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一套书,一场会,一个有真争议的时代

回忆是衰老的标志。手中还攥着大把青春的人,根本无暇回忆。十多年前有一阵儿,忽然开始流行回忆八十年代。看到有同龄人动情地缅怀过去,我还觉得非常诧异,觉得是创造力下降的标志。但这一次,是为了纪念《读书》杂志创刊40周年。为自己从小到大都热爱的一本杂志贡献一次回忆,就算衰老一回也值得。

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十七册
“新人文论丛书”,对八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曾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从出版时间看,拙着《郁达夫新论》是这套
“新人文论丛书
”的第一本。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二年,我在华东师大读硕士,师从钱谷融先生。读书期间为交功课,陆续写了几篇关于郁达夫的论文。两年间有四篇文章约七八万字(《灵魂奥秘的连续自白》、《关于
“颓废 ”倾向与 “色情
”描写》、《郁达夫风格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郁达夫创作风格论》),接连发表在《文学评论》和《文学评论丛刊》上。《文学评论》是行内重要期刊,至今在我任教的香港岭南大学,仍被列为
A+期刊。我当时却并没意识到作为学生的幸运。和我通信联系的编辑王信也是多年后才见面认识(他和樊骏是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
“新潮
”的幕后推手)。研究生快毕业时,老作家许杰鼓励我将论文整理成书稿,寄给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铁流。近年看李庆西回忆文章,才知此书出版不易。是年轻人新书,又讨论有争议的郁达夫,还牵涉
“颓废 ”、“色情
”等课题。据说当时总编辑破例将书稿交给编辑室所有编辑看,只要有人反对,大概就得退稿了。偏巧那时大家都支持,初版后又意外销到上万册。
“学术书也不亏本
”,这就给李庆西、黄育海等出版界有心人推出整套“新人文论丛书
”多了一个理由。知道这些 “内幕
”后,我十分感慨:大概在中国,做一件事,能够突围,大都不只靠个人能力及努力,背后总有很多其他因素,有其他人在支撑或承担风险。
必须承认,“新人文论丛书
”当时能够出版,我们能够参与其中,的确是一种幸运(这种 “幸运
”也使这班学人日后要更清晰地感受文学的
“不幸”)。从地域学术背景看,丛书作者有北大的赵园、陈平原、黄子平、季红真,还有北师大的王富仁,社科院的刘纳、蓝棣之,都是现当代专业刚毕业的研究生(其实赵园、王富仁等人当时已不年轻,年近四十,但从发表文章的时间看,也还是
“文革 ”后“新人
”。钱理群、吴福辉,又略长几岁,结果就没被拉进丛书)。上海方面,许子东、王晓明、殷国明、李劼都是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加上南帆,颇能见证华东师大当年风采。吴亮、程德培和蔡翔则来自上海作协。我不记得研究诗歌的李黎背景,似乎除新疆周政保外,丛书作者皆来自京沪,且主要来自大学研究院
—不仅显示了 “文革 ”后恢复文学教育体制之初步成果,而且在这一批 “新人
”后面,可清晰看到王瑶、钱谷融两位先生的身影
—王先生的严谨学风和钱先生的潇洒悟性,深刻影响了这些 “年轻 ”学人。
从学科角度看,“新人文论丛书
”有一个从现代文学研究向当代文学批评的延伸和发展。北京学者大都做自己领域,然后有
“战略性 ”合作(如关注晚清的陈平原、研究周氏兄弟的钱理群与熟悉 “新时期
”的黄子平合作,提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从而影响了学科的格局)。对上海学人来说,这种从现代到当代的学术转移,更多是个人兴趣的独立行动。一九八五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转折,与“寻根文学
”差不多同期出现的所谓文学批评 “方法年
”及青年批评家群体,都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事件。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这套丛书,清楚记录了一九八五年
“文学批评热
”的一个重要学术资源,就是现代文学研究对当代批评的影响。这个资源有两个要点:一是回归
“五四 ”价值观,既忧国忧民,又坚持文学独立性。这种 “五四
”传统必然会抵制了当时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提倡的 “文学为政治服务
”的延安精神,也和后来某些 “后现代
”理论中有关文学只是权力话语策略等时髦观点保持清醒距离。第二,现代文学研究大都从作家论入手(陈平原之林语堂,陈思和之巴金,王富仁之鲁迅,王晓明之沙汀、艾芜,许子东之郁达夫……)这种比较老实、比较
“笨”的方法也影响了这些新人后来的研究。为一个作家写几十万字,最起码需通读该作家全部作品,翻阅有关这个作家全部评论,还要尽可能阅读同时期的作家作品……严格来说,做一个完整的作家论,就是小半部文学史。在方法上,需确信数据文本是理论穿越的基础;在视野上,从晚清、“五四”回到当代,就不大会轻易为
