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周尚文:罗曼·罗兰和他的《莫斯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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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認識梁宗岱

周尚文

《郭沫若学刊》2015年第1期发表的敬隐渔和罗曼罗兰“合影”


罗曼·罗兰(1866-1944)是20世纪享誉全球的法国大文豪。1903年起,他用了十年时间写出法文版长达1600页的名着《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罗曼·罗兰从此声名鹊起,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罗兰出身在法国乡间的一个公证人家庭,自幼接触底层社会,养成他同情贫苦民众、生活简朴、不追求奢华和物质享受的性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鲜明的反战立场和人道主义言行,使他加入到进步作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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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南方都市报2015-06-04第B15版 | 作者:卢岚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5-06-04 | 阅读次数:

自称“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

片山敏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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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诞生了一个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引起各国进步人士的关注,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深感不安。当年丘吉尔直言不讳地说,要把苏维埃“扼死在摇篮中”,于是十多个国家发动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不少西方国家的工人和进步人士则针锋相对发起“不许干涉苏俄”的运动。罗兰也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明确表示反对外国干涉苏俄的行径,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我在2019年4月3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首译者敬隐渔和罗曼·罗兰“合影”之疑》一文中,以相貌、身材、时间等诸方面的差异,证明《郭沫若学刊》2015年第一期所载“一九二八年,罗曼·罗兰在瑞士雷蒙湖畔寓所庭院中与敬隐渔的合影”中的不是敬隐渔。该照片谬种流传,的确有尽早澄清的必要。鉴于该刊主编王锦厚先生在2017年第一期《关于敬隐渔研究的一点情况和想法》文中说:“不是敬隐渔,是中国人也好,反正到目前为止,罗曼·罗兰与中国人合照的照片,似乎只有这一张。”我在我这篇文章中又根据对见过罗兰的其他中国人情况的了解,断定此人并非中国人。不仅如此,我还依据照片中“敬隐渔”的形态和罗兰的交往记录,推测“‘合影’中的是某个日本访客的概率更大”,例如“一位替罗兰雕塑半身像的日本艺术家,甚至在他家住了数日”。我最后说:“究竟是哪个日本人,我想日本的罗兰学者应该有兴趣去弄个清楚。”

