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外交看胡适和林语堂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近年来抗战话题很热,学界研究有很大进步,媒体也很关注。我也凑个热闹,讲一个人的抗战故事——他的战场主要不在中国;他用的武器不是弹药,而是一支笔,一支写英文的笔——希望可以扩展我们审视抗战的全球视野。

原标题:文章报国:林语堂的抗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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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非常赞同中国抗战历时十四年,而不只是八年。中国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世界史也应如此写。可惜,世界史欧洲中心主义还是根深蒂固,不仅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世界大战的起点,“七七事变”也不算,都说“二战”是1939年至1945年,中国人也跟着说。起码可以说广义的抗战十四年,狭义的抗战八年。“九一八”的时候林语堂在英国,次年回国后创办《论语》等刊物,在文坛掀起一股幽默清风,这都是广义抗战背景下的产物。特别有两篇调侃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君的小品,那真是奇文。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的新作《林语堂传》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是他在国内大学讲座的精简版,试图从整体上考察林语堂在抗战时期所扮演的角色。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 姚峥华

但这里还是讲狭义的抗战阶段。这又可以分三个阶段:“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件美国参战,再到盟军诺曼底登陆,再到两颗原子弹结束战争。三个阶段的焦点、议题都不一样,我这里只讲前两个阶段。

近年来抗战话题很热,学界研究有很大进步,媒体也很关注。我也凑个热闹,讲一个人的抗战故事——他的战场主要不在中国;他用的武器不是弹药,而是一支笔,一支写英文的笔——希望可以扩展我们审视抗战的全球视野。

进入己亥年,钱锁桥先生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先声夺人,在书界被广为传播。

我们知道,林语堂因《吾国与吾民》一书在美国一举成名,他的书商兼朋友华尔希、赛珍珠夫妇邀请他赴美。1936年林语堂一家赴美后又写了另一部更为畅销的书《生活的艺术》。我们先看一下战时林语堂的足迹:

我个人非常赞同中国抗战历时十四年,而不只是八年。中国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世界史也应如此写。可惜,世界史欧洲中心主义还是根深蒂固,不仅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世界大战的起点,“七七事变”也不算,都说“二战”是1939年至1945年,中国人也跟着说。起码可以说广义的抗战十四年,狭义的抗战八年。“九一八”的时候林语堂在英国,次年回国后创办《论语》等刊物,在文坛掀起一股幽默清风,这都是广义抗战背景下的产物。特别有两篇调侃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君的小品,那真是奇文。

因为书的立意非常新颖——“林语堂、胡适、鲁迅代表中国现代知识思想的三个坐标”。“就其思想认识、知识分子立场所论,林语堂一生言行及其着述和胡适及鲁迅既有交融又有超越,从而给我们展示另一景观,为中国于全球时代现代性之路铺垫新的范式。”“林语堂的遗产会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特别有用,更有启发。”

1936年8—1938年2月:美国,纽约

但这里还是讲狭义的抗战阶段。这又可以分三个阶段:“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件美国参战,再到盟军诺曼底登陆,再到两颗原子弹结束战争。三个阶段的焦点、议题都不一样,我这里只讲前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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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古巴度假)

我们知道,林语堂因《吾国与吾民》一书在美国一举成名,他的书商兼朋友华尔希、赛珍珠夫妇邀请他赴美。1936年林语堂一家赴美后又写了另一部更为畅销的书《生活的艺术》。我们先看一下战时林语堂的足迹: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着

1938年3月—1939年7月:法国,芒东镇/巴黎

1936年8—1938年2月:美国,纽约

一波似比一波高。归纳而言,鲁迅和胡适并不能和林语堂并称,鲁迅和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林语堂不仅是二十世纪的,还属于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1939年8月—1940年3月:美国,纽约

1938年3月—1939年7月:法国,芒东镇/巴黎

这本传记一下子从高度、深度和广度上把以前所有的林语堂传比了下去,钱先生定位林语堂为“自由主义跨文化思想家”“自由主义批评家”“有政治坚守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些头衔对我们以往关于林语堂的“畅销书作家”“汉英词典编纂者”的认知给予了有力的刷新。

1940年5月—8月:中国,重庆

1939年8月—1940年3月: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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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1943年9月:美国,洛杉矶/纽约

1940年5月—8月:中国,重庆

钱先生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的个案研究,有理有据地阐述、论证并梳理了一条清晰的林语堂思想及学术发展脉络。他认为这是一部“智性传记”,“既注重史实,又带有时代及个人激情”。

1943年9月—1944年3月:中国

1940年9月—1943年9月:美国,洛杉矶/纽约

因了喜爱,书中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激情叙述手法,甚至有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痕迹。如果说钱锁桥曾认为林太乙为父亲做传有太重的“私心”,着笔难免夹杂情感的偏倚。那么,钱传则是另一种“私心”,它力图客观全面却分明不自觉地有着粉丝对偶像拔高甚至神化的意味。

1944年3月—1948年7月:美国,纽约

1943年9月—1944年3月:中国

书中,钱锁桥将胡适和林语堂在自由主义分子方面做了比较。他认为,“胡适想做政府的‘诤友’。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被认为必须远离权力,向权力说不,为被压迫的人民发声。……胡适和政府合作怎么说都无法摆脱个人机会主义色彩,按此逻辑,胡适战时出任驻美大使也不是什么可誉之事。”

林语堂本来打算在美国待一两年,写一本哲学书,即《生活的艺术》,如有可能的话再到欧洲住一段时间。现在抗战全面爆发,书还没写完,但林语堂决心已定:回国投入抗战。当时林语堂的美国朋友华尔希、赛珍珠等人对这种“爱国热忱”非常不以为然,认为在这个时候,他应该留在美国,向美国人讲解中国,以此为中国发声。还有读者主动给出版商写信,询问林语堂的去向,是否安全。

1944年3月—1948年7月: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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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林语堂不听,坚持要亲身回国参战。《生活的艺术》写完出版后,他便离开纽约,试图经欧洲返国。结果在欧洲滞留了一年,撰写小说《京华烟云》。次年8月,欧洲战场乌云密布。林语堂在巴黎待不下去了,又转回纽约,处理《京华烟云》的出版事宜。次年3月,林语堂安排好以“普通人”的身份,全家一起乘海轮回国。可当时林语堂已经是国际知名作家,媒体追踪他的一举一动——一到重庆就有媒体报道,躲避日机轰炸的照片立即被登出。蒋介石和宋美龄也马上接见他,从此他们保持着通信联系。

