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重审历史:三位青年学者的五四书单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怎样走入历史现场,认识100年前的这场运动?关于五四运动的著作很多,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新发掘的史料,提出了许多新说。这些著作,有助于认识一个立体的五四。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北大文学革命派几乎都受聘于政府,在教育部领导下从事国语统一工作。北京政府大力推动文学革命,在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构成语言政治学上的深刻关联。

《五四运动史》是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的代表作,此书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之后,引发了国际学界对五四运动的关注。该书上编集中细致地描述了五四运动的成因、社会支持力量和发展经过,厘清了由学生发动的“五四”事件如何一步步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下编剖析了五四运动对政治、社会、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作者引用的资料翔实,论证客观,对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呈现了一幅完整的“五四”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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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证明,段派在1920年8月的大失败是文化政治学上的一个象征事件,深深影响了此后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此时若把自己说成段派的受害者,就能从政治上洗刷自己,若说成反段派,就可一跃而为民主大英雄。因此,当胡适1922年2月为大局已定的文学革命撰史时,他对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其中所起核心作用避而不谈,而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当成文学革命的中心人物,并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之间划出一道政治明暗线。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教授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定程度上是对前辈先贤的致敬。本书从一场运动(五月四日那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一份杂志(《新青年》)、一位校长(蔡元培)、一册文章(《章太炎的白话文》)及一本诗集(胡适《尝试集》)入手,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者借鉴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借助若干意味深长的细节、断片、个案,来钩稽并重建历史,强调乃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才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全书史料的钩稽与细节的描述相映成趣,读者不难在这两者的张力中间深切体会五四那代人所处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及学术思路。

推荐人: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胡适确提到了教育部,却将其处理成一个与段派势力毫无瓜葛的机构;另外,他不顾林纾不奉北京政府正朔及对段祺瑞极度反感,将他推向政府怀抱,组成反文学革命同盟,以这种方式,他绘出一幅政治正确的文学革命地图——其最大漏洞是,若无政府之力(整合全国教育体系、设立专门机构、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等),仅靠几个教授为数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被鄙视了一千年的‘俗话’何以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

人大教授张鸣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从军阀与五四运动关系,切入了五四运动研究。在张鸣看来,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日本人的乘虚而入,后来也不至于有山东问题。当然,也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才有了参战之争,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协约国一边,最终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名义,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块大勋章。但是,这空头的胜利虽让国人兴奋不已,结果到了巴黎和会,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那块砧板上的肉。由热及冷的落差,引起国人的大愤怒。自我检讨的结果是,段祺瑞集团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过——当然,确也有罪处。五四运动弄“臭”了皖系,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他们加入运动的合唱,最终导致你未唱罢我登场。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开战,皖系倒台。书中对于学生群体的研究挖掘出了一些新史料,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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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九十年回忆某一天,它就势必膨胀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想象体,耸立于现代入口处,以验证我们的现代身份——这种追求历史断裂的心理需要,创造了一个断裂。断裂的确发生了,但不是在1919年的5月4日,而在层累造成的历史写作中,在意义的不断添加中。

与张鸣的著作相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更关注五四运动中北大教授之间的人际关系和各种纠葛,他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及《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用扎实的考据呈现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从志同道合到殊途异路的历史真相。例如,1919年3月26日晚上,北大浙江籍教师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排挤陈独秀,使得蔡元培(浙江籍)同意他们的建议,4月8日免除陈独秀(安徽籍)文科学长的职务,改任教授,同为安徽籍的胡适、刘文典均遭到了排挤。这些研究,较之于此前的宏大叙事更为细致,也更接近真实。

美]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着《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刘幸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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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纵先生的著作出版较早,有些档案与史料未能用上。2014年同时出版的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和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背景与脉络。唐启华利用大量第一手外交档案,尤其是从“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发现的《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重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对“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山东交涉失利与亲日派之关联”“如何看待中国在和会外交的失败”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为五四运动的起因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真相。而邓野的著作则聚焦于巴黎和会期间的国内政争: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代表将政争引入外交,以此煽动民意,也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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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与列强打交道并谙合纵连横术的李鸿章深知,弱国若想在列强环伺时尽量减少损失,就须巧妙利用列强间矛盾、其国际法及其标榜公正的政治虚荣,使之相互牵制,以便自己赢得时间增强国力。此时,一国之民的团结、努力和忍耐最为重要。

