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刘跃进:邓绍基先生的学问人生

一九五二年九月郑振铎组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邀老友王伯祥、孙楷第、俞平伯、钱默存来任事。《王伯祥日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九日:“八时四十分与平伯共乘西谛汽车径赴北京大学(燕大原址)临湖轩开会。晤何其芳、钱默存、杨其[sic.]康、孙子书、余冠英、卞之琳、罗彦生、罗大冈诸人及王积贤、杨祖濂君。由西谛、其芳报告文学研究所筹备工作,并通读工作计划及组织系统研究大纲等。十二时半散步至食堂聚餐,具酒肴焉。一时五十分辞出。”罗彦生不知是哪一位。

邓绍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的为人风范、学术业绩以及为文学研究所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迄今留在全所同仁的心中,我相信,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对此也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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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文学所成立典礼:“与西谛、平伯共载,径赴北大临湖轩。宾客同人到者六十余人。晤雁冰、周扬、汤锡予、蒋荫恩、冯至、其芳、积贤、觉明、默存、杨绛、余冠英、曹靖华、罗大冈、曾昭抡等。二时四十分开会。西谛主席,雁冰、昭抡、周扬、锡予、觉明、平伯先后讲话。六时十分始毕。即在轩中聚餐,凡五席。余与平伯、觉明、其芳、冯至、靖华、大冈及两位未及请教之人同座。饮啖至七时半散。”

为人处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有兼济天下的抱负,或求独善其身的结果。相对来讲,后者易,前者难;两者得兼,难上加难。凡有兼济天下情怀的人,做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这个“为”字,便读作去声。邓绍基先生做事,就总是先为他人着想,几十年如一日,有口皆碑,这不容易。他长期担任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识大体,顾大局,谦和待人,严于律己。这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共同看法。

“古代诗词典藏本”丛书 袁行霈主编 商务印书馆

文学所的公宴后来有几回,都在四川饭店。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文学史》近已告一段落,年内可以毕稿。今由其芳宴请全体同人庆功也”;一九六二年九月七日,“凡列三席,为《中国文学史》出版庆功也”。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为吴世昌洗尘。盖吴新自英伦归国来本所任事也”;同年十月十日,“中国文学组全组会餐,与吴世昌介绍晤谈也”。

我八十年代后期在文学所攻读博士研究生,就多次听到所里老师称赞邓先生。留所工作之后,与邓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最初的印象,邓绍基先生很有学者风度,器宇轩昂,眉目之间流露出来的谦和与自信,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正能量的化身。多少年后,尽管他年事已高,还是有很多年轻的学者,说起邓绍基先生,都啧啧赞叹,说他是文学所的品牌和骄傲。

日前,“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着”系列讲座第三季在首都图书馆重启,由已故文学史家余冠英的外孙女婿刘新风追忆“我所知道的余冠英先生”。尽管余冠英的代表作是《汉魏六朝诗论丛》,但慕名而来的听者,其实很少有人读过这部入选了《中华现代学术名着》的学术名着,大多数人是通过余冠英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乐府诗选》等古代诗词选本认识这位学者的。

审校

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易亲近。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他接人待物,很有分寸,很讲究方式,让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在他面前,你不会有压力,不会有顾忌,更不会掖着藏着,把话憋在心里。每次向他求教问题,他总是循循善诱,娓娓而谈,没有任何架子,很有老派学者风度。古人说,如沐春风,大约就是这种情境吧。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谁能没有烦心的事,但是所里人都说,几乎没有人看见他红过脸。即便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他当然生气,也有所表达,但绝不失雅量。

在尝试亲近古典诗词的过程中,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验:啃不动大部头的原典,又难以在当下的各种选本、注本中作出选择,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却迟迟无法走进经典的世界。由一流学者根据其学术专长,选取历代经典诗词作品进行注释、赏析,成为古典诗词普及的重要途径。余冠英的这些选本因此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欢迎,而且读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刘新风说,当时,何其芳把《诗经选》作为自己学习古代文学的入门书,研究俗文学的郑振铎懂得《乐府诗选》的好处,而钱锺书则坦言他写不出《汉魏六朝诗选》书中的序言。

