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如何重新评价“林译小说”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1

原标题:日本学者追溯底本,著书澄清“林纾冤案”

《林纾冤案事件薄》【日】樽本照雄商务印书馆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2

前一阵,罗岗教授在他的朋友圈推荐了樽本照雄的
《林纾冤案事件簿》。一方面是罗教授固然刷圈频率高,但信用在,另一方面也相信日本学者在资料考据方面的功夫,于是立刻去找了来看,还真是有了不少收获。

《林纾冤案事件簿》[日]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樽本照雄著、李艳丽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版/52.00元

林纾在中国做翻译史的学者眼中,是文学翻译的开端,自然不能略过。但因为某种从来没有说清楚过的原因,他不像其他的开端人物那样,可以安然被所有后来者膜拜。例如我们这一代,除了少数专攻林纾翻译研究的学者,对于林纾的态度基本继承了钱锺书的判断,虽然承认“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但的确“漏译误译随处都是”,关键在于林纾不通任何一门外文。或者,这个判断也可以倒过来——钱锺书对林纾的“论”,也的确是倒过来说更为准确一些——即尽管从现在对于“翻译”的狭义判断而言,林译已经不再能够作为翻译的范式,但在翻译所起的“诱”的作用方面,林纾仍然不失其价值。

林译小说冤案的缘起,来自五四文学革命派的制造,并成为延续百年的“神话”。底本的回归使日本学者樽本破除了林纾研究界关于林译小说“不忠”的神话,也提供了一条启示,要想评判林纾译文的“忠”与“不忠”,首要的是找到底本。

更有趣的现象是,文学翻译走过了一百多年的道路,早已进了“直译”时代,译界之外的文学读者对于译者的强烈指责之一是“中文不够好”,这时林纾反倒成了翻译
“忠”与 “美”的矛盾中,后者更为重要的人证。

在中国近代,林纾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晚清遗老,他被列为新文学的反对者,成为新文学的“论敌”;作为译坛怪杰,他与严复“译才并世数严林”,为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西洋文学之窗。

所以,若从翻译史的角度来说,林纾的身上并不背负
“冤案”。最多也只是在指责他“化”得太多,竟至成了“讹”的同时,忘记了对于底本的考察,原文译文对照之下的指责有失客观而已。而况钱锺书先生从《说文解字》讲到南唐对于“小学”的释义,强调“‘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联、彼此呼应的意义……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在评论林译时,并没有过于苛责林纾。

钱锺书先生曾在《七缀集》中称赞其译作超越原作,坦言林译小说为自己打开了文学新大陆。但也有不少人沉浸在“谩骂林纾的快乐”中,“谓之不懂外语,谓之选择作品不当,谓之将戏剧改成了小说,谓之省略、误译太多”。

但是《林纾冤案事件簿》着重讲述的却是另一起并不为人所知的“冤案”。对于这桩“冤案”,大多数做翻译的人大约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却并不以为其中真的包含一个多么大的事件,大约是这个事件更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缘故。据
《事件簿》追溯,林纾代表的是“古”的一方,站在其对面的“今”方的代表,一线的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稍微温和一点、但也同样卷入的还有胡适、周作人、鲁迅,甚至是郑振铎,以一封虚构的读者来信,在《新青年》上与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展开了论争,旨在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在当时未能引起太多重视的文学主张。因为林纾的名声,也因为他对古文的温和的维护,他被选成了目标。

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痛心于这些莫须有的指责,满怀激愤地在《林纾冤案事件簿》一书中悉数列出“林译莎士比亚冤案”“林译易卜生冤案”“林译斯宾塞冤案”“林译塞万提斯冤案”等,为林纾申冤。

