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侯德云:女神萧红的“不着调”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5期刊发了侯德云的《女神萧红的“不着调”》(以下称《“不着调”》),这是篇试图抹黑萧红的、充满严重偏见的“不着调”的文章。

端木赐香的书,我读过的不下七八本,都读得缓慢且反复回味,唯有手边这本《悲咒如斯:萧红和她的时代》,读得极快,在37℃的高温里,两天半,读完。

在当下大陆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郭、茅、巴、老、曹,包括冰心、丁玲等人,都是重要作家,都有大篇幅的介绍,甚至辟专章论述。因夏志清的推介,张爱玲、钱钟书等人也逐渐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但萧红似乎至今仍没有被列为经典作家,没有被学术界普遍认可。为何萧红曾经被文学史冷落?如何恰当评价萧红的文学史地位?

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他文题中的“不着调”,这是典型的东北方言,翻译成现在普通话的日常用语就是“不靠谱”,但它的贬义色彩要远超“不靠谱”。作为东北人用这样的东北方言来骂一位名满中华的东北作家,算你狠!

读得这么快,有原因。其一,我对萧红非常熟悉。我读过(或精读或浏览)她的全集、十几种传记和三大册《萧红研究七十年》,大约五百万字的作品。随着阅读的延伸,从2014年6月到2015年6月间,我还写过三篇关于萧红的随笔——《萧红的真相》《〈呼兰河传〉:描摹故乡的“工笔画”》和《萧红为什么这样红》,总计四万三千字。因而我对萧红的某些“事迹”,可以匆匆掠过。其二,端木赐香的文字,很家常,像邻居家儿媳妇说话,张三长李四短,都以“人之常情”为游标卡尺去衡量,根除了学院派的晦涩,和以往的意识形态叙事也有本质区别,故而阅读进展迅速。“好诗不过近人情”,说得没错,其实好文章也一样。

林贤治:

侯德云对萧红大加挞伐,他究竟什么来头?毫不费力地就知道了他的底细,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在他的文章中炫耀自己的功夫了,那就是所谓的“全十三”,用侯德云自己的话说:“我读过(或精读或浏览)她的全集、十几种传记和三大册《萧红研究七十年》,大约五百万字的作品。”并信心满满地发表了三四篇关于萧红的文章。“五百万字”,挺吓人的!似乎读得不少,更何况还有读后感。但如果要全面、深入、正确地评价萧红,这些阅读够吗?

我对读过的十几种萧红传记,大多不满意。不满意的所在,不是偶尔的细节失误,而是故意的形象虚构,能染色的地方都尽量染色,弄得该同志浑身上下红彤彤,光芒好几丈的样子。

鲁迅的批评未必正确

萧红也许是出全集版本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迄今为止《萧红全集》已经出了七八个版本,但并不令人满意,无论是文本的校对、注释,还是其后所附的年谱、创作年表等,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更何况侯德云应该只捡了其中的一个版本来读,如果作为普通读者,倒可以嘉奖;但如果作为研究者,未免有些孤陋。再说萧红传记,现在萧红传记作品也出了六七十种,特别是2011年萧红诞辰百年之后,萧红传记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在短短几年间其数量超过了此前的总和,但可观者极少。而考察侯德云的萧红“研究”履历,其阅读的传记仅仅是几十种中的十几种,而这十几种应该是近几年出的。至于三卷本的《萧红研究七十年》,我清楚地知道其成书过程,主编彭放先生在该书出版前邀我对书稿做了最后的审读,并由我写了后记。它算是厚重的萧红研究资料汇编,所选取的资料虽然很具代表性,但由于这方面资料的浩繁,编者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放入“选目”和“存目”当中。也就是说,即使侯德云读了《萧红研究七十年》,也仅仅是接触了冰山露出海面的那八分之一(甚至是八十分之一)部分,而海面以下的,侯德云当然“没得见”。侯德云在2015年发表的《萧红的真相》中称:“我对萧红的兴趣,由此(笔者注:指电影《黄金时代》)引发,欲罢不能。”侯德云够坦白,他的萧红“研究”是从2013年10月《黄金时代》的公映开始的。原来如此!也难怪他“前不久才知道,社会上有个‘萧红热’”。“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儿童启蒙读物,而侯德云的“全十三”对于一个萧红研究者来说,也不过是刚入门的程度,但他却自视甚高地对萧红妄下结论,所以自然会闹出许多笑话。

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有句话:写作就是“向陈词滥调作战”。我以为,端木赐香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里。她遮蔽了“斗争”“压迫”“反抗”等等暴戾视角,把萧红置放在“女儿性”“妻性”“母性”的显微镜下,展示了另一种让人目瞪口呆的事实。

主流文学史把萧红当成抗战作家,《生死场》是其代表作,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萧红对人性的表现,对土地的热爱,这些就全部转移到民族斗争上了,她对人性、人类性的表现深度就消失了。这是萧红对文学的理解,她提出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这是她的文学观。

且看《“不着调”》给萧红列的四大罪状:

这就好。这就值得砍倒几棵树,做成纸张,把显微镜下的情感萧红、性格萧红以及命运萧红,呈现在读者眼前。

我认为《生死场》其实主要不是写抗日,她还写了那个地方的人,和动物一样生、一样死,有一个原始的、基本的、关于生存境遇和生存权利的问题在那里。萧红对农村生活的认识,在某一方面有着非常深入、独到的地方。鲁迅曾经婉转地批评她在人物描写方面较弱,但是,试想,就《生死场》而言,她笔下的人跟动物一样,如果连生存的能力都不具备的时候,跟动物一样,又能有什么个性呢?她写农民跟动物一样,吃喝、劳作、配偶、生殖,“忙着生、忙着死”,这是动物的生活,是完全自然主义的,又谈何人物性格呢?

