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那些硝烟里的“战争与和平”

2014
年5
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派我们一个摄制组去四川成都给百岁老作家马识途先生拍摄音像资料片。当时马老虽已百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每日里读书写作不辍。我们请马老谈谈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马老欣然同意,着重讲了两个方面:一是他怎样走上革命道路;二是他如何开始文学生涯。马老的记忆力惊人,事情虽已久远,但叙述起来依然那么清晰动人。听他讲述那些九死一生的革命经历,其间流露的坦荡襟怀、坚韧意志和乐观豁达的精神,让我们深深钦佩。下文即为马老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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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说,自己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就是没能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中国处于一种非常贫弱、遭到欺凌的地位,我们从小学、中学一直到上大学都感到中国就要灭亡了,因此当时就是想要救国,救国变成青年人普遍的看法。但是到底要怎样救国呢?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说要靠工业救国,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工业不发达,所以要靠工业救国。因此我从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学工,准备将来当工程师救国,这样的志愿到“一二·九”运动以前都是这样的。从初中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很不错,特别是数理化方面。后来考入中央大学工学院,我报的是化工系,我的心愿是学化工、制造炸药,因此要救国的话,可以制造炸药来抗日,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直到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前,我的心愿还一直是要学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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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战争;网络文学;打游击;革命家;文学家;农民;文学作品;救国;战士

有一次,
已经毕业的老同学聚会,听他们谈到许多现实情况,说我们想用化学、用工业来救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说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基本上就是做一些行政事务,不可能真正去搞一些技术,甚至于有一些到工厂去的,实际上干的却是把日货贴上国货的标签充当中国的国货拿到市场上去卖,这等于是给日本人推销产品。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叫工业救国呢?!所以当时大家就在一起喝酒,一起苦闷,不知道青年的出路在哪里。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工业救国这个美梦不可能实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必须要改变政治制度。所以我就更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和那些从北京参加“一二·九”运动下来的学生接触。他们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先锋队的,
他们和我谈了很多的道理,因此我就参加了民主学联的秘密小组。这个组织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相当于现在的青年团,这样我就在学校里参加了各种进步活动。

马识途正在进行书法创作。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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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我们就有一批同学组织农村服务团到南京周边的乡村准备发动农民去抗战,我们自己也准备去打游击。当时我们去了南京的晓庄,准备在那里进行游击战,其实当时根本不懂什么叫打游击。到1937年11
月底,南京的我党办事处派了一个党员到我们农村服务团考察,看上了我和另外一个叫刘惠馨的女同学,当时他就决定吸收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很高兴,就一块儿进了南京城。到南京一看,城里都疏散完了,党领导说你们赶快走,到武汉去,南京马上就要陷落了,你们这些学生到大茅山打游击完全就是幻想,肯定要全部牺牲。因此原来是要在那里办入党手续的,没有办成,
我们就匆匆忙忙到了武汉。在武汉的我党负责人董必武同志介绍我们到鄂豫皖边区的一个党训班,在党训班学习了一些关于游击战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等一个党员必须要具备的知识。再由方毅(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介绍我到农村合作班去找陶铸,
由陶铸介绍我入党。可是到农村合作班后,陶铸说,你到湖北省委组织部去找钱瑛部长,由她来给你办入党手续。陶铸解释说,我们想调你到武汉去做工人工作,刘惠馨还继续留在那里做农村工作。我到武汉省委组织部找到了钱瑛,这样就由方毅和钱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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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隙白驹,逝者如斯,转眼百年。忆少年出峡,燕京磨剑,国仇誓报,豪气万千。学浅才疏,难酬壮志,美梦一朝幻云烟。只赢得了,一腔义愤,两鬓萧然。幸逢革命圣卷,愿听令驰驱奔马前,看红旗怒卷,铁骑狂啸,风雷滚滚,揭地翻天。周折几番,复归正道,整顿乾坤展新颜。终亲见,我中华崛起,美梦成
圆。”