而北大教授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关注五四运动。王奇生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并不存在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转变——五四运动之后,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本书有关“五四”的内容主要聚集在前两章《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与《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这些内容,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五四”,同时也有助于理解20世纪的中国。

《杜威全集:中期着作(1899-1924)》第十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外交是各国利益博弈场,外交决策需深远的国际战略眼光及众多专门知识,非见识浅陋的普通国民所能窥其大略,因此,它对国民只能告以能够相告之事,以免外交决策受制于国民一时感情的冲动。

1921年杜威在日本《改造》杂志上撰文讨论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一些要素,他以旅行者作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相互接触的象征,认为从旅行中获得启发的程度,取决于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文明差异,大部分旅行者把异域所见的社会变革视为一场热闹的表演,并不想揭开幕布去了解这个国家的真实样貌。杜威由此提出,与另一个国家的接触如何才能成为教育的手段,成为洞见与理解的手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以及《杜威全集·中期着作(1899-1924)》收录的,初刊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亚细亚》上的政论文章中找到部分答案。

民国肇始,新登场的外交家多缺乏实际外交经验,且共和制下,外交成了各怀动机之人均可在报刊上随意发表见解以影响舆论的公众之事。这本可训练国民外交智慧,但与前清政出一门不同,民国政出多门。党争、南北分裂及地方不服从中央,使外交问题变成国内相互冲突的政治势力用来打击政治对手的材料,同时使相互冲突的外国势力得以利用中国内部的派系之争。国内国际政治如乱麻纠结在一起,国内冲突被国际化,国际冲突被国内化,而承担外交之责的执政势力就成为不必负其责的在野势力口诛笔伐的目标。

诚如胡适所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然而杜威来华的初始目的与“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隐然存在某种不同调性。据曹聚仁回忆,当时他在杭州省立一中师范念书,杜威到杭州讲演的题目并不符合青年学生的期待。正处于五四运动白热期的新青年,以为杜威讲的一定是社会思想或社会运动的方针,没想到他只是讲些论理上的问题。在曹聚仁看来,杜威虽恰在思想变动时期到中国,但他自始自终只是以教育家的身份发言,和所谓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对于青年的狂热常是皱眉的,和思想革命的关系更少。曹聚仁对杜威的观察未必准确,却提醒我们注意杜威与五四新文化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且列强间勉强维持的制衡,随1914年欧战爆发及英法德一时无暇东顾而向专注于在亚洲扩张的日本、1917年从欧战抽身而出的俄国及迟至1917年才对德宣战的美国偏斜。日本侵占德控青岛,俄国向外蒙渗透,美国则力图限制日俄以便主导对华控制权。它们分别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派系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作为五四学生运动的见证者,1920年代初杜威在《新共和》及《亚细亚》杂志上面对欧洲观察家的偏见为中国充当辩护士的角色。在他一系列带有辩护色彩的政论文章中,最有洞见的莫过于《中国是一个国家吗?》。此文系针对瑞士读者的质疑,认为杜威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评论有一种“精心设计的忽视”,那就是忽视了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一个“紧密而同质的”社会与政治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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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总理是对德主战派,又是武力统一派。虽为皖系头目,皖系将领却不听其调遣,几无可用之兵。如能对德宣战,他就能获得正当名义和协约国借款,建立一支名曰参战军的听从自己号令的军队,以图武力统一全国。自然,其提案遭南方军-政势力、北洋其他派系及地方割据势力强烈反对,因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的段派还操控一支军队,别系别派就可能失去立足之本。1917年后的政治格局渐呈朝野各种势力联合倒段的态势。