罪状一:“谁宠她谁是好人,反之是敌人”。《“不着调”》说萧红在祖父的宠惯下成了张家的“害虫”,她怼祖母、怼生母、怼继母、怼舅舅、怼父亲……“跟阻碍她任性和神经质的所有人作对”
。让侯德云这么一说,好像萧红在家横踢马槽似的,好像萧红“怼”遍天下似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就说怼祖母的事儿吧:北方为御寒,家家户户糊窗纸。萧红三岁的时候很顽皮,只要把她往炕上一放,她就跑到炕里的窗前用小指头捅窗纸,她感到捅窗纸的“嘭嘭”声好听极了。祖母说她不听,便拿了针到外面等着,待萧红捅窗纸的时候,就用针刺她的手指。萧红说:“从此,我就记住了。我不喜欢她。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时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欢她。”有一次,祖母一个人在屋里煎药,萧红悄悄走来,在板隔壁上咚咚敲了两拳就跑了,把祖母吓了一跳。萧红说:“我这样地吓唬祖母,也并不是向她报仇,那时我才五岁,是不晓得什么的。”萧红在自述的时候早已把它当作“童年趣事”来讲了,没想到的是,侯德云对孩子的“恶作剧”却不能释然,把孩子的自然属性上纲为“她跟祖母作对”,这未免小题大做了吧?小时候谁没搞过恶作剧?没搞过恶作剧的孩子那还是孩子吗?你一个成年人,和一个五岁的孩子(当时萧红的年龄)计较个什么?人要是较真起来可真没治了!

萧红在我心中的地位,自2014年对她进行一番细心的“研究”之后,便一下子滑落谷底。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女人,用东北话说,我都觉得她特别“不着调”。

萧红写出了人类的命运,具体地说是农民的命运,他们连最起码在生存线上的权利都没有,我认为这是她高出一般作家的地方。跟一般左翼作家不同的是,这里不只是阶级论,还有文化学、人类学的视点。在《生死场》中,她自顾自地写诗,旁若无人地歌唱,那是哀歌、挽歌,长歌当哭;她并不考虑什么“小说作法”。要理解萧红的文学价值,首先应该看到,她是怎么理解生活和表现生活的。

萧红若真的是蛮不讲理的“害虫”,也不会那么有人缘,赢得那么多中外人士的友情,这在萧红的家人、同学、朋友等众多回忆文章中都得到了证实。所谓的“害虫”说,几乎不值一驳。

这里不妨借用阿·托尔斯泰的语式说句国产“名言”:着调的人都是相似的,不着调的人各有各的不着调。通过端木赐香的显微镜,我们来看看萧红到底不着调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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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状二:“换男人跟换水杯似的”。《“不着调”》列了八个与萧红“有染”的男人。八个是不是少了点儿呢?而若按侯德云的逻辑,我还可以把这名单继续开列下去。然而据我多年对萧红的关注,除了汪恩甲、萧军和端木蕻良之外,其余都是捕风捉影。什么“骆宾基很诡异。有迹象表明,他跟萧红的关系非同小可”,什么“萧红对萧军的朋友方未艾有过多次挑逗”,什么“经常‘含情’注释聂绀弩”……统统扯淡!好像萧红与所认识的男性都有一腿似的,赶上女版的宝玉了,“见一个爱一个”,只要对侯德云胃口的,听风便是雨,照单全收,根本不去甄别真假。侯德云说:“李洁吾这人,据端木赐香考证,早在1930年之前就认识萧红并发生恋情,或者关系更深一步也有可能。”萧红去北平之前就与李洁吾相识,这对于萧红研究者来说是个基本常识,李洁吾的文章《萧红在北京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而这样明摆着的事实竟需要端木赐香(为与“端木蕻良”区别,也为表示友好,以下简称“赐香”)来“考证”,笑死我也。李洁吾是萧红在北平生活最重要的见证人,他的《萧红在北京的时候》是研究萧红绕不过去的,许多版本的萧红资料文集都收入了该文,包括侯德云声称他看过的《萧红研究七十年》。由此可知,即使侯德云看《萧红研究七十年》,也不过是囫囵吞枣。对于这样的“专家”,你让我怎么信他?

其一,谁宠她谁是好人,反之是敌人。

章海宁:

早期萧红研究中,由于资料的缺乏和考察的不周,确实有人把萧红的表哥陆振舜(“陆哲舜”是错的)与李洁吾弄混了,说萧红与一个“李姓”青年来到了北平。这件事很快就被纠正了。而今侯德云再次“炒冷饭”,说他们“发生恋情”,根据呢?侯德云不敢说是自己“考证”来的,而说是赐香“考证”来的,但赐香的证据又何来呢?我“考证”萧红三十年了,在所有可靠的资料中,尚未“考证”出萧红与李洁吾“发生恋情”,真是惭愧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骗人的人混淆是非、误导公众惯用的伎俩有二:一是“传谣”,充当二道贩子,就是“据××考证”,借别人的口,说自己心中的事;二是“造谣”,骗人的人往往不把话说死,比如“××与××的关系非同小可”“(××与××)或者关系更深一步也有可能”等等,这样既可以免责,又可以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真聪明!

