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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上曾有人将陆费逵和爱迪生、高尔基等数人放在一起,认为他们可并称自学成材的典范。和爱迪生、高尔基比较,陆费逵的国际影响力也许并不十分耀眼,但若提及中华书局,其创立者陆费逵则不能不显得光彩照人。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在上海创立一路走来,中华书局之名家云集可谓璀璨,中华书局之名着阵容可谓奢华。2017年1月1日,是中华书局成立105周年的纪念日,本刊特辟专栏,一则为璀璨奢华背后之心血备注;二则为坚守笃实谨严之中华书局祝贺;三则为建设文化强国之中国出版助威。??
中国论文网
1962年3月20日,给周一良先生的约稿函,由中华书局古代史组陈振起草,�M长赵守俨、副总编辑张北辰核稿,金灿然签发,挂号寄往“西郊北京大学燕东园24号”,全文如下:
一良同志:
为了进一步推动百家争鸣,繁荣学术,我们计划陆续编印几位专家的学术论文集。
您数十年来致力于历史研究,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由于散见于各种报刊,学习参考者均感寻检为难。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您自己或由您指定的同志编定一个您的集子(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史、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论文,均可收入),交给我们出版。
这个集子所收的论文不拘时间,解放前后的都可以;不拘题材,举凡考据、论述均欢迎;不拘文体,文言白话都可编入;不拘字数,如果字数较多,可以分卷出版。论文中某些论点现在您已有所改变或发展,可以修改,也可以不作修改。解放前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容或有不妥或不足之处,如果您认为必要,可以在序言中作适当的交代。如果有尚未发表过的论文,也不妨收入。
我们希望您能同意这个要求。在编订过程中,如果有搜集材料或其他困难,我们当尽可能地帮您解决。
此致??? 敬礼 编辑部
约稿函从第三段“这个集子……”以下,档案存件是油印稿,说明当时确曾有过较大规模的约稿计划,只是终出版的并不多。约稿函中的四个“不拘”和“可改可不改”的编订原则,在前引《中华书局组织编订学术论文集》中也做了类似的归纳:“我们在组织编订个人的学术论文集的时候,向作者说明,只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不拘文体,不拘性质,不论考据、义理、札记,均可收入。对收入的文章,作者如愿意修改,可以;不作修改,也可以。”《我局组织学者编订学术论文集近况》并补充说:“不论撰写于解放前或解放后,已刊或未刊,均可收入。有的专着,解放前已经印过单行本,如果今天看来仍有较高参考价值者,仍可以全部或选择其中一部分收入新编的论文集。”所表现出的开放和容纳的姿态,非常难得。
前引《中华书局组织编订学术论文集》说:
多数专家对我们组织他们编订文集,表示很兴奋,认为这是党对他们很大的鼓舞。但是也有个别专家,如向达,因为过去曾被作“白旗”批判过,深恐他的文集会被当作新的批判资料,因此持观望态度,不怎么积极。
周一良先生在收到中华书局编辑部的约稿函后,于1962年4月9日做了回复:
编辑同志:
前接来信,关于编一本论文集事我已考虑,拟将解放前一些材料考订性的文章收集起来。共约二十余篇,可分两大类:关于六朝隋唐佛教文献和佛教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尚未发表的。
这些文章重印前须审阅一下,并略作修改删订,估计到六月间可以抽空搞完。大部分我尚有底子,其中有“谈佛典翻译文学”一篇,载《申报・文史副刊》第三、四、五期,时间约在一九四七或四八年,已无存底,希望能设法给我抄一份,以便重读编进去。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二.四.九
周一良先生1989年在美国期间,回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论文的有关掌故,写成《我的〈我的前半生〉》,其中《新史讳举例》一节曾涉及信中所说的“修改删订”情况:
我的《论宇文周种族》一文,系在史语所时撰写,曾就此问题与所长傅孟真先生交换意见。文章在《集刊》发表时,“随例”附带提到傅所长。60年代中华书局印论文集时,我当然又“随例”删去他的名字,政治避讳也。《牟子理惑论时代考》完稿于北京解放之前,曾就正于胡适之先生,他以长信答覆讨论。此文交《燕京学报》发表已在1950年。我认为应把胡先生及周祖谟先生讨论函和论文一同发表,但对胡函有点犹疑。学报主编齐思和先生断然表示:“这是学术讨论,与政治无关,可以一起登。”而1963年中华书局出论文集时,我当然又“随例”避讳删除,只保存了周祖谟先生一封信。
档案存件的信上有两处批示:“守俨同志阅。北辰 4.
11”;“可去信给上海报刊图书馆代查代抄,我们出钱。金
18/4”。从金灿然的批示,可以看到当时出版者与作者的关系,出版社把对作者的支持和付出,完全当作分内之事。4月11日,赵守俨先生草拟复函:
一良同志:
4月9日惠函收悉。承示同意编辑解放前的文集,可在六月间完成交下,甚感。《申报・文史副刊》所载“谈佛典翻译文学”一篇,当设法代抄送奉。