“新时期”、“新话题”、“新现象”而兴奋激动。我在别处说过,当代评论那时容易题目大、材料少,以论带史,为观点找证据,“论……三大趋势
”,“关于 ……若干问题 ”。“新人文论
”的作者们也常犯此病,但至少,比较清醒自觉一些。
当然,在另一方面,从作家论起步的学人,后来再进入
“后现代”书写策略,也会比较迟疑犹豫一些。这是当代文学批评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分别。不知是祸是福。
钱理群、赵园、吴福辉等北大学长,我最初都是通过阅读文章而引以为 “知己
”。后来到北京开会,便去北大和他们聚会,还曾一起去过张家界,发现钱理群不仅是“领袖
”,还十分可爱;赵园不但有才,而且善良。记得老钱有次说:本来看到你们华东师大新人多,替北大担忧,后来王瑶先生招了陈平原读博士,“我们就不怕了
”。赵园则一定要带我们绕未名湖一圈,在北大一个亭子里对大家说,你们之中,将来汪晖最有出息……三十年了,只言片语仍然记得。真佩服他们对北大、对学术之热忱。
如果说北大王瑶学生圈是 “新人文论丛书 ”的“后院
”,那上海作协吴亮、程德培、蔡翔诸君,便是这套丛书的 “先锋 ”。
《郁达夫新论》增订版被列入 “新人文论丛书
”时,我的研究已转向当代。虽在华东师大留校任教,但住在南京西路,三天两头往附近上海作协后楼的一个小屋跑:吴亮、程德培当时在那个烟雾缭绕的创作研究室坐班,马原、王安忆等人的手稿都在那里得到最早的读者和批评
……今天回头看,那也是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一个转折点。一不小心成了历史,有必要记录一下。
名家名作和文学批评有什么关系?在五四时期,名作多由其他名家推荐。如巴金从法国投稿《小说月报》,叶圣陶推荐;老舍、曹禺的早期作品,则由巴金介绍出版。文坛批评,有时是同人声援、流派之争,如成仿吾为郭沫若、郁达夫叫好,钱杏邨批评鲁迅
“过时”等。但也有跳出社团流派的较客观的评论,如周作人欣赏郁达夫、陈源赞扬鲁迅小说。
这种景象在三十年代以后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因为文学批评后面的政治标准、政策策略和政党目的越来越明显。一九四九年后出现了国有文学生产机制,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通过作协,将所有作家纳入干部体制;二是以稿费逐步取代版税,让作家更多考虑出版意愿,更少向读者直接负责;三是将文学批评作为当政者管理文学的工具(前三四十年重管理作品思想创作动机,近二十年主要管理作家行为与作品后果)。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除管理文学外,有时甚至还超额完成任务,成为政治运动先声并影响政治斗争局势。一般说来,这种国有文学生产机制中的批评,不会出现真正对抗的文学论争。中央点名批判的,地方不敢保护。北京刊物欣赏的,上海也不大会反对。但是在八十年代初,由于执政者交给文学的任务与管理文学的方法不无矛盾,导致自
“两个口号论争”以来空白了近半个世纪的真正的文学论争又重新出现了。开始,还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策略摇摆(“歌德
”与“缺德 ”、如何考虑 “社会效果 ”、要不要 “清除精神污染
”)。但渐渐地,便出现了新的 “民间”因素与学院力量。
吴亮和程德培是两个喜欢读书的普通工人,八十年代中期成为《上海文学》“培养
”的“业余作者
”。吴亮偏爱西方理论,阅读面很杂很广,虽未经过正规训练,却写得一手好文章。《一个批评家和他友人的对话》,用翻译体的理论碎片,就当代美学问题展开辩论,把双方观点都讲得头头是道却不透露作者立场。程德培则擅长细读作品,从王安忆最早的《雨沙沙沙》,到前年金宇澄的《繁花》,他是当代中国小说最忠实、最勤奋的读者。文字不花哨,分析相当靠谱。还有蔡翔,虽然也读大学,也做编辑,但始终坚持从上海工人与左派文人的角度读文学。吴、程、蔡三位虽被
“招安 ”进体制,写的文章却和传统 “作协评论
”很不相同。我常去他们研究室那几年,是他们与马原、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承志、孙甘露、格非、残雪等所谓
“探索作家
”来往最频繁的时期。新作还未发表,他们已提意见。作品刚一发表,他们就提出一些口号来
“定位 ”。不夸张地说,一九八五年的所谓 “先锋文学
”,不管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班作家与青年评论家的 “共创
”。吴亮等人的文风改变了《上海文学》理论版,《上海文学》理论版又影响了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犹如《文学评论》影响了
“文革 ”后的现代文学研究)。
《上海文学》即使在文学的黄金时期,其影响也从来不如《收获》、《人民文学》。地方作协刊物本应以发表作品为主,“理论版
”一般只是点缀,主要用来培养鼓励当地作者。只是因为李子云负责这个版面,《上海文学》理论版一度破例在国有文化生产体制中发出不同的声音、发挥不同的作用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以 “本刊评论员 ”名义刊发《为文艺正名
—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在一九八二年刊发李陀、刘心武、冯骥才等人关于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通信,实际上与北京《文学报》展开了关于
