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鲁迅与「四条汉子」:鄙视田汉,反感周扬

“手札”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它有过上千年往返不绝的辉煌,其独有的文化内蕴到今天已接近断层。如果我们不能轻易收到书信了,那么,就不妨观摩张瑞田《百札馆三记》里的书信照片,以慰旧怀。张瑞田收藏众多当代作家书信,他的新著《百札馆三记》中的“旧信记”一辑,钩沉往事,理性评骘,并附有若干旧信手迹可供读者观摩。
“匡满同志:我已于一日顺利返回连队,仍住原来房间,现在是我一人独占了。房间几月未住人,推门一看,另是一番景象:蛛网尘封,白霉铺地,破纸堆里,跳出青蛙来迎。丁力帮我清扫,张小华帮我洗帐子,晒床板,叶勤帮晒被褥。我也花了两天打扫、清理、洗晒、归置,因此累倒,在床上躺了两天,却也体会到劳动改造世界的乐趣。如今虽然谈不上窗明几净,却也建立新秩序,可以为所欲为了……祝近好!顺致杨小敏、崔道怡、小周明同志好!光年73.6.18”这是1973年,诗人张光年从湖北咸宁干校寄给连队的年轻战友杨匡满一封信的节录。张瑞田对此有所阐发:“正如同张光年与杨匡满在‘文革’期间被边缘化一样,当代许多作家在利益集团的重组过程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被边缘化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鲜有人重复张光年对杨匡满的真诚倾诉。”老一代诗友之间的热诚,带有从前的特点,这也是书信擅长展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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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的一天,凉爽的秋风从黄浦江面阵阵掠过,轻风拂面,给人一种难得的惬意。
在上海爱文义路的一个弄堂里,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敲开了另一位「左联」负责人夏衍住所的门。此前,因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经历了第二次大破坏。故而,夏衍、周扬等人均分头隐蔽,联系的频率亦相对降低。当周扬突然出现在夏衍面前时,夏衍还真有些意外。
周扬此行,是有一个计画要同夏衍商量。
此前,担任「文委」及「文总」党团书记的阳翰笙,曾向周扬建议:「自从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
报告工作了,是否近期约个时间一同去向 报告一次工作。」
阳翰笙所说的「冯雪峰走后」,是指一年前江苏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被捕,刚好宣传部长冯雪峰前往那里有事,被守候的特务抓住。冯雪峰奋力挣扎,侥幸脱险。此事发生后,组织上认为冯雪峰已暴露,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不安全,因此将其调往中央苏区工作。这年底,冯雪峰便离开了上海。
冯雪峰在上海时与鲁迅联系较多,当时「左联」的很多活动都是冯雪峰向鲁迅请示以及通报的。自从冯雪峰走后,这样的联系就中断了,而且时间已近1年。
周扬亦认为很有必要与鲁迅作一次沟通,否则长时间不联系,除了不利工作外,还容易产生误会。周扬找夏衍,除了告知阳翰笙的建议外,还希望他先与鲁迅联系一下,约定时间。周扬特地强调了这次去见鲁迅仅阳翰笙、周扬、夏衍3人。
夏衍知道欲见鲁迅,当时唯一的地方即内山书店。次日,夏衍只身来到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希望通过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约见鲁迅。没想到这天正巧鲁迅也来了,于是夏衍便在内山书店转达了周扬的意思。
鲁迅表示同意。时间约在下个星期一下午,仍在内山书店见面。
到了约定的这天,夏衍便在其住处附近的旧戈登路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同时等待周扬和阳翰笙。出乎夏衍意料的是,来的不是两人,而是3人。除了周扬、阳翰笙外,还多了一个
。 晚年,夏衍在其《懒寻旧梦录》中对当时的这一意外情况曾如此说:
「当时我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 有意见,加上
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可是已经来了,又有什么办法叫他不去呢?」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由此可见夏衍当时即有顾虑,但碍于田汉在场不好多说,于是便一同上了出租车。
到了内山书店后,鲁迅已先于他们在里面了。当时书店内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觉得人多谈话不便,便对鲁迅说:「这儿人多,对面有一个咖啡馆,我们到那边去坐坐吧?」
「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鲁迅口气有些冷淡。显然鲁迅对此计画中多来一人并不愉快。
好在内山先生适时地调解了气氛。他说:「就到后面会客室去坐吧,今天刚好还有一些刚从日本带来的点心。」
这是一间典型的日本式会客室,整个风格设计带有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他们在会客室坐下后,内山随即送来了一些茶点。
关于这次汇报,以后夏衍是这样介绍的:
「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著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
可见,当时的气氛还是较为融洽的。 田汉的冒然插话改变了会谈气氛
听到「左联」的队伍在发展,特别是年轻人的加入,鲁迅的心情显得非常好。但就在周扬谈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冒失地插了进来,气氛骤然发生了变化。
「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田汉很率直地、无所顾忌地脱口而出,「请先生不要太相信这种人。」「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鲁迅闻此很不高兴,脸色非常严肃。
「听穆木天说的。」田汉回答。