开始的时候,
我只知道做一名共产党员会从事一些进步活动,后来在武汉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钱瑛认为我这个人适合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因此她就问我愿不愿意以后做职业革命者。我说,我现在不是已经参加革命了吗?她说不,职业革命者是专门负责党的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党内的许多领导同志都牺牲了,他们都是以从事组织工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这个工作很重要,但是也很危险。你愿不愿意担任职业革命者的工作?我说愿意。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很有勇气。从此以后我就成为职业革命者了,放弃了以前工业救国的梦,一般的群众革命活动我都不能公开参加,变成了一个在地下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物。这样我就从一个党员,到后来当了支部书记、职工委的委员,再到鄂西北当了县委书记,又到鄂西当了特委书记,这一连串下来都是做党的秘密组织工作。在每一任上都受到特务的追踪追捕,经历了很多的危险,但没有出大问题。可是我的爱人刘惠馨在鄂西特委担任妇女部部长和秘书的时候,被捕了,和湘鄂西省委书记一块儿被国民党杀害。我因为出去巡视工作,没有被抓。后来我到了周恩来做书记的南方局,知道鄂西出了大问题,有很多领导同志被捕甚至牺牲。我那时就想是不是先到延安去学习,但是南方局的领导同志跟我讲,四川的白区工作非常重要,你是四川人,又长期做党的革命工作,有经验,几次遇到危险的情况你都能化险为夷,因此你还是留在白区工作,不要到延安去了。这样我就留了下来,但是到哪里去呢?当时云南的政治形势比较好一点,党组织于是决定让我到昆明投考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起来的大学,让我从一年级念起,这样就可以在那里连续待四年,在那里执行我党的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样的工作方针。在西南联大,我秘密担任了联大的支部书记,从事党的工作。后来我们发动群众,组织了“一二·一”学生运动。

马识途书法作品。 资料图片

一年前,在马识途百岁书法展上,这首由他创作、书写的《百岁述怀》悬于展厅之中,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寥寥几笔,一个革命家的雄心壮志、戎马生涯跃然眼前,而他本人早已与那些沧桑世事一起大隐隐于市了。犹记得,展览现场,他坚持站着说完每一句话;也还能记得的,是那句“人无信仰生不如死”,是他
90岁时题写的“若得十年天假我,挥毫泼墨写兴隆”,是他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法作品——“为天下立言是真名士,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此外,还有他
给自己制定的“五年计划”:再多写几部作品。

1945
年我大学毕业,党组织调我到滇南去担任工委书记,在云南南部准备搞游击战争,在那里我们工作得很有成效,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游击区。之后南方局又调我到四川,这是因为重庆、成都是特务集中的地方,是蒋介石的中心地带,因此这个地方的危险性确实是最大的。任务十分紧迫,我回滇南去交待一下工作都来不及,党组织说机票和一些证件都给你准备好了,马上就回四川。这样我就回到成都,担任川康特委负责人,一直工作到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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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在四川成都,我再次见到马识途老人。他思路清晰,开口前先问,你大概想谈些什么?此后,围绕话题不曾偏离半点,年月、人物、事件均记得清楚。在他的叙述里,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复杂而艰难的。有很多次,我都想问问,经历过至亲牺牲的他如何看待生死,话到嘴边还是咽下了。说起自己,马识途总是很谨慎,他说,自己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就是没能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因此,自己是“职业革命家”,文学却只能算是个“革命文学家”。说着,他一扬手指向书房,“我的座右铭就挂在里面,八个字——无愧无悔,我行我素。”

西南联大在当时是一个民主堡垒,教师、学生倾向进步的很多,因此那里的政治环境比较好一点。可是因为我做的是秘密工作,是党的支部书记,
不能公开说我是共产党员,
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所有的活动我都在幕后做指挥,凡是出面的活动我都不参加。像齐亮,后来牺牲了,他当时做西南联大学生会主席,
也是我们的支部委员之一,由他们去做公开的活动。我那时读的是中文系,而且是中文系语言文字学,跟唐兰学甲骨文、铭文、语音学,所以谁也不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周围少数几个进步同学知道我的身份。我将二三十名进步学生团结在周围,形成一个团体,所以在那里比较平安,跟后来到成都的情况不一样。成都特务特别多,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
有很多困难、危险。可以说做职业革命者是九死一生,经历的生死远不止九次,但是每次我都能从容应对、平安脱险,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

