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前的“小说家”:说事儿不纪事

《史记》是一部由职业史官撰著的历史著作,作者司马迁,是在倾其所能,最大限度地载录和书写历史的真实面貌。与这样的历史著作相比,《赵正书》属于一种别样的著述。

一、不知其人,但论其世

关于这一点,如同我在《一件事,两只笔》中所说,对读《史记》和《赵正书》,就像同时并观班固的《汉书》和《赵飞燕外传》、《汉武故事》之类的著述一般,二者完全不可等量齐观。不过《赵正书》既不是《赵飞燕外传》式的情色读物,也不是像《汉武故事》一般的神仙家故事,我们需要准确地把握其内在属性,才能更为合理地认识它的史料价值。

专业文史工作人员之外的普通读者,乍一看到《赵正书》,感到奇怪的,很可能是“赵正书”三个字写得大大的,单占第二只竹简的背面,很突出,很醒目,可是却孤孤零零,没有在书名之下,再题署上作者的姓名。因为我们现在看惯了的书不是这样。

对《赵正书》的属性这一问题,竹书的主要整理人员,态度显得既有些模糊,又一直非常审慎。其模糊之处,在于始终不肯对《赵正书》中那些与《史记》悖戾的纪事表明态度,清楚说明这些纪事到底是可信、还是不可信,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稿里所转述的那句话——“不能断定何者更符合历史史实”(赵化成《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刊《文物》2011年第6期),而他们的审慎之处,则是刻意回避对这一著述的性质做出清楚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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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竹书整理者曾比较正式地肯定《赵正书》是“西汉前期人讲述秦末重要史事的古佚书”(《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叄]》之《前言》),但“讲述”二字,本身仍很含糊,说真话,固然是在“讲述”,可说瞎话也未尝不可以说是“讲述”,所以这样的说法也几乎等于啥也没说。

竹书《赵正书》篇名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后来,在《赵正书》正式出版之后,有些参与这部竹书整理的学者才正面触及这一问题,称《赵正书》的性质应属于“小说家言”(陈侃理《〈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刊佐竹靖彦先生主编《中国史学》第二十六卷)。但相关学者对什么是“小说家”和《赵正书》为什么属于“小说家言”、特别是《汉书·艺文志》时期及其以前的“小说家”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籍,并未做具体说明,而在我看来,这一点对我们深入认识《赵正书》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书中纪事的史料价值。

推出自己的著述,却甘当无名英雄,这事儿在今天看起来好像颇显怪异,但中国早期的文人学者,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今天有很大不同,并没有这么多麻烦的说道和无聊的争竞,想写什么,写出来就是了,重要的是告诉读者自己究竟想表述些什么。昔余嘉锡先生撰著《古书通例》,谓其缘由,乃“古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不题撰人》)。有文化的人,话就讲得文绉绉的,其实我在上面讲的那些大白话,跟这是一个意思。

这事儿说来话长,不能不从班固编录的《汉书·艺文志》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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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正书》是什么书?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蜀刊大字本《孟子》

这是因为所谓《赵正书》的性质,也就是它在当时社会整个知识体系当中所处的位置,而每一部书籍的类别从属,就是这一位置的具体体现。班固纂集《汉书·艺文志》,其基本依据,是西汉后期刘向、歆父子两代相继撰成的《七略》;特别是《汉书·艺文志》对知识体系的划分,完全继承了刘向、歆父子确立的格局。因此,我们要想对《赵正书》的性质做出具体的说明,就不能不首先进入《汉书•艺文志》的知识体系。

谈到这一点,不禁让我想起“知人论世”那句成语。这个成语,出自大名鼎鼎的经书《孟子》,而且是直接出自孟夫子之口:

《汉书·艺文志》把当时各项知识,罗列无遗,有一个庞大的身架。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汉书·艺文志》没有见到《赵正书》这一书名(不过《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籍不一定就没有包括《赵正书》在内,且待下文叙说),现在只能依据书中的内容来推定其从属的类别。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在这里,没有必要与之一一比照,只具体对比一下那些表面特征直接相关的类别,就大致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这段话,看起来好像挺通顺,实际上有两点不太好解释。一是提起话头的“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和“天下之善士”指的是什么?二是“是以论其世也”这句话中的“世”字指的是什么?

对于《赵正书》来说,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心、也是我们重点考察的事项,乃是其所记史事的真确可信性问题。

关于前者,自东汉赵岐注《孟子》以来,所有学者都以为这些人分别是与“友一乡之善士”、“友一国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这三句话中的“善士”相应级别的“善士”,低就低,高趋高,次井然,互不相乱。用赵岐的话来说,就是“各以大小来相友,自为畴匹也”。北宋人孙奭的《孟子注疏》、南宋时朱熹的《孟子集注》、清初王夫之的《四书训义》、清中期焦循的《孟子正义》,都是如此解说。

在上一篇文稿《一件事,两只笔》中,我重点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由出自史官世家的职业史官所撰著的信史。这样的信史,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被附着在“六蓺(艺)略春秋家”这一名目之下的。所谓“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和《春秋》,乃是儒家最为骨干的经典,所以也可以用《六艺》来作为它们的统名。《春秋》即六艺之一,乃“礼义之大宗”,系因承鲁国史官的记述以成书,所载录的史事则一本史官旧文。逮太史公司马氏父子两代相继撰述《史记》,立意本在乎绍继《春秋》的宗旨(《史记·太史公自序》),内容自然亦恪守前规,力求信实可靠。

然而我读这些解说,总觉得不合逻辑。因为孟子既云“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这就意味着他在讲这些话时并没有那么强的等第观念,知所未足,即当进而求之,初不必画地为牢以自我束缚也。盖足以弥补天下之善士所未足的古之善士贤人,岂今世善人所可轻易比拟哉!窃以为“一乡之善士”、“
一国之善士”和“天下之善士”云云,就是“有一乡之善士”、“有一国之善士”和“有天下之善士”的意思,是一个虚拟的前提条件,即谓一个人不管自己经历的范围有多大,都要随时随地交友“善士”,亦可谓之曰“随遇而友”,居乡便“友一乡之善士”,在国便“友一国之善士”,若是遍历天下四方,则“友天下之善士”。

在这一基础上,审看《赵正书》中那些在重大史实上与《史记》绝然背反的记载,诸如《赵正书》煞有其事地记述说,胡亥系遵奉遗诏登上大位,成为嬴秦二世皇帝,而不是阴谋篡位;又诸如《赵正书》还言之凿凿地记述说,赵高是被章邯诛杀,而不是被子婴处死,等等,这样的歧异,不像我们在不同史书之间常见的那种文字出入,显示出《赵正书》很可能是与《太史公书》截然不同的另一类著述。

其实东汉人赵岐在阐发《孟子》这段话的宗旨时所讲的一段话,正好可以拉将过来,给我的解说助阵:“章指言好高慕远,君子之道,虽各有伦,乐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无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话跟他上面的注释实际上是对立的。宋人孙奭著《孟子注疏》,也承袭此说云:“孟子所以谓之以此者,盖欲教当时之人尚友也。”用孔子所说“无友不如己者”来解释《孟子》这段话,似乎可以最贴切地体现其实质内容。

谈到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的一个可以参考的事例,是载录苏秦、张仪辈游说之辞的《战国策》。苏秦、张仪固然属战国纵横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汉书·艺文志》一方面在“诸子略纵横家”下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另一方面,却又把《战国策》著录于“六蓺(艺)略春秋家”下,并附注云“记春秋后”,亦即载录春秋时代之后事迹的史书,这显然是对其纪事性质给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对此,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刘向、歆父子和班固的眼里,《战国策》的内容同《苏子》、《张子》式的纵横家著述,性质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后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同类著述(其中很多篇目,甚至与《战国策》基本相同),整理者将其定名《战国纵横家书》。若是认真对待并深切思索《汉书·艺文志》的成例,这样拟定的书名是否合适,似乎就大有重新斟酌的余地。

不过这个问题,与我在这里讲述的主题并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是为了把文献理解得更清楚一些顺便谈谈而已,经学家们认可还是不认可,都无关紧要。余姑妄言之,各位看官姑且听听也就算了。