这个事件,最终当然还是要关乎翻译的,因为刘半农们对林纾的指责,不能单纯地从新语言、新文学的“立”入手,而是要指出作为靶心人物的林纾在翻译上的不当,从而彻底摧毁其主张。所以,这个事件带出了另一桩真正的,作为翻译人的林纾的
“冤案”,亦即惯常对林译的批评。批评之中最有力的证据是林纾竟然将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戏剧译成小说,彻底改头换面。这一冤案涉及翻译史研究,的确,樽本照雄举出的学术研究著作,都沿用了刘半农、胡适,甚至是郑振铎早先的定论,认为林纾将莎士比亚的剧作译成小说,是对原文大大的不尊重。不过樽本照雄轻易推翻了这一说法,指出无论是《吟边燕语》与莎士比亚之间,还是《梅孽》与易卜生的《群鬼》之间,都隔着一个他人的改写本。简单地说,就是林译的底本不是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底本的问题不仅仅是林纾作为个体译者的问题,更是那个时代的译者共有的问题。一则时间紧迫,考究起版本来,实在等不起;另则世界文学之间的沟通,在那个时代,通过中介版本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这本书中,他剖析五四文学革命派制造林纾冤案的历史原因,追溯林译小说底本,力图打破百年来由五四新文学派所制造的、后世学人所沿袭的“林译小说的神话”。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本书注定是投向林纾研究界的一颗“炸弹”,对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重新认识、评价林纾与林译小说,重新定义五四文学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事件簿》在翻译这件事情上,却也只能到此为止。其他对于林译的指责——与其说是指责,毋宁说是定性——比如增删,比如文言体,比如在底本的选择方面并非出于熟通西方文学史的专业选择等等,是很难“洗白”的。林纾不通外文,与他人合作的翻译方法,固然在翻译的早期有其价值,但早已不再是今天的翻译环境能够认可的方式。可能樽本照雄不知道的是,今天中国翻译史的研究者更是将林纾当作一个特例来看待。对于其价值的认定,并不依据今日之翻译伦理来一一考量。反过来,想要依据今日之翻译伦理,为林纾的翻译一一“洗冤”,恐怕也是行不通的。想必是因为这个原因,作者并没有走得太远,基本只到底本的问题。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对于底本的忽略毫无疑问是林译评论者的短板。

五四文学革命派与旧文人之战

不过说到底,“洗冤录”之类的东西吸引人的地方,是对“真相”的好奇心。樽本照雄翻出一百年前的文学“冤案”,照到了早已被遗忘的历史的角落。只是历史并不在乎细节的真相,这恐怕就是历史的宽容,或者说历史的幽默吧。我想起十年前自己译过的《多米尼克·奥利传》,传主是个法国的翻译家和小说家,1950年代匿名写过一本当时名噪一时的情色小说,之所以能在严肃的文学研究者笔下成为传主,是因为她身后是法国二战后整个儿的文学世界,充满了暧昧、阴谋和斗智斗勇。我译得也是激情澎湃,逢人必说。可有一天,法国的一位当代文学的教授听完我的描述之后,一脸茫然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有人在乎吗?

一场必要的冤案

一个世纪过去了,还有人在乎吗?这是我合上《事件簿》之后,唯一萦绕在脑际的问题。温和地维护着古文,主张“孔孟不可废”,以至于被安排在旧文学象征地位上的林纾,却用“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所译的外国小说,掀开了新文学的一页。我倒是相信,林纾以译者的身份走到历史前台,既是他的“冤”,或许也是他的幸运。

为帮林纾申冤,樽本先生重回历史场景,梳理、剖析了五四文学革命派与林纾的那场“论战”,从中揭露出其批判林纾的“套路的结构”。

(作者为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中,林纾被定位为新文学的反对者,一个迂腐、固执的旧派人士。而樽本在梳理新文学派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论》《我的文学改良观》《林琴南先生》与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当废》诸文后,回顾了“林纾批判的缘起”——钱玄同与刘半农那场轰轰烈烈的“双簧戏”。最终,他发现,林纾其实“没有一丝攻击白话运动的尖锐,亦无生机勃勃的强韧的精神,甚至都没有写不要使用白话的语句”。但新文学派策划“双簧戏”,对林纾的“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及其信件等进行过度阐释,将林纾建构成他们迫切需要的那个与“文学革命派相抗衡的强大的敌对者”。

仔细研读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等“应战之文”后,樽本发现,林纾只是出于对古文的热爱单纯地维护古文,并没有刻意攻击新文学。与此相反,文学革命派却自导自演了一出“双簧戏”,曲解、误读林纾之文,为林纾制造出莫须有的罪名。

这一系列行径背后有一个“套路的结构”,樽本揭示道:“为了让林纾成为文学革命派强有力的敌对者,进行诱导并大肆宣扬的是文学革命派。将林纾制造成旧文人代表的计划,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在这样的大运动的背景之下,林译小说批判根深蒂固地、长期地持续至今。这就是林纾批判的基本结构。”

对林译小说的批判,便由此进行。在那场“双簧戏”里,有的学者批判林纾尽是翻译“闲书”,充满“误译”,且“诗”“戏”不分,在《吟边燕语》中将莎士比亚的戏剧改写成小说。殊不知,林纾根本没有依照莎士比亚原作而是以兰姆姐弟改写成小说体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为底本,何来“戏剧小说化”一说?这造就了学界延续百年的“林译莎士比亚冤案”,我国许多学者没有进行严肃的考证便沿袭该说。樽本幽默地将这种不经考据误判林纾的风习,称为“谩骂林纾的快乐”。

