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app《史记》能否成为引领我们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20世纪初建立的中国政治学,不是科举的延续,而是科举的替代。随着科举的废除,经学也于民国初年遭到废弃,相关内容散落于文、史、哲等系科中,史部、子部、集部之学,也按现代学科的分类,被肢解,归入不同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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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启古典史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一清代中期的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经流于史”的观念,打破了儒家正典的六艺和孔孟典籍在“达道”之路上的垄断局面。在这篇文章中,刘小枫先生似乎提出了和章学诚截然相反的…

经学的废弃,隐含地以如下观念为基础:经学是两千余年来中国专制政治的思想基础或意识形态,故欲去专制,便须废经学。主导20世纪中国的一种观念,是认为若不彻底颠覆古代政治思想家的权威,便无法建立起新的现代政治;学界的主流看法,则要将一切旧思想“回炉”,变成不复有高下、重要与否的文献史料,再以现代观念重新组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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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中国政治思想史面临极为艰巨、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古代思想——其主体无疑是政治思想——业已被化作“资料”,依现代专业之划分,散入不同学科,譬如,经学入于中国哲学,或入于历史学;史学入于历史学,或入于中国文学;子学入哲学,或入文学,或入政治学。于是,《论语》《史记》普遍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尚书》《周礼》则被认为属于上古史料,如果政治学学者去研究,便有“捞过界”的嫌疑。这就造成在政治学研习者的专业训练中,普遍缺乏对中国传统经、史的研读。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新整理、组织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资料”,只能流于空谈。何况,这些政治思想一旦被“资料化”,便不复为政治思想本身。当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习者们打算着手他们的研究时,却发现已丧失了研究的“对象”。

中国历史上关涉政治制度变革的两次历史巨变,影响深远。

来源|《重启古典史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经学,以孔子述作的“六经”为核心,也就是六艺之学,是华夏文明根源之所在,先秦诸子或后来的四部之学,皆渊源于此。

历史之变:时代变迁

盛行于20世纪的历史主义认为,特定思想总是相应于产生或使之流行的特定时代,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无法分离。时代一旦过去,思想便也成为过去;无超越时代的思想。这种观念,淘空了“经”得以存在的基础,动摇了人类生活的根基,使人生活的一切均随时势而流转。

世易时移,唯变不变。

清代中期的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经流于史”的观念,打破了儒家正典的六艺和孔孟典籍在“达道”之路上的垄断局面。在这篇文章中,刘小枫先生似乎提出了和章学诚截然相反的命题:《史记》亦经。

的确,凡被视作“经”的思想文本,都形成于特定时代和特定政治情势,故不能不藉助既定的政治形态及其相关言辞来表达。譬如,《尚书》多为三代政治文献,《周礼》托为周制,《春秋》假借鲁史,但是,托事/制的真正目的在于见义。这就是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引孔子之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欲表达的。马一浮在章学诚的以“六经”皆为先王政典的“六经皆史”说之外另辟蹊径,认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言其道,非言其政典也。儒家推崇五帝三王之治,然其“帝王之学”所关注的,非帝王之“制”,而是帝王之“道”,即关注其作为理想或尺度,如何引导“今世”之政治。因此,“经”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至于那种试图以所依托的特定时代、特定制度为摹本的“复古”企图,非孔子述作“六经”的本义,考诸历史,没有不失败的。

变,是常态,也是永恒。

《史记》的地位源于它的创作者司马迁的地位。如果司马迁是一个像圣人孔子那样“删定诗书”、“制一王之法以俟后圣”般“删定史籍”、“以史立法”的大立法者,那么他同样就是一个“有王心”的“素王”了,进而,《史记》也就不是一般人立言的史文,而是大立法者制定的“经”了。

“六经”之说,最早见于《庄子》。从春秋末孔子述作“六经”,到战国晚期“六经”一词被提出,可视作“经”的形成时代。“经”一旦形成,“今世”就不得不有所回应,足见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力之大。秦的“焚书”策,是最初的一次正式回应——“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对“经”的回应,也就是“今”对“古”的回应,本质上是“古今问题”。