近代史学家对《战国策》的纪实性往往持轻视以至否定的态度。如吕思勉先生在《史通评》之“六家”篇中即谓“《国策》则纵横家言,其记事寓言十九,实不可作史读”。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战国策》叙事因出自战国纵横家之手,意在危言耸听,打动人主,性质与史官记事有明显差别,故所说时间、地点、数目等项要素,较其本来面目,往往会有所变易;所记行事言辞,较其实际状况,亦时有增饰;特别是今所见文本,多经其门徒增饰改写,出入也就愈加严重。但毕竟其初始形态应是当时人说眼前事,大多应有可靠的事实依据,不会红口白牙,满嘴胡话。试想当日苏秦、张仪之辈若是对各国之间发生的事情,懵懂无知,讲起时事来完全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何以能令各国君主信服?司马迁撰著《史记》,在各国世家部份,就大量采录了《战国策》的记载,说明司马迁对其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汉书·艺文志》将其与《史记》相并列,也应当是基于同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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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与《战国策》这样的著述相比,《赵正书》的纪事,仍然显得有很多过于荒诞的内容,若是以《史记》作参照,似乎就很难将其归入“六蓺(艺)略春秋家”下。那么,在《汉书•艺文志》中还有哪些门类可以容纳像《赵正书》这样的书籍呢?答案,是只有“诸子略小说家”这一个门类。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宋当涂郡斋刻本《孟子集注》与我们主题密切相关的,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是以论其世也”的“世”字指的到底是什么?审看原文,这一点似乎既不深奥,也不复杂,北宋时人孙奭在《孟子注疏》中本来做过一个很简洁、同时看起来也很得当的解读,以为此语乃“论其人所居之世如何耳”。用现在的大白话讲,就是考察《诗》《书》作者的时代背景。

下面我们以表格的形式,来直观地显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的内容。这样,一目了然,更便于归纳总结其一般特征:

可是,后来朱熹撰著《孟子集注》,因刻意求深,便另外做出了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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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众矣,犹以为未足,又进而取于古人,是能尽其取友之道而非止为一世之士矣。按照朱熹的说法,“世”成了《诗》《书》作者的具体“行事”。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读者一定要清楚知悉这些《诗》《书》是何人的作品。不然的话,其“当世行事之迹”便无从谈起。

昔鲁迅先生撰著《中国小说史略》,解读上述记载,乃释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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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清嘉庆十六年金孝柏重刻本《四书改错》

所谓“古事”,即前史旧事。鲁迅先生这样简明的解释,并没有能够澄清所谓“小说家”的性质,而《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仍存有待阐发的问题。

元朝以后,由于科举考试尊用包括《孟子集注》在内的《四书集注》,元明两朝人讲述《孟子》此说的旨意,自然多承用朱子的说法。但到清康熙年间,学者们纷纷向统治学坛的朱子学说发起挑战,《四书集注》首当其冲。当时有毛奇龄者,著《四书改错》,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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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不是“言”,“世”亦不是“行”。……若“世”则时代之称,“前世”、“后世”、“创世”、“继世”,何处可着得一“行”字?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佑本《汉书》

况既曰“考行”,又曰“行事之迹”,则古人行事,舍《诗》《书》别无可见,不得以《诗》《书》专属“言”,谓《诗》《书》之外别有“行”也。

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所附自注明确讲到述及“古事”的书籍,实际只有《周考》和《青史子》两种。其他如《务成子》“称尧问”,以其可能会涉及“古事”,或许勉强也可以算在其中。剩下的那些书籍,其是否述及“古事”,班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不过从书名上看,臣寿《周纪》和虞初《周说》这两部书也应该述及周朝的史事,后者且有东汉人应劭“其书以《周书》为本”的注解,可以为之证明,这样,似乎就能够落实到地了。

又且顺文通读,谓友天下不足,又友古人,则必读书论世,以知得其人,而上“友”之诸“其”字,皆贴“古”字。读古书、论古世,然后可友古人也〔若“其”字指人,则“其人”为“人人”矣〕。乃一往鹘突,添“言”补“行”,古经从此大晦矣(《四书改错》卷一七“是以论其事也”条)。

不过关于这一点,近人张舜徽曾经提出过一个颇显新奇的论断,以为上述诸书书名当中的“周”字,与周秦汉唐之“周”无涉,只是一个用作“周备”之义的形容词。张舜徽先生在诠释《周官》一书的名称时写道:

这是在放言指斥朱熹对《孟子》的解读“一往鹘突”,也就是一塌糊涂,话讲得虽然不够温柔敦厚,但毛氏紧紧扣住经文本身,对这一“世”字的理解,自然比朱熹要合理得多,而究其实质,不过是回到上述孙奭的后一种旧解而已。盖若是去掉外延的体悟,就经解经,结论只能如此。

自来论及《周礼》者,皆未究此书所以命名之义。愚意以为古之以“周”名书者,本有二义,一指周代,一谓周备。《汉志》著录之书,多有以“周”名书者,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道家有《周训》十四篇;小说家有《周考》七十六卷(德勇案:实为“七十六篇”),臣寿《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细详诸书立名,盖皆取周备之义,犹《周易》之得义于周普,无所不备也。儒家之《周政》、《周法》,盖所载乃布政立法之总论;道家之《周训》,小说家之《周考》、《周纪》、《周说》,犹后世之丛考、丛钞、说林之类耳。故刘、班悉载之每类之末,犹可窥其义例。自后世误以为言周代事,说者遂多隔阂不可通矣。(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之《六艺略》)

虽然单纯从结论上看,毛奇龄的看法与孙奭完全相同,但他既然是针对朱熹的成说加以论辩,在辩驳的过程中,认识已有明显的深化。毛氏论曰:

在诠释小说家《周考》一书时,张氏复释云:

《诗》自《吉甫》、《寺人》诸有名外,知是谁言?《书》自《仲虺》、《伊傅》、《周召》诸大篇外,亦不尽著为何人之言。

此云《周考》,犹言丛考也。周乃周遍、周普无所不包之意。……小说家之《周考》,盖杂记丛残小语、短浅琐事以成一编,故为书至七十六篇之多。其中或及周代轶闻者,见者遽目为专考周事,非也。下文犹有《周纪》、《周说》,悉同此例。

这实际上是说《诗经》和《尚书》中各个篇章的作者,大多已无从知晓,故不知所述系何人之言,正因为后人已“不知其人”,不得已才退而论次其世,通过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把握那一时代的人共同的思想和行为特征,以求其仿佛,达到尚友古之善士的愿望。

若果如其言,则不仅诸子略“小说家”之《周考》、《周纪》、《周说》诸书与周代无关,而且张舜徽先生还判定这些书籍的性质,不过“犹后世之丛考、丛钞、说林之类耳”,关系到我们在这里论述的实质性问题,因而不能不稍加辨析。

好了,转了一大圈,明白了所谓“知人论世”,本来是因不知《诗经》和《尚书》各个篇章的具体作者始考究其所处的时代,是因不知其人而不得不但论其世,这就给我们了解古书的作者问题,提供了一个显豁的切入点。

研究重要的史事,未必需要依赖什么新发现的新材料来颠覆既有的认识,但古代遗留的实物,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定某些模糊不清或是具有歧义歧解的记载。事儿赶得也实在寸,就在与《赵正书》一同入藏北大的这批西汉竹书中,正有一种张舜徽先生提到的道家著述《周训》(见《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叄]》)。

我们在这里谈论古书的作者,首先要知道古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所谓“古书”,其实并不很“古”,大致是春秋末期才开始出现的。

虽说竹书书名的写法,同《汉书·艺文志》略有差异,是把“训”写作“马”字边儿的“驯”字,但“训”、“驯”两字形近义通,显示的应该是同样的意思。又通观这篇竹书的内容,是于一年十二月外另加一个闰月,月别一章,以周昭文公于每月初一训诫太子的形式,讲述君道政理;另外再缀以岁末一章,于年终腊日,做出同样的训诫。这样全书总共由十四章构成,每章亦可视同一篇,正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训》十四篇”相应,而阅读这篇竹书的文字内容,也与刘向《别录》对《周训》评语相符,即“人间小书,其言俗薄”(《汉书·艺文志》唐颜师古注引文)。