「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鲁迅显然对田汉的话已很反感了。瞬间,空气仿佛有些凝固。田汉见此亦不再多言。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这里不得不对所谓的胡风政治问题以及穆木天的「转向」作一个交代。
胡风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即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文化教育馆是个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由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主办。它搜罗了一批懂外文的人才,翻译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资料,登载在自办的《时事类编》杂志上。当时「左联」盟员韩起的朋友杨幸之是《时事类编》负责人陈和的秘书。正是通过韩起、杨幸之,胡风才进入中山文化教育馆从事编译工作。这样每月可有100元的收入。胡风曾将此情况专门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以及茅盾等人汇报过。他们均同意胡风兼那边的工作。当时与胡风同在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同事中有一些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倾人士,如张仲实、潘蕙田、沈兹九、罗又玄等。胡风的这段经历本来并不保密,也没引起什么异议,但后来却因穆木天的缘故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穆木天为创造社成员,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加入「左联」,之后与任钧、蒲风、杨骚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主张诗歌大众化。穆木天在早期「左联」中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左翼诗人。1934年夏,穆木天突然被捕。不久,国民党中央社在《申报》上发表了一条捏造的新闻,即所谓的穆木天、江汉雯、刘智民的《左联三盟员脱离关系宣言》。当时鲁迅并不知道国民党的阴谋,故认为穆为「转向」者。穆木天获释后散布了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的谗言。其根据是,在狱中主审官审问他时,什么人都问了,就是没提到胡风。同时,穆木天还向「左联」党团报告此谗言。在当时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左联」一些领导人对胡风产生了怀疑。
穆木天捕风捉影的谗言被与胡风同在中山教育馆工作的韩侍桁听到。韩原为「左联」中人,后加入了「第三种人」,为鲁迅所鄙视。胡风疾恶如仇,亦曾与韩笔墨相讥,两人很有些积怨。因此韩幸灾乐祸,在馆内四处传播,并当众对胡风说:「你老兄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此言经传播后,有人干脆就称「胡风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
胡风「左联」身份暴露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难以为继,于是他不得不辞去此职。
对穆木天的谗言以及韩侍桁的恶意讽刺,胡风非常气愤,他专门找到周扬,要求「左联」组织澄清穆的谗言。胡风当时任「左联」行政书记,这样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否则他无法工作。但周扬并没有否定穆木天的谗言,也不作任何安抚性的表示,只告诉胡风,因为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而且也没有告知新的地址。这无疑意味着对胡风的不信任。周扬的态度刺伤了胡风的自尊心,他很快便宣布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将工作移交给了田汉。以后胡风专门跑到鲁迅家中报告了事情的经过。鲁迅沉默半晌后说:「只好不管它,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
胡风此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信任,由「左联」作家转入特科工作的吴奚如特别委派胡风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机要交通员」。鲁迅原来对胡风的遭遇即有不平,从此更加信任胡风。有一次,茅盾对鲁迅说胡风形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而且告诉鲁迅这消息来自于陈望道、郑振铎,是他们从南京方面的熟人听来的。据茅盾讲:「鲁迅当时听了我的话,脸色一变,就顾左右而言它。从此以后,我就无法与鲁迅深谈了。」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了解了这一背景,则不难理解鲁迅当时听到田汉对胡风的指责后所表现出的态度了。
当然,田汉也并非为了个人恩怨而怀疑胡风。他只是出于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性,并且为鲁迅担心。但是,田汉的话事实上是对胡风极不负责任的,而且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幸好鲁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始终保持着对胡风的信任。
眼见田汉与鲁迅话不投机,一旁的阳翰笙赶紧将话题转开,空气始有缓和。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临别时,鲁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鲁迅的调侃令在场者不禁失笑。
「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
这次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与鲁迅的见面,虽说中间因田汉的插话而使气氛有些紧张外,基本上还比较正常,特别是最后的氛围还比较和谐。鲁迅甚至在严肃的「左」派理论家面前,仍以捐钱的方式表达了自身的风趣与幽默。