《史记选》是王伯祥在文学所的第一项工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会上又对《项羽本纪》校释提意见。冠英、默存、平伯、妙中、力扬、其芳皆有提供,当整理修改之”;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修正《项羽本纪》校释(默存、妙中俱有指正,即据以修改)”;七月十二日:“《史记选》余各篇分在默存、范宁等处,将陆续签还”;八月十一日:“写信与默存,托看《史记选·序例》,即令湜儿携稿往中关园访谒之”;翌日,“接默存挂号信,寄还稿件,提供意见数处,至可佩也”。这信好像未留存。又一日,“寄中关园钱默存,谢正稿”。《史记选》序道及“本所中国古代文学组同人的帮助”。陆永品《深切缅怀钱锺书先生》谓钱先生曾教以“从文学角度编一本《史记选》”,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二种”的《史记选》与“叙事文学的大经典”不称。杨绛《洗澡》里的文学研究社前身“主要工作是标点并注释古籍,当时注释标点的是《史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邓绍基先生主持了很多集体项目,他总是邀请年轻同志参加,遇到问题,他从不以长辈自居,而是平等地交换意见。他是主编,完全有理由修改晚辈文字,但是他很少这样做,总是谦逊和善地提出建议,让作者修改,然后他再字斟句酌。

60多年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筹划建立之初,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余冠英的几种选本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与之前后出版的王伯祥的《史记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变,很多优秀学者为了评职称、拿项目,不得不埋首于专业研究领域发论文、写专着,能像老一辈学者那样编选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近乎奢侈。有学者指出,近三十多年来,虽然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但精品甚少,这与这些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

“《史记选》完毕即接为李白研究”,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王伯祥记组会:“首先谈余所撰李白年谱,承平伯、冠英、默存、友琴、象锺提出若干意见,俱中肯,当据以修正。”《增订李太白年谱》四万字,王伯祥身后出版。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余前拟诗文述评长编计划草案,经冠英、默存、友琴提供意见,由晓铃转交余手。”此计划落空。那时他们每年填写工作计划表,每月填写工作汇报表,“细格密行,且须三分”(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不知今天能不能看到。

在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先生这一代学者,处在承前启后的位置。他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老一代学者,颇得前贤濡染。《王伯祥日记》记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等领导非常尊重老专家老学者,他们常常到王伯祥、俞平伯等老学者家中看望,虚心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这些老先生到所开会,所里会有专车接送,甚至工资和信件也派人送到家中。邓绍基先生那一代学者继承了这个传统,六十年代以来,每到春节,邓绍基、曹道衡等先生总会结伴去看望所里的前辈,通常还要带上几个年轻同志前往。而今,这个传统依然在延续。去年春节,我们还到家中看望邓绍基先生。没有想到,一个多月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文史学者开始思考自己的当代责任。两年前,商务印书馆策划、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主编的“古代诗词典藏本”丛书开始酝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蒋寅,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程章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曹旭等组成的学者团队,担负起当代学人的文化使命,开始重新为大众编选古代诗词,“阐释经典也要成为经典”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

一九五六年四月九日,王伯祥“翻阅默存《宋诗选》初稿之一部。盖日前所中寄来征求意见者也”;同月十日:“八时校读《宋诗选》稿。通体点阅,注于有疑处。偶亦发本核对。先后提意见七处。至午后五时乃阅毕”;十三日“将《宋诗选》稿寄还积贤”。没有看到会上讨论《宋诗选》稿本的记录。大约觉得“意见”不错,钱默存六月一日就“以所撰《宋诗选》稿本全部属校读”。王伯祥当天翻阅序文,读至十一时始就寝。六月三日起连读四天,“全稿看完矣”;七日:“午后写信复默存,对所撰《宋诗选》提意见,备明日赴会时面交之”;八日:“参加本所座谈会,顺以《宋诗选》稿面还默存。”不知王伯祥所“提意见”究竟作何语。钱默存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序《宋诗选注》谓“假如没有何其芳同志、余冠英同志的批评和王伯祥同志的审订,我在作品的选择和注释里还要多些错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伯祥“看默存《宋诗选注》,以近有人批评为白旗,特细看有何不妥说法也”。

