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儒与墨:一个常新的话题

以先秦时代(公元前5——前3世纪)社会形势需要、墨者先后主要活动地域、同时期诸子相应论述,以及《墨子》书内容前后不一为依据,叙述墨学在先秦的历史发展是经历了早、中、末三个时期。这样以社会学说史的角度考察墨学,既揭示先秦墨学在发展中的内在逻辑过程及相应的阶段性改变,也说明先秦墨学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区域文化的渗透与结合。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儒墨同显,一致百虑,对立互补,相反相成。墨子先学儒,后觉察儒学缺点,自创墨学,非儒反儒,补充改造儒学,提出兼爱等人文学的重要原理。墨子肯定孔学有“当而不可易”(正确而不能改变)的真理成分。墨家是先秦唯一堪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

先秦墨学自创说立派以来广为流传了三个世纪,曾与杨朱学、儒学并称为一时显学。起初墨家学派的成员以中原为中心实践着自己的社会主张,不久随着学派的日益壮大,欣欣向荣的团体内部逐渐分化,约公元前四世纪出现北方墨者、南方墨者,至公元前三世纪又为东方墨者、南方墨者和秦墨者。这些墨者在不同区域、以不尽相同的思想形态陆续出现、甚至流变,揭示着墨学在先秦时代活动的主要区域开始是以中原地带为主,中期扩大到南方,末期又发展到秦地。本文试以墨学史的角度,对这一进程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早期墨学:王纲解纽时代,中原墨者整饬世道的十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墨子的生活年代,约为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初叶,据考证约为公元前五世纪。①这时由于政治上的多元结构及其连锁的分裂、组合,使政教合一的封闭模式开始解体,没落的东周王朝已失去共主地位而沦为小诸侯国,社会陷入“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的局面。②中原一带如鲁、卫、郑、宋、陈、蔡等地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迅速衰落,如《诗》、《史记》所谓鲁、宋居民保守愚钝、拘谨懦弱,郑、卫、陈地民风淫逸等。与中原相反,齐、晋、楚、吴越、秦相继崛起,纷纷走上强盛称霸的发展道路。据《墨子》称:“今之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③“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④这些邦国的日益强盛,严重冲击甚至破坏着中原一带的安逸。于是,墨家学派在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系统认识后,以激进的姿态登上整饬世道的舞台。
首先,墨家学说在历史上以勇于振世救敝而闻名遐迩。先秦诸子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与孔子关注社会秩序与道德治理有异,墨子学说在社会经济、政治、伦理、宗教哲学等方面都有涉及。墨子治世主张的出发点是:“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⑤因为在礼崩乐坏时代,墨子所看到的:一是生产工具的改善所带来经济发展,而这一发展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紧张;一是诸候割据带来的社会动荡,统治者骄奢淫逸,沉湎无度,兴兵黩武,于是国与国仁义辞让的遗风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观念心态发生种种逆反传统的变化。在这些社会问题中,比较严重的是什么?墨子指出:“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这一态度墨子在《兼爱》、《非攻》诸篇中有过反复的阐明。“既以非之,何以易之?”⑥墨学作为一种治天下之乱,即关于社会改造和社会批判的学说被提出来。墨子主张正如自己所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⑦以上十论虽非成于一地,也非成于一时,但从内容上看都有很强的针对性,都是直面各邦国的社会现状提出问题并设法解决。甚至对于突发事件,墨者也是不遗余力的去救助,如墨子一生阻止过三次战争,止齐伐鲁,取消楚鲁阳文君伐郑、行十日十夜至郢止楚攻宋。孙诒让说:“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⑧因此,墨学的创立,从治世出发点、治乱主张、实际行动等方面看,都与韩、吕诸子不同。历史上这类自下而上、径自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治世思想,只有世道浇漓、民不聊生的时代才频频出现,所以早期墨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次,早期墨学形成与中原地带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子倡导的十论历来被认为是墨学的基本精神所在,但联系当时现实,这十论的大部分内容是针对迅速衰落的中原古邦的,尤其是反对齐、晋、楚、越的兼爱及非攻,更是视中原一带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这实际上是早期墨学真实的思想面貌,反映了早期墨学的时代理想。