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笔记中的“端午奇闻”

端午节将至,在我国古代,这实实在在是个“避毒节”,不信且翻书去。就说《帝京岁时纪胜》吧,提到五月朔日和端阳日,一会儿是“午前细切蒲根,伴以雄黄,曝而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颊耳鼻,并挥洒床帐间,以避虫毒”,一会儿是“俱不汲井水,于预日争汲,遍满缸釜,谓避井毒也”,感觉从身边到地底已经被“毒”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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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现象,大约是因为从农历五月初五开始,天气陡然炎热,各种瘟病渐渐发作起来,加上包括蟾蜍、壁虎、蝎子、蛇、蜈蚣等等毒物都频繁活动,导致病死或被蛰伤咬伤的人逐渐增多,因此人们认为这是“恶月恶日”,发明了很多克制的方法,从中可见我们今天过端午节很多习俗的源头。如《后汉书》中写:“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即桃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如《清嘉录》中写:“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再如《燕京岁时记》所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辟祟恶。”俱是如此。

中国古代的节日,大多有祈福和驱灾的双重含义,但端午节确凿是以后者为主的。我国最早一部记载古代岁时节令的专著《荆楚岁时记》中“端午节”条载“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即是明证。农历五月初五是盛夏的一个“标志点”,蚊蝇滋生,瘟邪生发、疫疠流行,对于医疗条件极差的古人而言,正是容易感染流行病死亡的时节,所以也被称为“恶日”,一般来说,古人如果祝亲友“端午节快乐”,轻则拉黑,重则约架,那是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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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此,在古代笔记中,对端午节的记录,除了正常的时令风俗之外,还有不少诡异莫名的奇闻。

《帝京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

一 金蚕蛊:端午养出的“毒”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古代笔记中端午节炼出的“万毒之毒”——金蚕蛊。

清代学者曾衍东在笔记《小豆棚》中写过一则名叫“金蚕蛊”的故事。讲的是云南“有养蛊家,杀人渔利,名曰‘金蚕’”。这种金蚕的制作方法十分奇特,要在端午节这个诸多毒物毒性大发的“恶日”,把蛇、蝎子、癞蛤蟆、蜈蚣之流,放在一个容器里,听任它们自相残杀,互相撕咬,最后剩下的那个“终极毒物”便名叫金蚕,“则毒之尤者矣”,把五色绫锦撕裂了喂给它吃,慢慢饲养。金蚕养大了之后,主人想用它施毒害人,凡是中了金蚕之毒的人,疼痛不已,十指如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然后以解毒为条件让他交出粮米银钱,“无不如意”。“然按月必蛊一人以为飨蛊者”,不然金蚕有可能就会反噬主人,带来灾祸。

一、金蚕蛊:养蛊是桩“要命的事”

有一对姓章的夫妇,家中有三女一子,“无以为生,遂蓄一蛊,蛊成,家巨富”。这家人的奴仆、小厮经常莫名其妙地死掉,一开始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家是养蛊的,招的奴仆小厮每月一个都用来飨蛊了,吓得附近的住户纷纷搬家,绝不登他们家家门半步,“章虽多金,而门致可罗雀”。章家一看找不到活人给金蚕飨蛊,也着急了,干脆在路上设置酒肆,把灌醉的客人抓去飨蛊,很快消息传开,大伙儿对那酒肆也唯恐避之不及,这一下姓章的可没了辙。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先来说说金蚕。

姓章的有三个女儿,大女儿荷珠已经嫁人了,二女儿莲珠、三女儿露珠也都到了年纪,可是这时他们家养蛊成了举乡皆知的事情,于是根本没有媒人上门。恰巧,有个湖北人名叫毕路的,到云南做生意,认识了章某,章某打听到他三十岁的时候死了老婆,便做主把二女儿莲珠许配给他,“毕不知,遂婚焉”。一开始,毕路因为莲珠长得貌美,家里又有钱,因此十分欢喜,只是莲珠望着他的时候,经常叹息不已,泪眼朦胧的,毕路不明就里,想是女儿家有不好言明的心事,也不多问,谁知荷珠、露珠望着他的目光也十分哀伤,搞得他莫名其妙。不久之后,老岳父请他喝酒,把他灌得酩酊大醉,多亏莲珠发现了,硬将他拉回房里,把实情相告,毕路听说自己差点成了金蚕的“干粮”,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问老婆怎么办,莲珠小心提防,“为之百计防检,且若姊妹亦与有维持之力,故章父母不能行其毒”。