面对“变”,早在西周时期的文王,就写了一本专门讲变化的书,并教导人如何面对。

在王朝政治的语境下,继圣人绝学、赓续道统成了一件大事。对儒家道统的传承有哪些方式呢?通常而言,人们把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看做儒家道统代言人,或者再加上董仲舒和韩愈。除了孔子之外,这些思想家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着力去直接探究义理和天道。孔子除了留下直接探究义理的语录体《论语》,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删定《诗》《书》,作《春秋》等;删定《诗》、《书》实际上是进行“规范文本”的创制,而作《春秋》则是制作历史、褒贬前人、形成矩范。

刘汉政权建立后,逐渐去挟书令,到汉武时,立五经博士,实行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由此,“今世”与“古经”之关系的一种新的模式便告成立,并多为后世所沿用。

这本书,便是《周易》。

现在的问题是:孔子因删《诗》《书》、作《春秋》而成为圣人,成为“素王”和大立法者,同样“绍法《春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司马迁是否也是具有“王心”的“大立法者”呢、是否也是儒家道统的代言人呢?

“经”所述的,是永恒不变之道,这也是“古”字的本义。永恒不变之道映照出流变的“今世”。古今关系,就是不变与变的关系。述古道的“经”一旦产生,“今”也随之而产生。

之后,《周易》更是跻身《五经》,通称《易》或《易经》。它被奉为群经之首,成为中华文化的“大道之源”。

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定位,不仅关系到儒家道统代言人有哪几个的问题,还关系到儒家道统包含着哪些开显路径,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更重要的,关系到我们可以从哪些领域去把握王朝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具体说来,我们常常从“经”的角度去理解王朝政治的主流意识状况,如果《史记》等文献也是“经”的话,借助于中国如此丰富的史籍,我们的理解视域会宽广很多。

“古”、“今”不是由过去向着未来的变化,而是“古道”之降于“今世”,因此,两者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垂直的关系。此一“降”,就产生了不变之“道”(“古
道”/“天 道”)与 变 化
之“世”(“今世”/“人事”)的关系,于是就有了“史”。“史”是不变的“经”降于流变的“今世”的产物。“六经”一被提出,就有了与“今世”的关系。“古道”与“今世”的关系,是司马迁所赋予的“史”的主题。因此,最早提出“六经”从而必然及于这一关系的《庄子》,便是“史”的先驱,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曾三致意焉。

《易经》之“易”,即“变易”。变,是它的核心概念。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我们如何去研究古代中国历史,“《史记》亦经”的说法或许包含着一种特别的历史研究方法论。

“史”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经”所依托的周制,与“今世”的秦制的关系,这是“经”诞生后,所展开的秦汉以降历史的核心问题,是古今问题的第一次呈现。司马迁自言以《史记》继《春秋》,却不是说要制作一部新“经”。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大意是要托过往或当世之“事”/“制”,以见古义或古道;而《史记》记既往、既有之事与制,则并非为了假托,而是为了展现“古道”在“今世”的命运,所论的是古今关系。

《易经》,中华文化的“大道之源”

“古”与“今”的关系,换一个角度,就是“天”与“人”的关系。司马迁作《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际”,就是相交接处:古今关系是“古道”与“今世”的交接,天人关系是“天道”与“人事”的交接。

在“变动不居”的大千世界里,“变”的确是人类不得不直面的真问题。

要确定司马迁的地位,首先得从孔子开始。

由此,可划分出两个时代:经的时代和史的时代。经的时代,即“经”诞生并形成的时代;史的时代,是“经”所映照下的流变的“今世”——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必须对“经”给出它的回答:从以官方姿态赋予“经”以“经”的身份,到彻底否认存在“经”的可能。有了“经”,就有“史”。“史”相关于“今世”,是“经”形成之后秦汉以降的一切历史。

它贯穿着千变万化的人类历史,也让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西汉太史公司马迁穷其一生。

新萄京棋牌app ,司马迁和孔子的行为在性质上是相同的:

司马迁立于自秦汉而展开的变局的开端,知其所负的天命。《史记》开辟了“史”的传统,不仅具体记述了“经”下降后第一次变局的“周秦之变”,而且也一般地及于不变与变的“古今之变”。《史记》规定了何谓“史”,尽管后来的“史”,多未承司马迁之志,故而才有以《史记》为“史家之绝唱”的感叹。

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他的史学巨著《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

“孔子作《春秋》乃赓续《诗》、《书》,‘《诗》亡后《春秋》作’……‘《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司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传纪’”

秦汉为第一个“变”定下了基调。要理解秦汉以降两千余年的中国之“史”即中国之“变”,不能不读《史记》。

3000多年,大大小小的风云变幻。其间,发生过“商周之变”“周秦之变”等惊天的历史巨变。

在这里,孔子作《春秋》和司马迁删典入传的行为,都是规整典籍的行为,而且,在行为上有内在一致性:司马迁绍法孔子的《春秋》方法。然而,规整典籍的行为是否就是确立矩范的立法行为呢?