究其原因,其一,墨子一生,早年曾到中原各地游历,熟谙《诗》《书》,尝读百家春秋;鼎盛年活动的中心则在鲁国,这时他活动范围大致以黄河中游以下流域为主,也扩及汝水流域的鲁阳、长江流域的楚、偏僻的越地;晚年活动西移鲁阳,唐余知古《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语“墨子,北方贤圣人”,鲁阳之北即中原地带。从《鲁问》中墨子说:“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⑨也说明墨子是“中国”人。其二,中原如鲁、卫、郑、宋、陈、蔡等地何以衰落?齐、晋、楚、吴越、秦何以相继崛起?早期墨学从自身的思想立场上看,实际上对中原地带予以了深切关注。尽管中原一带为华夏古邦所萃聚之地,有一定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平,但毕竟与齐、晋、楚、吴越、秦等地的异域文化不同。这些邦国在建国之初虽区区百里,辟居深山,荜路蓝缕,与戎狄频繁残酷战斗了近百年方才立足,其民风悍勇皆有斗心。他们在土壤的丰度上不及中原,但其他资源方面却有自己的优势;又深受夷狄风俗制度影响,能保留和渗入落后民族野蛮精神,锐意进取变革;尤其这些邦国还有防御上的地理优势,如“吴有三江五湖之难,……楚有汝渊、满堂之故,……秦有陇坻、崤塞,……齐有泰山、巨海”。⑩反观中原一带,如鲁、郑、宋、卫地处平原,一马平川,动辄敌军入境焚掠,动辄兵临城下。其三,为了推行主张,墨子派胜绰到齐国,派耕柱、公尚过到楚国做官等,也都是自中原向周边辐射的。所以,若细加考察早期墨学的主要思想及实践活动,则不难发现它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再次,早期墨学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墨学基本的雏形,反映了中原学术下移趋势,以及平民学者渐渐走向政治舞台。由于学术下移,墨子本人该综道艺、洞究象数之微,他的学说中“不及义理者绝少”,B11可他并不是以著述而知名的思想家,而是依口号及行动震撼一世的行动家。在墨子的影响下,其门徒栉风沐雨、奔走呼号。所谓“短褐之衣,藜藿之羹”,B12“室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御雪霜雨露,墙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B13这些都反映了墨家学派平民学者治世思想的虔诚和投入。而且,出于平民走向政治的原因,墨者以有组织的群体姿态出现。墨子派高石子到卫国做官,让某墨徒到卫国做官、曹公子到宋国做官,都是由首领派出。特别是弟子禽滑厘率三百墨徒持墨子守御之械助宋守城防楚、墨子自己去楚游说公输盘勿要发动侵宋战争,更是出于统一的部署和通盘的安排。因此,从思想组织上分析,司马迁就客观地说墨家“俭而难遵”,“尊卑无别”。B14庄子则从思想上称墨学“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震墨自矫,而务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B15汪中甚至感喟:“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B16可见,早期墨者不倦奔走的身影,以及墨学在以后一直得以沿续的许多思想,的确有中原古道之风。
二、中期墨学:道术为天下裂时代,不仅墨学十论的内涵发生变化,而且南北墨者虽俱诵墨经,却以“别墨”相称
战国中叶约为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墨学和杨朱学成为天下舆论所向,风行一时。孟子对于自己时代思想领域的形势判断是:“杨朱、墨翟之学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B17孟子这一“盈天下”的判断是可信的。
其一,考察当时的社会形势。这时期从七雄并起、泗上十二小侯尚在,到魏齐两国为争霸而激烈纷争,再到魏国接连惨败于齐、秦为止,时间持续了一百余年。此一百余年各诸侯国长期的互为攻伐及旧的贵族体制的崩溃,使原有基本安定的社会秩序被搅乱了。当时庄子认为天下大乱,“道术为天下裂”,B18后来顾炎武称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绝不言王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B19各国持续的大动荡势必导致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大破坏,历史进入一个大分裂、大崩溃的时期。
其二,考察墨学、扬朱学这一时期的思想内容。墨学发展到战国中叶如方授楚分析,当时中原“贵族政治已大崩溃,‘尚贤’已渐通行矣。‘尚同’则法家亦有此倾向,惟所以尚同之故,稍有不同耳。春秋时代之所谓乐已不行于战国,故无所用,其非新乐则非之亦不能去也;节用、节葬重在实行,非尽关理;论迷信之命定说,于战国中叶为科学精神所掩,一时稍敛;天志明鬼本以便行于贱人,墨门弟子久已怀疑矣,故《墨经》中不言天与鬼神,而所重在兼爱、非攻。”B20可见这时墨学内涵已发生变化,可以称之为“中期墨学”。中期墨家的“兼爱”仍然是揭露和抨击当时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强执弱,众暴寡,智诈愚的社会现实,但早期墨学口号是兼爱拒利,这一时期则变成兼相爱交相利;而“非攻”则从兼爱交利的伦理角度认为亏人自利,不符合义的原则。与中期墨学同样显赫的杨朱学,则针对墨家“兼爱”,声称“为我”,反对墨家“为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如当初禽滑厘问杨朱:“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B21
