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新著《钱锺书交游考》出版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一般的两人传记中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

一个是“最狂的才子”,一个是“最多情的诗人”,钱锺书和徐志摩在生活中到底有没有交集?钱锺书又是如何看待这位大他13岁的新月派“盟主”的?让我们跟着厦门大学谢泳教授一起来看看这番考证。

最近翻检胡宗刚编着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一书,其中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年谱条目中有“徐志摩言:‘新近有胡先骕者又在攻击新诗,他们都要我出来辩护,我已答应,大约月初去讲。’”初读这则文坛讯息,我真是一头雾水,年谱长编中并没有胡先骕的演讲记载,何来徐志摩如此大的“反应”。作为“学衡派”的中坚人物,此时胡先骕在什么地方攻击“新诗”,又是哪些人要求徐志摩去为新诗作“辩护”?徐志摩后来为此做了辩护没有?这部年谱长编并没有提供确切的信息。
在胡适的日记里有没有“蛛丝马迹”呢?
查陈从周编着的《徐志摩年谱》,一九三一年的徐志摩年谱记载缺失比较多,此书并没有徐志摩对胡先骕有关新诗攻击的辩护信息。《徐志摩全集》第六卷收录的书信中,倒有一封信涉及胡先骕,如胡宗刚在年谱长编中所指。此信的收信人为徐志摩的爱妻陆小曼,此时她在上海,徐给她写信时间为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信中,徐志摩简单提及胡先骕的演讲:
……今天星期,上午来不少客,燕京清华都来请讲演。新近有胡先骕者又在攻击新诗,他们都要我出来辩护,我已答应,大约月初去讲。这一开端,更得见忙,然亦无法躲避,尽力做去就是。》,《徐志摩全集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看来,在徐志摩所提胡先骕讲演之前,新诗发展问题遭到了一次重重的围攻,相关信息我们的新文学史并没有提及,亦无从知晓,所以,徐志摩在信中特别说明是“又在攻击新诗”。不知道徐志摩这封给陆小曼的信中所说“燕京清华都来请讲演”事,是否与胡先骕的演讲有关系,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关材料。不过,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个大学同时在周末派人至徐志摩寓所请他前往学校演讲,其中肯定有蹊跷之处。比如,是不是胡先骕的演讲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有关系呢。不过,胡先骕的演讲题目是什么,在什么地方演讲,从徐志摩的这封书信中我们也不能看出所以然来。
或许我们可以从徐志摩的行踪,来寻找相关的线索。此时,徐志摩在北平,主要是应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大学邀请。他此时接受北京大学的聘书,同时在女子大学兼课,除上课时间出入之外,大部分时间的住地就是胡适在米粮库四号的家(徐二月二十四日给爱妻陆小曼的信有这样的文字:“我的房间在楼上,一大间,后面是祖望的房,再过去是澡室;房间里有汽炉,舒适得很”)。
那在胡适的日记里有没有“蛛丝马迹”呢?查胡适这年三月二十二日之前的日记,他与徐志摩有六次聊天交流,分别为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五日、三月十三日、三月十四日、三月十九日、三月二十日。三月二十二日应该也有见面,但胡适日记漏记,因为这一日顾颉刚拜访胡适,“同到适之先生处,并晤志摩”(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第509页)。不过,这几次日记中,胡适都没有提及胡先骕的演讲。即使是离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信最近的两天,胡适日记里也没有关于胡先骕的记录。三月十九日,胡适和徐志摩谈及的是《胡适自传》第四章存在的问题,“志摩劝我先寄已成的前半复印。我依了他的话”(胡适:《胡适日记全集6》,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5月版,第532页);三月二十日,徐志摩、胡适等人“到东安饭店的白宫舞场看跳舞。北京近二年中跳舞场开了不少。前门外的妓女有改业做舞女的”。
徐志摩在给爱妻陆小曼的信中详细谈了舞场跳舞的情形,“遇见赫哥及小瑞一家,我和丽琳跳了几次;她真不轻,我又穿上丝棉,累得一身大汗。有一舞女叫绿叶,颇轻盈,极红。我居然也占着了一次,化了一元钱”》,《徐志摩全集6》,第160页),徐的书信文字可以同胡适的日记文字对比着阅读,颇能见不同文人的性情。胡适和胡先骕虽然在学术追求、文化认同上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仍旧是好朋友,胡适曾戏称为“两个反对的朋友”。
在胡适的日记中,居然没有这个敌对老朋友的相关文字记载,更谈不上见面之事,难道胡先骕此时并不在北平?徐志摩又如何知道了胡先骕的演讲内容是对新诗的“攻击”呢?三月二十一日、三月二十二日的胡适日记中,胡适压根儿就没有谈起胡先骕的“演讲”。
那么,一个文坛悬案就出现了:胡先骕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的演讲谈话引起了徐志摩如此大的反感,并且答应了“一群朋友”要出来为新诗“辩护”。我们从胡适、徐志摩的相关材料中,还是无法释读胡先骕的“攻击”和徐志摩的“辩护”。