提到此种奇物,大部分读者第一时间想到的恐怕还是《倚天屠龙记》中,蝶谷仙医胡青牛对张无忌痛陈华山派掌门鲜于通的卑鄙无耻:“有一个少年,在贵州苗疆中了金蚕蛊毒,那是无比的剧毒,中者固然非死不可,而且临死之前身历天下诸般最难当的苦楚。我三日三晚不睡,耗尽心血救了他,和他义结金兰,情同手足,又把我的亲妹子许配给他为妻。哪知后来他却害死了我亲妹子……”

但是总是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莲珠决定偷偷带毕路一起逃走,“父母亦如女之防其蛊之防其去,如是遂皆不安”。

金庸先生博观古今,言下之物往往由来有自,金蚕蛊毒亦不例外。此物在古书中偶有记载,比较有名的是历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中的一则记述:“金蚕,闽中有之,形似蚕,色黄。”如果在路上看到这种蚕,往往附近会有遗落的金子,但是最好不要捡,一旦捡了必须将金蚕一起带回家饲养,否则,金蚕就会缘足而上,无论怎么都扑打不掉,“延及身手,胶手掣足,聩耳窒鼻,两目眊眊,颊无色泽,四肢百骸,惝怳若失,而死迫矣”。关键是带回家后,如果不好好养它,家里每天都会死一个人,“无论亲疏怨德,触之必死,死必其日所首触者”。想将金蚕请出家门,必须拿出好几倍的金子放在最初捡到金蚕的那块地方,“否则不出也”。所以闽人有不知道厉害的,“偶拾其金以归”,等到知道了,虽然后悔也拿不出几倍金子将之礼送出门的,或者虽然知道它的厉害但是又贪图那块金子的,“往往育是蚕云”。

一个要下毒,一个防下毒,双方的拉锯战终于有了结果,这天章某说请毕路执笔帮忙写一封信,递给他一杆毛笔时,毕路吮笔而书,而金蚕的蛊毒就下在了笔尖上,毕路一命呜呼,莲珠“悲怆甚,遂藁葬于野”,正好遇到昆明令朱某,朱某看她悲伤不已,问明了情由,决定除掉金蚕之害。他提着一个竹笼,带着一班衙役,突然冲进了章家,进门后打开竹笼,原来里面有两只刺猬,“猬出,入其家周遭寻剔,凡榻下、墙孔,稍可匿之处,莫不闻嗅。后至其大厅左柱间,钻穴以下。约三时,两猬擒一虫出,如赤蛇一圈,无头,臂大可围”,正是那只金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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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县令下令抄了章某的家,经过仔细审问,“其所掠骗毒杀,不可胜计,后死于狱”。

《枣林杂俎》

至于那只金蚕,朱县令按照医生的指点,打开毕路的棺材,“尸未损,以瓮莱汁并死蛊烹而灌之,遂苏”。莲珠带着丈夫回到了家,毕路拉了三天肚子,才算把毒排干净,“视其秽,而死蛊大小纠结相缠,如锁子环”。

至于怎么养,《枣林杂俎》中没有说,而曾衍东所著笔记《小豆棚》中则给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答案——用“人命”养。

二 叩门声:端午迎来的客

按照《小豆棚》中的解释,“金蚕”并非蚕的一种,而是“蛊”的结果:“端午日,取蛇蝎蟆诸毒物,聚于一器,听其自咬。将尽死,独一物生,则毒之尤者矣。以时饲之,雏匹三年,杂以五色绫锦,裂而饵之。”这样的“毒之尤者”,名曰“金蚕”。这与《本草纲目》中的制蛊之法相类:“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