邓绍基先生一生待人热情,做事低调,很怕麻烦别人。日常交往中,他也有求人的时候,别人帮他做了一点点小事,他总是放在心上,有机会一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感谢,温文尔雅,恰到好处。他对别人的请求,也总是尽力协助解决,绝无推衍。他重病期间,我们去医院看望,他总觉得给别人带来麻烦,不愿意打扰大家。他去世后,家属尊重他的遗愿,一切从简,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为“古代诗词典藏本”丛书副主编,刘跃进认为,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而随着这些普及读物的出版,学者的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而在该丛书的策划编辑厚艳芬看来,在“国学热”升温的背景下,一流学者在进行专精研究的同时,放下身段参与优秀普及读物的编写,不仅是学者在更大舞台施展人生抱负的一种途径,更是社会大众的迫切要求。

开会

一年来,邓绍基先生的身影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还和蔼地看着我们,不时会像朋友聊天一样,半眯着眼睛,率意地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近来常常想,有这样的忠厚长者在,真是我们的福分。而今,他人走了,但是他的情和意,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每个时代应该有每个时代的选本。优秀的诗词选本,不仅代表学者自己的学术水平,更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文化追求。作为“古代诗词典藏本”丛书《诗经选》的选注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意识到,虽然余冠英的《诗经选》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选本,但今天的社会环境与60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随着大量先秦两汉文献的出土,当代的《诗经》研究有了不少新进展,这使得新的《诗经选》有可能从当代的精神需求出发,对《诗经》丰饶的精神矿藏进行新的开采与冶炼。

文学所的会真多,王伯祥初偶有怨言(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反复辩论,无非发挥群少争胜之心耳,工作云何哉!卓坐竟日,戴星而归,亦疲亦饥。”日记未详录发言。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八时半诣文学所资料室出席全所会议,讨论《红楼梦》问题。当场发言者有其芳、耀民、道衡、佩璋及北大副校长江隆基、浦江清、钱默存、卞之琳等多人。平伯亦两次发言。至十二时半乃罢。约下星期四再续开。听到诸说,以江清、默存为最中肯有力。之琳好说话而纠结不清(多不完整之辞,大出意外)”;下周:“八时半开会,仍由其芳主持,展开《红楼梦研究》讨论。首由介泉发言,后由默存、樊骏、毛星、积贤等发言。已下午一时二十分,乃散会,约下星期四再开会。会上之言,以介泉为松快而多证,毛星为较全面而通畅。”潘家洵字介泉。钱默存后来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回顾:“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辩论的一个作用,就是对过去古典文学研究里的实证主义的宣战。”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参加全所检查工作会议。各小组组长余冠英、杨思仲、蔡仪、罗大冈、贾芝及王燎荧、周妙中、钱默存等先后发言。”一九五六年五月三日:“八时开古典文学组例会,讨论曹道衡报告。其芳主席,并请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及张(岱年)、王(宪钧)两先生、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诸人出席,本所现代文学组亦到,发言者为范宁及北大冯、张、王、浦,本所钱默存、力扬、平伯及余,最后由其芳总结。十一时半散。”同年十二月十一日所会:“就培养年轻研究人员讨论办法也。健吾首先发言,蔡仪、之琳、思仲、季康、默存、其芳、贾芝、介泉、燎荧俱有话,大致皆对后进治学态度及对人轻率各端有所纠正。不识青年人能否虚心接受耳。”一九六〇年二月八日:“九时开会,继续批评佩璋。听蔚英、妙中、育新、贯之发言后,平伯发言,予继之,默存、象锺、晓铃又继之,彦生最后。已十二时,乃散。下午续开。佩璋问题严重……”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漫谈当前问题。绍基、道衡、念贻、晓铃、冠英、默存、友琴都发言。”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连续三天批评蒋荷生,“发言者甚众,指斥甚严”,王伯祥“亦发言谴之”,但不识钱默存亦然不。蒋荷生《记俞平伯》回忆:“那时组内开会,常听到钱锺书先生妙语连珠,他那淹博而风趣的谈吐,每每引起满座笑声。”