对文学革命派而言,制造林译小说的冤案是必要的。那些对林译小说的批判,实际上是在底本缺席的情况下强加在林纾头上莫须有的罪名。当时这些激进的青年们只渴望一个强有力的论敌,以凸显新文学的进步性。日后,这种论调为后世所承袭,酿就了一个延续百年的“林译小说的神话”。

“林译小说的神话”

缺席的底本及“不忠”的定论

罗兰·巴特曾在《神话修辞术》中指出“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措辞、言语表达方式)”,这种言说方式正是“为了恰到好处地传播而已经精心加工过的材料铸就的”。林译小说的冤案,也是一种神话,它由刘半农发端、胡适助推、郑振铎确定、后世研究者盲从,通过刻意筛选的材料与过度地阐释,建构起一个有关林译小说与林纾贯穿百年的话语体系,笔者在此姑且将之命名为“林译小说的神话”。

若干年来,底本“不在场”为林译小说研究者提供了想象空间,他们承袭五四诸人的说辞,在误解之上将林纾建构成一个“不忠实”“叛逆”的译者形象,对林译小说颇为指责,就连一些大文学家也认为林译“漏译误译随处都是”。

在1905年版《鲁滨逊漂流记》前言中,林纾就说:“译书非著书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见,乘虚逐微,靡所不可;若译书,则述其已成之事迹,焉能参以己见?”可见,林纾是推崇翻译“忠实”观的,但为何会有“不忠”的林译小说?这与译文的底本有关,如果越过底本,盲目地将林译小说与原著做比较,自然会得出来林译小说“不忠实”的看法。要想真正认识林纾,则要召回这“不在场”的底本。樽本先生通过精微严肃的考证,使一直以来缺席的底本重回林译小说研究场域,打破了“林译小说的神话”,也为日后研究林译小说提供了新思路。

林译小说冤案的缘起,来自文学革命派的制造。这一“神话”得以延续百年,可谓学林之责。百年间,学人们轻信文学革命派,为由刘半农发端、胡适助推、郑振铎确定的林译小说冤案所误导。虽然有论者肯定林纾译文之价值,甚至从“创造性叛逆”“赞助人”等角度为林译小说的“不忠实”辩解,但鲜有人溯及林译小说的底本,打破“神话”。樽本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大量中外文献中辨别、考证林译小说底本,发现林译小说并非“叛逆”于原著,而是以改写本为底本进行翻译,因此与原作有出入。对于底本,林纾还是基本忠实的。采取改写本或转译本进行翻译,并在译作中署名为原著者,也是当时译坛的风尚,鲁迅的译作中有时也不注明转译本的译者。

樽本详实的文献考证、客观理性的版本分析、精微细致的译文对照,破除了有关林译的众多“神话”。第一个“神话”便是“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与“林译易卜生冤案”中的林译“小说戏剧化”。据樽本考证,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查理二世》《亨利第四纪》《亨利第六遗事》《裘力斯·凯撒》依据的是阿瑟·托马斯·奎勒·库奇改写成小说体的《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林纾与毛文钟合译的《梅孽》依据的是杜雷科特·德尔改写成小说体的《易卜生的“群鬼”故事》,皆未选择戏剧原作为底本,何来“小说戏剧化”?在“林译斯宾塞冤案”中也有林译斯宾塞“诗歌小说化”的“神话”,不少研究者曾认为林纾将斯宾塞诗歌翻译成散文体小说,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依照斯宾塞的原作,而是以麦里郝斯《斯宾塞故事集》学生版为底本,这一版本早已用散文体将诗歌改写成了小说体。在“林译斯宾塞冤案”中也有一个“神话”,指责林纾的《魔侠传》随意增删译文。其实,林纾的《魔侠传》是依照缩写本而非原著进行翻译的。

底本的回归使樽本破除了林纾研究界关于林译小说“不忠”的神话,这也为林译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启示,要想评判林纾译文的“忠”与“不忠”,首要的是找到底本,而非越过其中间的改写本、转译本与原著直接对质。樽本为研究林译小说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即让底本重回林译小说研究场域,在底本“在场”的情况下,再论林译之“忠”与“不忠”。这样,研究者亦可找到林译司各特、林译哈葛德等译作之底本,将其与林译小说进行比较,或许能为破除林译小说“不忠”的神话提供新的证据,从而全面瓦解“林译小说的神话”,还原真实的林纾与林译小说。这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而言,都有重要意义。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CopyRight © 2015-2020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