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从《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看曾纪泽的西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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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是近代中国一位“有头脑、有胆识、有策略的杰出爱国外交家”[1]。这是笔者在《评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一文中对曾纪泽在1878——1886年出使英、法、俄三国外交活动给予的评价。

内容提要
严复、何启二人,先后在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留学的时间几乎同时。严复期间颇短,而何启期间较长,但似乎并无机会碰面。前者习海军,后者习医及法律。回国后,二人有不同的事业发展。何启以香港为基地,施展其所学之长,服务香港社会,成为一位早期重要的华人领袖,对香港的民政建设,建树良多。严复以中国为舞台,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并积极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们二人有关中国近代化的改革蓝图,从提倡的初始即出现不同的取径,从而显示两种不同的近代化模式。严复认为英国的盛强,不在其船坚炮利,而在其学术之至真和风俗之至善,他深受斯宾塞学术思想的影响,视民质的提升为强国的根基,以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启蒙国人。力倡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用渐进的方式使中国社会迈向文明进步,最终成功近代化。何启熟悉英国的政情,深叹其政制之美,视英国的强盛与进步乃其政治上的公平、自由和民主。力主中国应修明内政,引进英国各项先进的政经制度以为中国改革的张本,期望清廷通过政制的全面革新来完成近代化的目标。严复以西学来改造中国,取态是温和而缓进的;何启以西政来革新中国,取态是迅猛而急进的。

郭嵩焘(摄于出使英法期间)

曾纪泽出生于道光十九年,家规甚严,其父曾国藩对于长子没有更高要求,不期望他做大官,而希望儿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2]由于家父的严格教育,曾纪泽自幼俭朴、好学,加之当时曾国藩正倡导洋务,创办军事工业,使曾纪泽有条件较早地了解、接触了西方的文化。他年轻时便按照父亲的要求,掌握了数学、天文、地理等基础学科,同时还注重了解中国的经世致用之学。其妹曾纪芬后来在撰写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卷首插图一幅。图中青年时的曾纪泽与妹妹纪芬在两江总督署内正仔细观看一个巨大的地球仪,曾国藩端坐中间。那时的曾纪泽已经有了要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初步想法。为了进一步学习、了解西方的文化,他在30岁以后利用父亲办洋务的便利条件,请外国人教习英语。由于刻苦努力,在他出任公使前便已达到能够与外国人对话及翻译文字的水平。可以说,如果没有年轻时的准备及良好的基础,便不会有他后来出色的外交才干。

关键词 严复 何启 留英学生 近代化思想

郭嵩焘与严复的首次见面,是光绪三年(1877)四月初一,公历5月13日,严复到英国留学的第三天。见了,彼此不会有什么印象。在郭,以二品署礼部左侍郎出任大清帝国首位驻英国公使,时年60岁,对所有在英大清子民都负领导责任;在严,时年23岁,首度出国,入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随领队李凤苞与所有12位同学到公馆报到。彼此例行公事,郭在日记中存录一笔而已。

1878——1886年,曾纪泽奉旨赴英、法、俄任清政府驻三国公使,在他任职的近九年时间,欧洲世界向他打开了大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掌握西学,广泛地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土人情……出使西方使他不仅看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同时也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别及政治制度上的差距。正如他在初到欧洲时写下的诗句所说:“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2]诗中不仅表现出一种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豪迈气概,而“始信昆仑别有山”则承认中国的落后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当时清朝那些只知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抱着天朝大国不放、不思进取的封建顽固派形成鲜明的对比。曾纪泽在任三国公使期间运用外交武器出色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始终坚持“齿雪咽旃期于不屈”的斗争精神,为国家争回一部分丧失的权利,维护了民族的利益和尊严。曾纪泽如何会成为当时腐败、没落的清政府官员中一位有头脑、有胆识的比较成功的外交使者,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为我们研究、探索曾纪泽的西学、洋务及爱国主义思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曾纪泽出使八年半写下了近五十万字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曾纪泽的日记同他本人一样质朴、无华,日记中既没有高谈阔论,也不大议论公事。他对西方的事物以一种平常心态去认识、理解、记录,所以,既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或疾世愤俗的描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语言。而日记中大量记录的是关于他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的内容,文如其人,平实无华。

严复与何启均为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严复以公费留学,由马尾船政学堂选派到英国修习海军,入读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为期约两年;何启以私费从香港负笈英国留学,先在巴尔玛寄宿学校读书,后入阿伯丁大学修读医学,取得医学士及外科硕士资格,再入林肯法律学院修读两年,1881年获大律师资格,在英国留学,前后共10年。这两位同一时代的中国人留英学生,来到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英国,修读当时世界上一流的学术与技艺,对英国的强盛,感触尤深。二人在英国,虽无缘相见,惟时刻所念,却为中国走向富强之道。返国以后,严复服务清廷,任职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与总办等职,以其海军的专业知识,协助李鸿章培训出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北洋水师。但由于未为李鸿章赏识重用,以致颇有郁郁不得志之感,官至候补道员而止。何启服务香港殖民地政府,以其医学及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造福香港社会,曾出任多项公职,包括卫生局委员、议政局议员等,并先后创办雅丽氏医院、圣士提反学校,服务社会事业达30年,贡献良多,成为香港的华人领袖,并获授太平绅士及爵士等勋衔。

过了九个月,也就是次年元旦,这批学生到公馆庆贺新年。郭大人询问读书情况,开什么课,用什么教材,英国铁甲船结构如何,炮弹之分类与功能,都是场面上的话。郭在当天日记里记下每个学生的姓名和表字,首先就说“严又陵(宗光)谈最畅”,印象深刻。所谈海军课程及对学生要求,郭都详记,课内有讲授与实习,课外则读书质疑。“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授,受益尤多”。水师船分驾驶、掌炮、制造三科,驾驶以绘图为重,掌炮要掌握化学与电学,各以数学为本,郭感叹“此西洋人才之所以日盛也”。严复更告诉他,“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学校让中外学生作筑垒训练,人执一锹,限定一点钟,到时则教师率先完成,其他学生完成一半,中国学生完成最少,“精力已衰竭极矣”。严认为西人“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这一天所有谈话,都是大家在场,严复的识见谈吐,让比他年长37岁的郭嵩焘刮目相看。

曾纪泽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许多他与当时中外重要人物进行会晤、谈话等,如李鸿章及他的前任郭嵩焘、薛福成、徐建寅、马格里、丁韪良、巴夏礼、戈登、日意格、布策等,以及当时留学英法的严复、刘步蟾的拜见。但是遗憾的是他在日记中却很少记录谈话内容,使我们无从考证他与这些重要人物交往时的情景以及对于当时一些重要事情的认识、看法,这反映出当时的清朝官员忌讳多,而常欲避嫌疑,不愿于日记中表示过多意见,这便给我们研究曾纪泽和这些重要人物对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所表示的态度、看法带来一定困难。但是,我们只要仔细耐心地寻觅,沙里淘金,仍然会在字里行间找出许多极有价值的史料,从而为我们探究曾纪泽的西学思想、洋务思想以及强烈的爱国思想找到根源。

严复与何启,归国以后的仕途与际遇,尽管颇为不同,但二人对于中国的革新与富强事业,始终萦系于怀,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与探索后,终于在清廷遭遇连番的外侮挫败之后,以及洋务运动建设证实无效之时,乃愤然提笔,抒发其忧国之思,表述其救世兴国之策,严、何二人的近代化改革提案,由此得以初步呈现。本文对二人早年的留学经历略做回顾,以探究其吸纳西学的过程与革新思想形成之迹,并对二人于甲午战争前后发表的改革思想,做出分析比较,以期揭示二人可能代表着两种较早期的近代化思想模式在中国的出现。

