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app简论明清八股文批评体系

创作论的核心命题是怎样写好八股文。创作论以切实可行的方法指导士人写作,可以说是八股文批评的真正重心,以致指导士子写作八股文的书籍多如牛毛。因为有关的论述显得琐碎庞杂,理论成分不浓厚,一向很难进入古代文论研究者的视野。但是,八股文批评中的创作论不得不如此。晚清刘熙载撰著《艺概》,旨在高屋建瓴地论述诸种艺术,到了《经义概》,也仍要用大半的篇幅讨论细琐的写作问题。细绎《经义概》,可以发现所论的其实是能够推及其他文体创作的工夫。《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一个鲁翰林,声称:“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实代表了明清不少人的看法。

或许我们应当首先关心这个批评体系是怎样运转的。有的研究者喜欢在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的文集里寻找新异可喜之论,这种做法可能干扰我们对八股文批评体系的整体认知。八股文批评体系最活跃、最有力的参与者是官方。官方的意见以诏令、政书、试录、程文诸多形式公之于世,通过学官、考官的工作加以贯彻,这些或隐或显的“批评”活动,主导着八股文批评的主要论题,影响甚至规范着批评界对各种论题的观点。一般的或者说“民间”的批评界,固然离不开学者、作家,也不乏对官方意见的反驳,然而真正具有声势的,是八股文写作的专门名家、选家和评点家,他们通常借助选本、评本以及经书“讲义”“文法”指南等形式,对官方的主张进行阐释、推衍,引导读者进行创作。区别于一般文学批评的参与者、意见领袖,以及独特的批评表达形式,这些是把握明清八股文批评体系时需要充分注意的问题。

为什么人们把矛头对准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呢?因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晚清所谓的教育,皆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一切都要围着科举这个指挥棒转。结果便使得读书人除了帖括、制艺、诗赋之外,一概不知。然而,问题还不单单在科举本身,而在于国家只用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这种制度自身既不能造就人才,对社会上所谓没有出身的人才又根本排斥。显然,中国要自强,要改革,要进步,需要大批卓绝务实、不尚空谈、眼界开放、思想锐进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的造就,已经不能指望旧的教育体制和官制。为将来计,中国的改革只能从废除八股试帖、科举考试开始,进而改革已有的官制。这是打破固有的体制循环的第一步。

或许我们应当首先关心这个批评体系是怎样运转的。有的研究者喜欢在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的文集里寻找新异可喜之论,这种做法可能干扰我们对八股文批评体系的整体认知。八股文批评体系最活跃、最有力的参与者是官方。官方的意见以诏令、政书、试录、程文诸多形式公之于世,通过学官、考官的工作加以贯彻,这些或隐或显的“批评”活动,主导着八股文批评的主要论题,影响甚至规范着批评界对各种论题的观点。一般的或者说“民间”的批评界,固然离不开学者、作家,也不乏对官方意见的反驳,然而真正具有声势的,是八股文写作的专门名家、选家和评点家,他们通常借助选本、评本以及经书“讲义”“文法”指南等形式,对官方的主张进行阐释、推衍,引导读者进行创作。区别于一般文学批评的参与者、意见领袖,以及独特的批评表达形式,这些是把握明清八股文批评体系时需要充分注意的问题。

评鉴论靠着对“文”的构成要素的分析,展开为不同层级的论题、不同观点的论争。在评鉴论中,“义法”“理法”“理法辞气”这些核心概念代表着对“文”的要素的区分,区分出来的要素也成为衡定文章优劣的指标。由于学养气质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评鉴者优先重视的指标也有不同。例如明末豫章社的艾南英就更重“理”,认为几社的陈子龙等人在辞藻设色上用功,堕入恶道。而在每一项指标之下,仍然存在弹性。比如“理真法老”,是普遍认同的衡文标准。但什么是“理真”,则又有分歧。显然离经叛道的言论应予摒除,但是作者可以“谨遵朱注”,也可以凭借“圣人之言意味无穷”的理由而别出新见,在立场相异的人看来,前者是贪腐嗜常,后者是穿凿附会。“法”的方面同样存在歧义。官方只规定了八股文的基本程式,在符合基本程式的基础上,有人讲究“体方”,有人讲究“机圆”,在他们的反对者眼中,前者可能变成了呆板,后者可能被视为有“凌驾之习”。在评鉴论中,批评者的观点有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但其意图却常常指向影响“选政”,即把带有个人倾向的评鉴标准上升为官方标准,或者将官方标准按照个人倾向进行引申。