复致 敬礼 古代史组
1963年2月,书稿进入三校阶段,2月16日编辑部与周一良先生商签出版合同,信函由赵守俨拟稿,萧项平、丁树奇签发,陈振带交:
一良同志:
大着“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校样已由我处陈振同志于本月15日送上,希望早日校毕退还。此书迄未订约,我们拟按照每千字12元的稿酬标准和您订立出版合同,特征求您的意见。附上合同一式二份,如承同意,即请签章后寄回一份。订约后,拟先付一千元,其余部分待该书出版再为结算。尊意如何,即希示复为感。
此致 敬礼 古代史组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振先生,1959年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到中华书局古代组工作。在1963年12月调往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之前,他一直负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编辑工作和与周一良先生的联络。
1963年3月13日,周一良先生致陈振函,涉及编辑加工中的一些情况: 陈振同志:
婚姻表核对了,只有汝南周氏与河东裴氏间,箭头应指向周氏,周氏与东海徐氏间,箭头应指向徐氏,稍改一下即可,其他无问题。
这张表本来很乱,经你改制后非常清楚醒目,确实花了不少功夫,理应表示感谢。请你替我在书前引言后加上一段,以志谢忱!务乞勿忘!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三.三.十三
“婚姻表”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的附表。存件信末有赵守俨先生批示:“作者要加这几句,可以同意。俨
3/14。”
根据《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版权页记录,1963年6月付型,12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但是,到1964年3月7日,周一良先生还来信催询《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出版时间,其中的缘由,又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变化大有关系。
1964年3月7日,周一良先生致函中华书局编辑部,催询《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出版情况:
编辑同志:
近得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林�滞�志来函,拟将我关于宇文周种族一文收入所编匈奴史论集中,我已同意。但修订的稿子在你局,如林同志来函联系,请即将该文校样交他编排为感!
你局六二年曾约我编印旧稿,去年亦已看过清样,不知何时可出书?我手边原存的修订稿有时尚需翻阅,既已付印,可否请于便中将原稿全份掷回,以便需要时参考。多谢!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四.三.七 赵守俨先生3月9日批示:
“①已悉,记在《匈奴史论文集》卡片上,并通知傅振伦同志。②请老□将原稿寄回。
俨 ?64/3/9”
傅振伦先生当时也在古代史组任职,大概是《匈奴史论文选集》的责任编辑。关于林�直唷缎倥�史论文选集》所收《论宇文周种族》一文,对周先生来说,也有一段难以释怀的“后话”,他在前引《新史讳举例》中说:
我自己呢,恶有恶报,受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公平待遇。由于被调到“四人帮”操纵的“两校大批判组”工作,“四人帮”打倒后,受了几年政治审查。所以,有人辑印有关匈奴的论文,辑录了我《论宇文周种族》一文,而采取“姑隐其名”的办法,以不着一字的无名氏姿态,与其他作者的署名并列。
《匈奴史论文选集》于1966年前已经编成,在1983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前,曾于1977年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内部印行,那时候周一良先生作为“梁效”成员正接受政治审查,不予署名的事当指1977年的内部印行本。
回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暂缓发行的事情上来。旧档中有1964年1月15日赵守俨先生关于此书发行事给书局领导的请示报告: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都是旧文章,其中有几篇是未经发表的。这些文章,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内容尚充实,比他近发表的东西,似乎并不逊色,比顾颉刚《史林杂识》显得还扎实些,谨严些。作者在引言中说“现在重印出来,只是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建设中,这些资料考订的一孔之见能作为几样零件,起个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大致符合��际情况,想不致引起什么误会。至于从人的角度来考虑,周一良的集子,似乎可以出版。
