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念青春爱恋,忆逝水年华 ――读《红豆》有感

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色调是“红色”。其时,文学与政治联系得空前紧密,主要以回顾革命战争岁月为内容的“红色经典小说”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实绩,文学创作中普遍洋溢着乐观歌颂的情绪,在思想和风格上皆具备了鲜明的“一体化”特点。

1956
——1957年,出现了“干预生活”,飞速发展又快速结束,为此也被人成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可是还没来的及伸长,就又在早春的天气里夭折了。但是,“干预生活”小说的所带来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却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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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56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曾短暂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表达,并催生出了一股文学新潮,而它们也构成了“十七年文学”中的另类。

所谓“干预生活”就是指文学作品深入社会生活,正视现实,以此来反映社会的“阴暗面”,这也是“干预生活”小说的口实。

赣南师范大学

1956年这一特殊年度的形成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了“解冻”的潮流,“双百方针”的提出即深受苏联的“解冻文学”的影响,它促使文艺界的潜在想法有了表达的机会。不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文艺方针虽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它同时也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历史选择。

“干预生活”小说的发展与苏俄的奥斯维金有密切关系。当时在文艺政策的支持下,吸收苏俄的现实主义文艺政策,奥斯维金也被介绍到中国。随之一种叫“特写”的文学体裁便顺序发展。奥斯维金认为:“特写能作为一名侦察兵,去为党深入很远很深的地方去调查生活”,为此他也大力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去寻找富于战斗性的题材。随之便带动了一系列“特写”作品,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的工地上》,白危的《被围困的农村主席》是最具代表性的“特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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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理论界对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等消极现象做了反思和批判,不少关切中国文学前景的作家对当下的文学状况表达了意见,认为“文坛充斥着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并不多见。作家和理论家们都渴望在创作上有积极的突破,希望能更加真实地面对生活。于是,1956年这股文学创作新潮确立了“干预生活,暴露问题,揭露阴暗面”的批判现实主义姿态,打破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主流文学创作模式,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为中国文坛演奏了一段转调的乐章。

王蒙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红豆是寄托着人类感情的尤物,掩卷沉思,宗璞的《红豆》也寄托着此种情感,它是爱情与相思的代名词。

“短、平、快”是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特点,短篇小说占了主要的部分。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

在“干预生活”小说的影响下,以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代表的“反官僚主义小说”初露头角。与其说是“反官僚主义”,不如说是“以一个疑惑的眼光,打量着复杂的官场现象,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书影

小说的主人公林震是一个单纯、有理想和激情的青年,他一直以《拖拉机机长和总农艺师》里的娜斯佳为自己的榜样,努力像他那样工作,把党的工作认为是“最神圣的工作”。当他走进组织部的大门时,一切都并不是他想的那样,他是为实现理想与现实进行斗争,还是随着现实而放弃理想,使他陷入矛盾之中。王蒙是肯定林震的反抗的,然而林震自身也有不可避免的思想弱点:他以“理想化”的视角和“幼稚的、单纯的”眼光看待、反映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靠的叙述”。王蒙在整部小说中,以林震的角度和视角展开小说的创作,从而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有的“不可靠的叙述者”。作品也表现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成为初入官场青年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精神驿站。

与林震相对应的人物是刘世吾,他也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圆形人物”。他在王蒙笔下并不是碌碌无为、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他的印象也不能简单的用“官僚主义”一并概括。他有让人羡慕的革命经历,有让人钦佩的工作能力和和魄力,也有处理工作事物的主见和敏锐判断。他更是反对腐败的官僚主义思想,对韩常新、王清泉的行为表示厌恶,因此更是对林震的批评加以赞赏,一直夸赞他“是个好干部,比韩常新好”。小说对刘世吾的塑造主要集中在精神方面,包括他的懒散、拖沓。他认为党的工作“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同时在他身上也有未被烦冗事物所扑灭的精神向往。他知道“党的工作者不应该看小说”,然而他还是喜欢看小说。他梦想着过上“一种单纯的、美好的、透明的生活”,他想去做水手,想去穿上白大褂研究红血球,想做一个花匠等等。这一形象的塑造超出了当时作家和读者所能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也更具有深层次的内涵。

另一部重要的“反官僚主义”小说则是白危的《被围困的农村主席》。作品叙说的是“七八个县级干部”在向农村集体农庄乱摊派、乱收款的事,揭示了官僚主义扰民、坑民的种种罪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人为因素就是强迫命令和浮夸指挥,“二十年的事想在一天之内完成”,就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直接就想跳入大海深处一样。作家以敏锐的眼光揭示了农村的生活问题,这一“风气”甚至在1958年发展为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然而当时作家因此受到了严重批判,直到新时期的“反思文学”才得以再次复出。