邓绍基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研究内容涉及面很广,在唐代诗歌、元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代小说等研究领域都建树颇丰,尤其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成就卓着;关于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也发表过系列学术论文,成就令学界瞩目。他的代表性着作主要有:《红楼梦论丛》(与刘世德、陈毓罴合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杜诗别解》,主编《元代文学史》等,发表论文二百多篇,主要收录在《古典戏曲评论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邓绍基论文集》中。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们熟悉的这首《关雎》,近现代学者多认为是一首爱情诗。李山则提出,诗中有“钟鼓乐之”之语,而根据王国维的研究,当时只有天子诸侯才能用钟鼓作乐,再结合其他线索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新的《诗经选》把《关雎》界定为西周贵族婚姻典礼上的乐歌。

两人同为文学所资料工作委员会委员,吴晓铃主任。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出席本组业务会议,推晓铃、范宁、默存、友琴及余五人为委员。会上佩璋以《红楼梦》校改琐屑,颇发牢骚,不愿续作。余与默存调停之,力慰伊仍继续进行,臻于完成而后止。一场小小风波,居然消散,亦可喜也。”前此“力扬、佩璋批评平伯甚烈”(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署“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王惜时是王佩璋的化名。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吴主任在家大请客:“王贯之已先在,有顷何其芳、钱默存、余冠英、范宁、陈友琴皆到……晓铃启陈酿见享,甚美。”

邓绍基先生的学术特色,可以用专、宽、通三个字来概括。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的这首《声声慢》,一般认为是词人晚年所作,抒发的是对国破、家败、人亡惨境的悲叹。在丛书的《李清照诗词选》中,选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祖美指出,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她用很长的篇幅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这首词作于李清照中年时期,是要把内心的苦衷讲述给丈夫赵明诚。

他们还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学组的成员。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与西谛、斐云同乘径赴文学所,灿然、其芳、冠英、默存、子书、莘田、天行、国恩皆至。三时开会。由西谛、其芳、灿然先后说明受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委托起草关于文学方面者(共分三大类,即哲学、史学、文学),交换意见后,推在场诸人分任起草。余与西谛、斐云任文学基本书籍之目录。四时三刻即散。”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二时与西谛、斐云同乘赴社会楼三〇四室出席讨论会,到齐燕铭、郑西谛、何其芳、余冠英、钱默存、金灿然、徐调孚、吴晓铃、孙子书、赵斐云及余十一人。出各人所拟目商谈,酌为修改。余又被推与默存拟诗文选本目录,约星期一必须交卷云。五时散。”二月一日:“草拟历代诗文词选本目录,凡得书一百一十种。作书寄与默存,当晚投邮。”三日:“接默存复书,知所拟选目已见到矣。为之一慰。”钱函云:“苏亭仁丈道席:奉手教并所拟书目,非特神速,抑且精审,所谓疾行无善迹哉!感佩感佩。窥西谛先生之意,似欲卷帙稍简,供吟讽之资,而非采摭极广,为文献之徵者。故符氏《国朝正雅集》之类,不在网罗,而管韫山之《唐诗选》、高阆仙之《唐宋诗举要》等,则无妨著录。但曾经圣手损益,殊难识不贤之小、代大匠之斫。谬误必多,奈何奈何。天寒,维珍摄不一一。晚钱锺书再拜,内人同叩。二日夜。”又三月八日:“二时径赴朝内大街文化部三楼会议室,参加古籍整理小组文学分组座谈会。到齐燕铭、郑西谛、金灿然、徐调孚、邢赞亭、孙蜀丞、章行严、钱默存、余冠英、吴晓铃、叶圣陶、赵斐云、王瑶、林庚、王任叔及余十六人。”

