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汪曾祺: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

汪曾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2019年1月,历经8年编校、共计400余万字的《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计12卷。借全集出版之机,3月2日下午,汪曾祺之子汪朗、学者杨早与《汪曾祺全集》责任编辑郭娟做客人文社“朝内166•文学公益讲座”,和读者一道怀念汪曾祺的趣闻轶事与创作点滴。

我阅读汪曾祺三十年,写了一些文章,但更多的是收集到不少有关汪曾祺的细节。细节总是充满活力,它不一定非得指向什么,但细节就在那里,人们听到或者看到,多半会莞尔一笑。这里我撷取一些回忆的片段,算是对这位可爱的老头儿离开我们二十周年的纪念。

这是外界给予汪曾祺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和评价,可是在儿子汪朗和女儿汪朝心目中,他们的父亲就是一位对孩子宠溺得没有原则的普通父亲,以至于他家“没大没小”,就连孙女也可以喊汪曾祺“老头儿”。

“以后我可是要进文学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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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汪朗和汪朝做客“青睐”讲座,述忆父亲汪曾祺。两人提前半小时就来到北京青年报社,两位随和的老人毫无架子,充满朝气,汪朗更是经常边说边笑,朗朗开怀的样子极具感染力。

汪朗说,父亲和家人的关系很好,面对几个子女也没有做父亲的架子,往往更像朋友。汪朗和妹妹知道父亲的小说写得不错,但时常拿老爸开玩笑,装出不以为意的样子。有一次汪曾祺又被孩子们开涮,有点急了,说“你们可要对我好一点,以后我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孩子们反而哈哈大笑,“老头,就你?别做梦了!”

记得有一年去汪先生家,先生拿出湖南吉首的一瓶酒 (包装由黄永玉设计)
给我们喝,席间汪先生说老人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当时我们才三十多岁,对这句也没有什么理解,但是回家我记在了本子上。如果不记下,早就忘却了。如今回忆这句话,又多了些况味。

面对读者,两位老师就像是跟亲朋好友聊天,对父亲没有拔高没有隐瞒,那份坦诚让人感动,而活灵活现的描述更是“复活”了历史场景,极具画面感。人们像是看电影一样了解到汪曾祺一家人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羡慕这家人的平和随意。

在汪家,汪曾祺曾和子女们说起中国文学中的“大家”与“名家”分别。所谓“大家”,就是“东西写得非常有气势,而且忧国忧民”,所谓“名家”,则是修身养性、著文自得其乐,比如晚明时期的归有光。汪曾祺自认为自己绝无成为大家的可能,但可以做一个名家。起初,汪朗觉得这可能是父亲的谦辞,汪曾祺逝世后,有一次汪朗去林斤澜家中拜访,提起这段关于大家与名家的话,林斤澜听后反问汪朗:“他说他自己是名家,他还说过谁是名家吗?”汪朗一想,好像还真没说过,这才发现即便在谦虚里,也能看到父亲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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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位读者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会爆发出笑声,待两个小时的活动结束后,汪朗在给“青睐”的留言簿上打趣写道:“瞎白话一场,希望读者还能忍受。”而在没听够的读者看来,这种带有人文情怀的讲座太稀有了,尤其是这种情意盈盈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既有雅趣,又堪回味,如同是汪曾祺笔下的那些菜肴,弥漫着生活的香气。

父子间的玩笑话后来变成了事实,汪曾祺果然进了文学史。近四十年间写就的当代文学史中,多个版本都提到了汪曾祺,但无论是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写本,还是个性化的史论著作,汪曾祺的文学史位置都有些尴尬。有的将其归入乡土小说,有的则认为汪曾祺是寻根文学或者市井文学的代表,还有论者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把汪曾祺划作诗化小说的阵营。好像文学史上哪里都有汪曾祺,但把他完全放到哪儿都不合适。然而,这种独一无二、无法归类的现象,正恰恰说明了汪曾祺是注定要青史留名的大作家。

