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我最后一次见到世家是一年多前2017年的秋天,记得是重阳节过后不久,几个朋友在北师大附近的一家火锅店相聚。席间世家拿出他的手机,说他已安装了微信。这是一个新颖的事情,我从未见他用手机,他也不用电脑,我以为他一辈子就与笔墨纸砚打交道了,之前我还把偶然得到的一点笺纸送给他,现在看来他也要疏离文房四宝了。自那次聚会后我就加进了他的朋友圈。他的微信图标是一枚“而已斋”篆书阴文印,这是用了他的室名。以后我虽远在湖南老家,但每天都能互递信息,如在面前。平时他就很健谈,微信更发挥了这一优势。我收到他发来的信息多,回复他的却少。不过与传统写信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几乎没有聊过学术上的事情,过去书信往返所涉多是文稿方面的事,微信则多是茶馀饭后的闲谈。用纸笔大约惜墨如金,又比较费力,一两页写完正事就收笔了,而微信则似乎天马行空,以为超越时空,隔墙无耳了。只是好景不长,大约仅半年的光景吧,2018年春天,记得是从三月上旬起,忽然他就不再发信息了,我发短信去问候,亦杳无回音,微信显示对方帐号异常。我有些纳闷,不过起初也没太介意。可是再过了些日子,竟得到世家因患口腔肿瘤住院做手术的消息。这实在是太出人意外了。如果只是账号异常一时无法联系就好了,可惜很不幸,是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异常。好在听朋友说他手术顺利,不日就可出院了。我想既然很快就可出院,自然是在康复中。我给他夫人打电话,表示回北京后就去看望他们。只是再相聚时,他肯定不能喝酒了,烟更不能抽了,不然的话湖南的酒鬼酒和芙蓉烟他是乐意享用的。我还这么琢磨着。

月刊推介:走在鲁迅研究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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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万没有料到,我还没有计划具体回北京的时间,就突然得到世家先生于12月8日下午4时许已大去的消息。我赶回北京已不是去到麦子店他的府上,而是径直去往八宝山冥界之门去向他的遗体告别了。悲乎哀哉!

80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一位以笔为剑、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战斗的作家不敌病魔入侵,遽然倒下。他不知道,他的作品、思想、生平以及有关他的一切,都将成为丰富宝贵的遗产,让后人受益无穷。为了缅怀他,1956年,在他去世20周年之际,以他命名的鲁迅博物馆正式开馆。1976年,经毛主席和党中央特批,鲁迅博物馆成立了鲁迅研究室。1980年,鲁迅研究室创办《鲁迅研究动态》,从此鲁迅研究的成果、动态和资料有了及时公开的阵地,迅速成为一大批鲁迅研究专业人士和广大读者的乐园。

汪曾祺(1920.3.5—1997.5.16)

后来得知,他手术后预期存活率有五年,才觉得自己的迟钝还有可宽宥之处。

创刊伊始,《鲁迅研究动态》不定期出版,每年出版6期、8期或者10期。1985年起,其改为月刊,出版开始规范起来,且偶有增刊,并且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自1990年起,刊物更名为《鲁迅研究月刊》,沿用至今。虽然研究鲁迅的刊物尚有若干,但凭借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及时公布的研究资料和鼓励争鸣讨论的编辑方针,《鲁迅研究月刊》一直牢牢占据鲁迅研究的前沿领域,迄今未有能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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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朋友、熟悉的人退出人生舞台,世家先生就说,某某的一页从此就翻过去了。现在,世家自己的这一页也就翻过去了。虽然如此,可是我觉得他的这页人生是可以阅读令人回想的,鲁研界的朋友们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念到他、谈到他的。

历年来《鲁迅研究月刊》设置的栏目共有138个,其中刊登文章数量较多的为“作品与思想研究”、“同时代人研究”、“研究资料”和“拾遗补正”,基本上构成了鲁迅研究的重头戏。鲁迅创作的小说、杂文、故事等为数众多,但因各种原因,《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等若干篇的知名度更大,被研究的频率更高。此外,鲁迅生前除了创作,还在古籍整理和翻译上花费了很多心血。据统计,他整理的古籍文献超过一百万字,翻译作品则多达三百万字。有鉴于此,《鲁迅研究月刊》也设置了“翻译研究”等栏目,试图拓宽鲁迅作品研究的范围。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汪曾祺绘