夏鼐在日记中提供很多现场材料
或许,此时全身心转入学术研究中的胡适,对中国新诗的走向问题已经没有十多年前那样的“热心态度”。而徐志摩却不一样,在给陆小曼的信中他直接对胡先骕的演讲进行评价,认为这是在“攻击新诗”,因为徐毕竟是一个纯粹的新诗诗人。同时,从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出,北平文坛圈的新诗人群体中,似乎有很多人对胡先骕的演讲是不满的,这才有徐志摩在信件中谈及的“他们都要我出来辩护”。
这个“他们”指的是哪些人呢?我一直试图查证胡适对这件事的关注态度,甚为可惜的是,他这年二月、三月、四月日记中根本就没有胡先骕演讲的相关文字。但是,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从徐志摩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北平至四月六日离开北平,胡适这段时间和他大部分时间待在一起。徐志摩信件中所指称的“他们”,胡适应该是包括在这里面。
不管怎么说,徐志摩三月二十二日给陆小曼的这封信,透露出了胡先骕演讲内容与新诗发展是有关系的。而徐志摩提及胡先骕的演讲,并非空穴来风。胡先骕确有演讲,演讲题目很明确,演讲地点也是很明确。时为燕京大学学生的夏鼐,在日记中保留了胡先骕演讲的时间和内容。一九三零年七月,光华大学附中毕业后的夏鼐,考取北平城郊的燕京大学入社会学系读书。一年之后的一九三一年六七月,他转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攻读历史考古学专业。读书期间,夏鼐有记日记的习惯。因他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其日记的重要性颇值得注意,至少它透露了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这为研究界从事燕京、清华校史研究提供了最原始的素材。夏鼐日记还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新文学史料,这为研究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新文学提供了很多现场材料。其中,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九日日记就记载了胡先骕的演讲:
下午听胡先骕讲演《新诗与旧诗》。他是拥护旧诗的重要人物,这次讲演自然是发挥他自己的主张。他先叙述中国诗学的历史达到三个结论:各种体裁如诗、词、曲相继发生,但各能同时存在,并未相代。形式虽变化不已,然节奏韵脚总是要用。各种体裁皆起自民间,但一经文人采用成为文学,即变高深风雅。因此推论白话诗纵能存在,但须有大诗人出,且此大诗人必不排斥旧诗。(夏鼐:《夏鼐日记》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36页)
这是胡先骕演讲的主要内容,夏鼐记得很仔细。原来,胡先骕是应燕京大学的“邀请”,在燕大校园面对学生做的一场公开学术演讲。演讲题目为《新诗与旧诗》,这篇演讲稿显然为《胡先骕文存》失收,胡先骕年谱长编中也没有文字记载。根据夏鼐三月十九日这天的日记,胡先骕先生的年谱长编至少应该加上一条条目,那就是他三月十九日下午在燕京大学演讲《新诗与旧诗》。
人文学科学生记住的胡先骕形象是不全面的
时至今日,人文学科学生记住的胡先骕形象是不全面的,大多数人只知道胡先骕在新文化运动的相关论争中作为对立面的大名。因为,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站在革新旧文化对立面的,就有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在内的“学衡派”文人,他们集中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创办的《学衡》杂志周围,公开围攻北京的《新青年》杂志、《新潮》杂志,点名批评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学理论主张。胡先骕曾撰文二万多言文章评论胡适的《尝试集》,谓“尝试集之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胡先骕:《胡先骕文存》,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胡先骕对中国现代学术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植物学学科上他是当仁不让的奠基人之一,他还是二十世纪旧体诗创作的重要文人。还好,夏鼐把胡先骕《新诗与旧诗》演讲的主要观点记录了下来,否则我们无从了解保守派文人胡先骕与新诗坛祭酒徐志摩之间的这场关于新诗的“攻击”与为新诗“辩护”是如何发生的。
胡先骕认为中国诗学的历史在三个方面可以做出定论,这一观察结论至少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在夏鼐看来,胡先骕演讲的观点为“白话诗纵能存在,但须有大诗人出,且此大诗人必不排斥旧诗”,这种观点在结论上“似乎较退守,并未根本反对白话诗”。也就是说,胡先骕并不是直接针对“白话诗”,他是站在新文学的对立面观察中国新诗发展。胡先骕认为如果没有“大诗人”出现,新诗的发展是不会成功的。这里,胡先骕已经点到了“大诗人”出现的文学史价值,新诗的发展在他看来,确实需要这样的“大诗人”来推动,但他早就认为,这个诗人肯定不是胡适。