谁最宠萧红呢?当然是她祖父。童年时代的萧红,是祖父的心头肉,想怎么便怎么。有这张保护伞罩着,萧红很快成长为整个张氏家族的“害虫”。她跟祖母作对,跟父亲作对(竟然说她爹不是亲爹),跟母亲作对,跟继母作对,跟舅舅作对,跟阻碍她任性和神经质的所有人作对。

曾经被夏志清忽略

对萧红情感生活的不实指责,我已多次写文章做出驳斥了,但令人遗憾甚至沮丧的是,那些谣言还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这不禁让我想起马克·吐温的一句话:“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就走遍了半个世界。”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说:“这世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果然天不怕地不怕。她因私奔以及与男人同居等等事因,弄得整个张氏家族颜面扫地:父亲被黑龙江省教育厅解除秘书一职,贬为巴彦县教育局督学;兄弟姐妹受不了舆论压力,纷纷转校离开呼兰县,到外地求学。

从某种角度来说,萧红的情况跟张爱玲差不多,都是出口转内销的。张爱玲的文字是因为夏志清的研究和大力推荐,我们才得以认识其价值;萧红则是葛浩文写了关于她的博士论文,在香港出版了萧红的传记,大陆才开始研究萧红。1980年代,尽管在主流媒体上萧红很热闹,但很少人认同葛浩文对萧红文学价值的判断。之所以张爱玲的成就比萧红高,是因为夏志清在世界汉学史上有着重要位置,葛浩文后来更多转做翻译,没有更多地从事文学批评。夏志清在台湾和香港的影响非常大,导致张爱玲在台湾与香港的影响也非常大。而萧红在夏志清的文学史叙述中是被忽略的,他后来多次表示喜欢萧红的文字,说萧红的文字一点也不比张爱玲的差,也说《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小说等。

罪状三:“把抱怨当流行歌曲来唱了”。侯德云说:“读萧红的文章和书信,你会读到很多抱怨。”接着质问道:“不知是谁赋予的权利”,接着语带讽刺地说:“我这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乡下人,对她被‘黑暗的旧社会’所团团包裹的童年,竟然羡慕得要命:占地七千平方米的大宅,占地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即便在当代乡村,也是土豪级别,加上祖父的溺爱,你萧红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瞧,这就是侯德云的“物质决定论”,只要有钱就快乐!这是何等的浅薄和不堪一击啊!据心理学家调查统计,幸福与种族、民族、性别、财富等并无必然的关联,各类人群的幸福指数是差不多的,并不是白种人的高于黑种人、男人高于女人、富人高于穷人。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近来《华盛顿邮报》评选出十大“奢侈品”,竟然无一与金钱、物质有关:

离家出走以后,萧红苦苦寻找人生中的另一位“祖父”。很幸运,还真让她找到了。这位“祖父”名叫鲁迅,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坛泰斗。该“祖父”主要是在文学上宠着萧红。萧红把作品寄给他,他再推荐给杂志发表。萧红的中篇小说《麦场》,他先是推荐给大型期刊《文学》,审查未获通过;又转给《妇女生活》杂志,也未刊登。最后由他出资并写序,胡风写后记,改名《生死场》,自费出版。萧红的“成名作”就是这样出笼的。你说鲁迅是不是很宠她?

一部分批评者认为,萧红是非常优秀的经典作家,但在另一部分文学史叙述中,萧红又被边缘化,她经常被放到东北作家群当中,面目是模糊的。另外,我们又经常把萧红放到一群女性作家中,比如民国四大才女,这也使得萧红没有自己的面目,她被抽象成一个概念化的女作家,而不是一个个性化的作家。

1.生命的觉悟;

萧红曾经跟老友李洁吾谈论鲁迅。李说鲁迅待她像慈父一样,萧红立即反驳:“不对!应当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

过去我们提萧红,是因为研究鲁迅时发现他和萧红有割裂不开的联系,或者是我们读到萧军写的某本书,萧红在他的叙述中被提到,我们才对她感兴趣。萧红就经常这样被置换着出现在不同的话语背景下,她作为一名独立的、个性化的作家,缺少独立的话语背景,在我们主流的批评话语中出现得比较少,甚至不尽如人意。

2.一颗自由,喜悦与充满爱的心;

其二,换男人跟换水杯似的。

章海宁:

3.走遍天下的气魄;

萧红短短一生中,或者这么说吧,从1930年离家出走到1942年1月在香港去世,十一二年时间里,亲密接触过的男人至少四位:表哥陆哲舜,未婚夫汪恩甲,作家萧军,作家端木蕻良。此外还有两位“疑似病例”——老朋友李洁吾和新朋友骆宾基。

是更接近文学本质的作家

4.回归自然,有与大自然连接的能力;

关于陆哲舜,以往的叙事都说得委婉,什么同住一院、对外以甥舅相称等等,毕竟当事人萧红没直接承认那啥,大家也都心照不宣地跟她一起委婉。端木赐香却说得果断:私奔加同居。严格说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五四时期萧红显然受到了左翼作家影响,但她并没有加入“左联”的组织,在政治倾向上,较少受到“左联”的影响。到了后期,她的左翼创作倾向有了变化,不仅关注弱势群体,还关注整个人类,她并没有把写作对象局限在弱势群体上。她的作品更关注人的复杂的情感和精神生活。

5.安稳而平和的睡眠;

汪恩甲与萧红的关系颇为复杂,两人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的纠葛:订婚,抗婚;同居,闹掰;再同居,又闹掰;再再同居,直到汪永远消失。

