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成了“狗”,教育才能去行政化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记录了一段很有名的掌故,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清华大学,“当时有一种议论,说清华有三种人物: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话虽然有污蔑之意,也说明一部分情况。”

       
2013年两会时,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在谈到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时透露,“我在清华开中层会,院长、系主任总坐在第一圈,处长都坐在后排。如果有大教授,他肯定是坐在最前排的,这是清华的一个传统。在清华有一句话:学生是老虎,教授是神仙,校长是条狗。”(2013年3月9日《京华时报》)

其实,“神仙、老虎、狗”的这个比喻,不是老清华独有的。蒋梦麟先生在《忆孟真》一文中,曾提到了北大的“功臣”与“功狗”:

     
 不愧是清华校长,这番话说得很有水平,也很耐人寻味。陈校长把自己比喻成一条狗,不过是想说明清华的去行政化还是有点成绩的。其实,这番溢美之辞很经不起推敲。处在当今行政化大一统的教育界,清华能出淤泥而不染吗?堂堂的清华校长,身居副部级高位,位高权重,可能是一条狗吗?

“(1950年)12月1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即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不过,陈校长的这番话倒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校长真的能成了狗,而且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狗”,教育才有可能实现去行政化的目标。

“功狗”这样的说法,虽是戏谑,但也深刻。一个大学要办得好,总需要一大批有行政能力,愿意做且做得来琐事杂事的人,不能都是坐而论道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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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存在着不同的群体,最基本的就是教授—职员—学生,或者由于科层制管理体系的存在,还可以分为学校(校一级的管理层)—院系(院系的领导层)—教师—学生。这些群体合在一起,是一个共同体,而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理念、思维逻辑、利益诉求和行为模式都存在着差异,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甚至可能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陈校长引用的那句清华名言,在现在的大学早已成了遥远的绝唱,它所反映的现实只存在于民国时期的大学。冯友兰在供职于清华大学的24年期间,作为清华主要领导之一,曾经说过,“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这句话产生于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以后。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才三十一岁,他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对清华进行了全面治理,以学术标准重新聘任教师,积极争取清华的学术独立。尤其是他在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方面所做的一个大胆改革,更值得称道。

大学和别的社会组织不一样,大学是最尊重人的个性的,办大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让其中的每个人充分发挥其创造潜力。现在大学都在说改革,而改革的目的,说到底就是要让大家都有积极性,要让“神仙、老虎、狗”和衷共济,让“神仙”真的心无旁骛、安心治学,让“老虎”虎虎有生气,但又别被捧得太高,让“狗”成为“功臣”。为此,必须用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愿景来凝聚大家的力量,所有人的行为都有明确的规范。尽管大家利益诉求不一定一致,但底线是清楚的,奋斗的方向也是相同的,同心同向,大学的氛围、文化就很好了。

     
 旧时的清华学校由于起初归外交部管辖,校内的许多职员原本是外交部的官僚,来头比一般教师要大,他们管控着学校的实权,在工资和生活待遇上往往高过教师,职员的地位高于教员,故当年校内称谓乃是“职教员”。罗家伦当校长后,将职员数由95人减至72人,当年度职员薪水总额实际削减15900元。与此相应的是,上浮教师薪水,改善教师待遇,拟定正教授的薪俸以360元至500元为度。朱自清的月薪由160元一下就增加到了320元,以此吸引著名教授来清华任教。经过一番艰辛的励精图治,终于使清华由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一举成长为与北大比肩的一流国立大学。清华园里这才传播开了民谚“教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个“狗”不是侮辱性的,只是当时职员地位降低后的一个写照。

说来或许容易,做起来确实难。首先要弄清楚,不同群体的诉求都是什么?教授是学校的治学主体,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领路人,是培养学生的第一责任人,是科研创新、理论创新的主要力量,因此,教授最需要一个管理宽松、思想自由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同时要有完整的资源体系为他提供支撑,他不需要有那么强的行政能力,除了做学问,别的事情应该有人替他想到、办到。当然,在我们现行的评价体系下,教学往往被忽视,所以有的教授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上,比较急功近利,这是学校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真正让校长在大学里成了“狗”的,是蔡元培先生。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实施了真正的“教授治校制”。当时评议会是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由19人组成,除了校长和各科领导(也是教授)5人,无行政职务的教授14人,占了绝大多数,以后干脆去掉了由各科领导直接担任评议员的规定,改成了由校长和教授互选。各学科还成立有教授会,对教学事务有很大的自主权,不受他人干涉。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一旦审查通过,校长也无权干涉。这样,蔡元培就成了为北大看家护院的一条“狗”,教授只要有真本事,就成了逍遥快活的“神仙”,这样的“神仙”,作为“狗”的校长,也只能无可奈何了。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钱玄同,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教学有一个特色,就是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印有“及格”二字的木质图章,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学生呢?大学要以学生为中心,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学生到大学来,是想要求得真学问,想要成才。学生也希望,各种资源尽可能地集中到他们身上,希望得到最好的教育和服务。由于大学的资源有限,有时候难免有矛盾。

       
在校长成了“狗”的大学氛围中,学生也就成了真正的“老虎”,这些老虎的厉害是今人无法想象的。北大学生的组织力量非常强大,著名的五四运动就是他们组织发动起来的。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爱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蔡元培自由办学,深信自己聘任的教师都是好的,只要学生来听几节课,就会有收获。到后来,学生们的“老虎”脾气越来越大,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学生还能代替学校聘任或者解聘教员,胡适初到北大任教,正是由于当时还是学生的傅斯年的一句话保驾,才避免了被学生驱赶下讲台。