科举制度为利禄之途,至晚清已经历经千年,早已深入人心,为中国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对它进行任何改革,势必难度极大。但康有为等维新之士一系列的条陈、奏折,终于促使光绪皇帝下了决心。
1898 年 5 月 12
日,光绪帝下达谕旨:从乡会试到经济岁举,乃至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为策论”。这意味着八股取士被废除,策论成为士人书写的重要体裁。但直到科举改制出现,人们才逐渐摆脱传统的科举心态,关心起八股文写作之外的知识。姚公鹤的《上海报业小史》中记载了科举改制对报章盛行的作用:“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牟利。”
1901 年 8 月 29
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科举为抡才大典……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
1903 年 3
月,张之洞上《请递减科举折》,诉说科举之弊:“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发古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所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专用文体。当时的评论者无论持赞赏还是鄙薄的态度,他们都清楚,他们谈论的是一种由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派生出来的特殊文体。我们考察明清八股文批评时,同样必须注意八股文与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系,才能够把握它在表达形式、理论体系、整体特征等方面与一般文学批评的差别,对明清人的批评意见作出恰当的评判。

至此,我们可以对明清八股文批评的整体特征加以概括。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批评,八股文批评中官方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借以维系八股取士制度,使得整个批评体系都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受到政策导向性的影响,八股文批评所讨论的命题相对集中,对命题的看法也难以呈现“百花齐放”的趋势,具有理论的狭隘性。从逻辑和实践上看,八股文批评的重心都在解决如何落实政策,为选拔提供行之有效的标准与方法,为士人提供可依循的写作规范与训练程式,因此,批评中的大量观点,都具有强烈的操作性。与此同时,在这种讲究可操作性的批评中,关于“文”的认识被大大深化了,这应当视为八股文批评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项贡献。

新的传媒、新式学堂、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的出现,西方文化在转型时代空前扩散,而西方知识与思想也在这些载体的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士人逐渐突破传统的知识结构,“学”的内涵由儒家经典向时务知识转向。据广学会报道,“现在已有很多人,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要买我们的书;以前即使白送给他们这些,他们也不愿看一看”,而今“各行各业对西学都有极大的需求——不仅是教育方面的书籍,地理、历史、科学、旅行方面的书籍都需要”》,《出版史料》
1992 年第 1 期,第 44-45
页)。甲午海战,让士人觉悟到单凭传统的儒家经典已经无法应付现世的变化。正是科举的革废,使得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走科举路的知识人丢掉了进身之阶、立命之梯。他们不得不摆脱传统“稻粱谋”的路径,开辟新的人生道路。新式学堂让具有“中间物”色彩的知识人不断蜕变,身份也随之在知识体系的转换中获得了新的确认。
1894
,一个坐标式的年代,“一战而人皆醒”,难怪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

由文道关系着眼,赞赏者从八股文性质上立论,声称八股文实现了文道合一;反对八股的人,站在“道”的立场上,指责文章化、程式化的八股文是以文害道,站在“文”的立场上,指责八股文同时破坏了古文与骈文的审美风格,不伦不类。由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着眼,有人赞赏八股文可引导士人深研经典,以圣贤之言沃灌身心,有人说八股都是空言套话,仅是弋获功名之具……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八股取士的声音也来自官方内部。清人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记载,康熙七年曾下诏,“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但到次年又诏令仍用八股文章考试;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称“今之时文,则徒空言而不适于用”,“实不足以得人”,但废止八股的建议不被采纳。梁章钜总结说,“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这告诉我们,对八股文功能的否定,在八股文批评中并不鲜见;对一些批判八股文的观点,也不必一概高估。比如顾炎武曾激烈抨击八股文,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日知录》卷十六),但他慨叹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俨然是希望将学校、科举导向培养和选拔精通经史的学者,这就成了远离正解的任性之见。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专用文体。当时的评论者无论持赞赏还是鄙薄的态度,他们都清楚,他们谈论的是一种由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派生出来的特殊文体。我们考察明清八股文批评时,同样必须注意八股文与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系,才能够把握它在表达形式、理论体系、整体特征等方面与一般文学批评的差别,对明清人的批评意见作出恰当的评判。

1894
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泱泱清王朝对峙弹丸小国日本,战场失利,渐显败势。此时,正在为战事失利而懊恼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接到日本将领伊东佑亨的劝降信。信中写道:“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其中,“夫取士必以考试”指的是科举取士的制度,“考试必由文艺”在这里指的是文章撰述和书写方面的学问。信中一面是劝降之意,一面是对积重难返之“书写”学统的挖苦。撇开是非自有公断的战争、谈判和签约过程,由此探索、反思并重新发现传统书写体例与现代国家走向的关系,的确是横陈在世人尤其是士人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传统社会选拔人才需要考察文章写作,但何以让文章书写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上蒙羞,甚至留下了无法承受的罪名,需要我们回到大历史的背景中寻找答案。

