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鲁迅中医批判策略的形成与演变

一 “鲁迅并不反对中医”

二十五、《皇汉医学丛书》系列

问:孙中山真的看不起中医,死活不肯用中药吗?
一些文章披露孙中山轻视中医,生病不用中药,真是这样吗?

2008年3月,周海婴接受采访时说:“我父亲并不反对中医,反对的只是庸医。”同年5月,《知识就是力量》刊载了周海婴的口述文章《鲁迅并不反对中医》,文中说:“我父亲对于我祖父的病,对于中医药的看法,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他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
1 为取信读者,周海婴还谈了自家使用中医的故事。

《皇汉医学丛书》共70本,是一套日本中医药学者的著作丛书,于1936年由香港陈存仁先生编撰刊行,共73种,分为14类。计总类8种,包括《内》、《难》等医经注释及考证、传略、目录等著作;内科学19种,主要为《伤寒》、《金匮》、《温病》等典籍文献的研究注解;外科学1种;女科学3种;儿科学3种;眼科学1种;花柳科学1种;针灸学4种;治疗学1种;诊断学1种;方剂学10种,包括名方、验方、家藏方、方剂词典、古方分量考等内容;医案医话类11种;药物学7种;论文集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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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的观点同幼年经历有关,但主要还是受了许广平的影响。许广平曾两次谈到鲁迅与中医的关系。一次是1946年7月1日发表于《文艺复兴》的《追忆萧红》,文中谈到自己患“白带”,医院治疗两月无效,偷偷服用白凤丸,效果却很好,后来鲁迅知道了白凤丸的奇效,不仅“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而且将经验告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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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6世纪起,在这漫长的医学发展中,中国医学随着文化输出传至日本,日本的医学家们对中国医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到明治维新时期,长达一千二百多年,日本医学在系统学习和吸收中医学体系与方法中,不惜花极大的精力去研究揣摩,使其学术水平达到很高境界。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临床应用方面,都展现出了极为深厚的功底和高深的造诣。并在医学思想与方法上直追中国历代医家。体现在文献方面,《皇汉医学丛书》所收集的著作应当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近代名人,如鲁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郭沫若、梁漱溟、傅斯年等等,多数看不起中医,这是一个事实,根本无需遮掩。

一次是1956年10月发表于《新港》杂志的《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文中谈到上海时期,鲁迅与周建人常闲谈,鲁迅对《本草纲目》《验方新编》称赞有加,不仅“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鲁迅自己的疝病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在见识了白凤丸的效果后,鲁迅不仅“很热心的向熟识的朋友介绍”,“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许广平还说鲁迅很佩服一种“草头郎中”,“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文章还写到鲁迅的“惋惜”:

《皇汉医学丛书》是日本古方派的代表性著作。在这72种书中,很多著作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即便在我国中医学术界,它们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丹波元简、丹波元坚的《素问识》、《素问绍识》,对《黄帝内经素问》的注释与考证很有独到之处,为医经学家们所青睐;丹波元胤的《医籍考》至今仍是中医文献的主要参考工具书之一;他们父子的《伤寒论辑义》、《伤寒论述义》、《金匮玉函要略辑义》、《金匮玉函要略述义》、《伤寒广要》,山田宗俊的《伤寒论集成》等,在仲景学说研究中,一直是重要的参考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吉益为则等的《药征》、《药征续编》论述了中药的临床应用体会,既反映了日本医学家们对中药的深入钻研,也对中国本草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长尾藻城等的《先哲医话集》、《藤氏医谈》、《医断》、《医余》、《丛桂偶记》等医论医话类著作,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医家对中国医学的深入理解。在其他很多医学领域中,如温病、产科、儿科、针灸、方剂、医案等,都拥有很多较高学术造诣的专著。然而,由于这一套丛书卷帙浩繁,成套刊行至为不易,除1936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初刊后,直至1993年才再经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重刊。因而,全套丛书市面很少,读者要一睹丛书全貌极为艰难。虽然其中一部分著作曾经单本刊行,并为学术界所推重,但对于了解和认识日本在漫长历史时期古方派的发展,及其学术风格和特点,显然还不足以窥及全豹。

总结起来,他们的大体意见,在于说,中医骨子里就是门伪科学,绝非真正的现代医学,开方治病总故弄玄虚,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术,治疗效果也差。
近代以来中国名人,发誓死都决不看中医的,绝不在少数。

但是这些医药,因为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或者因为年久失传因而湮没无闻,对这一点他曾深表惋惜,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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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汉医学丛书》七十三种二百七十九卷、附五种五卷
民国·陈存仁编辑。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12一版,据1936年世界书局铅印本校勘翻印,全套十四册。

像梁启超,被割错了肾,快死了,还不忘带病撰文,为西医叫好;鲁迅是对中医有“切肤之痛”,宁请日本医生,都拒绝请来“上海滩郎中”探探;郭沫若晚年叮嘱家人,即便生命弥留了,也不要让中医生上门,理由是若如此便对不住他所受的教育。

周海婴和许广平的这些材料,似乎指向鲁迅晚年的中医观发生了转变,许广平解释这种转变,是因为晚年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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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许广平的材料和观点被后来研究者一再征引,尤其是中医界研究者,将之视为鲁迅中医立场转变的铁证,每当中西医论战回流之时,鲁迅往往首当其冲。研究鲁迅的中医观,首先要辨析周海婴、许广平的观点。

素问识八卷、首一卷 日本 丹波元简撰

傅斯年1934年写《所谓国医》一文,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废中医论”。那个时代的人们,特别是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认识就是如此,真没必要曲为之解,更没必要动辄给人盖帽子,说什么反中医=不爱国云云。

鲁迅的中医观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问题”,这与中医的社会境遇,尤其是政治境遇密切相关。民国时期,中医遭到新文化阵营的激烈批判,鲁迅无疑最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逐渐取得政治合法性,鲁迅的立场就面临合法性危机。

素问绍识四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1949年10月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毛泽东、朱德就指示“团结全国的中医” 5
,要求一方面中医进修西医知识,另一方面西医研究中医经验。然而卫生行政部门和西医界并没有领会政策实质,只单方面推进中医学西医,中医必须通过西医基础学科培训才能登记合格。单方面的“中医科学化”,甚至同民国时期废除中医的主张不谋而合。1952年1月26日,周作人在《亦报》上发表《中医科学化》,对卫生部组织中医学会的“首要任务是促进中医科学化”,进而争取中医的方针“非常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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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长期关注并以实际行动介入中西医论战的重要人物,周作人显然很大程度地偏离了团结中医的政策,不过这种“偏离”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领导部门和医学界的普遍现象。

难经疏证二卷 日本 丹波元胤 撰

在这样一批人士中,就有“国父”孙中山的身影。如果说有什么特殊,孙文的特殊在于,对于中医的态度,他只是还说不上“反”,而是轻视与不信。

1954年,这种“偏离”受到全面批判。6月,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解放后旧文艺受到扶助,中医却没有,主要责任是卫生行政部门有宗派主义,中西医未团结好,主要责任在西医,毛泽东指责这种宗派主义是一种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心理。
7 10月《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文章《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文中说:

医事启源一卷 日本 今村亮 撰

孙文一辈子轻视中医,死活不肯用中药,这也是一个事实,无需讳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这是流传广远的一句名言,是他在临终前的1925年1月24日,会见名中医葛廉夫时说的,对中医的不信任感可谓一以贯之。

党一贯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可是几年以来,卫生行政领导部门一直没有认真执行党和人民政府的这一政策……甚至往往违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中医采取轻视、歧视和排斥的态度,采取种种限制的办法,这就打击了中医的工作积极性,助长了卫生工作干部和西医轻视中医中药的错误心理……其他有关的工作部门和社会舆论方面对中医也重视不够,关心不够。这些错误必须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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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千字文一卷 日本 惟宗时俊 撰

和鲁迅、郭沫若等人一样,孙中山本身就西医出身,更曾在澳门与广州行医,是弃医搞革命的,对中医有偏见,是人之常情,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是理所当然。据一些回忆录,他平时有病,都是自己解决,身体状况又还可以,极少住院,更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在生命无望前曾服用过中医。他自己的说法,是“我平生未服过中药”。

社论指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的必要性是无庸置疑的。” 9
之后,“中医学习西医”一变为“西医学习中医”。1955年《光明日报》社论文章《积极地推动西医学习中医》就说:“自从开展批判轻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以来,各级卫生部门及医药卫生工作人员对待中医和接受祖国医学遗产的态度,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10
这场中医观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广平自然首当其冲。

证治摘要二卷 日本 中川成章 编

1990年,《王世杰日记》出版,前些年曾草草翻阅。里面的材料,也清楚地表明,说“孙中山宁死不看中医”的说法,虽有纰漏,但并非完全不经。王世杰是国民党高官,亲历过那时的风云岁月,1964年的11月1日那页,是清楚地记录说,孙中山其人,最“难为他人所企及的优点”,就是“信仰坚定”。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同志会见时发表讲话,这次讲话围绕音乐和艺术,却多次谈及医学问题,并直接批评鲁迅:

皇汉名医传三卷 日本 浅田惟常 撰

而举的唯一例子,就是说孙文即便是临终前,都拒绝“孙夫人及李石曾”推荐的中医陆仲安——尽管王世杰记忆有误,孙文最终还是让陆看了病的,至于哪里微妙,容下在续说。

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11

附 杏林杂话一卷 日本 浅田惟常 撰


中医社会政治境遇的翻转,对许广平无疑是一种压力,而毛泽东的讲话,更定下了中医问题上评价鲁迅的基调。时隔仅一月,许广平就发表了《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文章有“关于京剧”和“关于中医中药”两部分,显然是对毛泽东的回应,虽然文中说是回答“读者的来信”:

中国医籍考八十卷 日本 丹波元胤 编

现在人意在为中医辩护,所以多说孙文并不看轻中医,甚至是很赞赏中医,举的唯一例子,就是孙中山病逝前,是请名中医陆仲安诊断并吃其药方的。

近几年来,我曾经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认为鲁迅对京剧、对中医中药都有过一些议论,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议论似乎都发生一些疑问,因此要求我加以说明和解释。12

中国医籍考八十卷 日本 丹波元胤 编

1925年,北上的孙中山,肝癌病发期间,曾请陆仲安看过,确实是事实。这段历史,当初的随侍人员邵元冲也留有日记并出版(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清楚表明,孙中山逝前,陆仲安曾多次出现,并开出药方。孙服用后,据说症状有稍好。

这篇文章发表在《新港》杂志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专号上,同期还有未发表的鲁迅书简多件,以及周作人、李霁野、马达等人的文章,足见其分量。不过许广平仍担心文章不能被更多读者看到,相同材料又以《鲁迅如何对待祖国文化遗产》为题,发表在10月8日上海《文汇报》上。许广平显然急切地要为鲁迅的中医观开脱。

附 皇汉医学书目一览一卷 民国 裘吉生 辑

但是这段证明,最大的问题在于,完全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背景情况:孙中山接触中医、服用中药之日,据他去世仅仅只有24天的时间了。是1925年1月26日协和医院的手术,表明他已经基本无治后,他本人及其家属、部属在“急病乱投医”、抱着反正都垂危了,不妨一试的情况下,才同意请名中医陆仲安等权且“死马当活马医”的。

比较1946年与1956年的材料,两者也有重要不同:前者只说到鲁迅对“中国的经验药品”打破了成见,后者却说鲁迅不仅向杂志写文章,介绍“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还赞扬用简单生草药治病的“草头郎中”,尤其为那些医药的湮没无闻而深表惋惜,“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前者只谈到鲁迅对中药意见有所改观,后者不仅包括中药,还有中医,且这中医既非“庸医”,亦非“儒医”,而是阶级成分很好的“草头郎中”,更重要的是,后文鲁迅的观念完全合乎共产党的中医政策,许广平说:

中国内科医鉴二卷 日本 大冢敬节 撰、汤本求真 阅

这个事实,《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下册也说说清清楚楚:当年2月18日,孙中山手术失败,时日无多,办理出院手续,迁至铁狮子胡同行馆:

如果说他“否定”了祖国医学遗产,是完全不合符事实的。他正是希望有人加以科学整理,来好好继承应用,像今天所做的,也是他所拥护期望的。13

伤寒之研究五卷 日本 中西惟忠 撰

“家属及好友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

从许广平的鲁迅“拥护期望”新的中医政策,到周海婴的鲁迅“并不反对中医”,其实一脉相承,这一过程中,鲁迅的中医观受到了遮蔽。

伤寒论纲要一卷 日本 橘春晖 撰

这就是说,孙文那时已经病入膏肓,身边人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死去,在“不惜采取任何方法”的前提下,才“冒险”起用中医方案的。孙文本人一开始也是拒绝的,还是委托胡适劝告,孙才勉强答应而已。

当然,许广平、周海婴提供的私人领域的材料,虽不足以支持二人的观点,却足以引起对鲁迅与中医关系复杂性的思考。许广平认为鲁迅对中医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这一点并没有错误,笔者后文将揭示这种转变,只是批判策略的调整,而非价值评价的改变。

伤寒广要十二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在后文中,笔者将分析鲁迅中医批判策略的形成与演变,论文分为两部,上篇剖析现“身”说法的策略困境,下篇分析1929年后,受到废医风潮与日本药学实践的双重影响,鲁迅中医批判策略转变为废医存药。

伤寒论辑义七卷 日本 丹波元简 撰

实际上,孙文病逝前20来天,不仅中医,任何“怪诞”的方法,只要听说有用,其实都不得已要试试。

二 现“身”说法的困境(上)

伤寒论述义五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从上述他这份年谱可知,病逝前后的孙文,明知西医也无力回天,已经是绝望状态。那时真的是有点乱来了,各种特殊离奇的治疗手段,什么西医、中医、精神治疗法都用上了,甚至还弄了一剂很江湖的“灵丹灵药”——“驱癌液”。

有学者研究鲁迅身体书写,用过“言语道断,身体出场”的说法14
,但批判中医时,鲁迅往往是“身体出场,言语道断”,即呈现身体病痛在先,继则托出批判中医的主题,形象地说,这是一种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

附 伤寒论述义补遗一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所以,孙文死前确实曾服用过中药,并不能推翻他一生不信任中医、轻视这个事实。最多也只能为他缓颊说,他只是不激烈“反对”而已。更何况,陆仲安这样的名中医,也并没挽救他的命,连延续一段时间的希望,实际上也没办到。

中医吃人,中药杀人,在鲁迅作品中比比皆是,鲁迅笔下中医就是一种疾病。如《父亲的病》和《〈呐喊〉自叙》写中医中药造成父亲的死亡,《忽然想到(一)》和《从胡须说到牙齿》写中医治疗鲁迅牙痛的种种荒谬,《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写孙中山濒危之际,拒服中药的革命形象,小说也不例外,《狂人日记》与《药》里,中医是吃人的中医,《明天》中宝儿病重,而中医何小仙加速其死亡,《弟兄》写传染病风波下,中医反加重两兄弟的不安。“身”虽不一,“法”则相同,即对于中医的全盘否定。

伤寒论集成十卷 日本 山田宗俊 撰

孙文是含恨而终的。他一辈子轻视中医,固然不能证明说中医没啥用,但是也得说,中医也确实对他没用。从这一点看,我们不该就此反对中医,可也无需为中医特意贴金。

现“身”说法的必要性在于,个人疾病往往局限于私人领域,只有展现到公共领域的身体,才属于反中医意义上的身体,也才能产生启蒙的作用。现“身”说法的策略具有极强的批判力,民国时期批判中医的人很多,论影响之大,却没人超过鲁迅,这与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密不可分。毛泽东将鲁迅反中医归于“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也仍是现“身”说法导出的结论。

伤寒用药研究二卷 日本 川越正淑 撰

确实如此。

但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却有自身的困境:一方面现“身”说法具有身体解放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现“身”说法却将身体与传统医学的关系视为禁忌。这种困境同科学主义一元论有关15
,表现在医学问题上,则是全盘否定中医药,并以西医(科学)置换中医(迷信)。这一过程中,人的身体自然首当其冲,现“身”说法的逻辑就是,私人领域必须以批判中医的面貌曝光于公共领域,否则便毋须身体出场,因而“身体出场”的同时,伴随着身体的遮蔽。

伤寒脉证式八卷 日本 川越正淑 撰

中医在近世以来,都是遭到批判的对象,尤其是脉象这些理论,在当时人看来,都是跳大神的行为。孙中山也不例外,他对中医亦是毫无好感。

鲁迅笔下,中医作为整体被否定,中医理论被等同于阴阳五行或“医者,意也”,中药经验则是以血肉为饵,奉行“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16
。鲁迅通过现“身”说法而呈现的身体遭遇,无不指向中医吃人,中药杀人。但中医真正造成身体与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写作策略)间的困境,是在中医客观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供利用,而中医本身又被整体否定的时候,这些可供利用的成分,不仅包括悠久的医疗经验,还有丰富的药学知识。

金匮玉函要略述义(又名金匮要略述义、金匮述义)三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同商议国家大计。

无论是周作人指出鲁迅反中医的作品,如《父亲的病》《弟兄》等存在“诗的成分”,还是藤井省三先生的《〈父亲的病〉再考》,都一定程度上触及了鲁迅的批判策略,但都没能整体性地呈现这种策略的困境以及鲁迅的转变。本文将通过细读《从胡须说到牙齿》和《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两篇,内外结合,揭示这一问题。

金匮玉函要略辑义六卷 日本 丹波元简 撰

但是,孙中山刚刚抵达北京,就因为长期的身体劳累而垮掉了,病情极为凶险,医生诊断是罹患肝癌,而且还是癌症末期。

1925年10月30日,鲁迅写了《从胡须说到牙齿》,自嘲“从小就是牙痛党”,接着鲁迅通过梳理自己的牙病治疗史,展开对中医的批判:

长沙证汇一卷 日本 田中荣信 编


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惟有《验方新编》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17

伤风约言一卷 日本 后藤省 撰

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围绕着如何治疗孙中山的问题,竟然引发了一场中西医之间的较量——

鲁迅提到《验方新编》是“唯一救星”,在另外的文章中,鲁迅也说到年轻时家中所藏医书,能用于治病的只有“这宝贝的《验方新编》”18
。周氏兄弟对《验方新编》非常了解。《我的种痘》说它苦口婆心劝人种痘“大足以感人”。许广平也说鲁迅“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19
。周海婴谈父亲为自己治哮喘,据笔者考察,即《验方新编》上的“治哮吼妙法”。周作人在《中药可用》《常山》等文中,也感激《验方新编》曾治好兄弟的痢疾,自己也用过好几回。20
那么鲁迅的牙痛如何求助于《验方新编》呢?

温病之研究二卷 日本 源元凯 撰

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张静江,力主请中医治疗;汤尔和等人则对此表示反对。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验方新编·齿部》专章讨论齿病,书中先开出八个通用验方,然后次第列出“阴虚牙痛”“虫牙作痛”等八个常见症类,每类又因症施药,极具应用性。鲁迅说“试尽‘验方’”,若大体不假,那么一定有下面验方:

温疫论私评二卷 明 吴又可 撰、日本 秋吉质评

由于孙中山的病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再加上对他的治疗一直处在中西医之间的摇摆不定,随即引发关于医学的争论。

其中,1925年汤尔和直接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一文,质问汪精卫等人以中医治疗的主张:

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语。


当然了,这个时候中医还没彻底被舆论打垮。

等到1929年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时候,中医才彻底陷入被动的局面。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不稀奇,很多西医都是这样。

大家如果去国外看看,就会发现除了日韩和少数东南亚国家,洋人根本不相信中医。

这主要式西医建立在现代化学医药基础上,有一整套科学作为依据。

但中医缺少足够的科学支撑,洋人当然不会相信。

其实不相信中医的人,在当年是很多的,曾经一度中国知识分子联名要求取缔中医。

毛主席没出过国,没学过医学,但他也生病就找西医。

除非西医实在久治不愈的病症,毛主席才去偶尔吃吃中药,平时是不找中医医生的。

毛主席没学过医学尚且如此,孙中山当然更别说了。

孙中山本人就是西医,在香港大学前身的医学院学习,费劲千辛万苦才毕业。后来他自己在澳门、广州行医,收入颇高,也很有名气。

这些经历决定了,孙中山对于中医的排斥。

孙中山患有癌症以后,最后阶段西医已经无能为力。

当时家人劝他采用中医治疗,孙中山断然拒绝:

“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

但是,孙中山一生不是完全不相信中医。就像他说的那样,他认为有的中医的药品确实有效。

当年,孙中山因为精神压力大,生活动荡,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吃西药无效。

章太炎介绍他一些中医药物,孙中山也是吃了,症状有明显减轻。

就包括孙中山去世之前,虽表示对于中医不太相信,仍然服用了一些中药减轻症状。

资料这么写:“孙中山病危时……改试中医。由胡适偕名医陆仲安前往诊视”。陆仲安诊视后,处以“益气养阴柔肝方”。孙中山服药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后来孙中山腹水严重,江苏中医王子贤又为其处方“五皮饮”加减,服后小便通畅,症状减轻。

孙中山在谈及中医与西医的区别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候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孙中山将中西医分别比作一艘航船,西医比中医多了一个罗盘。这个罗盘,就是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西医注重科学,中医注重经验,二者各有千秋。

从这句话里,孙中山并没有明确地褒奖西医,也没有明确地贬低中医。孙中山只是说,他更相信科学。

“科学”这个词眼,放在现在稀疏平常。在孙中山那个年代,则是所有新青年张口必谈的词语之一,与“科学”同等地位另一个词语,叫“民主”。陈独秀先生亲切地称这两个词为:赛先生、德先生,并把这他们视为拯救中国的法宝。

孙中山在中国搞革命,避不开民主,也避不开科学。

既然孙中山认为西医更加科学,他自然就更加偏向于西医。事实上,孙中山并非盲目地崇信西医,因为他的学生时代,学的就是西医。

1886年,孙中山入读博济医学堂,也就是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在这里,孙中山见识到了许多听都没听说过的“新鲜事儿”。

比如说,过去找医生看病,医生经过望闻问切之后,提笔在纸上唰唰唰写下一大堆字,照这个药方去抓药煎汤喝了即可。学了西医之后,医生通常会给病人开几粒药丸回去,吃下去没过多久便会痊愈;有时候,还会在病人的肚子上剌个口子,然后缝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也会痊愈。

西医的很多操作,简直刷新了孙中山的世界观——破开肚子不仅没有把人杀死,还把人救了!

于是,孙中山拼命学习各种西医技能。

据说,孙中山在大四那年,就已经能够主刀胆囊切除术。离开博济医学堂之后,孙中山又到香港西医书院学习西医,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完成5年的学业。后来,孙中山又在澳门开了一家诊所,因其医术精湛,名噪一时。

有这样的履历,孙中山拒绝中药并没好什么奇怪的。

1925年1月24日,孙中山因为肝癌晚期,一病不起。亲友及部下病急乱投医,找来名医葛廉夫为他把脉。孙中山知道葛廉夫这个名字,也知道他是有名的中医,心中略有排斥的意思,并毫不避讳地对葛廉夫说道:

“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

这句话是说,我平生有个怪毛病,就是不肯服用中药。言外之意,您别费那个劲儿了,即便开了药,我也不一定会吃的。

葛廉夫无奈,只好摇了摇头离开。

随后,孙中山在亲友的簇拥下,在协和医院进行手术。

2月18日,手术失败。在医生的建议下,孙中山办理出院手续。孙中山在革命之前好歹也是个名医,后来因为“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才投身革命。病没有痊愈,医生建议病人回家休养,孙中山岂能不知这是医生放弃治疗?

回到家中(铁狮子胡同行馆),孙中山已经绝望。可是孙中山的家人和好友仍然觉得还能救一下,或许,西医办不到的事情,中医可以办到?