当时,孔子为教授门徒,整理、汇编《诗》、《书》、《礼》之类的文字材料作教材,形成最早的“书”。进入战国以后,“书”的种类和数量始大幅度增加,形式也逐渐定型。孟子是战国前期的人,而在那时,他就已经无以确知大多数《诗》、《书》篇章的具体作者,这就足以说明这些篇章本来就没有题署作者的姓名,而这应该是“古书”的普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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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书”的实物方面,从汉武帝时期起,就有包括所谓“古文尚书”在内的孔宅秘本的发现,后来在西汉末年和西晋时期又都有很重要的“出土文献”从古墓中现身于世。直到近年,盗墓贼和考古学家竞相努力,挖掘出越来越多战国秦汉时期的竹书帛书,其数量之多,甚至可以用“目不暇接”来形容。我们看这些的真的
“古书”,基本上都没有题署作者的姓名。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周驯》篇题(据《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叄]》)

以这些“古书”的实际形态与孟子讲到的情况相结合,可以更进一步确认,中国古代的书籍,在产生后的一段时期内,是根本没有题署作者姓名的。对此,余嘉锡先生早就总结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同时他还认为,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时人著书,“尚不自题姓名也”,且谓之曰:“凡古书之题撰人者,皆所谓意必之辞也。”(《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不题撰人》)所谓“意必之辞”,也就是说这样题署的撰人,系出自后人的推断,由于古书成书的复杂性,其间自有可信或不可信者,须今之研究者具体予以辨别。

根据上述情况,就足以认定,此竹书《周驯》便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训》,竹书的整理者也早就表明了这样的看法,而这一出土未久的西汉写本,自可确切无疑地证明:《周训》以及《汉书·艺文志》中《周政》、《周法》、《周考》、《周纪》、《周说》诸书,至少在形式上,讲的也都一定是周朝之事,张舜徽先生把这里的“周”字解作“周备”之义,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了解到这样的通例,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西汉竹书《赵正书》只有书名而没有题署作者姓名,是一种非常平常的情况,殊不必为之诧异。面对无法知晓古书作者这种情况,孟夫子当年已经无可奈何,生于两千多年以后的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些著作的内容,只能按照孟子所说“知人论世”的原则,先设法推定它的撰著年代。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明确:在《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五种“小说家”著述当中,至少有《青史子》和《周考》、《周纪》、《周说》这四种书籍,谈论的都是鲁迅所说的“古事”。这样的比例,已经不低,显示出它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应当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因此,我想也就有理由,暂且把讲述秦末史事的《赵正书》归入其中,再来看看其内在属性是否与小说家中其他书籍相符。

今竹书整理者依据字体和书写风格,推断“其抄写年代亦应在西汉中期武帝前后;同时,从用字、语词和语法等方面看来,《赵正书》的成书年代可能在西汉早期”。这样的判断,可谓大体不误,但同时也非常粗略,还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但在目前情况下,还看不到有什么更清楚的断代依据可资利用,不妨姑且主要参照这一结论来展开后文的论述。

何谓汉代之“小说”?

二、无中生有

如上所述,按照《汉书·艺文志》的知识体系划分,像《赵正书》这样具有很多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像是历史纪事的著述,若不是归入六艺略“春秋家”下,就只能列在诸子略“小说家”中(清人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卷二就以为如《周考》、《青史子》等“非《尚书》所部,即《春秋》所次矣。……则其书亦不侪于小说也”,这也是在二者之间择取其一),那么,促使刘向、歆父子以及班固做出“小说家”这一类别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的主要着眼点是在哪里呢?

我在上一节提到的《古书通论》,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著作。这部书的结论,主要是通过梳理和分析传世文献的记载而得出的,书中对古书“通例”、也就是其一般体例和共同特征的认识,深邃精准。他的绝大多数看法,不仅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而且在他身后出土的大量古书早期写本,愈加证明了这些看法是确切不移的。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却从来没人说清楚过,至少读书很少的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能够说服我的观点。

附带说一下,《古书通例》是我们今天在阅读“古书”时手边必备的一部“导读”读物,也是我们进一步思索和探讨相关问题时启步的原点。其重要性,就像作者的《目录学发微》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一样。薄薄一册“小书”,却是划时代的“巨著”。有些朋友初读此书,可能会觉得密度太大,不易读得下去。这没有关系,半懂不懂也没有关系,也很正常。多读,常读,慢慢就看懂了,就喜欢了,就醉了。好书就是这样密不透风,醇而又醇,不像我写的这些随笔性文稿,纵情漫笔,撒着欢儿地往里灌那么多水。

那么,解答这个问题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呢?难就难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这些“小说家”书籍早就亡佚失传了,其流传时间最远的一部书《青史子》,也只是传到南朝,见于梁阮孝绪《七录》的著录(见《隋书·经籍志》引佚文),入隋以后也再也见不到踪影(《隋书·经籍志》)。看不到书,就没有具体的例证能够体现出这一类书籍的实际状况,因而也就很难切实地把握究竟什么纔是其独有的特征。

关于古书的名称,余嘉锡先生论之曰:“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这个话讲得非常稳妥,所以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现在人们普遍遵从的就是余嘉锡先生这一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不妨先从鲁迅先生过去对《汉书·艺文志》相关记述所做的总结入手。

不过若是进一步深入分析,却让人感到似乎有些未厌人意。这就是所谓“多后人所追题”之外的那一小部分书籍若是本来就有书名或是篇名,那么为什么会有的书有“名”而另外那一大批书籍却没有?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书籍有名,显然要比无名更加合理,那么,若是很早就有的书籍有了书名,那么为什么其他那些“无名”的书籍不在撰著之初就效仿其事,当即就题写个书名?书都写了,想个书名写出来,难道会比撰写书籍的内容更难不成?这是按照常理实在不大好理解的事情。

如前所述,鲁迅先生说这些“小说”是“或托古人,或记古事”,其实托名于古人的言语,其本身,在形式上自已成为一种“古事”。由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不妨把鲁迅先生讲到的古人之言与古人之事通论并观,将其视作具有同样历史属性的旧说旧事,而鲁迅先生是把这些旧说旧事的特点,归结为或流于“浅薄”、“迂诞”,或失之于“悠缪”。

学者们做学问,大多都很注重研究方法,很多人会为此投入巨大精力,冥思苦想,希求找到不同于常人的高妙招式(这一点和很多男人对待性行为的想法有些相似)。不过我在读书、研究的过程中,经常想到的,是孔夫子讲过的那句格言:“道不远人。”把这句话用到学术研究之中,我理解,就是学者们在从事研究时所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不应悖戾平平常常的人情事理。本着这样的态度看待古书的书名问题,也能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悠缪”这个词儿现在不大常用,其实就是谬误严重,舛错多多的意思。如果我们相信《史记》是一部信实的史书并以此书为参照的话,那么,《赵正书》的纪事在这一点上,是与《汉书·艺文志》所述“小说家”完全相符的。

先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余嘉锡先生谈到的那一小部分与大多数没名儿的书籍不同的有名儿的古书,都是一些什么书。

不过鲁迅先生所说“据班固注”而得出上述结论,与事实并不相符。这是因为在《汉书·艺文志》的班固自注中,我们只能看到他告诉读者,这些书籍或是出自“依托”,或是其妄托于古人的言论“浅薄”、“迂诞”,并无一语“小说家”书籍的纪事性属“悠缪”的注记。

余嘉锡先生,把这些很早就带着名儿的书籍,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早期的“官书”,第二类是“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余嘉锡先生这一说法的前提,是“其他多以人名书”(《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也就是像《老子》、《庄子》、《孟子》诸书一样,用作者的名称来称谓他撰述的著作。上述第二类书籍既然是因“不知其学之所自出”,才“别为之名”,就意味着这类书籍本来也是没有名称的,我们看到的书名也是后生的,是别人给它命名的。这样一来,那些带着书名出生的书籍,就只剩下了早期的“官书”了。

事实上,班固对“小说家”书籍所做的注释,不仅丝毫没有体现出这些书籍具有“悠缪”的特点,而且对于那些被鲁迅先生称作记述“古事”的书籍而言,甚至还会给人一种出自信史的感觉,如班氏即谓《周考》一书是“考周事也”,《青史子》更是“古史官记事也”。另外,与班固同处于东汉时期的应劭,也注释说虞初《周说》乃是“以《周书》为本”。仅仅看这些描述,这些书籍,与《春秋》、《左传》、《太史公书》等六艺略下的“春秋家”者流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很像是一些正儿八经的历史著述。