“干预生活”小说虽然时间短暂,虽犹如昙花一现,也带来了巨大的文学意义。

首先,“干预生活”小说对官僚体制的批判较之前具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以前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无非停留在个人道德品质方面,而现在深入到官僚主义的体制、习惯、观念等层面,深刻指出:这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百姓负责的罪恶的官员培养体制、那种“支部书记认为你错了,那你就是肯定错了”的腐朽思想、只要提出“反对的声音,都会被扣上‘反党’罪名的行径”等等都是社会进步的重大阻力。

其次,对苏俄现实主义的吸收与发展,突出表现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无论是何又化的《沉默》还是南丁的《科长》都表现出契诃夫现实主义讽刺的艺术特点。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吸收,也大大促进了之后的现实主义发展。

在“干预生活”小说的影响下,婚姻爱情题材的小说更是风生水起,逐步打破了一直以来的“革命加恋爱”的传统模式,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也曾出现过对婚姻题材的探索,比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等,但在当时被视为“异端”排除在外,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百花”时期,文艺政策的松动、个性的挖掘、思想的解放、伦理的思考、情感的表达、价值的选择已经构成了作品的中心。

     
文章采用倒序的手法,一个知识青年革命者江玫重返故地,进入了昔日待过的校园,这一切都刺激着她的神经。“伸手想去摸那十字架,却又像怕触到使人疼痛的伤口似的”,这个十字架背后藏着的红豆色泽依然十分匀静而且鲜亮,这记载着她青春的痛和甜蜜,一段难忘的回忆。六年前,江玫的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但因为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齐虹的闯入而改变了。江玫一开始看见他心里是有点悸动的,并且还因为对方没有看她而感到些许失落。江玫第一次碰见他在短松夹道的小路上,那时便觉得齐虹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而在齐虹眼里,“第一次看见你,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就像你头上的那两颗红豆,永远在一起,就像你那长长的双肩和你那双会笑的眼睛,永远在一起”,这其中又可看出齐虹心中的爱恋是炽热的,并且觉得江玫就像太阳一样发着光,不能不使人看见她。他们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的散步,享受着大自然和好天气带给他们的陶醉,畅谈着梦幻般的音乐,感受着充满诗意的音符。就这样,他们相恋了。

“干预生活”的小说大胆地面对现实,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准的《灰色的蓬帆》、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暴露了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领导干部中的意志衰退、敷衍塞责等现象。

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剖析,表现细腻情感微妙的曲折,这是“鸣放”时期爱情婚姻小说对种种清规戒律的重大突破。

宗璞

宗璞的《红豆》对人性的表现、对婚姻爱情的探索则是“百花”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主人公江玫虽是党的好干部,而当再次回到学校,看见宿舍里放着的象征爱情的红豆,不免思绪万千。当年和齐虹从相互默契到彼此相爱,又因为彼此立场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又为小说蒙上了一层感伤主义的色彩。作家并没有回避江玫的矛盾思想,具有真实的心理刻画:忧郁徘徊的境况,难以割舍的情思,心灵起伏的波澜等等,都表现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都是宗璞在“干预生活”小说下婚姻爱情题材的探索。

     
江玫也从中感受到齐虹与她的距离,她和齐虹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永远也不会一致。齐虹是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自私自利。“我恨人类!只除了你!”这让我感受到了他心里的扭曲以及他那个狭小的圈子所具有的眼光。当在那样一个革命的浪潮中,齐虹毅然而然的逃避选择出国,江玫则不然,她受她的朋友肖素革命思想的熏陶,坚定的革命信念的影响,在犹豫中,在徘徊中。齐虹甚至还想强行带她一起离开,这是多么强烈的占有欲,多么自私的爱啊!不可否认的是,江玫是爱齐虹的,可她也不想放弃她的革命理想。当面临爱情与理想的两难抉择,这让她做出选择是需要十分大的勇气。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通过对一个区组织部的日常生活的描绘,揭示了区委组织部领导刘世吾与“新来的年轻人”林震之间两种工作态度和不同精神面貌的冲突,塑造了林震这样一个具有新气象的典型形象。他怀着良好的愿望,决心与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斗争到底:“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允许心脏上有灰尘,就不允许党的机关有缺点!”
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但小说呈现出的真实感也促使人们对官僚主义的现象给以关注和思考,同时它也没有将问题简单化,而是通过对林震所受的挫折以及青年知识分子赵慧文等新生力量的苦闷显示了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李国文的小说《改选》描写的是某工厂工会的一次改选过程,揭示了现任工会主任缺乏群众立场,排挤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工会委员。当群众为了维护选举的尊严,把选票投给了他们信任的工会委员郝同志时,却发现坐在最后排角落里的郝同志已经离开了人世,小说显示了精巧的构思和独特的讽刺意味。

在“干预生活”小说的倡导下,以什么样的思想方式对待爱情婚姻,如何对婚姻爱情生活作出道德审视,这是“百花”时期作家共同关注的话题。

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是这方面的代表。男女主人公在婚姻生活里,却受到了来自第三方女性的挑战。男主人公在婚姻生活中,一步步对妻子失去兴趣,转而追求年轻漂亮的加丽亚,然而遭到拒绝,也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如何就男主人公出发,出现了如何对待爱情婚姻问题的思考。