  一  谈梁宗岱老师,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因为梁老师是个开心的人,总给大家带来开心。当年我们私底下谈梁老师,总是嘻嘻哈哈从他的趣闻谈起。我们在巴黎见过他的学生周庆陶、跟他早年相识的画家刘海粟,谈起他总是未讲先笑,说他天寒地冻只穿一件运动衣,一条短裤;喜欢跟人“抬杠”,不服输。所有认识他的人谈起他,都会提到这两个重要标志。  我在中山大学四年,半年在乡下劳动,三年半的学习时间,有两年是由梁老师负责我们的阅读课,那是法语的主要课程。他讲课喜欢不拘一格,一旦有人提问,他详细解释起来,往往离开课本,转到别的话题上。“我讲课是不用备课的。”他说。但严格起来则是另外一回事,对字眼的选择,对语意的理解,要求特别严格,要我们轮着讲出答案,如果他不满意,就从头来一遍,迫得很凶:“inimaginable怎么可以说是‘不可想象’呢,应是‘不可思议’!”又说:“faciner是‘使人着迷’,不是‘迷信’!”  那时,我们挨骂是平常事,什么“牵牛上树”,“水过鸭背”,“扶得东来西又倒”,都听惯了。如果有人找到适当的字眼,他会很开心,课间休息就特别高兴,师生间谈笑风生,那时候他的快活、直爽就出来了。伸出手臂跟人比粗壮,笑我们衣服穿得太多,说怕冷是感觉错误。这就是我们在大学时代所认识的梁老师,大体印象是跟别人不一样。至于他的作品,只知道他当时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论神思》,是他跟中文系一位教授的辩论文章。他以前写下的作品,我们没有机会读到。那时候他的著作不是禁书,但属于封资修,出版社不出他的书,学校也不向学生推荐,要看他的作品不容易,我们认识梁宗岱,就得走一条很长的路。  二  我第一次接触梁老师的作品是在香港,就是壁华编的《梁宗岱选集》。在我的阅读史上,有两回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是读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在香港第一次找到这本书;第二次就是看这个选集。记得开始的时候,我是歪在沙发上打开这本书的,看了一会,就端坐起来了。怎么?梁老师这些好东西怎么我们以前不知道?  但对他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是2003年和志侠一起编过他的文集以后。梁老师《水仙辞》的中译很出色,数十年来影响很大,1931年出版时,罗大冈正在读大学,他说:“我选择了法国语言文学作为学习专科,和梁译《水仙辞》的艺术魅力给我的启迪多少是有关系的”,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  在工作过程中,你会发现梁老师是一个天生浪漫的诗人,直觉与本能主导着他的诗句,也主导着他的诗论和诗译。他的诗论有着一首诗的和谐与凝练,用字华美,甚至太华美了,但读起来就像读文学作品,不感到枯燥乏味。作者把感觉说出来,不是讲道理,就像里尔克论罗丹的雕塑,也不讲理论,只讲他的感受。梁老师的例句总是把中外诗人的句子一起对照,也不常见。知识面的跨度极大,欧洲所有大诗人和他们的代表作,几乎都囊括到他的作品里。  当《梁宗岱文集》出版以后,2006年又出过单行本,以为梁老师这个课题可以结束。如果美中不足,他在欧洲的七年生活,几乎是个空白,也没办法了。我们在法国生活了几十年,要了解他,只能在已刊出的文字当中绕来绕去。可没想到奇迹会突然出现,奇迹就来自电子技术,来自图书馆书籍的电子化。过去图书馆里的新旧书籍、报刊汪洋一片,很多宝贵资料就迷失在那里,要找也不容易,有的就这样被永远埋没了。而十多年前开始的图书馆书籍的电子化,使我们能打捞过去,翻看任何时代的资料,让它们回到现代生活中来。因为有了这个可能性,志侠得到梁老师的某些线索以后,就在网络上进行了地毯式搜索,搜查了数以千计的中外网页。又根据网络的线索跑图书馆,向法国、瑞士、意大利、日本的有关纪念馆和档案室查询。法国图书馆有的珍本藏书和手稿不准拍照,他就带着电脑去抄回来。就这样,梁老师当年在索邦大学的生活,跟瓦莱里的关系,他们一起参加的沙龙活动,跟作家普雷沃、罗曼·罗兰的关系,跟当时游学欧洲的胡适、邵洵美、傅斯年、刘海粟、傅雷等文人的来往,先后发表的英文法文诗歌,外国评论家对他的评论文章等,都被搜索出来了。  使我们感到意外且特别珍贵的是,找到了梁老师给瓦莱里的14封信,罗曼·罗兰有关梁宗岱的4段日记,以及他在致《欧洲杂志》主编的信中,对青年梁宗岱的高度评价,他说:“这是我所认识的最出众、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之一。”有一位和梁宗岱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作家Tardieu,在一篇文章里说,梁宗岱是“瓦莱里认为唯一能够及得上他自己的人。”要知道,瓦莱里是二十世纪法国的著名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罗曼·罗兰得过诺贝尔奖,两位大作家都是国际名人。而梁老师只有二十六七岁,在欧洲期间,只写过两篇重要的作品,一篇是瓦莱里评传,另一篇是跟徐志摩讨论诗歌,就是《论诗》,其余作品都是回国以后才写的。