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逝者丨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本被误读的书

从人间飞地到现实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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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大卫·梭罗,19世纪美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梭罗除了被一些人尊称为第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外,还是一位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生态主义哲学家。

顾名思义,文学地理就是作家赖以写作的区域背景,一般都是真实的地理,但这个真实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把现实地理搬到作品中来,甚至直接以现实地名作为书名,比如印度裔作家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埃及作家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而把现实地名镶入书名的情况就更多的了,比如英国作家格莱厄姆·格林的《布赖顿硬糖》,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法国作家好像更喜欢这么做,克罗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杜拉斯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可以例举很多。

瓦尔登湖,摄影师:斯格特·米勒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梭罗生长于波士顿附近,超现实主义思想运动中心的康科德村,父亲是小业主。20岁于哈佛大学毕业,曾任教师,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在学生时代与爱默生相识,在爱默生影响下,阅读柯尔律治、卡莱尔等人的着作,研究东方的哲学思想,同时以爱默生倡导的“自助”精神进行思考,形成了一套独立见解。

还有一种就是虚构一个地名作为故事发生地,但这个假地名其实是有真实的地理作为背书的,最常引用的就是福克纳的例子,他笔下那个邮票大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文学史上最有名的虚构地名,但也不是凭空生造,是以福克纳故乡所在地为原形,在纸上建造的一块人间飞地。如果细究,会发现福克纳老家就有一条约克纳帕塔法河,只不过在英文中,两个“约克纳帕塔法”的拼写稍有不同而已。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自称福克纳门徒,如法炮制了一个叫马孔多的小镇,作为其名作《百年孤独》的故事发生地,马孔多同样不是完全杜撰,也是以作家的家乡为原形,以至于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家乡曾想发起一场公投,想把镇名正式改为马孔多,这样全世界的《百年孤独》拥趸就会把小镇当作旅游胜地了。

5月6日是美国文学家亨利·戴维·梭罗的忌日,他的着作《瓦尔登湖》影响深远,但也时常被误读。苏塞克斯大学文学教授斯蒂芬·芬德在撰写《瓦尔登湖》导读的过程中,试图澄清误解,还原一个真实的梭罗和《瓦尔登湖》的创作历程。这篇自序收入到了译林出版社的《牛津英文经典·瓦尔登湖》中译本。(本文首发于译林出版社公众号,好书榜今日推出,纪念梭罗)

梭罗为何愿意坐牢也不肯被保出狱?

这个愿望有没有最后实现我不清楚,倒让我想起云南的一件轶闻,就是中甸县改名香格里拉。说起来,这个香格里拉也是虚构的地名,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其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杜撰的一个世外桃源,小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好莱坞拍成热门电影,香格里拉这个词也因此火了,我小时候听过一首流行歌曲,是这样哼的:“这美丽的香格里拉,这可爱的香格里拉,我深深地爱上了它,我爱上了它……”记得当时是用拷贝的磁带听的,拷贝次数太多,音质已经很不光滑了,也不敢把音量调大,靡靡之音,被邻居听到了以为我是小流氓。所以一直以来,香格里拉就是全世界观光客心目中的旅游胜地,可小说只写了香格里拉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国境内的藏区,现实中并没有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大概二十年前,云南中甸县率先宣布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所在地,周边同样处于滇川藏交界的几个县顿时醒悟过来,意识到此乃发展旅游业的绝佳噱头,于是纷纷宣布自己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记得当时为了争这个地名,几个县在媒体上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花落中甸,成功将县名改为香格里拉,更名后,想必当地的旅游业被拉动了不少。