“现代派
”的文艺争论。这里当然有个人和偶然因素:李子云五十年代做过夏衍的秘书,她和巴金、张光年、王蒙等人关系良好,而且她本人又真心热爱文学,兼有政治胆识和学术修养。但这里也有时代和必然因素:八十年代的政治氛围使得即便是作协体制内一度也可有不同的文学评论,地方杂志甚至可以和中央刊物展开实质性的文艺论争。这种论争,或者说论争的权利和氛围,影响深远。
在李子云和茹志鹃合作时期的《上海文学》,除了发表很多重要作品外,还做了一件不仅与
“新人文论丛书
”有关,而且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有重大影响的事情,那就是一九八四年的
“杭州会议 ”。 关于 “杭州会议
”,现在各种当代文学史都有记述,也有李陀、蔡翔等人的回忆。时间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地点是杭州一二八陆军疗养院,主办方是《上海文学》杂志和浙江文艺出版社。与会者都经特别邀请(不像中国作协开会由各地选送代表,也不似学术会议学者可报名提交论文),包括当时正红的青年作家陈建功、郑万隆、阿城,上海及南方作家有陈村、曹冠龙、韩少功、李杭育等。参加会议的评论家有北京的李陀、黄子平、季红真,上海的周介人、陈思和、吴亮、蔡翔、程德培、许子东、南帆等。显然,“杭州会议
”有点像是“新人文论 ”评论家的一次集体对谈。“新人文论丛书
”的策划人李庆西、黄育海则负责会务组织。这是一个形式很特别的会议,没有主题报告或宣读论文,每人发言或长或短,交叉讨论,但会议竟连续开了三四天,大家都意犹未尽,全然没空去游西湖。后来我参加过几十、上百次文学或学术会议,再也没有类似的会议经验和收获。
会议的后果,今天的文学史上已有结论
:引发了一九八五年的“寻根文学”。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的原因,如前所述,是《上海文学》与中国作协的论争
,有关文艺是否必须为政治服务,有关中国是否可以有 “现代派
”文学。茹志鹃、李子云煞费苦心,请人避
“中”就“青”,创作评论兼顾,会议地点也有讲究,不到你北京开,也不去我上海开,选一个杭州。没有想到,南北青年作家、评论家一碰头、一聊天,原来压在李子云等前辈心头的
“文艺与政治关系 ”及“现代派
”话题竟然完全不是问题:第一,文学当然不该只写政治,但问题是,不该或不能再写政治之后,该写什么呢?第二,我们当然可以引进
“现代派 ”,但中文小说是否只应学习西方小说技巧?
在几十位新一代作家、评论家的各种故事、诠释、议论和交流之中,“杭州会议”如果说有什么
“共识”,那就是两点:文学不只是写政治,更应写
“文化”;我们不应只学翻译文体,应向传记寻找语言。
刚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棋王》的阿城和创作评论两栖的李陀是会议的明星。一向颇有*****气质的韩少功听了两天会,一直“不响
”。晚饭后在西湖边,对我闷闷地说:“回去我要弄点东西。”——第二年,他就发表了着名的文章《文学的
“根”》,“寻根文学 ”于是被命名。 所以长远来看,“寻根文学
”是中国文学对政治压力和西方影响的双重躲避和反弹,是某种民族文化的自我保护策略。一九八五年以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才进入第二个高峰。因文化寻根及技巧探索而出名的贾平凹、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承志、张炜等,后来一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作家。
但像 “杭州会议
”这样能推动文学潮流转变的评论家、作家合作关系,之前少有,后面也不多见。九十年代后,作协体制的文学批评空间有限,各种资源都流向学院。“新人文论
”作者中,今天有的官至部级,有的流亡海外,但大多数都在学院,美其名曰
“守望理想”。还在作协系统的,只有吴亮。“业余作者”,只有德培。
而在当年文学转折期中担任幕后英雄的李庆西、黄育海,除了主编 “新人文论丛书
”和筹办 “杭州会议 ”以外,在八十年代末还策划了一套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
”,系统记录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众声喧哗。只因主编人选原因,大系至今未能出版。其实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真正有文学争议的,只有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如今文坛,不仅寂寞,而且和谐。无论作家之间,或流派刊物之间,均极少批评论争。名家名作今天怎么产生?只能一靠评奖,二托媒体,三打官司了。图片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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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中学时开始看《读书》。那时民族文化宫对面有个报刊亭,是我放学的必经之地,《读书》和一大批八十年代畅销的文学期刊一起,摆在显眼的位置。现在已记不得最初从哪里知道这本刊物的,可能从家里。我父亲一直爱说一句流行语:“可以不读书,但不能不读《读书》。”也不知道这个绕口令是哪年问世的。