两位大师对他的高度评价,除了根据他少量的英文诗、法文诗,最重要的根据恐怕是在交往过程中,从他的言行举止表现出的内涵与学问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找到的新资料,填补了他的欧洲生活的空白,与黄建华等所写的《梁宗岱传》的后半部分一起,串成了一个完整的梁宗岱故事。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打开梁宗岱秘密的锁匙。  三  梁老师是属于世界文化大游客当中的一个。这些人因为学习、职业需要,或带有目的性的旅游,在异国生活过,有机会接触到另一种文化,从中吸取养分,丰富了自己,都写过一些带有异国情调或异国因素的跨文化作品。比如洛蒂(P.Loti),到日本以后写了《菊子夫人》,后来由法国作曲家梅萨热(Messager)改编为《蝴蝶夫人》,是现在经常上演的歌剧。带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去到西方的梁宗岱,把东、西两种文化放到同等的位置上,进行跨文化的探讨。因此,说梁宗岱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行者,这一定不会错。  梁老师回国后写的作品,可以看成是他游学欧洲的总结和回顾,或者是他的欧洲生活的继续。没有那段生活,就不会出现一个这么样的梁宗岱,不会产生这些作品。  谈到瓦莱里,梁老师有这样的文字:“梵乐希影响我底思想和艺术之深永是超出一切比较之外的”,又说他“使我对艺术的前途增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这两句话,只有当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具体关系才能了解。比如他们在雷惠兰夫人的沙龙上的表现,师生俩在布罗纳森林散步,瓦莱里向他解释《水仙辞》等等。为什么《水仙辞》的翻译那么成功?他的文学触觉固然重要,得到瓦莱里的提示是难得的机缘,同样重要的是,当他翻译这首诗的时候,索邦大学正在掀起《水仙辞》热,同学之间每三句话,就有两句关系到瓦莱里,而梁老师正好置身于这场热浪当中。种种因素,成就了他翻译上的神来之笔。梁老师在培正开始写诗,正好是写诗的冲动年龄,并不等于他日后一定会成为诗人,成为诗人也不一定成为诗论家,因为有了瓦莱里这样的诗人和诗论家老师,他的文学大道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不大可能再有别的选择了。  他游学七年,除了法国,还跑了瑞士、德国、意大利,像打水漂儿,但留下的文化脚印倒是一大串,都是外国人的文字记载,都是正面评价,有趣的记载还有:“……最严寒的天气,只穿一件开领衬衫,一条长裤和一件单薄的短外套。”一个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的博学,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手里老拿着一本书,外国人都看在眼里。除了瓦莱里和罗曼·罗兰对他另眼相看以外,还有同学为他写回忆文章,瑞士作家哈斯莱(Hasler)把他写进小说,康贝尔(Kamber)把他写进传记,法国作家普雷沃(Prévost)把一本杂志的中国文学专号献给他,以献辞《致梁宗岱》作为引言等,都说明了这位中国青年的分量。到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当中,找不到第二个。但很可惜,人家对他的评价,那些回忆文章,文学专号等,梁宗岱完全不知道,他已经回国了,那时候信息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九十年以来,他这段生活没有任何人知道,因为从来没有人提及。直到我们写《青年梁宗岱》,里面有些资料,先后在《作家》、《书城》杂志上发表,他的七年欧洲生活才第一次被披露。所以,我们认识梁宗岱,就这样走了一条很长的路。  他回国后很快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再没有人对纯文学感兴趣。1949年以后的作品被雪藏,他的著作一直没有遇上好时节。直到最近十年,才重新被认识和评价,围绕他的作品做论文的人越来越多。  只要你打开梁老师的著作,首先会感受到他对文学的热忱、投入,做学问的真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这是目前最需要的做学问的态度。瓦莱里为巴黎夏约宫博物馆的题辞最后一句是:“朋友,请莫不带着欲望走进来”。面对梁老师的学问世界,我们也必须带着欲望走进去。你看他的书,一定会有所收获,说不定还会改变你自己的一些什么。(题签:吴瑾)  ◎卢岚,作家,著有《青年梁宗岱》等。  原文链接: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局势风诡云谲,法西斯势力在德意等国抬头。罗兰着文严厉谴责法西斯是“人类良心的堕落”,并参与发起成立“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势力进一步猖獗,他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我“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她是代表着新的劳动世界的唯一堡垒”。