林语堂本来打算在美国待一两年,写一本哲学书,即《生活的艺术》,如有可能的话再到欧洲住一段时间。现在抗战全面爆发,书还没写完,但林语堂决心已定:回国投入抗战。当时林语堂的美国朋友华尔希、赛珍珠等人对这种“爱国热忱”非常不以为然,认为在这个时候,他应该留在美国,向美国人讲解中国,以此为中国发声。还有读者主动给出版商写信,询问林语堂的去向,是否安全。

胡适

林语堂就自己应以何种方式抗战求助蒋宋。他们明智地决定:到美国为抗战发声,比在重庆躲炸弹有用得多。于是林语堂又回到美国,作为中国的“民间声音”,虽然是以“蒋介石侍卫室官员”的身份拿的外交签证。

但林语堂不听,坚持要亲身回国参战。《生活的艺术》写完出版后,他便离开纽约,试图经欧洲返国。结果在欧洲滞留了一年,撰写小说《京华烟云》。次年8月,欧洲战场乌云密布。林语堂在巴黎待不下去了,又转回纽约,处理《京华烟云》的出版事宜。次年3月,林语堂安排好以“普通人”的身份,全家一起乘海轮回国。可当时林语堂已经是国际知名作家,媒体追踪他的一举一动——一到重庆就有媒体报道,躲避日机轰炸的照片立即被登出。蒋介石和宋美龄也马上接见他,从此他们保持着通信联系。

这里我想对照一下胡适日记以及文史学者林建刚教授出版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对钱先生的一些提法呈现不同维度的理解。

我们可以从林语堂在抗战期间扮演的不同角色来看这一个人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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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胡适并不想进入政府做官,出任驻美大使是战时征调,为国家和子孙后代计。

第一,林语堂是个“记者”,给《纽约时报》等美国报刊撰写时事报道,第一时间通报中国情况,阐述中国的“民间声音”。

林语堂一行在重庆躲避日机空袭,1941年。左起第三位是林语堂长女林如斯。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看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宋子文找胡适去谈一些改革的意见。胡适对他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

第二,林语堂在美国的成功在于推介中国文化,被誉为“中国哲学家”。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运用其文化资本,用艺术手法(小说创作)呈现中国人的抗战形象,同时着重阐释一个“现代中国”。

林语堂就自己应以何种方式抗战求助蒋宋。他们明智地决定:到美国为抗战发声,比在重庆躲炸弹有用得多。于是林语堂又回到美国,作为中国的“民间声音”,虽然是以“蒋介石侍卫室官员”的身份拿的外交签证。

1937年“七七”事变。胡适应邀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牯岭茶话会,会上他诘问,中央是不是真的不要华北地区的土地和人民了?据后来王世杰的回忆,胡适这一段慷慨陈词坚定了蒋介石抗战的决心。蒋由此希望胡适前往美国开展民间外交,并请王世杰充当说客。

第三,他是一位后殖民批评家,号召运用中西智慧共同创建一个新的文明。

我们可以从林语堂在抗战期间扮演的不同角色来看这一个人的抗战:

但看重个人自由的胡适并不想进入政府做官。

第四,担当“国师”的角色,给蒋介石建言。

第一,林语堂是个“记者”,给《纽约时报》等美国报刊撰写时事报道,第一时间通报中国情况,阐述中国的“民间声音”。

林建刚在《我的朋友胡适之》书中分析,胡适最终出任驻美大使,先是蒋介石的敦促,接着是王世杰的敦劝,最后是傅斯年的一哭,“孟真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记。五年中,负病工作,忍辱任劳,都只是因为当日既已动一念头,决心要做一点成绩,总要使这一万三千万人复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但可与同患难,还可与同安乐。四年成绩,如斯而已。”

第五,担任中美文化使者的角色,给中美两国老百姓做信使。

第二,林语堂在美国的成功在于推介中国文化,被誉为“中国哲学家”。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运用其文化资本,用艺术手法呈现中国人的抗战形象,同时着重阐释一个“现代中国”。

当然,还有胡适好友徐新六的信,“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胡适阅信时,徐已被日本人炸死。这对他触动很大。

一、战时记者

第三,他是一位后殖民批评家,号召运用中西智慧共同创建一个新的文明。

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

“七七事变”后不久,全球媒体聚焦中国战事。8月《生活的艺术》完稿,林语堂到古巴度假,《纽约时报》发电报追来约稿请他谈谈中国时局。《纽时》的意思是要这位“中国的哲学家”谈谈中国人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哲理坦然接受被征服的事实,或许将来再在“文化上”做功夫。林语堂和《纽时》反复来回电报,最后一口拒绝,坚称这次中国人会战,哪怕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堵敌人的枪口。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人民的士气、蒋介石的领导,以及打持久战中国拥有辽阔疆土的优势。在此际,中国有林语堂这个“民间人士”在《纽约时报》发声,其作用真是金不换。

第四,担当“国师”的角色,给蒋介石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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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自“九一八”以来,一直是主战派。他并不是不懂“中国有长程哲学,却没有短程炸弹”,但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精气神更为重要,战争的输赢并非完全由炸弹的数量来决定。因为没有炸弹,便使劲压制民族主义情绪,不如放开一搏,用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只要战争打成僵局,中国就实际上赢了。”但这需要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敢于“坚壁清野”,才能耗得住。当然,外援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第五,担任中美文化使者的角色,给中美两国老百姓做信使。

1938年10月4日,胡适到华盛顿就任中国驻美大使

林语堂还在重庆时,便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快报,揭露日机轰炸的残忍。林语堂说,这些轰炸显示“日本人竭尽全力要摧毁中国人的财产、让中国人胆寒”——他们达到了前一个目的,但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星期二上午,轰炸后的浓烟未消,林语堂上街逛了一逛,看到有商铺已经在街上摆出瓷器在卖。林语堂写道:“这儿摆的不是中国的瓷器,而是中国人的胆量。”他确信:“战争一定会赢,靠的就是这种中国胆。”

