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app师陀信谈《大公报》文艺奖

靳以原名章方叙,字正候。靳以系其1930年3月10日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三号发表小说《偕奔》时首次使用之笔名,后即以此名闻世。他的笔名还有章依、陈涓、陈欣、丹乌、方序、柳青、方肃、苏麟、吕坚、苏凌、舒凌、黎微、若安等。兹按笔名使用先后,略加辑述,以飨同好。

文学馆藏有一封信,是“长简”写给靳以和巴金的。信文如下:

  洁思编辑她父亲的多卷本选集,要我为这个集子写序,我没有答应。作为靳以的老友,看见他的多卷本集子终于编成,即将问世,我是高兴的。能在这方面尽一点力,那也是我的本分。我不想写序,只是因为我不曾具备写序的条件。要是严肃地对待工作,我认为对写序的要求应当严格,更严格。柯灵同志为《李健吾剧作选》写的序文是一个榜样。我指的是他的写作态度。他在医院中养病,为了写这篇序文托人到处借书,花了两个多月的工夫,几乎把健吾的话剧创作全读了。

章依1927年在南开中学就读时,靳以署名“章依”在《南中周刊》第六十期发表小说《桂花香时》,此为目前所见其最早发表的作品。后在《语丝》《小说月报》《现代文学》等发表新诗,亦曾使用此笔名。

靳以、巴金:

  我很想学习柯灵。倘使在十年以前,我还有可能将《靳以选集》中的作品全部重读一遍,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了,过去保留的印象又逐渐模糊,我不能信口开河,也不便宽待自己,所以我两次婉辞,因为我写不出像柯灵写的那样的序文。

靳以 靳以母亲姓靳。1930年后,其作品大多署此名,尤其是小说和散文。

这里我不拟久住,假如靳以的病没有害成,请代我看一看房子。稿子正在写,连门也不敢出了。关于大公报的事,虽是小事,倒真觉得左右为难,拒不对,受也不对,熟思的结果,觉得还是马虎了事比较圆满些。兹特附上致大公报的信,上海和北平近来如无特别不近情理的言论,就请代我投邮,否则请即情商文化生活社代拨三百四十元给大公报馆。我全凭你们办理,而责任决不会让你们负的。匆此颂好

  时间跑得意外地快。我的健康也以同样的速度坏下去。但是洁思的编辑工作完成了,她似乎因为没有人为《选集》写序感到苦恼,也可能因为我不肯答应感到失望。我鼓励洁思自己动笔写一篇编者的序言。她熟读了《选集》中的每篇作品,一定有许多话要说,她又是她父亲最疼爱的孩子,把她的真挚、朴素的感情写出来,就能打动读者的心。可是她谦虚,不肯写。而我,我知道她一家人为了靳以的多卷集的出版奋斗了二十多年,我也不愿意看见这个集子冷冷清清地同读者见面。沉默使我痛苦,即使我手里只有一管毫无技巧的笔,即使我写字相当困难,我也要一字一字地写下我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

陈涓、陈欣
分别见署于1931年《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一期《父亲》及1936年《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冬晚》,此后未见使用。

长 简

  我和靳以是从两条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的,他是大学生,我没有上过大学。我发表作品比他早一两年。我认识他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某一期上同时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后来我去北平,住到文学季刊社,和他(还有振铎)一起编辑《文学季刊》,他同我就相熟了。我常常想起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北平的生活,当时我们都住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北屋,每人一个小房间,中间有一间大的办公室,靳以和我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我们看校样,看稿件,也写信,写文章。他的写作态度十分认真。他不像我拿起笔就写,他总是想好了以后才动笔,他有时也对我讲述小说的故事情节,讲得非常动人。他并不花费工夫斟酌字句,我很少见他停笔苦思。他的作品我读过不少,但时间久了,记忆力衰退,即使是从前喜爱的篇章也逐渐消失在遗忘中,只有像《别人的故事》、《生存》一类的短篇长久地印在我的心上。我想起他,眼前就出现他伏案写作的形象。我不知道我的印象对不对,我认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家,有一颗富于同情的心。

丹乌
1934年在《新生周刊》第五期、第六期、第十期、第十二期发表《东北行(一)哈尔滨》《东北行(二)梅林正治》《东北行(三)告密》《东北行(四)寄信与邮政》,前两篇署“靳以”,后两篇署“丹乌”。《告密》《寄信与邮政》所叙内容既与靳以本人经历相合,在内容与文风上与前两篇亦完全延续。