时隔四个多月,今天我要敬告关心这张“合影”之谜的读者,无需等待日本学者去弄清楚,我们已经找到了其中的“敬隐渔”,谜底已可揭晓。

可以看见,罗曼·罗兰不仅是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作家,也是一位爱憎分明、诚实正直的社会活动家,一位追求自由、民主、正义、光明的进步知识分子代表。他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害深有体察,他对苏联的憧憬,出自他对一个正在建设的“新世界”的向往,他毫不讳言称自己是“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从未到过苏联,对苏联并没有亲自的观察,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1935年6-7月,受高尔基的邀请,罗兰踏上苏联国土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访苏期间,受到官方的隆重接待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斯大林亲自接见他,与他有三次近距离接触,这一礼遇在当时是很罕见的。罗兰的行程排得很满,他只能逐日将所见所闻及随感记录下来,访苏结束后,他对笔记作了修改和补充,加写了一篇附记,成为一本完整的作品,装订成册后,题名为《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935年6月至7月》。但这一作品当时没有出版,几个月后,作者在封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遵从作者的意愿,这本笔记于1985年才公开出版,此时,罗兰和他的夫人均已离世多年。

不过在揭秘之前,请允许我对我和法籍华人学者刘志侠、卢岚夫妇的交往略作介绍。我的《敬隐渔传奇》(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增订版更名《敬隐渔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问世以后,北大学兄、傅雷专家罗新璋告诉我,法国华裔学者刘志侠在关注敬隐渔时期的中国留法学生,并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了我。既然同在巴黎,我便把“传奇”一书邮寄请教。2015年7月30日刘志侠收到我书,8月1日就回我一信:“谢谢第一时间赠阅大作,我也以第一时间读完。第一个反应是Bra⁃vo!很久没有读过这么好的传记了,如此多空白,竟能一一补充清楚,而且令人信服。这不是客套话,你们两位为了收集资料,四出远征,这是没有几个人会做的‘傻事’。此书值得推荐给更多读者。”11月6日,他又有信来,向我宣布:“拜读大作后,写了一篇小文给上海《书城》,已于十月号刊出,现附上扫描。”这其实是一篇数千字的长文,落款“二○一五年八月二日”,竟然是读我书后当即成篇!在这篇题为《渡河去看敬隐渔》的评论中,他不但别具慧眼地发现:“尽管罗曼·罗兰给敬隐渔的信只有第一封流传下来,但是作者在描述敬隐渔的过程中,大师的形象无处不在。”而且认为本书的问世定会推动对敬隐渔的研究:“过去苦于资料匮乏,现在有这本书提供全面翔实的资料,这是所有研究者求之不得的珍贵源泉。”

据目前所见,中译本有三个版本,均以《莫斯科日记》为书名:漓江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5年出版该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莫斯科日记》的文学价值并不高,本质上是一本政治笔记。鉴于作者名声显赫,作品又是历史重要时刻的产物,因此,在访苏前后,罗兰的言论备受关注。可是,作者除了在《真理报》发表一篇热情简短的告别信,对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敬意外,对访苏期间的观感未发表任何言论,引起外界对其政治倾向的种种揣测,罗兰的《莫斯科日记》遂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一桩由文字之交奠定的友谊就这样开始。正如志侠在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二期的《罗曼·罗兰与中国留学生》文中所说:“当他(张英伦)知道我们整理中国留学生信件档案后,很慷慨把从里昂和瑞士辛苦收集来的敬隐渔材料拿出来分享,让我们省去很多功夫。”而我在2018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文集》编选“政论、文论、自传、日记、书信”卷时,刘志侠、卢岚双双应邀参与翻译。

