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app新街口旧书店的淘书往事

年轻时候经常去旧书店淘书,平均每个月会逛遍北京所有旧书店。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书店都是国营,卖新书的叫新华书店,卖旧书的都叫中国书店,按当下语汇来说,就是两个集团公司,各有很多分店星罗棋布。
中国书店并非专营旧书,也卖新书的,偏重古籍、碑帖字画类。不过还是以卖旧书着称。尤其是它一些分店,比如灯市口店、隆福寺店、北魏胡同店等等,店面不大,新书只是点缀,旧书却堆得密密麻麻,店堂一股陈年书籍特有的味道。记得有一年,台湾老作家赵淑侠来北京,明明家财万贯,偏要住在南城一个很偏很破的酒店,她说图的就是离琉璃厂近,说她爱死中国书店里那股陈腐的味道,一闻心就醉了。话说得酸,但我当时听了还真心有戚戚焉。
那时候淘旧书,真能淘到稀罕物。在灯市口店,淘到过不少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套“白皮书”,都快凑齐了。在新街口店,一毛钱买到顾炎武的《京东考古录》,簇新簇新的精装本。更分别在几家店里淘到一些名家签名本,大多是作家之间互相馈赠,赠者与被赠者的大名,恨不能都是小学课本上就见到的,可想而知当时发现宝贝的兴奋。
现在我不爱去旧书店了,原因多种。客观方面,一是出版环境日益宽松,很多原来只能内部发行的书籍,现在满大街都是,不用再去淘旧的了。二是出版业大爆炸,新书如山洪奔泻而来,不像当年老闹书荒。主观方面,一来不再是穷学生了,新书买得起。二来旧书毕竟不如新书干净整洁,从卫生角度说,淘旧书的危险系数也大一些。
不过细究一下,以上几条原因都是冠冕堂皇的说辞,有点像打官腔儿,真正要害没抓住。真正的原因出在心理上——被旧书现状伤了心。
以前去淘旧书,图个便宜。那些卖旧书的人,新书看完迅速卖掉,也是为了换点钱再买新书。如此旧书交易,纯朴自然,不夹带杂质。现在不同了,旧书被当成一种赢利工具。想想潘家园吧,很多人去淘旧书是为了做买卖,低价买高价卖赚差价。网上有专门旧书拍卖网站。我去那里看了看,固然爱书人不少,但是生意人更多。
我知道,市场经济了,书和酱油醋一样,都是商品,这没错,但伤心。
以前淘到的旧书里,好多附加内容。书的原主人可能并无转手再卖的初衷,所以会在书上勾勾画画,甚至还有一时兴起的种种批注。买到这些书,透过这些附加内容,猜想原主人的相貌、品性,是一大乐趣。现在旧书店里的旧书干干净净,好像从买的那天起,就是为了要卖掉,很乏味。
我知道,读书人都敬惜字纸,以干净整洁为荣,以乱写乱画为耻,这没错,但伤心。
以前淘旧书,一两年淘不到一本名家藏书、作者签名赠阅本;现在旧书市上,不少商贩成捆兜售这样的旧书。
乍看叫人欣喜,再一想背后的一幕幕故事,不禁令人伤心透顶。单是我听到的,就有书贩子买通某教授家的小保姆,偷了教授一辈子珍爱的藏书;某着名藏书家临终前,嘱咐儿女把书捐给某图书馆,但老人咽气后,儿女们把书分期分批拿到潘家园,因为不懂行,原是无价之宝的几千册图书,只收了十几万;某着名杂志社,一位行将退休的主编,因为一些私人交情难违,把杂志社资料室收藏的很多作家赠书一次性处理给废品站,早就等候在那里的那位“交情”迅速全盘接收……
我知道,这些都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正常现状,开窗通风,自然蚊子苍蝇也会飞进来,不足怪,但我从此对淘旧书一事伤了心,再不沾这事。