一年多后,随着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别是在「左联」解散问题上以及关于「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这种矛盾则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而又因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最终导致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和失望。这种不满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其中特别提到了一年多前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在内山书店的那次见面。
鲁迅显然是带着很大的反感来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便是影响深广特别是「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极高的「四条汉子」的典出所在。
这里不难读出鲁迅对4人的不满和嘲讽,而且是把他们作为「左联」的代表。
鲁迅与「四条汉子」同为左翼文艺阵线的领导者,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矛盾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环境恶劣,联系不便,再加种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容易产生误会,而一旦产生误会又极不易消除。当时周扬等「左联」领导人都很年轻,缺乏一定的斗争经验,另外还有脱离实际的「左」的倾向,将「左联」变成党的组织,对鲁迅不够尊重。鲁迅看问题比他们深刻,他们反而不以为然,因而给鲁迅以「好唱高调、善搞宗派」的印象。另外,在历史转折过程中,左翼文艺阵线从反蒋的阶级斗争转向抗日的联合战线,大家都面临着种种复杂的矛盾,「左」的右的倾向交织存在,宗派主义、门户之见亦在所难免,故不可避免产生分歧。当然还有性格上的一些原因。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鲁迅视田汉为同一营垒中所给予的「背后一刀」
在「四条汉子」中,鲁迅与田汉交往最早,这也许是因为田汉是早期创造社成员的缘故,但鲁迅对田汉的印象却特别的不好。
早在1921年8月29日,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就曾说「我近来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缘何看不起,不得而知,文人意气恐怕多少有点。夏衍也曾提到过:「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鲁迅对田汉有不好的印象。」鲁迅甚至对田汉的为人方式、性格作风也是有微词的。
田汉性格浪漫,狂放粗疏,率性而为,「才子」气颇重。这与深沉、冷峻的思想家鲁迅反差极大。对田汉放达张扬的表现,鲁迅自然难以接受。田汉小鲁迅17岁,算是晚辈。鲁迅对年轻人一向是较为宽容的,但田汉是「左联」成立时的七人常委之一,又是左翼戏剧界的领导人,故而鲁迅对他即不以普通年轻人视之。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日本左翼作家、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委员长籐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应邀作陪。酒过三巡,田汉酒酣耳热,便开始了高谈阔论。因为席间客人是日本朋友,便引出了他大谈日本唯美主义和恶魔主义作者谷崎的话题。田汉很带感情地讲起与谷崎的交游,以及对谷崎作品的分析,并且介绍自己刚刚译完的谷崎的小说《人与神之间》等。田汉有些情不自禁,口若悬河,手舞足蹈。籐森成吉虽对谷崎并没有田汉那样的兴趣,但出于礼貌,只有频频点头。而一旁鲁迅的脸色却早已不好看了。夏衍察言观色,有些为田汉着急,但兴头上的田汉依然谈兴不减。
「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低声对夏衍说。夏衍明显意识到了鲁迅对田汉的这种反感。
鲁迅说完此话即起身告辞而退。在座宾主的难堪可想而知。
当然,这仅仅是鲁迅对田汉的不满,而以后发生的《社会月报》事件,则导致了鲁迅对田汉的愤怒。
1934年8月号的《社会月报》开篇刊登了鲁迅给曹聚仁的信,内容为谈「大众语」问题。此信原为鲁迅给曹的私人信件,曹后来交给陈灵犀在其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表。同期还刊有被鲁迅称为「革命小贩」杨村人的《赤区归来记》。杨原为左翼作家,第一任「剧联」党团书记,1932年宣布脱离共产党。杨的《赤区归来记》提到一对革命夫妇,并将他们的名字如实写出。田汉认为这是公开告密,是造成这对夫妇以后被捕的直接原因。田汉为了打击杨,阻止《社会月报》继续刊载杨文,想出了一条自鸣得意的「妙计」,即使用「责备贤者」的激将法。
之后,田汉化名「绍伯」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了《调和——读〈社会月报〉8月号》一文,认为鲁迅之信与杨村
人之文同登一刊是一种「调和」,并挖苦地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村
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村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
田汉此说可谓毫无道理。鲁迅的信被别人拿去发表,同杨村人的文章放在同一期刊上,怎么就成了鲁迅替杨村人「打开场锣鼓」呢?鲁迅对杨村
人脱离共产党,并从「左联」变成「第三种人」非常鄙视,其《答杨村
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对杨村人的批驳可谓淋漓尽致。而田汉却以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称鲁迅与杨村人「调和」,这就难怪鲁迅动怒了。特别是当他知道「绍伯」即田汉后,这种怒气可想而知。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当时田汉正在编《戏》周刊,于是鲁迅便在给《戏》周刊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视田汉此举为同一营垒中人所给予的「背后一刀」,因此对他则更加「憎恶和鄙视」。