为回忆准确起见,我以学术的态度,在网上检索了《读书》的目录,想辨认、回想起当年确曾读过的文章。我发现,1984年第9期《读书》极有可能是我最早买的一期,因为前面几期的文章都很眼生,而这一期的好几篇,我都很熟悉,比如,有一篇评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另一篇是《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的书评,其中引用了几句原文:“见师子与金,二相不生,烦恼俱尽。好丑现前,心安如海。”虽然我对佛学一窍不通,但至少还能被表面文字打动。我后来还跑到书店,买了一本法藏的书,当然最后还是没能看完。这一期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蔡翔写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评论张承志刚刚发表的《北方的河》。中学时我喜爱文学,属于文艺少年,像
《当代》《收获》《十月》《花城》《上海文学》《小说月报》这些文学期刊,有几年我差不多每期必读,就像现在追剧一样。张承志这部小说发表在1984年《十月》第一期,我刚好仔细读过,激情还在澎湃着,所以猛一看到别人写的评论,自然就想和自己的体验印证一下。依现在的标准,这篇书评写得相对文艺一些。但当时我在文中读到“巨大的象征物”、“历史的延续性”、“自我否定”这些高级词汇,忽然体会到在文学叙事和描写之外,使用文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路数,那就是用概念和高深的话来谈论文学。原来,写作不完全等同于创作,用分析性语言写出又深刻又酷炫的评论,也是不输于文学创作的。这大约是我对文学批评最初的理解,关键是这个想法对于像我这样缺乏创作才能的人,很是一种安慰。