首先是他的专。我们从刚刚出版的《古典戏曲评论集》后记中知道,早在1948年,邓绍基先生还在常熟中学读书时,就在无锡当地报纸上开辟“旧剧新话”专栏,发表剧评。就读复旦大学后,在赵景深、刘大杰等前辈学者鼓励下,他较早决定以元代戏曲方面作为自己专攻方向。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陆续发表了《从〈窦娥冤〉的不同版本引出的几个问题》、《白朴三题》、《关于马致远的生平》、《〈汉宫秋〉校读散记》、《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和〈西厢记〉的创作时间》、《元杂剧版本探究》、《〈元曲选〉的编纂和刊刻时间》、《〈元曲选〉的历史命运》、《规范与实践:文学古籍校勘工作漫议》等论文,涉及元杂剧的内容、格律、版本和作者生平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如元曲“四大爱情剧”说,如文学古籍尤其是戏曲小说典籍,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经史校勘的方法,必须考虑到他案头阅读与表演脚本的差异。这些论断,援据精博,多为学术界所认可。

“没有深入的研究,哪来生动的普及?”在刘跃进看来,做好古代诗词的普及,学者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而且必须像李山、陈祖美这样,积学储宝、研阅穷照。

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同人赴十三陵游览,王伯祥与“与季康长谈”。第二天:“六时,徐调孚、俞筱尧辞去,予送之出门。适默存季康伉俪来访,俞君先去,调孚后特回同谈。七时许皆去。承钱杨赠予鹌鹑蛋两匣,至感关切也。”“关切”显然来自“长谈”。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开会,“以时尚早,与西谛过访默存、季康(住中关园二十六号)”。钱家搬到城里,和王家近,之后王伯祥屡记会后与钱默存联步赋归,例如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与默存偕行,谈甚畅”;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与默存偕行,且行且谈,颇闻晓铃行径及其他所中杂事。”

由元杂剧研究,延伸到元明清文学研究,作为中国文学通史之一的《元代文学史》就是由他主编的,这是百年来第一部关于元代文学的全面系统的论着,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此外,《〈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关于〈儒林外史〉的版本》、《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以及立足于明清戏曲小说的主题学研究论文《典实与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故事》、《评说离魂型、还魂型和纯一人鬼相恋型文学故事》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论着。他提出的明代成化、隆庆时期“三大传奇”和清初“吴县作家群”等重要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三时开唐宋小组会。默存主持,到冠英(组长例得莅视)、默存、平伯、象锺(新任本小组秘书)、吴庚舜、刘建邦(新分配我所者)及予七人(本小组成员只蒋荷生未到耳)。谈如何集辑资料问题。并说定吴刘二君向予问学云。会后,默存传达上午所听张友渔报告……四时半散。”王人午《迟到的悼念》记钱先生曾以二位二级研究员王伯祥、孙楷第答文学所学问谁好之问,承此“问学”。这“唐宋小组”(钱默存似是小组长)不识始于何时,该是“先秦至宋文学组”的下属。王伯祥记钱默存作主席者还有两回: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今日之会由默存主席”,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的会亦“由默存主持。发言极踊跃”。

如果从1948年开始算作他涉猎戏曲领域的话,到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古典戏曲评论集》,邓绍基先生在古典戏曲小说领域,辛勤耕耘长达六十五年之久。真可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钱默存偶尔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心学习组会议,最早见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王伯祥日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到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学部中心学习组第五十二次学习会,张友渔主席。到:钱琢如、顾颉刚、丁声树、陆志韦、黄文弼、郭宝钧、金岳霖、夏作铭、徐旭生、巫宝三、贺藏云、王守礼、夏康农、傅懋勤、翁独健、周新民、余冠英、吕叔湘、钱默存等。讨论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十二时散。偕默存、冠英乘十路转二十四路各归。”《顾颉刚日记》亦记之。同年二月二十日亦然。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一日:“步往学部二楼会议室参加六十七次中心学习座谈会,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如何面向农村,如何为五亿农民服务。刘导生主席,到者甚众。晤及子臧、默存、琢如、藏云、刚主、叔湘。”