图为根据马识途作品《盗官记》改编而成的电影《响马县长》海报和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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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马识途:“抗战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最初进西南联大时我报考的是外文系。一开始外国文学作品读的比较多一些,听的课也比较多一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要求读外文系的同学调去做美军的翻译官,而我要进行党的工作,不能离开昆明,也不愿意做翻译,所以就转到了中文系。联大中文系教授的力量最强了。那时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大概只有60
多个人,一个年级只有十几个人的样子,可老师却有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李广田、卞之琳等很多教授,这还是文学方面的;文字方面的教授也很强,像罗常培、唐兰、陈梦家等等,好多都是原先北大的教授,来做我们的老师。我虽然要做党的秘密工作,但遵从周恩来的教导要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在学校里做工作的话,你的学业必须要是最好的,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因此必须要很好地学功课。所以我一方面从事秘密工作,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功课认真学好。这些大师们的课我都非常认真地去听,像闻一多的课,我就选了好几门。因为闻一多跟我有特殊的关系,他是民盟的,我是共产党的,我是两个组织连结的纽带,他又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们联系的多一些。我选他的课,他就跟我讲:我知道你忙,我的课你当然可以听,不过不用那么费劲,考试我会给你60分。我说60
分就够了。当然他是知道我有特殊的任务,但是我说,我还是要认真地学,学不好的话,我在同学里也是不行的。他的课我从头到尾都听了,像楚辞、诗歌,很多。其他的课也是一样,像唐兰先生的课。我那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比别的同学大好多,唐兰先生以为我是旁听生或者学校里的年轻老师,对我叫先生,他不知道我实际上是个学生,我当时学习还是比较好的。还有王了一,就是王力先生,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也听了他的课。一直读到毕业,做了论文,经过考试,最后通过得了学士学位。实际上,我的工作根本不是要做学问、搞创作。只是当时在那样的环境里,我看的比较多,听的比较多,因此得到了写作的基本训练。过去我在中学、大学时,喜欢写一点东西,喜欢文学方面的活动,我的文学生涯的第一篇作品,是1935
年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
叶圣陶他们办的《中学生》征文,我写了一篇文章被他们选上,编到书里,那是我的第一篇文章。后来到了武汉以后,我又曾在《抗战青年》杂志上写了些文章,又在《新华日报》上发了一篇报告文学,处在一种对文学比较有兴趣的状态,同时又搞理工科。在西南联大受到这些老师的教诲,而且联大的校风和其他学校不一样,比较开放自由。“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的话,是大家基本上都认同的,要有独立的见解,所以在联大自由的风气比较重。学校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讲座,这种讲座常常是一系列,比如中国文学史系列,八到十个教授,每人把他们研究的新成果拿来讲,不是照本宣科,都是拿出新东西来给大家讲。在联大有这样一种风气,经济学系也好,历史系也好,都有这样的系统讲演,一个星期有两三次,我们文学系也是这样。这对学生的启发作用非常大,因为都是新东西,
是学术的前沿。在这样的学术自由的氛围下,所有的教材都不用国民党的教材,没有统一教材,每个教授讲课的内容都是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心得,或者是用自己的专著来讲课,比如一首唐诗,一个教授是这样讲的,另外一个教授是那样讲的,这样课程上讲的也都是最新的,而不是教科书上陈旧的内容。后来联大出了那么多人才就和这样的教学方式有关,老师有比较深的学问,同时又有那么自由的风气。当时还有这样一种风气,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就是在课堂上学生可以和老师交谈,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往往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说,
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老师就说那好,你上来讲。学生就可以上讲台去讲,在黑板上写,老师在旁边听,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还有教授和教授之间也经常发生争论,我们常常看到关于同一个问题两个教授各有观点,学生在一旁发表意见。还有一个教授在讲,另一个教授跑去反驳、辩论,很自然,辩论完之后,两个人握握手,有说有笑地回去了,好像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在学术上互相切磋,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在西南联大八年时间,那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像两弹一星工程中,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占了十几个;像科学院的院士,西南联大毕业的有100
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西南联大毕业的。为什么能够出现这么多人才?大概就是和这种教育的作风、制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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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马识途,少年立志,投身革命,矢志不渝。16岁那年,他自重庆出发,辗转北平、南京、上海、武汉、昆明……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用他的话说,“抗战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也因此,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郑重将本名“马千木”改为“马识途”,意为识得正途,找到前进的方向。少小离家的
马识途本是赴北平读高中,不料,才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学习了一年多,1933年日军进驻北平近郊,城中不得安宁,马识途不得不前往上海,考入浦东中学。

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自然也有作业,就是自己搞创作,我就在那样的环境里开始了创作。当时我写了两本诗,还写了一个28
万字的长篇。那时张光年也在昆明,我知道他是从延安来的,我们两个就认识了,合起来搞了一个刊物《新地》,一个文学刊物,我就写短篇、杂文,发表在那上面。可是由于我做党的工作,规定很严格,到新的岗位之后,所有我的图片、文字都要销毁掉,不能带走,因为怕出现问题。所以那时写的东西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全部都销毁了,像《夜谭十记》里的一些篇章就是当时写的,后来销毁了。那个长篇写的是抗战第一年的事,因为我那时在前线采访过,所以写了28
万字的长篇,王士菁还帮我修改过,后来也烧掉了。我还写了一首长诗,叫《路》,写抗战时期一个华侨归来参加抗战,在这个过程中与滇缅公路边上一个彝族公主恋爱的故事,这诗有1500
行,可惜也被毁掉了。前几年有出版社要我恢复这首诗,我就凭着记忆又把它重写出来,还是叫《路》。所以当时我虽然作了许多文章,可惜都被烧了,没有成气候。