杜威的回答并未纠缠于中国是否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从近代国家概念的起源说起:“中国是一个国家吗?不,在我们评价国家的意义上不是。但是,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国家吗?这将要花多长时间呢?这些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份悬疑不决之中,存在着当前境况那转瞬即逝的有趣之处。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国家的呢?法国成为一个紧密而同质的国家有多长时间了?意大利和德国呢?是哪些力量促使它们成为国家的呢?而中国之外的民族国家的未来将会怎么样呢?国际主义的前景如何?我们关于国家的整个概念的起源如此晚近,这就不奇怪它在任何方面都不符合中国的情况了。也许政治上的国家性(political
nationality)最充分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是它开始衰落的时候。最后这个提法似乎有些狂野,但它暗示着世界与中国都处在变动之中。而无论对中国何时成为一个国家,还是对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知道俄国以及普遍地说欧洲将会发生什么之前,都无法找到。”
杜威认为只能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意义上使用“国家”这个概念,虽然中国不是一个“现成的”国家,但也许情势在召唤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这种国家意识的诞生会因外部阻扰而加速其进程。

段政府1916年6月上台,不久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本反对参战,但到京后态度迅速转向段氏。受蔡之聘并获政府任命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也随即在《新青年》上声援段,谓其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旧势力人物中,尚属最廉正者,并讥讽反北京政府的孙中山及因复辟被段赶走的康有为,失意之伟人,无论其事于人类之公理正义如何,于国家之利害关系如何,凡出诸其敌党段祺瑞、梁启超所主张者,莫不深文以反对之,虽牺牲其向日之主张进取,主张正义,不畏强权之精神,亦所不惜;虽与国蠹张勋、倪嗣冲、王占元、张怀芝同一步调,亦所不羞。某有力家遂利此以为攘夺政权之机会,虎踞南服,舆论因以从之。他痛贬德国,忘了自己不久前对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极表敬佩。

把“五四”前后的中国与世界视为双重的历史变量,是杜威作为这场运动的观察者及辩护士在方法上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由于美日法俄敦促,北京政府遂于1917年8月宣告对德宣战。参战军组建了,交由徐树铮统领。但中国最终没派出参战军,只派了十几万民工前往欧洲当苦力。由于欧战很快结束,参战军更名边防军,在国内反段势力和国外反俄势力双重压力下,调往西北巩固边防,而徐树铮则变成经略西北及蒙疆的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更强大的直奉两系军队反倒源源不断向北京方向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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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新青年》同时鼓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与对德宣战。政府虽对新文化的一些过激学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保持警惕,但文学革命和对德宣战却与政府口径一致。北大文学革命派几乎都受聘于政府,在教育部领导下从事国语统一工作。北京政府大力推动文学革命,在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构成语言政治学上的深刻关联。

周策纵着、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至于新文化,政府当然不会一味拒绝。新文化本身是一个非同质物,谁都可从其中找到合意的货色。但对一般青年来说,其激进方面最有吸引力,而为激发青年变革热情,新文化派刻意将中国文化描黑,而欧西则被神话成光明、人道、正义的天使,并把威尔逊为说服中国参战祭出的公理战胜强权说辞当成证据。考虑到中国七十多年来所受屈辱、不公正和灾难大多来自欧西,这种言论就太过天真。对在襁褓中就被列强的炮声惊吓的一代人来说,患上这种历史遗忘症的确令人惊讶。所谓意识的操纵,于此可征。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英文稿写于大概六十年前,中译本在港台面世已近四十年,在大陆出版也有二十来年,而此书仍是这一领域不可代替的经典之作。其不可替代性,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五四研究的不充分性。在精深的专题论着之外,我们仍旧缺乏对五四运动本身的通盘认识,这种全景式的认识是一般近代史教科书或教条化的通史写作难以取代的。这本书的学术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策纵的史观及其相对超越于左右之争的研究立场。周策纵认为对“五四”不能只做一时的摇旗呐喊,他这本五四运动史“不求得宠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

清末维新派通常不从道德上美化其效法的对象。在其看来,欧西各国乃一群到他人领地肆意劫掠的狼,中国为自保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变成狼。但他们眼中的一群狼在新文化派那里却成了一群鸽子,翱翔在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陈独秀1917年2月写下这个句子时,这群鸽子正在以大工业制造的兵器相互屠杀。