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曾给我说过一个笑话,此笑话是作家陆文夫在世时说的。陆文夫多次说:“汪老头很抠。”陆文夫说,他们到北京开会,常要汪请客。汪总是说,没有买到活鱼,无法请。后来陆文夫他们摸准了汪曾祺的遁词,就说“不要活鱼”。可汪仍不肯请。看来汪老头不肯请,可能还“另有原因”。不过话说回来,还是俗语说得好,“好日子多重,厨子命穷”。汪先生肯定也有自己的难处。

为人平和 对孩子更是宠得没有原则

汉堡包VS面包:人道主义的吃货小说家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买不到活鱼”,现在说来已是雅谑。不过汪曾祺确实是将生活艺术化的少数作家之一。

虽然作为一代大师,汪曾祺有文学家、美食家、画家等等一大串“高帽子”,但是在孩子眼中,他就是个普通父亲,汪朗笑说:“在我家什么也不是。”汪朗说父亲十分平和,尤其是晚年之后,经历的事情多了,一切都看得开看得淡,所以,基本上没有大喜大悲和感情外露的时候。

“……一面读小说,一面抓起一个芝麻烧饼或者面包送进嘴里,同时思索着生活。”怎么汉堡包就成了面包了?汪曾祺一边读着自己这篇发表在1982年7月1日《光明日报》上的文论《说短》,一边皱起了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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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父亲很少发脾气,所以在家就“受欺负”,汪朗笑说全家人都叫他“老头儿”:“开始是我妈这么喊他,后来我们也没大没小,跟着我妈这么叫,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也这么叫,他听了都乐呵呵的,在我家是‘母道尊严’,没有‘父道尊严’和‘爷道尊严’。”

据汪朗介绍,汪曾祺博闻强记,在书刊杂志上了解到了汉堡包这种西式快餐食品,虽然当时汉堡包还没有传入中国,但汪曾祺取其方便快捷之意,旨在说明小说要尽量简洁,以符合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汪曾祺本来对自己的举例很是得意,但发现文章见报时编辑误将“汉堡包”改为“面包”,颇为不满,“老头儿一直嘟嘟囔囔,说巴尔扎克时候吃面包,狄更斯时候也吃面包,再说了,面包不如汉堡包好吃啊”,汪朗与读者们分享上面这段回忆时,仍忍不住哈哈大笑。此后,《说短》一文收录进《晚翠文谈》出版,汪曾祺坚决将文中几处“面包”都改回了“汉堡包”。

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姐给我说过一件事。汪朝说,过去她的工厂的同事来,汪先生给人家开了门,朝里屋一声喊:“汪朝,找你的!”之后就再也不露面了。她的同事说你爸爸架子真大。汪朝警告老爷子,下次要同人家打招呼。下次她的同事又来了,汪老头不但打了招呼,还在厨房忙活了半天,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边上配了一碟蜂蜜。结果同事一个没吃。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老头还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

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乡时,汪朗刚上小学一年级,拼音字母还没学完整,待学会后用拼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汪曾祺没学过拼音,但是为了给孩子回信,自己现学了拼音,对孩子充满了爱护之情。

杨早笑谈,在汪曾祺的书信中也有他不爱吃面包的旁证。在信中,汪曾祺曾与友人谈到随笔式的文章通顺流畅,但有些评论文章骄矜做作,“硬得像一块陈面包,我的牙不好,实在咬不动——至少咬起来很累”。可见,汪曾祺对面包的“痛恨”,不是一时起意。

“这个多雅。”也许这就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方式。

汪朝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汪曾祺去劳改时,她才3岁,等回来时已经六七岁了,汪朝说:“他对我们有亏欠之意,可是哥哥姐姐大了,就算被他宠着也不一定领情,所以他就把对三个孩子的亏欠都弥补在我身上,对我很宠,我都六七岁了,还爱背着我,他有点儿驼背,就那样还背着我走在大马路上。”