一、战时记者

1939年胡适给妻子江冬秀的信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

为了争取美国舆论,林语堂经常以“读者来信”的方式《纽约时报》写信,比如就美国不断给日本输送原油一事便写过好几次,以表抗议。珍珠港事件前夕,美日之间曾有秘密高层会谈,美国倒向日本并非不可能。林语堂为此大声疾呼。林语堂及时向《纽约时报》写信,以“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他现在是远东最重要的个体”的身份,阐述“中国的民间意见”。林语堂警告,日本此时的谈判只可能是策略性的,任何出卖行为都会遭到四万万中国人的唾弃,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牺牲。华盛顿的外交家最好清楚了解这一中国民间立场,除非日本完全撤出中国,一切方案都会无效。

“七七事变”后不久,全球媒体聚焦中国战事。8月《生活的艺术》完稿,林语堂到古巴度假,《纽约时报》发电报追来约稿请他谈谈中国时局。《纽时》的意思是要这位“中国的哲学家”谈谈中国人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哲理坦然接受被征服的事实,或许将来再在“文化上”做功夫。林语堂和《纽时》反复来回电报,最后一口拒绝,坚称这次中国人会战,哪怕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堵敌人的枪口。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人民的士气、蒋介石的领导,以及打持久战中国拥有辽阔疆土的优势。在此际,中国有林语堂这个“民间人士”在《纽约时报》发声,其作用真是金不换。

纵观胡适一生,不管在家国存亡的大是大非上,还是学术之争的小纷小扰处,他的处世始终遵循“无为而治”、“无用之用有大用”
哲学。用他的话讲,就是轻易不要动“正义的火气”,他认为“‘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所以,人世间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在战时外交上,胡适也恪守这一行为准则。

1941年11月25日,美国书籍销售商协会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纽约阿斯特酒店举办“读书与作者”午宴,林语堂应邀作演讲。林语堂在演说中说,他感到很“困惑”,中国的抗战究竟是不是为民主或民主国家而战,“因为此时民主国家都还没决定到底要不要战”。林语堂告诫,日本人说的话、日本天皇签的字和希特勒说的话和签的字一样可靠,美国必须准备好和日本开战。“林语堂明确表示,美国已处于和日本交战前夜,他敦促美国人不要再三心二意,而是要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

林语堂自“九一八”以来,一直是主战派。他并不是不懂“中国有长程哲学,却没有短程炸弹”,但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精气神更为重要,战争的输赢并非完全由炸弹的数量来决定。因为没有炸弹,便使劲压制民族主义情绪,不如放开一搏,用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只要战争打成僵局,中国就实际上赢了。”但这需要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敢于“坚壁清野”,才能耗得住。当然,外援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迫于局势,1940年,蒋介石派宋子文作为个人特使赴华盛顿。这一信号,也表明了蒋政府对胡适外交的不满。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林语堂受邀到亨利·卢斯夫妇家参加午宴。卢斯当然一向支持中华民国。卢斯的传记作者斯旺博格这样描述当天午宴时宾客听到这一突发新闻时的情景:

林语堂还在重庆时,便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快报,揭露日机轰炸的残忍。林语堂说,这些轰炸显示“日本人竭尽全力要摧毁中国人的财产、让中国人胆寒”——他们达到了前一个目的,但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星期二上午,轰炸后的浓烟未消,林语堂上街逛了一逛,看到有商铺已经在街上摆出瓷器在卖。林语堂写道:“这儿摆的不是中国的瓷器,而是中国人的胆量。”他确信:“战争一定会赢,靠的就是这种中国胆。”

胡适1940年7月22日写信给王世杰:“若不做大使,决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理由一是舍不得北大,要回去教书。二要保存自由独立的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大官,三大使是战时征调,不敢辞避。而中研院院长不是战时征调。”

参加家宴聚会的包括希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哈特、林语堂博士、考尔斯、凯斯和《生活》杂志的桑代克。下午两点半,主人和二十二位嘉宾各就各位,午宴开始。卢斯家有个家规,吃饭时不接任何电话。然而,吃甜点时,有个电话打进来,管家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把信息写在纸上,放在小盘里递给餐桌上坐着的卢斯夫人。她看了一眼,随即用汤匙敲了敲玻璃杯。

为了争取美国舆论,林语堂经常以“读者来信”的方式《纽约时报》写信,比如就美国不断给日本输送原油一事便写过好几次,以表抗议。珍珠港事件前夕,美日之间曾有秘密高层会谈,美国倒向日本并非不可能。林语堂为此大声疾呼。林语堂及时向《纽约时报》写信,以“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他现在是远东最重要的个体”的身份,阐述“中国的民间意见”。林语堂警告,日本此时的谈判只可能是策略性的,任何出卖行为都会遭到四万万中国人的唾弃,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牺牲。华盛顿的外交家最好清楚了解这一中国民间立场,除非日本完全撤出中国,一切方案都会无效。

秉承着“国家之上犹有人类在”的理念,胡适始终把个体人权放在第一位,出任大使,只是战时征调,国家有难面前,不敢辞避。他从内心深处并不想当官,此番“见义勇为”的豪迈之举,无外乎尽公民甚至是知识分子应尽之责任。

“所有孤立主义者和姑息者,请听着,”她说,“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

1941年11月25日,美国书籍销售商协会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纽约阿斯特酒店举办“读书与作者”午宴,林语堂应邀作演讲。林语堂在演说中说,他感到很“困惑”,中国的抗战究竟是不是为民主或民主国家而战,“因为此时民主国家都还没决定到底要不要战”。林语堂告诫,日本人说的话、日本天皇签的字和希特勒说的话和签的字一样可靠,美国必须准备好和日本开战。“林语堂明确表示,美国已处于和日本交战前夜,他敦促美国人不要再三心二意,而是要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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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一片骚动,惊讶,大家都抢着去听电台、打电话,想获取更多细节。宾客中只有一人神情镇定,一动没动。林语堂先致歉—他得把甜点吃完了,然后说:“瞧,这种事早就注定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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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17日,被舆论内外夹击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年之内,跑了不少的路,做了不少的演说,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读书的机会很少……我的主张仍然不变,简单来说,仍是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我们所能做的,不过如此。至于政策,则此邦领袖早已决定,不过待时演变,待时逐步展开而已。今年美国种种对我援助,多是这程序的展开,我丝毫无功可言。”

二、“中国哲学家”

