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傅璇琮先生纪念集》书里书外:那一面大纛永远高悬

2008年4月,傅先生调来清华大学,成立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年底,系主任刘石老师与我导师商议后,指派尚读研三但已确定提前攻博的我担任傅先生的助手,或叫学术助理。此后七年中,傅先生除去最后一年因严重腿疾而无法来校工作外,其余岁月里他都保持了一周至少来校两次的频率。我于是也得以经常与先生共处,除协助工作外,也常向他询问或探讨一些学术、社会或生活方面的问题。先生有时还会让我替他看一些稿子,并让我大胆发表意见。这其中既有学生或晚辈的,也有业内知名专家学者的,这着实让我惶恐。但先生屡次鼓励,有时甚至让我直接按己意回信,这给了当时的我很大的信心与自豪感。现在回想彼种情境,竟颇有些《论语》中子路冉有等“侍坐”之意(这于我显然是自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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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傅先生向清华学生开设专业课,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大学课堂上正式授课(其余皆为讲座)。授课内容是他关于唐代科举、翰林与文学的研究。此研究在学界有重大开创意义,为先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此课程极受欢迎,虽然先生有南方口音且讲课并不生动,但教室里依然人满为患。这也让他十分紧张,好几次跟我说:怎么来这么多学生啊!这种紧张使他更加认真备课。因从未使用电脑,故每次他都是提前将授课内容手写一份让我做成课件,并在课堂协助演示。这门课程应是傅先生唯一一次正式开课,惜当时并未录像,至今便成憾事。

傅璇琮

记得课程开始时,刘石老师曾做开场介绍,他如是说(大意):“大家都知道唐代有一位韩荆州,以提携后进知名。李白《与韩荆州书》里曾引用时人语,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而傅先生就是当今学界公认的、现代的韩荆州。”那时的我对此尚无深切的体会,但在往后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感悟到这一点。我自身受先生提携极多,在中心工作时也协助接待过无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他们大多有求于先生,先生从不回绝。先生长年从事案头笔墨工作,年老后握笔的右手有蜷缩、颤抖的问题,且越来越严重,晚岁写字已比较艰难。但尽管如此,他仍不断为人写推荐信、写序甚至题字。哪怕是初次见面,他总很少拒绝。这也让我们十分担心,深怕先生的名望被用心不善者利用。那时我们认为先生年纪大了,也许分不清来者的善意与恶意,或者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亲笔写下的信有多高价值。但现在想想,先生真的会不知道吗?也许他非常明白,只是从未以此自贵,他只是“思一毫有利于学术则为之”罢了。2013年,京华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学术散文集《濡沫集》增删版,其中所收书序或书评达65篇之多。这些文章单篇或不足奇,但形成如此规模,或正可见先生提携他人、推介其学术成果之苦心。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傅璇琮先生与刘石教授

与对他人的慷慨相比,傅先生对自己却真可以说简朴以至于清苦了。他家住太平桥西里中华书局宿舍,距清华极远。但若来校,必七点一刻便到,而且非极特殊情况,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到西门,再坐校车到新斋办公室,回去亦如是。以先生的身份,中华书局和清华两方都可为他配专车接送,我们也一再劝先生至少要打车回去,中心并不缺交通费。但他一直拒绝,并笑说:“没关系,我现在年纪大了,上公交车大家都给我让座。”每天中午工作结束后,先生会去观畴园食堂用餐,然后在二楼买一袋肉松面包带回家。肉松面包大概是先生喜食之物,有时来不及用餐,也定会让我替他去买一些。后来我才听徐师母说,这袋面包就是他们的晚餐和次日早餐——如此简单。

著名学者、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于2016年1月23日去世。陌草又青,哲人其萎。傅璇琮的离去,在众多学人心中留下无尽的思念。一年多来,见于报章网络的各种追思络绎不绝。