图为根据马识途作品《盗官记》改编而成的电影《让子弹飞》海报。 资料图片

1935年,马识途在上海参加了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6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觉得自己“工业救国”的理想大有实现的希望,但系里的一次庆典活动,却打碎了他“工业救国”的梦幻。当时,中央大学化工系举办庆典活动,很多早已毕业的学长返校和学弟学妹们谈毕业后工作的感受,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处境和马识途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都和我一样,想着把科学搞好,要实业救国,但结果发现根本不可能。他们毕业以后,有的到国民党开的工厂里,有的在国民党机关上班,实际上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尤其当他们说起生活现状,马识途更觉失望,“在工厂里的,每天就是把日本货、走私货拿过来,贴上标签,改成国货,然后到市场上去卖,实际上是推销日本货。到机关上班的,都是花瓶、陪衬,这对我打击很大,这怎么救国啊?我一心想的是工业救国,结果他们学了一身本事,国家也不用他们,只能到街上摆个摊摊,卖雪花膏、擦脸油求生活”。听了学长们说的这一切,马识途感到非常失望和迷茫。难道真的就报国无门
了?他觉得,工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了,必须寻找新的道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南京秘密学联小组。

新中国成立后,我工作很忙,担任一些行政领导工作,我担任过区党委的组织部副部长,成都军管会的委员,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工作非常忙,一直就这样下来,担任各种各样的领导工作,没有时间写东西,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作家。后来成为作家是比较偶然的:1959
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沙汀那时主编《四川文学》,他跟我讲,建国十周年,你一定要写篇文章,写一篇回忆录来纪念十周年,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老三姐》。结果《人民文学》发现了,马上转载。当时陈白尘做主编,派周明来找我,要我继续写东西。当时我工作很忙,可是陈白尘、周明他们很会做工作。周明看我忙,也不催我,就说是来找我摆龙门阵的,让我讲革命故事。对此我当然可以谈很多,他说好,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就照着你说的这样子写就行了。因此我在《人民文学》发了好几篇文章,《小交通员》《老三姐》《接关系》等,在《四川文学》也连续发表了几个短篇,这样就开始接触到文学方面的人了。

2014年1月3日,四川省博物馆一楼大厅,“马识途百岁书法展”开展。马识途昔日的文朋书友、103岁的哥哥、90多岁的弟弟和80多岁的妹妹,还有从北京赶回来的大女儿全家,济济一堂。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马识途随“中央大学农村服务团”到南京晓庄地区宣传抗战,准备发动群众打游击。可他发现,农民们根本不买账,“光是去念一些文章,演一些节目,农民看了觉得很可笑。后来才知道,要发动农民,必须要真正和农民活到一起,给他们办好事情”。于是,宣传开始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怎样躲日本人的飞机,还有就是帮农民治病、上药,他们很快取得当地农民的信任。