不过,要真是说到吃,估计作家里敢跟汪曾祺匹敌的人少之又少,儿子汪朗也被熏陶成了美食家。汪曾祺说,自己最关心的就是底层人民在吃什么、想什么。倘若历数汪曾祺笔下那些有名的食物,高邮的鸭蛋自是不在话下,除此以外,他还在不同文章中写过火腿月饼、破酥包子、玉米粑粑、拌萝卜丝、豆瓣肘子、香蕈水饺等美食。杨早认为,食物的背后是乡风土俗,风俗背后是人物的灵魂,美食的色香味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完整性,小说中时而显现出的悲悯情怀,体现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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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说自己小时候出去玩,有时上同学家很晚才回来,那时也没有电话、手机,“他在家里等着着急,可是我回来后,他一句重话也没有,问我怎么这么晚回来,我说去同学家了,他就不吭声了。我跟孙女说:‘我的爸爸没有给我看过一次脸色。’孙女听后傻了,然后她说:‘我也想要这样一个爸爸。’因为她的爸爸妈妈脾气不好。”

气氛即人物,杨汝絅这样读汪派小说

有一年到汪先生家去,汪师母说了一件趣事。说前不久老汪酒喝多了。回来的路上跌了一跤。汪先生跌下之后首先想到能不能再站起来,结果站起来了,还试着往前走了几步,“咦!
没事。”汪先生自己说。回到家里,汪先生一个劲地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照得汪师母心里直犯嘀咕:老汪今天怎么啦!
是不是有什么外遇?七十多岁满头银丝的汪师母说完这话,哈哈大笑,那个开心。其实汪先生是照照脸上皮有没有跌破。

父亲汪曾祺对孩子的好,汪朗和汪朝异口同声地说简直是到了“没有原则”的程度。在工厂上班时,汪朝曾经上三班倒,下了夜班睡不着觉,脾气很暴躁,“我爸想来我屋写东西,我就跟他发脾气说影响我睡觉,我下中班回家很晚,他都已经躺下了,还会起来给我做夜宵,然后再回去睡。我有时候上中班不想起床,他就说:‘要不我给你端床上吃?’我妈一听就火了:‘在床上吃,像什么样子!’我爸吓得不敢说话了。”

杨早的三叔祖杨汝絅,是汪曾祺的表弟,他们一同在高邮长大,直到30年代末才分别。汪曾祺远赴云南西南联大求学,师从沈从文先生学习小说创作,杨汝絅则随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父亲去了重庆,而后两人各自流离,直到1980年才恢复联系。三十余年间,杨汝絅对汪曾祺的作品始终有所关注,甚至八十年代,汪曾祺忘记了自己早年的部分作品,杨汝絅却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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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病后,“管家”一职就交给了汪朝,一次要给姑姑汇钱,她跟父亲说“寄1000吧”,汪朝说:“那时是1996年,我觉得1000不少了,他听了也不吭声,后来悄悄跟我姐说他想寄3000。那些钱都是他自己的钱,而且离他去世只有一年,大家都尊称他为汪老,出去前呼后拥的,可是他在家还这样,都不好意思跟我当面说想寄3000。”

在一次通信中,杨汝絅写道,“气氛即人物,可以说是读你小说的一把钥匙”。“气氛即人物”,语出汪曾祺为自己短篇小说集作的序言,“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汪曾祺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与诗歌的界限,他认为故事性太强反而不是小说,小说应该是一种人物素描,而散文则不直接写人物,是用气氛来浸透人物的性格、心理和活动。

听过一件事。说某文学青年偶然认识了汪先生,之后就到先生家中拜访。这是一个痴迷得有点癫狂的青年。他为了能每日聆听教诲,索性住到了汪宅。汪宅的居所不大,他于是心甘情愿睡地下室,这样一住就是多日,每天大早就举着一把牙刷上楼敲门。有一次他还带来了儿子,老头儿带着孩子上街去买了一只小乌龟。可是“这个青年实在是没有才华,他的东西写得实在是不行”。每次他带来稿子,都要叫老头儿给看。老头儿拿着他的稿子,回头见他不在,就小声说:“图穷匕首见。”