田汉没想到他的文章引出了这么个结果。按照他原来的设计,他有意「冤枉」一下鲁迅,鲁迅即会向《社会月报》主编陈灵犀或擅自发表此信的曹聚仁抗议,以达到打击杨村人并停发其文的目的。田汉的这一初衷在其后他写给鲁迅的信中表达得非常清楚。事与愿违,虽然《社会月报》因此停刊了杨村
人的文章,但鲁迅的态度使田汉心殊不安。迫于压力,田汉在《致〈戏〉周刊编者信》中解释,「绍伯」是他的一个表弟,是一个「纯洁而憨直的青年」,其文章的用意「绝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是对于鲁迅先生从来是很敬爱的」。田汉又说:「『文坛消息家们』却颇有拈起这个做挑拨离间的材料。这次是甚至也射到我的身上来,所以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凡是在同一阵营中的,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我们应该更分明地认清敌友』。」以后田汉又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说:
「……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1935年我们的阵线需要更整齐而坚强,同志间任何意义的误会都于整个工作有害。为著说明那一文章的经过与意义,我写这封信给您,希望您也不要怀疑您的战友。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
应该说田汉此时的态度是真诚的,但以后鲁迅对田汉的误会和成见并未因此而释然。
「鲁迅那句『拿着鞭子』的话,是指周扬的。」
鲁迅对周扬的不满并不在田汉之下。
谈到鲁迅与周扬的这种关系,总不免要提及鲁迅的一篇著名文章,这就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932年9月,瞿秋白翻译苏联诗人别德讷依嘲骂托洛茨基的诗《没功夫唾骂》,并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上发表。以后浙江宁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笔名仿瞿秋白译诗创作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并在《文学月报》第4期上发表。诗的本意是讽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的,但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丢他妈」、「当心,您的脑袋一下子就要变成剖开的西瓜」等辱骂和恐吓的词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看了,都觉得这种文风比较恶劣,应予以纠正。因为当时《文学月报》是周扬主编的,自然鲁迅对周扬发表这样的作品不免有看法。于是,鲁迅便以致《文学月报》编辑周扬一封信的形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便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指出芸生的诗中「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编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的身上。」鲁迅特别提到:「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这封信,周扬后来将其发表在《文学月报》五、六期合刊上。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
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后来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听说后托人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一期内容是总结1934年工作的,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鲁迅吃惊的是总结「左联」全年工作的报告这样一件大事,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难怪茅盾对此也忿忿不平:
「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周扬,这就难怪鲁迅对周扬不满意了。由于周扬在「左联」的一些事务中表现出的对鲁迅不够尊重,以致于后来鲁迅常以「工头」、「元帅」来代称周扬。
鲁迅对周扬等「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当时在左翼文坛已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徐懋庸就曾说过,鲁迅在他面前多次提到对周扬的不满,并以1935年1月17日鲁迅给他的信为证。其信说:「今天得言,才知道先生尚在上海,先前我以为是到乡下去了。暂时『消沉』一下,也好的,算是休息休息,有了力气,自然会不『消沉』的,疲劳了还是做,必至于乏力而后已。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
以后徐懋庸非常肯定地说:「鲁迅那句『拿着鞭子』的话,是指周扬的。」
