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从实求和 志在富民

1930年,原本在东吴大学医预科学医的费孝通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因为接触现实,费孝通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要治病人,先得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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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费孝通晚年的思想核心,可以归纳到“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上,这是其一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结果。“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

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费孝通认识了志趣相投的同系女生王同惠,“红门立雪”,喜结连理。他们一起翻译校订《社会变迁》(英文)和《甘肃土人的婚姻》(法文)两部外文著作,婚后,又同去广西大瑶山考察。一次考察中,由于迷路,费孝通掉入瑶人为猎捕野兽而设的陷阱,身受重伤,无法站立,王同惠出山求援,不幸遭遇山洪,落水而亡。

在二十世纪的人文学者中,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无人能像他那样将“学人话语”化为“经世致用”的行动;而且无人能以一生的心力,像他那样孜孜不懈地追求并且实现着“富民”理想。这个人,就是费孝通先生。12年前的今天,费孝通先生逝世,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望下他的一生。

费孝通;文化;研究;中国;民族;诺斯基;调查;学术;社会人类学;变迁

痛失伴侣的费孝通悲情难抑。1938年,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版面世,在书的扉页上,他写道:“请允许我以此书来纪念我的妻子。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时年,费孝通28岁,这是他第一次“以书明志”。

为救社会,弃医从文

编者按

作为费孝通与王同惠过往岁月的一个重要见证———《甘肃土人的婚姻》,因种种原因耽误了,一直没有出版。此后,费孝通经历了抗战、内战、反右、文革等等一系列劫难。但是,由于频繁变迁,译稿竟不知所踪。费孝通苦寻手稿,很长一段时间每晚都需服用安眠药入眠。直到1979年,费孝通无意间搬动旧书架时,才发现了译稿。此时离王同惠去世已43年,费孝通几乎认不出前妻的字迹。

出生于教育世家的费孝通读中学时就表现出良好的文学天赋。随着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对社会的了解,他的革命热情日趋高涨起来。后来大革命的失败使费孝通意识到,历史的发展可以决定个人的命运,个人无法与之抗衡。当看到许多朋友被捕时,费孝通想:做人只要能洁身自好、于人有益就是了。怀着这种“于人有益”的理想,他放弃了自己的文学梦,决定学医,救死扶伤。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作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他留下的700余万字作品是一个时代的宝贵记忆。本文作者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概括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两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城乡边区重行行,文化自觉强九州,和而不同安天下。”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他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的抱负,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关怀,对社会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为后辈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标杆。

1997年,《甘肃土人的婚姻》出版,费孝通写了一万多字的序言———《青春作伴好还乡》。序言中说:“她为我们共同的理想而去世,我就应对等地为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生。这种信念成了支持我一生事业的动力。”87岁高龄的费孝通再次“以书明志”。

▲ 费孝通自己写的一首诗,也是对他一生的精辟总结。

学人小传

“少怀初衷,今犹如昔”,费孝通毕其一生“志在富民”,民富而后国强。费孝通“重情和报国”的“初心”,在岁月更迭、沧海桑田中矢志不渝,始终不曾改变。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的“初心”,搏动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28年,费孝通到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学习。在两年的学习训练中,作为学生会秘书的费孝通不仅埋头读书,还积极关注国家大事,组织、参与社会活动。“五卅”运动爆发后,费孝通跟大家一起上街游行。后来学校医务室的校医与一个学生发生口角,并动手打了这个学生。在处理过程中,学校偏袒校医,学生们不满,于是开会声讨、罢课抗议,事情被闹得沸沸扬扬。校方要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费孝通虽然是其中之一,但大多数老师认为他品学兼优,所以免于开除,被勒令转学。最终一些同学还是被开除了,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刺激着费孝通的良知。“该不该学医?学医能不能成为自己一生安身立命之所在?”费孝通不得不去想这些问题。

费孝通(1910—2005),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至1938年留学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接受马凌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专攻社会人类学。回国后,他一直从事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写的《江村经济》(即《中国农民的生活》)、《乡土中国》,是第一次将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现代农村的著作,深受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好评。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 年轻时的费孝通

1987年到1990年,我有幸跟随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边区开发。在从事民族研究的近三十年历程中,我对恩师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也总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我才发现,费孝通先生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他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研究如何让社会更美好。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独特视角,不断提升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志在富民”的表达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

他认为“人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他决心用社会科学去疗治社会的疾病。为此,他放弃了曾经追求的协和医学院,毅然选择了燕京大学。费孝通后来由燕京大学考入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应导师史禄国的邀请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并有幸成为世界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关门弟子。

《江村经济》问世

费孝通14岁就开始发表文章,但真正谈文化却是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其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旨在根据地方志材料记载,找出婚嫁时“亲迎”习俗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从而思考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变异。同年,他又发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指出“研究社会变迁实是在比较不同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此时,他谈的文化,已是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不仅正规,而且联系中国实际,在当时比较超前。

▲ 费孝通著作《江村经济》

费孝通的文化思想首先得益于他的大学老师吴文藻。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非常流行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不断开展社区研究的实地调查,在当时世界社会人文研究领域内都算得上领先。1936年,吴文藻赴美参加哈佛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正好遇上了马凌诺斯基。他向这位功能学派大师介绍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嫁接的新探索。

“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1936年秋天,费孝通登上“白公爵”号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从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漫长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时间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就在这时,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