铅笔厂厂长梭罗,他真的不是隐士

梭罗曾因反对黑奴制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令人奇怪的是,他却拒绝保释出狱。曾有朋友几次想保释梭罗出狱,都遭到了梭罗的拒绝。难道是因为他喜欢坐牢?这个问题可能太幼稚,只要是正常人,就没人愿意坐牢。且不说牢房里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是如何的差,就是失去人身自由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将一个虚构地名变成正式地名,香格里拉是不是个案我没去考据,但因为一本书让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变得家喻户晓则不鲜见。今年春节,在纽约曼哈顿闲逛,经过某个街区,一个店铺让我下意识停下脚步,脑海里立刻想起了杜鲁门·卡波蒂的小说《蒂凡尼的早餐》,你们猜对了,那个店就是蒂凡尼总店,如果我今天说,卡波蒂拿着这篇小说去蒂凡尼公司索取一亿美元广告费,懂行的人不会觉得是漫天要价,加上奥黛丽·赫本的同名电影,蒂凡尼公司再拿出一亿美元广告费也不吃亏。这就是文学名著的力量,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竟然把一个珠宝品牌免费植入了书名,把它的门店变成了宇宙中心曼哈顿的一个地理坐标,蒂凡尼公司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与爱默生、布朗森·奥尔科特、露易莎·梅·奥尔柯特这些在康科德居住的名人不同,梭罗是个地道的本地人。

那是在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天,28岁的梭罗,独自来到距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建一个小木屋住了下来。并在此之后,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整理并发表了两本着作,即《康考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因为梭罗反对黑奴制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出来后曾有一些市民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许多人宁愿坐牢也不愿意交税。为解释这一问题,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了着名的政论《抵制国民政府》。

小马德莱娜蛋糕与老酱油

1817年,他生于老弗吉尼亚路上的一所房子里。当然,他们家随后就搬到了麻省的切姆斯福德,随后又搬去了波士顿。到亨利7岁的时候,一家人还是回到了康科德,他的父亲放弃了教师的职业,开了一家铅笔制造工坊。

原来,梭罗不愿出狱是为了写书,这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除了上述两种情况,文学地理还有第三种情况,拿我自己的创作为例,在相当长的阶段,我热衷于写纯虚构地理的小说,也就是将故事放在完全没有出处,现实中并无具体指向的空间。我至今写了四部长篇小说,有三部就是将故事放置在凭空臆造的环境里,长篇处女作《裸露的亡灵》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拟的城市;第二部长篇《乞儿流浪记》,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岛屿;最新的一部长篇《标本师》,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城市和一个虚构的岛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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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是,梭罗没有钱交人头税,但又不愿意欠别人的钱。以下这些资料可以证明,梭罗那时确实穷困潦倒。

至少有三四位评论家撰文说,虽然我这三部长篇没标注地名,但他们认为还是在写上海,甚至武断地认为我的全部小说都是在写上海,理由是因为我没有在上海以外的地方长期生活过。在今天之前,我从未反驳过,因为我觉得反驳既没有风度也没有意义,文本一旦公开出版,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解读,这是评论家的权利,哪怕是误读,也是他们的权利。

亨利·大卫·梭罗

1849年梭罗自费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此书是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木屋里写的,内容是哥儿俩在两条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议论文史哲学和宗教等等。虽精雕细刻,却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行1000多册,售出100多册,送掉75册,存下700多册。在书店仓库放到1853年后,全部退给了作者。梭罗还曾诙谐地说:“我家里大约藏书900多册,其中自己着的就有700多册。”

可作为作者心里知道,写这三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并没有将上海作为原形,的确,我至今没有在上海以外的地方长期生活过,但生活的半径不等于想象力的半径,一个小说家坐在书斋里,想象力也可以抵达宇宙的最邈远处。

可以说,亨利成长于此地,足迹遍布周围的河流与森林,并在这里接受了正式教育。除了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四年,在斯塔滕岛当家教的一年,以及一些短途的旅行之外,他的一生都是在康科德度过的。

可见,那时他在经济上确实很困难。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经济,交不起人头税,也好像不是梭罗的性格。因为他并不是不能赚钱,而是不屑于赚钱,在以下的这段经历中但能看出。

那么,为什么我不将小说的策源地放在熟悉的上海,宁愿凭空臆造出不存在的地理呢?这跟我的文学观有关,用抽象来还原现实,和用现实来誊写现实,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挑战,完成的任务也不一样。少年时期,我对《镜花缘》着迷,喜欢那些胡思乱想的虚构之地,黑齿国女儿国君子国无肠国,看得我脑洞大开。后来读了尤瑟奈尔的《东方故事集》,读了博尔赫斯那些稀奇古怪的短篇小说,发现他们跟李汝珍一样,也喜欢将地名高度抽象化,虽然尤瑟奈尔和博尔赫斯喜欢装腔作势地将故事放在中国古代的夜晚,可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们压根就没来过中国,China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莫须有的地理,跟凭空臆造也差不了多少。

