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汪曾祺:“小温”比燃烧更持久

汪曾祺先生去世22年了,22年前如果说汪曾祺是大师,或许还有人会露出迟疑的眼神。今天,汪曾祺的价值显然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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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我也姓汪”,汪曾祺的读者如此表达对这位作家的喜爱,称其“老头儿”“汪老”顺理成章,也不显突兀。读者和汪曾祺之间的亲近,伏贴于个体的情感共鸣之上,又由无数个体推及至当下庞大的读者群体,形成近年的“汪曾祺热”。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第一篇小说《钓》并未起多大声响。和他同龄的张爱玲此时早已在上海滩出了名。1997年去世时,他并不算出名。但自其去世后,每年都有几部作品出版,销量出乎意料的好。他是个去世后出版作品量远超生前的作家,读者群体涵盖老中青三代。“凭我的感觉,这情形大概除鲁迅先生之外,可能就是汪曾祺先生了”,文学评论家王干说。
这个“老头儿”,的确给文学史留了一个值得琢磨的谜题。 回温
从不入流,到“被发现
按照文学史的写法,汪曾祺排在当代文学史前十名开外。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常在专门章节论述之外,以“还有”为由头稍稍一引。同在此列的,还有周作人、梁实秋等“杂家”。
他是个“不入流”的作家,心甘情愿游离在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体系之外。这个体系的纵坐标是形成于鲁迅时代的革命文学传统,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它们遵先驱的命,与政治运动相配合。汪曾祺没有入这条道。被问及为何50年代至80年代初小说创作为空白,他说,“我写不了‘那样的小说’,于是就不写”。
另一条横坐标是外来文学的标准,1978年前侧重前苏联文学的传统,之后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汪曾祺早期的小说创作也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他偏好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恰是国内80年代现代主义热潮中不受追捧的一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往反方向走,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30多年后,中国文坛经历了西方现代文学一次次汹涌洗礼后,逐渐冷静下来。一直不追不闹,又一直存在着的汪曾祺,因其独特,反倒成为断裂时代的经典文本。他作品中渗透的国学底蕴、汉语美感和始终未断的传统文脉,对他来说是浑然天成的选择。但在文学评论界,这被认为是重读他的价值所在。
很难追溯汪曾祺在大众读者中是何时火起来的,很多人从上世纪80年代他复归小说界时便开始追了。近年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汪曾祺热”是层累形成的。出版行业的推动、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尤其是文学评论界对于汪曾祺在文学史上意义的回观与打捞,制造出一种印象:一度被“遮蔽”的汪曾祺,如今被重新发现了。
当下文学评论界对汪曾祺的回观,主要集中在几个“打通”:从早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到后期中国文学传统,他将中国小说与外国小说打通;其创作自上世纪40年代至其60多岁未断,把现代小说的文脉带入了当代;不弃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学的韵味,他将白话文和传统文学打通;又将文人传统和民间情怀相融,使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打通。
可见,汪曾祺在文学界的独特价值,在于他身处于时代断层中,却延续了个体对于传统和文脉的坚守。但汪曾祺又不是断层中孤单的样本,由他,可牵连起文学史断层中的其他被边缘化作家,如他的老师沈从文、五四时期另一位不入流的作家废名,包括孙犁,也常与之并列讨论。这种辐射和对照价值也呼应着汪曾祺被重新评估的意义。
语言新萄京棋牌388游戏, 坚守汉语美感,是“仅存的硕果”
汪曾祺身处断层中的独特价值,还在于他的文字。汪曾祺的文字并不华丽,反倒质朴,带着不张扬的古雅。把汪曾祺80年代的文字放入民国作家的作品中,丝毫不显跳脱。