听完吴文藻的介绍,马凌诺斯基非常兴奋,说中国了不起,走得这么前卫,同时也知道了正要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费孝通。因此马凌诺斯基一回到英国,便从他的大弟子弗斯手中接管了费孝通,亲自指导其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费孝通与弗斯也从师生关系变成师兄弟关系,分别为马凌诺斯基一首一尾的两大弟子。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费孝通原本想以大瑶山的调查材料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弗斯却认为江村调查对中国研究更有代表性,由此也奠定了费孝通成功的机缘。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邱泽奇说: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子的故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原因是,传统的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与野蛮,以研究所谓“野蛮”、“未开化”之民为己任。费孝通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予费孝通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他几乎借阅了吴文藻所有的私人藏书,打下了较为宽泛的学科基础。1933年的那篇本科毕业论文,标志着费孝通真正理解了文化是什么,文化一定要有三要素,是广义而不是狭义的。

费孝通的生死爱情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吴文藻向清华大学推荐了费孝通。1933年,费孝通成为清华人类学系唯一的硕士生,师从史禄国。史禄国是俄国著名人类学家,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及通古斯文化调查研究。他给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学习计划,从体质人类学开始,然后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力求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通才。

《江村经济》成为经典著作流传于世,而与此有关的一段爱情却留在思念里,它只存在于老人的梦中,这一梦就是70年。在这70年里,老人自述常常“半夜来梦”,“情义”二字成了压在他心中最重的一块石。

1935年,费孝通按规定可以毕业了,并被选派准备去英国留学,史禄国也因故结束了清华的教学生涯。但六年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史禄国建议费孝通出国前先去搞一个田野调查。因此,在吴文藻和史禄国的推荐帮助下,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开启了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

▲ 费孝通和前妻王同惠的结婚照。

这次调查对于费孝通的学术发展很重要,可以说是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起点;这次调查也非常悲壮,王同惠因为救他而长眠于大瑶山。2005年,受费宗惠和张荣华的委托,我有幸带领学生做了大瑶山70年的追踪调查,出版了《大瑶山七十年变迁》一书。2014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创新项目,我又率队做了大瑶山80周年变迁的追踪调查,于2015年出版了新书,并召开了专题学术纪念会。

24岁那年,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爱情,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

数十年后费孝通写道:“1934年至1935年,在她发现我‘不平常’之后,也就是我们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穿梭往来和红门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和我作伴。这时候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园附近的圆明园废墟或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费孝通习惯于调查式文稿的简练文笔,而对于王同惠,他的文字却如诗般多情。但是,与其他热恋中的男女不同,费孝通和王同惠是理智的,他们并没有让夏花一般绚烂的爱情成为羁绊,阻碍事业的发展。

他们共同署名翻译了英文著作《社会变迁》和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语言功底深厚的王同惠在合作翻译中给费孝通补习了第二外国语法文,同时,她提议他们合写一篇著作。这个提议令费孝通怦然心动,但竟注定了至为惨痛的人生悲剧。

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婚礼。9月,他们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调研。王同惠当时为三年级学生,费孝通则已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并考取公费留学,其后就要远赴英国。

前方的路途变幻莫测,而一路上,他们幸福着,激动着。他们在心里偷偷约定,此行的目的不仅是完成一篇调查报告,更是让开花不久的爱情牢牢扎根。

考察进行到12月26日,正在深山中跋涉的他们迷了路,而向导也不见了踪影。慌乱中,费孝通误中瑶人设下的捕兽陷阱,双腿被兽夹牢牢夹住动弹不得。在营救未果的情况下,王同惠独自下山求援。然而天妒良缘,在半山处,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暴发,7天后,王同惠的遗体漂浮在湍急的山涧中。那天,他们刚好成婚108天。

王同惠葬于梧州。墓碑在动乱中流落于当地一所学校,被一位有心人花心思保存下来。费孝通上世纪80年代复出后,墓碑才得以复立。1988年12月,与爱人分别53年后,已是78岁高龄的费孝通谒同惠碑,睹碑思人,慨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告慰爱人的在天之灵。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1939年,他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结婚。第二年有了一个女儿。仍难忘怀前妻的费孝通给女儿取名费宗惠,昵称“小惠”。

▲ 费孝通和妻子孟吟

孟吟是他的哥哥费振东给他介绍的。自两人结婚,至1994年孟吟逝世,两人一起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光。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有二十多年是非常痛苦的,这段时期就是费孝通从1957年的著名“右派”熬到改革开放的漫长时光。在那个丈夫被打成右派妻子往往迅速跟丈夫离婚的年代,孟吟对费孝通不离不弃。五十五载风雨春秋,费孝通与夫人孟吟甘苦与共,相濡以沫。

有人戏称费孝通长得像“弥勒佛”,费得知后如孩童般大笑:“弥勒佛好嘛!心胸开阔,大肚能容。”没有人知道,对于士大夫这个称谓他如何思量。但是出于一个士大夫的本性,他仍执拗地实现着他“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决心。

▲ 费孝通一生爱读书

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埋头治学,晚年则进入到了国家权力的中枢,先后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实现了一个士大夫的终极梦想———学而优则仕;与此同时,他也拥有中国传统士大夫最明显的性格特质———重情、坚韧。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他著作等身,开创了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作为一个政府高官,他尝试着把自己的学术理论用于治国。这两者之间,究竟哪一个才是他心仪的角色?至今他没有告诉人们答案。

费孝通用自己时间不算长的为仕经历,重复着中国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信条:“为士者,不仅为谋求职业,更贵在职业上尽其行道守义的更高精神。”由此他传递出的是一条朴素的信息:当官的人与老百姓相比,应当具有较高的社会理想,负有更崇高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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