这些年,我在先生身上深深体会了老一辈学者大朴守拙的风采。比如先生不熟悉电脑,第一次跟他说“电子邮件”时他无法理解,还问“这邮件发一封得多少钱哪?”但当他理解之后却并不排斥,而是借我手充分利用起电脑和网络的便利。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习惯亲自手写书稿或信件,部分交我录入并发送。也因此,中心留存了大量先生的手稿,成为一笔珍贵的财富。先生又习惯称呼别人为同志,对我亦如此。比如平日交代工作,他会称“苏杰同志”云云;有时给我留信,抬头也是“苏杰同志”;每次通电话,傅先生总是不等我说,就先道“是姚苏杰同志吗?我是傅璇琮啊”,亲切感人。以至于我渐渐觉得,“同志”这个称谓非但不过时,反而有一种朴拙和庄重,在傅先生口中更有一种别样的得体。于是,我也学着开始称呼他人为同志,还因此引来不少诧异。又如先生古文修养极高,但从未见他故意卖弄文笔,做了一辈子编辑的他更不可能不会流行的文体,但先生的文章或信件都是以一种具有“五四”风味的质朴白话写成,读来生涩有味,迥异他人。如此种种,我想大概就是所谓“风骨”。

在清华大学刘石教授的提议下,由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初编,中华书局以编辑部的名义,编撰成《傅璇琮先生纪念集》一册近日出版,并于4月9日在傅璇琮生前任教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召开出版座谈会暨“傅璇琮文库”揭幕仪式。傅璇琮的同道好友、后学门生等3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追忆其道德文章。在与会学者的发言和《傅璇琮先生纪念集》中收录的60多篇文章中,一位开风气之先、以天下学术为己任、学术成就超凡卓著,却处处为别人着想、主动提携后进、师表群伦、有求必应、诚恳朴素、平易近人的学者形象愈发完整清晰,散发出跨越时间的光辉。

傅先生来清华时身体仍十分健康,虽然走路略不稳,但依然可说健步如飞。最初他上下楼梯从不让人搀扶,以至于有些场合,别人欲搀扶他时我还需上前阻拦,以免先生觉得不快。但渐渐地,他就不再拒绝我搀扶着上下楼,又后来他上下楼时会主动抓住我的手臂,我也便感觉到先生的身体一年年在衰退。2013年7月,我博士毕业离开清华去首师大工作,但先生仍维持着之前的习惯,每周两次来清华办公。他会在前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明天会去,然后叮嘱我不必太早到。我当时已经住得较远,但也比先生近得多,可总是比他晚到很久,想来真觉惭愧。再后来,因为我授课任务增多,傅先生知道这个情况,也便减少了来校的次数。2014年,傅先生在路上不慎摔倒,膝盖摔伤,但因忙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审稿之事而不愿就医。两天后伤口感染,后来虽医好却也再不能如以前般行动自如。2015年春日,我去取送一些材料,在中华书局门前与先生见了一面。当时觉先生并无大病,只一生简朴不知顾惜身体,故衰老之状特重。不想再次见先生时已在灵堂……思念至此,悲痛难已。

学界王浚仪 士林韩荆州

2016年1月25日,参加完先生追悼会,我陪徐师母回家,聊及先生生前种种。师母不知何故说起年轻时候的事儿,回忆当时他们夫妻与王力先生的交往,种种细节弥足珍贵。我便想起当时在清华时曾有师弟提议,不如趁傅先生每次来办公室时对他进行采访,请他回忆一些往事,我们做记录,以为口述史,应具有相当价值。如此好的提议,可惜未能实行。一来,当时傅先生工作尚多,二来我们都觉得,先生活到九十岁应是没有问题,故不急于一时。不想天不假年,先生竟遽然离世。

傅璇琮一生以中华文化为己任,在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领域内耕耘擘画数十年,筚路蓝缕,其功不在禹下,其为人也颇有古风。在与会学者发言和《纪念集》中,“韩荆州”这位古人的名字出现频繁。刘石教授的《怀念傅璇琮先生》一文回忆了当年古籍办工作没有办法正常展开时,先生默默地在背后考虑和安排办公室年轻人的出路问题,甚至推荐他去清华任教,也没有告诉他这个当事人。刘石在文中深情地说:“傅先生对后学的提携是天下共知的,他被称为当今的韩荆州,岂虚言哉!”

