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次学术之旅

近些年来,电视台策划了许多有关古代诗词、成语……朗诵、比赛等的节目,新闻报道中常用“火爆荧屏”“十分火爆”之类的话形容其得到受众欢迎的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观众对于提高文化知识水平的渴望。但是,这些毕竟是娱乐节目,表演的成分多于知识的传播。所谓“全民参与”“带动全民重温”等等,虽也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但真正想学一点古代文学,还得静下心来读原著,去用心理解、体会个中意蕴,陶冶性情。

作为中国人文学术60年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和一面镜子,创刊于1951年的《文史哲》因其巨大的影响力而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独特的地位,也折射出古代文学研究的演进历程。

我校中文系教授刘大杰
(1904─1977)是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他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部历经岁月考验的学术著作。在复旦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参考书目中,还开列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书最早在1941~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57~1958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上中下三册。1962~1963年,《中国文学发展史》经修订后重印。此间,刘大杰教授把它改写了两次(
第二次没有改完)。有研究评价这本书已经撷取了新文学新观念新形式新方法,赋予了中国文学史新的面貌。一部文学史,除视野必须开阔,资料必须充分外,最不容易也是最重要的是,它应该既是个人的,又是客观的。有人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本)就整体而言大概是这方面最后的个人之作了。他在写作时曾说:“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写文学史的人,必得要分析各派的立场,理解各派的特色,才可得到比较公平的结论。”所以对并不合他本意的李贺、杜牧和李商隐等人之作,也能看出特别的好处。现在重读这本书,读者不一定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但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宽容态度。解放初期,我国还没有统一的高校文科教材,只能由各校自行编写和指定。刘大杰教授所用的教材就是这部《中国文学发展史》。那时,该书还未出修订本,大家就用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刘大杰教授特地向学生们声明:“教师本不该将自己的著作介绍给学生看的,但现在文学史还没有相应的参考书,只好把自己的著作开给你们,实在不好意思。”不过,他又专门编写了简洁的讲义以作为补充。《中国文学发展史》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欢迎,解放后也重新修订出版。但不久,大跃进开始,很多书受到批判。《中国文学发展史》因为影响较大,更是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甚至还出版了一本批判论文集。不过刘大杰教授对此并不在意,后来中文系召开甄别会,向被批判者表示道歉时,他当场发表声明,说那些写批判文章的都是他的学生,对自己的学生他是绝不会加以计较的。出乎意料的是,经过批判以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影响反而更大了。连毛泽东也对它大加赞赏。60年代初,毛泽东有一次到上海,派人找刘大杰教授,因为事先没有通知,找了好久,才在花鸟商店找到他。据刘教授说,那一次,毛泽东与他谈了4个小时,主要是讨论文学史问题,对《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引述分析许多作家作品这一点,大加肯定。1982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了新一版,并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人物小影:刘大杰
(1904─1977)湖南岳阳人。曾在上海大东书局做编辑,在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校执教。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参加过《辞海》、《中国文论选》的编写,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专著有《托尔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德国文学概论》、《德国文学简史》和《东西文学评论》(全三册)、《魏晋文人思想论》、《红楼梦思想与人物》,另有《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等论文多篇。

尽管人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接触了一些古代文学,毕竟是一鳞半爪,读这些诗词原著时,遇到的是浩瀚汪洋。读多了,必然会想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些作品上下左右的渊源关系,这就涉及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有兴趣进一步探索的读者范围到了这一步会再缩小一些。这就是说,中国文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我在大学求学期间,我们是第一届本科五年制,中国文学史是中文系最主要的课程,要整整学四年,每周的课时也是最多。至于其他文科各专业,也都要学此课程,只不过课时没那么多,所谓公共课,也是必修的,可见其重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因为研究和教学的需要,有关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和论著迭出,迄今又成了浩瀚汪洋。它自身好像也已成为一门学科,有其特殊的发展和变迁规律以及内在联系,需要人们研究和探寻,这就是已有一些学者已然精心研究过了的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蒋原伦君的新著《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观念的演变》就是其中最新的一部力作。