这里还与萧军有些关系。萧军刚从东北来上海时,带了一本《八月的乡村》书稿,它反映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鲁迅很看好萧军的这部作品,并为之作序,帮助出版。而且鲁迅还与萧军夫妇个人关系非常好。《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周扬写了一篇书评,对其缺点多有指责。鲁迅对此较为生气。他对徐懋庸说:「你看过一个美国电影片子么?那是讲白种人在非洲『探险』的事情的。白种人用暴力征服黑人之后,把黑人作为奴隶,却从黑人中挑选一个顺民作这些奴隶的总管。这总管,每当白人主子来察看的时候,就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特别起劲,以表示对主子的忠诚。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于资产阶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么?」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就是第一次提出「四条汉子」的这篇文章中,对周扬的反感就更加直接了:「……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报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文章的最后,鲁迅又特别提到:「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周扬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对「左联」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内组织系统上,这就与非党的鲁迅很难相交。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又造成了周扬与鲁迅之间的沟通甚少,这就难免会产生误会。遗憾的是这种误会始终未能消弭。
「四条汉子」成为解读一段特定历史的钥匙
鲁迅对夏衍其实并没有很深的成见,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可能产生不满诱因的事情。甚至对夏衍翻译高尔基的《母亲》,鲁迅还给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鲁迅后来对夏衍的不满,主要是将他与周扬捆绑在一起的。因为他与周扬当时都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可以说「左联」部分领导人后来表现出诸多与鲁迅有矛盾和不快的事,夏衍都身在其中。这就难怪鲁迅后来用「一位名人约我谈话」而引出「四条汉子」。
约鲁迅谈话者为夏衍,鲁迅用「一位名人」替代,不无嘲讽之意。夏衍对自己成为「四条汉子」之一,特别是「文革」中「四条汉子」被「四人帮」利用作为整人工具一直耿耿于怀。夏衍耿耿于怀的还有鲁迅谈及「四条汉子」时那段情节的「失实」。
1979年底,夏衍特地撰文对此作了澄清。他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中,首先纠正了鲁迅在时间上的错误,将1934年的事情误写为1935年了。其后又对鲁迅「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作了辩解。夏衍称:「到过旧上海的人都知道,内山书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谓『越界筑路』区域,那里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国民党警探。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我们4个人在内山书店门口下车,会引人注意,所以我们的车子过了横滨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4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此时鲁迅是在书店门市部里间等着我们,不可能『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的。『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实,其他3人穿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而我自己却穿着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因为一进内山的日本式会客室,在蓆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还能记得。至于『态度轩昂』,那时我们都是30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36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地『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夏衍在45年后,还如此在意当时的细节,可见「四条汉子」之说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迹之深、创痛之深。
其实,这件事的细节本来是没什么意义的。正如学者房向东所说:「鲁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幽默的作家,他采用的是形象模糊的思维。夏衍在这里有一点像一个科学家,逐字逐句进行推敲。鲁迅说,今天好冷啊!夏衍跑到气象台取了资料以后说,不冷,鲁迅说错了,今天是12度,12度怎么算冷呢?」
「四条汉子」中,阳翰笙是当时的「文委」书记,与鲁迅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更没有与鲁迅有过矛盾和冲突。之所以列「四条汉子」,纯属那天同行之故。另外,在当时的文化统一战线方面,党内有「左」倾表现和「宗派主义」情绪,排斥非党作家,鲁迅对此始终反感。他将主管文化的阳翰笙与「左联」负责人周扬、夏衍等同等相视,这也完全符合鲁迅的思维定势。
关于「四条汉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鲁迅语言风格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调侃,是一种幽默,也是一种嘲讽,是鲁迅心有不满的一种发泄形式。但在「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这绝非鲁迅本意。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只是一个遭当局通缉的左翼文人,他既没有对同道中人一棍子打死的恶毒用意,手中也绝无以言治罪,甚至致人于死的大权。鲁迅绝对想不到,他的讽刺与幽默,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竟成了「四人帮」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
随着「文革」被彻底否定,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四条汉子」已不再是「文革」那段特定时期的贬意词了。它是一个客观实在,是解读一段特定历史的钥匙,同时又是一段有着苦涩记忆的过去……