从“思想革命”的视域出发,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不只是呈现“五四”这个波峰、潮头,他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合在一起,“观澜而索源”,试图勾勒出整个时代的潮流与趋势。通过这个潮起潮落的过程,展现“五四”复杂的思想内涵。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缀连在一起,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与文化互为转辙器的关系。“五四”前后政治与文化的共生状态,构成一个莫比乌斯带(M?bius
strip),当把正反面统一为一个单侧曲面,其间存在一个“拧劲”。“五四”释放出的社会能量及其裂变的可能性,即隐藏在政治与文化这个“不二之面”构成的“莫比乌斯环拧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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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不追求叙事角度的一致性,反而借助局内人与旁观者、赞成者与反对者、中心人物与边缘人物的不同视点,呈现五四叙事的多歧性,即《春秋公羊传》所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见闻异辞。”即便是同一个人的表述,也往往“前后异辞”。鉴于“五四”这个论题的争议性,周策纵的做法是尽可能援引各方面的原始材料,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张爱玲曾把五四运动比作一场大规模的交响乐,这场交响乐“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它的声音”。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既要记录下这场交响乐的高低声部,亦不漏过其中不和谐的杂音。

1918年11月11日后两个月,是段派和新文化派最风光的时候。欧战结束,中国忝列战胜国,激发了国民的爱国之情,且极大提高了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和段派的身价。这不是反北京政府或反段的南北各种政治-军事势力所乐见的,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合法性。此外,蔡元培和陈独秀像段氏一样有理由将这一外交胜利当做个人的胜利,因为这证明当初他们主张参战是对的,而欧战胜利对新文化派之世界大同主义也是有力支持。

近年来“五四”遭遇的冷漠与质疑,可以用周策纵的一句话作回应:以“五四”超越“五四”。不是绕过“五四”,或把它送进博物馆,而是立足于“五四”本身来超越“五四”。如果我们承认“五四”的思想基调是重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那么对于五四运动本身,连同“五四人”做出的价值评判,未尝不可因应不同的时代需求重新估价,只是不要再制造新的偶像。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一段活的历史,一场未完成的思想革命。

在北京的胜利庆典中,段氏所到之处受到北京各界、尤其是学界的痴迷的欢呼。北大教授们在街头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高呼公理战胜了强权。蔡元培甚至天真地说: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相协商,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大学生欢庆队伍涌向美使馆,一路狂呼威尔逊总统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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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视美国为正义天使和公理卫士而非为本国谋私利者的倾向,典型体现于南京一个欢庆场面:由于找不到一个像美公使那样的大人物,美传教士司徒雷登(次年被教会任命为燕大校长)就被请上官轿,两边卫兵相随,前有军乐队开道,过街走巷。受宠若惊的司徒雷登在轿子上看到街两旁欢呼的人群和张贴的赞美威尔逊的标语,给国内教会写信,说他看到中国人终于懂得了这场战争的道德意义,这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扫清了场地,而威尔逊在这里被尊为仅次于孔子和圣王的人。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盛赞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讲,都是正大光明,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不久,他又比较了东京和天津的大学生欢庆胜利的提灯会的不同风格,说日本青年反对武人政治,中国青年却崇拜忠、孝、节、义时代的武人。现在两国的青年思想如此不同,将来的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信口开河的句子充满《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

推荐人: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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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学界五四佳构近二十年来多有出现。有些早已是无须吾等后生再度推荐的经典,如罗志田先生、许纪霖师、王奇生先生的着作,有些则是极其精彩的文章,收在经典之书里(但书的内容不限于五四),如王汎森先生的作品。有的则是为五四提供丰富“前史”、重要“专题”和“人物个案”的作品,如王东杰、陆胤、彭春凌、高波的大着。以下推荐的三本,均带有“私人性”,包含着自己读史的一点点感想,故特别列出。