五月卅日

  将来会有人研究他的创作的道路。他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旧中国。它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新的读者。作品放在面前,读者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我只说我想说的话。我在北平的那个时期和靳以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与《文丛》的时期,我们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谈,而且谈得投机。以后我们从内地回到上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十月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都是这样。当然,我们之间也有过分歧,但是难得发生争执。他对我的作品不一定全满意,不过也少发表尖锐的批评。我对他的《青的花》一类的作品也有意见,但后来我多知道一些他的事情,多了解他过去的创伤,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走上文学道路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在当时写小说并不受人尊重,他的初恋遭到失败,就因为他不肯放弃文学的事业。

方序
靳以学名方叙的谐音。1935年《水星》第二卷第三期发表《没有春天》首用此名。同年,在《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及第四期发表《亡者》《短简》亦署用。1937年《文丛》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烛》、1938年《文丛》第二卷第三期发表《短简》、1942年在《现代文艺》第五卷第二期及第五期发表《散文三试》《白兔的死亡》,亦署用此名。

长简即作家王长简,笔名芦焚、师陀。河南杞县人,1910年3月出生,1988年10月离世。曾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后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从1936年至1939年,先后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野鸟集》《无名氏》,散文集《上海手札》,长篇小说《马兰》,剧本《大马戏团》等著作。
此信主要内容,是谈他的《谷》获《大公报》文艺奖一事,由此推知此信写于1937年。

  他不仅终生坚持写作,而且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又搞起了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从《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现代文艺》、《小说月报》(与周而复同志合编)一直到《收获》(中间还有些日报的文学副刊),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最后在医院病室里他还在审阅《收获》的稿件。我们两人对文稿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是多年来我看见他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埋头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读者面前,我深受感动。我做编辑工作就远不如他,我做得很草率,他是我所见过的一位最好的编辑,要是他能活着编选自己的集子,那有多好!不过洁思理解她父亲,她做这工作也很认真负责,而且注入了深的感情,她不会使她父亲的读者失望。

柳青1936年《文季月刊》一卷六期刊有署名“柳青”的散文《冷落》。靳以自称未用过此名,但《冷落》为其所作则毫无疑义。此文不久即收录于1937年出版的散文集《猫与短简》。

信上谈到的《大公报》文艺奖,时任《大公报》副刊编辑的萧乾先生晚年曾撰文回忆:1936年,为纪念吴鼎昌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10周年,报社想搞一次全国性征文活动。社长胡霖征询萧乾意见,萧乾考虑到应征稿件数量必然很大,裁判者可能很难有时间逐一细读,就建议学习开明书店的办法,邀请作家写文章出纪念集。但胡社长不愿步人后尘,萧乾便另辟蹊径,“谈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年一度的普立兹奖金,办法是奖给已有定评的作品,这比较容易掌握”。“胡社长听了颇以为然”,要他“立即着手拟定办法并开列评选人名单”。“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请的主要是平津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萧乾先生说,“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考虑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1973年5月最后公布出的结果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萧乾还清楚地记得,评选委员会对芦焚的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用那管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他生动地描出这时代的种种骚动。他的题材大都鲜明亲切,不发凡俗,的确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萧乾还说:“在协商经过中,争论并不大。如果说出现过风波,那并不在裁判员之间。评选结果公布的当天,报馆经理部一位私人开着一家书店的主任同我大闹了一场,因为没选上他出版的一本书。”

  靳以刚刚活了五十岁。最后十年他写得不多。他很谦虚,在五十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我还记得有一次,不是一九五五年就是五六年,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拿出《寒夜》横排本校样在灯下校改,他看见了就批评我:“你为什么还要重印这种书?”我当时还不够谦虚,因此也只是笑笑,仍旧埋头看校样。后来《寒夜》还是照常出版。但是,两三年、四五年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后悔,终于彻底否定了它。

方肃1938年10月,靳以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任《国民日报》副刊《文群》主编。1939年1月19日《文群》第二期所刊署名“方肃”的《卑污的屠杀》,与1940年4月出版的靳以散文集