“延滨同志:你代《重庆晚报》约稿的信,早已收到,忙于杂务,稽复为歉。近日忆及童年时在重庆度过的那段岁月,已是半个世纪了,但有些印象仍深留在记忆中。写了一篇记趣的短文,不知合用否?请你看看。如尚合要求,请你代为寄去。如不适用,望勿为难,寄回给我即可,以后再写。匆此。即颂编绥。唐达成
一九九七年元月二十四日”

上海巴金故居的周立民馆长,告知《巴金全集》修订版的书信集进入截稿期,我回复他:找一找,巴老的事情,一定要做的。

这是20年前的一封书信。其时唐达成已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任上卸职,已逾8年,而儒雅性情没有多少改变,接受约稿,态度谦逊平易之极。年轻读者看不出这位书信作者曾经身处高位。

巴老给我爷爷的信,我这里有一封,是1988年夏天的,周馆长随即也拿出来一封我爷爷写给巴老的,时间完全合得上,再仔细一看内容,正好是一来一往。这在书信征集中,很难得。

“雷加同志:年老多病,气候变化,常感心脏不适。书还没有去邮局寄,却又住院了,要检查一段时间。只好等出院后再寄了。反正也不急,一非‘名著’,又无‘巨作’,留给老友们作一纪念而已。自幼喜爱文学,特梦想写长篇小说,但一直在文艺界‘打杂’,一无所有。‘文革’后才又开始写点散文,新时期以来,也仍是‘打杂’而已。匆此
祝好! 陈荒煤 十月十一日”

巴金故居在2007年将此信整理出来进行扫描,而《夏衍全集》是2005年出版的,此信未能收入。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封旧书信。陈荒煤自谓“打杂”,与其他文学界前辈一道,共同领导并勉力维护上世纪80年代乘改革开放大潮而生的一段文学繁荣时期,那是多少人追怀不已的黄金岁月。张瑞田的阐释,令人感慨系之。

时光倒流三十年。

“程代熙同志:你好!贵刊创办以来,一直迎着风浪前进,高举马克思主义文艺大旗,抵制不正之风,令人十分佩服。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诗坛也是一个重灾区。至今尚未做认真的清理。而且还有人在打擦边球,这种朦胧诗选,那种朦胧诗赏析,照出不误,真怪事也。我儿子慨然写了一篇论新诗优良传统的文章,未点名批评某些人的观点。我看了一下,寄给你们审阅,看是否可用?如不行,可退还给他,提些意见,令其修改。祝编馔两安。丁力
90.8.31”同一时期的这封旧书信,显得别具一格。它是一封荐稿信,张瑞田称之为“举才不避亲”,结果怎样?张瑞田淡淡地说:“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在《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杂志发表,我也没有读到这篇立场坚定的文章。时间过去了二十八年,丁力先生,程代熙先生也先后作古,我辈把朦胧诗当文学‘第一口奶’的文学青年,已人到中年。北岛老了,顾城死了,‘80后’的读者把朦胧诗当成了文学遗产。可是,据了解,在书店中能卖出的诗集仅仅是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作品了。似乎当下无诗。”

1988年7月20日,我祖父在大六部口的家中写给巴金一封信: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界,还发生过一桩趣事。老资格的阳翰笙率团访日,行前带一些馈赠日本友人的礼品,归国后将日本友人赠送的礼品带回家。这件事情被举报到文联党委,并由文联党委公函呈报周扬和夏衍。但周扬、夏衍、阳翰笙有近半个世纪的交谊,年轻时同为大名鼎鼎的“四条汉子”,因此,周扬、夏衍只在公函上圈阅,不做批示。张瑞田写道:“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对外国商品所表现出来的敏感和谦恭,一度让我们失去了尊严,即使现在,我们的心还隐隐作痛。”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巴兄:久违甚念,阅报知您能“拄着手杖把客人送到门口”,深以为慰。

《百札馆三记》的“三记”是“读傅记”、“旧信记”、“谈札记”,基本是从手札中透析历史,在历史中看到人心,知人论世,展现了写作者的睿见卓识。雅人深致,不亦宜乎。

今晨冰心打电话来,说您给她的信中提到我没有出席她的纪念会,可能是病了,关注到我的健康,十分心感。今春我到广东去走了一圈,自不量力,十天内坐面包车跑了广州、深圳、蛇口、珠海、中山、顺德六个地方,一路能吃能睡,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回到北京就患上了腰肌劳损。一时连拄着拐杖也不能走路了,西医治了两个星期反而越来越利害,后来有人介绍请中医按摩同时服中药,才开始好转,现在总算可以坐起写字,有人扶着也可以走路了,“伤筋动骨一百天”,我已经过了一百二十天了,人过了八十多,希望早日恢复,看来是不可能了,好在我内脏没有毛病,所以可以告慰老友,度过了酷暑,看来还是会渐渐好起来的,请释念。

六月间记者来访,我发了一阵牢骚,讲了不少出格的话,这位记者不经我同意,就在刊物上发表了,接着路透社和美国之音又加油加酱地传布到国外,特别是香港,于是来访者不断,疲于应付,好在现在不是六十年代了,没有人来干预或责难,所以除了来客太多之外,没有什么别的麻烦。

闻上海气温达三十九度,一切祈珍摄,“过堂风”也不宜直接吹,最近翰笙也感冒进了医院,老年人还是“服老”为好,祝您健康长寿。问

小林及全家好!