他对汉语的古雅之美信手拈来,看似浑然天成。但若细数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这种风骨有多少次被打折的可能,不免唏嘘。白话文运动的余热对于汪曾祺这一代的作家来说并不好拿捏,50年代之后又鲜有作家能站在“遵命文学”的传统之外,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清醒而自觉的距离。1978年后,大量译介文学的进入,翻译文体的文字风格开始对本土的文学创作造成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包括对内输入的翻译腔调的浸染,还涉及本土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是否适宜被翻译输出。可以理解,一些作家基于这种考虑进行了文风调整,但汪曾祺还是安稳地留在“最难翻译的中国作家”阵营里,在作品中细密地缝织着汉语的醇味与意趣,再一次选择置身事外。
今天,汪曾祺成了少数“仅存的硕果”,他干净而纯粹的文字所阻挡过的,不只是意识形态浪潮,还包括语言改革风潮与翻译潮。他人模仿仅得皮相,洗尽铅华的沉淀无累积不可得。
汪曾祺对汉语美感的呵护与坚守并不是固化的执念,而是一种内化的自觉。他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认为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并珍视汉语背后深厚的传统文化。这种对于汉语独立性、纯粹度的坚守与呵护,背后需要依托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汪曾祺的文字风骨上,还贯穿其一生的文学选择。他没有依附于特定时代的文学评价标准,也不愿追风潮。有选择余地的时候,他选择近30年不写;不得不做的时候,他也曾写过样板戏,却能从中走出来、化得开。
有评论家说,汪曾祺懂得遗忘和记忆的艺术。80年代再次提笔的汪曾祺,把50年代之后近30年的沉默忘记了,竟回忆起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新文学余温,并重续了下来,成全了评论界关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打通”一说。
其实汪曾祺对文学本身的把控力,包括各种“打通”,可归于他在文学创作上既保持了独立性,又不失开放性,能在异质性中融会贯通。以他对民间文学的贯通为例,新中国成立后,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风向标,作家们开始向民间汲取养分。汪曾祺和“山药蛋派”的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五年,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但1978年后在译介文学的冲击下,大部分作家已经更换追随风向,80年代的汪曾祺依然因着自己的性情和追求,继续化用着民间文学中语言的鲜活风味。
因对文坛的风潮有判断与取舍,汪曾祺在断层中承载了多重打通的作用;又因对个人文学生涯坚守独立性,他的个人文脉也未间断。把早期的《鸡鸭名家》和晚年的《岁寒三友》放在一起,看见的是同一个汪曾祺。再琢磨一下文学评论家杨早的那句话,“汪曾祺没有骗人”,便懂了他的耿直。
价值 满是人间烟火味,而无半点逐利心
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汪曾祺对于文学本身和汉语美感独立性的坚守或许并不容易引起共鸣。
“满是人间烟火味,而无半点逐利心”,最让人动容。
写市井,写花鸟鱼虫和下酒小菜,讨论苦瓜是不是瓜,这当然是汪曾祺的另一个选择。汪曾祺将老师沈从文对乡土的关注,展到了市井生活,又将市井生活中的烟火气和世俗味做了诗化处理。他写的确是市井小说,但又是文人的市井小说,所以乌烟瘴气被化散了,意趣和希望却能浮出来。在汉语越发粗陋的当下,这种和生活意趣相融的汉语之美,回味悠长。
汪曾祺写市井,实则着眼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也没有英雄,所写的是小人小事。汪曾祺对凡人的注视对他而言是性情使然,但在今天来看颇有“先见之明”,当然这是后人的后话了。随着当下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深,个体价值、市民群体价值逐渐觉醒,他对市井生活中普通人生的白描与时代中普通人的心理诉求相呼应,也会超越文学价值,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生动、活泼的素材。
同时,因汪曾祺写的是人和人的价值,在干净的文字、疏散的文风之外,他白描出来故事背后五味杂陈,酸、辣、苦都有,只是他不说透。贾平凹说汪曾祺是“文坛老狐狸”,谈其文章“老辣娴熟”,不无道理。汪曾祺写的那些故事虽然没有直接撕心裂肺的痛感,但它们的基底并没有回避那些让人彻骨寒凉的社会现实。汪曾祺在上面敷了一层,又敷一层,用悲悯的情感和写作的距离感化解掉强烈的绝望感。他自己并不否认创作过程中的躁动,但捧出来的成文,平淡干净。
不同年龄段的读者读汪曾祺,个中滋味自有差异。人过中年再读汪曾祺,读到的不只是谐趣与生趣,在一树花、一塘水之外,大概也在寻找关于时代痛感的默契共识。就像汪曾祺回忆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那段经历时,笑言自己很幸运,不然人生就更平淡了。不是没有痛苦,只是没有明说,或者代言其他。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懂得风平浪静之下的深重。
触到这种老辣之后,再观察汪曾祺今天作为一位美食家、生活家的大名气,多少会有些遗憾。随着年轻一代对历史记忆的遗失,汪曾祺文字背后的深意有多少人会心,还是个未知数。