这时作协的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张光年、严文井、郭小川,他们都是书记处的,知道我的情况后,专门把我叫到北京去,请我吃饭。邵荃麟跟我正式谈话,他说,像你这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又是一位老同志,在这样的老同志里,真正能写文章的很少,从你写的这些文章看,你不但能写,还有自己的风格,应该从事文学创作。我说我工作特别忙,哪有工夫搞这个。邵荃麟就讲,你就做你的行政工作,业余时间搞创作,等于把你的生命延长了一倍,
你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对国家对党都是好事,你不应该拒绝。侯金镜说,我发现你的脑子里头是个富矿,文学的富矿,你不能拒绝我们来开发。因此他们说,你无论如何要参加作协,从事写作。他们让陈白尘与我建立联系,每次我到北京去,他们都要找我谈一谈,谈最近有什么想法。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她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湖北党训班的时候就是同学,她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所以我们比较熟悉。有一次到北京,她就抓住我,说一定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作品,当时我答应了。但是我工作忙,一直到1960
年出了一件事才促使我写起来:1941
年我的爱人刘惠馨牺牲后,我们的女儿下落不明,之后我找了她20
年,终于找到了,这事在四川传开了,成为一个美谈。四川作协要我以此写一部作品,沙汀鼓励我写一个长篇,我就动手来写,这就是后来的《清江壮歌》。先在《成都晚报》上连载,又在武汉一家报上连载,还在四川和武汉的广播电台连播。因此,
韦君宜抢先说他们要出版,就把我的稿子拿去了。这书实际在1961
年就写好了,韦君宜、沙汀也帮着修改,出了清样送给我看,准备在我看完清样之后就付印。韦君宜催我说,他们都排好字了,就等我的清样拿回来。1962
年北戴河会议上,康生说《刘志丹》以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一下子就挖出了一个西北反党集团。我到北京去的时候,每次都要去见我的老上级钱瑛,她当时是中央纪委副书记。她刚从北戴河回来,说我的《清江壮歌》不能出版。我说,我写的有什么问题吗?她说,《刘志丹》就是写的革命斗争,结果搞出一个反党集团,说习仲勋为高岗翻案。钱瑛之前也为她牺牲的丈夫写了一个回忆小册子,中国青年出版社都印好了,准备发行,她马上通知出版社销毁,只留了几本,还给我留了一本。她说,你千万不能答应出版《清江壮歌》。离开北京时韦君宜给我送行,告诉我稿子恐怕要做一些修改。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话,沙汀跟我说,你小说里写找到女儿后你们两个流眼泪,不能流眼泪啊。我说我找了20年女儿,好不容易相见,怎么能不流泪?他说不行,现在反对人性论。小说里写到了父女之情、夫妻之情、母女之情,而且中间还写了一个叛徒,后来觉悟以后自杀了,这是个中间人物,是要批判的。所以钱瑛劝我不要出版这个小说。我说出版社字都排好了,马上就要上架发行了。她说不行。于是我就把稿子扣下了,一扣就是6
年。一直拖到1966 年的春天,韦君宜还是把它出版了,第一版就印了20
万册,她说读者需求量很大,我觉得很高兴,终于还是出版了。

这一天,是马识途的百岁寿辰。他事先向子女交代,不言生日,不收礼金,只当是一次普通的书法展,200多幅作品随后将进行义卖,所募款项专门资助四川大学一批爱好文学的贫困学子。

“我们要带着他们去大茅山打游击”,共产党派人来了解情况时,马识途和另外一些人满怀信心,青年人对革命的想象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却遭到当头棒喝。“他们说,你们简直是幼稚,青年学生打什么游击啊,日本人肯定把你们全都杀掉,赶快走!”听从劝告,马识途和同学们远赴安徽、湖北,在鄂豫皖边区参加了党宣办为预备党员举办的培训班。大家特别兴奋,总想着去后方打游击,“当时很多人都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很多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大家都想去敌后打游击,认为打游击是一种最理想、最直接的抗战方式。”今天看来,马识途自己也说,青年知识分子对战争的认识太简单和理想化了。

结果,1966 年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清江壮歌》就成为大毒草了,把我拉出来批斗。后来我写了一本书《沧桑十年》,记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见所闻。严格说来,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没有写太多东西,只写了《清江壮歌》和一些短篇,而原来写了又销毁的,我都没有恢复。“文革”之后,形势发生变化,韦君宜又来动员我,把过去写的东西都恢复写出来。我首先恢复的就是《夜谭十记》,这是《清江壮歌》之后发表的第一个长篇,之后又陆陆续续写了好多短篇、中篇、长篇。“文革”以后,我虽然又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人大副主任,但我的写作兴趣大了,原来是被逼着写,后来是主动想写,陆续创作了20
本书,集为文集有12 卷。后来我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担任了28
年,参加了7
届作代会,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但我对文学始终有兴趣,也始终在认真地写一些东西。

马识途,犹如一部宏大的传奇,他既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者,经历过九死一生和万千波折的他,始终坚守“人无信仰生不如死”的信条。

马识途没能如愿去打游击,他在武汉被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钱瑛调去做工人工作。后来,钱瑛介绍他入党,并在入党时说,你是可以做“职业革命家”的。我问马老,职业革命家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地下党嘛,是最危险的职业,钱瑛看我老实可靠,觉得我可以做地下党,我就一直做到解放前,好多好朋友都牺牲了,包括我的妻子刘惠馨,一个月大的女儿也找不着了,20多年后才找到。”这些经历后来被他写入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多年后
历尽艰辛找到女儿,却坚持让女儿留在养父母身边侍奉终老。

马识途给中国文学史留下的是历久弥新的不老神话,20世纪50年代,他开创的传递细腻感情的革命文学,风气至今影响深远。而几年前,一部由马识途作品改编的电影——《让子弹飞》,更让他家喻户晓。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马识途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继续开展党的工作。1945年,他毕业后被派到滇南做地下党工作,1946年任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直至解放。此后,他在建筑、科学、宣传等部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并兼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等职务。他与文学的缘分自中学开始,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得到启发,战争岁月里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方式,终于在退休后成为自己口中的“专业作家”。