一个多月后,严复再次与郭深谈,这次围绕郭的朋友张自牧的《瀛海论略》展开。张主张西学,见解远超当时一般士大夫,严复认为其所论有四大谬,即铁路非中国所宜,机器会导人淫侈,舟车之利后当转薄,海防非所急。郭了解张在国内所言有难言之隐,不赞同全盘西化,认为“中国大本全失,西法从何举行”,赞誉严之所见“高出人人”,最见杰出。

曾纪泽在英、法、俄任职期间,在公事之余对西方社会作了较全面的考察。他不仅注意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城市建设、绿化、环保等问题,而且对其先进的军事工业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细心的研究,并在为中国购买“蚊子船”时,表现出关心国家海防的爱国思想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严正立场。

1877年5月13日,严复与其他11位由福建船政学堂选派学习海军的留学生来到了英国的抱士穆德,随即进入当地的学校学习5个月。1877年9月,严复与其他5名同学转入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一年学习期满之后,严复由于成绩优异,得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推荐,留校延读半年,至1879年6月,完成学业归国。

在此以后,此一老一小不顾年龄与地位的巨大落差,越谈越投机,隔三差五就见面,所谈也涉及各方面。见于郭日记者,三月初七,郭庆贺生日,严也来,席间大谈光、电之学及各项科学发明,兼及全球气候变化。次日再谈,严说:“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这时郭已因在外言论受到非议,郭觉得自己平生所守正在此,因而犯忌,慨叹“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只有这位年轻人能理解。四月末,郭嵩焘约友僚专程去参观严复的寓所与学馆,亲身体验英国教育的实况。其间,严复为他演示发电的实验。参观学校的教学区和附设工厂,严复更告他西洋学术之博大精深,从对数表说到地心引力,从分子加速说到水压机原理,还说到传声机原理。对西方科学,严复谈得透彻,郭在日记中更详加记录,仅此一日就长达二千多言。郭不仅赞赏,更建议严“以所见闻日记之”。三天后,郭要学官见示学生日记,首摘严复的《沤舸纪经》,涉及长江口之沙线与航路,铁船之弊及兵船发展趋势,火药燃烧原理等。六月,严复带示《修路汽机图说》,告以西人修路之社会协调与民生共享,郭由此感慨:“即平治道途一节观之,而知天维地络、纵横疆理中国任其坏乱者,由周以来二千余年未知讨论,此亦天地之无如何者也!”过几天,收到严复来信,日记里写下:“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担心他“终必无成”。以郭之性格,当面也会相告。郭所虑者,严之气性,回国后如何进入官场?不久,严复带他在巴黎参观下水道工程,到卢浮宫参观气球升空及制氧气法。以上据郭嵩焘日记,不厌其烦地记录郭、严二人之交往细节,是希望揭出两人虽地位、年龄悬隔,在郭绝不以高官自居,饥不择食般地希望了解西学的所有细节,恨不能年轻许多,直接到英国学校去接受教育,在严则因谙熟英文,可以更广泛地阅读学习,他的视野与思想已经完全西化。通过严复,郭嵩焘得到更深入了解西学的简便通道。两人超越一切世俗的限定,成为忘年密友,成就一段佳话。

曾纪泽之所以注意考究西国“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正面临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因此,对于“中西通商互市”、“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2]。1879年5月15日,曾纪泽在英国参加“伦敦老城裁缝会”宴会上的演讲便表明了他的西学思想。他讲道:“中国为保守成法之国,本爵既为中国使臣,与兹会诸绅,气谊相孚,是以隔数万里而可以联结友谊也。本爵颇好留心西学。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若使中国有公堂、保堂之分,则本爵宜列于公堂。”[2]明确表达了他立志革新、富国强兵的愿望。曾纪泽初到欧洲感到有两件事最难习惯:一是房屋太窄,二是物价太贵。同时他也看到了中西方在城市用地、建筑等方面的不同。如:“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至其建筑苑圃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2]他参观乌里制炮局时看到“大烟通二十四管,皆矗立于云,如极高浮图。烟通皆开旁门,略泄火焰,故火旺而烟轻。若烟出过重,使四境居民不便者,则局官有罚”[2]。

严复留学英国期间,特别在海军学院肄业的一年半时间,对他一生的学术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严复除了勤苦用功学习外,亦广泛接触英国社会各方面民情物状,通过对19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与生活切身的认识和体验,使他更清楚地了解到一个现代化社会的结构及其运作的原理,大大改变了其固有的文化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严复由于是官费留学,他与清廷驻英使馆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更与郭嵩焘结成忘年交,严复在英国日常的学习、活动、思想、言行,都被详细地记录在郭嵩焘、张德彝、刘锡鸿等外交官的日记内。由此得以重建严复早年留学生涯的图像,并进而了解严复近代化的思维活动是如何展开的。

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郭嵩焘去职准备回国,他对各在英学海军学生有一评语,如评刘步蟾可主兵,林永升等办事精细,可守海口,萨镇冰精力甚强,心思锐人,看问题能透过一层,是为将才,后都得验证。对严复,则评为“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识解远胜诸同学。对此,郭的后任曾纪泽很不以为然,批评郭“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严复在致郭信中也说曾“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郭很赞同。郭、曾二家为世交,为亲家,曾于郭为晚辈,但性格不同,虽未交恶,远不如严之知心。郭将归国时,《泰晤士报》发文加以评论,严复全文翻译以示郭,郭存于日记。此文说中国向来俯视一切,派遣使者以为有失国体。郭为首任公使,此文认为“郭钦差官阶甚高,晓畅欧洲事体”,对他离开感到惋惜,并体会他“为国之苦心,在将外国实事好处说尽,以求入于偏疑猜嫌中国人之耳”。郭归国后,曾纪泽曾寄示英人所撰《郭侍郎小传》,称郭“为人和厚,霭然可亲,外文明而内刚健,胸怀坦直,使臣罕有其比”。“盖自有各国使臣以来,无如郭公之可爱可敬也。”

在考察中,曾纪泽感到欧洲国家在用地规划、城市建设、绿化、环保等方面都是非常注意的,尤其是这些国家在苑圃林园、游观燕息等公共场所却毫无爱惜地面之心,因此才会出现“与民同乐,则民不怨”的情景,从这里他看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进步、民主的一面。曾纪泽初到欧洲恰似一个乡下人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表现出的繁华似锦对于一直处于闭塞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诱惑。但是,曾纪泽深感自己赴英、法的使命责任重大,始终不为其所惑。他是这样描述和认识当时巴黎的:“巴黎为西国着名富丽之所,各国富人巨室,往往游观于此,好虚靡巨款,徒供耳目玩好,非尽能专心壹志以攻有益之事也。”[2]为使自己对西方丰富的物质生活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1880年11月19日,他作一联自箴曰:“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子俭以养廉之训;参前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2]并将其书写悬之斋壁以提醒,告诫自己勿为西方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所惑,表现出一名爱国外交使者应有的高尚品格。

通过对上述几种日记的考察,我们发现年轻的严复,除了学习认真与勤奋外,更难得的是他有着其他学生所欠缺的对西方文明的洞察力和分析力,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经常显示出对国家富强之道热切的求索,正是这一点,使他最得郭嵩焘的赞赏。郭氏在日记中,多次对严复这方面的识见表示赞许。