至于在演讲中是否提到了像徐志摩这样的新诗人,因其演讲稿无法找到,我们也不能做出胡乱的猜测。面对燕京大学的学生讲新诗与旧诗的关系(其中一部分学生就经常在阅读新诗,比如夏鼐就经常在读书记录中留下翻读《新月》的记录),必然引起北京新诗坛中新派文人的“注意”。
此时,徐志摩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大学承担教职,他对胡先骕的演讲的态度虽然没有在胡适日记中出现,却在他给爱妻的信中流露了出来。徐志摩认为,胡先骕的《新诗与旧诗》演讲带有对新诗的“攻击”,他打算迎战为新诗作“辩护”。不过,在学生夏鼐的眼里,胡先骕的演讲也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相反,他认为胡先骕的结论有点“退守”,人家也没有从根本上来反对白话诗,对胡先骕亦提出批评,认为他“以现代人而作旧诗,这便有点问题”。
夏鼐的这种印象与徐志摩对胡先骕的演讲的评价完全相反,难道是诗人徐志摩神经太敏感?夏鼐毕竟有着深厚的历史理论功底,对于胡先骕的《新诗与旧诗》演讲,他也赞同胡的部分观点。日记中,夏鼐记下了自己当时对新诗与旧诗发展的真实想法:
不过依我的意思,新诗自有其站得住的地方。旧诗的成就非不伟大,然而以现代人而作旧诗,这便有点问题,新诗也可讲求韵脚节奏,然终不能如旧诗般的刻板,以读旧诗的板眼来吟新诗,胡先生感觉得不顺口,然而一般人未必然。我也承认现在新诗尚未成熟,试问旧诗呢?也已一般的衰落,像胡先生所说中国现代学术是衰极了,以已做数十年诗的诗人尚不能做出如何好的诗,如何好来怪连发生也只有十余年历史的新诗坛呢!至于旧诗创作能存在与否,社会的定律自能决定,我们可不去管。(夏鼐:《夏鼐日记》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36-37页)
徐志摩到底有辩护文字留下没有?
从三月二十二日徐志摩给陆小曼的这封信中我们还看到,徐志摩是答应了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的“邀请”,拟赴这两个学校开展演讲,作为对胡先骕演讲的回应,努力为新诗发展做出“辩护”。后来,徐志摩到底有辩护文字留下没有呢?徐志摩应承的“月初去讲”并没有真正成行,胡适四月五日日记载,“志摩今日南下”,他此次南下的主要目的,是探望病重的母亲。原以为四月九日他母亲危险病情的“已经过去了”》,《徐志摩全集6》,第265页),但四月十九日前后他母亲“病情又有高低”,徐志摩断定她“精液已枯,营养无术,至多不出一月”》,《徐志摩全集6》,第266页)。四月二十三日,徐志摩的母亲钱老夫人病逝于硖石老宅,享年五十八岁(陈从周:《徐志摩年谱》,上海书店1981年11月影印版,第87页),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办法赶回北平,一方面是“家中丧礼”,一方面是“一连几日又闹琐细”。
从四月五日离开北平,五月初他曾短暂回到北平,但这次回到北平的主要精力,却是在北京大学和女子大学补课。答应前往清华演讲的事情曾有传闻,不过徐志摩自己否定了这种说法。五月九日,在给曹葆华的信中,他有这样的说法:“昨天我说去清华是本定要陪张歆海夫妇去玩,并非去演说。我丧了老母,自己身体又不见好,心绪亦百无是处,此来纯为功课,二星期后仍须南开”》,《徐志摩全集6》,第409页)。显然,去清华大学演讲事最终还是泡汤了。也就是说,徐志摩面对燕京、清华两校学生回击胡先骕新诗态度的最初想法并没有完成。
那么,徐志摩在其他的文章中有没有透露出对胡先骕演讲内容的“反攻”呢?查天津人民出版社版《徐志摩全集》目前所收录的三月二十二日之后的文字,徐志摩先后发表的文章有这样几篇:《前言》、《序》、《序》、《叙言》。《序》并不是关于诗论的文字,而《序》以回顾徐氏个人诗歌创作历程为主,《叙言》叙述《诗刊》第三期的编辑情况,真正与诗论有着密切关系的,还是《前言》一文。此文中,却有徐氏对诗坛的“牢骚之言”:
在不曾被潮流卷进的人固然也有,他们也许正站稳在安全的高处指点在潮流中人的狼狈。但这时代不是他们的,我们决不羡慕他们安全的幸福,我们的标准不是安全,也不能是安全,我们是要在为危险中求更大更真的生活,我们要跟随这潮流的推动,即使肢体碎成粉,我们的愿望永远是光明的彼岸。(徐志摩:《前言》,《徐志摩全集3》,第375页)
此段文字写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三十日。结合徐志摩此时对文坛的发言来看,显然这段话是有针对性的。结合夏鼐在日记中的记载文字,我们发现:这种针对性与胡先骕的演讲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徐志摩表达了对胡先骕的“不满”。在徐志摩看来,胡先骕看不起新诗创作,所以他没有“被潮流卷入”,而他对新诗的发展,不正是在指指点点吗?胡先骕以旧诗的成就否定新诗的发展,恰如夏鼐所指出的那样,像胡“做数十年诗的诗人尚不能做出如何好的诗”,更何况只有十多年历程的新诗呢。不过夏鼐对新诗的发展抱着冷静的态度,而徐志摩则不一样。他要“跟随这潮流的推动”,“即使肢体碎成粉”,也要实现其美好的“新诗远景”。
本来按照徐志摩三月二十二日最初的“构想”,他一方面要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校园做演讲,主讲现代新诗发展的相关性问题;另一方面,他还要诉诸笔端,针对胡先骕《新诗与旧诗》的演讲内容,批驳胡对新诗的“攻击”,从而为新诗发展做出自己的、也是一大群人的“辩护”。
不过可惜的是,后来却事与愿违。四月初,徐志摩的母亲钱老夫人病重以致最后病故,让徐志摩在南方耽搁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十一月十七日,徐氏飞机失事前,那篇与胡先骕关于新诗辩护的文章并没有写出来,演讲之事也没有真正成行。否则,徐氏在三十年代的新诗理论会让研究者们看得更清楚些。