职员在大学里面,主要是做管理与服务工作的。他们维持着学校的运行。而且大学越来越“大”,肯定有科层制的体系存在,有上下级,有部门利益,这避免不了。关键是要明确,行政管理是为了教学科研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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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了这些不同的诉求,就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来处理好、协调好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当年,北大蒋梦麟校长曾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治校理念,并提出“教授须延聘大师、学者充之。校长当改善学校环境,使教授、同学打成一片,潜心努力学术”,这里面的逻辑是很清晰的。数十年后,2014年9月颁布的《北京大学章程》,明确了以“学术自由、大学自主、师生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依法治校”的治理原则,这一原则的基础,就是蒋梦麟校长当年的理念。

       
 现在学校收取资料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当年北大要收取讲义费,学生们就要围住校长大闹,气得蔡元培差点就要与学生们决斗。1922年10月,北大教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收取讲义费充作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原来免费的讲义现在要出钱,顿时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感。10月17日下午,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对职员大肆谩骂恫吓;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讲义费。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越谈越僵,而且校长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乱。蔡校长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子,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学生们害了怕,方才散去,这就是北大的“讲义券事件”。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当天就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为了挽留蔡元培,校评议会还开除了一个叫冯省三的闹事学生。

具体说来,还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虽然“神仙”教授和“老虎”学生的一些做法未必就妥当,但校长成了“狗”,绝对是教育的福音,只有这样,中国教育的去行政化才能实现。

首先,划定底线,确立规范。共同的愿景、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文化固然是一所大学能够将学校不同群体、部门团结统一起来的基础,但是,在具体工作的执行过程中,制定和落实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同样是关键的保障。只有学校内每个群体将各自的考量想法、立场态度,都摆在桌面上,彼此协商,统一协调,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和规范,大家在这个圈圈里、杠杠下开展工作,尊重制度,遵守规矩,才能避免“一盘散沙,各自为战”。

     
 对于校长是条狗,有网友评论说,“这条狗应该是一条好狗,一条嗅觉灵敏的狗,是一条看家护院的狗,是为师生忠实服务的狗,并没有骂人的意思。”只有校长成了“狗”,校长才能避免成为掌握着很多权力“高高在上”的行政官员,校长和其它行政人员只是为师生提供服务而已,在学校里扮演的是“看门狗”的角色。这样才能促使他们更多从学校和师生的利益出发,充分尊重教授教书治学、管理学校的权利,而不是蛮横无理地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干涉教授治校。

大学必须始终坚持依法治校,坚持为各方主体划定行为底线,强化底线意识,对学校内部的每一个岗位,都明确职责,为每一个教师和职员制订清晰、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使每一位教师、学生、行政职员在治学治事之时都有明确清晰的规范意识,要把学校倡导的价值观通过制度落实落细。

       
可惜的是,当今中国教育的行政化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已经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绊脚石。一方面,因为过度行政化,给学校教师的培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权力高度集中,教育腐败现象愈发严重。这些年,一些大中学校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扩招,规模迅速扩大。在学校基建、招生事务,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给学校行政管理者提供了极大的权力寻租空间,成为学校极易发生腐败现象的土壤。

其次,释放自由空间,调动各方积极性。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大学高度依赖于个人创造力的发挥,教师和学生都应该鲜明的个性,大学要尊重和鼓励个性的发扬,这决定了大学管理上有自身的特殊性,必须要给教师和学生一定的自由空间,从政策上、制度上、管理上创造好良好的条件和氛围,最大程度地激发大学内部各个群体以及师生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潜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教育的去行政化,确实是“知易行难”谁都知道这样下去中国教育只能是死路一条,可谁都不愿首先把自己的行政化去掉。去行政化改革的阻力往往就来自中国教育的各级管理层,因为几十年来中国教育管理层已经形成了按行政职务给待遇、按行政职务分配权力的习惯。正如有人感言,“教授可以不论行政职务,党委书记、处长、院长如果不论行政职务、没有行政级别,这些人就习惯不了、活不下去,而目前的权力就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如今,要依靠这些中国教育的行政化领导来领导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倘若说与虎谋皮严重了一点,但改革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的关键,是改造我们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要让真有水平、真有贡献的人脱颖而出。过去讲“一本书主义”,一个学者,一辈子有一本书能成为经典就很了不起了,就要鼓励和保障他穷毕生之精力来创造学术精品。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中国的校长们成为一条条“狗”,这样他们才会多一些民国校长们的谦卑、自省和责任担当,中国的教育改革才有希望和出路。

最后,坚持完善管理体系,形成合力。大学的管理当然是特别重要的,管不好,人心就散了,不守规矩的人得利,老实的人吃亏,那还谈什么世界一流呢。现在大学里面做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越来越多,可能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事情确实多了,这些职员也非常辛苦,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他们的发展也要有保障。但是,相应的要有更高要求,要梳理业务流程,明确岗位职责、对象和服务内容,严格管理过程,提高管理效率,要把科学管理的一整套体系引进来。

前不久,原清华大学教授颜宁谈了她去普林斯顿后的感受,特别提到普林斯顿行政管理的高效,尤其是给她配了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秘书,服务非常贴心到位。这一点,中国的大学大都还做不到。假如把这样一套管理服务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大学里面的“神仙”就真成了“神仙”,学术肯定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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