郭嵩焘归国后,与严复再未见面。去世后,严复挽联是:“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唯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上联说待己为国士,自己年岁渐增,事业无成,有负郭之激赏。羊叔子为西晋羊祜,临终推荐杜预,成就平吴事业。下联说举世昏睡,郭独醒以看世界,不免为世非议,他的巨大痛苦和屈原一样。郭嵩焘辞国时,慈禧面谕:“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然而,他将从上海出发,到达伦敦的53天日记,整理为《使西纪程》出版,如实写出沿途所见,引起朝野哗然,乃至销版禁毁。他到任不久就被弹劾,所谓在英国剧院看了戏单,巴西国王访英时居然起立,天冷时英人为他披了件衣服,都成为大不敬。他在英法两年,不舍昼夜地记录所见所感,不仅讲社会政制,宗教文化,也遍及数理、声光、生化、营造、动植各方面。归国以后,连进京销差的机会都没有,被整个统治集团所屏弃,只能自请休退。留下80万字日记,百年后方得出版。“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唐郭震《宝剑歌》)今读其日记,仍不能不感慨系之。

中国军队自明清以来长期处于落后状况,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虚弱本质更加暴露,曾纪泽深感中国军事上再不强大,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3]。在欧洲他参观了兵工厂、现代武器、新制铁甲舰等,当他参观英国的乌里制炮局看到百吨大炮时甚为惊讶,他在日记中仅用二百余字便将大炮的结构、特征、性能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使人读来如观其物,可见观察之细微,他这样描述道:“已制之炮最大有一百吨者,计重一十八万斤。精钢为膛,熟铁为壳。高六尽半,长三丈六尺,前口径一十七寸,后膛径一十九寸,皆英尺也。英尺一十二寸,每尺较工部营造尺短四分有奇。食药三百三十斤,子重一千四百九十斤,则以中国权衡计之。子行,能于十三英里外,击穿三尺厚之铁板。炮一位,值金磅一万六千;燃炮一次,则子药之费需金磅四十。自八十磅以下至三、五十磅有数十尊。物力递减,精钢为腹而熟铁为壳,则大抵略同。熟铁皆揉令极碎,为丝为板,然后熔炼为一。譬诸屈大铁条以箍束炮身者,层层包裹,阴阳相错,盖于坚刚之中寓柔韧之力焉。”[2]至于“屈铁之机”、“捶条之机”、“锤铁之机”、“锯铁之机”也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一一列举。他最后总结道:“盖其规模,亦合通国人士之智力,积数十年之历练,耗无数之财赋而后成焉。故闳博精微,兼擅其胜也。”[2]一语道明西方国家军事上的强大是“合通国人士之智力”。

严复到英国留学,主要目的在于学习海军专业知识,以提升操作军舰的技术水平。因此认真学习船舰的操作技术及有关的声、光、电、化等的近代科学知识,正是严复学习的重点。在这方面,严复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和理想的成绩。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的考试中,严复“考课屡列优等”[1]。郭嵩焘经常找他来谈论所学到的西洋科技知识,严复都能娓娓道来,并且指出西洋的科学研究精神,乃西方诸国强盛的根源。在一次与郭嵩焘谈论科学时,严复介绍了数学里的对数表,物理学中的重学、热学以及水力学后,总结出一个道理来说:“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2]

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积贫积弱,清朝军队的落后装备怎能与西方现代化武装起来的军队相抗衡?在这里他看到了军事力量的差距实际上反映出中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实力、近代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曾纪泽多么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中国的军队强大起来,以抵御列强的侵略,恢复中国主权的独立。因此,1879年当清政府欲从英国订购四艘“蚊子船”时,曾纪泽非常关心此事,他知道国家花钱买军舰非常不易,必须将此事办好。于是他针对旧蚊子船存在的弊病,提出改进的要求和方案,要求造船主尽心尽力保证质量。他说:“余在天津见‘蚊子船’有二病:一曰船小炮大,炮口前向不能环顾,左右则不甚灵,必须船头转运便捷,方可中的,则是舵工当与炮兵相应,如臂指之相使,较他种兵船更难精熟也;一曰船舱窄狭,不能载兵勇多名,船中虽列洋枪,当有事之时直虚设耳,盖炮兵专顾大炮,无暇兼顾洋枪,有时敌人小划逼近,恐有坐困之势,必须稍展舱间,略添兵勇。”[2]曾纪泽虽然不是军事家,但他做事一贯认真、谨慎,观察事物细微,因而使他能够很快发现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及看法,他的一番话使外国船商感到此人难以对付,因此,不敢掉以轻心。当新舰造好为证实其性能如何,曾纪泽由英国税务司金登干陪同亲自登舰出海试航并进行实弹演习,之后他脱掉官服又来到舱底检查水兵居室及弹药库,了解其结构是否合理,察看非常细致。然后他评价此舰“……皆极慎密。得良将精兵驾之,以防御海口,自是一种利器”[2]新萄京棋牌388游戏,。表示对新“蚊子船”基本满意。

郭嵩焘对严复的谈话极为赞赏,并嘱咐严复把日常所学所闻记下交给他看,严复因此写了《沤舸纪经》,并送到郭嵩焘处,郭氏把《沤舸纪经》录在其日记中,列为诸生笔记的第一位。[3]

曾纪泽是一名外交使臣,但他对洋务事必躬亲。他十分注意了解西方国家的军事发展状况,每当参观西方国家的新式炮舰、炮台、精锐武器,他都是非常仔细、用心地“阅看良久”。而当他离任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又专程去吴淞口、江阴、下关等处检阅炮台,始终表示出对中国海防、军事发展的极大关心。

严复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当时郭嵩焘等外交官员的评语中,都能见到。郭氏认为以严复的才学,“交涉事务,可以胜任”[4],而薛福成则认为严复“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5],即使对严复性格表现有意见的曾纪泽也不得不承认说:“宗光才质甚美,颕悟好学,论事有识,然颇有狂傲矜张之气。近呈所作文三篇:曰饶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6]

在考察西方的文化教育时,曾纪泽非常细心地去观察、去认识、去体验、去比较、去接受新生事物。尤其是当他对西方小学教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比较后指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2]在这里他看到了中国的教育重理学,而西方教育重实验。

严复留英期间,除学习外,更对英国社会民风加以细心观察,以期发现其政制之善,富强之理。严复看到,中国海军学生实习筑壕课程时,完成任务的速度往往不及西洋教官和学生,且能完成的掘壕工程亦最少,而精力早已衰竭,他因而指出,中国学生不注重体质的培养与训练,而西洋人操练筋骨,自小已成习惯,故其筋骨皆强,而华人不能。严复认为国民体质强弱关系到国家盛衰的思想,在此已见端倪。他因此大受郭氏赞赏,认为“其言多可听者”[7]。

通过参观西方学校并进行比较,他看到了中西方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上存在着巨大区别,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于是提出中西应互派教师以促使中西文化的教育交流、融合的主张。他说:“中国办洋务,必须多得通达外国情形之人,并于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又宜于英、法、德等国设立中国学塾,择中华绩学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华学者,久则声气相孚,可以扶幽洞微,暗获助益。”[2]他对中西方文化教育的比较及提倡互派教师的主张,既代表了他的西学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他认为中西方文化教育各有所长,中国在文化教育方面只有与西方相互交流,才能使中国逐步开放并走向世界,只有与世界融合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至落伍。