我与世家结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1987年春,那时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某天忽然收到一本《鲁迅研究动态》杂志,是一本二周研究的专辑(记得是《动态》1987年第1期,因手边无刊物,没有核对),同时还收到了编辑的一封信。当时因为舒芜先生所著《周作人概观》一书的责任编辑是署了我的名字,显然《鲁迅研究动态》编辑即把我视为同好就寄了一册专刊给我。这位编辑的信落款“王世家”。这名字我印象里多年前曾经见到过,觉得奇怪,于是拿着信到总编辑朱正先生办公室咨询,说:“今天收到北京王世家的一封信,我记得瑷珲县也有个王世家,很久以前你介绍我向他投过稿的。”

在“同时代人研究”中,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成为当仁不让的研究重点。该栏目下载频次前十的文章中,9篇以周作人为研究对象。周作人本身经历丰富,作品众多,而且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对其深入研究也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了解鲁迅的生平与作品。不过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周作人研究在“同时代人研究”中呈压倒性趋势,和鲁迅关系密切的其他同仁所受到的关注则似乎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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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王世家就是瑷珲的那个王世家。是一个人。”

有趣的是,《鲁迅研究月刊》不仅重视鲁迅研究,还关注鲁迅研究之研究。竹内好、丸山昇、丸尾常喜等人,各自专注于鲁迅研究的不同方面,著述颇丰。《鲁迅研究月刊》以综述、探讨、对比分析等方式,经常对其研究现状和成果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之研究高屋建瓴,有助于把握鲁迅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总结经验与不足,开辟尚未或者较少研究的领域,从而引导鲁迅研究的良性发展。

汪曾祺致王士菁的信

“哦?……”

创刊以来,《鲁迅研究月刊》经历了数任主编,有陈漱渝、孙郁、杨阳和黄乔生等。在统一的编辑方针指导下,不同的主编也对刊物的发展起到不同的推动作用。早期主编陈漱渝在1976年鲁迅研究室筹建时便已加入,对后来
《鲁迅研究月刊》的创办、转型、发展可谓是居功至伟。而且,陈漱渝除担任主编外,还身体力行,撰写了不少文章。从1981年第3期开始,到1989年第12期,陈漱渝在《鲁迅研究动态》上发表文章33篇;从1990年第2期开始,直到2015年第11期,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文章8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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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动态》了。”

陈漱渝的继任者孙郁和黄乔生同样在鲁迅研究领域深耕细作,笔耕不辍,不但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各自发表文章数十篇,而且陆续出版了多部研究鲁迅的专著。2015年6月,黄乔生探访周氏兄弟故居的专著《八道湾十一号》出版,为读者揭开了鲁迅兄弟在北京第一个家的生活工作原貌。2016年9月,孙郁的新作《鲁迅遗风录》面世,对当下人们对鲁迅的认识、解释进行了反思。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汪曾祺全集》书信卷,收入293封书信,约15万字。比之1998年北师大版“全集”,增加了230多封。从2008年2月起,我以一己爱好,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方式搜集汪曾祺书信,希望能在北师大版“全集”已收书信的基础上,编一本集子,先后找到了四十七八封失收的信。后来补充的书信,更多的是由作者家人提供。2011年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编新版全集书信卷之后,出版社出面征集而来的也有数十封。书信只针对有限的阅读对象,却包含着大量信息,是研究作家的基本史料。因其特殊性,搜集起来困难颇多,但随着社会对作家认知程度的加深,学界和相关人士不断发掘整理,发现新材料的可能性也很大。

回到编辑室后我立即给他回信,说:我刚刚知道先生就是《读点鲁迅》丛刊的编辑,十年前(1977年)我曾经将拙编《〈鲁迅书信集〉索引》稿寄您审阅,不知先生还记得否?