无论何种岗位,不管处境如何,马识途始终敢讲真话,不忘对时代和民族的思考。在漫长的一个世纪里,他的梦想从未离开过两个关键词——“职业革命”和“革命文学”。

论革命——尽心尽力

采访马识途,是在那次书法展的一个月之后。眼前的老人,很难让记者看出他的真实年龄。雪染两鬓,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且记忆惊人。百年来,那些人和事,仿佛一直储藏在他那一副镜片的后面。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生于书香门第,长于僻野之乡。幼年时,他在本家祠堂办的私塾读古书,习语文,深受传统文化浸染。后改读新学,进的是一所乡村初级中学,校长是陶行知的学生,倡导“生活即教育”,学生进行自我管理,住的宿舍叫新村,自己选村长、里长自治,不靠训育。

在学校里,因为有共产党秘密党员作教员,经常能看到来自武汉、广东等地的革命宣传品。马识途深受影响,初中毕业后,便遵父命乘船东出三峡,到了北平,寻找救国之道。

马识途考上了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学校是一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开明教授任校长,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当时,一般都是男女分校,而平大附中却是男女合校,鼓励男女同学交往。

1933年,日军进驻北平近郊,城中已不安宁,马识途就此前往上海,转学到浦东中学。1935年他毕业时,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随即波及上海。

宁沪相距不远,上海学生则纷纷到南京请愿,马识途也参加了,自此奠定了他参加救国运动的方向。

1936年,马识途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因为那里有制造炸药的专业,他以为这对于抗日救国非常需要。“一二·九”运动后,北平有些学生南下南京,和中央大学的同学往来甚多。

这些南下的学生中,有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学联小组的成员,马识途受其影响并参与其中。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工业救国的宏愿。

马识途的梦想因为一次学校举办的座谈晚会而转变,与学长促膝长谈,他渐渐明白,学化工并不能救国。

1937年,抗战爆发。马识途和七八个参加了秘密学联的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中央大学农村服务团”,到南京郊区的晓庄去宣传抗日,并准备动员群众到大茅山去打游击。在抗日宣传中,他们摸索到一些群众工作的方法,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这期间,中共地下党南京办事处的一位同志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考察,认为马识途和他的女友刘惠馨具备了入党条件。但由于南京即将沦陷,地下党的同志通知学生们赶紧撤退到武汉。

到了武汉后,马识途被送到鄂豫皖根据地的党训班学习,结业后被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钱瑛调到武汉做工人工作,并正式为他办了入党手续。

那天,马识途在入党登记表的签名栏里,慎重地签上了“马识途”三个字,意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由于工作出色,钱瑛找马识途谈话,要他准备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担负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这项工作非常危险,要随时准备牺牲。

马识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他和过去的各种社会关系及亲朋好友切断了联系,转入地下,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由于叛徒出卖,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马识途的妻子刘惠馨及刚出生才一个月的女儿都被捕入狱,时任鄂西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也在川鄂两地受到特务追捕,上级党组织南方局让他报考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到云南隐蔽。

马识途以马千禾的名字考入西南联大,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他在努力学好功课的同时,继续在同学中开展党的工作,并和进步知识分子闻一多建立了联系。

1945年,马识途从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被派到滇南做地下党工作,1946年奉调到四川,担任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直到解放。

十余年的地下工作,马识途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九死一生,不少一起工作的同志都不幸牺牲,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妹妹及妹夫。而他和妻子刘惠馨的女儿在刘惠馨牺牲后也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曾在建筑、科学、宣传等部门担任过不同的行政领导职务,直至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离休。同时,他还曾兼任过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等职务。

说创作——我行我素

人们知道马识途是“职业革命家”的同时,更多的是记住了他曾经创作过许多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讲述的是革命斗争故事,描写细腻,感情真挚,人物鲜活。

马识途说,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从被动到主动”的,是与革命的日历重叠交织在一起的。“文学创作不是自己想的,因为我是随时准备牺牲,随时在做艰苦的斗争。”

从初中起,马识途就开始喜欢写文章。1935年,叶圣陶等人主办的《中学生》杂志发起中学生作文竞赛,他将自己的一篇文章寄去,结果获了奖,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其后,“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马识途在报纸副刊发表过短文。参加革命后,他还在武汉的《战时青年》发过文章,在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过报告文学。

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后,马识途在中文系受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诸多名师的教诲,耳濡目染,文学修养迅速提升。