林语堂1941年在纽约“读书与作者”午宴上发言。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胡适的主张,就是力图站在民族的立场,尽量补偏救弊。仅此而已。基于这个朴素的出发点,他不想凸显成绩、邀功行赏,或赢得美誉。

林语堂在美国以“中国哲学家”的形象为美国中产阶级读者阐释“中国智慧”而家喻户晓。抗战全面爆发后,林语堂利用这一文化资本,竭力阐述一个“现代的中国”,以纠正《纽约时报》那种中国人只会“哲学地”接受日本统治的观念。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林语堂受邀到亨利·卢斯夫妇家参加午宴。卢斯当然一向支持中华民国。卢斯的传记作者斯旺博格这样描述当天午宴时宾客听到这一突发新闻时的情景:

此时的林语堂,在美国出版连续两部作品《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大获成功,家喻户晓。国内的局势也牵动他的心,他开始创作战时小说《京华烟云》。1940年回国时,在重庆见到蒋介石,基于爱国情怀,他开始进言献策。此时与他四年前自我标榜的“两派都不参与,感觉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吹口哨”又发生了变化。

《吾国吾民》1939年再版时,林语堂写了一篇长文——《新中国的诞生》,作为该书第十章,庄台公司还同时发行单行本。该文一开始便提出核心问题:“我们古老的文化能够拯救我们吗?”林语堂的回答非常干脆:不行,“只有现代化会救中国。”“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走向现代。‘现代性’不请自来,”林语堂如此解释抗战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参加家宴聚会的包括希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哈特、林语堂博士、考尔斯、凯斯和《生活》杂志的桑代克。下午两点半,主人和二十二位嘉宾各就各位,午宴开始。卢斯家有个家规,吃饭时不接任何电话。然而,吃甜点时,有个电话打进来,管家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把信息写在纸上,放在小盘里递给餐桌上坐着的卢斯夫人。她看了一眼,随即用汤匙敲了敲玻璃杯。

1941年7月19日,胡适同化工实业家范旭东谈抗战前途,说一是和比战难百倍,二是苦撑待变。胡适日记中说,“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到于我有利之时。”这同样延续了他不动“正义的火气”的理念。范旭东归国后赠胡适象牙图章,“苦撑待变”,这在后世成为美谈。

林语堂特别强调,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文明”,而是一个民族/国家,爱国主义情感高涨。

“所有孤立主义者和姑息者,请听着,”她说,“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

珍珠港事变后,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请他转告蒋政府,美对日宣战。随后,国民政府也正式对日宣战。胡适后来对罗家伦说,“这时候我觉得大事已定,心里一块石头才放下去”。
“苦撑”迎来了美中联盟共同抗日。那一晚,他睡了一个安稳觉。

日本的武器弹药、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中国,但日本要征服的是一个现代的、具有强大的民族认同感的中国。日本政客扬言要用坦克摆平反日情绪,林语堂讥讽道: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想用武力来扫除某种情感。

现场一片骚动,惊讶,大家都抢着去听电台、打电话,想获取更多细节。宾客中只有一人神情镇定,一动没动。林语堂先致歉—他得把甜点吃完了,然后说:“瞧,这种事早就注定的啦。”二、“中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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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显中国老百姓在抗战中的爱国精神,林语堂还特别指出中国抗战中“最振奋人心的场景”——战时大合唱。

林语堂在美国以“中国哲学家”的形象为美国中产阶级读者阐释“中国智慧”而家喻户晓。抗战全面爆发后,林语堂利用这一文化资本,竭力阐述一个“现代的中国”,以纠正《纽约时报》那种中国人只会“哲学地”接受日本统治的观念。

胡适与罗斯福

当时最为流行的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作曲,田汉填词,林语堂把它译成了英文。当然,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歌。

《吾国吾民》1939年再版时,林语堂写了一篇长文——《新中国的诞生》,作为该书第十章,庄台公司还同时发行单行本。该文一开始便提出核心问题:“我们古老的文化能够拯救我们吗?”林语堂的回答非常干脆:不行,“只有现代化会救中国。”“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走向现代。‘现代性’不请自来,”林语堂如此解释抗战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与此同时,林语堂对胡适和宋子文在美国搞的中国外交非常不满。他直接上书蒋介石,谈论“革命外交”,认为“需要抗议时就必须抗议”,外交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只有当你够资格做敌人时,你才有资格被当成朋友”。蒋读信后希望他继续“指教”。

要把“文化中国”和“战时中国”两个迥异的形象相结合,并不是件易事。林语堂的策略之一便是用中国文化和人民的温良恭俭、可亲可爱来衬托日本军队的残酷和野蛮。于是,他创作了两部史诗式的抗战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用艺术的形式,从文化的角度,为中国抗战摇旗呐喊。

林语堂特别强调,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文明”,而是一个民族/国家,爱国主义情感高涨。

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派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派熊式辉率军事代表团赴美。“代表团自1942年春天开始在美国呆了九个月,基本上无所事事。林语堂对中国的外交努力非常失望。他给《纽约时报》写信抗议‘中国已被出卖’。(钱锁桥《林语堂传》)”

《京华烟云》扉页写道:“本小说写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谨此献给英勇的中国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子孙后代的自由,而战。”但小说并不是直接描述战争本身,而是着重描绘战争的现代历史背景。用长达八百多页巨幅勾勒出现代中国的图画,强调新旧文化的现代转型,以调和多姿多彩的中国生活方式和血腥的战争场面之间的紧张。

日本的武器弹药、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中国,但日本要征服的是一个现代的、具有强大的民族认同感的中国。日本政客扬言要用坦克摆平反日情绪,林语堂讥讽道: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想用武力来扫除某种情感。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魏道明继任。

小说一共有三十多位女性人物,从传统型到现代型,或介于两者之间,从激进叛逆的黛云到古典优雅的曼娘。曼娘是传统女性的典范,一生恪守旧的礼俗,但小说的情节安排赋予曼娘一个关键作用——由她来决定中国该不该进行抗战:

为了突显中国老百姓在抗战中的爱国精神,林语堂还特别指出中国抗战中“最振奋人心的场景”——战时大合唱。

深感时不我待的林语堂迫切地与宋子文、熊式辉、魏道明多次叙谈,他提出要摆脱磕头外交,希望蒋介石要有强国领袖风范。

“你觉得中国应该和日本打吗?”木兰问道。

当时最为流行的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作曲,田汉填词,林语堂把它译成了英文。当然,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歌。

离任后的胡适继续在美国生活、写作、演讲。从1937年11月26至1946年6月5日8年零8个月中,胡适做了上百场讲座,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游说了很多政客,也阻止了日本与美国谋求和平的努力。

“如果像这样发展下去,还不如打一仗,”曼娘说。“怎么能让阿轩赤手空拳和鬼子打呢?”