近日出现于网络平台的一封汪曾祺书信,是20世纪50年代他在《民间文学》杂志社工作时写给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的。对于此件的真实性,虽然需从流传途径上加以证实,但综合各方因素,作伪的可能性极小,特别是其内容,可由多种资料印证。全信如下:

他也很快回信了,客气地说依稀尚有些印象,并对当年没有采用我的稿子表示歉意,还幽默地说:“那么我们已是神交十年了。”

士菁同志:

这样我们就以十年老友的缘分,从此开始经常通信了。每月我都收到一期《鲁迅研究动态》;我也把我编的书,每出版一本就寄给他。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会寄一张明信片来。有一封明信片我特别记得,正面左上方他用毛笔画了一匹小骆驼,下面题“前行”二字。我明白这是表示对于湖南出版社出版的“骆驼丛书”的赞赏。《周作人概观》是“骆驼丛书”之一。不过我得说明一下,《周作人概观》的责任编辑其实不是我,是主编署上了我的名字。“骆驼丛书”中有几本是我负责编辑的,恰恰这本起了牵线作用做了红娘的书却不是。不过这已没有什么关系了,事实上我和世家先生因此建立了或说是恢复了联系。

我会贾芝同志有一次去看周作人,约他把绍兴儿歌整理出来。贾芝同志建议在刊物连载,或由本会出一单行本。我们考虑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区的旧儿歌在刊物连载,不大合适。现在这个时候,出一个这样的单行本,也觉不合时宜。

我们通信交往了几年后,1990年3月我到北京第一次去拜会了世家先生。他住在鲁迅博物馆大院西墙外一条小胡同里的一个小院里。他的卧室就是杂志编辑部,在小院西房第一间,只有十平米左右。房门口墙壁上挂着《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的牌。

我们想,这些儿歌有一般的民间文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意义恐怕仍在这是鲁迅所熟知,其中有一些是鲁迅小时候唱过的,可以作为研究鲁迅的一种参考资料。因此,我们觉得你们是否可约周写一篇“鲁迅小时唱过的儿歌”这样的文章,而将这些歌谣作为附录?这个动议未必可行,请你们斟酌。周所记稿附上。如不拟用,请仍寄回我们。

事先我并没有通知他我会来北京。开始他以为是平时来访的作者或读者,他坐在窗前书桌边,侧转身来等来客说明来意。我自报了姓名,他起身从镜片里望着我,很有些意外,接着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

久不见,想当安好。

京城的春季还颇有些寒意。屋子里铁炉上炊壶嘴里冒着热气。我坐在炉子旁边的一把折叠椅上。由于通信多年了,我们毫无陌生感,很随意地交谈着。他告我,他现在虽然全家都已搬到北京了,但并未正式调过来,人事关系、户口还在哈尔滨。

敬礼!

我望着一墙书架的书,心想,真是义无反顾啊。

汪曾祺 七月三日

当时我觉得鲁迅研究与红学研究一样,因太专,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办月刊恐怕很难,就问杂志稿源情况。他说:好稿子比较少,一般稿子很多;而自然来稿大多质量不高,需要特约组稿。“但也不好随便约稿,如果约了而不能用就被动了。”他明白我问的意思,又说,“也想过出双月刊甚至季刊,但毕竟月刊信息更及时,效率高。现在既然坚持下来了,就不宜退,一旦松弛,就不可能再恢复了。”

1955年2月,汪曾祺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参与筹备《民间文学》;4月,杂志创刊。1958年年底,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以此判断这封信当写于1955—1958年,基本可以断定是1958年。

我感到编期刊比编图书难度大多了。月刊周期紧,还要保证每期质量水平;而书稿则不存在脱期问题,质量不行不用就是,出版时间上也没有那样紧迫。

贾芝时任《民间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是汪曾祺的领导。他的妻子李星华是李大钊之女。1927年,李大钊就义后,周作人对其子女多有照拂。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一文曾述及。1940年,李星华计划去延安,事前也告知周作人,周帮助她预支了两个月薪金作为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须有的“良民证”。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末,贾芝和李星华也曾到八道湾去看望周作人。凡此,贾芝转交周作人的稿子谋求出版,在情理之中。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月刊精装合订本,说:“每年印两百本合订本。除了慢慢卖出一部分,小部分赠送研究者,余下的保存起来。单本散刊是不容易完整保存的。这些合订本现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几十年后就是珍稀版本了。”他又拿出几册早期《动态》,说:“现在这些散刊就很缺了,读者来信邮购就无法满足,有时朋友想要,也没法办。”