萧红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诗化的倾向,这种诗意的表达,诗化的小说,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是被隔断的。但是因为她的写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否则这种美文的文学传统,诗意的小说,就断裂了。萧红之前有沈从文,萧红之后有汪曾祺一系列的作家,她正好是在中间位置。她对传统的批判、个性化的表达,其实是更接近文学本质的作家。

6.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与时间;

萧军和端木蕻良没啥好说,萧红自己都说了又说嘛。

在现当代作家中,特别是女性作家中,像萧红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实在不多。在创作的层面上,她还没有被完整地还原。今天,萧红热的背后更多的是对她的想象和曲解。

7.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

李洁吾这人,据端木赐香考证,早在1930年之前就认识萧红并发生恋情,或者关系更深一步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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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任何时候都有真正懂你的人;

骆宾基很诡异。有迹象表明,他跟萧红的关系非同小可。

季红真:

9.身体健康,内心富有;

此外,萧红对萧军的朋友方未艾有过多次挑逗,还经常“含情”注视聂绀弩。

这是一个没有恶评的作家

10.能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是萧红的情感生活常态。

首先要强调的是谈论萧红是否被低估,并不是要将作家们在文学史上排座次。文学史有两种,一是专家书写的文学史,是受到作者种种主观因素制约的。另一种是读者书写的文学史,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们心灵流淌的艺术精神。目前网上关于萧红的信息有几十万条,全部有褒无贬,这是一个没有恶评的作家,但是,目前没有一部正史列出专章来论述萧红。而我所努力做的工作,是把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家来研究,探讨她如何被历史所塑造,又如何影响了历史的发展,也就是她的心灵与历史互动的奥秘。这也是我着手研究萧红,写《萧红传》的原因。

看来对物质“羡慕得要命”的侯德云,断不会坐拥上述“奢侈品”了,也正应了萧红所忧叹的:“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生死场》)没办法,这是价值取向决定的,是一个人的品位问题。

是不是有点乱?确实乱。人家奉行五四之后从苏俄进口的爱情“杯水主义”,今朝有情今朝爱,明朝无情便走开。哪个杯子不能喝水啊。

1萧红与鲁迅有“特殊关系”?

侯德云说:“史料显示,萧红……整天嘎嘣嘎嘣,无理也要取闹。”我不知道侯德云的“史料”是出自哪里?也不知道侯德云所谓的“史料”标准是什么?我看侯德云是“捡到筐里都是菜”,只要是自己用得着的文字材料都可以作为他的“史料”。之后侯德云恨恨地表示:“在上海期间萧军揍过她,原因在此。”在侯德云看来,萧红欠揍,萧军家暴有理。岂止家暴有理?恐怕就连萧军出轨也应该出得有理吧?因为这都是萧红的错,都是萧红自找的!什么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就是!竟然赞同萧军对萧红的家暴,这已经不是品位的问题了,而是品行问题了。

方未艾对“杯水主义”有异议,萧红说他“真封建”!

萧红是在鲁迅的引导下步入文坛并引起关注的,并且在生活中给予家人般的关照,有人认为萧红与鲁迅之间存在着男女情爱,事实到底如何?

罪状四:“住谁家谁烦,不住也烦。”《“不着调”》的这一部分把萧红写得尤其不堪,有些事情明摆着是无中生有。比如说萧红“在北京,住李洁吾家,弄得李妻撂了孩子躲出去,两口子间火星子乱灿”,其实,这是萧红刚到访李家时李妻误会所致,不久误会解除。并且萧红一开始并未住李家,误会解除后李洁吾与妻子一同将萧红由旅馆接到家中,萧红在李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李洁吾记述道:“每天,我到学校去教书,她就和我妻子在家里聊天。后来又一同烧饭,上街,一起逛公园……竟建立起很真挚的友情。萧红走时,妻子还落了泪。”(《萧红在北京的时候》)这里何来“住谁家谁烦,不住也烦”呢?看来,侯德云并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是有意地歪曲事实。这样捡鸡毛凑掸子来抹黑萧红,也颇花了些工夫的,但恕我直言,如果你只“研究”出这套东西,那你的“全十三”算白看了。+

其三,把抱怨当流行歌曲来唱了。

章海宁:

《“不着调”》传递的信息不少,却很少提供相关的背景材料和细节。谎言,不需要证据。行了,借用侯德云的一句话:“我已经把自己说得很烦很烦,不想再说了。”换个话题,说一下侯德云倍加推崇的赐香。

读萧红的文章和书信,你会读到很多抱怨。不知是谁赋予的权力,反正我们都看得到:萧红可以说“不”。我这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乡下人,对她被“黑暗的旧社会”所团团包裹的童年,竟然羡慕得要命:占地七千平方米的大宅,占地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即便在当代乡村,也是土豪级别,加上祖父的溺爱,你萧红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人家偏偏就是不满意,说什么寂寞啊寂寞,弄得茅盾也跟着说“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

“欲望的对象”想法太庸俗

侯德云已经预感到他和他的同类“很可能会激起‘粉红’们的强烈反弹,甚至爆发口水战也说不定。你把人家心中的‘女神’给‘妖魔化’了,人家不喷你喷谁呢?”好,我这就开“喷”——看来我是中招了?

“寂寞”是萧红的口头禅。散文《搬家》:“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好寂寞的,好荒凉的家呀!”