清代大才子袁枚在《子不语》中写过一奇事,亦与端午节有关。广东有姓赵和姓李的两位生员,在番禺山中读书。这一年的端午节,两位年轻人出山买了些菜肴,回到山居之中,同饮甚欢,不知不觉就到了二更天,突然听见屋子外面传来叩门声。他们很是惊讶,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客半夜来访呢?他们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衣冠楚楚的书生,“自云相离十里许,慕两生高义,愿来纳交”。赵李二人邀请他入座,先聊科举,又聊古文词赋,赵李二人深为其才华所折服,自愧不如,最后聊到仙佛之事,赵生一向不信世上有什么仙佛,而李生却很是相信。赵生说:“要是真的有仙佛,你给我证明一个看看!”那书生道:“这有何难”,他把桌子和茶几叠起来,大约有五尺高,邀请赵李二生一起站在桌子上面,“登时有旃檀之气氤氲四至”,然后书生把身上束衣服的绢带捆在房梁上,做成一个吊环,对赵李二生说:“把脑袋从这吊环里钻进去,就可以见佛了!”李生本来就迷信,往圈子里一看,见里面有观音、韦驮,香烟飘渺,便把脑袋伸了进去;而赵生往吊环里一看,只见里面有无数獠牙青面的恶鬼和吐着舌头吊死的人,顿时大喊大叫起来,李生如梦初醒,“虽挣脱,而颈已有伤”,再寻那书生,已杳然不复可见。赵李二人侥幸脱险,觉得这山里有邪怪,不能再继续读书于此,便各自回家了。第二年,李生考中了孝廉,会试连捷,官授庐江知县。谁知他刚刚上任,就因为错误而遭到弹劾,自缢而亡。

炼出金蚕或许不难,伺候金蚕才是费劲至极的事,活像往家里请了个活祖宗回来,“奉之者凡一动一作,皆尊承而不敢稍狎于心,否将不利”。但饲养金蚕的获利也是丰厚的,“祈求粮米银钱,无不如意”,而饲养的“食物”则是活人,“按月必蛊一人以为飨蛊者”,下毒的方法则是取金蚕的粪便掺在食物或饮品中,受害者触之即亡。

迷信者以为看到了前程似锦,却不知入了亡身殒命的魔道;不迷信者拒绝了“香气缥缈”的诱惑,虽然没有升官发财,却也平安无事,这则发生在端午节之夜的深山故事,大有深意。

宜良有章姓夫妇,“赤贫”,家里有三女一子,“无以为生,遂蓄一蛊,蛊成,家巨富”。然后重金买了很多小厮和奴仆,不知为何接长不短就会死掉一个,一开始外人还不明究竟,后来才打听出来,这家人养金蚕,那些小厮和奴仆都当了金蚕的美食,这下子,家里再穷也不敢卖儿卖女到他家了。“章虽多金,而门致可罗雀。”于是设酒肆于通衢,单等客人上门时将其“黑了”飨蛊,但不久又被人们知道了,于是酒肆也无客登门。眼看月底将至,“蛊之索食甚急”,而章家现在可真是求之去而不得矣。章姓夫妇盘算了一下家庭成员,大女儿荷珠嫁人了,女婿入赘,二女莲珠、三女露珠都还待字闺中,还有一个儿子尚未娶亲,盘算的结果是,大女婿做了金蚕的干粮,消息传出,莲珠和露珠也嫁不出去了。而这月事了,下月如何,又是件令章家头疼不已的事情。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记载过一件和端午节有关的趣事,他说自己的叔叔曾经在西城开了一家当铺,有个佣人名叫陈忠的,负责买菜,他的朋友们都说他在这等肥差上捞了不少外快,应该请大伙儿吃饭,陈忠坚称绝无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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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恰逢端午节,陈忠打开自己的钱箱,发现储藏的数千钱,而今只剩下九百,想来想去,钱箱的钥匙只自己有,锁又没有被破坏过,这起盗窃案“恐非人力所为”,转念一想,听说这当铺的二楼闹狐仙,经常隔着窗户跟人说话,怀疑是它做的好事,便上楼去问狐仙,隔着窗户,狐仙说:“没错,这事儿是我干的,钱箱里剩下的钱是你买菜应得的工钱,这个你自己心里有数;其他的钱都是你每天借着采购私吞的,原本就不是你的,今天是端午节,我已经买粽子若干、酒若干、肉若干、鸡鱼及瓜菜果实各若干,还买了雄黄酒,都放在楼下那间空屋子里,天气酷热,你还是早点把它们烹调了吃掉,不然恐怕会腐败哦。”