从1919年初开始,巴黎陆续传来不妙的消息。时在巴黎的张奚若读到几期《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后,警告胡适: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至于世界以后果能太平与否,全视此次和平条约之性质如何,the
League of Nations之组织如何,及以后各国政府对于此League of
Nations有无诚意维持。以将来大势测之,似将和平;以目下事实言之,则不敢也。《新青年》等报谓世界将永久和平,未免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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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新青年》诸人高出一筹,但将公理置诸俄美之手,则同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俄新政府1917年底到1920年4月三次声明将归还沙俄掠取的中国领土,只是缓兵之计,它处于内战中,边境空虚,以美好句子拉拢中国只为分裂日美中联军(时中国军队正参与日美在双城子和海参崴的对俄军事行动),以保俄境无虞,而其一旦解决内乱,就立即染指中国西北、外蒙和东北。但俄新政府的声明却在中国新派人物那里激起对苏俄的热情,说它最无私,与西方帝国主义判若霄壤。此外,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提出的以民族边界重划欧洲国界,也只为再度搞乱欧洲,以利美国崛起,所以他同时警告美国人不得因民族问题闹分裂,其司法部长则大肆搜捕无政府主义者和赤色分子,严厉程度非北京政府可比。

《周策纵文集·自传、红楼与五四》,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但《新青年》的言论提高了大学生对欧西公理的期待,没认识到国际关系的实质。作为弱国,中国只是列强重新分配利益的一个筹码。尽管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尽力阻止列强把青岛转给日本,但英法意(及后来的美国,它试图以日牵制俄)则驳回中国的正当诉求。到2月初,陈独秀也意识到他鼓吹的公理战胜强权掩盖了列强的本质:协约国攻击德国的旗帜,就是‘公理战胜强权’。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力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我们希望这公理战胜强权的假面,别让主张强权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几天后,他更不安地问:公理何在?法兰西的理想家到哪里去了?

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是每一个五四运动研究者和五四运动备课者的案头参考书。但读书一事当前后左右参读与相关各种对读。正如不少人只知陈旭麓先生有《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蒋廷黻有《中国近代史》、钱穆先生有《国史大纲》一样,周策纵先生的生平和五四有何联系?他如何写成《五四运动史》》?他对五四的生命体验和延绵看法为何?这本书都透露了许多讯息。

5月初,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而从希望之巅——新文化派塑造的欧西正义神话——像自由落体一样坠入失望的北京学生则决定上街游行,本意不是反政府,而是呈递说帖哀请英法美三国相助,所以游行预定路线不是从天安门到总统府,而是到东交民巷。这显然在配合政府外交,也因此获得政府容忍。仅仅几个月前,他们还在东交民巷向心中的正义诸神表达过狂热崇拜,如今才发现东交民巷原来一直由外国士兵把守。这激起他们一度为世界大同主义淹没的民族主义情感。这为遭到新文化运动蔑弃的中国文化的回归铺垫了心理基础,几年后,连当初喜欢在行文中夹带外文并主张废除汉语的新文化运动干将刘半农竟发誓从此对同胞不说外国话,看见北京街头的西语招牌,就说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并说吸取外国的文明只为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身。南方政权最终也是靠民族主义才赢得召唤力,通过北伐完成了短暂的统一。五四事件起于对欧西的大失望,人们冷静下来方知,在国家四分五裂、远未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时,民主(如胡适、李剑龙联省自治、中央与地方分权等主张,这是割据诸侯最爱听的调调)只会强化离心力。在1920年前后高唱民主的人们在30年代开始起劲谈论专制。此时,北京政府的历史罪过只在其无力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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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学生递交了说帖,按原计划该返回天安门,但部分学生——大多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社团背景,与俄国势力有关系——激烈主张找亲日官员算账,于是发生火烧赵家楼和痛殴章宗祥的暴力事件。就在大学生向英公使馆递交说帖希其帮助中国时,英势力已渗透到西藏,遂有与中国划界之议,试图使纵横数千里地,一朝而弃其主权,始虽废为瓯脱,终必被人占领,但五四运动却没发展成反英运动。

学术乃一脉延接力,续旧焕新的事业。自1992年起王元化先生就已注意到我们今天思考的诸多问题,杜亚泉在当年都已注意到。而且杜亚泉思考的深入程度不仅超过他同时代的人,也超过太多今人,为此元化先生写成了长达15000字的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2003年许纪霖师、施亚西教授、田建业先生合作编成《杜亚泉文存》,嘉惠学林,极大推进了五四时期那些不能简单贴上新旧标签,却异常深刻丰富人物的研究。2014年周月峰君编成此集,据其自述“所选文章比之前的集子多小一半”。除记事、理化文章因篇幅限制不收外,其它均尽可能选入,实属方便研究者之佳选。