于是,家人找来五四运动倡导者胡适,让他来劝导孙中山。孙中山见到胡适,还带了一名老中医陆仲安,当即知道他的来意,便撑起身子,艰难地说道:

“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

即便病的快死了,孙中山对中医依旧排斥如以往。

不过,他的亲朋好友却并不这么想,包括胡适。秉着“管他有没有效果,先试试再说”的态度,胡适请陆仲安为孙中山把脉问病,之后,陆仲安为孙中山开了一方药,便离开。

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家中。死时,家里堆放了各种药,包括中草药。

孙中山先生拒绝服用中药,并不代表他对中医有意见。恰恰相反,他始终认为不论中医还是西医,目的都是治病救人,能把病治好才是评判中西医好坏的唯一标准。孙中山生前曾为一名老中医裘吉生题词“救民疾苦”,可见孙中山并没有看不起中医,他是看不起糊弄玄学的江湖郎中。

常常拿几个近代名人来否定中医,甚至把中医贬低到一文值,老是拿西医与中医论长短,这是人类发展医学研究的科学态度吗?

当医学尚未全面了解人类生命密码的时期,人类发展医学研究的科学态度,应该是取长补短,而不是相互排斥。

人类社会文明的任何进步与科学发展,唯有取长补短吸取精华,才能完美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看待我们当代人类发展医学的科学态度,只拿近代几个名人来对中医论是非,简直是一群不可理喻的论者,对待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医学上,总拿几个近代名人加以如此妄议?难道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还有科学发展观吗?拿名人来掩盖中医的光明,简直就是用手指来遮挡太阳剌眼的光芒,对中医的歪论早就应该休矣。

常常读到以下文章,作者总是拿几个近代名人来否定,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冲洗出来的文明,毫无疑问,这是拿星星来比月亮,中医无疑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是几个近代名人的不予认可,就能否定得了五千年历史的文化文明吗?自从远古不断开拓至今,广大人民群众都认可的中医。唯独近代几个名人是极少数人不认可中医,就有人不切实际的妄言“废除中医论”?这样的“背论”在中国会有群众基础吗?合乎人民大众的意愿吗?

中华民族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必须对中医要去伪传真的加以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上去发扬光大中医,岂有废除此理?

因为西医与中医在“实践”中都是各有所长,这是不争的事实。

最为明显的是,相信西医而看不起中医的那几位名人的寿命,又如何呢?并没比相信中医的人寿命更长吧?孙中山与鲁迅也就是五十多岁便走了?

再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医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维系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医是以中华民族认识《自然转化仿生》的特有方式,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逻辑,以实践经验辨症论治的方法。以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累积起解决各种疾病的有效实践。从中得到了宝贵的传承。那有就几个名人的不愿意,就要妄废除中医之理呢?

至于中西医各有所长的论述,曾在前年的(今日头条)早已点评过,在此不再赘述了。

附:不认同中医的摘文如下,

“近代名人,如鲁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郭沫若、梁漱溟、傅斯年等等,多数看不起中医,这是一个事实,根本无需遮掩。

总结起来,他们的大体意见,在于说,中医骨子里就是门伪科学,绝非真正的现代医学,开方治病总故弄玄虚,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术,治疗效果也差。
近代以来中国名人,发誓死都决不看中医的,绝不在少数。

像梁启超,被割错了肾,快死了,还不忘带病撰文,为西医叫好;鲁迅是对中医有“切肤之痛”,宁请日本医生,都拒绝请来“上海滩郎中”探探;郭沫若晚年叮嘱家人,即便生命弥留了,也不要让中医生上门,理由是若如此便对不住他所受的教育。

傅斯年1934年写《所谓国医》一文,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废中医论”。那个时代的人们,特别是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认识就是如此,真没必要曲为之解,更没必要动辄给人盖帽子,说什么反中医=不爱国云云。

题记,

明明是中医维系了你的血脉传承,现在你偏偏想用洋刀斩断你的血脉。废中医说,何其残忍于不顾现实嘛。

孙中山并不看不起中医,孙中山在决心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之前的志向就是医生,想通过当医生来救治劳苦大众,帮助中国人民强身健体。但是后来他发现麻木的中国人民并不是通过救死扶伤,行医治病就能改变的,必须要从思想上唤醒这群麻木的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国人。所以,他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作为曾经的医生,他常年在海外(日本)留学,自然会接触到西医,他也自然会学习西医。西医同中医最大的最大的区别是,中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积累,是劳动人民生存经验的积累,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中医讲究的是望闻听切,治病如同文火慢炖;而西医的基础生物学和化学,象征的是科学,西医诊断的根据是生理科学,治病快速高效。

孙中山先生,作为医生及革命先驱,不仅在医学上需要向西方学习,在革命路上也要向西方学习。道理如同“师夷长技以制夷”,孙先生并非看不起西医,只是作为革命先驱,一代伟人,他明白,国人有太多落后的地方,有太多需要向西方学习的地方,他坚持用西医,乃是作为先驱的一个表率,所有国人的表率,以身作则,学习西方,强国强民,实乃用心良苦。

孙中山,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为名。他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伟大的开拓者,为了改造中国旧时的封建国风耗尽毕生心血,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孙中山是我国中西结合诊疗的开创者和主导者。不过,这一切都要从他为什么要学医、从医说起。中山先生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去学医和从医呢?这一切都要从与教会司铎杜南山的对话说起。

有一次,孙中山到教会司铎杜南山家里拜访,看见他书柜里的医学书刊,就问他为什么要读医书。杜南山答:“范文正公有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窃采其意耳”。范仲淹认为:不能当一个好宰相,至少可以做一个好医生。两者虽职业不同,影响力也大不相同,但都能救民于水火。孙中山对杜南山说:读书从政需要有一个过程,即使从政,未必就能位极人臣。如果一味的去追求宰相之职,而又久久不能达到,反过来再去选择从医的话,恐怕就为时已晚了。因此,首先选择学医,救民于水火,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同时设立远大的志向和理想,这样理论与实践能够有机的结合,理想才能逐步实现。这是中山先生选择学医以及后来从医的初衷和契机。

于是,1886年,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学习。后转入香港丽雅英文医学书院。通过五年的学习,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同时获得了行医资格证书。毕业以后他来到澳门镜湖中医院工作,刚开始,他就做了一件对后世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由于他是一位西医的医师,到医院以后他向院方提出中西医结合诊疗的建议,获得院方采纳,这是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开始。他曾为患者实施外科手术,取出大如鸡卵的结石;充当妇科医生为难产的的妇女接生;让一位已经在家里处于垂死状态的患者起死回生;他为穷人治病,分文不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最后成为一位政治领袖的初衷,绝不是仅有远大的政治理想这么简单,而是立足于民生疾苦、家国安危,又眺望于社会大同的崇高追求。

西医医生们喜欢说:学好中医,就像神仙一样神。可是,有几人能学好。“久病成良医”不无道理,自身难保时,才能用心学,用心试,真正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身试药,才能保命保身。孙中山为什么不信中医?只能是对伟大的中医文化不够了解。

中医有肝痈之病名,有医案记载能治愈,这是思想郁结瘀血积聚而成的疾病。当今西医说为肝癌,论治疗方法手术化疗是首选,但西药毒副作用使人不能吃东西最后昏迷中死亡。

孙中山早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年轻时辗转澳门,广东行医,后弃医投身革命事业。中山先生虽西医出身,但并非后人误传那样"看不起中医","死活不肯用中药"。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

1925年元旦后,中山先生病情加剧。请中外名医诊后均认为需要手术,此时先生年事已高,家人及属下担心先生体力不支,遂请著名中医葛廉夫为先生诊治。先生对葛廉夫说"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接着又说"常喜聆中医妙论",请葛廉夫"以中理测我病机"。葛廉夫为先生拟一方剂,并解释药理,先生说:"我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使君之法,改用西药,如何?"葛廉夫不知西药,未敢妄答。先生由是未服葛廉夫所开方药。

1月26日,中山先生入住协和医院手术。发现已为肝癌晚期,无法施治。2月17日,经放疗治疗没有效果,宋庆龄等人请先生改用中医。2月18日,先生出院迁至铁狮子胡同行馆,胡适推荐中医陆仲安为先生诊治。陆仲安诊视后,处以益气养阴柔肝方,先生服药后,身体状况大为好转,脚肿尽消。后先生腹水严重,中医王子贤为其处方"五皮饮"加减,服后症状减轻。先生赞许说:"中医有中医的特长"。中医诊治一周后又继续改用西医治疗直至病逝。

从孙中山先生临终经历和态度看,并不存在"看不起中医"之事,也无"拒中医诊疗"一说。作为西医"不服中药"也不过是个人习惯而已,并非因其"不科学"而抵触。

(裘吉生像)

还有一件事情,说明孙中山先生曾无意中力挽中医于危难。

1916年8月,杭州,绍兴等地同盟会邀请孙中山先生来绍兴。抵达绍兴当晚,随行胡汉民突然上吐下泻,病势凶猛。绍兴中医裘吉生为其煎一剂而病全除。中山先生对裘吉生非常赞许。又从绍兴同盟会会员孙德卿处了解到裘吉生也是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两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中山先生在绍兴三天,临走时许多人请题词,先生为他人题完后,突然想起裘吉生不在场,于是挥笔题写"救民疾苦"让人转赠裘吉生。

(孙中山先生赠裘吉生题词)

1929年3月,国民党卫生委员会正式通过《取消旧医以扫除医学障碍案》决议,此举一出,全国中医届人士纷纷抗议,上海《申报》还专出一版刊登中山先生送给裘吉生的题词。迫于大家的反对,和中山先生题词的压力,最后这一决议未能执行。中山先生的题词,在其逝世4年后力挽中医于危难,中医命运由此峰回路转。

如上所述,孙中山先生对祖国医学并非抱有成见。作为一名西医,对中医持有审慎的态度,本属正常,无可非议。不能就此断定先生"看不起中医","认为中医是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迷信行为"云云。

老蒜二瓣,轻粉一钱,同捣融,敷经渠穴用蚬壳盖上扎住(用别物盖亦可),男左女右,少顷,微觉其辣,即便揭去,随起一泡,立即痛止,泡需挑破,揩尽毒水。21

泻疫新论二卷 日本 高岛久贯撰、高岛久也 增补

在这验方下,还附有一则文情并茂的故事:“曩者年中丞弱冠时患此,每发一次,呼号累日,饮食不进,有喇嘛僧实如授此方用之,数十年不发,真仙方也。”22
清代大员年羹尧“弱冠”患牙病,与鲁迅“从小就是牙痛党”情形仿佛,发作时“呼号累日,饮食不进”,与鲁迅后来日记所载也很相同,这“仙方”必对鲁迅产生过不小蛊惑。何况“仙方”仅两味药,都极易得,一试“仙方”,正是情理之中。

脚气钩要二卷 日本 今村亮 撰

并且鲁迅表现为虫牙症状。《验方新编》说“牙痛不外风、火、虫三项”。23
“虫”即“虫牙学说”。“虫牙学说”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便有论述,曰:“有虫食于牙齿,则齿根有孔,虫居其间,又传受余齿,亦疼痛。”24
鲁迅是熟悉《诸病源候论》的,讨论“五石散”时还参考过它,书中对牙病的论述,鲁迅恐怕更不陌生。鲁迅的“或蛀,或破,……无法收拾”与巢元方所述正相同。鲁迅学医后明白了细菌学说,但1925年仍以“蛀”描述自己的病齿,思维上仍残留着虫牙病理的表达方式。

脚气概论一卷 日本 浅田惟常 撰、冈田昌春 等编

治疗“虫牙”,《诸病源候论》说:“傅药虫死,乃痛止”,即以毒药杀死牙虫,如《本草纲目》有“海上仙方”:“踯躅一钱,草乌头二钱半,为末,化腊丸豆大。绵包一丸咬之,追涎。”25
又一方:“砒霜半两,醋调如糊,碗内盛,待干刮下。用粟米大,绵裹安齿缝,来日取出,有虫自死。”26上面二方中,砒霜、羊踯躅、草乌都有大毒。鲁迅牙疼得厉害时,也动过拔牙的念头,提到过一种“离骨散”,鲁迅说:“至于拔牙所谓的‘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27
,事实上《普济方》就有“离骨散”的两种配方:一为“夜游将军、人言、窑老、丹(少许)”,其中“人言”即“砒石之别名”28
;二为“金凤子、砒石、砒霜”29
。鲁迅说“离骨散”是“理想之谈”,乃是不相信它的功效,但两味药方无疑都用了砒霜(或砒石)。鲁迅是否试过“海上仙方”和“离骨散”,这不得而知,但这些药无疑对鲁迅产生过极大的震撼,后来谈到毒物,砒霜的幽灵就出现了:

疝气证治论一卷 日本 大桥尚因 撰

……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30

中国接骨图说一卷 日本 二宫献 撰

吞下“有限的砒霜”,不正和“海上仙方”“离骨散”治牙病相同吗?鲁迅提醒青年“应该防备”,岂止是纸面上有“大毒”二字,更与鲁迅的身体有着具体的联系。

产科发蒙六卷、首一卷 日本 片仓元周 撰

较之“海上仙方”与“离骨散”,《验方新编》中的“仙方”要算温和了,只有两味,大蒜可杀虫,轻粉为水银、盐、白矾(或皂矾)研磨混合加热,升华凝结而成31
,有毒,也用以杀虫。牙痛用这两味药,正是针对鲁迅的“虫牙”。——然而就是这类和鲁迅病症相符,也合于传统医理的验方,且自隋以降,传承千年的经验,在鲁迅身上却完全失败。

产论四卷 日本 贺川玄悦 撰

鲁迅说“试尽‘验方’都不验”,“试尽”或许有之,丝毫“不验”则未必准确,在另外的文章中,鲁迅就承认:“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32
《验方新编》也有使用细辛的验方,鲁迅却并不提及,两次表态存在不小差别,这正是现“身”说法的策略使然。因为鲁迅针对的并非一方一药,而是整个中医体系。《验方新编》中的“仙方”,在《本草纲目》也有:

产论翼一卷 日本贺川玄迪撰

轻粉一钱,大蒜一瓣,杵饼,安膈骨前陷中。先以铜钱隔了,用蚬壳盖定扎住,一宿愈。左疼安右,右疼安左。33

中国儿科医鉴一卷 日本 大冢敬节 撰

同是使用“轻粉”“大蒜”,具体施治时,却存在“男左女右”与“左疼安右,右疼安左”的区别。正是这玄虚的一面,成为鲁迅中医学批判的核心。

幼科证治大全一卷 日本 下津寺泉 撰

鲁迅继续现“身”说法:

痘科辨要十卷 日本 池田独美撰

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34

眼科锦囊四卷 日本 本庄俊笃 撰

鲁迅试过大量验方都一概不谈,稍有效的“细辛”也不谈,为何只谈“风干栗子”呢?因为鲁迅看透了“善士”的恶意。熟悉医书的人,大约不难明白这恶意,如《本草纲目》“栗”下载:

眼科锦囊续集二卷 日本 本庄俊笃 撰

经验后方治肾虚腰脚无力,以袋盛生栗悬干,每旦吃十余颗……久必强健。盖风干之栗,胜于日曝……35

霉疠新书二卷 日本 片仓元周 撰

鲁迅没有直接指出这一点,但从这里开始,现“身”说法的矛头已直指中医的理论核心,鲁迅继续写道:

经穴纂要五卷 元 滑寿 撰、日本 小阪营升 编

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36

针学通论一卷 日本 佐藤利信 编

中医认为齿归肾经,叶天士《温热病·论齿》云:“齿为肾之余……若如枯骨色者,肾液枯也,为难治。”37
鲁迅的牙病,“中医仿佛也束手”,并受到长辈的斥责,正是认为鲁迅“肾液枯也”,这对鲁迅无疑是莫大的耻辱。《父亲的病》曾讽刺过叶天士“医者,意也”的理论,进而呈现父亲境遇之可悲,作为“牙痛党”的鲁迅,此时不就在父亲的位置上吗?

针灸学纲要一卷 日本 管周桂 撰

鲁迅从早年“牙痛党”经历中截取三件事,然后说“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一语解开了前三件事所设的阴谋,这只是一种批判策略,因为“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显然并不真确。事实上鲁迅很早就了解并且认同中医,直到接触西医后,才全盘反思早年的经历。中医理论不仅存在于医书中,更已深入民间思维,鲁迅的“顿然悟出”实际并不准确。鲁迅重置“牙痛党”的记忆,隐去了“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复杂经历,通过现“身”说法,“顿然领悟”,使中医看起来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伴随着骗局被戳穿,故事的高潮来临了:

选针三要集二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38

药治通义十二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至此,“牙痛党”故事戛然而止,年轻时代的痛苦与耻辱,被简洁到不能再简洁的一句——“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所制造的强烈的反讽一举扫除。

脉学辑要三卷 日本 丹波元简 撰

以长崎治牙为分水岭,鲁迅告别中医,投身西医,然而“牙痛党”的故事却没有终结,但未了的部分在《从胡须说到牙齿》却只字未提。

方剂辞典一卷 日本 水走嘉言 撰

长崎之后“牙痛党”的故事,保存在私人化的日记中。《鲁迅日记》记录了鲁迅后半部分生命,几乎也是半部牙病史。1913年5月1日,鲁迅饮酒后回绍兴县馆,“夜齿大痛,不得眠”39
,3日上午“往徐景文处治牙”,7日钱稻孙召饮,因为牙病,鲁迅却不能喝酒,11日“晚往徐景文寓补齿毕,付三十七元”40
,从“补齿”可知,鲁迅的牙还是“或蛀,或破”的症状。12月20日、21日有校牙的记录。1914年6月、8月、10月,有牙痛夜作,以致失眠的记录。从1915年7月到次年3月,治牙记录凡14次。1916年3月13日“夜拔去破齿一枚”41,这是日记中第一次记载拔牙,时间是夜间,可能是疼痛难忍,且病牙松动,鲁迅亲自拔去的。为鲁迅治牙的徐景文,是很有资历的医生,《中国医学史》载“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赐游学生毕业出身,有谢天保、徐景文等赏给医科进士”42
。迁入补树书屋后,牙医也换了。1917年12月11日“齿小痛”43
,大约疼痛持续,29日“下午以齿痛往陈顺龙寓,拔去龋齿……归后仍未愈,盖犹有龋者”,30日又“拔去龋齿一枚”44
。1921年3月27日“夜落门齿一枚”45
,足见门牙与左右两侧同样脆弱。1923年3月25日,祭孔庙回来,“坠车落二齿”46
,这与门牙本来不好也有关系。迁入八道湾后,多请日本牙医。1923年6月,牙痛持续发作,20日“上午至伊东医士寓治齿,先拔去二枚”47
,22日下午又“拔去二枚”48
,6月、7月、8月有9次治牙的记录。兄弟失和后,鲁迅迁出,1926年7月3日“午后往伊东医士寓拔去三齿”49
。大约医生水平不坏,1929年短暂回京时,鲁迅还三次前去治牙,且拔牙一颗。上海时期,鲁迅曾在“佐藤牙医”“宇都齿科医院”“上海牙科医院”等处治牙。1930年3月,王蕴如、许广平在上海齿科医院治牙,鲁迅为二人作日语翻译,在这期间,鲁迅的牙病也总爆发了,19日“午后落一牙”50,24日,硕果仅存的几枚牙齿也发威了,是日“下牙肿痛,因请高桥医生将所余之牙全行拔去,计共五枚,豫付泉五十”51
。拔牙之后,鲁迅装上全口的义齿,终于摆脱了“牙痛党”,是年鲁迅五十岁,已在《从胡须说到牙齿》后五年。

奇正方一卷 日本 贺古寿 撰

笔者不惮其烦地抄写日记,是想利用更客观的材料,续写长崎之后的“牙痛党”故事。在前一个“牙痛党”故事中,鲁迅饱受牙痛折磨,寻求中医的救治,结果是一个失败,在后一个“牙痛党”故事中,鲁迅求助于西医,结果算得上成功吗?既然中西医治牙病不过是“殊途同归”,鲁迅何以厚此薄彼?

丹方之研究一卷 日本 冈西为人 撰

这里有必要重新阅读鲁迅的文章:

类聚方一卷 日本 吉益为则 撰

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52

方机一卷 日本 吉益为则 口授、乾省守业 记

鲁迅说自己在长崎治牙,但生平史料中却没有相关材料。长崎在日本西部,鲁迅活动于日本东部,两地相去一千多公里,鲁迅自然不会专程往长崎治牙。但据学者研究,晚清时,长崎是中国前往东京的必经之地,轮船行经长崎,至少停留半日,鲁迅临时登岸,顺便在长崎治牙,是唯一解释。53
鲁迅说治法是刮去“齿袱”,笔者检索古籍,又查阅日语词典,都未查到“齿袱”,也有说这便是“牙斑菌”的54
,但未提供出处,鲁迅生造也未可知。就鲁迅著作来看,最相近的大约是《人生象敩》中的“齿石”:

救急选方二卷 日本 丹波元简 编

龈缘沉垽,亦称齿石,实为矿质,自唾液来,成分大要,为磷酸石灰,炭酸石灰,脂肪及食屑等,堆积既久,能损齿根,并伤龈肉,宜就医剔除,且防其复积。55

名家方选二卷 日本 山田元伦 撰

鲁迅在长崎停留时间很短,那么刮去“齿袱”,极可能就是剔除“齿石”。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剔除“齿石”亦当“防其复积”,借此根治则绝无可能。在长崎刮去“齿袱”,效果或胜过“仙方”,但对于根治牙痛,大约与“细辛”无异。

家塾方与方极一卷 日本 吉益为则 撰

那就吊诡了,何以鲁迅的文章对中医造成那样大的反讽呢?这乃是现“身”说法的成功。一者,何者为“齿袱”,一般读者并不明白,也绝不去过问;再者,“不再出血”,对于牙齿健全的人,也不知有何意味,一般读者能明白的,只是“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进而“误读”为西医略施小计,便将一个饱受中医羞辱的牙痛患者救拔出来。但与中医一同被遮蔽的,还有鲁迅身体的真实境遇,这也正是现“身”说法的困境。

医略抄一卷 日本 丹波雅忠 撰

通过现“身”说法,鲁迅将私人领域的牙痛,巧妙地转为公共领域的中医批判,中医自巢元方以降千余年的经验便轰然坍塌。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鲁迅则以孙中山的现“身”说法,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古方分量考一卷 日本 平井氏 编

三 现“身”说法的困境(下)

医余三卷 日本 尾台逸 撰

1926年3月10日,应《国民新报》之约,鲁迅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的纪念文章,文中说:

医賸三卷 日本 丹波元简 撰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时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勿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56

先哲医话集一卷 日本 长尾藻城 编

通过孙中山的现“身”说法,鲁迅塑造了一个以生命捍卫科学的“永远的革命者”。鲁迅的文章发表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上,在革命声势高涨的1926年,鲁迅同他人的文章基调也相同。中医理论不科学,中药即便有效,也要同中医理论一并被否定,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令鲁迅大为感动。

青囊琐探二卷 日本 片仓元周 撰

这则“琐载”,《鲁迅全集》认为是1925年2月5日《京报》刊登的《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57
,报上登载的情况如下:

藤氏医谈二卷 日本 近藤明 撰

孙先生许多友人,主张急用中药,向协和医院磋商,主任医员已接受此项劝告,谓如认定需要时,则能安全搬出病院,用旧医疗治。否则亦可留院,用镭电母疗治,以作减轻痛苦之方。中山先生对此二法,均云已洞悉,经考虑而后,决定选择后法。……继又详论中西医之比较,谓中医已有数千年之历史,中药尚多为外国所未曾发现者,惟西医于探明病之原委及其所用之疗治方法,则较善于中医云。58

医断一卷 日本 鹤冲元逸 撰

此篇与鲁迅所述出入较大,实则当时谈到孙中山不用中药的报道不止此篇,2月17日《京报》载《中山先生病况》一文,笔者认为“琐载”应当指此,文章说:

附 斥医断一卷 日本 鹤冲元逸 撰

谓余治医学数十年,夙知中国医药有数千年之文明,可采甚多,前在香港医学会,曾见龙舌草等贡献增加中国之信誉。余岂不知中国医药者。惟中国医学,未能应用近世科学,以探究病源,即如余之肝病,中国医生最精明者亦不过指为肝痈,殊不知肝部痈疽,种类甚多,性质不一,非用科学的考验,不能真其确见,病源尚不知,用药何能有把握?亦不过偶然邂逅而已。今西医既查出余之病源,又尚有“镭锭”可以施疗。余何为又易中医云云。59

