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52年才首度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创始人

原标题: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何非陈望道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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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了革命者的圣经,引导无数人走上革命道路;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却选择脱党并肩战斗,直到晚年才回归组织。书写如此传奇的人生的就是陈望道。

1919年6月,28岁的陈望道受五四运动的感召毅然从日本回国,受聘为浙江一师国文教员。他和其他进步教员一道,以杭州为大本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一师斗争中的积极表现,使陈望道进入陈独秀、邵力子、沈玄庐等人的视线。

图为1920年8月的首译本,封面标题错印为“共党产宣言”

陈望道(1891.01.18—1977.10.29)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中农家庭,1915年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等多所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逐渐认识到,有必要让全社会有理想、有抱负的新青年,追求真理、立志变革的共产主义理想者和实践者,早日读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快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原标题为:1920年6月28日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1919年6月,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望道受聘担任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他与同校的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三位教师大张旗鼓地革新国文教育,倡导自由平等思想。在校长经亨颐的支持和陈望道等人的言传身教下,一师逐渐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沪、筹备建党前,特地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把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版,视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点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初心与使命的重要前提。

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共产党宣言》被翻译成俄语、丹麦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意大利语等30多种语言,300多个版本,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是年11月,一师学子施存统、俞秀松等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在陈望道的指导下,施存统撰写了《非孝》一文猛烈抨击封建家庭伦理,一经刊出引发轩然大波。浙江当局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不但下令查禁周刊,还给陈望道等扣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并把经亨颐调离一师,陈望道他们也随之离去。

然而,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绝非易事。把这本小册子变成方块字,译者至少需满足三个条件:一要有很好的外语基础,至少精通英语、日语;二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三是国文特别是白话文功底要好,遣词造句要吸引青年人。

《共产党宣言》最早传人我国是在19世纪末。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话。1908年1月3日《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节译本刊印在《天义报》上,是由署名民鸣的一位留日学生翻译的。

一师学生以请愿等方式,要求当局收回成命。浙江督军卢永祥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学校。“一师风潮”得到全国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

邵力子深知自己的老乡陈望道在日本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又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国文教学的改革派。于是,他断定:“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8月,陈望道根据英、日文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版印刷了1000册,没想到很快就卖完了,9月份又印刷了1000册。但仍有许多没买到书的读者不断向报社询问。有的地方只好自行翻印。《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在建党初期,各地党的早期组织都把《共产党宣言》作为教育党员和革命青年的基本教材。

在这次风潮中,陈望道通过革命烈火的磨炼受到深刻的教育。他进一步认识到,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

一师的斗争挫败后,陈望道也在不断反思:对待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凭借新与旧来加以肯定或否定,而应当有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因为受十月革命影响,他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陈望道受五四运动感召回到祖国。起初他在杭州担任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员,后来因为参与学生运动而被迫辞职,回到了家乡。正是在家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间小柴屋内,陈望道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翻译了影响了20世纪中国命运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

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马上就到他面前。

1920年的早春三月,陈望道收到邵力子的邀约函以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日文版。这一任务让陈望道既感意外又觉兴奋,便一头扎进老宅的柴房,开始了翻译工作。在缺乏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的条件下,陈望道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那是1920年三四月间,陈望道在故乡开始了翻译工作。为防备敌人的突然搜查,他别出心裁地把工作台布置在一个破陋的柴屋里。柴屋里摆放了一块铺板,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陈望道却满腔热忱有滋有味地推敲字句,揣摩意义,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工作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众多,唯有《共产党宣言》以简短的篇幅精辟地阐述共产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党建党理论,是当时革命的急需。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英文版,深为赞叹。戴季陶在日本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打算译成中文却无奈放下,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

翻译完成后,陈望道就携译稿前往上海。不久,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告成立。成立这个研究会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审校、研讨陈望道的译稿。

陈望道躲在柴屋里,夜以继日地翻译。他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一次母亲特地包了粽子,配上蜂蜜,让他蘸着吃,补补身体。不料,等到母亲进来收拾碗碟时,却看到陈望道吃得滴嘴墨汁。原来他全神贯注于斟酌字句,竟然顺手将砚台里的墨汁当作蜂蜜蘸着粽子吃了!