萧乾曾把这篇回忆文章寄给巴老,巴老看后不同意他说的“最初小说方面考虑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特意在回信中谈到:
“关于‘文艺奖金’,最初决定给肖军的《羊》。你要我去问肖军是否愿意接受,肖军不愿,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芦焚得了奖金,把钱交给我代他存在银行里。”

  否定肯定,一反一复,作家的思想也在变化。靳以离开我们二十三年,我无法知道他现在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但是我可以说出我今天的意见。作家有权否定自己的作品,读者也有权肯定作家自己否定的作品,因为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人民的精神财富。凡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凡是鼓励人积极地对待生活的或者给人以高尚情操的,或者使人感觉到自己和同胞间的密切联系的作品,凡是使人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作品都会长久存在下去。靳以的作品,至少他的一部分作品,也不会是例外。

《火花》(重庆烽火社发行,为“烽火小丛书”第十七种)所收同名作品内容完全相同。1938年《文丛》二卷二期发表署名“方肃”的《给日本兵士》。

《羊》的作者是肖军,《八月的乡村》署名“田军”其实也是肖军;《羊》是短篇小说集,《八月的乡村》是长篇;《羊》在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八月的乡村》则是由上海奴隶社于1935年8月出版、上海容光书局发行。所以不管是《羊》还是《八月的乡村》,反正最初入选文艺奖的作者肯定是肖军没错。而由于“肖军不愿,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致使芦焚“倒真觉得左右为难,拒不对,受也不对”。他本来就不屑追名逐利,报纸评奖在他眼里不过是“小事”一桩,不值得跋前踬后大费心思,只要上海和北平近来没有“特别不近情理的言论”,就“还是马虎了事比较圆满些”,“受”也好,“拒”也行,全凭巴金、靳以为其做主了。

                      三月二十二日

“方肃”具特殊含义,系靳以为夫人陶肃琼而取。1938年,刚高中毕业的陶肃琼随靳以离沪,颠沛流离终达重庆。次年夏,两人步入婚姻。“方肃”两字系靳以将自己学名“章方叙”和夫人名字“陶肃琼”组合而成。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苏麟
最先见署于1939年2月7日《国民公报》副刊《文群》第十期《人世百图:楔子》,此后在《文群》以此笔名发表杂文近30篇,后均收入1943年11月由福建南平国民出版社出版的《人世百图》。1941年4月19日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刊《人世百图之小引、启事一则》、5月《西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所刊《人世百图之耕牛、胞衣、广告》,亦署用。1946年7月27日《文汇报》副刊《笔会》发表杂文《父子俩》,亦署“苏麟”。

吕坚
见署于1941年3月29日《文群》第二七九期《父亲和猪》,此文后收入1943年11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的《人世百图》。

苏凌、舒凌
福建改进出版社1941年编辑发行的《现代文艺》第四卷第二期、第三期所刊《信》《我坐在公路车上》,均署“苏凌”。《信》亦见载于1942年2月10日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第三九三期(署名“方序”),后与《我坐在公路车上》一起收入散文集《红烛》(1942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舒凌”仅在1942年

《现代文艺》发表《他们十九个》使用,该文后收入小说集《众神》(1944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苏凌”“舒凌”应系“苏麟”谐音。

黎微、若安
1947年上海《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刊载署名“黎微”“若安”的作品,其标题下作者名字皆系靳以手迹。其中,署名“黎微”的《我辈是狗——人世百图之一》《人世百图——呆子、老丑角》,分别刊载于《大公报》1947年6月15日《星期文艺》第三十六期及7月13日第四十期;署名“若安”的《人间小品》则发表于1947年6月15日《星期文艺》第三十六期。两组文章与靳以1948年2月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的《人世百图》所收同名作品的文字内容完全相同。且从目录编次看,正是该书再版时所增补篇目。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靳以采用不同笔名,与当时的黑暗局势有很大关系。正如他在《再记〈人世百图〉》中所说:“创造了新的笔名,极力掩饰自己的风格和笔调,看大事,写小文章,其中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苦衷。那还正是战时,为了怕‘泄漏秘密’‘危害抗战’,检查先生们正用全副精神执掌红笔东勾西抹,对付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这些笔名,正是靳以当年为了写出心中的愤怒和抗议而不惜用生命进行斗争的有力见证。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CopyRight © 2015-2020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