早期的“官书”,之所以有“名”,余嘉锡先生以为是由于“其书不作于一时,不成于一手,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私,不可题之以姓氏,故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
(《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也不是很好理解。

认真审看《汉书·艺文志》的结果,反倒是只有通过《赵正书》的纪事,才能够清楚证明《艺文志》中著录的“小说家”书籍,其“记事者”确实是“近史而悠缪者也”。当然,做出这样的推论,其必备的前提,是《赵正书》确实属于“小说家”的书籍。

若是说这些书籍是因为“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私,不可题之以姓氏”,才不得不“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那么,这就意味着“题之以姓氏”应该是早出古书的一种常态,可余嘉锡先生同时又明确讲道:“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之官书也。”(《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可见在这些“官书”问世之际,世上还没有“题之以姓氏”的私人著述存在,也就是还绝无书名可言,并无成例可以效仿。

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转了一圈,似乎重又回到了原点。班固自注这条路既然走不通,那么只能另辟蹊径。

既然如此,按照一般的逻辑,最先出现的这些“官书”若是从出生就带有一个特定的专名,那么,紧随其后的各种官私著述,都应该效法其事,也是像模像样地带着个书名出现于人世的。然而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这就引发我们思索,这些早出“官书”的所谓“书名”,到底属于什么性质?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其他现代学者,对“小说家”的性质这个问题又是怎样认识的呢?虽然很多人都谈到这个问题,但几乎所有人都是闪烁其词,实际上始终没有个清楚的说法。下面,我想举述两种讲述得比较明确、同时也比较重要的观点。

说老实话,这个问题,一时还不易讲述得十分清楚。不过有句老话,叫“每下愈况”,这句话也可以解释成:越是在那些显著的地方,越容易看清事物的本质。

第一种观点,以张舜徽先生为代表。张舜徽先生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全文引述了《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的小序:

在余嘉锡先生举述的那些早期“官书”中,其“尤为显而易见”系“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的,莫过于《诗》、《书》、《礼》之类,而在我看来,《诗》、《书》、《礼》这些所谓书名,与其说是“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不如说更像是以书中文字所属的类别称谓之;更清楚地讲,也就是说,像《诗》、《书》、《礼》这样的名目,最初只是后世学者归纳概括其文本属性而命名的一个类别,是大类的名称,而不是后世意义上的书名,更不是作者自定的名称。余嘉锡先生说这些“官书”的名称是由于“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这实际上就已经认识到这些所谓“官书”,其“书名”也是由他人拟定的,而不会是与生俱来的。人们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地为其命名,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此一类书籍与彼一类书籍区别开来,所以也才会有所谓“佚诗”、“佚书”和“佚礼”的存在。这些“佚诗”、“佚书”和“佚礼”,其实就是没被编入《诗》、《书》、《礼》各成型汇编中的那些同类篇章。当时书籍还刚刚产生不久,有这样的类别划分,也就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

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涂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职方(德勇案:应正作“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这样来认识早期“官书”的书名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说明,但儒家最核心的经典即已如此,其他书籍更宜做如是观。余嘉锡先生谓“古书自《六经》官书外,书名之最早而可据者,莫如《论语》”(《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实则“论语”其意亦如其文本属性,不过“编次之语”而已,这和《诗》、《书》、《礼》之类的“官书”称谓,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继此之后,张舜徽先生附以评语云:“此论实本《汉志》而更发挥之,可以互证。”

另外,从思辨的逻辑上来看,这样的认识,也或许会更加合理一些,即假如我们把书名看作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古书有一个由无名到有名的衍化过程,那么,或许就能够更好地解释书名的生成和它的演变了。

这样的评语,看似老生常谈,或者以为它无关紧要,实际上这直接关系到对汉代以前的“小说家”性质的认识。其实当年鲁迅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时,就是直接由《汉书·艺文志》进入《隋书·经籍志》,前后连贯,来看待“小说家”的实质内容,不过鲁迅先生并没有直接触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这一问题,只是称述《隋书•经籍志》“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此相比,张舜徽先生“本《汉志》而更发挥之,可以互证”的说法,则清楚显示出他是把二者视同一事,以为两书所说“小说家”具有同样的性质。

三、篇名的递变

所谓寻流讨源,自是历史研究中惯行的做法,张舜徽先生思考的路径,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我们已经见不到一部《汉书·艺文志》旧有的著述,它所著录的书籍,像今天仍众所熟知的《燕丹子》和《世说》(即《世说新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相同,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并且存在很大疑问的问题。实际上,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在《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源”与“流”的关系。然而,这样的问题,似乎一向无人思考。在张舜徽先生之后,又有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者,继续沿着这条思路,探讨“小说”的起源及其早期形态问题。尽管这些学者的论述,言之凿凿,但“源”既不正,随波逐流,也就难免愈漂愈远,不知所终了。

在这一前提下,考察古书篇名和书名生成的过程,我们还是先回到余嘉锡先生过去总结的一些基本结论上去,由此出发,再结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等地下出土的早期书籍实物,就可以比较清晰地阐明其实际状况。

第二种观点,见于余嘉锡先生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见《余嘉锡论学杂著》)。在这篇文章中,余嘉锡先生有如下一段重要论述:

余嘉锡先生总结古书名称的一项重要特征,是“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并具体阐述其缘由说:“古人之著书作文,亦因事物之需要,而发乎不得不然,未有先命题,而强其情与意曲折以赴之者。故《诗》、《书》之篇名,皆后人所题。诸子之文,成于手著者,往往一意相承,自具首尾,文成之后,或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至于门弟子纂辑问答之书,则其纪载,虽或以类相从,而先后初无次第。故编次之时,但约略字句,断而为篇,而摘首句二三字以为之目。”(《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这些话,大体讲明了古书篇名初生时期的基本状况,但在表述上,似乎可以再稍加调整,这就是古书最早出现的篇名,除了“摘首句二字以题篇”这种最常见的形式之外,还有“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这样一种形态。这样的表述,会更加明晰、也更全面一些。

桓子(德勇案:即两汉之际人桓谭)《新论》曰:“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丛残小语,即所谓“街谈巷语,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德勇案:此乃《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小序文句)也,不云出于稗官者,桓谭因泛论学术,涉笔及之,与刘班(德勇案:指刘向、歆父子与班固)著录,务穷流别,本自不同耳。谭与刘歆同时,其书盛称子政(德勇案:刘歆字子政)父子,谓为通人,是必曾见《七略》,而班固尝受诏续其《琴道》一篇,固熟读《新论》者。故桓子之言,与《汉志》同条共贯,可以互相发明也。知此,可以论《汉志》著录之小说家矣。

晚近以来,大量早期竹书的出土,不仅印证了余嘉锡先生上述卓越见解,而且使我们还可以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认识古书的篇名和书名问题。

像这样以同时代人的说法来论证《汉书·艺文志》的真相,较诸简单地勾连后世的《隋书·经籍志》以探求汉代“小说家”的面目,自然更具有历史学家的时代维度,因而也更加合理(案余嘉锡先生在文中对《隋书·经籍志》的说法,还做了很具体的批驳)。

首先,和书名一样,篇题、也就是篇名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的《程窹》、《皇门》和《命训》三篇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三篇著作,竹书中都没有标识篇名,现在大家看到的篇名,是由整理者拟定的,而整理者之所以会这样为其拟加篇名,乃是由于这三篇著述的内容,是分别属于《逸周书》中的《程窹》、《皇门》和《命训》这三篇(《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之第壹、伍两册)。显而易见,在战国时期钞录这三篇著作的时候,它们都还没有附着固定的篇名,现在大家看到这三个篇名,都是后来才有的东西。

余嘉锡先生的观点,大致即依据桓谭《新论》的说法,来确认《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基本特征。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在“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这一总体特征当中,余嘉锡先生似乎对“丛残小语”和“短书”这样的外观特征更为关注,而没有充分认识“近取譬论”这一内在的文字特性。