据徐强《汪曾祺年谱长编》记载,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提倡搜集民歌,并且指出,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民间文学》从3月号起,开始选登各地大跃进民歌。同年4月,郭沫若就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

这种文献保存意识及收藏家的眼光使我极为佩服。

贾芝推荐发表周作人整理的绍兴儿歌,应该也是配合了这一形势。如信中所说,拿到周的稿子后,汪曾祺和同事大约觉得“旧儿歌”不同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新民歌”,所以推荐给相熟的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希望从研究鲁迅的角度来处理这些文字。

他说编辑部客人很多,天南地北的来访者都有,平时朋友们也喜欢来这里聊天漫谈,“因此这间屋子朋友们就戏称为‘聊斋’。”他指着墙上挂的一横款字幅,果然写着:“聊斋”。我不记得书家是何人了,只觉得墨迹十分雅致、有趣。

王士菁原名葛秉曙,1918年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着作编辑室副主任、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83年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是在1939年8月。据《汪曾祺年谱长编》记载,因体育和大二英文成绩不合格,汪曾祺未能在1943年夏天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王士菁的儿女所撰《父亲王士菁与鲁迅研究》一文称,王士菁也在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1943年毕业;而西南联大校史记载,王士菁1939年入西南联大外文系,1944年从中文系毕业。两说稍有出入,但无论如何,汪曾祺与王士菁在大学时期互相认识,似无疑问。王士菁早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即开始了鲁迅研究,周作人的绍兴儿歌稿子,汪曾祺推荐给他处理也很自然。

“人来人往的,所以白天做不了事情,只能晚上看稿子。”他说。

《绍兴儿歌集》后来并未经王士菁之手出版。

看来办杂志比编图书琐事要多得多,光接待作者和读者就要花费许多精力。作为职业编辑这恰恰是我的短处,平时我只习惯伏案,而不善于联系作者,所以我不是一个很有组稿能力和策划能力的编辑。在湖南出版社,我的稿源大部分是总编辑分给我的,可谓坐享其成。

关于周作人整理绍兴儿歌的情况,陈泳超先生《周作人〈童谣研究手稿〉考述》(《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周作人手稿〈绍兴儿歌集〉考述》(《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梳理得很清楚。周作人在日本期间开始广泛阅读关于童谣民歌的西文和日文书籍,1911年回国后,对歌谣颇为关注,并已开始搜集。后利用绍兴县教育会长的身份进行征集,但效果不佳,只好独立搜集抄录,到1915年春,有了基本成型的“稿本”。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提议征集全国近世歌谣并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周作人的童谣“稿本”甚得刘半农青睐,他本人也因此被鼓动参与了这一活动。193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歌谣研究会,次年《歌谣》周刊恢复发行,周作人在同人催促下,决心着手整理这一“稿本”,拟定名为《绍兴儿歌述略》,且写了《〈绍兴儿歌述略〉序》,然整理的工作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不久后抗战军兴,更无从谈起。直到50年代,周作人对“稿本”作了两次改动:其一是1953年8月14日,他将鲁迅于民国二年所录的六首儿歌抄入“稿本”;其二是1958年4月,他对“稿本”作了最后一次改定,当年4月所作小引云:

屋子里面靠墙放着一张大床铺,我说:“你这不止是坐班,而且是睡班了。”难怪他抽烟这么厉害。还好,房门一直是敞开的,方便人随便进出,烟雾也悠悠地从屋子里消散出去。

前年有友人劝我,乘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把它编出来,也可以做一种纪念,因为里边的歌谣都是鲁迅所熟知的,有的是他儿时所唱过的,这是很值得做的工作。但是我去年病后,精神不继,不能照原定计划来做述略,现在只能因陋就简的加以整理,姑且把它编印出来,以供读者的参考,此外也别无奢望了。

他领我到小院里参观。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四合院,没有正屋,小院东面是一堵隔墙,北面、南面和西面均是一线厢房偏屋。住户显然都是单位职工及家属。院子里有两株丁香树,一棵柿子树;东墙隔壁院子里一棵大枣树的枝叶高高伸过墙来。墙的左侧有一个关闭的小门。“从这个门进去就是鲁迅故居,现在关死了。”他笑着说,“不然参观者以为这里面还有什么可看的,伸手推开门就进来了。”

周作人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知堂回想录》中也提到了《绍兴儿歌集》:

那时我还没有参观过鲁迅博物馆,便问:“当年鲁迅住在这里时,这个隔壁小院就有了吗?”