新萄京棋牌app,黄山市的屯溪老街是一条非常有特色的街道,窄窄的,长长的,透着江南的灵秀。两边商铺林立,错落有致。穿越其中,那精美的徽雕不时映入眼帘,令人惊叹。老街透出那种悠悠的徽派风韵,让人沉浸在怀旧的情结之中。平日喜淘书,走进老街的旧书店里,心中便多了几分狂喜。老街的旧书店有十多家,大多兼营古玩生意。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旧书店里,古籍整齐叠放,每套均标出刊刻年代。我边翻书边和店主攀谈,谈得投机,临走买了一部同治版《祁门县志》,十二册,宣纸精印,属官刻本。辞了这家到另一家书店,见到一部清光绪刻本《姜氏宗谱》,大开本,二十册,当时只印了五十四部。炎帝姓姜,炎黄子孙自然就与姜姓有联系了。于是倾囊而出,又向同行者借钱买了下来。回家的路上,钱袋已空,行囊已沉,心中还是暗自喜欢。去年相约,今成旧友,再去老街成为一种牵挂。老街依然,旧书琳琅。一家旧书店陈列着十多部家谱,还有许多碑帖拓片,这些古籍借助市场的大潮拂去历史的尘埃,登堂入室,弥漫幽香。在去年结识的那家店里,店主展示了元刻残本和明代鱼鳞册,这些书难得一见,真饱了眼福。然价格非我所及。这一次,只购得一部民国版《歙县志》,十六册。歙县是古徽州府所在地,徽文化的中心。该志宣纸铅印,品相极佳,资料性强,也算不虚此行了。友人买了道光版《徽州府志》残本五册,也小有收获。古旧书业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标志、缩影。屯溪老街有良好的文化底蕴,浓厚的文化氛围。在老街寻寻觅觅,真个让古籍撩动心怀,沁人心脾。

新街口书店的周姓店员是我中学同学,自毕业以后一直没见过,是有次在书店偶然认出来的。他当即劝我买下了一套四册、新鲜出炉的《王阳明全集》,还告诉我教历史课的李老师——我们当年曾为他的课堂风度所倾倒——也偶尔来书店,有机会带我去看望他,但这个承诺至今没有兑现,周同学也离开了书店,失去联系很多年了。那套《王阳明全集》,从买来以后即置之高阁,从来也没翻过。

店里那时在中间摆着一排柜台,以为珍贵的古籍和旧版书放在柜台里。曾拿出来看过的,有两部《水经注》,其一是明嘉靖黄省曾刊本,另一部为清刻本,此外还有一部汲古阁白纸印本《说文》。民国版书则不多,只记得有神州国光社《读书杂志》三大册。店堂右边有沿墙用木版隔出的一长条间,是存书的书库,里面也有许多旧书,从外面可以看见书架顶上放满捆好的大套书。这里只有熟人才能进去,我从没进去过,周同学说老师傅不允许带人进去。里面有些什么书他也说不清楚,后来告诉我有一部宋版书(估计是明翻宋),十分漂亮,老师傅视为镇店之宝。这样的书离我太遥远,我不关心,只想知道有哪些民国版本,因为这样的书才买的起。

柜台里收着的古籍,他建议可以挑几种,说跟老师傅商量一下能多打折扣。我确实想买一部木版的《水经注》,但心目中的理想版本是聚珍本,因为听说这个版本是根据《永乐大典》校正的,订正了许多错讹,如果能有钱买的话。黄省曾的刊板虽然是明板,然而纸劣字也印得模糊,不很喜欢。有一天这几部古书忽然都不见了,周同学说是有人花三万块钱全部打包买走了,听了以后也没觉得怎么遗憾。

周同学旧书版本的知识接近于无,但很擅长推销新书。一天打电话约我中午见,说手上有一册旧书,我们就约在店旁边的华天面馆,请他吃面和酱肉。看那一册书时,是曹聚仁的《书林新话》,出版没几年,这书是他从书店买下送我的。后来还有一次,说店里有一册精装本的《西谛书话》,问要不要,我刚好没有这册精装本,就让给留着,因为并不是急着想要的书,想过一阵顺便去拿,等去了却怎么也找不着了。