有人说,傅先生的辞世代表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此话虽略嫌夸张,亦不无道理。先生一生不仅自身致力于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以他为纽带,把相关的整个学界联系、组织在一起,完成了许多个人之力不能完成的工作。而这样的学者,或者说达到这种量级的老一辈学者,傅先生应是最后一位。比起那些集体完成的学术成果,也许在这过程中如何组织、如何运作、学者们如何交流的细节信息更显得珍贵,但这些都已随先生消逝,留给后世文学史家无穷的考索与猜测。这应该不是先生的本意,如果他能选择,也一定希望留下点什么。这也是我想写一点什么的原因。

韩荆州,即韩朝宗,唐睿宗、玄宗时人,累世为官,喜欢提拔后进,受到时人尊敬,当时士林俗语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我脑海中永远留有这样一幅画面。那是在2011年的初夏,上午工作结束后,先生照例自己去食堂吃饭。但忽然下起雨来,我知他未带伞且一定不会回来借伞,便去食堂寻他。未见,又循着新斋门前的路找去。一直找到理科楼附近,才远远看到先生走在路上的背影:他左手拎着那个不知用了多少年的布袋,右手提着一袋新买的肉松面包,身形瘦小但有精神,步履蹒跚却还迅捷,就这样兀自走在回去的路上。

给年轻学者推荐刊物文章、安排工作任务、联系出版事宜、撰写书序书评,是傅璇琮奖掖后进常用的方式。与会学者和《纪念集》的作者大都受到过傅璇琮的恩泽,而傅璇琮在《唐诗论学丛稿》后记中的一段话被众多学者一再引用提及:“近些年来,一些朋友在出版他们的著作之际,承蒙他们不弃,要我为他们的书写序。本来,我是服膺于‘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这两句话的,但在目前我们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觉得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也实在是一种相濡以沫。”

也正因为此,傅璇琮总是与人为善,一生撰写书评书序无算,仅其《书林清话》中收录的“序”文即有70多篇,而《濡沫集》经过1997年的初版和2013年的增删,收录的书评书话也有60多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剑感慨:“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眼光精准。他所识拔过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多已成才,且逐渐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而他们当年受先生奖掖时,很多如我一样,尚处寒微未显之际。”

这些书评书序,自然也承载了被评述人对傅璇琮的爱戴。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教授在其纪念文章中说道:“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个多月了,但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傅先生。孔子所谓‘少者怀之’,大概就是指傅先生的为人吧!我在《乐府学概论》后记中写道:‘傅先生是学界菩萨,有求必应。’相信学界很多同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傅璇琮身上自有一种大家气象,这也许是其为学界所宗的重要原因。傅璇琮晚年致力于其宁波乡贤,有宋一代大儒“浚仪遗民”王应麟著作集成的整理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在出版座谈会上敏锐地指出:“《四库提要》评价王应麟为‘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说王应麟既知汉唐诸儒本原,同时对宋学也抱有一种心平气和的理解,傅先生是达到了这一境界的。他留给外人的,表现在学术著作当中的,我觉得是心平气和,一代大家的气象。可以这么说,傅先生正是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界的王应麟。”

肇开风气 长存典型

钱锺书先生曾将自己的力作《管锥篇》赠给傅璇琮,并在扉页上题曰“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吾之畏友”,又赞扬傅璇琮的著作“严密缜栗,搜幽洞隐,有口皆碑”。钱氏眼界极高,从不轻易许人,傅璇琮在学界地位之崇、声誉之隆,可谓其来有自。

傅璇琮一生的研究成果到底有多少?迄今为止,依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傅璇琮的入门弟子卢燕新教授在纪念文章里提到过傅璇琮曾经自己说过海内外有37家出版社出版过他170多种书。然而这还只是专著,也只是个谦抑之后的概数。傅璇琮从不当挂名主编,常常说“既然我担任主编,我就要负责任”,他以惊人的精力和在病床上仍要工作的毅力,换得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和整个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辉煌。无怪乎刘跃进指出:“如果把傅先生的年谱长编编好了,就是当代学术史。”诚哉其言!