在20世纪,“新”是一个高频词。大概在19世纪70年代,满清朝野已有中国面临“数千年以来所未有”之变局的认识,似乎唯有出“新”才能应对之。于是乎19世纪90年代有了“维新”,20世纪头10年有了“新政”,至1911年,有了一个全新的政体,但很快人们便失望于它的不新。于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成长的“新青年们”,营造了一个新中国。20世纪,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划出一条新与旧之间的界线。

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迁,他有幸赶上了“周秦之变”尾声。而作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更多的是遗憾。

我们只要确定了孔子行为的性质,司马迁行为的性质就随之可以确定了。

从“术”的角度看,导致周秦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人身的法术的出现,而导致19世纪末中国人“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之观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身外的或替代人身之技术的诞生或降临。后者已使权力运作方式发生重要变化,而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变化将是惊人的。如何以不变之道整饬这一变化,是应对眼前变局的关键。眼下的“变”将更为剧烈。因为,法术的施行,尚是以肯定人的自然性——尽管是片面的——为前提,而技术的施行,却试图在根本上改变人的自然性,即所谓“改天换地”。于是乎天道或人性本身,都将成为问题。淆乱天人、不辨古今,或许正是技术时代的本质。

“通古今之变”,所谓的古今,只有3000年。他的宏愿,只实现了一点点。

“孔子是否‘删《诗》’,与孔子是否作《十翼》、《春秋》、《书序》等问题连在一起,涉及对孔子的历史形象的认证:孔子究竟是素王、还是整理故旧的学究老儒?”

于是有了双重的难题。一方面,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结构与观念依然徘徊于秦、汉之间;另一方面,中国进入世界历史,必然面对技术问题,面对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历史主义。于是,不仅什么是“经”成为问题,“经”本身的成立,也成为了问题。“经”一旦亡失,“史”则不能不唯变是从,成为单纯的“编年史”。这些问题,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似乎有悖于现代学术的招抚人心的初衷。但是,形势迫人。要应对当前,就不得不问:不变之道是否还在,它是否还在起着作用;《史记》作为思考变局的历史哲学,能否成为引领我们安然渡过当前时代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太史公看到的,只是历史的短暂序幕。

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是: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人生苦短,不满百年。此后,历史大舞台上所有的精彩,他都无缘再看见。

“孔子确乎不再像个‘失意知识分子’,而是‘制一王之法以俟后圣’的立法者,以致被尊为‘素王’”。

司马迁像

孔子的身份确定了,司马迁的地位也随之可以确定:

在他身后,大舞台上,好戏连台。小戏大戏,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又登场,上演的何止是七十二变?

“司马迁删述史籍的笔法,当从孔子‘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来理解。既然司马迁立志效法孔子,‘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继孔子立一王之法的又一次立法之举,‘以三统论和五德说的模式论载历史。如果仅仅把《史记》当现代意义上的史书来读,无异于掩埋《史记》笔法所寓‘立法’之心——国朝史学一方面费力挖掘地下竹简,一方面辛勤掩埋地上世传古书的‘良苦用心’。”

变、变、变……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四海翻腾,五洲震荡。

既然司马迁是继孔子立一王之法的又一次立法之举,那么他本人也就是王朝政治下的大立法者了,是和孔子一样的“素王”了。

有的“变”是旧瓶新酒,换汤不换药。有的“变”则是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无论是洗心革面的真变化,还是玩弄手段的变戏法,总之,“变”是通则。

谈“变”的《周易》就曾断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确定了司马迁的大立法者地位后,我们对于他所做的《史记》之性质也基本能做一个判定了。

历史正是通过这一次次的真变假变,大变小变,或让时代跳跃转型,或让历史退二进三。

如果说章学诚等人主张“六经皆史”,力主化经为史、撤销“经”所具有的定制矩范、素王立法的品格的话,刘小枫先生反其道而行之,力主“《史记》亦经”,并对章学诚等人严厉斥责:

“商周之变”,开始有了“中国”概念。“周秦之变”,逐步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些大变局,都被太史公以史家的敏锐,捕捉并记录在案。

“孔子删述六艺,把习传的史书变成具有政教法权的经,与此背道而驰的是,现代实证史学要么跟随章学诚,要么跟随胡适,将经学还原为史学,‘经’要么成了上古史料,要么真的成了‘断乱朝报’,删述六艺‘当一王之法’的精神从此失踪。”

之后,还有一个个大变局,纷至沓来。“唐宋之变”,完成了从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换。“古今之变”,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

在刘小枫先生眼里,化经为史的做法会导致对王朝政治史学的严重误解,致使我们错失于王朝史学树立矩范、为后王立法的精神实质。

…………

除了实证主义史观会造成误会外,现代主义下的各种其他史观也会遮蔽我们对王朝史学精神实质的把握。刘小枫先生对现代史学观加之于王朝史学上的谬误,情感激越地连连发出质问:

其中,关涉政治制度变革的历史巨变,当数“周秦之变”和“古今之变”,两次变革的影响,也最为深远的。

“司马迁既然效法孔子式的‘先哲王’,当堪称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大家。

周秦之变,将“封建”变为“郡县”。

这就怪了——怎么没见当今思想史大家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到司马迁?大师的眼睛会不会被某种现代的‘主义’史学搞迷糊了?就像其师萨拜因的眼睛看不见修昔底德在雅典民主时代‘作’《战争志》,赓续荷马的特洛伊战争史,同样意在‘立法’,而非‘立言’,因而是政治思想家?”

古今之变,把“专制”改成“共和”。

接着,刘小枫先生一声长叹:

前者用了五百年的时间。在春秋到秦汉之间,最终完成于秦皇汉武之手。定型之后,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

“仅仅才过一百年,我们连自家的学术常识也抛弃了。”

后者则从晚清开始,至今仍处于大变局的变动之中。

萧公权先生确实按着现代主义下的某种史学路子在行走,他不仅仅没有把司马迁当做立法的素王或政治思想家,甚至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着中还把儒家一贯持守的以“文野之别”为精神实质的“华夷之辨”篡改成了以民族身份为标尺的“汉民族主义”历史观——或许,他着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关怀儒家道统本身,而是为了应和国家现代化和抗日战争之时需。相反,先生提到到的雅典史家修昔底德,倒是被列奥·施特劳斯纳入他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中去了,而且,还放在了起首的第一篇位置上,在大思想家柏拉图之前。

“周秦之变”好像是一次蟒蛇成长般的“蜕变”。这是一次生命的成长,源自于内部力量的驱动。

最后,我们看看刘小枫先生为《史记》所做的定位:

“古今之变”仿佛是一场化蛹成蝶似的“蝶变”。这是一次生命的升华,借助于外部力量的干预。

“《史记》并非一般所谓史书,而是素王书。

一次“蜕变”,一次“蝶变”,这两大变局,绵延中国三千年文明史的画卷。

司马迁自谓作《史记》乃‘绍法《春秋》’,既然孔子《春秋》‘续《诗》’,《史记》渊源当回溯为《春秋》-《诗》。后世的某些大史家不理会司马迁意图,偏说司马迁是要续订国史,以‘《书》亡而入于《春秋》’的说法抛弃了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构造出了《史记》-《春秋》-《尚书》的三段论式史学史回溯说。如今,章氏的说法发展成了这样的现代史学理论:尚书的‘以史为鉴’经孔子的‘以史为法’到司马迁成了‘以史立言’。如此史学史,无异于说司马迁放弃了‘以史立法’的孔子笔法。”

秦晖先生说,“周秦之变”和“古今之变”,是认识中国历史的关键。把握了这两大变局,就把握了中国历史的脉搏。

把《春秋》的源头追溯到《诗》,还是追溯到《书》,直接关系到《春秋》是在“立法”还是仅仅在“立言”。这里涉及到一个刘小枫先生论述的前提:“诗”教是古典政治或王朝政治的“立法”之教,它具有一种法政权力的效力。如果把源头追溯到《诗》,那么《春秋》和《史记》则是具有法政权力效力的圣王大法、是王朝政治的政纲;如果追溯到《尚书》,就像章学诚那样,那么《春秋》和《史记》仅仅只是学者个人的所立“一家之言”和“私见”、全然不具王朝政纲的法权效力。