夏衍

八八、七、二○一个月以后,巴老寄来了回信:

夏公:信收到快一个月了。迟复的原因只是“天热”写字更吃力。今年气候反常,持续高温。每天早起,坐了一个钟头,就烦躁不安,站起来走几步又满身是汗,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不能读书,也无法接触文艺……我病魔缠身,不便接受采访,因此也少却许多麻烦。但是我要说,您那番谈话的确精彩,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痛快。我要为您鼓掌。您的回忆录也望写下去。

您说:“老年人还是服老为好!”说得对!我还想多活两年,也希望朋友们活得更久。现在需要您的这支笔,请多多保重!

祝好!

巴金

八月二十日从目前的发现来看,这样往来完整的通信,在两位老人家的交往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少见,即便是在80年代他们复出以后。

夏衍书信,是我研究的重点。在陆续发现的500多封信件中,与巴金有关的最早的一封通信,是1962年2月27日,夏衍从广州写给萧珊的,那时,他称巴金为“老巴”。

一场浩劫之后,巴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夏衍的书信里,已是十几年过去了。

1977年9月2日致李子云的信中,他写道:
“柯灵来了信,我已复信,并嘱他转向巴金、罗荪致意。”

这是一封大难过后,情深谊长的书信,夏衍对他的老友柯灵千言万语,同时也惦记着在上海的巴金:“……往事如麻,不知从何说起。一九七五年我‘解除监护’后,由于‘四害’横行,深恐牵累,和上海诸旧未道音问,只间接地、零星地获悉了一些您的近况,不仅语焉不详,而且互相矛盾。‘四人帮’垮台后,开始有些上海的朋友来看我了,但所知的也不是可以使人高兴的消息。到今年五月,才从报上看到巴金同志的文章,才感到春来的讯息。得手札,更觉得确实情况是在变了……我衷心希望你把你设想已久的、以上海半个世纪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写出来!更希望巴金同志今后不仅搞翻译,而且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在暮年写出划时代的好作品。如晤巴金同志时,乞代致意问好,特别是对萧珊同志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信中提到的巴金的文章,即1977年5月25日发表在《文汇报》的《一封信》,这一被文坛嗅出
“春来的讯息”,并不意味着春回大地。又过了两个月,10月20日,夏衍致信李子云:“巴金来京瞻仰遗容,是沙汀告诉我的,据说只能停留两天,连访友也不能,真是怪事。”接着,他把这一失落的心情,转化为对气候的感叹:“北京开始有冬意了,尽管供应差,似乎比上海还好一些……”

他说过:“我不急,能策杖而观天下治,已经很满足了。”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大气候下,乌云散去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在家赋闲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也就是在1977年,周扬、苏灵扬夫妇来到朝内南竹竿胡同113号,久别重逢。浩劫之后,两位从左翼时代就开始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周扬和夏衍,再一次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同样是在1977年,10月,身在重庆,尚未摘帽的荒煤,辗转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尽管在‘四人帮’倒台后,才有少数同志和我通讯,过渝时看看我,但都对文艺界现状表示忧虑。领导没有个核心,没有组织,真叫人着急。我真心盼望你和夏衍同志出来工作才好。”

1978年,我祖父全面复出,正式出来工作。

“我已中央批准,当对外友协副会长……”

1979年,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彻底为文艺黑线平反,周扬、夏衍等重新回到了文艺界的领导岗位。

那一年,我祖父正好七十九岁,巴老七十五岁。他们两位的南北互动进入了常态化,虽然并不以直接通信的方式。

“巴、吴都见到,因‘作协’即将开理事会,选巴公代理主席,故他们大概要在十九日左右回沪。”

“广东作协及省顾委邀我去避寒,可能去十天或两星期,据说也请了巴金,请打听一下,巴公去不去?”

