段删去,我们常在稿纸上打架。我说,这很美好,你的编辑已经把你的作品当作她的作品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和我的编辑也是这样的关系,不过李景峰和邢菁子很少在我的稿子上添加什么。有时在稿纸边上加一句是给我看的:“怎么这个错别字又露面了?”

  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笑容。随后,她把书桌上一个白瓷笔筒底儿朝天地翻过来,笔筒里的东西”哗”地全翻在桌上。有铅笔头、圆珠笔芯、图钉、曲别针、牙签、发卡、眼药水等等,她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间找到一个铁夹子–她大概从来都是这样找东西。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我把书稿抱回去看。我回到五楼一看便惊呆了。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她修改的字迹,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想想,谁能为你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

在人文社最受尊敬的是韦君宜和社长严文井,并非因为他们是“社领导”,而是他们的文品与人品,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尽折磨。有趣的是人们对韦君宜的称呼,当面郑重其事地叫她“君宜同志”,背地里反倒亲切地称她“韦老太”或“老太太”,这恐怕与她的性格有关。她很低调,不苟言笑,人却耿直善良。后来读了她的《思痛录》才更深刻地了解她是个“思想性”的人物。我与她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总觉得她郁郁寡欢,是不是缘自她的心正处在对国家与民族反思的痛苦中?

  我那时工资很低。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里。每天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战斗牌”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往往这种日子的一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比如那位已故的、曾与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一天晚上他举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给我送来,上边还撒了一点盐,为了使我有劲熬夜。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赴宴”,没忘了给我带回一块猪排骨,他用稿纸画了一个方碟子,下面写上”冯骥才的晚餐”,把猪排骨放在上边。至今我仍然保存这张纸,上面还留着那块猪排骨的油渍。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每天五角钱!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你这大个子!”当时说的一句笑话,今天想起来,我却认真的认为,我那时没被那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与爱护了。

那时,在楼里偶尔会碰见她,她最多点点头便走过,很少说话,但她审我的稿子时用笔说的“话”却很多。她改稿的方式很特别,常常用蓝、黑、红三种颜色,先用蓝改一遍,再用黑改一遍,最后用红色圆珠笔或铅笔。这表示她是一遍遍看过的。她是终审,终审通常看一遍。我不知道她审别人的稿子是否都看好几遍。我却从中看出她对我严格的要求与有心的帮助。那天,李景峰跑到我屋来,把五十多万字一大摞书稿往桌上一放说:“天天玩!不好好干活,老太太一看就火了,把你稿子毙了。”

  我不止一次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说,韦君宜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是个”人才”,要”重视和支持”。然而,我遇到她,她却依然若无其事,对我点点头,嘴里自言自语似的嗫嚅着,匆匆擦肩而过。可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交流的接触方式。她不和我说话,但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我虽然没有任何表示,她在我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

我听了还真的吓一跳,再看稿子就乐了。我说:“毙了还用费这么大劲儿改?”

  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出版时,我去找她,请她为我写一篇序。我做好被回绝的准备。谁知她一听,眼睛明显地一亮,她点头应了,嘴巴又嚅动几下,不知说些什么。我请她写序完全是为了一种纪念,纪念她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还有那极其特别的从不交流却实实在在的情感。我想,我的书打开时,首先应该是她的名字。于是《神灯前传》这本书出版后,第一页便是韦君宜写的序言《祝红灯》。在这篇序中依然是她惯常的对我的方式,朴素得近于平淡,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广告式的语言,最多只是”可见用功很勤”,”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还有文尾处那句”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可是语言有时却奇特无比,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现在只要再读,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种默默又深深的感动……

李景峰说:“你这家伙还真鬼,要不老太太说你聪明呢。认真看看老太太那些意见,老太太说你要是看不明白就去找她。”

  韦君宜并不仅仅是伸手把我拉上文学之路。此后伤痕文学崛起时,我那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的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争议。当时”文革”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我这部彻底揭示”文革”的书稿便很难通过。1978年冬天在和平宾馆召开的”中篇小说座谈会”上,韦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赢得了茅公的支持。于是,阻碍被扫除,我便被推入了”伤痕文学”激荡的洪流中……

韦君宜的办公室在二楼楼梯旁,房间很小,桌上堆满书稿,一盏台灯,一个挺大的白瓷笔筒,里边插满笔,还有些平时随手塞进去的乱七八糟的小东西。有时她要找个大头针或曲别针,便会把笔筒翻过来,将里边的东西哗啦全倒在桌上,从中去找。这些东西里还有牙签、眼药水、饭票、按钉、皮筋、衣扣、发卡等等。但她在稿子上却一字不苟,她的心思全在稿子上。忠于文学——这是她给我最深的印象,也是对我最主要的影响。

  此后许多年里,我与她很少见面。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但每当想起那段写作生涯,那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我与她的联系方式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每有新书便寄一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她也不回信,我只是能够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然而我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反而很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