要把“文化中国”和“战时中国”两个迥异的形象相结合,并不是件易事。林语堂的策略之一便是用中国文化和人民的温良恭俭、可亲可爱来衬托日本军队的残酷和野蛮。于是,他创作了两部史诗式的抗战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用艺术的形式,从文化的角度,为中国抗战摇旗呐喊。

尽管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包括林语堂在内多人对胡适的外交有所诟病,也有很多人给予了高的评价,高宗武就说他作为外交家,干不了外交家所干的事,但干了外交家不能干的所有事。

木兰记得她爸说过:“你问曼娘。如果曼娘说中国必须战,那中国就会胜。如果曼娘说中国不能打,那中国就会败。”

《京华烟云》扉页写道:“本小说写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谨此献给英勇的中国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子孙后代的自由,而战。”但小说并不是直接描述战争本身,而是着重描绘战争的现代历史背景。用长达八百多页巨幅勾勒出现代中国的图画,强调新旧文化的现代转型,以调和多姿多彩的中国生活方式和血腥的战争场面之间的紧张。

03

“你认为中国可以和日本一战?”木兰又问道,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慢。

小说一共有三十多位女性人物,从传统型到现代型,或介于两者之间,从激进叛逆的黛云到古典优雅的曼娘。曼娘是传统女性的典范,一生恪守旧的礼俗,但小说的情节安排赋予曼娘一个关键作用——由她来决定中国该不该进行抗战:

胡适回国后,政府希望他继续出任要职。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都必须去战。”

“你觉得中国应该和日本打吗?”木兰问道。

1947年2月22日,胡适写信给王世杰,“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理由无他,仍要是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但我不愿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好了,曼娘把话说了!

“如果像这样发展下去,还不如打一仗,”曼娘说。“怎么能让阿轩赤手空拳和鬼子打呢?”

独立、自由、容忍,贯穿了胡适的一生,没有改变。

抗战一打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而小说中曼娘的死正是这种牺牲的悲壮象征。

木兰记得她爸说过:“你问曼娘。如果曼娘说中国必须战,那中国就会胜。如果曼娘说中国不能打,那中国就会败。”

相比之下,林语堂站在民族主义角度,这个阶段更愿意做政府的“诤友”,甚至被老友赛珍珠夫妇认为,他的言行举止以及他的作品是做为“中国驻美大使给美国发放的政府传单”,这也因此导致到后来林语堂与赛珍珠夫妇二十年的友谊决裂。

另一部小说《风声鹤唳》,其文学历史价值在于:该部小说第一次纪录、揭露并谴责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孽。正如林语堂指出,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移”的原因并非战场上的恐怖(诸如空袭炸弹或枪林弹雨),而是由于日军攻占南京后那些丧尽天良的行为。

“你认为中国可以和日本一战?”木兰又问道,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慢。

另一方面,在对蒋夫人宋美龄的态度上,胡适与林语堂截然不同。

林语堂进而把日军的大屠杀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张献忠四川大屠杀相比拟。林语堂评介说,两者都极其疯狂、极其变态,不过有一点不同:张献忠“没有一边屠杀老百姓,一边还嚷着要建立‘新秩序’。他杀别人,也清楚知道自己会被别人杀掉”。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都必须去战。”

卢沟桥事变后,林语堂1940年在重庆见到蒋介石和宋美龄。从那时起,他开始与宋美龄保持几十年的英文通信和密切关系。

三、后殖民批评家

好了,曼娘把话说了!

1941年林语堂给宋美龄信,希望她同意访美,“可以想象,到时整个第五大道都会沸腾起来”。与此同时,他在另一封信提到重庆遭轰炸,对宋美龄说,“我们却有特权在和平中工作和睡觉,感到既内疚又无能为力。”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中国的抗战局面完全纳入世界大战格局。可是中国战场并没有受到重视。二战实际上也是二十世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缠斗,除了西家的法西、东家的普罗,还有“白人”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以丘吉尔为代表。林语堂称之为“现代病”,对此集中火力猛批,并希望战后东西方能够共建一个“新文明”。

抗战一打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而小说中曼娘的死正是这种牺牲的悲壮象征。

在林语堂1941年底完成的小说《风声鹤唳》中,里边有一段描写:日军飞机轰炸汉口以后,宋美龄“身穿一件蓝色短毛衣和一件黑色长衫,毛衣袖子卷得高高的”,出现在人群中,安慰遭轰炸的平民。“你看,蒋夫人亲自来看我们老百姓了”,一位农人乐呵呵地笑道。

此时,林语堂在国际舞台上为印度独立大声疾呼。

另一部小说《风声鹤唳》,其文学历史价值在于:该部小说第一次纪录、揭露并谴责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孽。正如林语堂指出,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移”的原因并非战场上的恐怖,而是由于日军攻占南京后那些丧尽天良的行为。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1943年3月2日的日记中记道:“听蒋夫人演说,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3月4日,他与蒋夫人见,“她一股虚骄之气,使我作恶心。”

如果印度人不能独立自由,他们为什么要为英殖民者卖命——难道是为了自己继续被殖民统治?林语堂指出,这场战争已经使殖民逻辑变得十分荒唐,他呼吁英国人“别再自欺欺人了”。

林语堂进而把日军的大屠杀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张献忠四川大屠杀相比拟。林语堂评介说,两者都极其疯狂、极其变态,不过有一点不同:张献忠“没有一边屠杀老百姓,一边还嚷着要建立‘新秩序’。他杀别人,也清楚知道自己会被别人杀掉”。