《小豆棚》

陈忠跑下楼,打开空屋一看,果然如狐仙所言,“累累俱在”,陈忠气得不行,浪费了吧,舍不得,都吃了吧,又吃不下,只好把食材烹调了之后,将好友们叫到一起,打着聚餐请客的旗号,吃了个精光。

二、捕金蚕:两只刺猬擒一虫出

如果说赵李二生员的故事还纯属杜撰的话,陈忠的故事则大有可信之处,这八成是他的哪个“促狭鬼”朋友眼馋他私吞钱财,便偷了他的钥匙,开了钱箱拿了钱,买了食材美酒,然后躲在二楼装成狐仙“指挥”他请客吧!

有个名叫毕路的湖北人,来到云南做生意,三十而鳏。被章家看中了,想招他赘之次女。毕路刚来不久,一看莲珠貌美而岳父多金,以为是捡到了个大便宜,十分高兴。只是新婚之夜,妻子愁容满面而叹息不已,毕路问她怎么了,莲珠不说话,接着毕路见荷珠、露珠亦是如此,越发不解,再三问:“大姨、小姨,何觌面黯然而神伤也?”莲珠还是不答。

三 马莲香:端午独有的味

这一天,毕路晚上回到卧室,摇摇欲倒的样子,莲珠一见吓得脸色惨白,问他是吃了什么?毕路说是岳父请他喝酒,过了很久,莲珠见他没事,才放下心来。而毕路也觉察到这其中一定是大有问题,反复追问,莲珠才流着泪水吐露实情,告诉丈夫:招你入赘纯粹是为了给金蚕做食物。毕路大惊,忙问怎么办才好,莲珠说只能联合姊妹,三个人一起千方百计防止父亲给毕路的食物中下毒。这么僵持了好一阵子,莲珠想带毕路逃出这个家,而章姓夫妇“亦如女之防其蛊之防其去,如是遂皆不安”,眼看月底将至,金蚕又待喂食了。

在中国古代,端午节是很重要的节日,从官方到民间都很重视。五代学者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粽子)置于金盘中”,然后唐玄宗率领妃子和宫女们,用小弓箭射盘子里的粉团,谁射中谁吃,“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不久之后,这种游戏流传到了民间,成了整个长安城的“端午节必备节目”。《清稗类钞》中记载乾隆帝每到端午节“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画船箫鼓,飞龙鷁首,络绎于波浪间,颇有江乡竞渡之意”。皇家过节过得高兴,自然要普天同庆,明代学者陆容在《菽园杂记》写道:“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清稗类钞》提到,清代的“世家大族”在端午节都要互相馈赠粽子,“副以樱桃、桑葚、荸荠、桃杏及五毒饼、玫瑰饼”。

这一天,章某让毕路代自己写一封信寄给别人,“毕吮笔而书”,写完回到自己的房中,莲珠听说后,掩面大哭,说我父亲必定是把金蚕的粪便下在墨汁里,待你含毫濡墨时便中毒了。果不其然,不久毕路毒发身亡,待喂食金蚕毕后,将残体“藁葬于野”。

与皇家官吏的“节庆”相比,老百姓过端午节,着重的却是“驱邪”。据《帝京景物略》和《燕京岁时记》记载,明清两代北京城过端午,“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竞相争购,贴之中门,以避祟恶。”“家家悬朱符、插蒱龙艾虎,窗牖上贴红纸吉祥葫芦,幼女剪彩叠福,用软帛缉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朱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