其次是他的宽。我们都知道,邓绍基先生是我国古典戏曲小说研究方面的大家,他在七十年代又潜心于杜甫研究,完成了一系列论文,汇集而成《杜诗别解》。他还长期关注近、现代文学,发表了《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若干回顾》、《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文化论争与学人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论争的再认识》、《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国学的新研究与陈独秀的偏激——兼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断灭’传统观》等论文,提出了“侠义公案小说”等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近代文学研究也作出了贡献。他还把自己的研究触角延伸到当代,“文革”前就发表过《近十年来老舍的话剧创作》和《评〈海瑞罢官〉》等。此外,他对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如《〈史〉〈汉〉随笔》、《读谢灵运诗歌札记》)、唐宋文学(如《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关于杜甫的卒年卒地问题》、《李贺〈秦王饮酒〉释义商兑》)等,也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多要言不烦,见解独到。

赠书

再次是他的通。六十年代他就参与了余冠英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八十年代又主编了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至九十年代,与张炯、樊骏先生合作组织编写《中华文学通史》,实现了学术界期盼多年文学史研究的“三通”,即在时间上,古今文学打通;在空间上,各民族文学打通;在体裁上,各种文体打通。此外,他还参与主编了《中华文学通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及《古本戏曲丛刊》等。在从事文学史研究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着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思考着古代文学学科建设问题。早在1956年,他就发表《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当时他刚二十出头,就针对当时学风方面问题发表自己看法。此后,陆续发表了若干宏观研究方面的论文,如《我对探索文学史规律的看法》、《永远的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三个阶段》、《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文艺理论的发展》、《关于建立近代戏曲文学学科的问题》等,高屋建瓴地考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方法、成就等,具有指导意义。

王伯祥断句《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初致样书两部—其一与顾颉刚,陈乃乾复赠五部。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润儿包扎《四库全书总目》五部,备分赠其芳、冠英、平伯、默存、友琴。”钱默存前曾受赠《左传读本》。隔日:“傍晚接默存书,谢予赠书,语多过扬,阅之滋愧。”书曰:“祥丈道席:潭柘之游,想惬胜情。昨报有雨,今只密云,亦徵德人出行足以感召祥和矣。承赐新刊,喜与抃会。古人云学何如观点书,非通博精审如吾丈者殆难语此;嘉惠后学,真类佛家所谓方便,功德无量无边。敬先布怀,尚容叩谢。专颂杖履安隐不一一。愚侄钱锺书再拜,内人同叩,五日夜。”自称“愚侄”,于钱默存简札鲜见。许德政《与默存先生相处的日子》记钱先生在干校读《四库全书总目》:“许多书页上都留有他的眉批。有位室友专要抄录眉批,钱先生也欣然允许。”王人午《迟到的悼念》公布了他抄录的八则校订。《丰川易说》:“训诂非易、而易在聪明乱易而易亡”—“训诂非易而易在、聪明乱易而易亡”。《禽经》:“此本为左圭百川学海所载、则其伪当在、南宋之末流传已数百年”—“此本为左圭百川学海所载、则其伪当在南宋之末、流传已数百年”。《何之子》:“至如书中太虚奚无、无以无无无”—“至如书中太虚奚无无、以无无无”。《陶朱新录》:“考录中所记马默思、郭真人诗”—“考录中所记马默思郭真人诗”。《玉堂丛语》:“正在案珰、陈矩适至”—“正在案、珰陈矩适至”。《金丹诗诀》:“此所载下棋歌中乃称因看黑白、愕然悟顿、晓三百六十路”—“此所载下棋歌中乃称因看黑白愕然悟、顿晓三百六十路”。《观光稿》:“如长诗落句翻空旁、入作散场语是也”—“如长诗落句翻空旁入、作散场语是也”。《惺堂文集》:“其语录称、诵陈献章未分无极源头在”—“其语录称诵陈献章未分无极源头在”。

邓绍基先生的这些综合性学术成就,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显示出难得的价值。

“至如书中太虚奚无无、以无无无”。《陶朱新录》:“考录中所记马默思、郭真人诗”—“考录中所记马默思郭真人诗”。《玉堂丛语》:“正在案珰、陈矩适至”—“正在案、珰陈矩适至”。《金丹诗诀》:“此所载下棋歌中乃称因看黑白、愕然悟顿、晓三百六十路”—“此所载下棋歌中乃称因看黑白愕然悟、顿晓三百六十路”。《观光稿》:“如长诗落句翻空旁、入作散场语是也”—“如长诗落句翻空旁入、作散场语是也”。《惺堂文集》:“其语录称、诵陈献章未分无极源头在”—“其语录称诵陈献章未分无极源头在”。