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连载《共产党宣言》,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陈望道在《民国日报》投过稿,主笔邵力子举荐陈望道担此重任。

1920年6月,在陈独秀领导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开始酝酿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党的早期组织对《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出版非常重视:当《星期评论》停刊无法按原定计划连载发表译文后,又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又新”的小型印刷所,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陈望道终于完成了这部经典著作的翻译。他将它带到上海,准备刊登在《星期评论》上。但非常不巧的是,陈望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该刊便停刊了。不过,他遇到了另外一个好机会。恰好在这个时候,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刚搬回上海,缺少人才,陈独秀便邀请陈望道一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据云,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曾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据英译本译,同时参考日译本。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一版问世。它的诞生,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主义划清了界限,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学思践悟中找到了初心与使命,继而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从此拉开了开天辟地的新一幕。

当时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于是他们随后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担任书记。研究会想出版陈望道译出的《共产党宣言》,又苦于缺少经费。在大家为经费的事情四处奔走之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维经斯基知道后非常重视,便出钱资助研究会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或裕里12号建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1920年6月27日,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稿子交给俞秀松,28日,俞秀松将此稿交给陈独秀校对。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便在这个印刷所里问世。

陈望道躲在远离喧嚣的故乡,潜心于翻译这一经典名著。传说陈望道翻译时废寝忘食,竟然蘸着墨汁吃了粽子。

1936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1920年春天自己在北京“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其中,“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第一本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

这本书是竖排本,封面用红色印着马克思的半身肖像,肖像下面自右向左题写了“马格斯”三个字;肖像上面用大字横写了书名,但由于排版错误,书的封面文字误印为“共党产宣言”,直到9月份印第二版的时候,才修改为《共产党宣言》。书名上面用小字标注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下面标注“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全书共56页,32开。

1920年4月末,陈望道接到了《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电报,邀请他赴沪担任该刊编辑。原来,孙中山先生电召戴季陶回广州,经编辑部一干人等商议后,认为陈望道是接替戴的最佳人选。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意味深长地讲述了陈望道“手沾墨水口来尝,真理味道终觉甜”的故事。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在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展柜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弯腰观看,连称“非常珍贵”……这一幕幕都显示出“初心与使命”的分量。

《共产党宣言》中文第一版出版后,陈望道给周作人寄赠了两本,其中一本请他转给鲁迅先生。鲁迅收到书的当天就把《共产党宣言》通读了一遍,并称赞道:“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来沪后,因工作关系,他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陈独秀还请他兼任《新青年》编辑。他的两个学生施存统和俞秀松这时正协助陈独秀从事建党伟业,陈望道与陈独秀、施存统等一同参加了在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是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亦为成员之一。

相关信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初版本今何在?

虽说诸务繁忙,但陈望道却未忘连载《共产党宣言》译稿一事。只要有闲暇,他就拿出译稿一再校对。正当译稿刊载在望之际,6月6日,《星期评论》突然宣布停刊,主因是当局对刊物实施邮检,使之发行严重受阻。这让陈望道心急如焚,忽然萌生一个念头:“不如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面,搞一单行本?”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初版本今何在?国内现存的至少有11册,分别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延安革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山东广饶市博物馆、浙江上虞县档案馆、温州图书馆。

6月27日夜里,他将译稿交给了俞秀松转送至陈独秀处。翌日9时许,这份稿子被交到了陈独秀的手中。一拿到译稿,陈独秀就迫不及待地浏览起来,当念完最后一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今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禁拍案叫绝。他赶紧请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帮助校阅,为慎重起见,陈独秀在李汉俊校完后,又再行校勘一番。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般,语势连贯,文字简洁凝练,令二人甚是满意,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对外公开出版。

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委派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正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商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设立一家印刷所,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当维经斯基得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资金瓶颈时,马上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00元给了陈独秀,成立了一个名为“又新”的印刷所。