《莫斯科日记》记了什么

今年6月19日,他们二人来我家做客,我自然谈起不久前《中华读书报》的这篇文章,志侠说:“合影”中的确是一个日本人,不过不是那位雕塑家,而是另有其人,并答应回去把有关资料整理好,发给我。8月3日,盛暑尚逞余威,志侠果然把整理好的法文材料发了来。这才可能有今天揭破谜底的佳话。

当世人终于看到《莫斯科日记》的内容后,又一次不能不为这位伟大作家的良知和洞察力而感叹,也引发人们解读这一“历史之谜”的兴趣。

志侠发来的材料中,至关重要的是罗曼·罗兰1929年7月2日日记,现节译如下:

在日记里,罗兰记载了与各阶层人士会见的情景,许多礼节性的活动使他感到疲惫不堪,但并没有妨碍他冷静客观地观察苏联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些侧面。

片山敏彦来访。一个月以前,他从东京到达巴黎。他周游一圈,访问了马蒂柰、阿尔科、杜阿梅尔、维尔德拉、让-理查·布洛克等人。现在,他来看我,法语已经有所锻炼。他说法语还比较困难。他对我们很友善。他长得讨喜,人又聪明。他非常朴实,毫不拘谨,言谈举止很得体。他对欧洲艺术的各个领域都颇有修养,十分了解。按照日本的礼貌习惯,他带来很多礼物,他的,他妻子的,和他的日本朋友们的。他让大家看他年轻妻子的照片,她容貌清秀。我们和他一起在维尔纳夫散步。他和克纳泰尔夫妇在我们家不期而遇。尽管交谈不甚热烈,但足以让人感受到他情感的真实和这阳刚而又温柔的人的精神美。他要在欧洲待一年半,我们还会再见到他。

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是与斯大林进行了近2个小时的会谈。对此次会谈,罗兰是作了认真准备的。访苏前,听到来自友人和青年对苏联近期发生的事件的疑惑,作为“苏联之友”,他无法作出解释。于是他带着这些问题向斯大林当面询问,斯大林显然对这位客人表现出很大的敬意,坦诚地回答了罗兰提出的所有问题。例如,就基洛夫事件后苏联国内出现的镇压行动,斯大林承认,“我们所枪毙的一百个人,从司法观点来看都和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没有直接的联系”。仅仅是为了“预防”凶杀案的再次发生,“我们承担了枪毙这些先生们的不愉快的责任”。这样的解释无疑是承认对无辜者的陷害和对法制的蔑视。难怪,这份已形成正式文本的“谈话记录”,在打算公开发表的前夕被苏方叫停了。

资料中还有一张片山敏彦的照片,就是我后来从日文版维基百科“片山敏彦”词条中重新下载的这一张。我在日文互联网上查阅了有关他的资料,几乎清一色用的这一张,近乎他的身份照了。拿这张照片上的片山敏彦和与罗曼·罗兰合影的“敬隐渔”对比,二者形、神一模一样、一般无二;词条照片中的片山敏彦比“合影”中的他略显年轻,但相去不远,二照为同一人显而易见。“合影”中的“敬隐渔”实为日本人片山敏彦,毫无疑问。

6月30日,莫斯科红场举行大型体育盛会,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都登上列宁墓的检阅台,罗兰也应邀登上贵宾席观看各种表演。他看到,在游行和表演队伍中,人们抬着一幅幅斯大林的巨型画像,唱着歌颂斯大林丰功伟绩的赞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斯大林,举手弯肘向他致意。对此情景,罗兰突然感到脑海里出现“两个斯大林”,一个是前一天与他会谈时那个“平易”的斯大林,另一个是“被人尊其为罗马皇帝”的斯大林。他对个人崇拜的厌恶之情,跃然纸上。访苏期间,罗曼·罗兰大多数日子住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基的豪华别墅里。这所住宅宽敞明亮,内外装饰十分别致,是苏联政府拨给高尔基使用的,配有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园艺、勤杂等一群服务人员,家中除了高尔基及其家人外,还常住一群亲友和食客,常有贵宾和官员造访,宴会不断,餐桌上摆满山珍海味和名贵烟酒。罗兰在这里又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哈林等政界要人一起进餐和交谈。高尔基本人吃穿简朴,但家中如此铺张,令人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对此,罗兰深有感触地写道:苏联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之后,“身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殊阶级”,达官贵人及其家人们“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而人民却依然为得到面包和环境(我是指住房)而艰苦地奋斗着”。此种情景,使罗兰久久不能释怀。