从这个时间段看,应是林语堂提到的后来宋美龄访美之行。

1942年8月6日,林语堂和众多名流参加于纽约市民会议厅举行的集会,引用美国历史说:“甘地是个傻瓜,因为他要争取的就是华盛顿为之奋斗的——为他的国家从英国获得自由和独立……对印度的不公就像以前英国对美国殖民地和爱尔兰殖民地的不公一模一样。现在美国人自由了,他们忘了没有获得自由的民族对自由有多么向往。印度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三、后殖民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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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公然宣称自己的种族歧视政策,但如果我们认为“只有纳粹才有种族优越感”,那也是一种幻觉。林语堂希望美国能够带头唤醒全世界,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摇旗呐喊,只有如此,“这场战争才会逐步转变成为道义和精神原则而战,‘种族优越感’也就迟早会消灭。”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中国的抗战局面完全纳入世界大战格局。可是中国战场并没有受到重视。二战实际上也是二十世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缠斗,除了西家的法西、东家的普罗,还有“白人”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以丘吉尔为代表。林语堂称之为“现代病”,对此集中火力猛批,并希望战后东西方能够共建一个“新文明”。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

1943年9月,林语堂被选为美国印度联盟名誉主席。林语堂给联盟主席辛格(J. J.
Singh)致信接受这一“非同寻常的荣誉”,并再次阐明其对印度的立场:

此时,林语堂在国际舞台上为印度独立大声疾呼。

1944年林语堂在中国巡游半年后回美国,他写信给宋美龄,倾诉美国人对重庆政府的偏见和不信任。他说,我希望写出一部得意之作,能彰显中国灵魂并阐释一个国家内在变化的过程。这部作品是《枕戈待旦》,但市场反响平平,没能起到轰动的效应。

我坚信,印度的自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因为印度的自由和世界的自由不可分割。这个世界不能一半自由一半被奴役。

如果印度人不能独立自由,他们为什么要为英殖民者卖命——难道是为了自己继续被殖民统治?林语堂指出,这场战争已经使殖民逻辑变得十分荒唐,他呼吁英国人“别再自欺欺人了”。

之后林语堂创作《朱门》,出版后寄赠宋美龄,信中还无话不说地提到他这些年一直在发明打印机,亏了一大笔钱,把自己积蓄都用上了。可见他们的交谊之深。

我知道印度有自己的民族问题和困难,就像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但我要每一个印度人都有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由。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的政治自由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这是何等的羞辱。这是你们要争取的首要权利——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如果你们得不到这个权利,其他权利对你们来说都是没意义的。我无条件支持印度的自由,我愿意向全世界宣告我的立场。

1942年8月6日,林语堂和众多名流参加于纽约市民会议厅举行的集会,引用美国历史说:“甘地是个傻瓜,因为他要争取的就是华盛顿为之奋斗的——为他的国家从英国获得自由和独立……对印度的不公就像以前英国对美国殖民地和爱尔兰殖民地的不公一模一样。现在美国人自由了,他们忘了没有获得自由的民族对自由有多么向往。印度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04

1942年美国圣诞季节书市推出林语堂选编的《中国印度之智慧》一书,大为畅销,一时出版社都没有纸张来印,因为战时美国有纸张限额。林语堂的“东方智慧”让当时美国变得“洛阳纸贵”了。

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公然宣称自己的种族歧视政策,但如果我们认为“只有纳粹才有种族优越感”,那也是一种幻觉。林语堂希望美国能够带头唤醒全世界,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摇旗呐喊,只有如此,“这场战争才会逐步转变成为道义和精神原则而战,‘种族优越感’也就迟早会消灭。”

在钱锁桥的《林语堂传》中,林语堂与宋美龄的友谊一直持续着。1966年他回台湾定居,台湾当局为他特别建造了一幢中西建筑风格的别墅,别墅落成后,林语堂邀请宋美龄蒋介石到舍饮茶并拍了很多照片张挂在墙上,如今该别墅已做为林语堂故居对外开放。

林语堂自己却认为《啼笑皆非》乃其最重要的作品。该书尝试让东方智慧作为资源,对战时政治以及由“科学唯物主义”(特别是所谓的“地缘政治学”)统领的西方文化现代性展开批评。

1943年9月,林语堂被选为美国印度联盟名誉主席。林语堂给联盟主席辛格致信接受这一“非同寻常的荣誉”,并再次阐明其对印度的立场:

而在林语堂回台前四年的1962年,胡适在“中央研究院”主持会议后去世。送别场面感人,罗家伦在日记中记道,“沿途学生、青年与一般民众肃立两旁,……不只五六万人。商人、工人均停止工作,肃立致祭或敬礼。”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兴起,白人征服了全世界,那是“因为白人有枪,亚洲人没有”。丘吉尔可以不让印度独立,但丘吉尔摆脱不了报应。假如西方精英和决策者拒绝承认这种历史潮流,那么,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他们就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播种,那将是一场恐怖的、白人对全世界有色人种的大战。

我坚信,印度的自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因为印度的自由和世界的自由不可分割。这个世界不能一半自由一半被奴役。

从与蒋介石宋美龄的私交上,胡适和林语堂各不相同。钱锁桥先生在书中写道,“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被认为必须远离权力,向权力说不”,相比之下胡适显得更泾渭分明,洁身自好。

当今世界急需一种和平哲学,可是在二十世纪文化中是找不到的——林语堂称之为“道德上的恶性肿瘤”。“所有导致战争的根源——权力平衡术、强权逻辑、贸易、种族歧视——一个不少,原封不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把人理解为经济人。和平的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无法思考和平的问题,就是起源于这种经济至上思维模式。

我知道印度有自己的民族问题和困难,就像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但我要每一个印度人都有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由。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的政治自由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这是何等的羞辱。这是你们要争取的首要权利——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如果你们得不到这个权利,其他权利对你们来说都是没意义的。我无条件支持印度的自由,我愿意向全世界宣告我的立场。

胡适年长林语堂4岁,1917年胡适留美回国,林语堂在清华参与了欢迎的活动。通过给《新青年》投稿,林语堂得到胡适的注意和赏识。1919年林语堂获政府半奖学金资助赴美留学,胡适为他争取学成回北大任教,这样他可得北大部分留学资费。林语堂留学期间太太做手术时胡适曾自掏腰包300美元接济,这令林语堂十分感动。

当今世界没人谈和平哲学,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话语只讲霸权和武力,美其名曰“地缘政治学”,林语堂称之为“伪科学”、“血腥地球学”。

1942年美国圣诞季节书市推出林语堂选编的《中国印度之智慧》一书,大为畅销,一时出版社都没有纸张来印,因为战时美国有纸张限额。林语堂的“东方智慧”让当时美国变得“洛阳纸贵”了。