萧红会背诵鲁迅的很多作品,她内心深处崇拜鲁迅。鲁迅对萧红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不着调”》的起笔是说读了赐香有关萧红的新书,“读得极快,在37°C的高温里,两天半,读完。”然后放下赐香,大谈萧红。差不多是最后了,再捡起赐香:“读者若有兴趣,不妨买一本端木赐香的书来看,各种详细各种精彩都蕴含其中。”听着咋这么像广告呢?不过这广告做得实在不高明。此书若好,你却“读得极快”,不是暴殄天物吗?此书若差,你却来劝读者掏腰包,不太厚道吧?作为“红粉”(不是侯德云说的“粉红”),每有关于萧红的新书我都要备的,所以手头也有赐香的这本书,只是这段时间实在太忙,还没来及读呢;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比侯德云读得更快,或许只用个一天半天的吧,一方面因为侯德云卖力举荐,另一方面也因为看到了腰封、勒口、封底上的“文革”式的暴力语言。写人物传记,对传主要有起码的尊重,而不应随意抹黑,不能只为了卖。

萧红在日本也寂寞,不光寂寞,连窗外的风雨,室内的一只苍蝇,被蚊子咬一口,都要写信跟萧军抱怨一通。在北京似乎更寂寞。萧红从日本归国不久去了北京,写信给萧军:“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还说什么“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首先是鲁迅对萧红生活提供的帮助,但这种帮助是针对萧红和萧军两人的。他俩穷得连喝粥的钱都没了,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给他俩捎钱。鲁迅还经常介绍文学圈的朋友给二萧认识,请他们吃饭,家里随时向二萧开放。二萧早期经常一起去鲁迅家聊天。鲁迅单独给萧红只写过一封信,给萧军单独写的有二十三封,给二萧写过十九封。

赐香从2005年出道以来,以平均每年一本的速度出了十多本书。“作为史学中人”(侯语),赐香所著当然是以史书为主,而以这个速度著史,还是很令人担心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一文学大咖在接受采访时,炫耀自己那一年发表了11部中篇小说。我听后,从此不读他的小说。一部中篇小说要3到10万字,11部要多少字?这是要把人掏空的节奏啊!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位徒有产量的大咖,很快就从人们的文学视野中淡出,后来他只能偶尔出来谈谈文化来刷存在感。小说尚如此,史书更甭提。我不大相信著史之人会所著等身,若真那样的话,几乎是可以肯定其卖了“注水肉”,其作品往往就是所谓的戏说、演义之类,这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述了,当然这样的作者也就不该滥竽充数地被称作“史学中人”了。

读萧红在日本期间写给萧军的信,读得老夫一阵阵心堵,心说这女人怎么这样啊。我就纳闷,如此这般一堆堆垃圾倒下来,萧军是如何承受的?端木蕻良又是如何承受的?换了我这种凡夫俗子,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大概还承受得下来;要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哼,瞧好吧,非给她一个“胶带”不可。

如果说鲁迅跟萧红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不可能只写过一封信。“鲁迅一般不单独给异性写信,不想让朋友觉得他对异性过度关注,单独给萧红写的那封信还是因为萧红受朋友之托想要鲁迅请他们吃饭,但他们不好意思,萧红胆大,说话没有忌讳,所以让她出面。我们不能把这些生活上的小细节,就想象成鲁迅对一名女子的特殊情感,这种说法是很荒唐的。”

也不说赐香了,说多了等于变相地给她做广告,回头再说侯德云。

史料显示,萧红说话语速很快,要是当面跟你吵,“圆形小嘴”(萧军语)整天嘎嘣嘎嘣,无理也要取闹,别说萧军那样匪气十足的男人受不了,就是老夫这样的乡下孬种也绝对受不了。在上海期间萧军揍过她,原因在此。

萧红跟鲁迅有精神上的纽带,他俩身上有共通的地方,鲁迅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后来家庭没落了;萧红出生于地主家庭,在当时也属于中产阶级,但后来家境日窘;两人的学历都不高,虽然鲁迅受过传统的教育,知识背景非常深厚,但他在日本学医时其实也就是中专学历,中专没毕业又转了文学;另外,他俩的身体都很病弱,还都是包办婚姻,相同的经历让他俩身上都有反抗传统专制文化的意识。他们同样喜欢文学,都喜欢绘画,正因为他们俩身上有这么多共通点,聊天才能有共同的话题。

侯自称是“文学中人”,但奇怪的是《“不着调”》整篇文章多充斥着对萧红的人格攻击,很少谈及萧红的文学创作。就是谈,也仅仅“引经据典”似的把自己《萧红的真相》中的一段文字搬到《“不着调”》中。为了奇文共欣赏,让这片光彩照人的文字更加发扬光大,我也将这些文字引述过来,这或许正是侯德云所希望的:

其四,住谁家谁烦,不住也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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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萧红只是一个“很有天赋”却没来得及把天赋完全发挥出来的作家,或者说是“可以有成就”却没来得及有成就的作家,她永远停留在一个成熟作家的“早期作品”阶段。以文学高度论,萧红是一棵小树,是比她自己的身高还要矮一些的小树。

在哈尔滨,萧红一度住进《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家里,萧军每天都去看她。两个人,嗨,动手动脚,呼呼嗨嗨,弄得主妇很烦。裴夫人曾经暗示萧红该搬出去了,可萧红就是不走。裴夫人没辙,自己走了。你走俺也不走。裴夫人一横心,把被子褥子都拿走,留给二萧一个光溜溜的土炕。光溜溜就光溜溜,继续动手动脚呼呼嗨嗨。直到萧红生孩子,才不得不离开裴家。

从两代文学家的角度来讲,鲁迅和萧红是父与女的关系;从两性的角度来讲,我不赞成把鲁迅想象成萧红欲望的对象,也不赞成把萧红想象成鲁迅欲望的对象,这种想法太庸俗。有人说我拿出什么证据,我想反问,这种想象又有什么证据,没有任何证据!