我查了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本书徐志摩译过,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一般的两人传记中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

我查了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本书徐志摩译过,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Mr.Wu has twice compared himself to the late Mr.Hsu Tse-mo in his
pomes.As an artist,Mr.Wu Mi is far too slovenly to be compared to that
accomplished writer of charming if somewhat mincing verse.But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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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grand. Hsu Tse-mo,for all his aestheticism and artiness,is stil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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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萄京棋牌388游戏,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诗人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吴宓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负。从他的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仍好像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徐志摩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

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以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比如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批评,与他父亲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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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传。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诗人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吴宓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也更自负。从他的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仍好像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而《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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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吴宓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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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传。

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到:“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但钱基博再引旁人的话为自己的判断:“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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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的新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他认为鲁迅的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来叙述:“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

《围城》剧照

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钱基博的结论是“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

而《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对于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这就涉及钱锺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问题,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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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钱基博

1932年钱基博着《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虽然他在自己的着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着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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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杨绛夫妇和女儿钱瑗

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着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钱基博的结论是“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对于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

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这就涉及钱锺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问题,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节选自《钱锺书交游考》,九州出版社2019年1月版

纪念钱锺书逝世20周年

《钱锺书交游考》

谢泳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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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阅读趣味与史料价值兼备的“钱学”着作,披露众多不为人知的钱锺书的观点、言论与文化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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