接替傅璇琮任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认为,傅璇琮最重要的四部著作中,《唐代诗人丛考》改变了唐代文学把历来的评点和传说作为可信史料的一般研究,将视野扩展到二三流作者,利用可信文献还原作者真实生命历程,深入阐发诗歌寓意。《李德裕年谱》把牛李党争的重大问题以及它对于文学的具体影响做了彻底的梳理,在历史与文学研究方面意义重大。《唐代科举与文学》引领了关于文学与社会文化交互关系的综合研究,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影响了最近30年同类课题的充分展开。《唐翰林学士传论》则全景式地展示代表唐代文人崇高地位的200多位翰林学士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活动,立体叙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悲喜剧文学建树,并揭示包括正史在内的基本文献都应重新梳理考定。陈尚君用“肇开风气,长存典型”八个字,概括傅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2015年,《唐代科举与文学》获得第三届思勉原创奖。据苏州大学文学院罗时进教授回忆:“该书甫一出版,便震动学界,一时洛阳纸贵。”罗时进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学术待兴,期待某种突破和示范的“开垦期”,“如果说《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等揭示了古代文学研究回归‘知识考古’传统的必要性,开启了沉潜实证之风的话,那么《唐代科举与文学》则具有多维视野下观照古代文学生成的范式价值了。”

朴诚其内 标格自高

在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谢维和教授的印象里,和傅璇琮在一起总是很快乐,先生思想很敞亮、很澄明,常常能迸发出很多新的理念。谢维和认为,傅璇琮身上有一种人格的魅力、精神的感召,接近他会产生一种灵魂的启迪,所以很多人愿意追随他。谢维和说,“我觉得用黄炎培先生所讲‘朴诚’二字形容傅先生甚为合适。”这“朴诚”的定义,谢维和举黄炎培之言以明之:“悃幅无文、沉毅有力、不轻任事亦不敢玩事者,授之的而完其权,尽其所长而去其所困,事十九举已。”

《纪念集》和座谈会上谈到的关于傅璇琮的种种细节琐事,也一一印证了“朴诚”二字。“老人家经常到学生宿舍小坐谈学,且每次都有电话预约,称学生为同志,老派作风令人起敬。”“我曾见傅先生自太平桥菜市场推个小车,买菜回家,手里还提着那个帆布袋。所以我想,夹克衫、帆布袋,此必是先生之标配也。”“在清华八年的头五六年间,他都是乘公共汽车来上班,中间需要在人民大学中转一次。我提出各种方案,如找一辆专车接送他,找学生陪护他,他都坚决谢绝。”

立身行事如此,做学问也是如此。刘石教授回忆当年有晚辈和学生请教傅璇琮如何做学问,“他认真地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我用中华书局500字的大稿纸一撕两半,遇到有用的材料就抄下来。’看着周围伸长脖子等着取经的人疑惑的眼神,傅先生补充道,‘就这些了’。”这一幕深深地印在刘石的脑海里,他深有感触地说,什么叫“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这就是啊!

然而正如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所感受到的,傅璇琮质朴的外表之下,透露的是“讲境界,有情怀”,是一个高立的“标格”。他节俭一生,却常常“用清华大学所给予的不多的科研经费,资助同学,资助学生,或者资助他们去买书,或者资助他们去游学”;他在序中扬人之善,却另具一纸,将问题和建议罗列得清清楚楚;他看起来恂恂如也,甚至有时候左右为难,不得不退让委曲,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没有对不起过一个人,他身上有的只是纯粹的善、高尚的志。这足以让他的道德文章,经历无数个周年而不朽,正如他树立起的那面学术的大纛,永远高悬在学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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