在美国,没有哪个城市像康科德一样,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历史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梭罗从哈佛毕业回来之时,这里已经成了美国的圣地之一,同时也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运动的中心。超验主义俱乐部的集会在爱默生的家中举行,吸引了来自剑桥镇、波士顿,以及本地的积极分子。

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但是在文学上并没获得优异的成绩。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叛逆者,梭罗并不十分敬重大学的教育,也很少对他们有过感谢,但同时,他确实在大学里受益匪浅。离开大学以后,梭罗和他的哥哥共同任教于一所私立学校,但不久便辞职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铅笔制造商,由于梭罗相信自己制作出的铅笔能够比当时使用的更好,他在一段时间曾专注于铅笔制造。完成试验后,梭罗向波士顿的化学家和艺术家展示自己的产品。他的产品以其与当时伦敦制造的最好产品相媲美的优质表现,取得了专家们颁发的证书。满意地回家后,朋友们祝贺他找到了敛财之道,但是他却回答说,他将放弃铅笔制造。“我为什么要继续呢?我不会再做我已经做过的事情。”他又重新开始了他无止境的漫游和混杂的学习。

当然,他们和李汝珍写得一样好,只不过后者写的是神话,前者写的是寓言,我可不想把小说写成神话,但小说寓言化可以更好地映射人类的处境,倒是符合我的胃口。在具体的写作中,真实的地理或许也能完成小说的寓言化,只不过虚构的地理与寓言无疑更加匹配,在这样一种观念的驱使下,我开始实施我的创作。

超验主义思想最终转化成了许多实际的公共运动项目,比如女性权利、教育改革、提高女工劳动待遇,或是废奴运动。梭罗在这个圈子里并不孤独,他激烈反对1850年妥协案,根据这一法案,北方自由州必须将黑奴送回南方奴隶主手中。梭罗曾把黑奴藏匿在康科德的家中,并帮助他们逃往加拿大。

虽然第一本书没有成功,但是第二本却让他赚足了名气与稿费。第二本就是《瓦尔登湖》,于1854年出版,150年来风行天下,不知出版了多少个版本。他强调亲近自然、学习自然、热爱自然,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提倡短暂人生因思想丰盈而臻于完美。尽管第三本书的出版更加艰难,但就第二本书对他的影响,也足以让他成为一位伟人。

当然,这里要指出一点,除了个人趣味以外,作为所谓的先锋派小说家,我或多或少也受到这个风潮的影响。先锋派小说的很多叙事策略是反故事的,有很多与传统小说有相悖的地方,比如说零度写作,比如说元叙事,所以高度抽象也成为其特质,但我不是一个彻底的形式主义者。罗布·格里耶大行其道的时候,我就对他那种极度仇恨故事的叙事方式敬而远之,当然我尊重他在观念上的开拓,但像《橡皮》那样的文本读完一遍后就再也不想读第二遍了,把静物当主角,把光线和阴影当配角,这种去人物化的把戏玩一次就够了。我更喜欢具有抽象观念但文本看上去更接近常态的小说,所以将地理虚拟化,将人物现实化成为我写作的折中主义美学。简而言之,虽然故事发生的地理是凭空臆造的,但置身其中的人物要跟现实生活中的人具备同样的爱憎、苦闷、嫉妒、迟钝、忧郁、慌乱与欢喜,借一个假地理的壳,来概括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命运,这样的故事,是抽象的现实主义,而不是空中楼阁。

梭罗也积极参与康科德演讲团体“学院”的活动,一生中在“学院”发表了近20次演讲。在1843年,他是团体中最活跃的组织者之一,并且主管财政事务,离任时盈余9.2美元。