五四事件迅速传遍全国。反北京政府的势力及政府内部的反段势力立即大力声援,这其中就包括孙中山和康有为,而美使馆及来华讲学的杜威也对这一反日运动推波助澜。本来5月7日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后,运动就该告一段落,但各种国际-国内政治势力想使运动继高增长,最大程度削弱北京政府的合法性或搞垮段派。大学生成了校内外各政治势力争相利用的对象,而这些势力背后又往往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上海警署的探子在7月的一次搜查中捕获无政府共产党成员一名,邮局检查员则检获与该党有关之北京大学学生凌霜、克水等原函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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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7月渐渐平息,但政争却更激烈地继续进行。攻击段祺瑞、徐树铮及其安福俱乐部的小册子迭出,风行于世。自1918年成立,该俱乐部一直控制北京政府内阁人选,使别派别系难以插足北京政府。

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政治与政派利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19年11月徐树铮带兵前往外蒙,收回一度在俄控制下自治的外蒙主权。这为北京政府和段派增添了荣光。在次月徐树铮返回北京述职并再度赴蒙之际,段祺瑞率百名军官在保和殿开欢送会。徐树铮在普通国民——而非他的政敌——眼中成了民族英雄。但徐的名声鹊起,使其政敌担心其势力日渐壮大而处处设限,使边防军军饷和军械得不到保证,外蒙遂再度空虚,苏俄势力不久趁势侵入。若徐是卖国贼,那向英美俄表达敬意的又是什么人?

邓野继《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后的又一力作。学界目前难得的略带古风的“写史”作品。其书引用要言不繁,裁断力有千钧。最重要的是绝不“档案中心”,史料均属常见,极其考虑读者,而非考验读者。

由于各种势力联合倒段,到1920年夏,段处境孤立,而徐也岌岌可危,遂调边防军前来救驾,但直系吴佩孚早在京畿布以重兵,只几天就将边防军消灭殆尽。段迅速辞职,归位的靳云鹏政府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对徐树铮发出通缉令。就在安福系摇摇欲坠的1920年1-4月间,受安福系庇护的代理教育总长傅岳棻一连颁布几道命令,改全国国民学校的文言为白话。这标志文学革命在制度上获得成功。这一命令,胡适1920年4月说,将中国的教育改革至少提前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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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季剑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

段派的失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失败,更是道德大溃败。尽管同样时刻觊觎权力的竞争对手们的道德与之不相上下,但它们利用了形势,将一场政争变成针对段派的全国道德大审判。事后证明,段派在1920年8月的大失败是文化政治学上的一个象征事件,深深影响了此后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此时若把自己说成段派的受害者,就能从政治上洗刷自己,若说成反段派,就可一跃而为民主大英雄。因此,当胡适1922年2月为大局已定的文学革命撰史时,他对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其中所起核心作用避而不谈,而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当成文学革命的中心人物,并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之间划出一道政治明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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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提到了教育部,却将其处理成一个与段派势力毫无瓜葛的机构;另外,他不顾林纾不奉北京政府正朔及对段祺瑞极度反感,将他推向政府怀抱,组成反文学革命同盟,以这种方式,他绘出一幅政治正确的文学革命地图——其最大漏洞是,若无政府之力(整合全国教育体系、设立专门机构、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等),仅靠几个教授为数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被鄙视了一千年的‘俗话’何以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但随着胡适《三十年中国之文学》的发表,当初的北大文学革命派宁可相信这是真的。到1923年12月,当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尽管不同意胡适的唯意志史观,却写道: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

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5年初版,三联书店2014年版)

1935年,胡适再次为文学革命写史,删去陈独秀那句常有人说,使有主观色彩的间接引语变成事实陈述句: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这是一本几乎被遗忘的着作,其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而在其独特的“五四”观,丰富了我们对“五四”阐释史的认知。作者将“五四”定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真正以民众为主体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在“文艺复兴”说和“启蒙运动”说之外,提出另一种解释的框架,可谓独树一帜。从作者的政治立场来看,大体代表了国民党左派的“五四”观。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自觉地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和综合的分析框架中定位“五四”,征引材料之宏富,文字之虎虎有生气,均显示出某种“大时代”的气魄。对那一代人而言,“五四”尚未成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而仍具有测度历史前进之方向的标尺的意义。