对汪曾祺的评价始终在变化。汪曾祺在二十世纪的文学评价谱系中,是四十年代的文学新人,八十年代的优秀作家,九十年代的大腕级作家。二十一世纪,对作品的评价方式逐渐从“社会影响”转向“作品本身”,人们才终于发现了汪曾祺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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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汪曾祺在一段时间内被遮蔽的原因和我们的文学评价系统有关系。二十世纪评价文学的纵横价值标杆大致是: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1978年前的外来标准,主要由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汪曾祺的作品,当年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

▌王干

如今,人们发现,汪曾祺连接了曾经断裂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家,在文脉上曾有过刻意和“五四”文学划清界限的现象,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出现过一道鸿沟,汪曾祺则是填平这道鸿沟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写作跨越了两个时代,更因为他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在两个时代写出了不同的文章来。把他早年的《鸡鸭名家》和晚年的《岁寒三友》放在一起,还是同一个汪曾祺,而不像《女神》和《放歌集》里面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郭沫若。汪曾祺还把早年的作品修改后重新发表,比如《异秉》等,一方面是因为在艺术上他精益求精,另一方面则是他以创作实践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了有效地缝合。

编者按:今年的5月16日是作家汪曾祺逝世22周年的纪念日。在当代文学的图景中,汪曾祺是一位“大器晚成”、兼具承上启下意义的特殊案例:他于1940年开始小说创作,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才真正进入创作高潮,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等为彼时中国小说的创作打开了新格局。

早年的汪曾祺,除了受到他尊重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外,还受到了“五四”时期另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作家废名的影响。废名是一个文体家,他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对汉语言潜能的探索不应该被忽略。汪曾祺的作品,对现代文学的传承和张扬,为一种文学价值的重估,为文脉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最精彩的研究资源。

作家毕飞宇曾在书中把汪曾祺比喻为“活化石”,称其“保住了香火”。汪曾祺的创作中有一种平和、冲淡、日常的优雅,深得中国文化中士大夫“雅”的精髓。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汪曾祺连接了曾经断裂的“五四”文化与当代文学,他的存在为后者带来了完整性。

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语言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是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他的小说语言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汪曾祺的小说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几乎没有欧化的长句,能让人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和《红楼梦》。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和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相比,汪曾祺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中国的小说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

今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为了使读者更加全面了解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于本月以新近出版的《汪曾祺全集》“谈艺卷”、“散文卷”为底本,出版《汪曾祺散文全编》。

汪曾祺的价值还在于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将知识分子精神、文人传统、民间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旧的文化的一次成功改造。“五四”以来的文学,存在着过于浓重的文人创作痕迹。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也带着这样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的小说文气依旧,但接地气,通民间,浑然天成。

汪曾祺先生去世22年了,22年前如果说汪曾祺是大师,或许还有人会露出迟疑的眼神。今天,汪曾祺的价值显然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凸显。

汪曾祺和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过五年,同时他阅读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作品。时代的风气,同事的影响,阅读的熏陶,加之汪曾祺天生的民间情怀,让他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1957年,汪曾祺被划成右派,来到远离城市的张家口乡村,更加体尝到民间文化的无穷魅力。他的一些小说章节改写于民间故事,在语言、结构方面也处处体现出民间文化的巨大影响。汪曾祺的“民间性”或许不如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鲜明,但汪曾祺身上的传统文化底蕴是山药蛋派作家难以企及的,雅俗文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在这方面,汪曾祺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第一人。

对汪曾祺的评价始终在变化。汪曾祺在二十世纪的文学评价谱系中,是四十年代的文学新人,八十年代的优秀作家,九十年代的大腕级作家。二十一世纪,对作品的评价方式逐渐从“社会影响”转向“作品本身”,人们才终于发现了汪曾祺的文学价值。

繁华落尽见本真,风云过后蓝天在。思潮更迭,经典作家也日显其光芒。我想,汪曾祺就属于“作品影响作家”的类型,随着时间流逝,大浪淘沙,只有珍珠般的精品才会真正地留下来。

造成汪曾祺在一段时间内被遮蔽的原因和我们的文学评价系统有关系。二十世纪评价文学的纵横价值标杆大致是: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1978年前的外来标准,主要由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汪曾祺的作品,当年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