那段时间里,马识途写了不少习作,散文、诗词、小说都有,但是大多数都没有公开发表。他后来出版的《夜谭十记》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动笔的。但是,为了遵守地下党秘密工作的纪律,在奉调离开昆明时,马识途忍痛将其20多万字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

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任《四川文学》主编的沙汀找到马识途,请他一定要写一篇革命回忆录。一篇回忆性质的小说《老三姐》这才出炉。

《老三姐》发表后,《人民文学》很快转载,吸引了当时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张光年的注意,他们认为革命老同志能写作品的人不多,希望马识途能继续写下去,并动员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马识途开始并不愿意接受,但邵荃麟对他说:“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作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这句话打动了马识途,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马识途写出了《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革命文学作品,并陆续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四川文艺》等刊物发表。为了让他创作出更多作品,当时的中国文联主席周扬还特地找到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说给马识途工作上减点担子,让他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创作。

1960年,马识途找到了失散20年的女儿,一时传为佳话。这个题材一下子被文学界抓住了,沙汀等人认为这样的传奇故事应该写成文学作品。

马识途也把这当作一种不能推卸的责任,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动笔写了起来。他几乎每晚都要写作到凌晨两点,一连熬了180多个夜晚,才完成了《清江壮歌》的初稿。

当时,《成都晚报》《四川文学》都对《清江壮歌》进行了连载,轰动一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作品,马识途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对《清江壮歌》进行了修改。很快,出版社将付印的小说清样交给马识途,请他确认后即印刷发行。

1962年,马识途到北京看望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钱瑛。钱瑛告诉他,中央正在批判小说《刘志丹》,说“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劝他不要出版《清江壮歌》,少惹麻烦。

沙汀也劝说马识途,说《清江壮歌》写了人性,有夫妻之情,母女之情,父子之情的表现,而且也有中间人物,这些都可能会挨批,加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编韦君宜也写信让马识途再好好斟酌修改这部作品。于是,马识途将《清江壮歌》清样压了下来。

直至1966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将马识途修改后的《清江壮歌》出版。

但就在此时,“文革”开始了,马识途的作品被翻了出来,成为“大毒草”。他本人也被认为是周扬黑帮在四川的代理人,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紧接着,马识途和李亚群、沙汀被认定是四川的“三家村”,成为重点批斗对象。

后来,又给马识途加码,说他是四川二百人叛徒集团的头目、“国际间谍”嫌疑分子,他被抓了起来,送进四川省革委搞的“监狱”,与沙汀、艾芜等人关在一起。

在监狱中,有的人很悲观,马识途却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所有的“帽子”都是子虚乌有,中国革命不可能一直这样,总有一天会“翻梢”。

在那些被关押的日子里,马识途利用写“交代材料”的纸和笔,把过去革命斗争中的事迹写了出来,前后写有50万字的笔记和作品提纲。他说:“过去很忙,想写但写不成,现在坐在牢中,却有了充分的时间,坏事变成好事了。”

“四人帮”垮台,马识途终于“平反”,戴在他头上的“帽子”也全部脱掉。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清江壮歌》,开印就是20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四川、武汉的广播电台先后全文联播。

马识途根据在狱中的笔记和提纲,写出了更多的文学作品。他那本从1942年在西南联大写下第一个字,后来经历三次毁稿的《夜谭十记》也在1982年终于重写完成,开印也是20万册,后又重印一版。

这部作品里的故事《盗官记》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响马县长》,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姜文将其改编成家喻户晓的电影《让子弹飞》,风靡一时,成就文学的不老传奇。随后,《夜谭十记》几经再版,其中还包括台湾的一个出版社。

自此,马识途的写作由被动到主动,由业余到专业,一发而不可收。他先后出版了二十本书,除了几本歌颂革命英烈的小说和有关地下党工作总结的《在地下》,还有根据自身经历写出的纪实文学作品《风雨人生》《沧桑十年》和追怀故人的《景行集》及讽刺小说集、杂文集、诗词集等,至于应报纸杂志索稿写的散文、杂文、评论就更多了。

马识途坦言,自己只是个半路出家的作家,自己的文学作品“从艺术上说,都不是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他遗憾的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让我最终没能写出真正的传世之作。”

至于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没有地位,马识途并不在乎,“只要能使和我进行过惨烈革命斗争的烈士们在我的笔下复活,只要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我就满足了。”