汪曾祺的这份平和,不只是对几个子女,汪朝说他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孩子、保姆,还是别的什么人,他都没有高低贵贱一视同仁,所以汪朗汪朝的朋友、同学们都喜欢去他家玩,说到这里,汪朝叹了口气:“他真是个好老头儿。”

杨早结合文学史的脉络,对“气氛即人物”做出了解读。“中国的新文学发展到1940年代,其实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不均衡,小说看上去最繁盛,但实际上是沙滩上的大楼一样,并不稳固。经过30年代革命风潮、现代风潮的洗礼之后,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故事。”杨早说,在当时张恨水的作品长盛不衰,还珠楼主风行一时,解放区出现“赵树理方向”,张爱玲回溯传统章回小说寻求借鉴,这些现象的背后都表明中国的读者对于故事和情节的强烈诉求,也体现了五四以来国人对文学西化的不适应。郁达夫就曾说,中国现代的小说不是中国小说,是“欧洲小说的一个分支”。汪曾祺等一批优秀作家在1940年代面对小说困境,力求突破,他们笔下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诗化或者是散文化的倾向,除汪曾祺外,这一时期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长河》等佳作问世。

汪老头认为这青年从事一种较艰苦的工作,很不容易。可他确实写得不好,每次带来的稿子都脏兮兮的。汪老头终于还是无法忍受,他用一种很“文学”的方式,下了逐客令———一天大早,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门,老头打开门,堵在门口。一个门里,一个门外,老头开腔了: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你不可以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讲了三条,场面一定很尴尬。我听到这个“故事”是惊悚的,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孙女外孙女“嫌弃”爷爷写文章没词

在杨汝絅看来,汪曾祺小说虽然都很短,但是每一篇都很完整。这种完整体现在每篇小说都写出独特的气氛,气氛让人物变得鲜活,而且连带人物所在的环境一起变得鲜活起来。比如汪曾祺写《异秉》中摆熏烧摊子的王二,身上同时具有三种气味:熏烧摊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高邮中药店里的气味、刨旱烟的气味,不同的气味萦绕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其实是在写他的经历与性格,“他身上的气味如此复杂,以至于读者没有办法把王二从旧时高邮的小县城的环境里剥离出去”。

现在说这个故事,仿佛已经是“前朝旧事”了。因为已过去几十年了,当年的青年现在也是半个老头了。希望曾经的青年读到此则,不要见怪,因为我们都爱这个老头儿,对吧。

父亲汪曾祺在外面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可是汪朗笑说,在家里家人总是“打击”他,就连孙女都这样。

在《捡石子儿》一文中,汪曾祺曾对自己有过这样的评述,“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的确,无可替代又自我完整,汪曾祺一直如一条充满生机的大鱼,在文学江湖里自在地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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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喜欢画画,有时候自己也挺得意,可是有一次,尚年幼的孙女和外孙女批评他,“画的什么呀,荷花下面没水,旁边还空一大块地方。”两个孩子商量给他补一补,于是开始胡乱抹,又是添荷花又是添水,汪朗笑说:“老头儿一点也不生气,这幅祖孙合作的画现在还在
。”

得到一个重要的细节。一个重庆的记者,前年因受写一个重要节日的稿件,访问一位九十五岁高龄的叫章紫的老人。临走时老人找出一本旧影集给记者翻翻,记者竟看到章紫与汪曾祺的合影,一问,原来他们是1935年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同学。记者于是接着采访。章紫说,我有个好朋友叫夏素芬,是一个中医的女儿,汪曾祺对她有点意思。高二有天上学,我们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不是新诗,是旧体诗,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跟大家一起看,看了之后,他自己把黑板擦了。