     
欧霖的《北京的初冬》创作灵感来自于青年们在理想与爱情面前的困惑,这也是对人生的思考,美剧《老友记》,主人公瑞秋也面临着爱情和事业的抉择,结局是瑞秋放弃了事业,选择了和爱人罗斯在一起。而《红豆》中江玫最后选择了理想,家庭和信仰,放弃了爱情。无论是选择了爱情的瑞秋还是选择了理想的江玫,结局都是好的,也没有所谓的对错。

与“干预生活”的小说创作并驾的是这一时期的“爱情小说”,在“不谈爱情”的上世纪50年代,这些创作者们却把目光投向了人的精神世界,挖掘其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虽然在内容上看来,这些故事是单纯的,但它们已经是突破了写作“禁区”的另类,构成了另一道风景线——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丰村的《美丽》是其中的代表作。

在“百花”时期,“爱英雄,爱模范”的创作题材已经屡见不鲜,写各色人物的情感纠葛和情爱生活,呼吁人人都有的爱与被爱的权力。

陆文夫

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丰村的《美丽》则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小巷深处》的主人公徐文霞是妓女出身,解放后作了纺织女工,遇到了自己爱的另一半,怕彼此失去却又不敢说出自己的过去,直到曾经的一个嫖客威胁才敢说出实情。张俊是否爱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敢于说出自己的屈辱的历史,追求被爱的权力。

丰村的《美丽》,则是一个出让爱的权力的典型,因此也具有某种反讽的意味。主人公季玉洁始终抑制自己对于首长的爱,尽心尽力的照顾首长,当成“革命工作”,而又以种种理由逃避,拒绝别人的爱。这是一个面对爱情的自我放逐者,以致于让首长老婆在的时候享受着她的照顾和无私的爱,在老婆去世后另觅新欢。季玉洁所有的失意和痛苦都用工作掩盖起来,她不仅让出了爱的权力,也失去了爱的能力。在当时,季玉洁却被视为“美丽”,也达到了反讽的效果。

“干预生活”小说在还未“长大”的时候,就在“反右派”的运动中作了“靶子”,而当时这些作家也被打成“右派”,作品成为“毒草”,这是文学的巨大损失。新时期,文坛再度出现的“复出作家群”是“干预生活”小说在新时期的新的发展。

(参考  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

     
江玫与齐虹的爱情不是简单的纯结的爱恋和生活的琐碎,而是那个政治背景下的革命爱情,对于一个热爱革命勇于奉献自己的人来说,爱情的火焰迟早也会被吞噬。他们有的只是对音乐的交流,却缺少了对信念和理想的统一追求,这也是扼杀他们爱情的刽子手。时隔八年,那份青春时期的爱恋依然深埋在江玫的内心里,无论岁月如何逝去,她心中还是有着那份感情的位置,那段剪不乱理还乱的爱情,有缠绵悱恻,有忧愁哀痛,有无奈和彷徨……

宗璞的《红豆》用了大量的笔墨,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有进步倾向的女大学生江玫与男生齐虹相遇,两人陷入热恋中。但不幸的是,江玫与齐虹有着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政治见解让江玫隐隐约约地觉得他们两个人在很多地方“永远也不会一致”,但她对齐虹的爱情又“像鸦片一样,使人不幸,而又断绝不了”,因此她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痛苦中。最终,江玫挣脱了这种爱情的纠缠,拒绝了齐虹要和她一起离开大陆的请求,但曾经两个人的爱情信物,“两粒红豆”,还完好地保留在学校宿舍的墙洞里,令多年后的江玫睹物思人、泪流满面。宗璞说过,《红豆》写的是一次十字路口的搏斗,想写的是人的性格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环境使然,而是基于人的内心世界——这从侧面也说明了《红豆》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对爱情本身的思考,它还回答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青年在进行人生道路选择时必然经历的精神困境。

     
在他们的爱情中,有耐人寻味的韵味,也有严肃的人生思考,爱情与理想的考量,都取决于它在你心中的分量,孰轻孰重。相识、相知、相恋,相守或相离,相恋容易,相守难,一份相守的感情实属不易。

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和丰村的《美丽》对爱情问题的思考是从道德层面展开的,它们都触及了在当时比较陌生的“婚外恋”话题,但指向的深层意义则是极为复杂的人的精神世界。揭示人的精神世界,并使它影响人的灵魂,使之趋向更善、更美的境界,这是《在悬崖上》和《美丽》的共同点。

   

总而言之,1956年的文学新潮并不是横空出现的孤立现象,它是以“双百方针”的提出为契机,受到苏联“解冻文学”和“干预生活”等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影响而爆发的一股创作潮流。尽管在“十七年文学”中显得短暂,它仍为社会主义现实文学的创作打开了新视野和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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