本组已出版的论文集有下列几种: 徐光启纪念论文集 中外史地考证
余嘉锡论学杂着 史林杂识初编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在排的尚有聂崇岐《宋史丛考》、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徐光启集,都是新写的文章,不成问题。旧文章的结集仅有四种,从学术质量及人的方面来说,似不算滥,数量亦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周一良的书是否可以发行,请斟酌。
俨 ?64/1/15
这四种暂缓发行的“旧文章的结集”,作者分别为顾颉刚、余嘉锡、岑仲勉和周一良。1月16日,丁树奇有一段批示,道出了上列诸书暂缓发行的缘由:
问题在于:在发表了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告和听了他关于文艺工作方向问题的报告录音以后,还继续出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否适宜?徐光启集我没有看过,不知观点如何,如观点不对,由于是新写的文章,更成问题。周一良的集子,暂时放一放,看看情况再说。
丁 ?1.16
周扬1963年10月26日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三、四部分,经过毛泽东主席亲笔修改后,于1963年12月27日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为题,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讲话内容涉及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和研究方法等方向性问题: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不同历史观的斗争问题,历史科学领域内要不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旗帜的问题。
我们尊重前代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重视他们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做出的某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判断。但是我们的历史观却是根本不同于前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为今天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我们研究死人,不是为了让死人支配活人,而是为了使活人摆脱死人的传统力量的束缚。
讲话还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前人,更应该鼓励那些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的人,鼓励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付印之际,正好是周扬讲话发表之时。1964年3月20日,编辑部才对周一良先生3月7日的来信做出回复。回函由古代史组秘书马绪传起草,后经赵守俨先生删削重拟。从涂抹过的马绪传拟稿中,可以看到“因审慎起见,暂缓发行”的表述。经赵守俨先生改拟的复函如下:
一良同志:
三月七日来信收到,因我局近日在搞“五反”运动,迟复为歉。大着《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已印出,因该集所收皆是您的旧作,此次出版并未作过多的修改,在目前的情况下,关于发行问题,拟与性质类似的古籍通盘研究后,再作具体决定。现已通知我局财务部门结算稿费,并请出版部门将奉赠的样书送上,供您参考。至于草稿,按照出版社的习惯,拟待该书发行一年之后再为送还,尚祈鉴谅是幸。
《匈奴史论文集》所收大作,当据尊集修订稿付排。这个集子尚未交来,将来如有需要商量之处,再和您专函联系。
此致 敬礼 古代史组
到编辑部回函时的1964年3月底,《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暂缓发行的决定尚未有松动。从3月间周先生与编辑部往还信函看,周一良先生也是在此书正式印行三个月之后,才收到公开发行前送出的样书。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大规模组织学者编订学术论文集,因周扬的指示而开展,也因周扬的讲话而偃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从1962年约稿到1963年出版,1964年发行,其过程正是这段历史反复的一个侧影。
(作者为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总经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玄奘西游记》再度挑热《百家讲坛》