汪朗说女儿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批评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因为“没词”,那时候的小学作文都要写些华丽辞藻,老师会在这些词上画圈圈以表扬,“我女儿听说爷爷是大作家,就去翻,结果翻来翻去没找到一个好词,都是大白话。她表妹听了在旁边拖着长腔帮腔,‘就是,而且前面说了这个事,后面就不知道撤哪去了,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在老师那最多算二类文。’老头儿听了高兴,说:‘说得好,就是没词。’他乐颠颠走了,觉得这是他特点,孩子看出来了,挺高兴。”

后来,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章紫在重庆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汪曾祺给章紫写了很多信。后来章紫妈妈知道了,还警告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通信的大多数内容已无法回忆,但信里面有两句话,章紫一直记忆犹新。章紫说:“有一次他在信里写了一句,我记得很深,他说,‘如果我们相爱,我们就有罪了’;还有一次是他的信里最后写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当时我手胖,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的小胖手。‘小胖手’这句我记得,是因为我的信多,看了就随便搁在桌上,同寝室女生看了,看到那一句,大家都觉得好笑。”

不过,平和的汪曾祺也是有脾气的人,汪朗讲述说老头儿年轻时也很狂。在昆明上大学时,一次在饭馆吃饭,他觉得旁边一个陌生人庸俗不顺眼,就始终翻白眼盯着人家,“人家受不了,你这么看我干吗?有本事出去一对一!后来出去没有,老头儿没说。”

1980年代,一次章紫去北京,到汪曾祺家里做客。章紫说:他爱人施松卿跟女儿也在家。汪曾祺很会做菜,做菜时他悄悄跟我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我想说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吧。”

汪朗和汪朝笑说,老头儿晚年后对什么事都不生气,但唯有一件事,一定会让他生气,就是他们的妈妈吃饭时不着急上桌。

汪先生在世时,曾说过,想写写自己的初恋,可是觉得人家还在世,如果写出来,是不是打搅了别人平静的生活?
于是不愿意写。

汪曾祺负责的“家务”就是做饭,他从买菜就开始操持,每顿饭荤素搭配,很是上心,“我妈虽然有几道拿手菜,但是基本没做过饭,不做饭就不知道做饭人的辛苦,而且中餐需要温度,我妈吃饭时其实也没事干,但是她总是躺在床上看报纸,脚还翘得高高的,老头儿喊一次两次吃饭了,还不上桌,第三次就火了。我妈还爱说些闲话,比如说:‘这些食材都哪来的呀?’老头儿就说:‘垃圾箱里捡的,地沟里掏的,爱吃不吃!’看老头儿不高兴,我妈就咯咯乐。”说到这里,汪朗笑说那时还觉得爸妈有趣跟着笑,没想到现在“历史重演”,在家中他负责做饭,夫人也是一到吃饭总有事,不是这抹抹就是那擦擦,不按时上桌,“有时气得我想把盘子卒瓦了,转念一想我家老头儿都按捺那么多年了。”说到这里,汪朗向读者开玩笑说:“所以啊,在家不做饭的那位注意了,一定要按时上桌,这是维护家庭和睦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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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兴汉堡被改成面包

十多年前 (2003年)
到北京,一次与汪朗喝洒。大家喝得开心,都多喝了点。之后有人提议到老头儿的蒲黄榆旧居坐坐。因人多,在书房里散坐,汪朗坐在地上。大家说话,汪朗说,“文革”时,一回,汪先生中午喝了酒,撸起汗衫,躺在床上,拍着肚皮哼京剧。正哼着,头顶上的电棒管子一头忽然掉了下来,也没完全掉,另一头还插在电棒盒子里,还撅在那晃呢!
老头儿也不管,继续哼。汪师母说,你还不把汗衫放下来,上面有人监视你呢!