不必拐弯抹角,啰里啰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萧红是个不成熟的、没有成就的作家。

在北京,住李洁吾家,弄得李妻撂了孩子躲出去,两口子间火星子乱灿。

林贤治:

我不知道侯德云所指的“成熟”的、“有成就”的作家是什么样子,但我要“科普”一下侯德云以及与他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文学中人”。萧红的作品已经大量进入中小学语文教材,比如:小学课本选的《火烧云》,初中课本的《回忆鲁迅先生》,高中课本的《饿》等等,特别是《呼兰河传》,有《火烧云》《学诗》《我和祖父的园子》《小团圆媳妇之死》等四五篇文字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了。一部作品有这么多片断被选人语文教材,这在现当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知道,中小学语文课文的编选是严格的,它必须符合“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美”与“适合教学”等条件,三者缺一不可,所以说这种选择就意味着评价,而且是很高的评价。可以说,萧红的作品正在滋养一代代的国人。但侯德云在他的《萧红的真相》一文中,不仅诋毁萧红,还贬低《呼兰河传》:

在重庆,住白朗夫妇家。萧红暴躁易怒,常跟白朗发火,跟白朗的婆婆也发火,让白朗好生为难。(之前在上海,白朗罗烽夫妇投奔二萧,在二萧家住过一段时间,后被萧红找借口撵走,加上别的事端,双方几乎绝交。)可笑的是,萧红生完孩子,竟然还想住到白朗家,被拒绝后才回到端木蕻良身边。我以为拒绝是对的,再不拒绝,白朗家的生活秩序必定会遭到进一步破坏。

许广平不满意萧红过分依赖鲁迅

纯粹从文本角度来评价萧红的文学高度,我以为只要剖析一部《呼兰河传》就足够,这是她的“巅峰之作”嘛。我对《呼兰河传》的看法,它是排斥思想的,从思想性角度去解读,完全是生拉硬扯。……而且我还看到,《呼兰河传》中,文字的粗糙、不干净和“文法问题”,比比皆是。

在上海,倒是没到鲁迅家里住,但在鲁迅生病期间,萧红天天去,无外乎是倾诉她痛苦啊寂寞啊,啊啊啊。许广平既要照顾病人,又要陪她,整天手忙脚乱,曾跟胡风的夫人梅志大倒苦水:“没地方去就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萧红像鲁迅一样,过早地蒙受了婚姻的创伤,而且患有肺病,身心严重受损。对于无法返回的故园,两人都怀有热烈而沉郁的乡土情感;他们的小说,诗一般地散发着大地的苦难气息。此外,同样地喜爱美术,对美特别敏感。这样,他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对话范围很广:社会、文学,直到裙子、靴子,穿戴的漂亮,总之非常相得。读鲁迅的书信可以看到,鲁迅写给二萧的用语是最活泼的,有些书信毋宁说是调皮的,事实上就因为其中有一个收信人是萧红。

瞧,这就是一个非理性的狂躁之人的文学高度!文学鉴赏本可以不同,但不能太离谱。太离谱就是出乖露丑了。

除了以上四条,还有没有五六七八呢?当然有。比如不存天理只存私欲,对亲生儿女,一个送人,一个“对于这个婴儿之死的推断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季红真语);比如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用你时千方百计找到你缠住你,不用你就不辞而别;比如擅长使用道德绑架手法,让你觉得不帮她就不是中国人,或者是对不起“作家”称号;再比如胡闹到“脑残”程度,把办丧事用的纸花挂到自家窗口,直到褪色才扔掉,等等。但我已经把自己说得很烦很烦,不想再说了。读者若有兴趣,不妨买一本端木赐香的书来看,各种详细各种精彩都蕴含其中。

由于出现“第三者”,萧红和萧军之间出现矛盾,萧红前来看鲁迅的次数变得更多了,有时甚至一天几次。有一个上午萧红来过,下午再来,鲁迅立即把椅子转向她,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是别有会心的玩笑。很有意思。

萧红作品究竟如何?从名家的评价中也可知一二。刘心武先生回忆说:“我曾对端木老说,他的《鴜鹭湖的忧郁》真好,他和蔼认真地指导我:‘《呼兰河传》才真好,要细读。’萧军老则对我说过:‘你写城市、写街,这街那街,没人写得过《商市街》!’”(见《萧红的魅力》,载《读者俱乐部》2008年12期)而林斤澜回忆道:“‘文革’下放农场,派到果园守夜,摸黑旧习复苏。我说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文采萧红数一。有人斟酌,历数女作家。骆宾基大声喝问:男作家又怎样?气势仿佛兴师动众。”(见《生命的夜里的河流》,载《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1期)李健吾评价说:“萧红的才分远在她的同伴田军之上,你不要想在《八月的乡村》寻到十句有生命的词句,但是你会在《生死场》发见一片清丽的生涩的然而富有想象力的文字。”(《咀华记余——无题》)……好了,不举了,因为不胜枚举。我想问的是:侯德云的见识要比端木蕻良、萧军、骆宾基等萧红身边的作家高?要比刘心武、林斤澜、李健吾这样的杰出的作家、评论家高?要比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的专家们高?萧红的文学创作得到高度、密集的认同,这是不争的事实。侯德云如此的违反基本常识和挑战文学共识,也不怕丢人现眼!然而他不自知,或明知故犯。若是不“反潮流”,怎能显出你的英雄本色呢?怎能体现你的存在价值呢?所以,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独树一帜。