他亦曾到英国的法庭旁听,又陪同郭嵩焘到巴黎考察其城市下水道设施,对西方国家的法治与市政建设,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有如下的回忆:“独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8]又云:“吾游欧美之间,无论一沟一塍一廛一市,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而已。反观吾国,虽通衢大邑,广殿高衙,莫不呈丛脞抛荒之实象。”[9]归究其原因,实因中国凡事任官管治,而西方则依靠人民自理。人民能自治,便能自爱自主自理。这是中西强弱贫富的分野所在。严复又针对张自牧所着《瀛海论》,指斥其四谬:铁路非中国所宜造之谬;机器不宜代人力之谬;舟车机器之利必转薄而废之谬;中国有各国互制,海防非急之谬。认为中国有摄取西方科技文明的紧迫性和必要性。[10]
又论及中国社会的毛病有三:不能除忌讳;不能便人情;不能专趋向。郭氏亦认为深切着明,并认为自己平生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已。[11]

曾纪泽不仅提倡学习西方的文化,而且自己也努力去学习、了解、钻研西方文化。如在他的日记中记有他去观看沙士比亚的歌剧《哈姆雷特》、《奥赛罗》;参观伦敦画报社、参观名画展、蜡像馆、植物园、图书馆、医学院;观看显微镜、双筒望远镜;登格林威治天文台观天文望远镜;到伦敦大书院舆地会听学术报告、参观德国着名的西门子电器局……等等活动。这些参观考察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头脑,也促使他更加勤奋地学习。出国前曾纪泽的英语已达到较高水平,临行前慈禧召见他,在谈到翻译问题时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曾纪泽回答说:“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身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的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2]这番话一方面说明曾纪泽在出国前便认识到“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因此提出国家应当及早培养一批专门人才,以处理与国外的关系。同时,他也讲明虽然自己懂外语但还是需要翻译,这既是礼节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及策略。他可借翻译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回答问题,所以,在曾纪泽日后的外交生涯中,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斗争中,充分展示出他的机智、勇敢、敏锐、果断,并常常在谈判中出奇制胜,从而使西方人不敢小看这位来自落后国度的中国使臣。

严复在留英期间,以其娴熟的英语,亦曾为郭嵩焘译述英国报刊的论议,可以见到严复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的关注。他认为中国应夺回伊犂,并以重师镇驻,而更应日图治强,俾使日后能与英、俄两国在亚洲建一鼎足之势。[12]

曾纪泽在日记中大量记录了他学习英文的内容,虽然他的英文已达到了用英文起草演讲稿、
电报稿并能将中文诗句翻译成英文的水平。1885年3月20日,他为英国外部尚书葛兰斐尔夫人做诗一首:“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克勒有功,自强弗窳。”[2]并将诗句译成英文诗四句。这首诗一方面强调了世界各国需要相互交流,中国人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说明他的英文已达到较高境界。但他毫不骄傲、满足,在出国几年间他又努力攻克法语,以适应外交工作的需要。他还经常为外国朋友在扇子上做诗、写字,亲自纂刻印章赠送外国友人,并曾经“写西文述中国王莽货币原委”[2]。他以各种方式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文化,可以说,他既是一名外交家同时又是一名文化使者。曾纪泽不仅努力学习、考察西方文化,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贡献,而且还非常关心、爱护、培养年轻的洋务人才。在英、法期间,他多次接见当时正留学英法学习海军的严复、刘步蟾等年轻留学生,那时年仅26岁的严复在留学期间便开始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对东西方文化的异同进行了比较,试图将西方文化向中国介绍。严复经常拜谒曾纪泽,谈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并将自己的习作《饶顿传》、《论法》、《与人书》送曾纪泽请其审阅。曾纪泽对严复的文章很欣赏,他在日记中这样评价:“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2]言词中溢誉出对洋务人才的爱护、扶持。正是由于曾纪泽的慧眼识才及鼓励,才使严复得以更大的兴趣投入对西方社会制度、政治学说的深入研究。回国后他写出了大量的文章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论述中西方社会制度的不同,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在《天演论》中提醒,中国如不变法、发愤图强,终将难免于亡国灭种之祸。严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方社会学说的先驱,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虽然严复在近代中国的作用及影响后来远远超过曾纪泽,但曾纪泽伯乐识马却功不可没。

严复留英经历,形成他日后事业的路向和近代化思想的基础。以西学启蒙国人,通过教育,提升人民的素质,循序渐进地使中国社会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从而富强祖国,似乎是严复早年朦胧地形成的一种近代化的模式。

曾纪泽作为中国派驻英、法、俄三国公使,他最大的功劳便是出色地运用外交武器,为国家争回了一部分丧失的权利,同时也使中国人认识到外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在日记中也有详细论述,并有许多独到见解。

何启由于是自费留学,其留学的事迹几乎没有相关的记述流传下来。近人关于何启的研究,包括蔡永业
[13]、蔡荣方 [14]、赵令扬 [15]、叶仁昌[16]
等学者的几种比较详细全面论述何氏生平与思想的论着,都很少详述何启的留学生涯。现据蔡永业《何启传记》所述,我们大致知道的事迹如下:

出国前慈禧召见他时曾问道:“你去住房如何定局?”答曰:“郭嵩焘早经赁定房屋,臣去悉当照旧,近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商量,将来经费充足时,宜于各国各买房屋一所作为使馆。外国公使在中国,其房屋皆系自造。中国使臣赁屋居住,殊非长局;且赁价甚贵,久后亦不合算。”[2]在此提出应当建立中国驻外公使馆的主张。到欧洲后,他看到“西人之俗,公使所寓,如其本国辖境,不归主国地方官管理。馆中人役,亦不受主国官衙约束。有在外犯法者,询属某国人,即交其国公使讯治,主国不侵其权。然必确系寓居使馆、派有职事之人乃然,所谓公使应享之权利也”[2]。从而更加认识到外交使馆的作用不仅仅是驻外公使所在地,而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主权,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认为“公使示弱则敌情益骄”[3],因而告诫自己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一定要谨慎行事,“不敢轻有所陈,不敢擅有所许”[4]。曾纪泽的爱国外交思想体现在各个方面,如当德国人倭吉格士与曾纪泽谈及英、法、德等国在交易中使用黄金而中国使用白银,这样“通市不便”,提出应当铸万国通宝银钱,按照份量、尺寸定出标准便于中西方贸易的主张。曾纪泽虽然也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但他却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暂时还不能采用。他说:“中国幅员广远,通商各埠,不过域中百分之一耳。国家岂能为此百分之一之商民,而使彼九十九分者皆改其旧习以用洋钱乎?既用者少,不用者多,则中国国家必不设局自铸银钱。国家既无官铸之银钱,而以外国入口之银钱充入税饷,无是理也。既不入于税饷,而忽设法律以防私铸,亦无是理也。法律不设,则英、法等国钱法虽佳,而难保中国之奸民不私铸以牟利,且难保英、法等国之奸商不藏于中国各埠私铸以牟利。”[2]他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经济尚不发达,因此,中国还不能收洋钱入税。从中反映出曾纪泽既具有一定的经济头脑,同时也有较强的法制观念,以及对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之本质的深刻认识,因而对其始终保持一定的警惕性,以保护中华民族利益不受侵害。