其三,作为显学,中期墨学与杨朱相反相承。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B22从后人论述杨、墨的言论看,中期墨学与杨朱学确有独到之处。例如:“杨子见达路而哭之,以为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B23“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B24
中期墨学的广泛发展,遂使墨家学派由北方中原一带正式扩展到了南方,开始渗入并影响南方的社会政治生活。这样原来的墨家学派由一而二,形成北方墨者、南方墨者群体。《庄子•天下篇》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信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辨相訾,以角奇偶不仵之辞相应。”这里所说南方墨者、北方墨者的情形是——
南方墨者群:具体而言,其一,墨子晚年客居楚国的鲁阳,南方墨者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从地理形势看《庄子》所说当时南方是楚地,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为楚人。楚人一直注重学习中原的先进军事技术,如此前其舟师原来不如吴、越两国,为击败之,楚人就以具有很高科技水平的墨家巨子为师。(历史新知
www.lishixinzhi.com)其二,楚地文明的发展程度逊于中原。长期以来楚人被中原人视为蛮夷。楚人也自视为蛮夷,《史记•楚世家》中有两个楚君都自称“我蛮夷也”,而且楚君熊渠表示“不与中国号谥”,B25号谥是周礼尊卑等级观念的体现。为此中期南方墨者为实现其强烈的治世愿望,曾付出巨大的牺牲,如“墨者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城,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不听,遂反死之。”B26其三,作为中原文化的墨家思想,一方面从楚文化中汲取了许多有益成分,另一方面也摒弃了中原文化不适用于楚地的内容。如《经下》曰:“在其所然者于未然者,说在推之。”《经说下》则谓:“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到中期南方墨者看来古代圣王并不能解决当下现实发生的问题,“三表”中之第一表“上本乎古者圣王之事”也就不再有原来的重要意义。所以《经下》说:“尧之义也,生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经说下》释云:“尧,或以名视人,或以实视人。举彼唐帝也,是以名视人也;指是月霍也,是以实视人也。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也就是说,古今实不同,若坚持用尧时之义来度量今日之实,显然不能奏效。这表明中期南方墨者开始以客观真实的心态面对当下切身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南方墨学无疑对原始墨学进行了修正和改造,这是中期墨学的一个新特征。
北方墨者群:这一时期随着泗下十二小侯的衰落甚至相继沦亡,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主要集中于齐、魏二地。庄子所说相里氏据《元和姓纂》说:“晋大夫里克为惠公所灭,克妻司成氏揣少子李连逃居相城,因为相里氏,李连玄孙相里勤”,B27相里氏由晋逃离故不会居晋,而后来韩非称这派墨者在公元前三世纪时仍维持“显学”地位,自然是齐地墨者。从墨学弟子的传授看,齐地之所以辈出高何、悬子石、田鸠等优秀的墨者,表示齐地有墨者一派的活动,是墨家有力的根据地。例如《经说下》篇明显含有在齐国所能成立的命题,可以认为齐墨者、即作为墨子后学的北方墨者群继承其政治主张,继续在诸侯之间游说。
南、北墨者“俱诵墨经”,二者之间却以“别墨”相称,说明中期墨学在思想内容、传授方式,以至学派内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从内容上看,前面已述中期墨学“兼爱”、“非攻”以及南方墨者“述尧舜,陈仁义”的内涵的变化,其实单就墨经而言,其辞约义丰、包罗甚富,除涉及早期墨学的思想,还包括哲学逻辑以及其他各门科学的知识。例如政治观念上,“利”、“害”的定义与《兼爱中》、《非攻中》篇相应,“仁”、“义”、“礼”、“忠”、“孝”、“勇”等界说与《尚贤》、《贵义》等篇相应。哲学上,墨经中讲到了物质、时间、空间、量和运动等范畴,如《经下》:“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说在尝然。”《说》:“可已无也,已然则当然。若不可无也。久,有穷无穷。”这里提出有无和久暂的观念并以辩证的态度予以确认。还有自然科学上,“天”、“鬼”问题除在《大取》、《小取》两篇中偶有提及,其整体思想差不多没有“天”、“鬼”的位置。中期墨学淡化和淘洗去早期墨学天帝鬼神权威,代之以新的理解和建构,从而衍生出墨经中的科学思想和逻辑学。胡适说:“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推想这一支学派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B28