谈文学——无愧无悔

马识途先后创作了20多部作品,影响了几代人,不少人认为,他作品中的许多内容就是难得的革命史料。他更是与巴金、沙汀、艾芜、张秀熟一起被尊称为文坛的“蜀中五老”。

马识途的作品简练通俗。他始终坚持文学要为大众服务,他自己写作是为了革命,作品大部分是革命文学,自己只能算是革命作家。

为了让那些牺牲的革命同志得以永恒,在马识途的作品里,人性的光芒尽显。他写道:“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他们的思想是多么机敏,他们的性格多么乐观,他们的语言多么生动而富有幽默感。”

“对革命作了贡献了,作为共产党员当之无愧。多一份工作搞创作,记述革命的过程,也是一种贡献。”看到自己的创作起了作用,马识途更是问心无愧。为此,他特地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未悔斋”。

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为文学创作殚精竭思。在兼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期间,马识途对四川年轻作家的扶持和推出不遗余力,他教导青年作家不要浮躁,要踏踏实实锻炼好基本功。四川推出了多位作家,前后五届获得茅盾文学奖,马识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却从不自誉。

2013年,四川省文联和美国华人作家协会为马识途颁发了“终生成就奖”。

在作颁奖答谢辞时,马识途说:“我没有什么终生成就,只有终生遗憾。”他遗憾的是“因为经历中国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亲自看到中国的大变化,积累的素材非常多,作为创作基础应该写出更多更好的传世之作。自己却未能做到。可惜了好的创作条件,可惜了将大量埋入地下的文学素材!”

如今,“接力棒”虽然已交给了阿来等年轻作家,马识途却仍然保持着对文学创作的热忱与关注。他说:“我退出文坛,但绝不退出文学。”

“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就是人学,文学就是美学。”马识途认为,文学不是哲学,不是政治,文学本身不能负载文学艺术以外的东西。文学是为了写人的,写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文学不能脱离人。文学是人学,追求的是对世道人心有益的东西,追求的是至真至善至美。

马识途倡导通俗文学,但绝不是低俗和媚俗。他对现有的创作倾向有着自己的担心,他对有些宣扬假恶丑的文学及影视作品很是反感。“特别是对农民的描绘,热衷于把过去农民的自私、愚昧、野蛮、恶俗作为本性来进行淋漓尽致的描写。”他说,“其实中国农民是最伟大的,没有农民的英勇斗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农民工的辛苦劳动,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

马识途说,过去曾批评文学过多服务于政治,现在有些文学过多地服务于金钱。一些文学作品存在“爱得死去活来,打得昏天黑地,笑得断肠岔气”的“三头主义”,即“枕头、拳头、噱头”,所以他在十年前就提出过“文学三问”:“谁来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问生命——洁来洁去

如今,马识途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对于这样的提问,他总是满面笑容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一百岁了!”

“达观和信仰。”马识途略加思索后给出这样的答案。他认为,有了健全的人生观,才有健康的养生观。

马识途这一生中经历过数不清的困苦艰险,可他总是乐观豁达,泰然处之,反倒能化险为夷。他说,一个人总要有点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如行尸走肉,“人无信仰,生不如死!”

在曾经的政治风波中,有人批判马识途时编了一个顺口溜,“识途老马不识途,识途老马已失途”。但马识途认为,自己是识途的,“我已进入一百岁了,看来识途到底,大有希望。”他为自己一生总结了四句话:“尽心尽力,无愧无悔,我行我素,洁来洁去。”

虽然已进入百岁高龄,但马识途身体还很康健。他戏称自己是“五得”之人,即“吃得、睡得,走得,写得,受得”。几年前,他曾写过一篇《长寿之道三字诀》的文章,提到“能知足,品自高……知天命,乐逍遥”。

现在的马识途依旧笔耕不辍,除了看书和上网浏览新闻外,还从事书法创作。他从6岁发蒙学书,一直临汉魏碑帖,专攻隶书。

马识途学隶颇有成就,却自谦“不敢以书法家自命”,他那粗墨、凝重、大气而古朴的笔韵,深受大家赏识,求书者众。

马识途历来主张“书以载道”,其书法观点是:“书贵有法,书无定法,妙在有法无法之际,于有法中求无法。”套用佛语,他提出了“无法即法,是为至法”。

难能可贵的是,马识途为助学举办了两次个人书法义展,将义卖所得全部捐给了贫困大学生。而开篇提到的“马识途百岁书法展”正是其中之一。马识途说:“我练了一辈子的书法,虽不足以登上书坛,但能以书法作品做一件小善事,足慰平生了。”

最近,马识途的新作《百岁拾忆》已交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在他的笔下,在他的眼中,记录着中国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我们期待着这位世纪老人给我们带来新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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