抛开萧红的不着调不谈,端木赐香在书中的议论,也常常点亮老夫的眼球。她的“吃左奶右奶论”,一下子打通了我对晚清、民国到如今的思想淤堵,让我兴奋得嘴角湿润。她的“男人进球论”,又让我进而想到,除了职业球员,作为男人,最大的生活智慧应该是学会如何盘球过人,而不是胡乱进球;萧军和端木蕻良就是反面例子。这是历史经验,不可不察。

萧红似乎不大通“人情世故”,当情绪来袭的时候,她不大考虑他人的感受。读梅志纪念萧红的一篇文章,可以从中看到许广平的情绪反应;坦率地说,许广平对萧红当时对鲁迅过分的精神依赖是不大满意的,但是,当时萧红孤独啊,苦闷啊,她不找鲁迅找谁呢?

对于侯德云的“反智”行为,其实也不必太认真,因为古今中外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想起杜甫的一首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侯德云自称是“文学中人”,可简称“文人”,而“轻薄”与否,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不过,还是应给他点儿时间反省,十年后他再回头看时,也许会羞愧自己的文章该有多么的“不着调”。当然,也许他依然故我,改不了顽劣的本性,那可就真的“不着调”了。

端木赐香认为,萧红悲剧的终极原因是“心智的不成熟与性格的内在冲突”,并分析说:“在原则问题上,比如婚姻、性爱、男人、读书等重大问题上,她粗枝大叶,不管不顾,任着性子,夜半临深池、盲人骑瞎马一般乱冲乱撞,可是对深池的水温高低、瞎马的毛皮软硬,她又有着极致的要求。”没错没错,是这样,我对这观点和分析,都毫无异议。

反对把萧红和鲁迅的情感关系庸俗化,但是,应当承认鲁迅是萧红内心里最信赖、最依赖、感觉最亲近的男人。情感、情绪不同于道德理性,有它特别精微、幽眇,甚至晦暗难明的地方。我们做研究时,往往把人的精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化简,结果像鲁迅说的那样,删夷枝叶而得不到花果。而真正优秀的传记,应当揭示冰山之下深海的动荡。

纵览全书,我稍稍感到遗憾的是,端木赐香的笔墨没有彰显萧红对端木蕻良的深度伤害,以及端木蕻良对萧红的帮扶层面。在《萧红的真相》一文中,我最大的感叹,便是萧红对端木蕻良的无情。它集中体现在萧红生命中最后四十多天跟骆宾基之间的唧唧咕咕,并经过骆宾基的笔和口,将端木蕻良的“污点”泼得到处都是。有些传记作者据此断言,萧红跟端木蕻良一起生活的那几年,是萧红一生最暗淡的时光。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觉得那是萧红一生中最荣耀的章节。这个把写作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的女人,无论就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来说,这几年都是她最为重要的年份。说萧军是萧红在文学上的第一节梯子,鲁迅是第二节,那么端木蕻良肯定是第三节,也是最重要的一节。仅以在香港的最后两年为例,在端木蕻良的帮扶下,萧红接连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以及散文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被后人称作是萧红“巅峰之作”的《呼兰河传》,先在《星岛日报》连载,后出单行本。长篇小说《马伯乐》第一部出版,第二部在《时代批评》杂志连载。如果真的“最暗淡”,你相信萧红在短时间内会有这么多作品问世么?

2萧红掐死扔掉自己的孩子?

作为史学中人,端木赐香刻意回避了对萧红的文学评价。我对这回避持默许态度。而我作为文学中人,对此却不能不正视。还是《萧红的真相》中那段话:“在我看来,萧红只是一个‘很有天赋’却没来得及把天赋完全发挥出来的作家,或者说是‘可以有成就’却没来得及有成就的作家,她永远停留在一个成熟作家的‘早期作品’阶段。以文学高度论,萧红是一棵小树,是比她自己的身高还要矮一些的小树。”

萧红一生有过两个孩子,第一个是汪恩甲的,孩子生下来后,不久就送人了;第二个是萧军的,生下没多久,孩子就死了。第一个孩子,至今没有下落。第二个孩子的死因又有多种说法。由于她处理两个孩子的方式,有观点认为她是个没有母性的狠心人,为了和萧军在一起,不惜把孩子扔掉;为了和端木蕻良在一起,不惜将孩子掐死。这是事实吗?

此外我还想说,一度泛滥成灾的对萧红人与文的“女神”化,以及至今还常常抱团取暖的众多“粉红”的存在,除了当年那些“主流话语”的影响、能量巨大的幕后推手、名利心作怪等元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鲁迅对孙伏园说过的话:“不满,往往刻画得易近于谴责;同情,又往往描写得易流于推崇。”对,是同情。萧红芳华早逝,催生无数眼泪。这眼泪中有很多都转化为钻石,把萧红打扮得异常炫目。因此我有预感,端木赐香的这本书,很可能会激起“粉红”们的强烈反弹,甚至爆发口水战也说不定。你把人家心中的“女神”给“妖魔化”了,人家不喷你喷谁呢?