北山医案三卷、附录一卷 日本 北山友松 撰、北山道修 编

两则材料都提到孙中山认为不必更换中医,后者态度更为坚决,但不用中药的原因,却不止鲁迅所说的“诊断的知识缺如”,还因为先进的镭射治疗只能在协和医院进行,同时协和医院也规定,在院患者不能接受中医治疗,除非迁出病院(孙中山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并没有因为中医缺乏“诊断的知识”,便否定中药。孙中山认为,中药治病只能“偶然邂逅”,显然为中药留有余地。

生生堂治验二卷 日本 中神琴溪 撰、小野逊 编

实际情况同鲁迅叙述也大相径庭。1925年1月24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前,曾向中医葛廉夫询问病机,葛氏开方后,孙中山以“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推辞了,并希望将葛氏的药方交给西医,让西医依照葛氏的方法来治疗60
,显然孙中山并不排斥多方面了解自己的身体。住进协和医院后,孙中山家属和国民党要员,屡劝其服中药,孙中山不允,众人同中医商议后,于饭菜中进黄芪汤和人参汤,孙中山知道后也勉强接受了。镭射治疗失败后,西医束手,医院宣布孙中山“至多不出七日”,孙中山“闻是言大怒,急欲立刻移出协和医院”61
。2月18日,孙中山家属及随侍党人,“咸思改用中医治疗,以尽人事并盼望出现奇迹,经商诸先生决定是日移出医院”62
。孙中山迁到铁狮子胡同后,立即延请张静江、胡适等人推荐的陆仲安等人来诊,用药数日,稍能安眠止痛,却无大效,又于24日延请上海名医唐尧钦、周树芬合诊,仍不见效,26日停服中药,并于3月12日逝世。

建殊录一卷 日本 吉益为则 撰、岩恭敬 辑录

那么,鲁迅确实只见到一条“琐载”,还是故意掩盖了孙中山服用中药的事实?有足够的证据指向鲁迅故意掩盖了孙中山服中药的事实。

丛桂偶记二卷 日本 原昌克 撰

孙中山北上之后,一直处于舆论中心,孙中山的病情,各大报纸每日也持续报道,中医治疗的细节也刊于报上。如《顺天时报》,几乎每日报道孙中山的病情,1925年2月17日至3月9日,至少8次报道了孙中山接受中医治疗的情况。《晨报》上不仅有汤尔和与汪精卫关于是否接受中医的争论,也一直报道孙中山接受中医治疗的消息。尤其是《京报》,作为重要的进步报纸,报道孙中山的病况更勤,接受中医治疗的报道也很多,如2月5日《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小标题“先生不赞成用中医;仍住院用镭电疗治”),2月16日《中山病况昨无变化》内有“西医手术已穷,而改易中医疗治,中山先生又不赞同,此实为困难之点云云”,2月17日《中山先生病况》,2月19日《中山先生昨晨迁入行辕》(小标题“西医谓已无望”),2月20日《中山先生微有起色》(小标题“改服中药稍见效”),2月21日《中山先生昨日病况》(小标题“中医陆仲安治脉案及药方”),2月22日《中山先生病况无变化》(小标题“中药不过减痛苦”),2月25日《中山先生昨日病况》,2月26日更是连发三篇,包括《可虑之中山先生病况》(小标题“改服唐周两医药方”),《汪精卫谈中山先生之病与国民党内情》以及《中山左右及陆医之重要辩正》,3月1日《中山先生病况》(小标题“停服中药之原因”)等,都是对孙中山接受中医治疗的报道。这期间,鲁迅的杂文《忽然想到(四)》及译作《出了象牙之塔》都登在《京报副刊》上,且持续多期。除非鲁迅不看报,否则不会只看到“一条琐载”。

古书医言四卷 日本 吉益为则 撰

事实上,鲁迅此时同国民党关系很近,有理由留意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新闻。2月17日孙中山决定迁出协和医院改请中医,孙中山机要秘书邵元冲得知这一决定后,开始收拾居室,预备明日孙中山移出。忙完这些事情,当夜邵元冲又为《民国日报》约稿,邀请鲁迅在内的新闻界人士饮酒(小说《长明灯》便是应邀而作)。邵元冲同鲁迅等报人见面,也有可能谈到孙中山的情况,何况邵元冲本人对于中医极为佩服。63

药徴三卷 日本 吉益为则 撰

而且《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带有明显的“听将令”的色彩,文章发表于1926年3月12日《国民新报副刊·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上,这时大革命的宣传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北伐也即将展开,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强调孙中山的革命者形象,遂成为核心主题,鲁迅的文章也不例外。在另一篇和孙中山有关的文章《战士和苍蝇》里,鲁迅说:“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比较两篇文章,可以看到时代“将令”(革命和科学)对《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创作的影响,作品现“身”说法的策略正好和这一“将令”相吻合。或许正是“听将令”成分太重,《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未收入主体为1926年杂文的《华盖集续编》,而是到了1936年才进入《集外集拾遗》。

药徴续编一卷 日本 邨井杶 撰

孙中山的病与死,折射出身体解放的复杂性。在“科玄之争”已经确立了科学的绝对地位,中西医论战正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整个传统医学都被视为糟粕,孙中山的选择以及对于传统医学的意见,是需要掩盖的事实。在鲁迅的纪念文章中,经由孙中山本人的现“身”说法,一个合于新文化规范的革命者形象,便凿凿不破地确立起来。

汉药研究纲要一卷 日本 久保田晴光 撰

如果详细考察,现“身”说法的叙事策略并未贯穿鲁迅整个文字生涯,而是大致始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一直延续到1926年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64
,在这之后涉及医学的文本,如1929年的《“皇汉医学”》,1930年翻译的《药用植物》,1933年的《经验》《我的种痘》等,都不再使用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鲁迅放弃了笼统地“讲生理终于打医生”,将传统医学一并推倒的做法。《我的种痘》虽仍以“身体出场”,用意却不在现“身”说法。

中国药物学大纲一卷 日本 伊豫平住 撰

许广平将鲁迅的这种转变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鲁迅认识方式的影响,这或许不无道理,但仔细分析鲁迅中医言论的着眼点,也能发现前后的区别,前期传统医学常被视为整体而被批判,后期鲁迅对传统医学作了分割,相对肯定的态度集中于实用经验与实效中药,中医医生和中医理论仍然被批判。65
经验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分别对待,在晚年凸显出来,这并非一蹴而就的,鲁迅也一直在协调现“身”说法的策略与经验层面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也来自自身。因为无论是许广平、周海婴给出的材料,还是鲁迅自己的记录,鲁迅并非不采用中国经验,不服用中国药的,这就形成了内部反思的动力。

鹿茸之研究一卷 日本 峰下铁雄 撰

《鲁迅日记》中,1912年11月10日有“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23日又记“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1914年12月6日记“夜服姜饮”。鲁迅很诧异“姜汁”的效果,因而多次服用,且病症每次都发生在冬季,极可能是受寒引起。《验方新编》中《寒症腹痛》条所列妙方之一就有姜汤。661916年1月22日记有“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五加皮酒是民间流行的药酒,《本草纲目》上说“五加皮酒去一切风湿痿痹,壮筋骨,填精髓”。又如1920年11月23日有“上午服蓖麻子油二勺,泻二次”。67
鲁迅有严重的痔疮,往往伴随多年便秘,鲁迅服用蓖麻子油,应该就是治疗便秘。蓖麻子油是效果很好的泻下之药,《本草纲目》上记其“气味颇近巴豆”68
,毒性却不及巴豆。

犀黄之研究一卷 日本 杉本重利 撰

《马上日记》还记载过“柿霜糖”,许广平告诉鲁迅柿霜糖性凉,治疗嘴角生疮最好69
,鲁迅便将吃剩的收起,预备嘴角生疮时拿来治病。70柿霜虽制成糖,但传统医学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药食同源。《本草纲目》中记载柿霜能“治咽喉口舌疮痛”71
,鲁迅显然不排斥这种已民间化了的经验。

中国药一百种之化学实验一卷 日本 中尾万三 撰

鲁迅不仅不排斥中药,对于实用的中医经验也不排斥,周海婴谈到鲁迅为自己治病,酷暑天在背上贴中药,三年持续治疗,病竟然好了,周海婴认为这是一种“民间中医疗法”72
。此段经历,上面文字还失于含糊,《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却记得详细。书中写鲁迅用“蒸汽吸入法”,或贴“安福消炎膏”来治病,但效果不佳,用芥末糊效果最好:

汉药良劣鉴别法一卷 日本 一色直太郎 撰

……用一个脸盆,放进二两芥末粉,冲入滚烫的开水,浸入一块毛巾,待芥末汁浸透以后……绞去水分……热敷背部……十几分钟后撤去……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而且又困又乏,缓缓睡去,往往可睡个通宵……但有时哮喘剧烈……父亲就直接用二三两芥末,加凉水和匀……贴在背部。此糊虽凉,但越敷越热,刺痒灼热,颇不可忍……73

中国医药论文集三十四篇一卷 日本 富士川游 等撰

周海婴说“这显然是一种民间中医疗法”,又说“这种方法不知由谁介绍”,都不大准确,这仍是鲁迅从《验方新编》中学来的“治哮吼妙法”:

《皇汉医学丛书精编增补版》系列

病发先一时,用凤仙花连根带叶,熬出浓汁,乘热蘸汁在背心上用力擦洗,冷则随换,以擦至极热为止……再用白芥子三两,轻粉、白芷各三钱,共研末,蜂蜜调匀作饼,火上烘热,贴背心第三节骨上。贴过,热痛难受,正是拔动病根,务必极力忍耐,切勿轻易揭去……74

《皇汉医学丛书》是由陈存仁先生主编的日本汉方医学经典著作之汇编,1936年初刊。由于该丛书卷帙浩繁,读者阅之不易。应读者要求,学苑出版社邀请中医古籍专家钱超尘教授、汉方医学临床专家黄煌教授,联袂将日本汉方医学著作中“临床指导性强、效率高”的专著进行重新精编、增补,这就是《皇汉医学丛书靖边增补版》系列。其中包括:

“治哮吼妙法”分两个阶段,先用药物擦背生热,不生效,则以白芥子等药调饼敷背。鲁迅则先用湿毛巾热敷背部,病重则用芥末调糊敷背。二者在流程和效果上大同小异,只是鲁迅有所简化和改良。

北山友松被誉为具有“旷世之才,授闽医之传,善得法外之法。故治术别开生面,自有神识迢迈,触手生春之妙矣”。他擅长象胥学,又融通儒释道三教,并从中领会、学习仲景奥旨,还师从戴曼公而深得《内经》、《本草》精蕴。既而又谓皇朝医风不可不研,乃师从小仓医员,原长庵冈本玄治高弟,遂大成其业。

以上私人领域的事件,有抄古碑时期的,有“呐喊”“彷徨”阶段的,也有“左翼”转向后的,贯穿鲁迅一生的重要阶段。鲁迅并非不利用中医药经验,这些无疑从内部促进了后来的策略转变。鲁迅意识到中医理论与经验应区别对待,这样一来,看似不可解决的“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与“诊断的知识却缺如”间的矛盾,便已先在私人领域得到了解决。

《北山医案》记录了北山友松生平治病的部分医案。本书对各医案的记述全面,脉证俱详,且多有诊疗过程中的治病思路,以及所涉及到的《内经》、《难经》、《本草》等著作的相关论述。即用经典的论述作为辨证论治的指导方针,同时又用疗效来反证经典的权威和正确性。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告诉今人如何治病。

如果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是鲁迅早期处理与中医关系的一条明线,私人领域里显然并行着一条暗线。“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早在1918年,鲁迅已表达过这种观点75
,但具体到中医问题上,突破“中西医之大防”,进而采取更具建设性的批判策略,是到了1929年,在“废止旧医案”风潮以及日本药学实践的双重作用下,私人领域的暗线才转为明线。

腹诊是从公元16世纪末起在日本医学界逐渐兴起的独特诊法,视《内经》、《难经》及《伤寒杂病论》为渊源,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难经派”与“伤寒派”两大腹诊流派。

四 “废止旧医案”与《“皇汉医学”》

难经派腹诊,在理论依据和方法上均源于《难经》“八难”、“十六难”、“六十六难”等,重视“肾间动气”,将腹部与脏腑相配以诊断邪气所在,判定脏腑虚实、疾病预后,确定治疗方针。伤寒派腹诊,主要依据《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相关论述,阐述腹诊之法,探讨理法方药。由于以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的崛起,伤寒派腹诊的影响日益扩大,方法也更加全面,为越来越多的日本汉方医家所接受和运用。