还是1984年,第12期《读书》发表了季红真一篇书评,评论张承志的小说集《老桥》。现在看来,三个月之内居然连续刊登两篇文章,讨论同一位当代作家,可见《读书》那时对于当代文学热情之高、介入之深。1985年第6期也是如此。同一期内,刊登了两篇当代文学的书评,一篇是季红真评论张贤亮的创作,另一篇是曾镇南写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刘索拉这篇小说,发表在1985年第3期《人民文学》上,我在中学图书馆的阅览室刚刚读过。记得读完之后,当即神情恍惚,怅然若失,好像被人一脚踹进魔界。当然,反应之所以如此强烈,也是因为那时还没有看过西方的黑色幽默。没想到,小说前脚刚看完,《读书》后脚就发了文章予以评论,跟进速度之快让人惊奇。像这部让人眩晕的小说,有人替你解读、替你及时出头,虽不能提供标准答案,但少年人的恍惚和焦灼就会得到某种想象中的解决。现在想来,我之所以对这一类文章印象深刻,就是因为在文学尚能产生社会震动的年代,《读书》的作者及时评论了当时的新锐作家和先锋作品。这样的局面,现在自然看不到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作品,也因为文学已退回到本该属于它的位置。

除了当代文学评论之外,《读书》上的很多文章对我来说肯定有些艰深。但其间还有分别。翻看当年的目录,发现凡是涉及西方文学和思想的文章,我囫囵吞枣,也能看个大概。但一旦与中国文史相关,我就两眼一抹黑。很多前辈名家的名字,现在耳熟能详,但当时我一概不知,文章当然也就看不懂。不过,即使那些我看不懂的文章,或许已经产生了我自己都看不懂的效果。不管怎么说,在我上中学和大学的年代,《读书》是我经常读、经常买的唯一一本思想杂志。

我自己在《读书》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2000年。当时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整日被迫去读很专门、质量参差不齐的研究文献。这虽然是写论文的常态,但时间长了,心中也不免焦躁起来。于是隔一段时间,就放下论文,按照自己的嗜好恣意阅读,恢复恢复元气。毕业论文写的是早期圣经史诗,但写着写着,发现四世纪的文献看得较多,但对于基督教的起源了解甚少。于是搜索了一下,也到常去的书店考察了一番,这才发现美国实在是现代《耶稣传》的生产大户,赶上丰年,一年能出版好几本。作者中既有专业学者,也有记者和畅销书作家。这些新传,观点各异,水平不一。我挑中两本有代表性的新书,准备给《读书》写一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制造论文”的风气,我写文章就是因为想写,就是因为有话想说。而给《读书》投稿,在我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想不到其他杂志,所以对我来说,“发表”就是在《读书》上发表。

2000年暑假,我放假回北京。7月某天,通过好友吕大年的引见,见到了《读书》的资深编辑吴彬。我们三人约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我把文章的打印稿给了吴彬。我和吕大年谈天时,她把稿子读了一遍,当即就告诉我可以刊发。这整个过程发生得太过迅速,我一时都没有醒过味儿来。就这样,我从《读书》的少年读者就晋级为《读书》的作者。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当年第11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文章。我自己虽不至于欣喜若狂,但中学时代的情结依然在,能在《读书》上发表,带给我一种极其深沉的满足感。