从癸丑年起,我又立意搜集绍兴儿歌,至乙卯春初草稿大概已定,但是一直无暇整理,一九三六年五月写过一篇《绍兴儿歌述略序》,登在当时复刊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边,但是这个工作直至一九五八年九月这才完成,二十多年又已过去了。当时原拟就语言及名物方面,稍作疏证的工夫,故定名“述略”,后来却不暇为此,只是因陋就简的稍加注解,名字便叫做“绍兴儿童集”。可是现今因为兴起“新民歌”运动,这是旧时代的儿歌,它的出版不能不稍要等待了。

“原来就有的,不过不一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房主是一个姓白的木匠,后来鲁迅租下来了,放杂物。”

《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2期所刊王士菁《关于周作人》,附录《周作人日记中的王士菁》,1958年的记录有:“8.28
寄王士菁信。9.13 寄王士菁信。10.10
王士菁信来取儿歌集稿,已由贾芝于昨日取去。”此记述与汪曾祺7月3日致王士菁信作比照,是契合的。

“那这应该属于故居的一部分呀!”我的意思是这也是文物保护单位,应该恢复其原貌。

200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鲍耀明所藏《知堂遗存》两种,包括《童谣研究手稿》《周作人印谱》。其中《童谣研究手稿》即是周作人反复提到的“稿本”,有时称“越中儿歌集”,有时作“越中童谣集”,是他自1914年收集童谣起迭次整理的成果,包含署“一九五八年四月日记于北京”的《绍兴儿歌集小引》。陈泳超先生文中说,他最初以为《童谣研究手稿》即唯一的“稿本”,2010年岁末竟又见到周作人手书的《绍兴儿歌集》,“共两册,周作人亲自用毛笔竖行书于一种25×20=500的红色方格稿纸上”。《绍兴儿歌集》稿本收有《绍兴儿歌集序》,系在《绍兴儿歌集小引》后补写一段文字,末署“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正与《知堂回想录》中“这个工作直至一九五八年九月这才完成”照应。《知堂回想录》又称,编订《绍兴儿歌集》时曾“略微注解”,陈泳超文中说,《童谣研究手稿》几乎没有注解,而《绍兴儿歌集》“共出注360条”,“主要是在方言、名物和风俗三方面做工作”。

“现在这里住的都是无房户职工,暂时借住。因在鲁迅故居西边,所以就叫西小院。”

结合贾芝将周稿转《民间文学》、汪曾祺致信王士菁、王士菁直接联系周作人的情况,可以推想:《童谣研究手稿》是周作人辑存数十年的稿本,贾芝看到并转《民间文学》的大约便是此稿;《绍兴儿歌集》则是王士菁联系周作人前后,周氏改定抄录的文本。

我十分羡慕地说:“那么这里的住户都做了鲁迅的邻居了。真是‘西厢院里有聊斋’呀。”

陈泳超所见《绍兴儿歌集》稿本,并附有60年代的“审稿意见表”,编者认为此稿有种种缺陷,“还有许多是一般的歌谣而非儿歌”。政治情势变化,编者与作者理念分歧,此稿最终未能出版亦是必然。

世家颇有感触地继续介绍道:“鲁迅说:他的后院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汪曾祺的文章不常提到周作人,但他对周的评价很高,如《“当代散文大系”总序》中说:

我望着故居墙那边伸过来的树枝。他连忙说,“这是后人栽的。《秋夜》里的那两棵枣树是‘老虎尾巴’后院墙外胡同或野地里长的。但这些景致都已经没有了。故居周边的街道民居都已拆除改建。”

鲁迅、周作人实是“五四”以后散文的两大支派。鲁迅悲愤,周作人简淡。后来作者大都是沿着这样两条路走下来的。江河不择细流,侧叶旁枝,各呈异彩,然其主脉,不离鲁迅、周作人。

我想,这岂不成了一个孤立的盆景?