那时我的生活在人生的底线上。

  大前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京都文坛的一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但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来了。王蒙说他知道韦君宜曾经厚待于我,便通知我。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是呀,一口气说出许多往事。王蒙则用他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表个态,我替你宣读。”我便立即写了一些话用传真传给王蒙。于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对她的感情写出来,我满以为老太太总该明白我这份情意了。但事后我知道老太太由于几次脑血管病发作,头脑已经不十分清楚了。瞧瞧,等到我想对她直接表达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依然是无法沟通!但转念又想,人生的事,说明白也好,不说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地在心里就好。

洗脸没有香皂。一方块最廉价的含碱的肥皂洗衣服也洗脸。一个月用三十五元,余下的钱留给家用。地震后房倒屋塌无家可归,妻子带着孩子寄居朋友家,妻子上班很远,骑车一趟要四十多分钟。冬天孩子放学妻子还没回来,屋里没炉火,只能在地上不停地蹦,好使身子发热。我在北京改稿,一日三餐加上两包烟,再没别的花销,吃饭时只能买价钱最低的菜,烧茄子一角钱,炒菠菜五分钱,菜不够吃就找师傅要一勺菜汁。有时馋得厉害就到隔壁北小街街口的小面馆,花三角五分钱,买五两小肉面,狼吞虎咽吞下去,然后像富翁那样挺着肚子走回社里。隔一阵子,李景峰把我叫到他家,吃一顿韭菜肉馅的饺子,对于我,这一顿有肉的饺子和国宴没什么两样。谁知道这些事让韦君宜知道了,她特批给我每月十五元的补助。她肯定知道我这么大的身个,顶不住如此艰辛的脑力劳作。这使我终于可以多吃一些烧茄子,甚至一盘洋葱炒肉片了。这是救命般的支持,让我感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她和我母亲是同时代人,比我母亲小两岁。然而,她见到我却从不提这事。一次,她给我一个书单,叫我到人文社资料室去借这几本书,有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刘孟扬的《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还有马克里希的《天津租界被围记》等等。我很奇怪,她并不研究近代史,这些很偏的书她怎么知道并读过?

  尽管老太太走了。这些情景却仍然–并永远地真真切切保存在我心里。人的一生中,能如此珍藏在心里的故人故事能有多少?于是我忽然发现,回忆不是痛苦的,而是寂寥人间一种暖意的安慰。

在人文社四楼上那段日子虽很艰苦,但很特别,也快乐。那个时代,人很少攀比。其实人的烦恼一半是比出来的。我们那一屋子“作家”,都没出过书,都有希望出书。大家来自各地,各有各的经历和故事。写东西的人都关注生活里有意味的事,都有一肚子故事满脑袋杂学,于是搁下笔的时候就天南海北聊大天。记得那时我们都抽烟,我抽天津最廉价的“战斗牌”卷烟,有时天晚了,没处买烟就抽别人的,虽然都穷,没人吝啬,彼此烟茶不分家。有时写到夜里没烟抽了,就在地上拾烟头,将烟丝弄出来,撕条稿纸卷上,舌头一舔用唾液封了口,点了便抽,那一口挺过瘾。这种日子这种滋味现在想再尝一尝也没有了。

四楼上还有两个编辑室:一是古典文学,一是外国文学。这两种书皆我所爱,编辑们又都有见识又有学问,有的本身就是学者或翻译家。比如矮胖胖的刘辽逸,我曾读过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十分钦佩他译笔的干净又有韵味;还有《莱蒙托夫传》的译者孙绳武、《斯巴达克斯》的译者施咸荣、《怎么办?》和《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的译者蒋路等等,他们学识渊博,聊起外国作家就像聊自己的老朋友,生动又快意。还有拉美文学编辑室的王央乐(王寿彭)给我印象很深。他身材略胖,戴一副圆眼镜,鼻子发红,人很随便,健谈。他精通西班牙和拉美文学,那时他还没有译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但他谈起《堂·吉诃德》,好像那本书是他写的,他似乎记得每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听他侃外国文学。那时“文革”刚过,古典文学与外国的文学尚未摘下“封资修”的帽子,出版业务尚待恢复,却常可以看到一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人怯生生上四楼来,走进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编辑室,很快引起里边一阵喧哗,过后听说是哪位编辑被落实了政策,刚从什么农场返回北京上班来了。凡这种人都把制服穿得规规正正,头发整整齐齐,好像假释出来似的。

我和这两个编辑室最热烈的接触是通过打乒乓球。那时人文社二、三、四楼走廊西端都各放一张乒乓球台,逢到上下午工间休息时候,便各拿各的手拍来赛一场。游戏规则是打十一分,谁输谁下,按照先来后到排着,轮到谁谁就上。别看这些编辑文质彬彬,打球却各有绝招怪招。有时业余球手的球挺怪异,很难应付,尽管动作不规范,谁也不追究谁。我当过运动员,应变能力是天生的,很快就有法子克制他们,不过我不会总霸着台子,连胜两次过了瘾就故意“喂球”,让人家赢。在人文社打球最大的快乐如同下棋,一边打球一边斗嘴,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当然,四楼的“作家们”也有痛苦的时候,那便是某位作家的书稿改不出来,被中止出版,要卷行李回去了。这时候我们这些同屋的伙伴便会约上他到外边小馆子喝点酒送个行,大家尽力说些宽慰的话。可是真待到这位走了,空了床,也招致一些伤感与叹息。

(本文节选自《凌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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