一些战国竹书题写的篇名,与其对应的传世典籍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这一点,也是古书篇名“无中生有”的一个重要体现。例如,在《逸周书》的传世文本中,有一篇《祭公》,现在我们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看到一篇文字内容更加原始的写本,篇题却是书作《祭公之顾命》(《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壹册)。还有《伪古文尚书》中有《说命》一篇,在《书序》中即有这样的篇名(虽然东晋以来流传至今的《伪古文尚书》中的《说命》明显出于伪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却是题作《傅说之命》(《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叁册)。《祭公之顾命》与《祭公》,《傅说之命》与《说命》,这还都不算是差距很大的篇题,再来看《尚书》传世文本中的《金縢》这一篇,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同一篇的篇题更被写成了这个样子——《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壹册),这差的码子就实在有些太大了。

所谓“近取譬论”,就是择取那些比较贴近于人情事理从而便于人们理解的事例,来做比喻,以阐释想要说明的道理。《荀子》论“谈说之术”,谓“譬称以明之”乃是“说常无不受”的重要手段之一(《荀子·非相》),足见这一论说方式在当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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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人如淳,在注释《汉书·艺文志》时,在“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这句话的下面附有解说云: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简背篇题(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壹册)其实由于“后生”而造成的古书篇名的不确定性,在《仪礼》各篇的篇名上,可以看得更为清楚。陈梦家先生在研究武威汉简本《仪礼》时,列举对比了大戴本、小戴本、刘向别录本和武威出土西汉末年木简本《仪礼》的篇题,可见其相互之间仍然有明显出入;陈梦家先生同时还指出,其他经书如《诗经》也有类似的情况。

今世亦谓偶语为稗。(《汉书·艺文志》唐颜师古注)

不管篇名,还是书名,简明扼要,都是一个具有很大普遍性的特征。像《祭公之顾命》之与《祭公》,《傅说之命》之与《说命》,《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之与《金縢》,篇题变化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由繁趋简,而其早期繁复的形式,正显示出这些篇名的幼稚性或不成熟性,显示出其“无中生有”之初的状态。这种初生未久的幼稚性或不成熟性,在那些“摘首句二字以题篇”之篇题的演变过程中,同样存在,即那些早期的摘取首句之字以命篇的篇题中,也可以看到摘取其中较多文字来作篇名的情况,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的《赤鸟咎之集汤之屋》这一篇就是如此。

这句话对我们理解汉代“小说家”的性质至关重要,可惜却一直被人视而不见。

除了篇题文字与后来的传世文本存在一定差异之外,这些篇名还向我们透露出如下两点信息。

“偶语”“稗官”与“小说家”

第一,余嘉锡先生所说“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这种类型的篇题,在篇题产生的初期,就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式。《祭公之顾命》、《傅说之命》和《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这三篇著述,不仅其每一篇的开头,都不是篇题所用的文字,而且这几篇篇题,其本身就清楚体现出“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的特点。

看了这个“偶语”,让我联想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提到的“偶言。在现在通行的《史记》当中,其相关文字如下:

其实像这样并非“摘首句二字以题篇”的篇题,我们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中,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例证。例如,清华简中的《耆夜》、《殷高宗之问于三寿》、《子犯子余》和《越公其事》,上博简中的《竞建内之》和《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就都是这样(《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之第壹、伍、柒三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之第五册),这可以进一步证明这种命名方式的普遍性。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第二,这种“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的做法,起初也应是出于后人之手。正因为如此,所标记的题目,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需要经历较长一段时间的沉淀,才会凝固成为后来传世文本所见的篇题。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有一篇《周公之琴舞》,明显属于“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但在同一书手同时书写的一篇题作《芮良夫毖》的竹书的背面,这个书手曾误题有“周公之颂志”这一篇题。这个篇题,与《芮良夫毖》的内容毫不相干,却契合于《周公之琴舞》的内容。整理者认为,是书手误把原本要题在《周公之琴舞》简背的篇题书写在了《芮良夫毖》简的背面,待发现失误之后,又用书刀刮去,惟刮削未凈,还是留下了约略可辨的字迹。这一情况,非常清楚地显现出读书人拟定篇题的随意性:同一篇竹书,或是题作《周公之颂志》,或是题作《周公之琴舞》,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竹书整理者称“竹简篇题本为检取方便而加,篇题异称不足为怪”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叁册)。若把这种说法改换成“早期著述的篇题起初本为读书人检取方便而加,篇题异称不足为怪”,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地体现其普遍性意义。

唐人司马贞释此“大抵率寓言也”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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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犹言大略也。其书十余万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别録》云“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故荘子有《寓言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唐司马贞《索隐》)

《周公之琴舞》简背篇题误书于《芮良夫毖》简背的“周公之颂志(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叁册)好了,这句话讲得很好。正是因为早期古书的所有篇题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正是因为最初产生的篇题,只是为了应求读书人检取的需要,为了使读书人取书、阅书更为便利,所以才会出现初期篇题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才会出现像“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这般啰嗦的篇题。我们在传世文献中看到的这些古书的篇题实际上是一个递变的结果。这就是出土战国竹书带给我的规律性认识。

其“故云‘偶言’”以及“音寓”的说法,表明小司马当时所见到的《史记》,“寓言”乃是写作“偶言”。

这样的认识,也许还有待进一步充实完善,但我希望这样的归纳概括会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古书形态的演进历程,从而更好地理解“赵正书”这个书名。

司马贞引述的《别录》,其作者,就是前面提到撰着《七略》的刘向,而刘向撰着《七略》,本是缘于他为西汉朝廷校订宫廷的藏书。在校订宫廷藏书的过程中,刘向每校定一部书籍,都要给这部书籍写出一篇提要性的说明,并奏上朝廷,《别录》就是这些内容提要的汇编。

四、书名的生成

刘向《别录》称所谓“偶言”或者“寓言”即“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云云的说法,让我又联想到《史记》当中另一处相关的记载,这件事见于《史记·孟尝君列传》:

篇名是“无中生有”逐渐生成,逐渐凝固下来的,如上所述,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例证,像陈梦家先生研究过的《仪礼》,其各篇篇名,在西汉末期,还由于师法、家法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参差出入。那么,比篇名更大一层的书名,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更具体地讲,为什么会有像“赵正书”这样的书名呢?

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莫欲其行,谏,不听。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禺人与土禺人相与语。木禺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禺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禺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

余嘉锡先生总结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往往“传其学者,各以所得,为题书名”
(《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之《古书书名之研究》、《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我理解,所谓单篇别行,应是古书最原初的状态。与此相比,汇聚单篇短文使之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书”,是次生的。与此相对应,所谓“书名”,在其出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可以说是次要的,或者说是比篇名更不确定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

关于这个“木禺人”和“土禺人”,唐人司马贞也做过注解,文曰:“(禺)音偶,又音寓。谓以土木为之,偶类于人也。苏代以土偶比泾阳君,木偶比孟尝君也。”(《史记•孟尝君列传》唐司马贞《索隐》)这可以说是印证刘向上述说法最贴切的一个实例。

首先,就余嘉锡先生所说从一开始就带有书名的“官书”而言,我在前面第二节已经谈到,这些所谓书名,其实也是由后人拟定,本来只是一种书籍类别的名称,而不是后世意义上的书名。具体地讲,就我在上文举述的典型例证而言,《诗》就是“诗”类书籍的汇集,《书》就是“书”类书籍的汇集,《礼》就是“礼”类书籍的汇集。由于孔夫子以这些由他编定的各类文本教授学生,一方面,这些编入其中的著述被凝结为一体,固定不变;另一方面,像“诗”、“书”、“礼”这些原本属于著述类别的名称,也随之转变成了特定书籍的专有名称了,这也就是所谓“官书”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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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些所谓“官书”的名目起初并不是后世真正意义上的书名,所以随之而生的私家著述,也就和它一样,未能像模像样地带有个书名。余嘉锡先生总结其命名规律,谓“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但还有一些著述,逮编次成书的时候,学者们已经无由知晓其学之所自出,因而也就无法以人名书,在西汉末年刘向、歆父子编着《七略》以及东汉班固撰写《汉书
艺文志》的时候,只好自行给这些著述拟定一个书名(《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

清嘉庆原刻本《读书杂志》

刘向、刘歆父子两人相继编著《七略》,是缘于汉成帝诏命刘向参与校定汉廷公藏之书,当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刘向“录而奏之”的既有这些书籍的篇目,还有他概括出来的诸书“指意”。后者当时称作“书录”,用现在比较通行的话讲,似乎也可以姑且称之为“叙录”(所谓“目录”的“录”字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即阐述某一书籍的著述宗旨与内容概要等综合介绍性的内容。