明清八股文批评家论创作,总会例行性地谈及读书养气的工夫,这些与一般文论相似。创作论中真正独到的,是对八股文写作过程中“辨题”“入格”“成篇”“成家”各个环节提出操作性极强的指导,创作论也在这些指导中得以展开。明清知名的八股文评论家,像王汝骧、管世铭、路德等人,他们之所以知名,关键在于他们的创作指导能够收到实效;他们论述中体现的那种将写作训练与思维训练结合起来,将不易捉摸的“风格”等问题纳入字句层面来解决等原则,也蕴藏着值得挖掘的理论因素。

(作者:王同舟,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当务之急在废八股”:甲午海战与科举制度批判

评鉴论靠着对“文”的构成要素的分析,展开为不同层级的论题、不同观点的论争。在评鉴论中,“义法”“理法”“理法辞气”这些核心概念代表着对“文”的要素的区分,区分出来的要素也成为衡定文章优劣的指标。由于学养气质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评鉴者优先重视的指标也有不同。例如明末豫章社的艾南英就更重“理”,认为几社的陈子龙等人在辞藻设色上用功,堕入恶道。而在每一项指标之下,仍然存在弹性。比如“理真法老”,是普遍认同的衡文标准。但什么是“理真”,则又有分歧。显然离经叛道的言论应予摒除,但是作者可以“谨遵朱注”,也可以凭借“圣人之言意味无穷”的理由而别出新见,在立场相异的人看来,前者是贪腐嗜常,后者是穿凿附会。“法”的方面同样存在歧义。官方只规定了八股文的基本程式,在符合基本程式的基础上,有人讲究“体方”,有人讲究“机圆”,在他们的反对者眼中,前者可能变成了呆板,后者可能被视为有“凌驾之习”。在评鉴论中,批评者的观点有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但其意图却常常指向影响“选政”,即把带有个人倾向的评鉴标准上升为官方标准,或者将官方标准按照个人倾向进行引申。

编者按

八股取士的科举弊端一直存在,历史上也时有人批评,但直到面对甲午海战的失败,中国士人才初步达成共识,认为八股取士制度亟待变革。如果说
1895 年以前的士人们对传统书写体尤其是八股保持着一种眷恋,那么在 1895
年以后这种情形则有了极大的转变。包天笑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其他该研究的学问呢!”有识之士强调中国之所以战败并割地赔款,不是朝廷无能,根本原因在于八股科举考试窒息了士人的思想和能力。这样看来,在日本人劝降的不纯动机背后,那信上所说的“墨守常经”之诟病也算是不幸言中。

评鉴论的中心论题是确立评定八股文优劣的标准与方法。在八股取士制度持续存在的前提下,士人对八股文功能问题可以存而不论,但评鉴问题却必须时刻铭记,对八股取士的反对之声,也通常是由对评鉴标准、方法和结果的不满引起的。《聊斋志异》并不在根子上反对八股取士,它一再控诉的是考官无眼,取士不公,反映着社会对“好的”评判标准和方法的强烈期待。乾隆元年,诏令方苞等编选《钦定四书文》,即意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文之风尚屡变不一,苟非明示以准的,使海内学者于从违去取之介,晓然知所别择而不惑于歧趋,则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为绳尺?士子何所守以为矩矱?”(卷首)但是,就提供明晰而统一的“绳尺”和“矩矱”的意图看,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官方始终只能给出一个粗略的评鉴框架。

评鉴论的中心论题是确立评定八股文优劣的标准与方法。在八股取士制度持续存在的前提下,士人对八股文功能问题可以存而不论,但评鉴问题却必须时刻铭记,对八股取士的反对之声,也通常是由对评鉴标准、方法和结果的不满引起的。《聊斋志异》并不在根子上反对八股取士,它一再控诉的是考官无眼,取士不公,反映着社会对“好的”评判标准和方法的强烈期待。乾隆元年,诏令方苞等编选《钦定四书文》,即意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文之风尚屡变不一,苟非明示以准的,使海内学者于从违去取之介,晓然知所别择而不惑于歧趋,则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为绳尺?士子何所守以为矩矱?”但是,就提供明晰而统一的“绳尺”和“矩矱”的意图看,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官方始终只能给出一个粗略的评鉴框架。

当然,中国士人重视文章写作并非始自科举制度,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自古就是文章大国,“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书写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到士人的意识之中。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是人间诸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作为知识的承载者和道义的传播者,中国古代士人很早就将立言、立德与立功并列为人生三大不朽之事。而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又平添了凭文章可以晋身政治,进而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资本与荣耀。封建士子遂把“学而优则任”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标志。在中国古代,唯有士人才有资格接受人文教育,尤其是书写方面的知识,而其社会地位也正是基于这种书写的知识获得的。由此,民众对读书的崇拜,士人对功名的热衷,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心理特征。因此,以科举求功名,成为千百年来士人朝思暮想的夙愿、梦寐以求的归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思维渗透到每一位读书人的脑海,渐渐积淀为一种心理定势。