其次,墨学的传授从早期的“上说下教”到中期已变为“俱诵墨经”。这种传授方式的改变是由于战国以来墨家学派日益壮大,喜好和研习墨学的士人数增加,而且他们的地位也在逐步提升造成的。对《墨经》能使各派“俱诵”,方授楚认为:“若是其隆重庄严耶?吾颇疑其如佛教经典之结集,乃开会以决定者。此必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诸钜子硕学,以多数人之力量,随时决定而颁布之者,系用集体主义精神所成,故不能指为谁所作而仍庄严隆重也。”B29可见中期墨家学派的教学相授以及广为传播的情形。
第三,南北墨者俱诵墨经,却以“别墨”相称。团体内部繁衍分化及相互争执不下,这在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是正常的。此时北方墨者一如继往,如北方的庄子说“生不歌,死不服”,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恶,以至“后世之墨者,以裘竭为衣,足支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B30而南方墨者对苦待自己的律条有所放松,如《墨经》“无欲恶之为益损也,说在宜”,“或者欲有不能伤也,若酒之于人也”。二者之间以“别墨”相称,实质差别不大。
对于中期墨学在南北方的广泛发展,孟子认为杨朱墨翟之学盈天下即是燔乱天下,何况为患之烈,流毒之广。他认为“杨墨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吾为此惧。闲先王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B31甚至怒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B32可联系天下大乱“道术为天下裂”的形势,客观上看应如荀子所说“世无王,穷贤良,暴人刍豢,仁人糟糠。礼乐灭息,圣人潜伏,墨术行”。B33因此,儒墨是非之争反而促使儒家进一步反省与提高。这时孟子起来“辟杨墨”,既扬弃了孔子学说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又从墨家那里吸收了合理成份。《晋书•隐逸传•鲁胜传》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后来荀子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不以为然地批评孟子:“略法先王而是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其言议谈说,无异于墨子矣。”B34总之,这场发生于孟子与中期墨学之间的辨论,结果使当时的墨者颇为自得:“吾言足用也。舍吾言而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拾栗也。以其言非吾言,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B35墨子后学甚至扬言:“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B36
三、末期墨学:大一统趋势下,墨学的继续兴盛,及墨者在言论与组织上的变迁
战国末期约公元前三世纪,墨学与儒学相埒并举,孔子与墨子同尊为圣。这时期文化格局的变动表现为杨朱学日渐式微不复厕身显学之列,而儒学不再“闲先王之道”“圣人潜伏”再度兴起。这时的韩非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雕漆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B37《吕氏春秋》说:“孔子墨翟二氏……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后世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B38足见孔子、墨子之后儒墨显学的盛况。
秦统一前的政治形势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着深远影响。首先,此前约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已有进入秦国的一派墨者。据记载墨家有田鸠、腹、唐姑果、谢子等人于秦惠王(公元前337——311年)时活动于秦。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后期墨学在秦如何立足,以及他们进入秦所采取的途径或方式。其一,关于秦墨者。史书中称腹“居秦”,唐姑果为“秦之墨者”,他们即后来的秦墨者。《吕氏春秋•去私》载钜子腹仕秦受到礼遇,而这位钜子行“墨者之法”大义灭子,与当年孟胜阳城百八十人的义举并无二致,同是墨者为实现其强烈的治世愿望而付出的牺牲,只是前者在楚,后者居秦。其二,秦地文化自来有不喜文学谈辩之士的传统。墨者田鸠、谢子都来自于秦的东方,开始都没有得到什么礼遇。其中谢子因奋于权说,入秦受阻;田鸠也是同样的道理,“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者,往见楚王,楚王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因见惠王。”B39说明墨者能够入秦立足必须由楚至秦,而欲参政预政也以军功方式才能行得通。而且,从田鸠的经历中还可知,楚地也有不喜文学谈辩的倾向。当时田鸠与楚王对话,其内容就反映了楚地墨者的这一特点。“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言多不辨,何也?’曰:‘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忘其用。墨子恐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辩。”B40至于当时仍奋于权说的北方墨者,由于秦当时占据了政治文化的中心位置,齐位于秦东方,故被视为“东方墨者”。