罗兰预言“我们还会再见到他”,但在罗兰日记中,片山敏彦造访罗兰却仅此一次,他与罗兰的合影只能是1929年7月2日所摄。

苏联当年在世界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因此,对罗兰这样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尊贵客人的来访,全国上下都报以极大的热情,但作家并没有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仍进行着冷静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这些看法毕竟只是一种浮光掠影般的感受,他无法通过走马看花式的访问去仲裁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新社会”的利弊得失,他一面为见到许多新鲜事物备受鼓舞,一面也对看到的消极现象感到困惑。于是,他将访苏期间一些尚不充分的观察印象和不成熟的批评意见尘封起来,指望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社会变迁,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得以自我完善,或许这是作家要将日记封存起来的原故。

那么,片山敏彦是何许人?片山敏彦(1898-1961)不仅“对欧洲艺术的各个领域都颇有修养”,他本人就是个颇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他著有诗集《晨林》《黎明之恩》,散文集《紫水晶》《云之旅》《喷泉的回声》,艺术评论《雷诺阿》《莫奈》,译过歌德、里尔克、黑塞等德文文学名家的作品。他从1925年起和罗曼·罗兰通信,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罗兰档案里保存着他给大师的二十五封信的手稿。1926年庆贺罗兰六十岁生日的《友人之书》里,“东京作家和德语教授片山敏彦”和敬隐渔同在贺岁人之列。他曾任日本罗曼·罗兰之友会会长。他倾力翻译和介绍罗曼·罗兰,译有其《约翰-克利斯朵夫》《内心旅程》《爱与死的搏斗》《战时日记》等。罗兰这篇日记的开头列举的片山敏彦到巴黎后访问的人都是后来法国文坛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他一生敬仰罗曼·罗兰,和罗兰的理想深度共鸣,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本人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片山敏彦著作集》十卷,由日本图书中心出版。

“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

合影中的那位女性,我在4月3日的文章里曾否定是罗兰的消瘦的妹妹玛德莱娜,而推断是罗兰的比较丰满的妻子玛丽,现在有必要加以更正。据法国学者杜沙特莱的罗兰传记,玛丽虽在1923年就已开始和罗兰鸿雁传书,但直到1929年8月才第一次到瑞士蕾芒湖畔和罗兰相聚。玛丽8月24日从莫斯科出发,8月29日来到罗兰所住的奥尔加别墅,片山敏彦和罗兰合影时,她不可能出现在画面中。

访苏归来,人们对罗曼·罗兰的沉默表示不解。次年(1936年),另一位法国着名作家安德列·纪德应邀访苏,回国后立即发表《访苏归来》一书。书中记叙了他所见所闻的苏联建设成就和民众热情,也对苏联社会存在的丑陋现象作了公开的披露和批评。由一个“亲苏”的进步作家着书揭露苏联的阴暗面,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苏联长期受西方国家的敌视,又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对外界的公开批评特别敏感,《真理报》撰文指责该书是“恶毒的中伤”,一些亲苏作家也对纪德进行批评,引发了一场争论。笔者查阅了当年上海出版的一本中文杂志,上面有相关争论文章,其中有罗曼·罗兰《对纪德的忠告》一文,他也认为这是一本“恶劣的、平庸的、浅薄的书”,纪德则反唇相讥,称罗兰已是一只安歇的老迈的“鹰”。作家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原本是很普通的,只是牵涉到对苏联的态度,使争论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