汪曾祺生前没有太高的地位,也没有话语权,甚至没有住房,一直住的是他太太的房子——一间新华社的两居室,总共大概50平方米,很小。他临终前两年,儿子汪朗分得一套三室一厅,让他住了进去,他才有了画画、写作的地方。在那以前,他就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画画、写小说——真是蜗居。但汪曾祺靠作品征服了读者,靠作品的力量打动人心。从汪曾祺的文字里,读者能感受到汉语的声音之美、造型之美,同时还能感受到汉字的传承之美。他把中国文化的历史宝库用轻盈、欢快又淡定的方式呈现。他涉猎的方面甚多,他的美食文章大家都喜欢看——他写端午鸭蛋,细节深入人心。有人粗略地计算过,这些年除鲁迅外,著作每年都被反复出版的作家,大概就是汪曾祺了。

如今,人们发现,汪曾祺连接了曾经断裂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家,在文脉上曾有过刻意和“五四”文学划清界限的现象,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出现过一道鸿沟,汪曾祺则是填平这道鸿沟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写作跨越了两个时代,更因为他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在两个时代写出了不同的文章来。把他早年的《鸡鸭名家》和晚年的《岁寒三友》放在一起,还是同一个汪曾祺,而不像《女神》和《放歌集》里面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郭沫若。汪曾祺还把早年的作品修改后重新发表,比如《异秉》等,一方面是因为在艺术上他精益求精,另一方面则是他以创作实践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了有效地缝合。

具体来说,汪曾祺的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

早年的汪曾祺,除了受到他尊重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外,还受到了“五四”时期另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作家废名的影响。废名是一个文体家,他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对汉语言潜能的探索不应该被忽略。汪曾祺的作品,对现代文学的传承和张扬,为一种文学价值的重估,为文脉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最精彩的研究资源。

第一、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更是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佼佼者。汪曾祺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汪曾祺的小说里,很少有愤世嫉俗的情绪。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他不是满含愤怒或厌恶,
而是饱含柔情,给予希望。这就是“人间送小温”。当然,文学艺术在面对人生的时候,冷、热、温,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冷”固然不失力度。可“温”能不能送到,却体现出作家的能力和影响力。

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语言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是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他的小说语言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汪曾祺的小说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几乎没有欧化的长句,能让人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和《红楼梦》。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和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相比,汪曾祺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中国的小说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

第二、汪曾祺契合了当下的文化需求、文化理想和文学理念。汪曾祺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学观念:“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1983年4月11日,汪曾祺在写给刘锡诚的信中说:“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汪曾祺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即便在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他都还能感觉到生活的诗意,发出“生活是很好玩的”感慨。

汪曾祺的价值还在于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将知识分子精神、文人传统、民间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旧的文化的一次成功改造。“五四”以来的文学,存在着过于浓重的文人创作痕迹。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也带着这样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的小说文气依旧,但接地气,通民间,浑然天成。

第三、汪曾祺的文学作品写的都是普通人、小人物,
三教九流,世相百态,芸芸众生,身边故旧亲朋,都很眼熟。他写的人物有些是“上不了台面”的:锡匠、竹匠、敲脚的、捏背的、卖菜的、驶船的、玩杂耍的等等。这些人、这些职业,汪曾祺都十分投入感情地去写,写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的生活情状和日常生活。他小说里可以说没有一个“高大全”式的英雄。比如《岁寒三友》里的县城小画家、小地主、小商人、小业主,比如《鉴赏家》里那个叫叶三的水果贩子,能跟季匋民成为好朋友。季匋民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叶三能够和季匋民谈艺术,说季匋民画的葡萄架里面有风,这说明普通人也是热爱艺术、懂艺术的。汪曾祺写普通人的情操,写普通人的善良,也写普通人的悲悯。汪曾祺笔下最“大”的人物,是老舍先生,《八月骄阳》写老舍先生的彷徨、犹豫到最后的绝望,也写得非常好。

汪曾祺和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过五年,同时他阅读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作品。时代的风气,同事的影响,阅读的熏陶,加之汪曾祺天生的民间情怀,让他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1957年,汪曾祺被划成右派,来到远离城市的张家口乡村,更加体尝到民间文化的无穷魅力。他的一些小说章节改写于民间故事,在语言、结构方面也处处体现出民间文化的巨大影响。汪曾祺的“民间性”或许不如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鲜明,但汪曾祺身上的传统文化底蕴是山药蛋派作家难以企及的,雅俗文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在这方面,汪曾祺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第一人。