关于秦地有大量的墨者,并且此时墨学与秦的政治、军事、法律活动相互渗透的情况,结合墨书《备城门》以下诸篇的记载及当代学者考察,约略可知一二。其一,秦墨者有女子参加战守之事,并可分土命爵。在《号令》篇中有:“女子到大军,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旗帜》篇:“守城之法,女子为姊妹之旗。”《备穴》篇:“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书中所述组织女子参战在古兵书中独树一帜。这样的行为既合墨家学说,又应此时秦地实际。从《古史考》、《魏氏春秋》记载的秦典籍之文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记叙。其二,秦墨者战守的建制和组织一直沿用秦制。《迎敌辞》篇:“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务城门》篇:“百步一亭……亭一尉。”《号令》篇:“三老守闾”,“令丞尉亡得入当,满十人以上,令丞尉夺爵各二级,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这些与《商君列传》、《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的秦制相同。其三,墨者之法也与秦的法律日趋相近。《号令》篇:“自死罪以上皆逻父母妻子同产”,“奸民之所谋以外心,罪车裂”,“其以城外谋者,三族”,“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奸民之所谋为外心,罪车裂。”《尚同下》篇“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其中有“同产”、“车裂”、“三族”、“见知不举”,皆秦之重法。
随着政治上专制统一的大趋势出现,墨家文献中也有了明显趋向于专制大一统的线索。到战国末期墨家内部已就许多根本问题发生过争执,这种分歧乃至对立的观点,从《墨子》十论二十三篇文章中得到证实。例如关于“兼爱”说,从原来的广泛劝导,到这一时期提出“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B41即寄希望于统治者作强权推行。如“尚贤”说,从早期、中期的以爱利百姓为贤,反对贵族世袭,要求平民参政,到这一时期提出“贤”的标准是能为君尽职殉难。B42如“节用”说,从早期劝导统治者以节俭为本,有利民众,到这一时期提出“节用”之效果足以征讨不服从之国,在天下实现霸王之业。尤其是“尚同”说,早期是以“尚贤”为基础,且最终要服从于“天志”,墨子提出这一主张本来是希望人们的思想能统一于墨家的思想,社会也因此由乱而治。可是到了末期墨家那里,“尚同”的主张被用来强调自上而下的专制统治,倒向强权,这就淡化了“尚同”的固有意义。
秦统一前,关于东方墨者与南方墨者的记载不是很多,约略可考的是战国最末年坚持墨家传统在各地抗御侵略的不乏其人,如鲁仲连曾写信劝燕将撤离聊城之守时说:“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B43以及“代君为墨而残”。B44不用说这些墨者最终避免不了被强大的秦兵彻底消灭的命运。先秦墨学史走到了战国最末年正如孙诒让感慨的:“彼勤生赴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呜呼!希矣。”B45
注释:
①B20B29方授楚:《墨学源流》,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5、159、156页。
②《战国策•书录》。 ③《墨子•非攻下》。 ④《墨子•节葬下》。
⑤B41《墨子•兼爱》。 ⑥《墨子•兼爱中》。 ⑦⑨《墨子•鲁问》。
⑧B27B45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3、664、655页。
⑩《盐铁论•险固篇》。
B11章太炎:《与章行严论墨学第二书》,见《华国月刊》1卷4期。
B12B13《史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B14《史记•太史公自序》。
B15B30《庄子•天下篇》。 B16汪中:《述学•墨子序》。
B17B31《孟子•滕文公下》。 B18《庄子•天下篇》。 B19《日知录集释》卷十三。
B21《列子•杨朱》。 B22《孟子•尽心下》。 B23《淮南子•说林训》。
B24《颜氏家训》。 B25《史记•楚世家》。 B26《吕氏春秋•上德》。
B28胡适:《中国哲学大纲》卷上第十二篇第三章。 B32《孟子•滕文公上》。
B33《荀子•成相篇》。 B34《荀子•儒效篇》。 B35《墨子•贵义》。
B36《墨子•大取》。 B37《韩非子•显学》。 B38《吕氏春秋•当染》。
B39《吕氏春秋•首时》。 B40《韩非子•外储左上》。 B42《墨子•尚贤》。
B43《战国策•齐策六》。 B44《淮南子•人间训》。