新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有400万字,三分之二多是汪曾祺60岁以后写的,老人77岁离世,中间还有几年身体不太好,爱画画的他还留下了好几百张画,送出去的又不知道多少张,所以,这样一笔账算下来,汪朗和汪朝都惊叹于父亲是怎么做到这么高效率的:“没觉得他那么勤奋啊。”汪朗说每天看老头儿也没干什么,吃完早饭发会儿呆,写俩小时,就接着做中午饭,然后睡午觉,起来画画
,“看他挺舒服清闲的,偶尔还去参加个活动,赶个饭局,不知道他怎么写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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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汪朗觉得可能是父亲的作品没有废品,而且通常不用改。但是这不意味着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标准不严格,相反,在这方面,老头儿表现得有些固执,好就是好,不好不能说好,汪朗说:“就像他说有的人‘不是嗑这棵树的虫’,我们几个孩子也都有自知之明,没有搞文学创作的,不敢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次汪曾祺没事,去北京大学找过去西南联大的同学朱德熙。朱德熙不在家,等了半天,也没有回来。只有朱德熙的儿子在家里“捣鼓”无线电。汪坐在客厅里等了半天,不见人回,忽然见客厅的酒柜里还有一瓶好酒,于是便叫朱的半大的儿子,上街给他买两串铁麻雀。而汪则坐下来,打开酒,边喝边等。直到将酒喝了半瓶,也不见朱德熙回来,于是丢下半瓶酒和一串铁麻雀,对专心“捣鼓”无线电的朱的儿子大声说:“这半瓶酒和一串麻雀是给你爸的。———我走了哇!”抹抹嘴,走了。

汪曾祺写过篇短小说《陈小手》,讲述一个妇科男大夫水平特高,接生婆解决不了的他都能解决,文中写道再复杂的问题,凭借他的手,都能怎样怎样。老头儿写完后给家里人看,结果被提了意见,汪朗回忆说:“我妈在新华社做医学报道,看了就说:‘你这写的不科学,没听说光靠手不借助仪器就行的。’老头儿没办法在文章中加了一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加进了括弧里,现在这句话也有。”

到了1987年,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他经常到聂华苓家里吃饭。聂华苓家的酒和冰块放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有时去得早,聂华苓在厨房里忙活,安格尔在书房。汪就自己倒一杯威士忌喝起来,汪后来自己说:“我一边喝着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

汪朗说,老头儿大多时候是固执的,能够接受意见修改的时候并不多。作家林斤澜就笑说汪曾祺给他提的修改建议,他都听了,可是反过来,他提的意见,汪曾祺一次也没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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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反右题材很多,很多作品写得特别惨,汪曾祺写了一篇《寂寞与温暖》,写一个技术员当了右派,处处得到别人的关心体贴爱护,感觉比过去日子还好。“家里人一看不行啊,这个调儿不一样,别人都死去活来,你还温暖,结果老头儿改了六遍,还是那调儿,其他作品他一遍就成,这篇是六稿,但是和第一稿差不多,因为他不愿意改,他是有意美化生活,鼓励你继续生活下去,而不是凄惨的一面,这是他基本的创作原则
。”

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澜受邀到徽州游玩。当地安排一个小青年程鹰陪着,第二天一早,程鹰赶到宾馆,汪先生已经下楼,正准备去门口的小卖部买烟,程鹰跟了过去。汪先生走近柜台,从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数也不数,往柜台上一推,说:“买两包烟。”———程鹰说,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上海产的“双喜”,红双喜牌。卖烟的在一把零钱中挑选了一下,拿够烟钱,又把这一堆钱往回一推,汪先生看都没看,把这一堆钱又塞回口袋,之后把一包烟往程鹰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

汪曾祺1982年写了篇《说短》,里面提到了汉堡包,可是1982年北京还没有麦当劳肯德基,编辑就改成了面包,汪朗说:“老头儿这通叨叨,因为汉堡包和面包完全不一样,汉堡包有肉多好吃,面包吃着多干啊,而且他就是要用当时少见的汉堡包带出那种时尚感,后来出集子,他又改回来了。这次出《汪曾祺全集》,都是以初刊本做依据,所以又改成了面包,我一看不行,里面有这么段故事,就又改回了汉堡包。”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斤澜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
发?”程鹰说:“是的。”林说:“《花城》
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
《北京文学》发头条。”汪老头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 难道非要发头条?”