1951和1952年中共中央在全国高校开展的改造知识分子运动,其主旨是清除英美资产阶级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学术,而《文史哲》的创刊恰逢其时,其创办宗旨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表述得相当清晰:“刊登新文史哲的学习和研究文字,通过这写作的实践,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并藉以推进文史哲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这一宗旨既适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文化生活中取得正统地位的实际,又适应了建国后新的意识形态下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更与抗美援朝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这是《文史哲》得以引领中国学术的关键因素之一。

研究“文学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
“文学”?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可谓各有各的理解。就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的各种文字作品来论述,曾经有过的“经史子集”分类其实就有互相交叉重叠。一个知名的文学家写的也不都是文学。有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系统。也有人称文学是“生活的百科全书”,这样,则凡是与人类的生活思想感情有关的,都可能进入文学的描述范围。有的强调语言艺术,有的强调想象和虚构世界……因此,文学涉及的方方面面是广泛浩瀚的,这就为研究者造成了一个困境,难以做到包罗万象、巨细无遗。于是就有了不同的着重点,不同的视角,因此,研究和写作文学史,也出现了精彩纷呈的局面。

不过,创刊之初,《文史哲》刊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历史和哲学方面,古代文学研究则相当落寞,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以反封建传统文化相号召。所以,面对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古代文学学者们有点不知所措,从而导致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界普遍存在着“失语”的现象。这种状况在1953年该刊第4期刊发的署名“山东大学古代文学教学小组”的文章《中文系学生古典文学常识水平的初步探索》得以反映。这反倒让学者们进退失据,更加谨慎。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蒋原伦君先从文学观念的差异立论,将有关史料进行爬梳整理,理顺头绪和线索。他探讨了尼采、福柯等一大批西方学者的“谱系学”或本质论等,来观照文学本体中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他也探讨了近代中国学者研究和写作文学史时,对文体、分类、分期、品评、体例等等涉及文学的观念所持的不同观点,在不同程度上与“谱系学”本质论等既有同构又各呈自己的审美经验和标准。有一点类似的是,都强调从文学内部的递演、嬗变和传承,来考察、论述相互间的“谱系”和“史”的意义。

当然,面对着历史和哲学研究在《文史哲》蓬勃展开的形势,有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为紧跟时代政治的鼓点,也在努力探索,比如刘梦溪在1951年11月出刊的该刊第一卷第4期发表的文章《漫谈控诉文学》和1952年1月出刊的第一卷第5期刊发孟非的文章《〈儒林外史〉里面的两种“读书人”》,都试图用当下的政治话语来解释古代文学作品。

蒋原伦君在已有的中国文学史作品中,选出数十种最有代表性的、曾经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进行史的论述。他认为白话文学的范围是把古代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即有生命力的口语化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胡适:《白话文学史》(上)第12、13页)蒋原伦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胡适的研究从语言角度切入研究,正是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实践。继之又有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这是循着胡适的“活文学”思路,以流传于民间的、大众的、通俗的文学包括口头创作为研究对象。到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强调“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演化和传承,仍然是视文学的本质为情感的表达。到了刘大杰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他更明确地主张“文学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每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特色,和造成这种思想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以及各种环境与当代文学所发生的联系和影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原序》(上)第1页)。

给《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带来转机的是1954年第9期刊发的蓝翎、李希凡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论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批判俞平伯等旧红学家“形式主义”的考证方法。类似的文章还有同年第5期发表的陆侃如关于《儒林外史》的评论和赵俪生关于京剧《玉堂春》的文章。蓝、李二先生这篇文章的机遇就在于,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后,就号召有关部门开展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因为这篇学术文章所批判的俞平伯,在学术上是捧着胡适的衣钵,这就和胡适联系起来。在1951年9月至1952年秋发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作为大学生的李希凡就在1952年第4期发表了《批判我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文艺学习》来响应这场运动。