周一良

“季羡林先生曾对媒体说,钱文忠上《百家讲坛》讲玄奘我很放心。”季羡林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对本报说。

当年考大学,北大历史系只在上海招一个,听说似乎是内定了要招如今已在美国费城大学的杨继东兄的,何况我的第一志愿是考1949年以来只是第二次招生的梵文巴利文专业,也是推荐特招的。因此,尽管我的历史考分是当年上海的最高分之一,但我进的却是外语类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不是历史系的学生。而且,大概是在我进大学的前一年,一良先生就已经退休了,所以我没有听过周一良先生的课。可是,不管按什么标准来看,我却都应该算是一良先生的学生。当然,只能算一个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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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简单: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和一良先生是多年的好友。一良先生为《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口述写的“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回想1946年春,陈寅恪先生在欧洲治疗眼疾,不幸未成功,取道美洲返国,赵元任先生夫妇从剑桥开车去纽约码头探望睡在普通舱、没有下船的陈先生。我与杨联陞兄随同前往。就是这次从陈先生口中听说在德国学习梵文的季羡林先生。这已是55年前的事了。1946年秋,我回到北平,在北大红楼得识季羡林兄,两人共同语言很多、问题看法往往一致。

钱文忠上《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创下收视新高。《玄奘西游记》不久将正式出版,首印3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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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文忠最受关注的身份,仍然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关门弟子”。钱文忠从大学就师从季羡林学习古印度语梵文、巴利文和西域文化,从那时开始在专业领域里研究玄奘。“《西游记》在中国妇孺皆知,但真正研究玄奘,研究佛教和西域语言、文化的,在中国寥寥无几。”

《周一良全集》

季羡林创办的北大梵文巴利文专业,在1984年招收了包括钱文忠在内的8个弟子。这些弟子因为学了这门“古怪而又不实用”的专业,被很多校友视为怪物。大半弟子陆续转走,到今天仍然从事古印度语言、文化研究的,仅剩了钱文忠一人。

大约是1985年,我在读大学二年级,写了一篇考证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时间的文章,呈交给季羡林师。当时还不怎么懂事,不知道应该珍惜老师的宝贵时间,什么烂文章都往季羡林师那儿送。季师自谦,说对这个问题素未留意,亲自具函请一良先生和严绍璗先生审阅。一良先生的审阅意见有满满一纸,鼓励之意、提携后进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婉转地指出,文章的结论似乎不够稳固,还有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必要。文章经过修改发表了,我也从此开始时常到燕东园24号一良先生的寓所拜访请教,总是如沐春风。一良先生字字珠玑,我是只恨耳朵不够用。最难忘的印象是,一良先生对书极熟,我不记得他当场翻过书;此外,就是一良先生的外语,英、德、法、日自不必说,偶然一露的梵文,发音也是非常到位。小孩子不懂得应该克制一下好奇心,我就直接问过一良先生何以臻此?一良先生似乎并不以为忤,答曰:他自己有时也觉得有趣,自己酷爱京剧,连形容陈寅恪先生讲课之精彩也是“真过瘾,就像听了一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可是,唱起京剧来,却是五音不全、荒腔走板。然而,外语定音却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钱文忠其人

后来,我去了德国留学。回来已是上世纪80年代末了,写了一篇文章,比勘马鸣的“Buddhacarita”诸梵本,试图归纳写本系统。原来是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季羡林师像当年他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对待他的博士论文一样,用一个前括号、一个后括号,将我自鸣得意其实尽是废话的“导论”完全删落。剩下的就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上的《试论马鸣〈佛本行经〉》。里面提到了一良先生发表在1948年4月17日《申报·文史副刊》第19期上的《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认为一良先生“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我和一良先生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不过,周一良先生‘佛本行经和庞大的佛本行集经尤其无干’的说法似乎可以商榷。实际上,《佛本行集经》主要是引文,尤其在第四至第九品以及第十一品中更是大段大段地抄自《佛本行经》。这个情况琼斯顿早已指出了。”现在看来,先不说当时才24岁的我的这段话语气显有不逊之嫌,若就事论事,一良先生关心的原本也只是“名称和译者”,我的问题不在一良先生的题中,我的蛇足之论才真正是“无干”。一良先生岂能不明白?然而,当我前去拜望时,一良先生主动提到我的文章,微笑着说:“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了几十年,石沉大海,没有反响。你是第一个注意到的。我送你8个字:‘空谷足音,后生可畏。’”我敢保证,这句话我记得一字不差,因为能得到一良先生的称赏,要说不得意,那就实在是虚伪了。多年以后,我明白了当时没有意识到的冒失,却在1996年收到了《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不禁还是首先翻到那一篇,在文末看到了这么一句:“[补记]《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载钱文忠同志《试论马鸣〈佛本行经〉》,对此文有所引申论证,希读者参看。1993年2月编定自选集时补记。”1993年,我离开北大,几年间在南方漂泊,人隔千里,我只觉得一良先生离我从来没有那么的近过。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被称为季羡林关门弟子。19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