莲珠悲怆不已,一咬牙一跺脚,跑到昆明府告官。昆明令朱某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他查阅了史籍后,带着一群差役包围了章家。章某当然矢口否认养蛊之事,朱某遂让人拿来两只刺猬,当庭放掉,刺猬“入其家周遭寻剔,凡榻下、墙孔,稍可匿之处,莫不闻嗅”。后来跑到大厅左柱间,开始打洞,一直打了三个时辰,“两猬擒一虫出,如赤蛇一圈,无头,臂大可围”,正是金蚕!朱县令立刻将章姓夫妇抓捕,他们在狱中供述为了饲养金蚕“掠骗毒杀,不可胜计”,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陈鸿年先生在《北平风物》一书中,写过民国时北平过端午节的情状,女孩的辫子上插着红绒做的小老虎,胸前挂着用五色绒线缠的一嘟噜一嘟噜的小粽子,男孩子要在脑门上用雄黄写个大大的“王”字,鼻翼和耳朵眼儿上也都涂以雄黄——这种风俗其实是从明代开始的,那时的人们已经对雄黄有杀虫驱毒的作用有所认识,《闽越搜奇谈》云:闽地在五日,以雄黄浸水,蘸书“王”字于儿童额上,这种风俗称作“画额”,说明古人对雄黄杀虫驱毒作用早有认识。至于住家户的主妇们,从清早起来就要忙碌不停,先把准备好的蒲艾插在门口,大门口的正上方贴一张绘有红色判官的黄表纸,完事之后,主妇们还要用红纸剪些蝎子、蜈蚣、长虫、蝎虎子、钱龙等等玩意儿,贴在炕沿儿、窗台和水缸边儿上,跟古时候的意思一样——驱毒辟邪。

在古代笔记中,对金蚕的样貌记载不一,《枣林杂俎》只写其“形似蚕,色黄”,《小豆棚》中的这篇,像是“臂大可围”的无头蛇,而唐代的笔记中则记载其“屈如指环,食故绯锦,如蚕之食叶”,更符合蚕本身的模样。

不过我童年时,已经见不到端午节过得如此“盛况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端午节在南方也许还有赛龙舟,在北方似乎只剩下了吃粽子这一项节目,我现在还记得童年时在位于虎坊桥的姥姥家,姥姥买来一大堆苇叶包粽子的情景和满屋飘扬的清香,后来看《闾巷话蔬食》一书中的一段描述,恰与记忆重合,“每到农历五月,苇塘里的苇叶已经长成了,水深点儿的地方叶子更宽,最适宜包粽子,房檐下成捆的干马莲,用温水发开,正好用来捆粽子,使粽子中多了一股马莲香。(包粽子)所用的‘两米’都是家中常有的,白色的是江米(糯米),黄色的是黄谷子米,枣子不用大枣而用小枣,包好粽子放在水锅中煮熟,再放到冷水盆中冷却,剥开,洒上白糖,虽为乡味,却甚是好吃”。

在这则故事的结尾,朱县令打开毕路的棺材检验,发现“尸未损”,便把杀死的金蚕烹了,用瓮莱汁灌进毕路的肚子里,毕路于是苏醒,“肠作痛,泻三日。视其秽,而死蛊大小纠结相缠,如锁子环”。虽然是荒诞不经的情节,但想到这幕情景,还是令人作呕。

而今,城里人过端午节,就连粽子也可有可无了,其他种种,蒲艾难觅、雄黄酒难寻,五毒饼更是只“活”在传说中了,有时候想想也甚是无趣,时代在飞速进步,每个人都唯恐被抛弃,为了冲得更快,恨不得裸奔,早把传统文化之类的抛在脑后,不屑一顾,却不明白,生而为中国人,能够证明我们是“龙的传人”的遗传信息,除了DNA,还应该有元宵的灯,端午的粽,中秋的月,除夕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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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林杂俎》

三、捉纸鬼:巡街有如“定向越野”

金蚕的传说跟巫蛊之术一样,起源很早,细细想起,固然是偏远地区因愚昧迷信而产生的一种民俗,但写到文章里则大有寓意:养蛊以富家,而稍不称被养者之意,便有破家灭门之报,因此便必须以更多无辜者的牺牲来供奉之——这样的养蛊者固然可恨,亦有可怜之处,但更可恨的乃是“蛊”本身。