《黄油烙饼》里,有人建议他把吃饭改成会餐,老头儿也不同意,因为他认为这篇文章是以七八岁孩子的视角写的,那时的孩子心里没有“会餐”这词,就是吃饭。所以,在汪朗看来,虽然汪曾祺的文章表面看来“没词”,但实际上每个遣词造句,他都自有用意,不会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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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看杂书 不爱辅导孩子写作

1996年12月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我那时在北京工作,请了许多作家吃饭。吃完我们赶到京西宾馆,出席作代会的北京代表团的汪先生和林斤澜都住在这里。我们找到汪先生住的楼层,他的房间门大敞着,可没有人。房间的灯都开着,就见靠门这边的台子上,有好几个酒瓶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杯子摆着。那些酒,除白酒外,还有洋酒。汪先生人不知道跑哪去串门了。我们在房间站了一会儿,又到走廊上来回张望。没过一会儿,汪先生踉踉跄跄地回来,一看就已经喝高了。他见到我们,那个热情啊!招呼“坐坐坐坐”,之后就开始拿杯子倒酒,“喝一点,喝一点。”他去拿洋酒瓶,我们本来晚上已经喝过,再看他已经喝高了,还喝个啥?
于是抓住他的手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喝过了。只坐了一会儿,便匆匆离开了。

虽然总是被家里人“打击”,而且为人低调谦和,但是汪朗说汪曾祺内心还是自视甚高的,“一次我们又跟他开玩笑‘挤对’他,他说:‘你们对我要好一点,我将来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汪朗说父亲觉得自己成不了大家,但大概能当个名家。所谓大家就是东西写得有气势、忧国忧民那种,而名家就是写点小品,特别是晚明那些小品文作家。”

这些细节能说明什么呢? 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细节总是迷人的。我想,读者自会有自己的理解,是不需要我在此多说的。我呈上这些,只是为了纪念。

上世纪70年代汪朗回家探亲,和父亲闲聊时,汪曾祺对当时一些样板戏的概念化、主题先行有些不满,不过他说有几个未来是可以流传下去的,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他说因为这些有生活,“我问他写的《沙家浜》怎样呢?他说那当然要传下去,非常自信,停了一下,又说起码《智斗》能够传下去。”

2017年4月24日

汪朗和汪朝惊叹于父亲的知识积累,没看他认真看过什么大部头,也没看他看什么理论书,可是一肚子杂七杂八的学问
,汪朗说父亲爱看杂书从上大学时期就开始:“他的作息时间极不规律,经常晚上去系里图书室翻杂书,他那时住上下铺,上下铺的两个人基本没见过面。后来在剧团资料室,也把那儿的书都看遍了,我们家里有很多小册子,都和文学关系不大,什么景德镇陶瓷、漆器、验尸的,杂七杂八。他写的稀奇古怪的人和事也多,很多细节描写一个是观察,一个是通过书里了解到的。他曾经看过一本元代御医写的《饮馔正要》
,讲到了驴皮汤的做法,他会琢磨能好喝吗,对这些感兴趣。”

别看汪曾祺是一代文学名家,可是他不培养孩子,汪朗说他们几个孩子都是被放养长大的,老头儿从不对他们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

他笑说正是父亲对他的帮助少,所以几次他都还记得。一次是小学毕业,那年是分毕业和升学两次考试,汪朗说自己小时候最愁写作文,不知道写什么,小学毕业作文是《我的家庭》,“考完后我妈说让我爸给我看看作文,应该怎么改,老头儿说我写得太简单概括,需要展开,例如你写了妈妈是干什么的,就要展开写她怎么工作辛苦,顾不上家,写出东西后又很高兴,我们为她自豪等等。”汪朗得意地说结果那年升学考试是同一个作文题目,他按照父亲教的,顺利地考上了北师大附中。