1929年10月22日,在给江绍原的信中鲁迅谈到两件事:一是“《语丝》上的一篇杂感,当然是可以转载的”76
,这篇“杂感”即8月5日发表在《语丝》上的《“皇汉医学”》;二是“《国人对于西洋医学方药之反应》,我以为启发方面及观察中国社会状态及心理反面,是都有益处的”。77此处的《国人对于西洋医学方药之反应》,原题《中国人对于西洋医药和医药学的反应》,是江绍原在《贡献》杂志上连载的一系列文章。信中谈到的两个问题都涉及医学,更直接地说——都是批判中医。这并非巧合,从背景上看,中西医大论战早已逾出医学界,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如鲁迅78
、周作人、傅斯年等人都纷纷助阵西医,江绍原更自封为“观战记者”,呼吁冲破“旧医药阀”。不过鲁迅与江绍原这回的合作,更直接的背景却是2月初那场引起轩然大波的“废止旧医案”。

在诸多腹诊专著中,稻叶克所著《腹证奇览》及其弟子和久田寅所著《腹证奇览翼》,为伤寒派腹诊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融入了难经派腹诊的部分内容;图文并茂,互明腹诊之法;理术同论,详细阐述方证之规;比较客观而全面地总结了腹证的辨证论治规律,因而被日本汉方医家奉为圭臬。

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汪精卫认为明治维新始于废止汉医,于是四处演说,主张废除中医。这意味着中西医论战,已从理论之争,升级为政治上的存废之争。但汪精卫的演说并未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到1929年2月,南京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与会的十七人全是西医,会上通过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79
法案从进化论出发,认为医学应由“个体医学”进到“预防医学”,“阻遏科学化”的“旧医”应当被废止,“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主要方法,一面要求“旧医”须在五年内接受必要的补充教育,方能颁发证书,获得营业权,否则禁止营业;另一面“禁止登载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禁止旧医学校”80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废止旧医案”,它与日本废除汉医的做法如出一辙,甚至更为激进。明治政府于1875年、1879年颁布《医师考试规则》和《医师执照规则》,规定必须完成三年以上系统学习,方可参加考试,获取行医执照。81明治政府法令,虽未明言废医,正如周作人所说:“只准有旧有者继续行医,不能新添,而考试科目也渐加严,所以明治十六年以后汉方医可以说是无复活路了。”82
西医欲效法日本,试图一举摧毁中医。

  1. 《日医应用汉方释义》

“废止旧医案”公布后,立即引起中医界的义愤,以上海中医药界为核心,中医停诊,药店停业,以示抗议,并电召全国中医药代表,于3月17日在上海召开大会,又选出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蒋介石在接见请愿代表时,表达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的立场83
,“废止旧医案”被暂缓执行。但这只是缓兵之计,4月29日教育部又颁布公告,将中医逐出学制系统,并下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各校招生,卫生部也颁发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等禁令。中医药界交涉抗议无果,再次邀集全国中医药界召开大会,决议将中医中药一律改为国医国药,同时举行更大规模的请愿、罢市。为平息舆论,国民政府撤销了教育部、卫生部的布告,而两部又向行政院申辩,取缔中医的部令照旧执行。84“废止旧医案”虽未达到日本那样的效果,但由此升级的中西医论战,却不断高涨,这成为1929年社会思潮冲突的重要事件。

汤本求真是20世纪初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1901年毕业于金泽医学专科学校,从事西医治疗;1906年,长女患疫痢而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对西医的信念逐渐动摇。1910年和田启十郎《医界之铁椎》出版,抨击“洋医万能论”,宣传汉方医学的优越性。汤本求真由此尊和田启十郎为师,立志复兴汉方医学。1927年6月至1928年9月,所著《皇汉医学》三卷陆续出版,“补正现代医术之谬误缺陷,故无论矣;又将医界之宝库汉方医学之真谛一一揭出,负启导后进之大任”。又著《应用汉方医学解说》以羽翼《皇汉医学》,书中荟萃吉益东洞、邨井杶、尾台榕堂等著名汉方医家言论,并引用当时之现代科学理论,阐述仲景经方之精奥旨趣,以期东西医学之融合。作者延承古方派“实证亲试”的学术风格,书中方剂多为亲自实验而有效者,对机理的认识亦多有实践基础为支撑。华实孚先生翻译本书时,定名为《日医应用汉方释义》,194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这也就是鲁迅在《“皇汉医学”》开头所说:“革命成功之后,‘国术’‘国技’‘国花’‘国医’闹得乌烟瘴气。”85

  1. 《中国内科医鉴·中国儿科医鉴》

就在这“乌烟瘴气”之时,“日本汤本求真做的《皇汉医学》译本也将乘机出版了”86
。《皇汉医学》成书于1927年,仅隔一年,近七十万字的汉译本就出现了,并且同时出现了两个译本87。

大冢敬节(1900~1980),1919年入熊本县立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1927年受中山忠直《汉方医学的新研究》、汤本求真《皇汉医学》的影响,开始学习研究

《皇汉医学》的出现,适值废医风潮,其影响一开始就超出了著作本身,如刘泗桥译本广告道:

汉方医学,1930年2月拜汤本求真为师,始终坚持在临床上从事诊疗和研究,去虚饰,重实际,尤其在张仲景学术研究与运用方面具有相当造诣。1972年9月,日本医师会授予大冢敬节“最高功勋奖”,奖励其为汉方医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本书系日本医杰汤本求真巨著。体例精深。汤本氏本西医。痛于长女之亡。无术挽救。自恨医术不济。发奋研求汉医学。积十八年之久。融会中西。著称此书。引起日本西医界极大之注意。其内容于先辈论说。诊断治疗。治验药物。无不以科学原理解释出之。彼邦近今翻然变计。复兴汉医。此书实为嚆矢。反顾国内尚欲重演他人错误之历程。此书出版。当能有所憬悟矣。88

《中医内科医鉴》设前后两篇,“前篇”概论临床各种证候与治法,“后篇”所设“原因”、“证候”两项本于现代西医之说,“疗法”参考诸书及自身经验,“备考”引用学术丰富之诸先辈言论,详细阐述了各种临床内科病证的汉医疗法。《中医儿科医鉴》一仍前书“后篇”体例,阐述了儿科临床常见病证的汉医疗法。在西医已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境况里,作者试图会通中西医学,将西医诊断与汉医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书中几乎不言病机,而是重视方证相对,甚至药证相对。针对病证,反复推求方药,深入而详尽,乃是承袭古方派学术风格而来,亦似受到了西医的些许影响。此种研究思路与中国医家大异其趣,西医诊断之后顺接汉医方药,等中药方剂于西药地位,此间得失功过,值得今日中国中医研究者深思慎取。

《皇汉医学》对西医有不小威胁。西医试图一举摧毁中医,所依靠者科学,所效法者日本,《皇汉医学》不仅“以科学原理解释”,还声称“彼邦近今翻然变计”,且引发“日本西医界极大之注意”,直接摇撼废医派的两大根基。

  1. 聚类方、药征及药征续编

是书一出,同时引起中西医界的高度关注。早在鲁迅发表《“皇汉医学”》之前,余云岫已经意识到这种威胁:

吉益东洞(1702—1773),名为则,字公言,号东洞,为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承前启后之中坚人物。他认为医学有疾医、阴阳医与仙家医三个流派,只有扁鹊、仲景所行疾医之道最为正宗,故秉承并弘扬仲景“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精神,极力倡导实证亲试,极力反对虚言玄揣。

今年上半年,日本东京发现了一种皇汉医学会,说要改革现代医学,用日本中国旧医的勾当来作基础。这个风声刮到我们贵国一般不三不四的伪医耳鼓上,就不觉大大的高兴起来。说是日本的科学医这样高明,尚且倦鸟知返,要用东亚的旧医来代替它,可见旧医实在有价值。我们贵国是旧医的发祥地,竟有舍己芸人来提倡科学医,来打倒旧医,真不知是具什么心肝?……你看他们日本先进国,对于旧医却这般提倡、这般崇拜,哪里还可以废止呢?89

基于此, 从 《伤寒论》 与 《金匮要略》 中选出220首方剂, 并以方为类目,
汇集仲景相关论述, 并附以自身经验体会, 名之曰《类聚方》。阴阳五行、
脏腑经络等理论几无涉及,即便六经亦无所取,主要依凭腹诊、方证,着意凸现“方证相对”之学术主张。此乃东洞翁深入钻研仲景学术,而突破条框藩篱的创新性思想结晶,对此后古方派医家乃至整个日本汉方医学界影响深广而久远。

《皇汉医学》出版之后,余云岫大觉不幸而言中:

《药征》收载药物53种,本着“夫欲知诸药本功,则就长沙方中,推历其有无、多少,与其加减,引之于证,则其本功可以知也”的思想,对每味药物首先标明功效,继而选录伤寒方证作为药物功效的证明,并辨别方证伪误,表达个人观点及实践经验。“品考”一项,简述药物产地及品质优劣,其中对日本所产药物的强调,显示出了当时汉方医学界在药物“本土化”方面的努力倾向。

这部《皇汉医学》,就是中国旧医的救命符,大可助张反抗新医之威势,大可当作拒敌新医革命军之利器,更可迷朦大亨要人之头脑,当作减退其革新思想之麻醉药,回复其恢古思想之返魂香。90

邨井杶(1733—1815),名杶,字大年,号琴山,先后师从古方派医家香川修庵、山胁东洋、吉益东洞,认为东洞翁取扁鹊之言,据仲景之术,斟酌古今,开二千年之眼目,乃医家正统。“征之于日用之事实,试之于日用之证候”,“窃补先师之遗”而作《药征续编》,收载89种药物,所循体例一仍《药征》。

余云岫显然担心《皇汉医学》“迷朦大亨要人之头脑”,进而阻碍政治层面的废医进程。迫于形势,余云岫在《医药学》《社会医报》开出“皇汉医学批评”专题,全方位展开对《皇汉医学》的大批判,并在《生活月刊》《健康杂志》《医林新志》等杂志上转载,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此三书切实贯彻了东洞翁“实证亲试”的精神,互相呼应,互相补充,展示了独特的遣方用药理念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皇汉医学》汉译本出现之时,适值废医浪潮,它在中国之影响远过于本国,周作人从医学史的角度,将“皇汉医学”视为“弓末之末”:

《皇汉医学》是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汤本求真的代表作,成书于1927年。虽然是20世纪初期的著作,但今日读来却毫无落伍的感觉。该书对日本汉医和中国中医影响很大,可以说直接启迪了中国近现代众多名医如恽铁樵、胡希恕、刘绍武等人的治学之路。《皇汉医学》是2007年出版的简体横排《皇汉医学》的修订版。

(日本)旧派的遗老遗少也未必完全没有,譬如听说现今风行中国的一部《皇汉医学》,即是这种人的作品,不过在中国虽是风行,在日本却之是弓末之末,学界中人几乎不大注意,并不当作反动看了。91

汤本求真(1867—1941),日本医生,汉医学家,著有《皇汉医学》和《日医应用汉方释义》等。《皇汉医学》以中医理论为基础,阐述中医治疗的效用。前部以注解我国东汉张机的医学著作为主,后部分述中医方剂的主治症候。有周子叙的中译本,一九三○年九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译本也将乘时出版了。广告(这是中华书局的“《皇汉医学》出版预告”,载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上海《新闻报》
)上这样说:“日医汤本求真氏于明治三十四年卒业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后,应世多年觉中西医术各有所长短,非比较同异,舍短取长不可爱。发愤学汉医历十八年之久,汇集吾国历来诸家医书及彼邦人士研究汉医药心得之作著《皇汉医学》一书,引用书目多至一百余种,旁求博考洵大观也……。”