孟子推崇墨子兼爱的人格精神魅力。《孟子·尽心上》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提倡全人类兼爱交利,即使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只要对天下有利,都甘愿付出,这种损己利人、大公无私的精神,突显了墨子追求真善美理想的高贵品格。孟子对墨子精神的赞扬,影响深远。

西晋鲁胜《墨辩注序》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孟子非墨辟墨,但其思维表达方式,承自墨子,酷似墨子,辩论模仿墨子惯用的归谬反驳法。《孟子·告子上》说:“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不知类”是墨子应用归谬反驳法的标志词、惯用语,曾用来说服鲁班与楚王,止楚攻宋,孟子出色地加以传承发扬。《孟子·梁惠王上》说:“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孟子归谬辩辞,比喻生动,脍炙人口,众所周知,是世人普遍效法的思维表达范例。

儒墨之学,各有所长,舍短取长,有助于把握全面真理和治国良方,是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学思想家对儒墨学关系的标准定性,是今日认知判断儒墨关系的正确指引。

从公元前五世纪墨子推出《兼爱》等重要论文,到前三世纪后期墨家《墨经》六篇,历时近三百年的学理积淀,墨家学人从十多个角度,阐发兼爱学说的深层意蕴。墨家“兼爱”论题的论证,强调全人类的共同本性和爱的整体性、普遍性、彻底性、穷尽性、交互性、平等性与不可分割性,强调兼爱是人类善良的理想愿望和奋斗目标。

墨家“兼爱”,又称尽爱、俱爱、周爱,强调不分民族、阶级、阶层、等级、亲疏、住地、人己、主仆、时代等所有差别,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人,都包含在“兼爱”的范围。

墨子“兼爱”讲“仁义”。《兼爱下》说:“兼(爱)即仁矣,义矣。”《墨子》讲“仁”116次。“仁”指爱人,仁爱指所有人相互亲爱。墨子“兼爱”论题的理论基础,是全人类的共同人性论。墨家肯定全人类必然具有共同的本性。《辞过》说:“凡回(运转)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墨子主张“爱无差等”(兼爱),反映手工业行会成员间平等互助的朴素愿望,明确提出全人类共同的人性论、人格论和人权论。墨家“兼爱”学说,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

墨子“兼爱”论题的命题含义,是“所有人应该爱所有人”,属“应然”的道义逻辑,是“道德义务”范畴,不属“实然”的真值逻辑(真势逻辑和事实逻辑)范畴。《墨经》列专条举例证明,画龙点睛,一语道破“道义与真值”两种不同逻辑的本质区别。