我后来才知道吴彬是《读书》1979年创刊之后几位核心编辑之一,可谓元老。她为人率直、爽快,保留了老辈出版家的风骨。从刚刚认识她起,她就坚持不让我叫她“老师”,只叫名字。我是个拘谨的人,对年长者直呼其名,在国内我还是很不适应,但吴彬完全不以为意。结果,写邮件时,她称我
“峰枫兄”,我称她
“吴彬”,结果形成了一种很不对等的方式。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凡写好文章都直接发给吴彬。我不爱走动,基本没去过编辑部,也不认识其他人,只和吴彬单线联系。吴彬充分尊重作者,稿子除错字之外,一般不做更动。只有一次我的文章中有一句稍有些敏感,她帮我删去。2008年11月,北大举办了一个19世纪欧洲文学的讨论会,我邀请她参加。吴彬全程参会,会后还跟我说这个领域里
“宝藏甚多”,可惜没有开辟更为广泛的传播渠道。2008年10月,当时她辞去《读书》执行主编一职,我写邮件深表惋惜。吴彬在回信中有一句我印象深刻,她希望我今后继续撰稿,并说:“我从来认为对杂志而言,主编是过客,作者才是永恒的。”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裱起来,挂在各杂志的编辑部里。在她正式退休之前,我心里面,《读书》就是吴彬,吴彬就是《读书》。

盘点一下,从2000年到2018年,我为《读书》共写过11篇文章,加起来有七万多字。中间有几年转战《上海书评》,会停顿一段时间。给《读书》的文章不好写,很费气力。当然,这完全是我的个人感受。因为我对《读书》格外看重,所以从选题到写作,都不敢怠慢,有时比写专业论文还要认真。我给自己定的选题标准是,题目不仅要有学术内涵,更要有趣才好。比如我写过的科伦索主教,那是一个严谨得都有些呆气的英国人,出了一本轰动全国的书。这样一个妙人儿,我又如何舍得写成论文呢?我还写过一篇关于赫胥黎与圣经的文章,事后算了一下,大概看了三千多页书才开始动笔,也就是为了言之有物。给《读书》写的文章,因为体例的限制,不能加注释,所以更需要深入浅出。能加注释,固然显示论证严密、言必有据,但有时注释多了,也会走形,变成装饰,或者掩体。若不能作注,就需要将正文之外的零碎儿割舍,要不然就完全融化在文中。另外,我始终觉得把复杂的事说得复杂,是正常;把简单的事说得复杂,是骗人;把复杂的东西能说明白,才是本事。所以,尽量说明白话,也是我对自己的一项严格要求。

之所以愿意为《读书》写文章,除了对我个人有特殊意义之外,也是因为《读书》的读者众多。我的朋友们和我班上的学生,经常会在第一时间给我反馈。写完文章,当然希望有人看,人越多越好。如果再要总结一下《读书》对于我的吸引力,我也想不出什么更深刻的道理。像“精神家园”、“学术共同体”一类的话,我说不出口,因为基本没有这样想过。我能想到的、说出来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就是:认真读书的人,如果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所读过的好书和有趣的想法,而且还想用明白话、还能用中国话说清自己的想法,那么就可以考虑《读书》这本杂志。这话听上去像广告,其实可算我对《读书》的表白。

民族宫对面的报刊亭,早就拆了。连报刊亭本身都正在变成历史。北大西门外面还残存着一个,我前两天路过,特意买了一本《读书》,发现这本杂志就摆在摊主手边。朋友当中,有些人不再看《读书》了。校园里更年轻的小朋友当中,有些人正开始看《读书》,或者开始关注《读书》的微信公众号。在我结束回忆、继续年轻之前,我只希望今天还有中学生、大学生能在《读书》上找到他们爱看的文章,也能从读者变成作者。

(本文系应邀为纪念《读书》杂志创刊四十周年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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