晚年谈起,林语堂视胡适为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一辈子尊敬胡适。

“地缘政治学”正是纳粹的指导思想,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正是诠释德国地缘政治学大师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教授的理论。但豪斯霍弗尔其实并不是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这个“荣誉”要归英国人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林语堂惊讶地发现,在1942年,这个臭名昭著的纳粹意识形态居然是最受美国大学教授欢迎的理论,并通过他们深深影响美国公共舆论和政策。

林语堂自己却认为《啼笑皆非》乃其最重要的作品。该书尝试让东方智慧作为资源,对战时政治以及由“科学唯物主义”统领的西方文化现代性展开批评。

在钱锁桥先生看来,长期以来大家只看到林语堂作家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一面。拿胡适作参照,我们总看到舞台聚光灯下的胡适,战时出任驻美大使,扮演了“做官”的角色,并为此背负了骂名;却不知聚光灯外的阴影处,林语堂一直上书蒋介石并与宋美龄通信,关系更为密切。

林语堂称这种地缘政治学为“道德卖淫”,和纳粹意识形态如出一辙,对世界和平遗害无穷。针对地缘政治学赤裸裸地崇尚强权逻辑,林语堂请出老子给与反击。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兴起,白人征服了全世界,那是“因为白人有枪,亚洲人没有”。丘吉尔可以不让印度独立,但丘吉尔摆脱不了报应。假如西方精英和决策者拒绝承认这种历史潮流,那么,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他们就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播种,那将是一场恐怖的、白人对全世界有色人种的大战。

在国民政府外交路线上,林语堂与胡适的态度截然不同,做法也大为迥异。从这个层面上看,重审林语堂在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中的地位与意义,对梳理历史脉络及还原真相,也显得愈发需要了。

《中国印度之智慧》“中国智慧”部分有一长篇“引言”,以一段诗文结尾,对弗洛伊德主义竭尽讽刺挖苦,并呼吁东西文明相会共建新文明:

当今世界急需一种和平哲学,可是在二十世纪文化中是找不到的——林语堂称之为“道德上的恶性肿瘤”。“所有导致战争的根源——权力平衡术、强权逻辑、贸易、种族歧视——一个不少,原封不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把人理解为经济人。和平的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无法思考和平的问题,就是起源于这种经济至上思维模式。

我们的心灵和身体

当今世界没人谈和平哲学,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话语只讲霸权和武力,美其名曰“地缘政治学”,林语堂称之为“伪科学”、“血腥地球学”。

再也没有隐私;这帮精神历史的学者

“地缘政治学”正是纳粹的指导思想,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正是诠释德国地缘政治学大师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的理论。但豪斯霍弗尔其实并不是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这个“荣誉”要归英国人麦金德。林语堂惊讶地发现,在1942年,这个臭名昭着的纳粹意识形态居然是最受美国大学教授欢迎的理论,并通过他们深深影响美国公共舆论和政策。

撕掉了我们身上的遮羞布,戳破所有神秘,

林语堂称这种地缘政治学为“道德卖淫”,和纳粹意识形态如出一辙,对世界和平遗害无穷。针对地缘政治学赤裸裸地崇尚强权逻辑,林语堂请出老子给与反击。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把我们赤裸裸、战战兢兢的灵魂丢进灶房间,

《中国印度之智慧》“中国智慧”部分有一长篇“引言”,以一段诗文结尾,对弗洛伊德主义竭尽讽刺挖苦,并呼吁东西文明相会共建新文明:

把厕所变成了公共画廊;

再也没有隐私;这帮精神历史的学者

他们让爱情祛魅、让浪漫之酒变酸,

撕掉了我们身上的遮羞布,戳破所有神秘,

拔掉傲骨的羽毛,让其在光天化日下赤裸

把我们赤裸裸、战战兢兢的灵魂丢进灶房间,

人类神圣的内在心灵,被抛出神殿,

把厕所变成了公共画廊;

代之以臭烘烘的利比多。

他们让爱情祛魅、让浪漫之酒变酸,

人性的概念被颠覆、被糟蹋。屁股

拔掉傲骨的羽毛,让其在光天化日下赤裸

从人体中打掉,支架不住;

人类神圣的内在心灵,被抛出神殿,

必定得垮。现代知识已经支离破碎,在其废墟上

代之以臭烘烘的利比多。

一个新世界必须重建,必须由东西方共建。

人性的概念被颠覆、被糟蹋。屁股

四、“国师”

从人体中打掉,支架不住;

林语堂第一次回国后和蒋介石、宋美龄建立了个人关系,有信件显示,林语堂是最早策划宋美龄访美的。他曾写信敦促宋美龄接受访美邀请。

必定得垮。现代知识已经支离破碎,在其废墟上

美国参战后,整个策略是欧洲优先(先救英国),蒋介石派了熊式辉将军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美参与同盟国的战略策划,结果被冷落,基本无所事事。林语堂在美国作为中国的民间发言人发声,但对国民政府当时的外交非常不满,而时任驻美大使是胡适。林语堂在给华尔西的一封信中发泄自己的不满:

一个新世界必须重建,必须由东西方共建。

……就是整个曹锟时代北京政府的心理在作怪。宋子文在中国谁都不怕得罪,可是在美国那样谨小慎微,生怕得罪美国政府,哪里敢把中国当成平等的同盟国,只顾着到处磕头,只是搞定了三十架飞机(还是明年才能交货),那个千恩万谢啊。我们的外交家在这里慷慨儒雅,而我们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坐在这儿唱高调儿。我每次和人讲起这事,往往一下就火冒三丈,控制不住,甚至当着夏(××)的面也大发雷霆。美国在许可证制度下每月给日本输出成千上万吨原油,却忽视中国,到底是谁的责任?为什么中国会被遗忘?胡适敢抗议吗?如果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被殖民的人,那也不要怪别人把你当成殖民地的人,这些人就是被阉割了的殖民地人,都有白人情结。要是中国人自己不能摆脱这种心理,不以平等者自居,那有谁会平等待你呢?和人民太脱节了,就是这些人的糟糕之处……

四、“国师”