1872年,何启13岁时,到英国留学,进入巴尔玛学校完成中学课程。1875年9月,他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学医,学习4年,于1879年毕业,取得医学士及外科硕士的资格。他的实习工作,在伦敦的圣多玛斯医院(St.
Thomas’s
Hospital)进行。他的学业成绩非常好,在一二年级的时候获得了荣誉证书,并在二年级时获得学院奖。1879年,他亦通过了伦敦皇家外科学院的考试取得了院士的资格。何启求学当时的同学还有日后在香港西医书院共事的康德黎爵士。康氏在1873年已经完成了在阿伯丁大学自然科学的硕士课程,并在伦敦红十字医院实习,于1889年正式改换为医科学士和外科学士的资格。事实上,何启虽然拥有外科硕士及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并不意味着何氏以外科为专业,那只是一种执业的基本资格而已。[17]

在议定《烟台条约》洋药加税之事项时,曾纪泽也是参考“国际公法”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因为他知道“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其于税饷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英、法税则皆重,闻美国于进口货,乃有征至四分之三者,客商虽非之,然固不能违也。……若吾华径行文于各使,言旧约届满应修之期,某项税则,议加若干,虽洋药每箱加至百金,较西洋各项烦苛之税,犹为轻减,况六十金乎?加税之权,操之在我,固可不问公使,不问外部”[2]。一句话,“加税之权,操之在我”便点明了一个国家应有的主权。虽然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有些方面已无主权可言,但是曾纪泽在办理外交事务时却不似有些“买办官僚”在列强面前卑躬屈膝、出卖人格、出卖国家利益。他从未因国贫而自贱、因国弱而自卑,而是在重大外交事务中,始终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去与不讲理的洋人据理力争,始终坚持严正立场去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尊严。清政府购买新“蚊子船”后,曾纪泽立即告诫同事说:“中国新购‘蚊子船’数艘,英人新报亦多溢美之词,谋国者贵有知己知彼之明,不可视人之毁誉而生骄怯之心也。”[2]提醒大家作为一个外交使者应当有自知之明,遇事要保持头脑冷静,不可随意因别人的毁誉“而生骄怯之心”,表现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应有的心态及立场。

1879年医科毕业后,他再进入林肯法律学院修读法律,希望多拥有一种专业资格,这个决定多少受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获根雅丽丝的影响。雅丽丝是当时英国下议院议员获根约翰的女儿。1881年两人共谐连理。这种中英联亲的情况,在那个时候实属罕见。

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许多主权,领土完整被破坏。作为一名外交使臣最大的耻辱便是不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其他国家进行正常交往。在欧洲三国期间,曾纪泽为“伊犁改约”事宜、为中法战争、为《洋药税厘并征》事宜,多次去三国外交部或外交使馆商讨、交涉甚至争吵,但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轻易放弃在华攫取的特权和利益的。曾纪泽在与这些国家外交大臣或公使打交道时常常遭到“面冷词横”或“久候不见”,有时竟等得饥肠辘辘却仍不得接见的“待遇”。但他毫不气馁,坚持不懈地与西方列强抗争,为捍卫国家主权而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在国外余暇时间他曾“作乐章一首,兼排宫商,以为国调。并为自己所作的国歌起名为“华祝歌”,这说明他是多么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独立、强大。“华祝歌”代表了他的最大心愿即祝愿中华民族能早日成为世界强国。表现了一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外交使者的拳拳爱国心。对于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曾纪泽也曾思考过,1886年当他离开伦敦时,他与英国人马格里爵士合作,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亚洲季刊》。题目是《中国先睡后醒论》,在文章中他谈到这些不平等条约,认为:“关于包括在条约口岸里的外国租界内以及包括在其它方面的那一部分领土上的主权的让与,中国觉得那些条约是把一种情况强加在她的身上的,这种情况将要迫使她在今后十年期限告终的时候废弃那些条约,借以避免它们已经在别的国家里引起的那些罪恶。”[5]另外当他与英国税务司金登干谈及中英条约不公之处,宜于修约之年照会而更改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改约之事,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2]以上主张虽然并非解决主权独立的有效办法,但说明了曾纪泽对于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痛恨及试图从局部改约以逐步收回一部分权利。出国前他便认识到“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2]阐述了只有国强才能自立这个道理。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军事上强大、政治上独立才可以收回自己的主权。20世纪末,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大陆便是最有力的证明。而曾纪泽学习西学、办洋务的目的正是为了祖国的强大,可以说他的西学思想已超出了狭义、单纯的西学范畴而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因此,他才能忍辱负重,发扬“啮雪咽旃”的斗争精神去与西方列强周旋。曾纪泽在欧洲兼任三国公使,既要处理好清政府与这些国家间的关系及矛盾,同时又要比较巧妙地处理好列强之间的关系,而这都是很难做的,正如他所说“系命一人兼任三大国,才短任重,惶悚曷胜”[2]。为了处理三国的外交事务,曾纪泽要经常奔波于几个国家之间,非常辛苦。另外,国外生活习惯不同于国内,尤其是他要常常为国事、为所受到的耻辱而忍气吞声,甚至在中法战争中,因他坚持主战立场而被视为“妨碍邦交”,驻法大使被罢免,这一切对他都是极大的打击。在他的日记中常记有因身体不适“不能治事”或在听到国家遭灾、发生战事、战败等消息而“郁闷久之”等内容,长期的国外生活及情绪常常处于紧张、抑郁状态,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影响。但是曾纪泽全然不顾,而始终以“一腔愤血”投入到运用外交武器与西方列强抗争的斗争中去。临行前他对慈禧说:“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2]如果没有强烈的爱国心是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斗争中的,也正是他具有拼着性命替国家保全大局的精神,并采用灵活、机智的策略,才使他能够为国家争回一部分失去的权利,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的少有代表”[2]。

何启对法律的学习,和他学医一样,成绩都是不错的。在林肯法学院3年的学习中,他取得了衡平法与地产和个人财产法的高级学者名衔,并于1881年成为大律师。这种成就,连当时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总督轩尼斯爵士(Sir
John Pope Hennessy)也赞赏不绝。[18]

综观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曾纪泽学西学、办洋务的宗旨、目的是为了使贫弱、落后的中国强大起来,而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他不惜拼着性命去努力奋斗,这是多么强烈的爱国热情。如果将他列入“买办洋务派”的行列中,似乎与历史事实不符。当曾纪泽“在出国九年之后,他满载着光荣回到北京,成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时[5]。人们对他的才能以及他对洋务的熟悉给予很高评价。当时“很多人以为他将要取得李鸿章的地位而为中国的主要外交代理人,也有人以为他可能继承赫德爵士,单独地或者同一位外国同僚在一道,去主持关税事务……”[5]回到北京后,他最初就任“工部侍郎”,以后就任“户部右侍郎”、“钦派管库大臣”、“兼署刑部右侍郎”、“派管同文馆事务”、“兼署吏部左侍郎”等职务,也曾被派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曾纪泽回国后虽然做着不大不小的官,但却没有真正施展出自己的才干。虽然他对西方列强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虽然他对于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有着深入的思考、担忧与希望,但是他的政治抱负、外交主张却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发挥的机会,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在本阶级知识分子中居于绝对少数的地位,自不能免于孤立和打击,而使他感到深深的寂寞”[2]。一位当年叱咤国际外交战线上的风云人物,回国后因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排挤而变得默默无闻,无足轻重,令人十分惋惜。但让曾纪泽关心的并非功名利禄,而是国家的安危、强盛。由于长期为国担忧、身心交瘁,加之郁郁不得志,终使他积劳成疾,年仅51岁便英年早逝。