我的脑海里满是和一良先生相晤相对的影像,挥之不去……

很想把玄奘讲得深入浅出

1990年8月,我得到联合国“10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研讨会”的邀请,当我知道一良先生竟然也去时,我大喜过望。就赶忙与一良先生相约,一同飞往乌鲁木齐。就在北京机场,我亲眼目睹了不能忘却的一幕。本着“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我提出要替一良先生提包,一良先生却一直不肯。不料一进机场大厅,一良先生却把包往我手里一塞,自己加快脚步,以近乎小跑的速度向一个人迎上去。等我醒过神来,赶上去,就只看见一良先生微躬着身,握着那个人的手在问:“您身体可好?您也去开会啊。”我在旁边定睛一看,那个人似乎不见得比一良先生年高,个子瘦小,腰板笔直,双目精光四射。手提网兜一个,内装老式脸盆暖壶,似乎颈后还有一顶草帽,仿佛要下乡的样子,这在满是西装革履的候机大厅里可是有点突兀。那人却神闲气定,丝毫不觉得自己和周围人有什么不协调。一良先生回过头来,为我介绍:“小钱,这位是林志纯林先生。”见我一时没有反应,一良先生又补上一句:日知先生啊。”日知先生,那可是比当时已经77岁的一良先生还要年长许多的,哪知看上去如此矍铄,我赶紧鞠躬如仪。一路上,两位先生不顾苏制图154震耳的噪音,不停地亲密交谈着,看来他们也是许久不见了。我观察着一良先生,他在亲密中一直不失对年长者的关切和敬重。这是多么生动的一课。我有幸忝列日知先生的弟子黄洋兄和金寿福兄的同事,前不久还和他们谈起这件事。不过,我想,此生此世,恐怕我是不太会再谈的了。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您在大学学的是古印度语言和文化,那时就开始“接触”玄奘了?

尽管我见到不多,但是,一良先生也有批评人的时候。就在那次会上,我用英语宣读论文“TheAncientChineseNamesofIndiaandTheirOrigins”(《印度的古代汉语译名及其来源》)。读完,坐到一良先生身边。一良先生就说:“accent(重音)错了好几个。”然后复述,为我纠正。我在佩服一良先生的过耳不忘的同时,更多感觉到的是一种暖暖的感动。

钱文忠(以下简称“钱”):我高中就接触这方面书籍了。但直到大学,才开始在专业范围里学习。我的大学专业是梵文巴利文,佛教和中外文化交流,也都在我们的专业范围之内,那肯定会牵涉到玄奘。就像你学中国文学离不开杜甫、李白一样。大学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如果说这样的批评还是慈眉善目的话,那么,儒雅矜持的一良先生也还有怒目金刚的时候。可能说怒目有些过了,但是,的确是金刚般的严肃。还是在那次会上,一良先生忽然对我说:“这成什么话,简直岂有此理,丢脸丢到家了。你看———”我惊讶地接过一良先生递过来的一篇论文,不禁也为之脸红了:在该文的英文摘要里,提到不少日本学者的名字。作者不知道这些名字日文的罗马字母围写拼法连字典也懒得查,也不去请教懂行的人,居然径直以汉语拼音出之。举个例吧:中村元不说HajimeNakamura,而说Zhongcunyuan;汤山明不说AkiraYuyama,而说Tangshanming!我想,这样的“学者”今天大概是还有不少的吧,似乎大可不必为他们脸红的。

青周:您大学学的内容应该都是很学术的吧,到《百家讲坛》怎么把这些内容讲得深入浅出?

另一次是在北大校园司徒雷登的旧居“临湖轩”。一位外国学者来访,举行一次范围不大的交流活动。事先考虑到与会者未必都能讲外语,准备了翻译。偏偏有那么一位很有些年纪和地位的学者,不知藏拙,坚持自己讲英语。那实在是不可卒听的“英语”,悍然不顾一切的发音和语法规则,直听得人肚肠根和牙根一同发痒。散会,陪侍一良先生回家,我斗胆发表了自己的听感。一良先生的回答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要是有个地洞,我都要替他钻下去。”

钱:可能大家对这个领域不熟悉,就觉得难。我不觉得玄奘的生平有什么深奥。至于深入浅出,我是心向往之,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到。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了。可是,有一件和我的命运最直接相关的事,也是一良先生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我却是在几年以后才知道的。

在《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主要的接受对象是不一定有专业基础的观众,我主要参考的是汉文资料《大唐西域记》、关于他的传记则主要参考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新旧唐书里的相关记载,当然还有他翻译的佛经,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资料。另外玄奘是用梵文学习的,我也会用到一些梵文。