对于,梭罗为何愿意坐牢也不肯被保出狱的原因,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他曾经以爱默生倡导的“自助”精神进行思考,并形成了一套独立见解。也许就是那种“自助”式的见解,令他进入牢房后,几次拒绝朋友的保释吧。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想以现实地理为背景写一个故事了,这个契机突如其来,简直可以跟普鲁斯特的那块小马德莱娜蛋糕媲美。读过《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都知道,那块混合了一勺茶水的叫小马德莱娜的蛋糕具有神奇的魔力,刚放进嘴里,一个叫贡布雷的市镇就浮现了出来:面临大街的灰楼,城里的广场、街巷以及周边散步的地方,然后是斯万先生家开满鲜花的花园,维福纳河塘里飘浮的睡莲,村民和他们的小屋,还有教堂周围的景物……可以这样说,小马德莱娜蛋糕是整个故事的引子,没有这块蛋糕就不会有这部体量宏大的小说。

同时,梭罗是实业家、创业者,他以严肃的态度在父亲的铅笔厂工作,开发了新的纯度更高的石铅,制造的铅笔销量很好,并以优秀的品质获得了奖项。1859年梭罗父亲过世,他随后接管了铅笔厂的业务。他也是拥有技术的专业人员,专家级的测量员。

梭罗在世时,毕生仅出版了《瓦尔登湖》和《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一周》,两本书的主题都和自然有关。

其实,这种来自食物的魔力,并不是普鲁斯特的专属,很多人,尤其是异乡人,都会被一种儿时的味道诱出舌尖上的乡愁,而对于我,如果没有那碟农家自酿的老酱油,或许也不会去写《东岸纪事》,一部以老浦东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这些形象跟他的生活方式似乎不太匹配,或者跟他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并不相符——通常,大家似乎认为他是个很悠闲的杂务工。

三十三岁那年,我搬到浦西静安区生活,在这之前,除了小时候在沪西奶奶家度过童年,相当长的日子我都在浦东生活,对未开发的浦东前史比较熟悉,套用那句耳熟能详的句型,我是看着浦东的城市化进程长大的。但我对城市化后的浦东没多大兴趣,否则也不会搬离浦东,去浦西生活。

《瓦尔登湖》,失败作家的代表作

浦西虽然早就完成了城市化,但高楼大厦背后那些小马路弯弯曲曲,烟纸店、煎饼摊和闹哄哄的小菜场,是我喜欢的市井,而开发后的浦东,马路比国道还宽,除了星巴克和高大上的商厦写字楼,已经不接什么地气了,这不是说现代建筑及设施不好,而是人的关系在这些水泥森林里产生了剧烈的隔膜,人完全变成了建筑的附属品,对我形不成人文的刺激,我一直对过于新鲜时髦的场景构不成兴趣,也很少将它们设置为小说的地理背景。

要确定梭罗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什么时候成为作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根本不能靠书来养活自己。

有点偏题了,回到那碟老酱油。二零零五年前后,我在上海助剂厂当工人时,一位跟我同车间的老同事约我去吃农家菜,记得那次我把爸爸妈妈和儿子都带上了,朋友们都知道,我有好吃的机会总喜欢拖家带口。老同事开着车,沿延安路高架往虹桥机场方向开,那是个周末,有点堵,过了虹桥机场再开一段,就是近郊青浦,一直开到淀山湖附近,天色暗下来,七绕八绕,驶进一片庄稼地间的小土路,路尽头出现一条野河,河边是几间没有店招的农家瓦房,这就是吃饭的地方了。

不过《瓦尔登湖》这本书却是源自它的前身《康科德及梅里马克河畔一周》。1842年,梭罗的兄长突然过世,使他身心遭受重创。他准备写一些纪念性的文字,这需要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不受打扰地待一段时间。他最终找到了瓦尔登湖。

我问老同事,怎么会找到这么荒僻的地方吃饭,老同事指指不远处,说这儿是一个高尔夫球场的边门。我这哥们和我差不多时间离开工厂,开了爿化工原料公司,生意做得不错,从一个土鳖变成了玩高尔夫的高雅人士。我们在一个装着纱窗的包间落座,上海的农家菜,无非是清炒螺蛳、韭菜河蚌肉、白胡椒肺头汤、红烧鳝筒、咸菜炒杂鱼这么几样,再加上落苏蚕豆之类的时令蔬菜,最重要的是用走地老母鸡炖一锅汤,表面不翻不滚,浮一层黄灿灿的油花,舀一调羹,必须吹一吹,要不然会烫进心尖。