何启在英国就读的大学,例如阿伯丁大学,是英国历史悠久的大学,在苏格兰三大名校中是排名第二的,创校于1494年。圣多玛斯医院也是伦敦第二古老的私立医院。至于林肯法律学院更是伦敦四大法学院之一,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组织完善。何启就是在这样优越的教育环境下接受英国当时最高水平的学术专业训练的。[19]
何启对于英国19世纪的政治、法律、医学和科学的了解和认知,在当时恐怕无人能出其右,这亦解释了为何何启日后能对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提出一套超越同侪的方案的原因。

历史上常常是“弱国无外交”,但是,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以及他出色的外交活动,却为我们展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凭着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英勇、顽强、不屈地在国内封建顽固派的排挤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蛮横无礼的夹击下,孤军奋战的风采。尤其是在与俄国的改约谈判中,他实现了自己的“待凭口舌巩河山”的誓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纪泽没有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相反处处受压制,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然而,曾纪泽的悲哀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他那个时代向西方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一批不得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一个腐朽的旧制度即将毁灭新制度即将诞生前的悲哀。值得告慰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渴望彻底摆脱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羁绊、实现祖国领土完整的愿望在20世纪末得以实现。这当是对那些为使中国能够走向独立富强的爱国志士、流血牺牲的英雄们的最好纪念。

何启在1882年返回香港服务社会。在英国10年的学习生涯中,他似乎与中国的留英学生没有任何接触,仅有一次到过清廷驻英使馆拜访的记录,接见他的有刘锡鸿和张德彝,没有深谈,更无缘与郭嵩焘公使结交。[20]

[1] 刘华。评曾纪泽的外交活动[J]。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

三、何启的近代化改革思想

[2]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C]。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5.

何启回港以后,一面行医,一面执业律师,更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各项管理与公益事务,成为出色的社会领袖。他对中国的国情政局,亦十分关注,怀有革新中国的大志,从1887年开始,便在香港的《德臣西报》上发表论文,讨论中国的改革问题,希望清政府能把握时机,奋发图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可以与西方列强匹敌的现代化文明国家。

[3] 曾惠敏公遗集·文集[M]。上海石印,光绪二十年。

何启撰写的文章,几乎都先用英文起稿,然后由他好友胡礼垣译成中文,在香港的中西文报刊上刊出。在1900年,两人把历年合着的论文汇集成书,题为《新政真诠》,于香港出版。1901年英敛之又将此书重校后交由上海格致新报馆重印在国内发行,何启、胡礼垣的声名自此远播国内,而其近代化革新思想始广为国人所共晓。[21]

[4] 曾惠敏公遗集·奏疏[M]。上海石印,光绪二十年。

《新政真诠》一书,合共有9篇,即:《曾论书后》、《新政始基》、《新政安行》、《新政变通》及《后总序》。据李金强考订,9篇论文名义上虽说是二人的合撰成果,但其中多篇实际出自胡礼垣之手,二人合作撰述的,似仅有首两篇《曾论书后》及《新政论议》。其余7篇中的5篇,或为“从诸友之言,广何君之意而作”的《新政始基》;或为“因与吾友翼南商榷而成”的《新政安行》;或为“取其全书〔指《劝学篇》〕,节节辩之”的《劝学篇书后》;以及“因复为此篇以附之于后”的《新政变通》等,几乎都是胡礼垣作为主要作者而写成的,何氏似乎只是一种提出意见的参与者角色而已。[22]

[5]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8.

根据吴醒濂编《香港华人名人史略》(The Prominent Chinese in Hong
Kong,香港,五洲书局1937年版)中的《何启博士传》所载,何启已发表的文字计有:《中国之评论》(A
Critical Essay on China)、《睡与醒》(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中国基础与改革》(The Foundation of Reform in
China)、《读广州税务司喀博士之中国地税及陆海军计划书后》(On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of Canton Dr. Hart’s Plan for Land Tax and the
Army and Naval Forces)、《康有为君政见之评论》(Criticisms of the Views
of Kang Yau Wei, 1898)、《张之洞之批评》(Criticisms of the Views of
Viceroy Chang Chi Tung)、《励学论》(Encouragement to Learning,
1899)、《改良中国之负责人论》(Persons Responsible for Reformation in
China)、《中国改革之进步论》(Critical Essays on the Progress of
Reformation in China)、《与英国巴勋爵讨论门户开放书》(A Memorial
Addressed to Lord Charles Beresford on the “Open Door
Policy”)、《与约翰先生讨论拳匪之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Mr. John
Bull on the
Situation)等。这些文章的题目,与《新政真诠》上所载颇有出入,究竟是吴氏另有所据抑或是从《新政真诠》中迻译过来,未敢遽定。在未能进一步查证这些史料内容的前提下,讨论何启本人的改革思想,似乎应以《曾论书后》及《新政论议》两文为基本史料较为稳妥。因前者的英文原文见载于1887年2月16日的《德臣西报》,内容与《曾论书后》基本吻合。而后者实由何启先有撰述该文之意,提出“复古”、“因时”的新政之纲,并“条例复古、因时各要略,而次其本末先后”,而胡礼垣当时则在日本,“亦以书来,即以是质之,蒙其引伸触类,畅我欲言”而“成此论议一篇”。[23]胡礼垣本人亦谓此文乃何启“条例新政要略,出以英文,邮寄与予,予喜其意之与予合也,重感于怀不能自已,遂增以己意,复为此篇,议之而复论,论之而复议,反复推详”而成[24],
是二人反复讨论修订而成的文字,视为何启拥有原创意旨,胡礼垣参酌润色而成中文文本,应该离事实不远。讨论何启本人的思想,在《新政真诠》中,这两篇最具代表性。

(文章来源:《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

何启发表的《曾论书后》一文,虽是对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的驳斥,而实际是对清廷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办洋务以谋自强的策略的一个整体性的否定。何启固然不满曾纪泽所云:“治国者必先使外侮既绝,方可内修国政,犹之治家者必先使壁宇完固方可条理家规”的重外轻内,本末倒置之论。[25]亦对清廷在中法战争受挫败后,还不能觉醒,讳疾忌医,仍然坚持学习西洋国家“坚船利炮”的长技为满足,而不思进行彻底的内政改革感到惋惜。他认为中国最大的弊病在于“政令之不修与风俗之颓靡”(loose
morality and evil habits, both social and
political)[26]。他劝告曾纪泽说:

读侯之论,盖深知中国之宜修者矣。独惜其以后为先,以本为末,功与效未分其际……一国之所以称盛者,非徒多战舰炮台也。以战舰炮台,国皆能置故也。壮士之所以称强也,非但能擐甲执兵也。以擐甲执兵者,人尽可为故也。侯欲治外,请自治内始;侯欲治内,请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请自得民之心始。[27]

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富国强兵之术虽然已有一段时间,但为什么列强仍然欺藐中国,洋人在中国者为什么仍不愿受中国法律的管束。曾纪泽虽认为是由于“中国无威猛军兵,无坚刚铁舰也”,而何启则曰:“在中国无平情律例,无公当法司耳。”[28]何启指出,中国的律例不平,法司不公,才是中国无法达致真正富强而令列强尊重的根本原因。造成这种缺乏公平的政治(equitable
and right
government),是由于“政令不修、风俗颓靡”所致。何启进一步说:“执此不悟,纵使中国兵威强于今日数十倍,亦不能尊纪纲于与国,等使权于列邦。”[29]