有一段时间,我有五六年时间不能到学术机构工作,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了。一天,忽然有位朋友传话,说王元化先生让我去看他。我与王元化先生从来没有见过面,王先生的地位是那么崇高,自己当时又多少有些自暴自弃……不过,考虑再三,我还是遵命趋谒了。从此,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又多了一位恩师、严师,在王先生和其他先生的关心下,不久我又得回到了学术生活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想也实在很是奇怪,王先生是怎么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不成才的年轻人的?终于有一天,王先生仿佛不经意地问我:“文忠,你知道是谁最早向我提起你的啊?”老先生好像认定我想不到,就直接说道:“是周一良周先生。”王先生接着说:“我和周先生并不认识,有次开会才遇见。会议安排我们坐一辆车。周先生握住我的手,介绍了你的情况。还说你这个小孩子很倔,认为在上海只有我才可以管住你,不能让你再漂下去,你还是应该做学问啊。”

青周:您的老师季羡林看过您在《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吗?你们交流过吗?

这实在是……我的确没有想到。可是,我为什么想不到呢?我难道不应该想到吗?当时,我的脑子轰的一下,胸口也受到重重的一击,鼻子不争气地直发酸。我傻傻地看着神色凝重的元化先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钱:没有。我只是看见报道,北京有家媒体的记者有机会见到季羡林先生,问他:“钱文忠讲《玄奘西游记》,您是否放心?”。季羡林先生的回答是“放心,很放心”。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季老不会看我的节目,《百家讲坛》晚上都播得比较晚。90岁以前,他一直都是8点多就睡了,早晨4点多就起来了。现在具体不太清楚,但他的身体还是很好。

国内研究梵文的不过20人

很多学长说我傻

青周:梵文、巴利文、佛教、古印度文化都是很艰深的东西,您怎么想到学它的?

钱:我上高中的时候,历史老师郝陵生喜欢讲些课堂以外的东西,比如印度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这些引起了我的兴趣。

高二时,郝老师偶然提到中国的梵文研究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也年逾古稀。我就给季羡林先生写了一封信讨教问题,没想到竟收到了季先生的回信,季先生可能没想到还有小孩子愿意学梵文。后来有北大招生组的老师——季老师的弟子到我们高中找我,跟我谈话,我也表达了我强烈的愿望。1984年我参加高考,考了上海市外语类第二名,很顺利上了北大梵文专业。

青周:其他专业的同学有没有把你们学梵文的看作稀有动物?

钱:对呀,我去北大报到的时候,很多学长跟我说,你怎么选这个专业?那时一般都学英语、法语、德语。很多人都觉得我挺傻的,说这人有问题,把我看作怪物。

季羡林先生创立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不像其他大语种那么热门,每年都招人,它就是在1960年招过一届,后来便停招了。1984年才又招了包括我在内的8个学生。

要下最笨的工夫学梵文

青周: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季羡林先生?

钱:是在开学的第二天,季老把我们梵文班的8个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刚看到季先生我很难把他和大学者联系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朴素,很清瘦的老人。他经常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老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有时一看两小时。这些学生两三天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主席台上的季羡林校长。

那天季老师就是见见大家,鼓励我们。他跟我们说,学这个专业“必须下最笨的工夫”。

青周:为什么这么说?

钱:梵文是古印度语,跟英语等现代语言差别太大了,它的难度是很难想象的。梵文是世界上公认语法最难的语言,梵文有43个字母,变位特别多,法语都不能跟它比。

本来学好这门语言已经很难了,但最难的还不是语言本身。它跟学英语、法语不一样,它不是用于现实沟通,而是用于解决学术问题的,其他语言强调的口语听力在它这里不是特别重要,而是对知识贮备的要求特别高。

我们进入专业不久,除了学语言,就得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古印度、西域等等的文化。不懂这些知识,你根本无法掌握这门语言。我那时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学习,有时候假期都不回去,在宿舍里学习、查资料。

季先生只批评过我一次

青周:学习上遇到困难,都可以找季羡林先生?

钱:季老先生并不直接给我们上课,他的学生教我们,但我们经常去请教他,季先生家的大门是开着的,谁去找他都可以。我是走动比较多的。

我们不会为语法什么的去麻烦季先生,主要向他请教学术问题。我们上了专业很快就进入学术问题的探讨了,遇到想不清的都去问他。其实学者的时间都是相当宝贵的,但我们那时候都是小孩子,不懂啊,写了东西就给季先生送过去。他从来都会给你很认真地看啊,修改啊。

青周:没为学业少挨季先生批吧?