爱默生在瓦尔登湖拥有一片林地,于是欣然应允梭罗前去居住,梭罗顺便可以清扫杂木,栽种新树。1845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梭罗就搬去了瓦尔登湖居住。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多,其间也常常回到康科德探望家人和朋友。

吃鸡肉的时候,要蘸酱油。市区饭店也有老母鸡汤,一般都是用鲜酱油或者生抽作蘸料,这户农家饭店的酱油倒在一只粗陶小碗里,蘸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奇迹发生了,我瞬间就变成了普鲁斯特。这种酱油是民间自制的,比市场上买的机制酱油稠厚一些,似乎还有一点臭脚丫的味道,和很多很多年以前在外婆家吃到的老酱油一模一样。来自老浦东的回忆顿时弥漫在味蕾:川杨河旁的外婆家,外婆家的篱笆墙,果实累累的黑桑葚树和无花果树,以及黑桑葚和无花果上爬着的蚂蚁,六里桥、六北小学、浦东中学、周家弄,我父母用宅基地造的房子,隔壁那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女人、河边那几个养鸭子的下棋老头、浦三路上运蔬菜的农民、用气枪打麻雀的杨家三哥、长得像姿三四郎却有点微跛的潘家小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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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老酱油引发的对故乡地理及人事的回忆,并没有随着这顿农家菜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倾诉欲望,这时候我知道,应该为正在逝去的老浦东写一本书了。

瓦尔登湖梭罗小屋的复建品

所以说,《东岸纪事》原始的写作动机不在浦东,也不在浦西,而是我极少去的青浦。当然,如果没有老同事的那顿农家菜,或许也会由别的契机唤醒我的乡愁,但确实是那碟老酱油触发了写这本书。

《康科德及梅里马克河畔一周》出版于1849年,作为新作家,梭罗放弃了版税,赢得首印1000册的待遇。四年之后,还有703册没有售出,梭罗回购了这些库存,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拥有了将近900册藏书,其中有超过700本都是我自己写的。”

《东岸纪事》写了六年,从书名可以发现,我还是喜欢抽象的地理,没有把小说命名为《浦东纪事》。虽然故事发生地是真实的,我还是固执地用了东岸这个指向不太具体的词,任何河流都有两岸,除了上海的黄浦江,广州有珠江,天津有海河,纽约有哈德逊河,波士顿有查尔斯河,巴黎有塞纳河,东岸显然不是浦东的特指。之所以这样命名,除了先锋派后遗症,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浦东这个地名不够性感,尤其是开发以后,很像一个暴发户的代名词,如果换一些性感的地名,比如伊斯坦布尔,比如耶路撒冷,比如布里斯班,比如约翰内斯堡,或者中国的北平、德令哈、满洲里、威海卫,我可能就愿意将它们植入书名,《布里斯班纪事》《约翰内斯堡纪事》或者《满洲里纪事》《北平纪事》,多么美丽多么撩人。

在写作《一周》的时候,梭罗将心思和精力投入了另一本书的写作中。《瓦尔登湖》的第一稿完成于住在瓦尔登湖期间。到1854年,波士顿的出版社Ticknor
&
Fields终于不太情愿地表示愿意出版,毕竟《一周》已经是一本失败的图书了。《瓦尔登湖》出了7个版本,篇幅越来越长,内容也越来越复杂。

可我没得选,这些性感的地名都不属于我,每个作家的地理都是背负一生的蜗牛壳,胡适的绩溪、鲁迅的绍兴、李劼人的成都、沈从文的湘西、张爱玲的上海、老舍的北平、汪曾祺的里下河……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小说家不是地理学家,文学地理是为描绘人类的命运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所以在写完《东岸纪事》之后,我又用虚构地理写了《标本师》。目前我手头在写的另一部关于上海的长篇小说则又回到了现实地理,将我记忆中另一块完整的生活背景沪西地区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我希望在这种虚与实的交替中,来构建自己的小说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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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科德作家地图及其他