那么,如何修政令,救风俗呢?何启认为,必须以信立国,要以信立国,就要靠推行公平的政令(just
and liberal policy)。他强调说:“夫公平者,国之大本也。”又谓:

夫一政一令,在立之者无不自以为公,自以为平,而公否平否,当以民之信否质之,乃得其至公至平。且一政一令,在行之者多亦自谓无不公,自谓无不平,而公否平否,亦当以民之信否证之,乃得其真公真平……然则公平者,还当求之于民而已。民以为公平者,我则行之。民以为不公平者,我则除之而已。公平无常局,吾但以民之信者为归,公平有变法,吾但以民之信者为主。夫如是,则民信矣。[30]

一切政令,唯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亦以人民的标准为标准,就能达到真正的公平,这样一来,政府的威信便建立起来,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亦建立起来,民心便可凝聚,那就推行任何的政策都能成功,国家就可以大治,而外患亦可以消除。何启说:“民心不可见,见之于信耳,此一定不易之程途也……国有公平,然后得民信;先得民信,然后得民心;先得民心,然后得民力;先得民力,然后可以养民和;可以养民和,然后可以平外患……夫国未有内不治而外能治者,亦未有内既治而外不能治者。”[31]民信既然建立,那便没有甚么事是做不成的。故他总结说:

民信,则借款可以兴;借款兴,则商务可以振;商务振,则大利可以图;大利图,则军威可以壮;军威壮,则外敌可以宁。至外敌宁,而复加以保泰持盈之学,使其效至于神武不杀,至德无功,则治天下之道尽于斯矣。[32]

推行政治上改革,以作为中国富强必由之路,建立公平政令,立信于民,结合亿万的民心为一心,中国就能无敌于天下。何启以革新政治作为中国近代化建设工程的关键所在,于此已见其思想的端倪。

1895年,甲午战败后,何启更进一步就改革中国的弊政与胡礼垣反复商议,合作写成了《新政论议》一文。在文中阐述了他的「复古七事」与「因时九事」全面的政改纲领。复古七事是:一、择百揆以协同寅;二、厚官禄以清贿赂;三、废捐纳以重名器;四、宏学校以育真才;五、昌文学以救多士;六、行选举以同好恶;七、开议院以布公平。而因时九事是:一、开铁路以振百为;二、广轮船以兴商务;三、作庶务以阜民财;四、册户口以严捕逮;五、分职守以厘庶绩;六、作陆兵以保疆土;七、复水师以护商民;八、理国课以裕度支;九、宏日报以广言路。

何启坚持其一贯的主张,中国必须做到“民政为本,军政为末,内修为始,外攘为终,次序先后,决不能紊”,才能「新其政」、「兴其国」。[33]
何启认为,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才是中国陷于贫弱衰败的根源,要改变这种局面,使中国富强起来,非要改革政治制度不可。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和议会制度,正是救治中国的良方妙药。复古七事,是涉及政治制度全面的改革,包括对官制、俸禄、用人、育才、选士、吏治等多方面新措施的推行,而至为关键者,实为创建一套保障民主与公平的议会制度。这套制度由地方到中央,层层相扣,而权责分明,体现出民主自治的精神。议院分为县、府、省三级。议员的资格,在县为秀才,在府为举人,在省为进士;选民的资格,在县为本县二十岁以上男性的平民,在府为本府各县的秀才,在省为本省各府的举人。各级议员,按此准则层递向上选举产生。而议员的职责,属于地方上的事务的,“议员者,将出其所学,而施之于政,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地方之利弊,民情之好恶,皆借议员以达于官。兴革之事,官有所欲为,则谋之议员,议员有所欲为,亦谋之于官,皆以叙议之法为之。官与议员意合,然后定其从违也……若事有不能衷于一是者,则视议员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数多寡,而以人多者为是,所谓从众也。”[34]至于中央的大事,如度支、转饷等,则由“各省议员一年一次会于都会,开院议事,以宰辅为主席;议毕各员将其本省来岁应行之事,如公项出入,选取人员等件,证明画押公奏,主上御笔书名,以为奉行之据,如有未洽,则再议再奏,务期尽善而止。如此则一公而无不公,一平而无不平。”[35]

何启认为,由地方至中央实行这套议院制度,是使国政达致公平的不二法门,正如他所强调的:“夫政者,民之事也,办民之事,莫若以公而以平。何则,民之疾苦,惟民知之为最真、事之顺逆,惟民知之为最切。”选举议员,所以反映民心民意,也使施政合乎民心民意。如此一来,“是直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长治久安,必基于此”[36]。

何启指出,“自古乱之所由生,由于民心之不服,民心之不服,由于政令之不平,今既使民自议其政,自成其令,是人人皆得如愿相偿,从心所欲也,何不服之有?”他总结说:“故王者欲保世滋大,国祚绵长,则必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37]

至于因时的九事,多涉及具体的社会民生建设事务,包括铁路、轮船、通商、贸易、农工各业、海陆军事、户籍警政等。但所有有关政策施行以后的利弊得失,都靠社会舆论,予以报导,加以评骘,以为改进之资。因此报刊的角色功能实至大至重。何启说:“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如一乡一邑,凡议政局员条议各节,极之会议时诸员之形容举动,皆列于报内,评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也。”[38]
西方民主国家的报刊,更是民意指标的反映,于民政的推动,功效尤着。何启说:“英之议政者,必以日报为众好众恶所在,而多所折衷;法国之从政者,则以日报为教官教吏之文,而不敢违背。”[39]
何启认为中国应效法西洋先进国家,于各省、府、州、县遍设报馆,而且必须“有放言之权,得以直书己见,方于军国政事风俗人心有所裨益”[40]
。如是则“国势之隆,蒸然日上矣”[41]。

综上所述,何启的新政构想,可谓规模宏阔,然其倡议改革的内容仍是以英国的一套政治社会体制作为模效的目标,特别是英国公平的法治精神,体现民主的议院制度,及能发挥民意的舆论事业,更是何启推动整套近代化事业的基础和核心。

严复在英国两年的留学生活,使他能亲身体察到一个在近代化进程中领先于世界的顶级强国的真实情状,他当时所深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个国家军事与科技上的进步,且更是它的社会政治制度与学术文化方面的优越。1879年返国以后,严复虽然过着平淡的读书、研究和教学的生活,但一直潜心思索着中英两国此弱彼强的根本原因。1895年甲午战败,对严复造成空前巨大的冲击,使他终于明白清廷30年的所谓师夷之长技的做法是彻底的失败,洋务派并未真正把握到西方国家富强的要钥。面对中国处于存亡绝续的严峻关头,严复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4篇轰动一时的论文,全面检讨中国在学术政教方面的严重积弊,并提出他的救亡与富强之策。

与何启《新政论议》的旨趣不同,严复在揭露清廷政治腐败和中国传统学术政教的弊端之后,并没有得出改革政制为达致国家富强的结论,相反,他认为,仓促的政治改革,如开设议院,将使中国更快地走向衰亡之途。严复更倾向于从学术文化角度入手,阐述西方国家富强的由来,指出西方国家一套“黜伪以崇真”的学术文化,与“屈私以为公”的刑政典章,才是其获致富强的根本原因。中国当时最急切应做的事务是讲求西学,扬弃旧学,藉此以开导民智、陶铸民德、振发民力,而不是要做政治上的改革。待普遍国民的智、德、力三方面的质素提升之后,体制的改革才能水到渠成。