《旧京风俗志》写京城每年五月初五端阳日,有一风俗名曰“都城隍爷巡街”。黎明时分,“先将所备之銮驾、仪仗等类陈列庙外,如开道锣、肃敬迥避牌、都城隍及别种封号之官衔牌、旗灯伞盖、迎娶所用之金执事,莫不应有尽有”。上午十时左右,活动正式开始。首先是鸣放鞭炮,鸣锣开道,然后将都城隍庙中的都城隍爷塑像,由神龛移置官轿——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国的城隍庙是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诏封的一个“平行官僚系统”,不仅首都有,各府、州、县都建有城隍庙,而且也有明确的职衔,比如府城隍被封为正二品,州城隍是正三品,县城隍是正四品……而位于北京复兴门内成方街的都城隍庙,地位自然可想而知,是以“京中各庙神像均系泥塑,亦兼有木雕铜铸者,惟此城隍像,为备出巡,特用藤条编制,再以布帛糊裱而成,然后加以衣冠,可以任意移动,亦不沉重,便于抬扛也”。

巡街正式开始了,在队伍前面扮演神役的,是真的衙役牢头,手执皮鞭、竹板、木枷锁诸刑具,在前面负责开路,驱赶闲杂人等;又有妙龄少女,青年童男,身穿鲜艳的彩色衣服,手提青烟袅袅的香炉,扮演八仙人物,又有男女老弱,身穿囚服,披枷带锁,扮成罪囚,成群结伙行于轿前,他们大多是自己或亲属生病而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来许愿康复的信徒。此外更有戏班子随行演奏,热热闹闹一路喧嚣。“正值天气炎热,所有随驾烧香之人,莫不喘息苦热,挥汗如雨”,队伍出发前,随行的庙祝道士为了降温,会在城隍爷塑像的神冠里放几块冰,走上没多久,“即有冰水由神冠边津津流出”,于是围观群众就会喊:“天气太热,城隍爷满头大汗啦!”愚昧男女们蜂拥而上给“城隍爷”扇扇子,却挡不住城隍爷汗流满面……这么从西城到东城,再由东城绕一大圈回到城隍庙,整个巡街就算结束。

整个巡街过程中,最诡异的是“捉鬼”活动。“传城隍之所以出巡者,乃稽查各处游魂怨鬼、邪魔外祟”,所以沿线各街市及附近地方倘若有死于非命之人,往往会提前设置“替代”,供城隍爷捉拿。“如某处曾有一缢死之女人,即预先用纸糊一自缢女鬼之形,安置原处,某井内曾有一淹毙之男尸,亦须预糊一淹毙男鬼之形,悬于井内……”等到巡街队伍走近时,已经提前得到消息的“神役”们便会像定向越野中的盖戳般一拥而上,“手执拘牌,寻至安放纸鬼地点”,然后一边大喊奉城隍爷谕派前来拿你,一边出铁链将纸鬼锁住,带回城隍庙一把火烧之,然后再公诸于众,声称“此冤魂已经被城隍爷拘去,永久再无祟人之事矣”。

耐人寻味的是,整个端午节的都城隍爷巡街活动,承办者“多系当步军统领、刑部、顺天府、大宛两县各营翼司坊之牢头,皂隶”,即京谚称之为六扇门儿的人,百姓又管他们叫“吃黑门坎儿饭”者,这些人“为京中官场最凶狠之职务,诉讼者多受若辈之凌虐,若辈亦知其行为恶劣,必得孽报,遂思献媚城隍,以冀轻减罪状”——在古代封建社会里,这恰恰是一群穷凶极恶,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蛊”,偏偏又是他们,在端午节时扮演“捉鬼者”的角色,把那些实质上为蛊毒所害的冤魂再拖出来示众一番,以证明养蛊的必要……只委屈了被迫当“托儿”的城隍爷,在那么热的天气里,顶着放了冰的神冠,照样活活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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