《瓦尔登湖》首版

文学地理还包括一种情况,姑且叫作家地图。2017年夏天和冬天,我在波士顿访友,波士顿真是一个迷人的城市,除了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这两所大牛校,还有很多名声稍逊但同样实力超群的大学,比如名字很容易混淆的波士顿大学和波士顿学院,还有一所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也译成卫斯理文理学院,是我看过最漂亮的大学,校舍掩隐在无边植株中,天鹅浮在湖蓝色的水面上,简直比公园还要公园。韦尔斯利是宋美龄母校,学校档案馆收有她的少许遗存,但杰出校友录没她名字。

牛津英文经典的版本选择了1854年8月由Ticknor &
Fields出版的首版文本,这也是梭罗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一个版本。

夏天的时候,波士顿市区有一种水路两用船,当地叫鸭子船,原来是二战时两栖作战用的,战后这项技术转为民用,来波士顿的观光者都会坐一坐,鸭子船先在大街上行驶,然后开进查尔斯河,一个多小时能浏览市中心的概貌。我在船上想,中国人那么喜欢山寨,怎么就没拷贝这个旅游项目呢,至少黄浦江和苏州河上就没见过这种水陆两栖船。

从细节来说,难以判断文本究竟是不是作者最终的意愿。由于梭罗寄给出版社的校样遗失,现在无法分辨哪些改动是作者的意图,哪些是出版社编辑的想法。由于五年前《一周》的失败,梭罗并不具备与出版社较真的资本。他那时候还不是什么有名的作家。尤其是在拼写和标点的问题上,出版社的编辑和排字工往往有权去决定对错。而且每家出版社也有自己的编辑风格,除了对极为重要和脾气不好的作家,他们一般也并不妥协。

波士顿什么都好,就是冬天真的冷,完全不能忍受的冷,上海冬天的湿冷也很要命,但我不穿秋裤完全没问题。波士顿不行,特地买了秋裤穿上,走在室外,膝盖仍像冻裂般锥疼。所以冬天的查尔斯湖是没有鸭子船的,可若能忍住寒冷,冰天雪地倒是另一般风景。我去了波士顿不少景点,比如贝聿铭设计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比如哈佛大学的镇校之宝玻璃花陈列室。但夏冬都去了的地方只有瓦尔登湖。这个湖其实已不属于波士顿市,属于剑桥市,其实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也属于剑桥市,广义上剑桥市也属于大波士顿,名气大就是占便宜。

误读,也许是流行的必要元素

瓦尔登湖很小,还没有韦尔斯利校园的那个湖大,夏天去的时候,湖水非常澄净,有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在湖里游泳。湖边有一条极窄的小径,沿途不断出现指示卡,走一刻钟,林中出现一块空地,就是梭罗的小木屋遗址。小木屋已完全坍塌,几根石柱拴了铁链,把遗址围住,中间是一堆碎石,梭罗曾在这里住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

梭罗在世的时候,《瓦尔登湖》并没有受到读者的欢迎。爱默生对梭罗更多的是朋友情谊,而不是把他当作重要的作家来对待。当时的评论家也并不重视这本书。第一位认真对待它的评论家是一位英国女性——乔治·艾略特,她在1856年1月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文中盛赞了它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文字诗意而感性”。

距离遗址一公里的地方,后人根据原样重建了小木屋,不远处还有一家梭罗书店,说是书店,其实除了少量不同语种的《瓦尔登湖》,主要出售跟梭罗有关的文具及工艺品。冬天我再次去的时候,瓦尔登湖完全被冰锁住了,湖面上有人在行走。这一次,我在行李里特地放了一本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瓦尔登湖》,这个版本根据耶鲁大学的全注疏本译出,作者是梭罗研究所所长克莱默,是目前中国大陆一百多个《瓦尔登湖》译本中最好的版本之一。我把这个版本送给梭罗书店的店员,那个胖胖的戴着鼻环的姑娘一开始以为要卖给她,当得知是赠予时,简直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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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说,这是你们店唯一的中译本,希望能长期保存,不要出售。带鼻环的姑娘答应了。

现在可不一样了。如今,《瓦尔登湖》早已闻名世界,其影响力已经很难估算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十年,它就已经有了超过50个译本。它所宣扬的独立精神影响了托尔斯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许多的道德与政治改革家。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都将《瓦尔登湖》作为他们的事业起点。最近一项调查发现,美国的教授认为《瓦尔登湖》是最应该教给学生的19世纪文学文本,远比《红字》和《白鲸》重要。