是年8月,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终于付梓,共计印行1000册。首译本比现今的小32开还略小,显得玲珑精致,封面印着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画像上方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翻开小册子,内页是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无扉页及序言,亦不设目录,风格简洁。稍有缺憾的是,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文中也有20余处讹字。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推出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一股购买与阅读热潮,很快便告售罄。9月,在勘误之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印行了第二版,封面的马克思坐像底色改为蓝色。与首版相仿,第二版同样热销,以致许多读者致信《新青年》《民国日报》,询问购书事宜。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素来为陈望道所景仰。刚拿到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陈望道即将自己的译著赠给鲁迅和他的胞弟周作人,以求指正。鲁迅在收到书的当天就仔细阅读了一遍,对这位小同乡的作为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或许连陈望道本人也未曾料到,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会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强烈反响,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设立人民出版社,在该社的首批出版书目中,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赫然列于前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州平民书社、上海书店等纷纷重印此书,单是平民书社一家就重印达10次之多。至1926年5月,该书已相继印行17版,其再版的速度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一本图书,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当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中的一员。1936年7月,他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三本书之榜首的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再度谈及《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即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笔者注),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不仅仅是毛泽东,《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教育和鼓舞激励过的革命者何止成千上万。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遇见前来与会的陈望道时,紧紧握住他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笑呵呵地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然而,《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自在面世以后的20多年里,却一直为当局所不容,尤其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此书登上国民党当局的“禁书”黑名单。鉴于严峻的敌我斗争形势,一方面,陈望道采用佛突、晓风、仁子等笔名,借以迷惑敌人;另一方面,各出版机构印制了多种伪装本,有时连书名也仅用《宣言》二字,甚至还省略了译者。

作为国内第一部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陈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引者注:陈望道1951年写的思想小结)。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又称委员长)。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在会上,毛泽东曾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中央这一建议,是针对上海的一些青年党员因不了解陈望道等人要tui党的缘由,背后对他们很有过不满意的议论而发的。党组织还指定沈雁冰(茅盾)去对三人劝说。

茅盾回忆道:“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望道、邵力子解释,请他们不要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陈望道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tui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tui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240至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从此,陈望道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陈望道虽然暂时离开党的组织,但对党组织所交予的各项任务,仍一如既往坚韧不拔地努力去完成,从不顾及环境多么险峻,道路多么艰辛。

1923年秋天到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在党的领导下,他率领全校师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上大师生不仅参加厂1925年的“五卅”运动,而且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组织了行动委员会,与工人一起并肩战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陈望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

1934年,一向团结在鲁迅周围的陈望道出面邀请胡愈之、夏丏尊、叶绍钧、陈子展等十多位知名人士共同商议,决定发起—场“大众语”运动,抵制“文言复兴”、“尊孔读经”的逆流,陈望道创办了《太白》半月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屡遭汪伪特务迫害,不得已离开上海。

1940年秋,他取道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回到当时迁校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自1943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历时八年,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创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1946年秋,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师生返回上海,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奋力支持和保护进步学生。同年,为了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斗争的需要,成立了上海地区大专院校教授的进步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陈望道被选为该组织的主席。

1948年秋后,国民党教育部策划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结果遭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复旦大学师生员工成立了应变委员会,陈望道担任副主席,努力做好护校工作,被列入暗杀黑名单,在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护下迎来了上海解放。

1952年,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执掌该校到1977年去世,是这所名校任期最长的校长。

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于各种社会活动之中,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望道毕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他这位老朋友,谈起往事,更使他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向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要求。陈望道的身份、资历非同一般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要求重新入党,不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所能决定的。中国复旦大学党委逐级向上请示,最后把报告送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毛原话的大意,陈望道学生据陈光磊1990年3月18日接受采访,回忆陈望道生前曾告诉他毛的这一段话。)

就这样,陈望道于一九五七年六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望道重新入党之后,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需要,没有公开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仍以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参与社会活动。

1960年冬起,他担任修订《辞海》的总主编。

在“文革”之初,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曾遭到大字报的猛烈攻击,说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据云,周恩来指示上海要保护三个人,即宋庆龄、金仲华和陈望道,提及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译者。这样,陈望道也就不大受到“炮轰”。

陈望道年轻时,性格异常急躁,雅号“红头火柴”。历经磨难,他变成了“黑头火柴”,变得“安全”起来。人们尊称他为“陈望老”,雅号“城隍佬”。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十大”召开,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时隔52年,他才第一次参加他参与创立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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