周作人自1927年为丙寅医学社作《〈医学周刊集〉序》开始,对医学史,尤其是日本医学史,做过专门研究,也发表过不少文章,他视《皇汉医学》为“弓末之末”是准确的,至少这是日本的事实。明治医师考试与执照规定出台后,汉方医为维护千年传统,展开了悲壮的救亡运动,但仍归失败。明治三十一年(1898)到明治四十年(1907)十年间,竟无一部汉医著作出版,被认为是“日本汉医发展史上最黑暗的时期”92
。明治四十三年(1910),汤本求真的老师和田启十郎自费出版了《医界之铁椎》,成为“黑暗时期”的重要著作,书出次年,便被丁福保译入,但影响甚微。和田启十郎之后,汉方医的重要著作,便是《皇汉医学》。汉方医学可谓是灭而不绝,此即周作人所谓“弓末之末”。然而飞箭横空,虽在末势,也足以造成人心的波澜,何况中国与日本情形又大异,就更不能以“弓末之末”视之,周作人斥《皇汉医学》为“弓末之末”,虽是蔑视,自然也怀着很深的警惕。

可以说,汤本求真是日本医学界“西学汉”的巨擎,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1901年在金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西医治疗。1910年,他在开业行医时,长女患疫痢死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医界之铁椎》,始发愤学中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
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异其志。用力既久,渐有悟入,乃知此学虽旧,苟能抉其蕴奥而活用之,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汤本求真逐渐对《伤寒论》的认识十分透彻,在临床上的有效率也超乎寻常。1927年开始出版的《皇汉医学》专著,对当时的日本医界和中国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汤本氏基于长期的临床实践,提出“中医数千年来就亿万人体研究所得之病理及其药能,历千锤百炼之后得出结论,立为方剂,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

《“皇汉医学”》是鲁迅在看到周子叙译本广告后写的,一直被认为重点不在批判中医,许广平是此种观点的始作俑者,许广平说:《“皇汉医学”》的内容并非着重谈中医中药本身,因此我不多谈”93
,这之后的研究者,也少有“多谈”的。如果联系到“乌烟瘴气”的社会背景,会明白鲁迅这篇杂文,恰是对废医浪潮的直接介入。

《皇汉医学》是2007年出版的简体横排《皇汉医学》的修订版。
《皇汉医学》是日本人汤本求真原著,成书于1927年,内容全以中医理论为基础,阐述中医治疗的效用。
原著者在序中说他本来是一个西医,后来转而学习中医,所以全书很多是作者结合西医学说,来注释中医理论,故此书可为西医学习中医的参考,中医参阅此书,亦可得到一定的提高。
《皇汉医学》基本上是以我国医圣张仲景所著的经典著作《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为主,首先加以综合性的注释,如将两书的中心思想阴阳、虚实、表里予以分析,再分述中医治疗法则,又述及中医诊断学如脉学、腹诊等,使读者对中医理论系统先有一个概念。后部再以方剂为主,分述各方的主治证候,并于每方后注明该方所用药的效能,而更广泛地搜罗我国及日本对中医学说和治验病例为旁证,必要时作者还加上按语,阐述其原因。在分述剂时,大都以《伤寒论》的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体系为主。故此书可为学习中医学的参考书,尤其是初学《伤寒论》者,参考此书则更易于了解和体会原书内容。

鲁迅看到“可入《无双谱》的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虽然一纸广告才出,便引起各方关注,正如余云岫说的,它是中医的“救命符”。如果说余云岫的批判是正面进攻,鲁迅则试图釜底抽薪。

《“皇汉医学”》在批判了“皇汉”人的劣根性之后,引了冈千仞《观光纪游》上的一则记录:

二十三日,梦香竹孙来访。……梦香盛称多纪氏医书。余曰,‘敝邦西洋医学盛开,无复手多纪氏书者,故贩原板上海书肆,无用陈余之刍狗也。’曰,‘多纪氏书,发仲景氏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医术大开,译书续出,十年之后,中人争购敝邦译书,亦不可知。’梦香默然。余因以为合信氏医书(案:盖指《全体新论》),刻于宁波,宁波距此咫尺,而梦香满口称多纪氏,无一语及合信氏者,何故也?94

《观光纪游》六日前才从日本寄来,鲁迅说这书“来得正好”,因为这则记录应景至极。冈千仞是日本汉学家,却不懂中国话,“叙寻常寒暄,皆赖毛颖子”95
,书中对话,都是“笔谈”实录。谈多纪氏医书一则,选自《苏杭日记》。文中说,梦香收罗了不少多纪氏的医书,赞赏多纪氏能阐发医圣精髓,遂视为至宝,并为日本不加珍惜而可惜。而在冈千仞眼中,日本已视汉医为“刍狗”,弃之不顾,时下西医昌明,十年之后中国恐怕更要争购日本所译医书。冈千仞来华,是在1884年,前一年(1883年)日本太政官布告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医师执照规则》和《医术开业考试规则》,这意味着汉方医的救亡努力彻底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请愿救亡虽仍在继续,但汉方医界普遍笼罩着绝望的情绪,“有的废弃医业,出家为僧;有的遁迹山林,回避现实;有的砸碎药柜,另谋生计;有的发誓不让子孙后代以医为业,有的甚至满怀悲愤自缢身亡”96,多纪氏的医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流到了“上海书肆”。汉方医学在日本落魄不堪,而中国仍引为至宝,鲁迅借此讽刺以“刍狗”为至宝的“皇汉”人。

除了讽刺“皇汉”人的脾气,鲁迅更要刨出《皇汉医学》的根基。日本汉方医学在中国影响下独立发展,分为三脉:一是宗张仲景的古方派;一是以唐以后中医,尤其是金元名医刘完素、李东垣为宗的后世派;一是不分古方、后世的折中派。《皇汉医学》是古方派的集大成作,全书“大半以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础,而所引用各家之论说、治验,悉以演绎扩充张仲景之所论为限”。97
《观光纪游》中冈千仞视多纪氏医书为刍狗,直接否定了古方派所宗的张仲景。《鲁迅全集》注释“多纪氏”为“多纪蓝溪”,事实上并不正确。多纪氏家族出现过不少名医,以研究仲景之学著名的,有多纪元简及五子多纪元坚,前者有《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后者有《伤寒论述义》《金匮要略述义》和《伤寒广要》等98
。“发仲景氏微旨”的“多纪氏医书”,必不出以上数种。鲁迅引用这一则记录,不仅批判“皇汉”人的脾气,更将包括张仲景、多纪氏,乃至《皇汉医学》一脉的汉方医,同视为“破铜烂铁”,一并掘出弃之。

《“皇汉医学”》出来之后,不仅江绍原拿去转载了,批评中医的《国医评论》也节录予以转载,《“皇汉医学”》是代表西医界回击中医的一记重拳。在《“皇汉医学”》之前,鲁迅对于中西医论战保持了相对距离,介入形式也较为间接,这是鲁迅第一次直接介入中西医论战,此后鲁迅的介入不仅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刻,这便是《药用植物》的翻译。

五 从《“皇汉医学”》到《药用植物》

在鲁迅的著译作品中,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是很少受到关注的一部。《药用植物》的翻译是在1930年10月前完成的,连载于王云五、周建人主编的《自然界》第5卷第9、10期,第6卷第1、2期。检阅《鲁迅日记》,这之前鲁迅不断收到《生物学讲座》系列丛书,书账也显示有《生物学讲座》十二辑凡八十本,《药用植物》应是其中一种。鲁迅为何会在1930年挤出不少精力翻译一部生药学著作?这部作品的翻译动机一直悬而未解。

周建人曾两次谈到鲁迅翻译《药用植物》动机,一次在“文革”期间:

鲁迅青年时期就喜欢研究植物、动物,如研究《南方草木状》,在日本学医,在绍兴府中学堂教博物,他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一直到他死没有中断过。自然科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促进破旧立新,对革命起到极大的推动力。鲁迅对自然科学是非常喜欢的。一次我到他那里去,他说有一种丛书,是日本出的小丛书《药用植物》。当时我正在编自然小丛书,因为拉稿,他就翻译起来。99

一次在“文革”后:

鲁迅翻译《药用植物》一书,是由于他非常热爱自然科学。一直到他晚年生病时,他还念念不忘用显微镜来研究科学。他认为: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把科学搞上去,国家经济和一切事业才能有大发展。他过去学过医,对药物学很有兴趣。当时日本出版了一本《药用植物》,他就翻译出来,放在我编辑的小丛书中去。100

不考虑材料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周建人将《药用植物》的翻译,同鲁迅早年博物学爱好联系起来,然后谈到自己“拉稿”,此外便没有特别重要的信息。鲁迅晚年有翻译《昆虫记》的计划,1930年书账显示已购有《昆虫记》。倘因早年的博物学爱好,那么译《昆虫记》岂不更好?周建人实际上没有揭示鲁迅的根本动机。

观照《药用植物》的研究者,主要沿袭了周建人的观点,此外便是发挥许广平的观点,将《药用植物》视为鲁迅晚年中医态度转变的证据:

“五四”之后,鲁迅对中医药经历了排拒、隐系和回归的过程。……鲁迅于1930年不惮烦难翻译了较长篇幅以中日药用植物为主体的《药用植物》,从文本上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文献资料,有助于坐实前述的回归。他的回归与认同且不止于口头的谈话和书面的文字,他还以翻译的实际行动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这是更高层次的回归。101

作者缺乏医学史背景,得出了鲁迅对中医药“回归”,并“以翻译的实际行动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这种貌似实非的观点,并且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充斥于不少论文中。

以上两种观点之外,还有研究者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出发,将《药用植物》的翻译视为鲁迅在回应“日本对中国传统的本草学所做的近代化(或者说欧洲化和日本化)的努力”102
,文章分析颇为独到,但没有纳入医学史视野,也未能落实鲁迅的翻译动机。

事实上,1929年废医案公布后,中医危机空前高涨,中医以结社、办学、办报刊等方式迎战西医,同时也被迫反思中医,试图推动中医科学化。西医视中医为玄学,为了争夺科学话语权,半中半西的中医更被西医视为很大的威胁,这也是《皇汉医学》会被西医引为大敌的一大原因。鲁迅在《“皇汉医学”》中说:“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介绍。”103
正是意识到这种威胁,至于如何应对,鲁迅接着说:“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卒业者何止数千人,做西洋医学的也有十几位了,然而我们偏偏刮目于可入《无双谱》的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104
,纸面上虽在讽刺《皇汉医学》,纸背后却呼吁介绍些“做西洋医学的”。一年后,鲁迅翻译《药用植物》,乃是对于一年前呼吁的自我回应,实质上仍是站在西医(科学)的立场上,展开的反中医行动之继续。《药用植物》的主要动机,便在于此。

关于鲁迅翻译《药用植物》,还存在一个或许不被视为问题的问题:曾留日学习医学的鲁迅,为何决定翻译一部药学著作,而非医学著作?按理说从八十册的《生物学讲座》中选出一部医学著作,鲁迅未必不更拿手。日本现代医学教育,医学药学是分开的,鲁迅学过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甚至还学了物理、化学和伦理学,自己也编过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敩》,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药学教育。鲁迅到了晚年为何“背叛”自己的专业训练?这个问题触及鲁迅中医观的日本因素,对此作答,也会揭示鲁迅晚年批判中医的策略调整究竟包括什么内容。

1903年1月,56岁的浅井国干在名古屋家中抱恨而终,这位明治时期著名的汉方医师,为挽救汉方医学,徒劳无获地奔走呼号二十余年,无可挽回地看到浅井家族三百年来十代人承继不辍的“千载道统”走向终结。同是1903年1月,23岁的鲁迅与陶成章、许寿裳等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表了《绍兴同乡会公函》,呼吁乡人留学日本,“求智识于宇内,搜学问于世界”,“惊醒我国人之鼾梦,唤起我国人之精神”。105
这“智识”“学问”鲁迅以为首先是医学,鲁迅说“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106
。彼时日本的西洋医学,是让汉方医普遍感到绝望、充满乾坤鼎革的末世气息的新医学,浅井国干眼中的一片晦暗,在鲁迅眼中却是一派昌明,质言之,新医学选择与传统汉方医学一刀两断。日本医学的这种特点,正是鲁迅中医观念中不可忽视的日本因素,日本西洋医学的这种属性,无疑对鲁迅的中医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药用植物》作为一部药学著作,情形与医学却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日本现代药学与传统本草学之关系,远不如西洋医学与汉方医学之紧张。幕府后期,兰学传入日本,汉方医并没有排斥利用西洋药学知识,且汉方医学有着悠久的侍医传统,医学传承也重家学与师承,幕府末期一些医学世家子弟,接受西洋医学时,汉药不仅没有湮没于明治维新的西医风潮中,甚至转化成现代生药学延续下来。日本早期的生药学家大井玄洞,就认为西药与汉药本意相同,都是采自“草木或矿石之精”。著名生药学家下山顺一郎,将中国本草学同现代生物学相结合,因而成为药学研究的权威。汉方医被废除的同时,汉药却被收入《日本药局方》。107
《药用植物》也说:“在现下,汉方衰弱了,而卖药之内,汉方药还有很多,那消费量也很大。在日本,卖药的年产额为二亿圆内外,其中的五成是用汉方药的。”108
此时汉方医被废除已经五十年,而汉药仍盛行于日本,医药之别,显而易见。