1983年8月11日,汪曾祺托湖南的弘征买周作人的回忆录,去信说:“顷于友人处得见‘周作人回忆录’,甚感兴趣。此书是内部发行,北京书店没有卖的。你能不能在出版社内部给我搞到一本寄来?书款自当寄奉。”亦可证明他一直相当关注周作人的文字。

回到屋里,聊斋主人谈兴更浓,尤其聊到近年京城的见闻轶事。他一支烟一支烟地抽着。我喝着热茶,如听书的茶客。

鲁迅研究专家孙郁提出,汪曾祺间接地受到了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中转渠道之一就是周作人。他在《除了托尔斯泰和康德,还应有第三类知识分子》中写道:“对道德主义的消解,民国时周作人等做了很多工作,周作人觉得托尔斯泰作品是劝善书,过于说教,沈从文和汪曾祺都认可这种批评,也喜欢从非道德的语境进入文学。汪曾祺自己说不喜欢托尔斯泰,可能和厌恶圣人气有关,他欣赏散漫、矛盾的表达方式,源自常态的人的生命体验。也就是说,作家要思考的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性,这和康德的审美理论有重叠的地方。”“最后一个士大夫”是汪曾祺身上一个流传广远甚至过于鲜明的标签。他借用中国古典文学语言,汲取方言、白话中的口语成分,以及对中国传统书画等艺术形式的迷恋,都诱导着研究者和读者将他定位于“士大夫”。其实汪曾祺冲淡、散漫的生活态度与表达方式,未必出于单一的来源。孙郁先生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角度,对于汪曾祺研究,这是视野更开阔的观察方向。

桌上放着新出的一期杂志,他手指点了点封面,拿给我,说:“《鲁迅研究动态》是请启功先生题签,‘动态’因敏感,改了‘月刊’。但不可能再请启功重题了,所以现在只‘鲁迅研究’四字是启功墨迹,‘月刊’二字只好用印刷体了。”

我倒觉得改为“月刊”好,“月刊”综合性强,“动态”内容太受局限,时效性也很大。“索性不用名人题签,将字体统一不好吗?”我建议性地问。他表示就这样也好,不轻易更换,这也是对题签者的尊重。

我告诉他:湖南人民出版社现在叫“湖南出版社”,也改掉了两个字;骆驼也不再前行了。当时我觉得他倒真像一匹长途跋涉的瘦削而耐劳的骆驼,从七十年代黑河边境创办《读点鲁迅》丛刊开始,一直走到了北京。此时我想到他寄给我的明信片上的那匹小骆驼。

这次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少了许多书面语言里的文人气息,更多地显露出东北人的热情好客、仗义豪爽的性格。

一年以后(1991年2月),当我再次来到西小院时已不是做“聊斋”的座上客,而是专门来做世家先生的助手了。这是我之前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当年我正好碰到一个机遇,《鲁迅研究月刊》调走了一位责任编辑(即现在在北大任中文系教授的高远东先生),世家先生即向馆领导和主编力荐我填补了他的这个职务,并使我后来也成为鲁翁邻舍的一员了。不过此时的“聊斋”已改为“而已斋”了,虽然这斋名也许更符合室主的性格和思维,字幅同样的雅致漂亮,却拂不去“聊斋”留给我的那种缥缈而亲切的记忆。

我协助世家先生工作整整十年时间,从1991年2月到2001年初他退休。我的工作主要是校对。另一位责任编辑张杰兄主要审阅稿件。编辑策划、组稿等等劳心之事完全依赖世家先生。可以说在西小院的日子我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了。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大约各自埋头各自的工作吧,我和他单独谈话的时候并不多。那时我住在南屋的一间小屋里,聊斋那边常常谈笑风生,应酬的仍然还是世家,我则多半在自己的小屋里做自己的事情。小院里的人也许以为我性情孤僻吧,殊不知这使我少熬多少夜呢。

世家在主持《月刊》期间,自己没有写过一个字,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过去我误以为他虽是一位编辑好手,却不长于撰述;但是他在退休之后却发表了不少扎扎实实的校勘考据文字。事实纠正了我对他的认识欠缺。

后来世家和我都先后搬离了西小院,他住到东城,我住到南城去了。西小院的住户整体都迁走了。前年见到世家夫人,她还说,以后找一个机会,邀集全体西小院住户回去看看,大家聚会一次。现在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世家不在了,旧日西小院的情景已不可能再重温了。此刻我也只有记下这一点点印象的断片,留个念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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