蒋原伦称他“将文学史当作人类的心灵史或精神生活史”进行研究。对于诗人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是“将文脉的流播作为书写的主要线索……真正是一本以描述文学主潮流变为使命的文学史”。

作为对这次政治运动的配合,《文史哲》在1955年第1期刊发了17篇《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有意思的是,这17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为学倾向也奠定了日后《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的两种格局,即立足于学术本身、坚守架构马克思主义新学术的初衷、用唯物史观来审视古代文化遗产和将古代文学作为紧跟政治运动的借题发挥的媒介与阐发意识形态观念的载体。这也导致《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与彷徨。

在此期间,先后受西方或苏俄文艺思潮的影响,建立在反映论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日益活跃。这种思潮本应是文学应有的题中之义,但是在机械唯物论、唯阶级论、庸俗社会学的主导下,偏离了文学研究的正常学术规范,“最为彻底最为突出的是”当时北大学生撰写的所谓“红色文学史”,这原是可以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当时,这种文学史写作风靡全国,影响各个高校,兴起一场学生(包括刚进校门的低年级学生)写文学史的热潮。但是这种速成的文学史写作朝生暮死,连作者自己都感到站不住脚而要重写。稍后,蒋原伦又以刘大杰为个案,分析他三次修订个人文学史作品的经历,刘大杰在“文革”期间把本有很高声誉、体现个人才情特色的著作,修改得连他自己都感到痛悔。这些历史事实证明,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尊重学术规律,而不能鼓噪起哄,生产一些没有生命力的成果。科学就是科学,只有老老实实,一切从事实出发,遵从科学自身的规律,惟其如此,才会有真正的创新和进步。

立足于学术本身是《文史哲》的编辑者们自觉坚持的办刊方向。在1954年第7期至1955年第12期,《文史哲》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稿》。这组文章力图用唯物史观来建构古代文学史研究的话语体系,成为以后诸多中国文学史的“母本”。陆、冯二先生还分别在1957年第1期和1957年第5期,就文学史的编写发表了《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问题》和《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之后,《文史哲》也相当注意文学史问题的讨论,如1957年第6期刊发时萌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探讨》、1963年第2期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兼与几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商榷》等。而且,即使在政治气候日益严峻的时期,《文史哲》的编辑者们仍在尽力坚守杂志的学术特性。1955年第1期刊发的17篇文章中,有7篇是论述“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人民性、人物形象及其评价问题的。冯沅君、童书业、苗得雨等学者的文章,大都立足学科本身进行研究。

其后,在反映论文学观指导下,“文学史话语方式的影响横跨了半个世纪之久”,蒋原伦以其中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认为是“比较成熟的文学史著述”,同时对此以及其他各家的著述都作了详尽的列举和分析;90年代,有了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新作,蒋原伦认为他们“提出了情感论的文学史观念。这是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反映论文学史观的一个反拨。”“将文学的情感功能和‘人性发展的过程’联系起来”,以此考察几千年的文学历史,使人们一新耳目。其他如浦江清、袁行霈等等主编的相关著作也都受到他的注意和评述。尤其是龚鹏程的《中国文学史》,系独力写作完成,蒋原伦说他“最为有个人色彩”,体例建构、内容叙述,都别出心裁,“新见迭出”,因此对此有详尽的评论。

从1955年第4期至第7期连载的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代表着当时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最高成就。其他如黄云眉的韩愈文学研究、刘开扬的关于初唐四杰研究、傅懋勉的六朝文学研究、阴法鲁对汉乐府与清商乐的考证、郭延礼对近代文学分期的思考、周汝昌关于陆机《文赋》的研究、张可礼的庾信研究等相关文章,均表现出精深的学术造诣。殷孟伦先生的文章,注重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古代名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第3期和第4期刊发的石书的两篇文章:《历史地具体地研究古代文学》和《谈古典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种倾向》,则分别论述了在泛政治化研究方法影响下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和在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中用现代术语机械地套用古代学术术语的危险性。