有一天傍晚,在店里买到几册土纸本,是蒋南翔家的藏书。这些书都改钉为样式一致的精装本,其中一册有蒋南翔的批语和图章,所以可知是蒋家的藏书。问了周同学,他说的确是蒋家散出来的。我对官员的书不感兴趣,除非他们同时也是学者,几册中有蒋南翔批语的一本和田家英著的《中国革命史》后来让给认识的书商了,仅留下冯友兰的《新理学》。《新理学》全书有红铅笔批语,看字迹和语气觉得或许出自名领袖之手,这些批语写于1943年间,那时蒋在延安,想到在当年艰苦的环境里,书籍可能互相传读,最终保存在蒋南翔手里也是可能的,因此留了下来,但至今也没有仔细去考查过。

有一年店里上架一批前苏联的老版翻译小说,这是从人家里散出来的,足有数百册。很少能见到保存得这样好的旧书,每一册都干净漂亮,没有一点污渍和磕碰。我少年时读的最多的就是苏联小说,然而这些书有很多都没见过,作为对过去年代的纪念,还是从中挑选了两册,虽然并不打算阅读,但对我来说还是值得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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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街口书店买的五十年代前苏联翻译小说《海鸥》,书品如新。

周同学从书库的小门里钻出来,神秘地向我招了招手,然后又钻了回去,我在门口等到他拿出来供我专享的两摞旧书,逐本翻过去,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小册子,有几本还是儿童启蒙读物,没有一册是值得买的。以为有旧同学的关系,或许能买到不拿出来的好书的幻想,就此破灭了。

大概1999年时,小西天曾开过一家旧书店,算是新街口书店的分店,沿小西天牌楼进去挨着邮局即是了。这间店由一马姓店员主持,其人以前是海淀旧书店的,另有两个外地女孩,是召来的临时工。马先生三十多岁,在海淀时就认识,我在他手里买过几册书,是私下里给我留的,愿意留书给我的人很少。记得这些书中有容光版《生死场》初版的《圣母像前》和原刻《书目答问》。这三种书都不容易买到,特别是后两种。《圣母像前》比较常见的是创造社丛书本,而初版本是光华书局1926年出版的,为方型大开本,厚纸丝线订;《书目答问》的翻刻本有很多,但原刻本罕见,原刻是手书上板的巨册,这书拿来时等于是一堆乱纸,只收了十块钱,后来自己重装成两巨册。

有天接到他的电话,说在小西天开了一家店,新收到一批旧书,其中有知堂的旧版若干种,让我来看看。到店里时见他把预备卖我的书已准备好了,共有两大摞,便逐册翻了翻,虽然有些书未必想买,但也不便来回挑拣,于是照单全收。其中知堂的旧著有六册:《夜读抄》《立春以前》《苦口甘口》《知堂文集》《谈龙集》《自己的园地》。前四种为初版本,书品都很不错,另外还得到一册古今社出版的《蠹鱼篇》,这是民国时几位藏书家的随笔合集,我家已有一册,后来便把这册送给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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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西天书店买的周作人旧版六种

当年还没有网店和网上拍卖,在书店里买到知堂的民国旧版,还要书品好,是很不容易的,完全靠碰运气,我那时一直只有一册印刷最多版的《自己的园地》,所以这次一下买到六册很让我开心了一阵子。

马先生说这批书是附近的住户卖出来的,而我是第一个见到这些书的人。他总是这样说,后来他又说起这批书里还有一册康熙刻版的杜诗,是册残本,书尾有李一氓的跋,以一千块钱卖给别人了。李一氓是专藏杜诗的,一册康熙残本有他写的跋,想必是很罕见的版本,而这样的价钱我其实也能负担得起。

小西天书店有里外两间,外间卖普通的旧书和二手书,古籍和民国版书放在里间,古籍我都翻过,没有好的版本,民国书则寥寥无几。因为是设在社区里的,又是卖旧书的书店,除了老顾客如我这样的以外,上门的人很少,每次去偶然见一两个,多数时是杳无一人。