我知道我在这个星期天《纽约时报》上写的区区小文已经要得罪胡适了,可我管得了这么多?我相信,你和赛珍珠可以做点功夫,比中国人自己做效果要好多了。我们可以做个游戏,你去试试,让胡适或宋子文做个公开呼吁,给中国多要几架飞机。你还不把他们吓死。

林语堂第一次回国后和蒋介石、宋美龄建立了个人关系,有信件显示,林语堂是最早策划宋美龄访美的。他曾写信敦促宋美龄接受访美邀请。

于是林语堂直接给蒋介石上书,第一次上书后得到蒋的鼓励,“请多指教”,于是他又写了几次,主旨就是要摆脱被殖民心理,进行“革命外交”,扮演了“国师”的角色。比如,林语堂“指教”道:外交就是“布迷阵之道”,宋子文要访美,他应该先路经莫斯科转一下,即使他在苏联什么事也没有。

美国参战后,整个策略是欧洲优先,蒋介石派了熊式辉将军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美参与同盟国的战略策划,结果被冷落,基本无所事事。林语堂在美国作为中国的民间发言人发声,但对国民政府当时的外交非常不满,而时任驻美大使是胡适。林语堂在给华尔西的一封信中发泄自己的不满:

五、文化使者

……就是整个曹锟时代北京政府的心理在作怪。宋子文在中国谁都不怕得罪,可是在美国那样谨小慎微,生怕得罪美国政府,哪里敢把中国当成平等的同盟国,只顾着到处磕头,只是搞定了三十架飞机,那个千恩万谢啊。我们的外交家在这里慷慨儒雅,而我们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坐在这儿唱高调儿。我每次和人讲起这事,往往一下就火冒三丈,控制不住,甚至当着夏的面也大发雷霆。美国在许可证制度下每月给日本输出成千上万吨原油,却忽视中国,到底是谁的责任?为什么中国会被遗忘?胡适敢抗议吗?如果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被殖民的人,那也不要怪别人把你当成殖民地的人,这些人就是被阉割了的殖民地人,都有白人情结。要是中国人自己不能摆脱这种心理,不以平等者自居,那有谁会平等待你呢?和人民太脱节了,就是这些人的糟糕之处……

林语堂在美国不是高谈阔论中国哲学、儒家智慧,而是真正扮演文化使者的角色。这里举两个例子。

我知道我在这个星期天《纽约时报》上写的区区小文已经要得罪胡适了,可我管得了这么多?我相信,你和赛珍珠可以做点功夫,比中国人自己做效果要好多了。我们可以做个游戏,你去试试,让胡适或宋子文做个公开呼吁,给中国多要几架飞机。你还不把他们吓死。

1941年1月20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第三届任期宣誓就职,国家广播公司(NBC)为此做了一个特别节目“全国万众一心”,邀请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几位国际知名人士共同探讨。面对千千万万美国听众,林语堂如此说:“今天我们庆祝美国的民主盛典,我能想到的最恰当的颂词是:孔子两千五百年前梦想的民主与社会公义正在今天的美国逐步实现,一个和平、自由、人人享有公平正义的梦想。”

于是林语堂直接给蒋介石上书,第一次上书后得到蒋的鼓励,“请多指教”,于是他又写了几次,主旨就是要摆脱被殖民心理,进行“革命外交”,扮演了“国师”的角色。比如,林语堂“指教”道:外交就是“布迷阵之道”,宋子文要访美,他应该先路经莫斯科转一下,即使他在苏联什么事也没有。

1943年9月22日,林语堂离开美国第二次回到战时中国,走之前,他上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做节目,向听众说再见,并同时盛邀美国听众以个人名义给中国人写信,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由林语堂把这些信亲自带到中国。林语堂的呼吁得到美国听众热烈的响应,他收到很多来信,最后带了六百封到中国。以下挑选几封信的段落,以见证中美关系史上罕见的“民间亲善交流”。

五、文化使者

马里昂·阿尔特曼(Marion Altman):

林语堂在美国不是高谈阔论中国哲学、儒家智慧,而是真正扮演文化使者的角色。这里举两个例子。

……我们只能希望这个多灾多难的阶段马上就会结束,我们可以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发现对方。我们时刻心系你的同胞。我们也会力尽所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请转告他们……

1941年1月20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第三届任期宣誓就职,国家广播公司为此做了一个特别节目“全国万众一心”,邀请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几位国际知名人士共同探讨。面对千千万万美国听众,林语堂如此说:“今天我们庆祝美国的民主盛典,我能想到的最恰当的颂词是:孔子两千五百年前梦想的民主与社会公义正在今天的美国逐步实现,一个和平、自由、人人享有公平正义的梦想。”

约瑟夫·古德伯格(Joseph Goldberg):

1943年9月22日,林语堂离开美国第二次回到战时中国,走之前,他上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做节目,向听众说再见,并同时盛邀美国听众以个人名义给中国人写信,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由林语堂把这些信亲自带到中国。林语堂的呼吁得到美国听众热烈的响应,他收到很多来信,最后带了六百封到中国。以下挑选几封信的段落,以见证中美关系史上罕见的“民间亲善交流”。

……你回到你的祖国后,请告诉你的同胞:北美人民和他们心连心、肩并肩。中国应该做的(等他们能做的时候)是:派一些学者过来,在我们的学校、大学和公共机构给我们讲解中国文化,多给我们讲一些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只能希望这个多灾多难的阶段马上就会结束,我们可以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发现对方。我们时刻心系你的同胞。我们也会力尽所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请转告他们……

约翰·莱利 (John H. Riley):

……你回到你的祖国后,请告诉你的同胞:北美人民和他们心连心、肩并肩。中国应该做的是:派一些学者过来,在我们的学校、大学和公共机构给我们讲解中国文化,多给我们讲一些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请把我的名字也写上。等你回到中国后,请去看一下我的儿子,他叫弗朗西斯·莱利(Francis
X.
Riley),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尉。你告诉他他老爸说的:给我狠狠地打日本鬼子,要他们加倍偿还他们给中国人造成的痛苦。我儿子现在在中国帮助你们的宏伟大业。

请把我的名字也写上。等你回到中国后,请去看一下我的儿子,他叫弗朗西斯·莱利,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尉。你告诉他他老爸说的:给我狠狠地打日本鬼子,要他们加倍偿还他们给中国人造成的痛苦。我儿子现在在中国帮助你们的宏伟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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