汪朗上大学后,妈妈让汪曾祺给儿子讲写作文,说好几遍老头儿都不理,脖子一梗,“我那时候谁教过我?”被逼无奈,拿了刚出的《古文观止》,找了一篇《五柳先生传》给汪朗讲,结果教了半天就再也不教了。

汪朗的大学毕业论文写元曲,他写的是关汉卿的《救风尘》,因为知道父亲了解这些,汪朗就找老头儿要观点去了。果然按照父亲说的,他的论文顺利通过,汪朗笑着说:“虽然教的次数不多
,但都帮在了关键时刻,还是很有用。”

爱喝酒却很少写酒

虽然在文学上对孩子教诲不多,但汪朗说父亲的待人接物却都对孩子言传身教,“老头儿这一生就是八个字‘认真做事,平等待人’,我们基本上都学到了。”

此外,汪朗还像父亲那样热爱美食,承包了家里做饭的重任,说起父亲的拿手菜,汪朗和汪朝立刻滔滔不绝:“红烧肘子、水煮牛肉、
凉拌腰片。就说凉拌腰片吧,要把水烧开后,腰片放进去,需要连做三锅热水,不能煮,就是把腰片放热水里一焯,三次后再用凉水拔,然后加蒜醋姜,老头儿做菜不嫌麻烦,乐在其中,他刀工特好,腰片切得特别薄,横着片。”

汪朝笑说老头儿从来不做特别普通的菜,“比如肉片炒柿子椒,不做,因为觉得平庸,像食堂大锅菜,他不吃也不做。其实他吃得少,但是看大家爱吃就高兴,他做菜必须色香味俱全,还要雅致,虽然并不用什么高级的原料。”

汪朗说父亲还有一道经典菜就是改良版的大煮干丝,“这是淮扬菜,老头儿因为在北京,就做出了自己的改良版,他用豆腐皮卷起来切,拿开水煮,再泡,汤比扬州的厚重,因为他用鸡架子熬汤,放骨头火腿干贝冬菇丝,厚重和鲜度都有了,每次做都被吃得一干二净。父亲的好友朱德熙,是个非常文雅矜持的人,可是在这道菜面前搂不住了,一次来我家吃,他问夫人:‘你不吃了吧?’然后就把那么大一碗都吃了,他没说‘你还吃吗’,而是说‘你不吃了吧’,我觉得特别好玩。”

汪曾祺写了很多饮食文章,虽然汪迷们都知道他好酒,但是他几乎没有写过关于酒的文章,涉及酒的内容都是在文章中犄角旮旯提到,汪朗认为老头儿是有意回避,他也知道贪杯不好,“所以他写菜写茶写烟,就是不怎么写酒。他爱喝酒,不挑好坏,以高度为主,白酒为主,我妈管他,他就在厨房放一瓶,说炒菜用,实际上酒没倒菜里,都倒他嘴里了,这是我家公开的秘密,只有我妈不知道。我们两三岁时,他就把酒蘸在筷子上,放我们嘴里,我闺女时也是这样,那时她话还说不清楚呢,不会说‘辣’,就说‘那那’。”

现场还有读者好奇汪曾祺的普通话水平如何,是否会唱京剧,汪朗回答说,父亲虽然是高邮人,但是普通话说得不错,还会点儿北京土语,基本没有口音,“比我妈说得好,我妈是福州人,很多字说不好,我爸让我妈说‘四十四只死狮子’,我妈就说不出来。说起京剧,他说自己小时候学过
,当然不是正经学,可能就是听唱片什么的会唱两出,后来大学时唱昆曲,到了剧团说不敢张嘴了,不过他说自己曾经咳嗽了一声,旁边的演员夸他嗓子好。”听到这儿,读者一片会心的大笑,这个老头儿实在太有趣了。

距离汪曾祺逝世已经过了20年,汪迷却是越来越多,人们喜爱这个以文字带给大家美好的老头儿。而在听了两位汪老师的讲述后,对这个老头儿更是备感亲切,亲切随和的汪朗和汪朝老师,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向人们示范了知识分子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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