依据司马贞这一注解,清人王念孙“偶”字的语义又做有更进一步的考释:

这些“书录”,有一部分随着当时校定的书籍一直流传到今天,著名的《战国策》就是这样。透过刘向给《战国策》撰写的这篇“书录”,我们可以看到,在他校定这些书籍之前,有些书籍的名称,还是很不确定的:

念孙案:“偶”,《索隐》本作“禺”,注曰:“音偶,又音寓,谓以土木为之,偶类于人也。”是旧本作“禺”,有偶、寓二音。……《封禅书》“木禺龙栾车一驷”,《索隐》曰:“禺,一音寓,寄也,寄龙形于木。一音偶,亦谓偶其形于木也。”《后汉书·刘表传》论曰:“其犹木禺之于人也。”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管子·海王篇》“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尹知章曰:“禺读为偶。”《汉书·匈奴传》“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铭》“斩温禺以衅鼓”,“温禺”即“温偶”〕。(王念孙《读书杂志》三之四《史记》第四“偶人”条)

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筴谋,宜为“战国策”。

要之,“偶”字本来是书作“禺”形,而后来通行的“偶人”,其原型也是书作“禺人”,其更具有实质性内涵的本义为“寄寓”,而不在于刘向所说“相与”与否。对此,东汉大儒郑玄,本来很早就做过清晰的说明,即云所谓“偶人”乃“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者(《礼记·檀弓下》郑玄注)。清人段玉裁复进一步阐述说:“偶者,寓也,寓于木之人也,字亦作‘寓’。”(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较段氏稍后,王筠亦述之云:“即‘木偶’,‘偶’亦读寓。”(王筠《史记校》卷上)

文中的“中”,是宫中的意思,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宫廷官藏。由西汉宫廷藏书可见,今天的一部《战国策》,在刘向之前,至少就有六种互不相同的书名。这一情况,充分显示出由后人编次单篇而成的较大篇幅的书籍,在为之命名时,是具有很大随意性的:或就其依国别编次的特点,名之曰“国策”或“国事”,这与《国语》、《国风》、《国志》、《国春秋》命名的原理相同;或就其所谓“语类”著述的性质,如《国语》,称之为“事语”。至于“短长”、“长书”、“修书”这些名目,后世学者的解释,说法不一。如唐人张守节以为乃是缘于“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唐司马贞《索隐》),清人沈钦韩则以为是用《鬼谷子·权篇》所云“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的语义(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九)。在清代,还有一些学者推论,这部书最初是由西汉初年人蒯通编定的,而蒯氏为它选定的书名,与刘向不同,乃是“号曰《隽永》”,盖“与中书本号《长书》、《修书》者亦相似,‘修’、‘长’皆‘永’之义也”(清牟庭相《雪泥书屋杂志》卷一。清陈宗起《丁戊笔记》卷上)。这样的看法,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从而也就愈加显现出在西汉时期至少有一部分书籍的书名还很随意,也很不稳定。余嘉锡先生就明确指出,《汉书
艺文志》中的很多书名,是刘向或班固根据自己的著录体例,径行改题的书名。如班固改《子夏易传》为《韩氏易传》,刘向改淮南王刘安的《鸿烈》为《淮南内篇》(《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这也是书籍名称还不十分稳定的一个重要体现。

对“偶”字这一语义,很早就有误解。如唐人颜师古在注解《汉书·酷吏传》时,即曾针对“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德勇案:“郅都”是为汉景帝时雁门太守)一语释之曰:“以木为人,象(郅)都之形也。偶,对也。”亦即将其解作后世“对偶”、“骈偶”之“偶”(这样的解释,应与刘向所说“相与”具有一关联)。对这样的解读,清人段玉裁辩驳说:“按‘木偶’之‘偶’,与二枱并耕之‘耦’义迥别,凡言人耦、射耦、嘉耦、怨耦,皆取‘耦耕’之意,……今皆作‘偶’,则失古意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更直接指斥颜师古说:“此训……未免望文生义矣。”(王筠《史记校》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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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在这样一种对“偶”字字义理解的基础上,让我们扭过头去,再来看一下曹魏时人如淳所说“偶语”的涵义。“语”之与“言”,其义无别,故“偶语”与“偶言”,词义自同。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刻本,《战国策》卷首影宋钞补刘向书录直到班固的时代,书名还不够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还与书名的题署位置有关。

如上所述,所谓“偶言”,是唐人司马贞所见古本《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对庄子“寓言”的原始写法,而唐陆德明释《庄子·寓言》之篇名云“寓,寄也。”近人马其昶亦谓“寓言者,意在此而言乃寄之于彼。滑稽出之,正言若反,以世人不可与庄语”故也(马其昶《庄子故》卷七)。也就是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偶言”,应当就是这种“意在此而言乃寄之于彼”的“寓言”。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上文所述“偶”字的本义及其在当时的通行用法的。

如上所述,篇名和书名的生成次序,总的来说,是先有篇题,后有书名。从地下出土战国竹书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篇题乃是“无中生有”地后生的构件,它一般是被题写在简册的背面(个别也有一些是写在简册正面篇末的空白地方)。如前所述,《赵正书》的篇题就是这样,是被写在第二只简的背面。武威出土西汉后期书写的《仪礼》,篇题依然如此。那么,后起的书名写在什么地方呢?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见到相关的文献记载,推测很可能是写在盛书的书帙上面。

“偶言”之义既是如此,如淳所说的“偶语”是什么意思,也就无需再做更多的论证了——结论,是按照曹魏时人如淳的说法,当时人是把这种“寓言”称作“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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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认识并准确理解这一情况,自然会引导我们的思路,回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小序上去。如同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那样,这篇小序,开篇即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武威出土西汉后期竹书《礼·士相见礼》简背篇题(据陈梦家《武威汉简》)正因为内文里面并没有篇题和卷次,一旦简背题写的篇题和卷次发生脱佚,一部书中各个部分的排列次序,便很容易产生错乱;或者由于传习者的不同,对各篇次序做出不同的编排,如直到西汉后期,《仪礼》的篇目排列顺序,在不同的门派之间就颇有差异(陈梦家《武威汉简》)。为此,汉代有些书籍,作者要在全书的篇末,一一记明其书各篇的先后次第,如司马迁《太史公书》末卷之《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末篇《叙传》、王符《潜夫论》末篇《叙录》,就都是如此。所谓《太史公书》,是司马迁对自己所著通代史书的称谓(《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同时人东方朔及《汉书·艺文志》是把它题作《太史公》(《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唐司马贞《索隐》引桓谭《新论》语),这正符合余嘉锡先生所说当时尚多“以人名其书”的通例,而后来此书之所以能改以《史记》之名通行于世,即与其内文最初并没有写录书名而使书名固定下来具有很大关系。

读《汉书·艺文志》可知,刘向、歆父子以及班固论述诸子之学的起源,谓其无不出于司掌相应职守的“王官”。近代以来,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此说纷纷辩难质疑,众说不一,迄今仍无定论。不过即使是笃信旧说的学者,对这些所谓“王官”与古代实际存在的官职之间的关系,仍多存疑似之词。例如,余嘉锡先生即述之曰:

在这之后的变化,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相关数据,实在太少,很多状况,还模糊不清,但我觉得大致可以推测,东汉末年镌刻的《熹平石经》,在篇题位置的演变史上,应该具有重大的转折性意义。

《汉志》所谓某家出于某官者,皆采自《七略》。盖古人之学,必有所受,故相传出于王官。刘歆考其学术渊源,亦似如此,遂姑存其说云尔。其所举羲和之官,理官,礼官,议官,清庙之官,农稷之官,稗官云者,《周礼》皆无此官名,盖约略言之而不敢凿也〔即司徒之官、史官,亦是约举之词,不敢云儒家出于师氏、保氏,道家出于太史、小史也〕。故其言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盖者,疑而未定之词,言其大略相近而已。(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由于石经的特殊性,无法像简册一样把篇题镌刻在碑石的反面,这样,篇题就出现在了内文的前面。在《熹平石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刚由书籍的背面转到正面与内文一同刊刻的篇题,是被顶格镌刻在正文的前面(帛书可能也遇到了类似的不便在卷子背面书写篇题的问题,目前我们从西汉马王堆帛书中看到的篇题,是添附在正文的末尾)。由于经书在当时官私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与《熹平石经》的权威影响,篇题位置这一新的形式,应当会在社会上获得广泛的传播,并被其他书籍所效仿。需要注意的是,东汉和帝时经过蔡伦对造纸技术的重大改良,纸张开始逐渐取代竹木简牍,成为写录书籍的载体。这样,在用纸张写录《熹平石经》的时候,更容易照抄其篇题形式。书写材料的改变,也应当是篇题逐渐移入正文之前的一项重要原因。