“九月底,文联要派一个七八个人的代表团去意大利,请你问一下巴老,他能不能去?我认为他去最合适,时间是连来回路上在内为两周,是礼节性回访,并无座谈、演讲等任务,问后请将结果告我。”

……

诸如此类的内容还很多。当然,两位大文化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绝不可能停留在这些礼节性的琐事上。在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一书中讲述了一件发生在1983年春天重要的事情。

“1、我已经八十了,想退出文艺舞台,当然我不会放下手中的笔。请考虑我是否不要再任作协主席了……”

巴金在家里深思熟虑说的这段话,被仔细地记录在纸上,回到北京后“照本”向张光年转达,张光年一一记下后,说:
“巴老既然托你转告我,你已照他的意思办了。”

1983年5月,在收到巴金两点意见后一个多月后,张光年飞往上海,他是带了任务,有准备而来的。在张光年的日记里说,赴沪之前,他先“去北小街看夏衍同志,听他谈巴金近况,嘱劝巴放宽心些,超脱些,谈约一小时。剩下一点时间,又去周扬家谈半小时,他的意见大致相同”。

得到了周扬、夏衍明确的表态以后,当张光年来到武康路巴金家中,走上二楼的时候,想法是与周、夏二人一致的,而且是坚定的。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他们在楼上具体谈了什么,张光年自己在日记里写道:“……应邀在二楼书房谈二小时,他十分关心文艺界团结,希望在‘批判’‘讨论’时多考虑一下。我谈了作协远景规划等问题,他心情愉快,不肯休息。”

又过了一个多月,6月17日,荒煤写信给巴金:

“巴老:光年同志回京后,在周扬同志家里相见,听他详细谈到您的情况,得知您健康恢复较好,并愿继续担任作协领导工作,心情也较好,十分欣慰!

我参加政协会议,也和于伶同志常谈您。于伶、白杨、柯灵等同志也向上反映,建议您担任政协副主席。昨日主席团已通过名单,今日下午即进行选举,当您见到信后,可能早见到报导了。文艺界同志还是很高兴您担任这样荣誉职务的……”

周扬、夏衍,包括张光年,他们深知,在茅盾去世之后,巴老在文学界旗帜般的价值和感召力,在80年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前沿,他们和巴老一起是同一战壕冲锋陷阵的紧密盟友。

这些耄耋老人,豪情和气势不减当年,他们判断准确,决策果敢,行动力极强,他们未雨绸缪,为即将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运筹帷幄。

一年之后,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巴金高票当选为主席。

在夏衍书信与巴金有关的内容中,还有一部分是与
《收获》杂志来往的,很单纯,很纯粹,作者与编辑的关系——

“我的回忆录上集已完成初稿。但这些都很少‘文学性’,所以不宜在《收获》发表,如遇小林或巴老,乞代致意。稍暇,当为《收获》写点短文,当然,现在‘文思枯竭’能不能写好,没有把握。”

这次欠下《收获》的“稿债”,应该是很快就还上了——

“来信及稿均收到,正在赶写《收获》的那篇文章,要明天才能看。《左联六十年祭》,请即交小林同志,看看是否可用?反正不能在三月二日以前发表了,所以小林看后有什么意见,请电话告知,因为几处向我约稿也。”

说来有趣,我祖父对于“文学性”似乎有着自己的理解。最近读到一篇对袁殊的访谈:对《文艺新闻》及《记者座谈》的回忆。访谈时间为1984年7月10日。刚好文中有一段是谈我祖父与报告文学的:“夏衍也常来《文艺新闻》,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顾问一样的人物。我们是好朋友。我就是这时认识他的。夏衍和《文艺新闻》有一件事可稍提一下。‘报告文学’这个名称就是夏衍最初和我谈的。‘报告文学’说指日本出现的墙头小报,日语叫‘壁新闻’。昭和初期出现于日本的工厂和学校,中国话就是指‘墙报’,说作为日本思想运动的一个武器发展而来的,内容多是对当时社会表示不满。夏衍曾对我说:‘像这类文章,你们应该多多提倡。’”

此为多余的话。

祖父发表在《收获》上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92年的《无题》,“短文请交小林同志,还了一笔文债。你们看看,可改可删,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

同年金秋,祖父应浙江省政府邀请再次回到杭州,并在家乡度过了他92岁的生日。期间,巴老也在杭州休养。两位老人两次聚首。10月8日,巴金来到西子宾馆回访的时候,留下了一张最后的合影。坐在轮椅上的他俩,戴着遮阳帽,在绿树丛中,随意地闲聊着,跟平常公园里的普通老人没有区别。

我祖父用他与生俱来的幽默对这张照片作了点评:

“两个老叫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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