第一个孩子迫不得已舍弃

我很欣赏端木赐香在《后记》中的内心独白:“对文艺来讲,文艺固是全部,但对人生来讲,文艺只是点心,吃多了心沉。诗和远方固然美丽,但心神不安,诗和远方不外是漂泊。谨望我的这种棒喝,对当下文艺男女的幸福人生能有所启迪。”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学术中人对文艺男女的悲悯情怀。这情怀可敬可佩。很多人都知道,萧红的情感、性格和命运,并没有远离尘世驾鹤西游,它们至今还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重播。对于那些活生生的萧红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座警钟。它似乎来得太晚。但它终于来了。

萧红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她和萧军都还不是作家,两人都没有生存能力,他们不是一般的“贫困”,而是整日流浪,连食粥都无可能,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生存的人,如何去照顾孩子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孩子就算留在身边,也可能因为没钱喂养导致孩子夭折。在章海宁看来,当时将第一个孩子送走,为他找一户好人家,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在第一个孩子生下不久,萧红写作了一篇自传性作品《弃儿》,在这篇文章中,她描写了她在医院的矛盾、痛苦、悔恨、不舍和无奈。从种种细节推断,萧红舍弃第一个孩子,确为当时迫不得已。

萧红临死前,她曾对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说,让他们从香港回去后,找到第一个孩子。弥留之际,她说“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而作家舒群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有次萧红站在儿童服装店前停了好一会儿,走开之后对舒群说,如果我的孩子还在,现在也有这么高了,边说边和舒群比划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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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孩子生死不明?

第二个孩子的死,也是萧红研究中的一个谜,孩子怎么死的,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这是个男婴,又白又胖,但是生下来三天,孩子就死了。医院没有医疗档案可查,据说萧红本人对这个孩子的死的反应很冷淡,并且阻止白朗去找大夫理论。还有一种说法是,孩子死的前一天,萧红以牙痛为由,向白朗要过一种德国产的强力止痛片“加当片”,认为孩子是被她亲手毒死的。

萧红生产是在重庆白沙镇,虽然该地有很多文化人,但卫生条件很差。章海宁说,由于条件太差,当时晚上很少有第二个产妇在那,有没有值班医生也不得而知。萧红分娩时自己本身在发烧,孩子是否受到了感染,是否夜里发烧,有没有医生抢救,都不知道。很有可能这个孩子就是病死的。

季红真则说,这个孩子的生死其实是不明的。“所谓死,是萧红告知白朗的,当时只有白朗在她身边。但是,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显示死婴,连医生都没有看见,萧红是怎么处理这个死婴的?她的身体一向虚弱,产后第三天更是疲弱不堪,为了避免产后感染,她还在输消炎的药物,她哪有力气处理孩子呢?”因此,季红真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也被送人了。“一个男孩儿是很容易被送出去的,而且萧红一开始就不想要这个孩子,和萧军情变之后,她不愿意为萧军留下孩子,成为萧军来纠缠的借口。”

而林贤治的看法则是,即便是最极端的猜测,认为就是萧红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孩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没有权利责备一个简直失去了生存权利的人。

3萧红作品的版权如何处置?

萧红的作品版权最后是如何处理的?为什么没有把其中任何一部的作品版权交给端木蕻良?她赠送给骆宾基的是版税还是版权?

端木蕻良没有继承版权?

根据葛浩文《萧红评传》中的记载,据东北作家孙陵回忆,骆宾基在萧红未死之前记下了有关她作品版权的遗嘱:其中《商市街》给了她的弟弟,《生死场》的版权给萧军,《呼兰河传》的版权给了骆宾基,端木蕻良则一无所得。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还曾当着孙陵的面为此事发生冲突,后来两人到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分公司理论,骆宾基胜诉。不过,骆宾基事后否定了孙陵的回忆,说他和端木的冲突与版权无关。

不管骆宾基和端木蕻良的冲突因何而生,为什么萧红没有把其中任何一部的作品版权交给端木呢?这是否印证了他最后对萧红实在太差?

对此,端木蕻良的家人,包括他夫人钟耀群、侄子曹革成,以及一些学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种看法是,在萧红进入圣士提反临时医务站动手术之前,萧红就对端木蕻良交代了后事。首先是要端木蕻良保护她的作品,将来不要让人随意删改她的作品,版权都由端木负责。她亲笔立了一个字据,但是被端木蕻良当面撕掉了。端木认为自己是她的丈夫,妻子的版权理应由丈夫继承,突然立个字据,岂不是表明她将不久于人世?端木不想让她落下死亡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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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端木蕻良

骆宾基受赠版权或版税?

萧红考虑到骆宾基毕竟是个外人,肯留下来照顾自己实属不易,于是想酬谢她。为此萧红和端木蕻良商量多次,提出不如把自己某本书的版税赠送他更有意义,比如再版的《生死场》。而端木蕻良则认为,《生死场》已再版多次,篇幅又不大,加起来的版税也不会有多少,不如把《呼兰河传》将来出书的版税送他,毕竟这是本新书,再版的机会多,篇幅也长。萧红同意了,于是把骆宾基找来,当面告诉了他。

章海宁介绍说,关于版权相赠的说法,确实是不准确的。首先,萧红要给骆宾基以物质补偿,所以萧红赠送的应该是版税,而不是版权。骆宾基后来到桂林上海杂志公司索要版税,桂林上海杂志公司虽然认可骆宾基的说法,但没有支付给他版税。骆宾基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显然是将版权与版税混淆了。

而学者季红真说,她通过曹革成所着《我的婶婶萧红》了解到,萧红生前出版了10本书,除了馈赠给她弟弟、萧军、骆宾基的三本之外,其余的都属于端木蕻良,1949年之后,端木蕻良全部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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