如果从中华帝国建构的视角观察,则又有以下的几次大变局。

刘小枫先生斩钉截铁地认定《史记》是“素王书”,那么,我们顺着先生的思路,自然而然就推论出“《史记》亦经”的结论了。

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变出一个中华帝国的1.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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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走向统一的隋唐帝国,则是中华帝国的2.0版本。


当元明清三个王朝陆续建立后,中国真正进入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时代,它们超越以往的帝国,使中华帝国迈进了3.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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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罗威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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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大变局,每一种形式的新变化,都有要紧甚至要命的关键几步。选择左边那条路,还是右边那条路,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

当初,战国七雄中,晋国曾是最“雄”的那一个。数百年中,它雄视天下,“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殽之战中,杀得秦军全军覆没,主将悉数被擒,秦人好几十年不敢东出函谷关。

最后,打败六国,统一天下的诸侯国,却不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晋国,而是被人揍扁的西秦。

当初,楚汉相争,笑到最后的如果是项羽,周秦之变的历史,会是另一种写法……

是阴差阳错的偶然,还是命中注定的必然?

每一次的历史大变局,都是导致社会变化的巨大“变量”。一切历史现象,都是这些在“变量”作用下,一步步演化的结果。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气质,文化的风貌以及中国的命运。

今天中华文明的面貌,就是由历次的大变局,一次次叠加、一步步地塑造而成,从而让中国长出如此这般的模样。

商周之变:观念变化

人是观念的动物,也是观念的囚徒。

据《山海经•大荒东经》《世本•作篇》中说,商人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他们把被统治的人,也理所当然地视同为牲畜。

这部志怪古籍,很多记载都荒诞不经,而这个说法,却不是空穴来风。

商朝曾经是一个被青铜的光芒所遮蔽的王朝。我们也正是通过斑驳的青铜,才依稀地看到它远去的背影。

四羊方尊,商晚期青铜礼器,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众多的青铜器,是这个几乎在历史的迷雾中走失的王朝,留下的最有力物证。青铜器上镌刻的铭文以及被掩埋的甲骨文,是留给后人读懂它的密码。

这种以刀作笔“书写”的中国符号,是我们最原始的文化基因。在传统屡遭破坏,甚至在异质文明侵袭的存亡时刻,成为我们手持的路条,是依然能够找回老家的桥梁。

千百年来,这个远去的王朝,正是凭借着这些文字的功绩,才留下了鲜明而正面的形象。

但是,近一个世纪以前殷墟的发现,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的发掘,以及无数片甲骨的出土,却在告诉世人另一个事实:商人的文明,同时还有被历史的风尘掩埋的血腥——如果这也叫文明的话。

《山海经》中的传说,也因此获得了足够的考古印证。

与商人相比,取而代之的周人,则“郁郁乎文哉”,显得文明多了。

虽然,由商而周的“商周之变”,也经历过一场血腥的牧野之战。“前徒倒戈”“血流浮杵”“鹿台自焚”等,是留存于历史现场的一帧帧惨不忍睹画面。

有人说,这是历史付出的必要代价,或许是吧。

随后的周公制礼作乐,呈现的则是一幅迥异于商朝的温馨场景。

制礼作乐的周公,名旦,是“商周之变”的总设计师。在天下观的巨大时空里,他设计出一套完美周密的政治蓝图,将宗法、封建、礼乐三位一体,形成三角形的稳定结构,维系周朝国祚近八百年。

西周的天下观,一个同心圆结构的“空间”

因此,“商周之变”不只是简单的朝代更替,也是一种文明的迭代升级。“商周之变”实现了礼乐文化、宗亲文化对巫鬼文化、祭祀文化的全面超越,是我们这个宗法社会的生长原点,也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活水源头。

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开始有了“中国”的概念,一个混血、统一、开放的新华夏民族也因此诞生。

以礼维序,以乐致和,礼乐治国,由此而建立的人间道德体系,逐渐塑造着形成中的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周秦之变之1:山河变色