蒋原伦君执教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对中外文艺理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有较深的造诣;主编《今日先锋》,致力于介绍先锋文艺思想理论。本著在详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广征博引,议论恣肆,不仅从纵的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研究作了理论性论述;还选择了例如文学史的建构、文人作品和民间文学(即雅和俗)、思想内容和艺术分析的两分法,以及传统文学与现代创作等等专题,在浩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论著中,拮取大量有代表意义的实例,引述各家识见、多种观点互相参照,比较短长得失,进行客观的评述。因而使这本论著既有丰厚的史料实证,又有坚实的理论阐释,是近几年来一部难得的、很有分量的学术论著。

《文史哲》最显着特色是学术争鸣。当时的《文史哲》并不惧怕学术权威,如1955年第6期,发表了贾斯荣的《关于〈论曹植〉》。该文就1952年郭沫若的《论曹植》一文对曹植的评价展开论辩,肯定曹植及其文学价值。同年第5期还刊登了程仁卿的《对〈关于宋玉〉的一点意见》,对郭沫若讨论宋玉的文章进行商榷。1955年第8期刊出的黄云眉的《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1957年第11期张朝柯的《对林着“中国文学简史”诗经部分的意见》、1965年第6期徐关通的《关于神话同宗教迷信的关系———与袁珂先生商榷》等文章,均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审慎的评判态度。在《中国文学史稿》连载完后,《文史哲》刊发了殷孟伦、袁世硕以及高亨、刘泮溪等的《“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发言稿》,就陆侃如、冯沅君的文章中表现出的对文学艺术重视不够等问题提出意见。

从蒋原伦引述的各家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又一次说明任何学术研究的创新关键在于自由开放的思考和深入独创的评说,无论是反映论、情感论、精神史、心灵史,还是活的语言文学史……都是从不同视角切入,探索寻找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予以实证和有力的论述,展示了有三千年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的文学发展过程。蒋原伦揭示了长期来因为非文学因素的影响,独尊反映论和思想艺术两分法,陈陈因袭成了套路,文艺批评囿于旧说而无生气和新意的现象;又用相当篇幅论述近些年来的突破,对新出现的一些文学史研究成果作了热情的介绍和叙述,这也是本书一大特色和贡献。

《文史哲》从1957年开设“小论坛”栏目。该栏目刊发了大量短小精悍的古代文学商榷文章。《文史哲》有时会以“读者来信”或刊发攻守双方论辩文章的方式,反映学术争鸣。

文学史本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研究文学史写作相对来说更是冷僻。蒋原伦君曾是我多年的同事,好学多思,学养丰赡,这次选择这样的课题,本身就是一次涉险的学术之旅,精神可嘉。他耗费多年心血,从广泛阅读原著文本,积累材料,对中外古今各家文艺理论宏观高瞻,且又聚焦具体的文本作为典型来剖析,更具说服力。这样苦心孤诣、求真求实的学风在今日显得特别可贵可嘉。因此,此次取得的新学术成果,对于日益增多的有学习赏析古代诗词文章热情的读者而言,正是一个福音。

在日益严峻的政治运动形势下,编辑者们要坚守《文史哲》学术品格谈何容易!从1954年以来,《文史哲》所刊发的古代文学文章,其主流是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政治批判文章。在1955年第1期刊发的“红楼梦研究讨论专辑”那17篇文章中,有10篇批判胡适、俞平伯的。陆侃如发表的《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实际上是出于借批胡以求自保。而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几乎都有反映。1974年第4期李国涛的《大观园里的造反生力军》反映了文革,1974年第3期吴天颖的《试论〈红楼梦〉的反儒倾向》反映了“评法批儒”,等等。1977年第2期署名“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的文章《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刚被粉碎的“四人帮”。

[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蒋原伦《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意识形态至上的古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是把当下政治运动的观念生搬硬套在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中。在《水浒传》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表现得较为明显,李恩普、李永先、陈久和、崔殿山、牛澍雨等的文章,均是如此。