《墨经》用论据“有人不黑”,反驳论题“所有人黑”,推论有效(宜)。因论据、论题都关乎事实,合乎真值逻辑同一律的规则。用论据“有人不被爱”(如盗贼、攻国者),反驳论题“所有人应该爱所有人”(兼爱),推论无效(不宜)。因论据关乎事实,属“实然”的真值逻辑范畴,论题关乎理想,属“应然”的道义逻辑范畴,不属“实然”的真值逻辑范畴。逻辑系统不同,推论形式规则相异。

秦汉学界,儒墨对举,孔墨并提;汉后至清,墨学衰竭。

作为墨子“兼爱”理想深刻理论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人性论,不符合宗法等级制的要求。“兼爱”理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超越性善良愿望和理论假设。

儒家“爱有差等”,适应宗法等级制要求,随血缘亲疏远近,施爱厚薄不同,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是“亲亲尊尊”的“血统论”,是“中世纪”漫长宗法等级制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墨子坚决反对儒家“亲亲尊尊”的“血统论”,主张“可学而能”的共同人性论,是科学的认知理论(认识论),认为知识由后天学习得来。《尚贤下》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只凭血统高贵,治理国家,不通过学习,获得智能,“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就像叫哑巴当外交官,聋人当乐队指挥,必然越治越乱。

孟子辟墨,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辟”即驱除、屏除、排除。宋陆游《杂兴·孟子辟杨墨》诗说:“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伐木当伐根,攻敌当攻坚。”孟子辟墨,孔孟之道才能鲜亮发光。

《兼爱上》说:“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墨子明说“爱父爱君”,从未提倡“无父无君”。孟子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率兽食人”,罔顾事实,不讲道理。

孟子的攻击,演变为“中世纪”两千年封建官方打压墨学的“霹雳”,汇聚为墨学中绝的强势外因。《四库全书》收入儒者著作,有二十四卷二十五处,长篇大论,恣意发挥,无限上纲,诬蔑“墨氏兼爱”,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认为洪水猛兽之害,见于一时,墨学兼爱之害,起于无形,遗祸永远。汉至清两千多年,封建国家机器汇聚辟墨洪流。

孟子攻击墨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视为对墨子的政治结论和人格定性定位,绝无翻案平反的一丝可能条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儒学界把孟子辟墨奉为金科玉律、真理标准,是典型“以权威为据”和“以众取证”的谬误,充斥心理相关型和论据空缺型的诡辩。

在极端恶劣的政治语言环境下,若有人为墨子说一丝公道话,与儒家传统议论些微不合,即刻被株连定性为“异端邪说”,猛遭围剿挞伐。

清汪中(1745—1794)幼年孤贫好学,1780年35岁得“生员”(秀才)头衔,为“选拔贡生”。汪中搜集墨子论述,作《墨子序》,推崇墨学,说墨子是救世“仁人”,批评孟子诬枉墨子“无父”。汪中在《墨子序》中说:“彼(指墨子)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其以耳食,无足怪也。”墨子兼爱,是教育天下作儿子的孝顺父亲,孟子说墨子兼爱为“无父”,显然是冤枉墨子。“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孔、墨、孟三子,因道不同不相为谋,纯属正常。汪中这两句合乎人情事理、并无不妥的话,竟引来官方儒者翁方纲罗织罪名,猛烈攻击。

翁方纲是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鸿胪寺卿,文渊阁校理,司经局洗马,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四库全书》八处提到翁方纲。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五说:“有生员(秀才)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方授楚说:“当时所谓‘名教之罪人’,重则足以砍头杀身,以此归罪汪中,足见其形势之严重。”

在当今不同文明互补互鉴的全新时代,辨识墨子兼爱学说的精义,记取孟子不当辟墨的历史教训,探寻墨学中绝的动因,推进儒墨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是历史赋予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儒墨学界应携起手来,努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儒学研究和墨学研究交流合作,开辟儒墨学兼容创新的新局面。

(作者:孙中原,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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