马先生收的那批书里,还有不少老版的文史书,陆续放在外间的木版上卖,我买了不少,如《清诗记事》《经传释词》《札樸》《癸巳类稿》《植物名实图考》等等,这些经典文献是每个时期陆续都翻印的,但是旧的版本自有其可爱之处,而且五六十年代的书,校字印刷都很讲究,这也是我常来的原因。还曾买到一册1955年版的达尔文《物种起源》,是科学出版社的道林纸特印本,十六开精装,印数三十册。买到这册书后读了一遍,否则不知今生会不会读这本书。

小西天的书店,说来只是收到这批书才兴盛了一阵,然后就日渐寥落,马先生也回去新街口书店,这里换别人主持,直到几年后难以维持关了门。

马先生在新街口书店的时候,我常可以进他那间收旧书的屋子里,不像和周同学,周同学太老实了,有时我俩吸烟,也必拉着躲到店外去。坐在破沙发上闲聊,抽烟喝茶,然后他会拿出几本书来给我看,或者我自己翻架子上还没放出去的东西,这也很能使人满足:哈哈,原来也没藏着什么。在他的屋子里买到的书有良友版的《苦竹杂记》和《记丁玲》,以及顾随的《苦水作剧》。《苦竹杂记》书品不好,原本不想要,但碍于情面还是收下了;我自己从架上翻出来的有旧版《书林清话》和线装两册的连环画《阿Q正传一零八图》。后者当时已经卖到近千块了,但这里消息闭塞,售价只有四十块。

马先生还曾说起过手头有一幅沈从文的字,他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打算让我买,好在我也不是很喜欢沈从文的字,觉得总是写得密密麻麻的,而且好像往一边歪的样子。但也有一次他说到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一部有关浙江的线装书,名字忘记了,书后有周作人手跋,可惜我当时没钱,只好硬着头皮让他先拿来看一下,可能料想我买不起吧,一直也未曾拿来过。当年在报国寺曾见过周氏手札一通,约是五页,写在有格的大开毛边纸上,非常漂亮,也是因为没钱买,只好作罢。如今回想起来,错过的东西比买到手的好得多,但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店里的经理是位四十来岁的女人,身材瘦小,待人和气,但据说于旧书一道不大明了,原来的老师傅已退休了,店里懂古旧书的只有马先生一位。那隔出来的一长条书库已经拆除,周同学所说的明翻宋的镇库之宝最终也未曾露过面。店里办过一次书市,主要卖的是碑帖和柯罗版画册,碑帖那时并不怎么值钱,我喜欢碑帖但没有余钱买。听马先生说这是附近一家散出来的,店里拉回来一三轮车,花费约几千块,却卖了有十几万。马先生后来也离开了,有次在朝阳的某条街上偶遇,说是在总店的库房看库,自那以后再没见过。

在新街口书店没有买到过特别好的书,但有时候不一定非得买到珍贵的版本,以便宜的价钱买到没想到的喜欢的书也会很高兴。在碑帖和柯罗版书市期间,曾买到上下两册1954年人文社版的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这书的普通版本全套三册,精装本为纸面胶脊,我买的两册其实缺一册中。但这两册却很特别,为真皮脊红胶面,烫金字,道林纸印,这是从没听说过的特印本,迄今也仅见过这两册。因为缺中册,两册标价五十元,这是中国书店的老传统,只要是“残本”,标价就很低。除了这本外,还买过一本俄文五十年代版《堂吉诃德》,布面大册,内收全份印得很精美的G.
Dore的版刻插图,约有二百余幅,而国内汉文译本的插图通常都是选图,印的也十分粗糙,使原作的神采大为失色。俄文书在中国书店也卖得很便宜,这一册只售三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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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年人文社版《水浒全传》特印本

最近的某年,有友人在西城文化馆办一个五十年代旧书版本展,几位老友约我去看,于去的路上顺便到新街口书店去。自从网络拍卖盛行以来,好一点的书都挂在网上,逛旧书店的情绪已经黯淡很多。店里旧书还是有的,多数是二手书,也有两架价格昂贵、已破烂不堪的民国版书,在这些焦黄难看的书册中意外发现一册好书品的书,纸面精装小开本的《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这是上海书报杂志社1949年5月版,原来预告三册出齐,但实际上后两册没有出,1958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四册全集本。这册最初的印本售价一百元,是在新街口书店买的最后一本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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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年版《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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