过了半年,偶尔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我不认识,好像是一位在波士顿访学的大陆学者,他也去了瓦尔登湖,在梭罗书店刚好看到华东师大版的《瓦尔登湖》,他不知道这本书为什么会在这里,但在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他的惊喜。

为什么?也许是美国的读者认可了书中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批评,这些观念读起来很有趣,但是他们自己不太可能真的按照它倡导的方式生活。

瓦尔登湖所在区域位于康科德小镇,别小觑这个小镇,《一位女士的画像》的作者亨利·詹姆斯称它是“美国最大的小地方”。除了梭罗,爱默生、霍桑、路易莎·奥尔科特都在这里诞生、居住和死去。康科德有个睡谷公墓,这四位文学大咖就葬在同一个小山坡上。

核心的问题是,究竟哪一个人是“梭罗”?区别在于,一个人写了《瓦尔登湖》这本书,还有一个人通过这些文字在与读者对话。在《瓦尔登湖》中的“梭罗”,“完全不需要邮局”,对报纸也表达过蔑视。但是根据梭罗的第一位编辑弗兰克·桑伯恩所说:“在康科德的居民中,跑邮局最勤的、看报纸最多的,就要数梭罗了。”

爱默生的代表作是《论自然》,他是梭罗的导师兼挚友,梭罗在瓦尔登湖旁造小木屋,借的就是爱默生的家族林地,对美国来说,爱默生有点类似法国的伏尔泰或中国的胡适,都属于大启蒙者,他是康科德的灵魂人物,所倡导的超验主义主张人的自觉性,认为人就是自己的上帝,人类世界是宇宙的投射,即爱默生所说的“世界将自身缩小为水滴”。而霍桑的《红字》,奥尔科特的《小妇人》,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还有一位玛格丽特·富勒,也是康科德作家群的重要成员,她的《1843年的湖光夏日》知名度低一些,但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她之所以没跟那四位同行葬在一起,是因为死于海难。除了上述几位,写《白鲸》的赫尔曼·梅尔维尔,写《草叶集》的惠特曼等重要作家也曾在康科德生活并从事过创作,毫不夸张地说,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史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在这里。

所谓的林中隐居生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瓦尔登湖不是荒野,而是当地居民经常去度假的地方。梭罗也不是真正“住在”瓦尔登湖,说起来更像是在那里野营,更不是隐居。他经常进城,小屋也接待了许多访客。

康科德与毗邻的另一个小镇莱克星顿同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地,如果说,康科德民兵通过武力结束了大英帝国的殖民,那么在文学和思想上,康科德作家则用超验主义催生了美国式的文艺复兴,完成了与英国古典文学的分道扬镳。

如果有人觉得《瓦尔登湖》只是关于孤独的“林中生活”,那绝对是误读了这本书。

一个如此小的小镇,展开了如此壮阔的文学地图,康科德不是偶发现象,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英国伦敦一个叫布卢姆兹伯里的街区,也有一幅作家地图,以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的家为沙龙,写《美丽新世界》的阿道司·赫胥黎,写《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爱德华·福斯特,写《紫罗兰姑娘》的衣修伍德,写007系列的费莱明,以及后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罗素和诗人艾略特,还有前面提到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他是美国作家,因反对美国的一战中立而加入英国籍——和康科德一样,布卢姆兹伯里也是一批价值观趋近的作家基于才华的血缘而聚在一起。

(以上内容编译自牛津英文经典《瓦尔登湖》。)

当然,作家地图不是外国专利,中国也有,比如三国时期的竹林七贤。比如清代的扬州八怪,扬州八怪主要是书画家,但也写诗写文章。其实“八”是虚指,实际规模要大一些。再比如老民国的上海,也有一幅作家地图,姑且叫作虹口作家地图,以内山书店和公啡咖啡馆为聚会地点,召集人为鲁迅,同道有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冯雪峰、柔石、殷夫,以及远道而来的萧红、萧军,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情况大家都比较了解。总之,文学地理是个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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