天变,地变,道也变。周朝那套礼乐的游戏规则,玩着玩着,就玩不转了。

春秋战国,一切价值重估。五霸七雄,各种力量洗牌。形势变了,规则也就变化了,游戏就是另外一种玩法了。

此时的天下,王道式微,霸道盛行。诸侯国之间相互争霸,充斥着实力比拼和阴谋诡计。公元前771年,周王室东迁,加速了周政的衰败。

之前的孔子,天真而执着,梦想回到“郁郁乎文哉”的从前,以恢复“周礼”“克己复礼”为己任。现在,更回不去了。

礼崩乐坏,最高价值丧失,承载这一价值的社会政治结构,此时被彻底摧毁。

在周朝逐渐走向没落的历史进程中,秦——这个养马的部落,开始走向历史的舞台。

春秋时期的秦国


中国历史的另一场大戏,“周秦之变”的大幕又拉开了——历史的连续剧,连场间的休息也没有。

一样的精彩纷呈,一样的波澜壮阔。一幕一幕,从春秋到秦汉,从分封到郡县,新旧两种制度,在长达五百年间,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生生死死大角力。

这个叫秦的诸侯国,从养马西陲,到逐鹿中原。从边地,到中心。它的崛起之路,足足走了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也不过是历史大戏的一次热场。

裂变中的秦孝公与商鞅,纵横中的秦惠文王与张仪,崛起中的秦昭襄王与白起……一代代励精图治,几代人努力破局。你方唱罢,我又登场,连横与合纵,咚咚隆咚呛。

孝公破贫局,惠王破困局,昭王破强局,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唱的那出戏,都是好戏和高潮,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大变局的一个个跑龙套的。

他们不明白,历史这出大戏是部连续剧,它不会谢幕,高潮永远在后头。

直到“千古一帝”秦始皇闪亮登场,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这个叫嬴政的人,是最后的一任秦王。这个叫秦始皇的人,也是最早的一任皇帝。

他睥睨天下,横扫六合。他雄才大略,改分封为郡县。他不可一世,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

自信暴棚的秦始皇,以为假装受命于天,就可以欺上瞒下,让嬴政的江山既寿永昌,代代相传,不料却仅仅维持了十五年,便二世而亡了。

即便是“千古一帝”,他的计划也没有变化快。

世易时移,唯变不变——历史又应了这句老话。

他死得快,他的王朝死得更快,以至于连一个替他粉饰,替他的王朝说话的人也没有。

其实,没有谁是舞台中央绝对的主角。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他曾经的大舞台,不得不交给了别人。

这次踩着鼓点,粉墨登场的是项羽和刘邦。

刘项两人的楚汉相争,用了四年的时间。那只权力之鹿,究竟鹿死谁手,两个人的“军事竞选”,一轮一轮,险象环生,一波一波,高潮迭起。

与“商周之变”中使用的历史长镜头不同,“周秦之变”中的许多场面,用的多是特写。推拉摇移的镜头中,人物性格鲜明,甚至毛发毕现。

鸿门宴之后,刘邦成功脱逃。项羽不肯过江,霸王就别姬了……攻守之势易也,大变局之下,大局在变。两人的命运,也不断在变。

鸿门宴上,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若是项羽做稳了西楚霸王,那刘邦的皇帝梦,就泡汤了,历史的面相,也许另一种模样。

四年的楚汉相争,仍在“周秦之变”这一幕中,继续着周制的“天下”与秦制的“家天下”之间的抉择。

项羽是楚国的旧贵族,他的政治梦想是回到西周,恢复昔日的荣光。因而,当他权力在手,便分封了天下。

相反,刘邦出身草莽,正是周朝的旧制,将他推向社会边缘。他目睹过秦始皇巡游天下时的仪仗,不由得发出“大丈夫当如是”的感慨。在刘邦的心中,周朝的“天下”,是贵族们的。秦朝的“家天下”,就一定是嬴政家的吗?

皇帝轮流做,江山竟然真姓了刘。

胜者刘邦注册了一个“大汉”的江山。虽然他也把一些子弟分封为王,但是整体上,还是采用了秦的制度框架。“百代皆行秦政法”,西汉无疑是第一代。

如此说来,“周秦之变”既是江山之变,又是两种不同道路、两条不同路线之变。

历史就是这样,总是沿着自己的宿命,演进着,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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