除了《水浒》外,《文史哲》还关注过《史记》的阶级性问题、王维的山水诗是否“有毒”、《长生殿》的阶级立场、杜甫的阶级属性以及思想倾向、刘勰以及司空图的思想是否唯心、庾信是否爱国、《三国演义》是否有毒等问题。

《文史哲》曾经还是对古代文学研究者与研究方法进行批判的阵地。在1954年下半年发动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清算古代文学领域唯心主义的影响成了《文史哲》的重要使命,如1955年第5期刁云展等的《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到何心的“水浒研究”》、1955年第5期赵俪生的《批判胡适反动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等。尤其是1957年陆侃如被打成右派后,《文史哲》所刊发的批判文章将矛头指向了他所开创的文学史研究体系,比如韩连琪和章茂桐的文章。1958年第11期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初步批判——批判陆侃如并批判自己》,认为其治学方法是蔑视文学发展的规律。周来祥的《批判陆侃如反动学术思想》,则对其几乎所有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类似的批判文章相当不少,1955年第3期萧涤非《评俞平伯在汉乐府“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立场》、1958年第2期秦文兮《批判冯雪峰聂绀弩二人在水浒研究中的修正主义论点——对〈论水浒〉研究中引起争论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意见》、1958年第11期江水的《评〈怎样阅读三国演义〉》等等。

粉碎“四人帮”是中国结束十年内乱、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契机,《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结束了被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状态。1977年第4期《文史哲》刊发陆侃如的《与刘大杰论杜甫信》,此信批评复旦大学刘大杰在其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把杜甫说成是法家人物的观点。1979年第3期萧涤非的《关于〈李白与杜甫〉》,是学术界首次对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提出批评的力作。

不过,学术上的拨乱反正并非一蹴而就,政治批判的惯性有其延续性。因此,在古代文学领域的“揭批”很快在《文史哲》开展起来。如1977年-1985年,董治安、萧涤非、杨柳桥、陈澉等人发在《文史哲》上的文章,仍然使用的是政治批判式的研究方法。

随着思想领域的进一步解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了新一波的“西学东渐”浪潮,这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新方法新视角风起云涌的时期。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在《文史哲》得到及时的反映。聚集在《文史哲》周围的老一辈学者,对新方法新视角怀着某种戒备心理,《文史哲》正反映了学术界的这种心理。

这个时期《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彰显着山东大学文科学术的特色。以牟世金先生为核心,《文史哲》刊发了一批具有学术分量的古代文论文章。其他如以袁世硕先生为核心的明清小说研究、张可礼先生为核心的六朝文学研究、龚克昌先生为核心的辞赋研究、刘乃昌先生为核心的宋代文学研究等,构成了《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的主体。

《文史哲》还一直是辞赋研究的重要园地之一。龚克昌先生早在1980年代初就发表了多篇对汉赋重新评价的文章。许多重量级的辞赋研究专家,如康达维、邝建行、曹道衡等,也都在《文史哲》刊发了论文。1990年第5期还是辞赋研究专刊。

“学者谈治学”是《文史哲》这个时期颇具特色的栏目,所刊发的多位学术大家治学方法对于青年学人极有裨益。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面临着诸多挑战,诸如学术风气日趋浮躁,学者们越来越不安于枯坐寂寥的书斋,学术论争和学术批评的热情减退;电脑网络的便利使得学者们对阅读文献逐渐失去耐心等等。面对着学术界的种种乱象,《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积极提倡能够贯通文史哲学的学术风尚。

《文史哲》60年的风雨历程是相当不寻常的。历次政治运动、意识形态观念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干扰以及学者们所经历的心灵创痛,当代学术环境中学者们内心的徙倚彷徨、浮躁不安、进退失据,都在《文史哲》留下了明晰的印记。当然,它也清晰地记录着对学术尊严的捍卫,对人文精神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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