汪曾祺有一首诗写道:“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如今“人间送小温”也成为汪曾祺的一个美学标志,这与他倡导的“抒情的人道主义”是血脉相连的。汪曾祺的作品温婉雅致,缺少大开大合的悲剧气氛,也没有鲜明的“燃烧”特色。

繁华落尽见本真,风云过后蓝天在。思潮更迭,经典作家也日显其光芒。我想,汪曾祺就属于“作品影响作家”的类型,随着时间流逝,大浪淘沙,只有珍珠般的精品才会真正地留下来。

记得浩然当年曾经有一段谈论创作的话,大意是,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在生活中燃烧自己,他写作时就不能燃烧自己,写出来的作品也不能燃烧读者。“燃烧”的文学观是需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燃烧的光芒和色彩也是非常动人的,但“送小温”的文学也必不可少。在一个和平稳定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小温”或许会比燃烧更持久、更温暖人心——这是汪曾祺的魅力,也是汪曾祺给我们的启示。

汪曾祺生前没有太高的地位,也没有话语权,甚至没有住房,一直住的是他太太的房子——一间新华社的两居室,总共大概50平方米,很小。他临终前两年,儿子汪朗分得一套三室一厅,让他住了进去,他才有了画画、写作的地方。在那以前,他就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画画、写小说——真是蜗居。但汪曾祺靠作品征服了读者,靠作品的力量打动人心。从汪曾祺的文字里,读者能感受到汉语的声音之美、造型之美,同时还能感受到汉字的传承之美。他把中国文化的历史宝库用轻盈、欢快又淡定的方式呈现。他涉猎的方面甚多,他的美食文章大家都喜欢看——他写端午鸭蛋,细节深入人心。有人粗略地计算过,这些年除鲁迅外,著作每年都被反复出版的作家,大概就是汪曾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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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汪曾祺的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更是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佼佼者。汪曾祺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汪曾祺的小说里,很少有愤世嫉俗的情绪。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他不是满含愤怒或厌恶,而是饱含柔情,给予希望。这就是“人间送小温”。当然,文学艺术在面对人生的时候,冷、热、温,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冷”固然不失力度。可“温”能不能送到,却体现出作家的能力和影响力。

第二、汪曾祺契合了当下的文化需求、文化理想和文学理念。汪曾祺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学观念:“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1983年4月11日,汪曾祺在写给刘锡诚的信中说:“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汪曾祺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即便在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他都还能感觉到生活的诗意,发出“生活是很好玩的”感慨。

第三、汪曾祺的文学作品写的都是普通人、小人物,三教九流,世相百态,芸芸众生,身边故旧亲朋,都很眼熟。他写的人物有些是“上不了台面”的:锡匠、竹匠、敲脚的、捏背的、卖菜的、驶船的、玩杂耍的等等。这些人、这些职业,汪曾祺都十分投入感情地去写,写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的生活情状和日常生活。他小说里可以说没有一个“高大全”式的英雄。比如《岁寒三友》里的县城小画家、小地主、小商人、小业主,比如《鉴赏家》里那个叫叶三的水果贩子,能跟季匋民成为好朋友。季匋民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叶三能够和季匋民谈艺术,说季匋民画的葡萄架里面有风,这说明普通人也是热爱艺术、懂艺术的。汪曾祺写普通人的情操,写普通人的善良,也写普通人的悲悯。汪曾祺笔下最“大”的人物,是老舍先生,《八月骄阳》写老舍先生的彷徨、犹豫到最后的绝望,也写得非常好。

汪曾祺有一首诗写道:“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如今“人间送小温”也成为汪曾祺的一个美学标志,这与他倡导的“抒情的人道主义”是血脉相连的。汪曾祺的作品温婉雅致,缺少大开大合的悲剧气氛,也没有鲜明的“燃烧”特色。

记得浩然当年曾经有一段谈论创作的话,大意是,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在生活中燃烧自己,他写作时就不能燃烧自己,写出来的作品也不能燃烧读者。“燃烧”的文学观是需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燃烧的光芒和色彩也是非常动人的,但“送小温”的文学也必不可少。在一个和平稳定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小温”或许会比燃烧更持久、更温暖人心——这是汪曾祺的魅力,也是汪曾祺给我们的启示。

(图片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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