从1920年4月胡适的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到1923年12月陈独秀的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再到1935年胡适的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文学革命成功的事实没变,其中心人物却被替换,由北京政府变成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不惟如此,这种历史虚构还把北京政府奇特地写成文学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尽管无法出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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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初版,黄山书社2008年版)

自胡适1932年转向南京政府后,他忘了自己三年前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中严批南京政府剥夺了国民在北京政府时期享有的言论自由(段祺瑞1916年上台后即废除袁世凯的报刊检查制度,这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制度条件):这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判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该书是对新文化运动较早的系统研究。作者所谓“新文化运动”,不局限于五四时期,论述范围一直延伸至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等,但所讨论的各家思潮,大体均发源自五四,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各有盛衰起伏,因而作者虽将五四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划分为若干阶段,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线性演进的叙述窠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别注意各种论战,并能大体以平情的态度对论战各方加以中肯的评述。在作者那里,新文化并非某种整体性的实体,而是内部包含了丰富的张力。再者实验主义、辩证唯物论等思潮,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在中国的发展相对应,虽失之简单化,但这种注意思潮背后的社会力量的思路,颇接近“知识社会学”的眼光,亦可为今人借鉴。

1935年胡适已是南京政府的红人,常赴南京拜会蒋某,却为避嫌不去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因危险言论于三年前入狱的老友陈独秀。伤心的陈发誓要与之恩断义绝,胡这才在教育部长段锡朋(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念师生情一直颇照顾狱中的陈独秀)陪同下光顾监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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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5月4日,胡适发表《纪念五四》,把1917到1919年的北大说成漂浮在中国北方黑暗之海的一座光明孤岛,仿佛在1935年北大教授可在报刊和大街上自由宣讲无政府主义和Bolsheviki的胜利,大学生可随时啸聚于政府大楼,冲动时殴击政府官员,且一般还能免于法律追究:

汪晖《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但在民国七八年之间,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

这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最有分量的是《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汪晖指出五四启蒙运动之所以走向瓦解,是因为它的“同一性”仅仅是“反传统”这一态度的“同一性”,缺少统一的方法论基础。这种立足于思想史内部的解释框架,实际上是对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述的回应。汪晖进而由此提炼出“历史同一性”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在对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整体性把握的同时,特别注重它内部各种复杂的、矛盾的、互相冲突和构成悖论的面向,这些悖论性的因素造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危机,但内在于其中的紧张感也让它们成为这场运动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那个时代是安福俱乐部最得意的时代;那一班短见的政客和日本军阀财阀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定。在那强邻的势力和金钱的庇护之下,黑暗的政治势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礼教旧文化挑战了。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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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纾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斤的铜锏,来制服书痴。那篇小说的末尾有一唱三叹的论赞,中有云: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是反激荆生的话,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闹起新旧思潮之争,北大早已被认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了。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10、2018年再版)

在南京政府书刊检查官看来,这段文字太妙了,尤其是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一句。可惊异的是,如今的文学革命史依旧是这段妙文的放大版。

陈平原教授的这部专着,有意回避种种“五四”的宏大叙事,而选择从细节入手,以期获得某种“触摸历史”的现场感。然而这一研究策略并不意味着将“五四”拆解为“一地鸡毛”,而是努力去把握“五四”多声部的“众声喧哗”的状态。书中所涉及的个案,如“五四运动”当天史实的重建与辨析,《新青年》跨域不同场域的文化实践,北大传统的另类阐释和白话文的另外渊源等,都意在将“五四”人物、学说与事件,重新放置到相互论辩和争鸣的历史现场,从而激活其被种种宏大叙事封存的思想能量。还原“五四”众声喧哗的历史场景,也就是拒绝将“五四”规约为某种单一的观念或立场主导下的知识和叙述,保持“五四”作为对话对象的主体性格,这既是方法论的考量,同时也包含了价值立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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