这位女士究竟是何人呢?罗兰在这篇日记中说,来访的片山敏彦“和克纳泰尔夫妇在我们家不期而遇”,由此看来摄入画面的就是克纳泰尔太太了。至于摄影者,我们自然首先想到在场却不在画面里的克纳泰尔先生。笔者惜未能找到克纳泰尔太太的照片加以比对核实;罗兰日记对这两人在拍照时担任的角色也未作交代,相信这是最自然、最合乎情理的推断了。约翰·克纳泰尔(1891-1970)先生是瑞士人,用英文和德文写作,作品有小说《苔莱丝-埃蒂安娜》《让-米歇尔》《易普拉辛医生》等。罗兰曾誉之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就在这一年,苏联通过了一部新宪法,称之为“斯大林宪法”,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一个高峰。与此同时,苏联国内掀起一波大审判、大清洗高潮,引起西方世界一片哗然。许多人自然地把目光投向被称为“苏联之友”的罗兰,面对亲友、同行和舆论的追问和责备,他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始终缄口不语,引起不少人的疑惑和误解。

总之,找到了被误作敬隐渔的片山敏彦,我们现在可以更加理据十足地说:Stop,那张误传的“罗曼·罗兰在瑞士雷蒙湖畔寓所庭院中与敬隐渔的合影”!

那么,罗兰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呢?1936年8月25月,当听到广播中传来莫斯科审判后几小时立即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首领处决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对被审判者的谩骂和侮辱,使他感到“极端厌恶”和“心灰意冷”,并认为对斯大林的崇拜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在另一则日记中,他明确地写道:“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我谴责对个别人的盲目崇拜……”从这些日记里,可以看到罗兰的亲苏立场没有变,他仍把苏联看作反法西斯的“堡垒”和新世界的“希望”,而对斯大林则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事过半个多世纪,罗兰那一代作家都已谢世,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也已轰然崩塌,人们有可能用比较理性的态度阅读和评价罗兰和他的《莫斯科日记》。然而,围绕他为什么要封存日记,他对苏联的态度是否丧失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他与纪德的分歧究竟孰是孰非,国内学界仍有不同看法。这里,似有两个问题值得探究。

其一,有学者认为,罗兰所以要封存日记,有三个内心世界的深层原因:怕得罪苏联领导,怕对自己不利,怕伤害好友,一句话,是“出于私心”,有人甚至认为是“依附性格”的一种表现。笔者认为,要解开一本纪实作品的历史之谜,不应过度揣摩作家的内心世界,而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其动机和效果。像罗兰这样一个正直的进步作家,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和原则,他对苏联这个“新世界”有诚挚的期待,他不能也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信念。在他看来,访问时间太短,只留下一些浮浅的“印象”和“感受”,他还“无权对苏联作出充分的评价”,加上此时正值欧洲法西斯势力猖獗,而苏联是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因此,他不愿作贬损苏联的事情,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其二,从《莫斯科日记》和《访苏归来》两部作品的内容看,罗兰与纪德有太多相同的感受,他们都从公平、正义、人性的视角观察到苏联社会存在的个人崇拜、特权现象、出身歧视、言论钳制等社会弊端。但是,两人的做法确有不同,一部作品公开出版,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一部作品封存起来,又引起众多猜疑。本来,一种新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缺点和弊害是难免的,问题在于,苏联当权者讳疾忌医,把所有公开批评看作反苏的诽谤,当年,苏联官方发起对纪德的围攻无疑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也正是斯大林模式的痼疾之一。而罗兰把日记封存起来,对苏联不作公开批评,也不是出于对苏联的“护短”和“怯懦”。今天看来,罗兰、纪德那样具有良知和敏锐观察力的作家,都值得我们钦佩,我们不必由于两者做法不同加以褒贬。再伟大的作家也不是先知和圣哲,后人是不应苛求他们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汇报》 日期:2012年8月20日 版次:11 作者:周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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