钱:从来不会。现在想起,我们那时候写的东西都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但季先生从来没给过你这种感觉,他会让你觉得你的东西都是很好的,但你还可以改进。

他只为了一件事批评过我。我那时岁数小,人比较傲,有次跟他聊天谈到别的学者,我说这个学者名气那么大,其实也没什么嘛。他说,哎,你这个过分了。他不严厉,但不怒而威。他会说,你不懂,这个学者有哪方面很出色的成就啊,他会非常详细的给你讲。他非常强调要看到别人工作中有价值的部分,不要总盯着别人不好的地方。季先生身上最难学的就是修养。

青周:有没有让季先生都觉得棘手的问题?

钱:老先生是很谦虚的。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关于日本佛教的文章,季先生就去请周一良先生看。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这个专业的。实际上他对这个领域也有相当的了解,但他对学生相当负责。遇到这类情况他都会写信转给这些领域的学者。

8名同学大半转系

青周:您入门花了多长时间?

钱:我到现在还是在入门阶段。

我们不能拿现代语言的观念去衡量古代语言。这门语言留下了很多疑团,无论从词汇、语法还是句法上,你还需要研究它。季先生教这门语言,时常会告诉你,最近哪里又发现什么残卷了,哪又发现写本了。就好比中国的甲骨文,还有很多都是我们不认识的,还需要研究的。

青周:很少人能坚持学下去吧?

钱:那年我们梵文班里的8个学生,多数都是服从分配被调过来的,不是第一志愿考进来的。刚进校,班里就有人转走,到后来一大半都陆续转系了。我大三的时候去了德国汉堡大学继续学我的专业。我们班里最后在国内毕业的人不多。

国内研究梵文的不过20人

青周:到今天,全中国还有多少人学梵文巴利文?

钱:应该就一二十个。还有1960年季先生的那批老学生嘛,他们都非常努力,后来因为“文革”的缘故,有的没有坚持下去,但也有不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84年招的我们8个学生里,只有我一个人目前还从事梵文巴利文研究。

青周:今天学梵文还有什么用呢?

钱:梵文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际效益和经济效用的,要说作用就只是在学术上,对我们研究印度、西域的宗教和文化有用。

季羡林年轻时是网球好手

季羡林长寿秘诀

“不锻炼、不忌口、不嘀咕”

青周:你的同学都放弃梵文专业,季先生什么态度?

钱:他很尊重别人的选择,不会去规定你学什么,而是给你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要你爱学习,爱看书,他都支持。

不光是对我们,他的保姆喜欢读书他都会支持。我记得他给已经离开的保姆寄钱帮她读书,在汇款单上写道:“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青周:除了谈学问,季先生跟你们聊其他的吗?

钱:我经常在他家吃饭,老爷子也很喜欢跟我聊天,很多时候他都是安静地听。

我们只聊学术,没有别的,其他的他也不跟你谈。老人家是个非常纯粹的学者。我跟他那么多年,除了学问,基本没发现他有别的爱好。

其实季先生年轻的时候很爱运动的。我们说季先生的长寿秘诀是:不锻炼、不忌口、不嘀咕。很多人就以为季先生完全不运动。其实他说的是不过度运动。季先生年轻的时候运动很不错,很喜欢打网球和手球,这在那时是很时尚的。

季先生从不扔掉有字的纸

青周:收集古字画算是季先生的爱好吧?

钱:凡是有字的纸他都“攒”着。他有个很怪的习惯,从不扔有字的纸。这个习惯“文革”里给他带来很多麻烦,比如解放前的毕业证书当然有国民党的标志啦,胡适给他的信啊。我们给他写的东西他都不扔。他有两套住宅,每套一百多平方米,家里没什么东西,堆的都是书啊,纸啊。

他收藏古字画,他的鉴赏能力非常强,对这些字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季先生没有什么“物欲”,他收藏什么苏东坡的《御书颂》啊,齐白石的画啊,锁都不锁就搁在那儿。想起了往墙上挂一挂。前几年季先生把自己所有收藏都捐给了北大,数量很大,还捐出了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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