严复在上述数篇的论文中,没有一篇的主旨是要提出变法的。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着重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及批判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弊病,指出若不及早学取西洋的学术,中国必将陷于亡国灭种的地步。他说:

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42]

《原强》旨在探求国家富强的根本原理,严复在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及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后,即提出了物种之强弱与国家的强弱,道理如一。生物的强弱,端看其细胞的健全与否,国家的强弱,端视其人民质素的优秀与否。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有三个标准,那就是其民力、民智、民德是否优越。他说: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43]

严复指出,中国当前的“要政”,就是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使中国走向富强的关键。只有这三者的确实进步,中国的富强之治才能标本并立,他说道:“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44]

在鼓民力方面,严复认为清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大力禁鸦片、废缠足及革除旧礼俗。在开民智方面,严复认为非设学堂、讲西学、废科举、讲实学不可。而所谓西学,尤应提倡学习西方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及政治、社会、经济、法律等实用的社会科学。关于新民德方面,严复认为应灌输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以取代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的旧伦理道德。他说:“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尚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至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45]严复希望通过教育来改造民质,为日后的其他种种制度建设提供良好的条件与前提,故他说:“此三者,自强之本也……练兵乎?开矿乎?通铁道乎?兴商务乎?……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终废。”[46]

严复又进一步在《辟韩》中分析中西政教的异同,他指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运作是以一套自由的思想文化为本质,光靠制度是不能保证成功的。由于他们视国家为人民的公产,因此一切的刑政法令都能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因而统治者得到人民的拥戴,而国家能臻于治强而不复乱。而中国的专制政治视国家为君主的私产,统治者成了窃国的大盗,为了防范人民反抗,制定许多违背民意的法令,推行违反民利的刑政,结果导致国力衰败,而国家只能在治乱中反复循环。不过,严复并不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马上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理由是中国时未至、俗未成,而其民不足以自治。如果贸然勉强而行,必陷于“代大匠斲,未有不伤指”的局面。他认为中国应保留当前的政治体制,从学术和教育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建立一套崇尚理性与自由的学术文化,改进人民的素质,顺着进化的轨迹,循序渐进地还政于民,使政治的改革得到最终的成功。他坚持说:

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47]

《救亡决论》发表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严复出于爱国的激情,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而严复变法救亡的迫切任务却不过是废八股和大力提倡西学。严复指出八股有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锢智慧束缚人民的智力开展,坏心术败坏人民的思想品质,滋游手增加游手好闲的人。八股不除、三害不去,一切的新政建设,都只会徒劳无功。他沈痛地说:

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磿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终致危亡而已。[48]

严复又进一步批评了宋明理学和考据词章等封建旧学,揭示其无用无实的本质,指出不排除这些旧学,就无法让新学西学有立足发展的余地,亦无助于挽救国族的危亡。严复指出,中国要摆脱贫弱,应该认真学习西方格致之学。他说:“中国地大民众,谁曰不然,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强,在中国正所以弱;民众在外国乃所以富,在中国正所以贫。救之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则其事又曷可须臾缓哉!”[49]

事实非常明显,严复自甲午以还,对政治的改革,不管是立宪抑或革命,始终保持戒惧之心,而倾注全力译述西方的学术经典,以作为提升民质的惟一手段,和建设富强中国的不二法门。至于何启,则对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活动,如乙未和庚子两役,均积极参与策动,务求在政治的建设上,为中国的近代化打开新局面。二人的近代化模式,何其差异若此。

严何二人于19世纪70年代同时留学英国,同受英国教育陶冶,深识英国的富强之道。有感于中国国势的凌夷,而发为救国之思,足堪吾人借鉴和学取。二人所倡议的改革蓝图,从开始即出现不同的取径。严复认为英国的盛强,不在船坚炮利,而在学术之至真和风俗之至善,他深受斯宾塞学术思想的影响,视民质的提升为强国的根基,以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启蒙国人,力倡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用渐进的方法使中国社会迈向文明进步,最终成功完成近代化。何启熟悉英国的政情,深叹其政制之美,视英国的强盛与进步乃其政制上的公平、自由和民主。力主中国应修明内政,引进英国各项先进的政经制度以为中国改革的张本,期望中国通过政制的全面革新来完成近代化的目标。严复以西学来改造中国,取态是温和而缓进的。何启以西政来革新中国,取态是迅猛而急进的。对严复来说,清政府的角色以致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建设近代化国家事业上,始终有其一定的存在价值。对何启来说,清政府的角色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被证实是冥顽不灵,拒绝文明而成为改革的绊脚石时,就非要被推倒不可,在建设近代化的事业上,便再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以此之故,何启很容易成了孙中山政治上的盟友,而严复始终不能投入即使是康梁一系的政治集团中。

[作者林启彦,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
黎兆棠:《奏为出洋限满生徒学均有成并华洋各员襄办肄业事宜出力分别请奖折》,左宗棠等撰:《船政奏议汇编》卷18,台北,大通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18页。

[2]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88—589页。

[3]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94—607页。

[4]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838—839页。

[5]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05页。

[6]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6页。

[7]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50页。

[8]
《〈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69页。

[9] 《〈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85页。

[10]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96页。

[1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35页。

[12]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816—817页。

[13] Choa, G. H. ,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4] Tsai, Jung-fang , Comprador Ideologists in Modern China: Ho Kai
and Hu Li Yuan ,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5)。

[15] Chiu, Ling-yeong ,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Sir Kai Ho Ka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ydney, 1968)。

[16]
叶仁昌:《清末的官僚改革论──何启与胡礼垣的个案研究》,《法商学报》第28期,1993年,第123—159页;叶仁昌:《传统的批判与转化──何启与胡礼垣的合理性与实用主义》,《法商学报》第30期,1994年,第139—172页。

[17] Choa, G. 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p. 16.

[18] Choa, G. 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pp. 16—17.

[19] Choa, G. 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pp. 17—18

[20]
刘锡鸿《英轺私记》云:“是日〔旧历4月17日〕,有南海人何沃生者来见,年二十岁,伍秩庸之妻舅也。寓伦敦西南荣布定地,在议院对门之大医院充学徒,人亦聪慧。”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云:“〔光绪三年四月十七日〕壬寅,晴。未初,有粤东南海人何沃生来拜,年二十岁,伍秩庸之妻弟也,现在议院对面大医院学医。”

[21]
方豪:《清末维新政论家何启与胡礼垣》,《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05—2118页。

[22]
参看李金强《胡礼垣与戊戌维新》,李金强:《书生报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2页。

[23]
《新政论议?何启序》,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第1册卷4,香港,1983年自印本,第1—2页。

[24]
《新政论议?何启序》,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第1册卷4,第1—2页。

[25]
《曾论书后》,郑大华点校:《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00页。

[26]
《曾论书后》,郑大华点校:《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85页;另参阅1887年2月16日The
China Mail所载何启对曾纪泽一文的响应,其文题为“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正文内英文翻译从何启的英文原文引出。以下各注均同。

[27]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00页。

[28]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86页。

[29]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87页。

[30]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97页。

[31]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00页。

[32]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97页。

[33] 《新政论议?何启序》,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第1册卷4,第2页。

[34]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15页。

[35]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17页。

[36]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16—117页。

[37]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28页。

[38]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45页。

[39]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46页。

[40]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77页。

[41]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47页。

[42]
《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页。

[43]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18页。

[44]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7页。

[45]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31页。

[46]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32页。

[47] 《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5页。

[48]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3页。

[49]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8页。

(文章来源:本文定稿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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