邓绍基先生是江苏常熟市人。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后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他在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岗位上度过了四十五个春秋。“文革”前,他曾任中共文学所总支副书记、代理学术秘书、古代文学研究组副组长、近代文学研究组组长、《文学知识》编委会常委等。“文革”后历任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文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

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文学研究所发展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继文学所创始人郑振铎、何其芳之后第二代学者的领军人物,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他是何其芳主政时期的重要骨干成员,“文革”后又一直在科研前线运筹帷幄,组织协调,卓有成效,受到所内外同仁的广泛尊重。文学所能够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与邓绍基先生的努力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在何其芳所长的引导下,他参与了文学研究所很多重大学科建设和学术活动。在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邓绍基先生在回忆文章《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中谈到,郑振铎、何其芳在筹建文学所时确立了四个方面的工作重点:第一是系统的中外文学理论建设,第二是大型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编写,第三是编选具有大型文献功能的《古本戏曲丛刊》和《古本小说丛刊》,第四是编选一套历代诗歌选本,并且要由着名学者来选编。今天来看,建所之初所确定的这四个方面的业务工作多已完成。其中,也融入了邓绍基先生的心血。

如理论建设方面,1959年,在何其芳倡议下,由叶水夫牵头,编辑出版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在何其芳领导下,制定了三套名着丛书的编选计划,包括《外国古典文学名着丛书》、《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着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参考资料。正是在前辈的感召下,邓绍基先生特别重视理论,撰写了《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提高古代文学研究水平》、《毛泽东与他的“古今中外法”》等论文,体现了他对古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战略性思考,至今读来仍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如文学史论着方面,除前面提到了几部古代文学史外,还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如前所述,邓绍基先生重视基本文献,又有理论修养,他的思考就比较全面深入,也取得了切实的业绩。

如大型文献汇编方面,《古本戏曲丛刊》到郑振铎1958年不幸遇难前,已出版四辑共400多种作品。其余各辑,我们正在组织力量重新编纂。《古本小说丛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业已陆续出版。其中《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意义,邓绍基先生在《〈古本戏曲丛刊〉的文献价值》一文有详细的介绍,这是他亲自参与这项工作的甘苦之言。

如历代选本方面,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以及在余冠英等老一代学者主持下编选的《唐诗选》等文学读本先后问世,印行数十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邓绍基先生受此影响,也独立编选《金元诗选》,主编《元诗三百首》,都具有拓荒的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向来有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分别,多数学者追求为己之学,视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以邓先生的性情资质与学术理想,他完全可以坚守自己的学术园地,精耕细作,成为某一领域的第一流专家。但是,他被很多事情推着走,不得不腾出大把时间用于学术组织与行政协调,时常会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的焦虑不安,也暗羡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悠闲自在。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兴趣而耽搁工作。这一点,很像他的引路人何其芳先生。我们从回忆文章看到,何其芳先生身居领导岗位后,没有时间从事创作,颇感不安,多次说到,“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他还对那种无休无止的会议,深感厌烦。但是,他受党教育多年,只能服从工作的调遣。邓绍基先生也是如此。他多次说过,行政工作可能会耽误业务学习,但是从大局考虑,从长远考虑,这种牺牲又是必要的,不能选择。文学研究所有很多像何其芳、邓绍基先生那样的“双肩挑”干部,代代传承,默默奉献,克尽厥职,照亮他人。在当今这样一个特别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他们的为人、为学风范,越发显得珍贵,越发叫人感念。

今天,我们纪念邓绍基先生,不仅仅是纪念他个人,也让我们有机会回顾老一代学者为文学所发展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我在纪念文学所成立六十周年时撰写的《追寻文学所精神》一文中曾写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仰终身。而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这种工作作风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六十年来,文学所艰辛地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传统”。邓绍基先生可以说是继承这种传统精神的一个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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