余嘉锡先生这一看法,看似颇显迷离混沌,可是情况就是那么个情况,到现在也还是找不到更为通畅的解释。史阙有间,我们只能在承认既有事实的基础上,来审视这些所谓“王官”同出自这一官职的那一家学术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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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详细的论证,还需要一些周折,但简单地说,从总体上看,这些“王官”之名与出自于此的那门学术,是相互对应的,其最为典型并且易于知晓者,如“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从(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是什么“官”,就有什么“学”,其上下源流的承应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熹平石经》之《礼·乡饮酒礼》篇题(据马衡《汉石经集存》)附带说一下,讲古书版本,习惯称篇题为“小题”;相应地,称书名为“大题”。宋元刻本,保持原书旧式的,往往“小题在上,大题在下”。所谓“小题在上”,就是先行加载内文之前的篇题,通常是位于内文前面首行的上部。后来载入内文的书名,由于篇题已经占据了内文前面首行的上部,只好列在篇题的下面,靠近首行的下部,这就是所谓“大题在下”的缘由。这种状态的具体形成过程,虽然还有待深入研究,但我们从存世唐写本和唐《开成石经》中可以看出,至迟在唐代,它就已经普遍通行。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来看“稗官”与“小说家”是否存在同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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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者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通常都是把焦点聚集在“稗官”与“街谈巷语,道聴涂说者之所造也”这句话的关联上,从而把“稗官”解释成为“小官”之义。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曹魏时人如淳,它把“稗官”的“稗”字解作“细米”,也就是碎小的米粒,并且以为“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后来唐人颜师古继承了这样的解释(《汉书·艺文志》唐颜师古注)。近人余嘉锡先生复又进一步推演其说,指实所谓“稗官”乃泛指天子之士,非确有斯职也(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日本高山寺旧藏古写本《史记·秦本纪》(据日本东京勉诚出版2014年出版《东洋文库善本丛书》影印本)五、名不副实的“赵正书”

惟细思此说,似仍未能尽厌人意。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下共载有十家之学,其所从出的“王官”,虽如余嘉锡先生所言,难以一一指实,但望文思义,仍可知其他九家所出之官都是有具体执掌的官职,专官司掌专事,理所当然,情亦信然,何以这一“稗官”竟独以职阶高低、官位大小名之?这在叙事逻辑上是很不顺畅的。

关于古书书名,余嘉锡先生还总结说,除了上述这些汇聚众多单篇别行的著述再另外赋予其名的书籍之外,那些一直以原本形态单独流行的著述,即始终“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现在我们看到的《赵正书》,就是这样——“赵正书”首先是一个篇题,同时也是这部著述的书名。

至《隋书·经籍志》之“小说家”序文,另以《周礼》载录的诵训、训方之官为“小说家”之所从出,则等同于完全否定了“稗官”与“小说家”的关系。对此,余嘉锡先生乃斥之曰:“诵训所掌,乃四方之古迹方言风俗,训方氏所掌,则其政治历史民情也,当为后世地理志郡国书之所自出,于小说家奚与焉。”(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古人自定书名之事的缘起,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一书中也做过说明。按照他的说法,“自著书而自命之名”,肇始于秦吕不韦指令门客撰着的《吕氏春秋》,继之者则为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撰着的《鸿烈》(案即《淮南内篇》。《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由此可知,在《赵正书》生成的年代,所谓“自著书而自命之名”不过刚刚出现萌芽,这篇东西还未必能及时厕身其间。

其实《隋书·经籍志》的说法,是在根本没有条件看到《汉书·艺文志》之“小说家”书籍的情况下,依据编著者对当时所见相关书籍而做出的一种揣摩,是很盲目的。实际上如前所述,《隋书·经籍志》的“小说家”书籍与《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著述,可能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儿,其状其况,若是藉用余嘉锡先生的话来讲,可谓之曰:“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覩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不知小说自成流别,不可与他家杂厕。”(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在系统考察古书篇名与书名的发生及其初期发展状况之后,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更加全面地理解“赵正书”这个书名。我说这个书名需要努力去“理解”,是因为它与这篇著述的内容,并不吻合。

问题是《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其自身的流别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呢?如果我们把桓谭《新论》所说的“近取譬论”看作是当时的“小说”恒所必备的一项基本特征的话,再结合“寓言”称“稗”的实际情况,那么也就很容易想到,“稗官”之“稗”指的本来也应该是以所谓“譬论”为主要特色的“寓言”,这也就是如淳所说的“偶语”。——我想,这就应该是汉代“小说”自身的面目。

“书”字在这里是指著作、著述。上一节谈到,司马迁对自称《史记》为《太史公书》,而东方朔及《汉书·艺文志》则将其书作《太史公》。两项参照可知,后者是以人名书,而所谓“太史公书”,意思也就是“太史公写的书”。与此不同的是,“赵正书”显然不会是指“赵正写的书”,而只能是指“关于赵正的书”。

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阐释“稗”字的涵义为“禾别也”。清人段玉裁进一步疏释此语云:

然而通读全书,所谓赵正亦即秦始皇只是引出其主体内容的线索,其书系以秦始皇之死为开端,展开胡亥不听子婴、李斯之谏以致身死国亡的故事,秦始皇亦即赵正在全篇构成中只起到一个铺垫背景的作用,主角本是胡亥,所以,合理的命名,自然应题作“胡亥书”,甚至也可以用另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配角李斯的名字名之曰“李斯书”,而绝不应该是“赵正书”。

谓禾类而别于禾也。《孟子》曰:“苟为不孰,不如荑稗。”《左传》云:“用秕稗也。”杜云:“稗,草之似谷者。”稗有米似禾,可食,故亦种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就是因为如上所述,不管是篇题,还是书名,由于是由他人拟定,起初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撰著《赵正书》的西汉时期,依然如此。因此,“赵正书”这个名称,也绝不会出自作者自题,应如战国以来递相承袭的情况,只是读其书者随意标记的一个名称。同时,明了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不管是作为独立存在的单篇著述的篇名,还是把它视作短篇著述的书名,出现像“赵正书”这样好像是名不副实称谓,都丝毫不足为怪。

这种“谓禾类而别于禾”的“稗”,也就是长的样子像“禾”而实际上却与“禾”不同的“稗”,即可谓之曰“似是而非”之物,而举述这类相似的事物用以说明某种道理,正是所谓“寓言”的基本特色。所以,从“稗”字的本义上也可以看出,“寓言”称“稗”,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而且要远比将其解作“细米”允当。

“赵正书”这个书名,虽然只有短短三个字,但我们捧起书来,一边看,一边想,一边问上一句“为什么”,还是可以在读书的过程中,学到或是探索到很多相关的知识。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今天来读这本书,对作者的话说得是不是很顺,并不十分在意,我们更加在意的,是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和想说什么,还有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书名也是其中的一项要素。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小问题,不仅更容易看清认准史事的真相,还能够看到它发展的过程以及同其他史事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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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刻本《说文解字》

由“寓言”这一特殊表述形式,来核实偶然留存下来的非常有限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那些书籍,是契合这一特殊表述形式的。

例如,关于《宋子》,《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这里的“孙卿”,是指荀卿,即大家熟知的荀子,因为回避汉宣帝刘荀的名讳,所以被刘向等改书作此名。也就是说,按照荀子讲述的概括认识,《宋子》一书意在阐发黄老的思想。

既然如此,此书何以未被列入道家却被列在了“小说家”之中?观《荀子·正论》讲述的情况,似可窥其仿佛: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为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欲之寡也。

据此,则宋子论学,“明其譬称”为一大特色,而这一点与桓谭《新论》所概括的“近取譬论”这一“小说家”述学方式恰恰合若符节。

昔余嘉锡先生,正是由此入手,论证了《宋子》“何以不入道家而入小说家”的缘由:

意者宋子“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譬称”,不免如桓谭《新论》所谓“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欤。盖宋子之说,强聒而不舍,使人易厌,故不得不于谈说之际,多为譬喻,就耳目之所及,摭拾道听途说以曲达其情,庶几上说下教之时,使听者为之解颐,而其书遂不能如九家之闳深,流而入于小说矣。(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同样,关于所谓《百家》何以在此“小说家“中,余嘉锡先生的论述事实上也触及了这一因缘:

《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引《风俗通》曰:“门户铺首。谨案《百家书》云,公输班(德勇案:参下文,“班”字似当作“般”)之水,见蠡曰:‘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般遂施之门户云:‘人闭藏如是,固周密矣。’”《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五引《风俗通》曰:“城门失火,殃及池中渔(鱼)。谨案《百家书》,宋城门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死,喻恶之滋,并中伤重谨也。”观其所引,诚不免浅薄,与道听途说无以异。然周秦诸子之言,类此者正自不乏,且以蠡之闭户不出,喻闭藏之当密,以失火取水而鱼死,喻滋蔓之难图,犹有“刍荛狂夫之议,一言可采”、“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之意在焉。

尽管在我看来,余嘉锡当年的论述,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桓谭《新论》“近取譬论”之说的实质性意义,因为结合前述对“稗官”本义的理解和对“小说家”内涵的分析,这种“近取譬论”的“寓言”式表述方法,纔是所谓“小说”自成一家的根本特征,《宋子》一书尤其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点,但这两处论述,毕竟都着重指出了“近取譬论”是“小说家言”的一项重要特征。

至于桓谭《新论》所说的“丛残小语”也好,《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文所讲的“街谈巷语,道聴涂说者之所造”者也好,一是其篇章长短的基本形态,一是其主要的出处来源,或不具备突出的独特性,或不具有关键的决定性,恐怕都不如“寓言”这一特征更加重要。

长久以来(至迟从唐朝初年纂修的《隋书·经籍志》开始),人们就已经弄不明白汉代“小说家”的实质内容是什么,近代文学史研究者由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回溯古代的渊源,更进一步加大了这样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对《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家”著述,也就难以有清晰的理解。现在我们由“寓言”这一关键特征入手,就能够对相关著述做出更好的解析。

首先,既然是“寓言”,其撰著意图,就只是借事儿“说事儿”,讲作者想讲的“道理”,而不是写史纪事。在这样的“寓言”中,“事儿”只是个引子,真假虚实,无关紧要。言者随意“说事儿”,不拘真假,是那么个理儿就行;听者只在意你讲的事儿是否能生动形象地体现出想说明的理儿,或者说顺着你说的事儿是不是能顺出你想说的理儿,根本不在意这事儿的虚实真假。昔吕思勉先生论先秦诸子的源流和形态,尝以虞初《周说》及《百家》篇卷之富,推论“小说家之多识往事,实可惊矣”(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下编第十一章《小说家》),若知此“小说家”的“寓言”性质,或许就会做出不一样的判断。

像述古语古事而出于“依托”,像这些“依托”于古人的言论或“浅薄”或“迂诞”,
像《青史子》和《周考》、《周纪》、《周说》诸书述及所谓史事的缘由和性质,这些问题,都可以很自然地找到合理的解答,甚至可以说其答案就明摆着呢,已经“毋庸赘言”。

还有像《伊尹说》、《鬻子说》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下的《伊尹》、《鬻子》是什么关系,亦即《伊尹说》和《鬻子说》的特色究竟是什么,以往说者议论纷纷,实际却都很难令人信服。特别是很多人都把《吕氏春秋·本味篇》中的一大段内容,结合东汉人应劭、许慎引述同样文字而归名于“伊尹书”或“伊尹”的情况,便将其视作“小说家”《伊尹说》较成片段的佚文。尽管顾实先生很早就从名称上对此做过区分,称《伊尹》与《伊尹说》二者“必非一书。礼家之《明堂阴阳》与《明堂阴阳说》为二书,可比证”(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但人们一直不能清楚说明《伊尹说》、《鬻子说》以及《黄帝说》、《封禅方说》、《周说》这些带有“说”字的“小说家”书名中的“说”字究竟有什么独特的涵义。现在我们明白了“小说家”是以“说事儿”为基本特征的,因而也就很容易理解这些书都应该是拿伊尹、鬻子、黄帝、封禅方和周代史事说事儿的(其他如臣饶《心术》、臣安成《未央术》的情况,应与《封禅方说》类似)。这样看来,我以为《吕氏春秋·本味篇》中的那一段文字,恐怕还应该是本自《伊尹》,而不会是《伊尹说》,因为我从中看不到明显的“说事儿”迹象,却有着浓重的道家色彩。

发现汉以前“古小说”的真面目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后序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世学者谁都明白,其不可观者,就是列在诸子十家最后面的那一家——“小说家”。在明白了“小说家”的寓言性质之后,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汉书·艺文志》中分立这一家的逻辑,和其他九家有很大差别,即不是依照它的思想内容,而是讲述思想内容的“譬论”方式,所以才会出现前文所说明明是“言黄老意”的《宋子》却被列入“小说家”的情况。这样我们也就能够明白,《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不可观,主要是说它完全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依据所“譬论”的内容,是可以分别归入其余九家之内的;同时,其设事譬喻的道理,又往往太过浅显,不过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也正因为不可观,它也就亡佚得很彻底,早就都失传了,所以后世才对这个“小说家”说不清,道不明。

研治古代文史的学者,常常会感叹“余生也晚”,没有赶上心目中的学术盛世。不过在另一方面,就历史文献数据的利用而言,现在地不爱宝,既有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的工作,也有盗墓者跟着助兴,这就使得我们这些生得很晚的后生,常常可以看到前辈无法看到的惊人秘籍。这真是生得早,不赶得巧,至于能不能做出超轶前贤的学术贡献,那就只能看个人的修行了。

谁也想不到的是,现在,一部写录于西汉中期以前的小说家著述——《赵正书》就摊在我们面前,文字大体完整,只有很少一小部分缺损。我认为,它和前面所做的分析一模一样,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寓言”故事。像很多“小说”一样,它的叙事,是“依托”为秦始皇、秦二世和李斯、赵高的故事。

“其语浅薄”,“街谈巷语”的味道很浓,“寓言”的结构,并不十分严谨合理。整篇“寓言”,似由两个主题、也就是两个理儿构成:一个是“牛马闘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齐民苦”,一个是“不听谏而亡”。而说前一个理儿的事儿,是赵高与李斯闘而二世因以亡国;说后一个理儿的事儿,则是二世不听子婴劝谏而身死国亡。

话说到这里,人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赵正书》的纪事性叙述,我想也就不言自明了。若是由“小说家”书籍这一认知前再稍稍做一点儿推论的话,那么,我认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项下著录的《百家》,未必像清人姚振宗所揣测的那样,是刘向编辑《说苑》利用剩余材料纂集的所谓“百家”,恐怕只是对当时那些不知作者姓名、来路复杂的各种短篇“小说家”著述的汇编,“百家”云者,众家而已,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篇《赵正书》,说不定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百家》中的一篇。

过去陈寅恪先生论中梵著述形式之别,尝谓“天竺佛藏,其论藏别为一类外,如譬喻之经,诸宗之律,虽广引圣凡行事,以证释佛说,然其文大抵为神话物语,与此土诂经之法大异”(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这篇《赵正书》虽说不是什么诂经之作,但在以不经之事设为譬喻以证释某种义理这一点上,亦与梵土之譬喻经体差相仿佛,且在诸子学说当中得以自成一家,足见不惟四海同心,是人,表达心声的形式也差不了多少。

前文已经谈到,《吕氏春秋·本味篇》那一段过去被认定为“小说”《伊尹说》的内容实为道家著述《伊尹》的片段,这样一来,直到这次发现《赵正书》前,我们在传世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汉以前“小说家”言,便只是相当零碎的只言词组,由此愈加凸显出《赵正书》这一发现的重大学术价值——这主要不是提供了什么颠覆既有认识的嬴秦新史事,而是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汉代以前古“小说”的真实面目,为我们认识中国“小说”的早期渊源,提供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际例证。

在我看来,《赵正书》的发现,确实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只是它颠覆的乃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中国古代学术史既有的认知,而不是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古代政治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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