刈米达夫是下山顺一郎的学生,《药用植物》继承了老师将化学应用到本草学研究的方法,非常重视传统经验。《药用植物·总说》写道:“以植物为药,早始于人智未开的时代,是专由经验,知其药效,因而流传的,至于近世,加以实验和学理,遂有今日的发达。”109
《药用植物》所纳入三类生药,A.医药,B.汉方药,C.民间药,除了“医药”是“应用于现代的医术的药”,另外两种都是传统经验对象,书中甚至还说:“凡所谓药,几乎全是靠了民间的经验,这才知道药效的,所以C和A以及和B之间,也难于加以划然的区别。”110
刈米达夫尤其重视汉方药之研究111
,书中说:“近年由药学及医学两方面,汉方药之研究非常盛行,从汉方药中陆续发现有价值的医药,为现代医术所采用者,也已经不少。”112
事实上,现代科学萃取植物有效成分时,参考传统经验,药学研究会事半功倍,如《药用植物》记载麻黄:

……在汉方,麻黄的茎叶是用为发汗,镇咳的药,但同时,那地下茎,则作为制汗药,而用于结核患者的盗汗等。就是,地上部和地下部的作用,是发汗和制汗,恰好反对,《本草纲目》亦云,“麻黄发汗之气,驶不能御,而根节止汗,效如应响,物理之妙,不可测度”。近年医学博士藤井美知男氏于麻黄地上部和地下部的生理作用的相反,已由动物试验给以证明了。113

《药用植物》参考本草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传统经验为现代药学研究提供了研究的方向,现代药学研究无法抛弃既有的医药学知识。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向传统“回归”呢?

日本现代医学体系在对传统经验的清理中,遵从废医存药的逻辑,传统医学体系中,中药对中医理论具有依附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代医学正是通过废医存药的方式,来否定传统医学。视此为鲁迅向中医的回归,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六 从“文学革命”到“医学革命”

1929年“废止旧医案”要求全面废除中医,但西医界对中药却另眼相看,西医认为不当把中药与传统中医的其他组成要素混为一谈,西医界特意提出“国产药物的科学研究计划”,事实上以“国产药物”取代“中药”的说法,以“科学”取代传统中医理论,意味着中医不仅没有机会参与中药科学化,成果也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114
鲁迅翻译《药用植物》,一方面是介绍日本“做西洋医学的”,另一方面,也不失时机地汇入了医学革命的大潮。

早在1920年,余云岫就发表了《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文中余云岫说:“它(中医)的理论差了,我就不去听它;它的事实是了,我就专从事实上研究它。我想一定是有道理可以寻出来的。所以我的心还没有绝望,我的希望一转身就转移到药物的方面去了”,“我就把我国旧有的本草读起来,实在有很可佩服的地方。”115
在具体操作上,由于缺乏设备,余云岫主要依靠的,仍是本草考证的方式,通过梳理古籍,进而确定药物作用。

民国时期废医存药的观点最典型的还在药界,代表性人物是生药和本草考证学家赵燏黄(1883—1960),他与鲁迅有相似经历,也曾东渡日本,追求新知,但专业却是药学。将赵燏黄与鲁迅做一对比,是很有意义的。材料显示,赵燏黄同鲁迅有过交往,“一九一三年他(赵燏黄)到北京政府内务部任佥事,当时内务部也管卫生工作……时鲁迅亦在北京政府工作,与他时相过从。鲁迅译述植物学方面的资料,有时常和他研究”。116
赵燏黄与刈米达夫一样,同是生药学家下山顺一郎的学生,曾在其门下学习“和汉生药”,赵燏黄有着与《药用植物》相同的学术承袭。

赵燏黄对于本草学古籍有着极大的热爱,这与其药学训练密不可分。如研究甘草,赵燏黄先引《本草纲目》:“诸药中,甘草为君,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种草木毒”,这种夸张之词,极易引起对中药之不信任,赵燏黄却在按语中说:“不知者以为经方家浮夸之谈,迨证以最近化学上之学理,始恍然古人已于三千年前经验而得之。惜自古迄今,依旧沿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尔。”117
即便如此盛赞古代的中药经验,赵燏黄对中医理论却绝无好感。与鲁迅译《药用植物》几乎同时,赵燏黄发表《说中药》,认为中药发明极早,但药之研究落后于西洋,“只怪后世的人不肖”,“凭着阴阳五行虚无缥缈的邪说,来讲药理”。118
在这篇文章中,赵燏黄还特别指出研究中药对于否定中医之作用:“等到中药,能用科学的方法,一一研究出道理来,就是中药,也可以制成西药,中西药,只有国产原料上的区别,讲到学理上,就没有中西医的界限了。药的进步,到了这一日,非科学的用药医生,自然会淘汰。”119
西医认为,以科学方法研究中药与废止中医是一回事,鲁迅选择翻译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赞成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药”,在反中医的立场上,与《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并无两样,但前者无疑很好地解决了经验有效与理论阙如间的矛盾,从而也摆脱了现“身”说法的策略困境。

开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文学家们有着自觉的医者认同,以治病救人为己任,鲁迅尤其如此,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120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医学革命,也始于1917年,这年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对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展开激烈批判。在新文学界,鲁迅对传统医学也进行着持久的批判,但与周作人、江绍原等直接介入中西医论战的人不同,鲁迅虽然密切关注中西医之间的论战,却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中西医论战也常以文学方式呈现在文本中121
,只客观上产生对医学革命的策应作用。但这种情形到了鲁迅创作《“皇汉医学”》和翻译《药用植物》的时候,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批判策略的调整,这两个文本更表明鲁迅对医学革命的直接介入。

1929年11月10日,自封为医学革命中的“非军事学专家的观战记者”江绍原发表了《冲破旧医药阀的第二道防线》。文章中,江绍原以大革命打倒军阀的逻辑,视西医之废中医为医学革命,而中医中药是反革命的两个阵地,中医是“玄妙阵”,中药是“饭碗阵”,“玄妙阵”已经招架不住,“旧医药阀现在已较前更常常摆饭碗阵了,药革军必须用武之时因之也较前更频繁了”,“务使社会上一般人都晓得汉药并不是脱离了汉医的抱持就非死不可的可怜婴儿”。
122
在医学革命中,鲁迅允许江绍原转载的《“皇汉医学”》,充当了“医革军”的角色,翻译的药学著作《药用植物》,充当的是“药革军”的角色,正当“观战记者”江绍原认为应出动“药革军”,并喊出“杀啊,杀啊,革啊,革啊!”123
的时候。

终其一生,无论是前期,以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全盘否定传统医学,还是晚年釜底抽薪,主张废医存药,在批判传统医学时,鲁迅都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揭示革命者的困境和出路,将为传统知识的近代境遇提供有价值的个案。 

注释:

1 72
周海婴口述,柴玉、巨锋记述:《鲁迅并不反对中医》,《知识就是力量》2008年第5期。

2
景宋:《追忆萧红》,《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1日。

3 4 12 13 19 93
许广平:《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新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特大号刊”,1956年10月。

5 8 9 1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1985年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拙论引至第35页。

6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7
《一九五四年六月底七月初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载《云南红卫兵资料(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第23页,本文转引自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

14
参考郜元宝《从舍身到身受——略谈鲁迅著作的身体语言》,《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

15
笔者认同金观涛、刘青峰二人对新文化运动思维模式的分析:“新文化运动虽然在思想内容上全盘反传统,进行启蒙,但其思维模式却是恢复了传统道德价值的一元论。”(参考《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21页及《上编:理论探索》)

16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

17 27 32 34 36 38 52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24、24、408、408、408、408页。

18 30 120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353、75页。

20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2页。

21 22 66 74
(清)鲍相敖编《验方新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5、113、93页。

23
(清)鲍相璈编《验方新编》,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24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9卷。

25 26 31 33 35 68 71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3、609、527、529、1753、1146、1779页。

28
李经纬:《中医大辞典》,医学研究杂志1999年版,第38页。

29
(明)朱橚、普济方:《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十,牙门。

37
(清)叶天士:《叶天士医学全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页。

39 40 41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7、48、163、183、256、257、358、387,394、394、515、687、687页。

42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53
参考柳和城《鲁迅到过长崎》,《纪念与研究》1986年版,第43~45页。

54
参考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63025876249959&wfr=spider&for=pc。

5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页。

56 69 70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184、184页。

57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58
《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京报》1925年2月5日,第2版。

59
《中山先生病况》,《京报》1925年2月17日,第2版。同样的内容也见于别的刊物,如同日《顺天时报》刊载的《孙中山之病决用镭锭治疗》,文下小标题为“本人坚决信西医”。

60
黄宗汉:《孙中山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61 62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19、2120页。

63
参考王仰清《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122页。

64
1926年的《马上日记》(六月二十五)谈到梁启超的“腰子”,虽然涉及梁启超“失肾案”引发的中医学论战,但鲁迅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医学论争上,故不纳入分析。

65
如1929年给章廷谦的信中,谈到郑介石病,鲁迅犹不忘讽刺中医:石君之炎,问郎中先生以“为什么发炎?”是当然不能答复的。郎中先生只知道某处在发炎,发炎有时须开刀而已,炎之原因,大概未必能够明白。(《鲁迅注译编年全集》第10卷,第131页)

67 75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7页。

73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9页。

76 77 85 86 94 103 104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0、291、50、50、51、50、50页。

78
参考笔者论文《中医、西医与病人——中西医论战下的疫病书写》,未刊稿。

79
以上参考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7页;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80 89
余岩:《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19、238页。

81 92 96 98
参考潘桂娟、樊正伦《日本汉方医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章《明治时代的汉医救亡斗争》,以及第285、260、160页。

82 91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3、656页。

83
关于是否收到蒋介石的接见,赵洪均在《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认为“蒋介石并未接见代表”,但作为请愿代表之一的陈存仁在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当中,详细谈到了蒋介石接见请愿代表的情况,笔者此处采用了陈存仁的说法。

84
参考张效霞《无知与偏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52页。

86
译者分别是周子叙和刘泗桥,鲁迅所见的书讯是周子叙译本。

88
《皇汉医学》广告,《卫生报》第1卷第88期,1929年11月2日。

90
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医药学》第7卷第3期,1930年4月。

95
[日]岡千仞:《观光纪游》,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3页。

97
[日]汤本求真:《皇汉医学》,周子叙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

99 100
周建人:《回忆大哥鲁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7页。

101
李寄:《鲁迅与〈药用植物〉的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年第1期。

102
熊鹰:《从〈小约翰〉到〈药用植物〉,鲁迅反帝国主义植物学的一次翻译实践》,《鲁迅研究月刊》
2015年第6期。

105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106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0页。

107
参考刘士永:《武士刀与柳叶刀》,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69~74页。

108 109 110 112 113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363、361、363、363、405页。

111
《药用植物》中简述了中国药学发展情况,说到“梁武帝(西纪五〇二至五四九年)之世,陶弘景著《神农本草经》,始详述了汉药”,这里有误,鲁迅亦未正之。《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亦非一人之手,但现存《神农本草经》确经陶弘景整理过。

114
参考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0~341页。

115
祖述宪编著《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116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文史资料选编》第8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

117
赵燏黄著、赵爱华点校《中国新本草图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18 119
赵燏黄:《说中药》,《社会医报》第124期,1930年8月16日。

121
参考笔者论文《中医、西医与病人——中西医论战下的疫病书写》第五节,未刊稿。

122 123 江绍原:《
民俗与迷信》,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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