功能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八股文能否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这是八股文批评中论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从文体渊源上讲,八股文是解经文体,是注疏等解经形式文章化、规范化的结果。文章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增强经义阐发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是在考试竞争的压力和中国重“文”传统的引导下,引入文学技巧,强化审美要素。规范化是为了维护考试公平性而寻求一个操作性强的统一的基础性评鉴标准,核心是要求行文遵循一定的程式,文中必须加入股对,有骈有散。规范化的实质是把文章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经验提炼出来,作为统一规定,从而使八股文成为一种类似律诗的约定文体。以这种文体作为选拔标准,官方公开的解释是:四书五经系培育人才的根本,八股文可阐发四书五经的精蕴,根据八股文可以衡定士人学问之深浅与人品之厚薄。这里,论证的各个环节涉及文与道的关系、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等文学批评问题,但又不限于文学批评的范围,比如人才标准问题。同时,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巨大的争议空间,形成八股文批评中功能论展开的主轴。

功能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八股文能否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这是八股文批评中论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从文体渊源上讲,八股文是解经文体,是注疏等解经形式文章化、规范化的结果。文章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增强经义阐发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是在考试竞争的压力和中国重“文”传统的引导下,引入文学技巧,强化审美要素。规范化是为了维护考试公平性而寻求一个操作性强的统一的基础性评鉴标准,核心是要求行文遵循一定的程式,文中必须加入股对,有骈有散。规范化的实质是把文章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经验提炼出来,作为统一规定,从而使八股文成为一种类似律诗的约定文体。以这种文体作为选拔标准,官方公开的解释是:四书五经系培育人才的根本,八股文可阐发四书五经的精蕴,根据八股文可以衡定士人学问之深浅与人品之厚薄。这里,论证的各个环节涉及文与道的关系、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等文学批评问题,但又不限于文学批评的范围,比如人才标准问题。同时,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巨大的争议空间,形成八股文批评中功能论展开的主轴。

“学而优则仕”:文章写作与古代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

(作者:王同舟,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创作论的核心命题是怎样写好八股文。创作论以切实可行的方法指导士人写作,可以说是八股文批评的真正重心,以致指导士子写作八股文的书籍多如牛毛。因为有关的论述显得琐碎庞杂,理论成分不浓厚,一向很难进入古代文论研究者的视野。但是,八股文批评中的创作论不得不如此。晚清刘熙载撰着《艺概》,旨在高屋建瓴地论述诸种艺术,到了《经义概》,也仍要用大半的篇幅讨论细琐的写作问题。细绎《经义概》,可以发现所论的其实是能够推及其他文体创作的工夫。《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一个鲁翰林,声称:“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实代表了明清不少人的看法。

1895
年,面对“骄嚣”、漂浮的学风,严复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重要政论,发出了“废八股”的强音。他指出:“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他甚至说:“时局如此之糟,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他列举了八股取士的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坠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于辅国家,下不足于资事蓄;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并指出当代救亡之道在于废除八股取士而大讲西学。同年
5
月,康有为等发起《公车上书》,也痛哭流涕地发出了改革科举的声音。但即使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从民间举子的号召到政府的改革实践,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时至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依旧坚持科举革废的观点,并且将甲午战败的罪名放在了以科举为主体的书写体等问题上:“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故国亡于无教,教亡于八股。故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

我们谈到八股文批评体系时,意味着更关注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例如王运熙、黄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党圣元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等,都提供了体系化把握古代文学批评的框架,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将明清八股文批评纳入这些框架进行分析。但是,按照传统说法,八股文属于“功令文”,它产生于国家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其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也受到制度的限制。文体自身的特征,造成了相关批评活动明显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为揭示八股文批评的独特性,可将八股文批评理解为由功能论、评鉴论和创作论三个板块构成的体系,三个板块涵盖了官方发出信号到作者响应信号过程中诸多理论和操作问题。

明清八股文批评家论创作,总会例行性地谈及读书养气的工夫,这些与一般文论相似。创作论中真正独到的,是对八股文写作过程中“辨题”“入格”“成篇”“成家”各个环节提出操作性极强的指导,创作论也在这些指导中得以展开。明清知名的八股文评论家,像王汝骧、管世铭、路德等人,他们之所以知名,关键在于他们的创作指导能够收到实效;他们论述中体现的那种将写作训练与思维训练结合起来,将不易捉摸的“风格”等问题纳入字句层面来解决等原则,也蕴藏着值得挖掘的理论因素。

我们看到,早在 19
世纪末书写体的变革就在静悄悄地进行着:改八股而试策论的改革措施容纳了新学知识,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又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八股考试的空疏迂谬之弊,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当然,真正导致士人知识重心根本转移的还在于
1905
年的科举制废除。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读书、写文章就是为了做官,既吞噬了教育的独立性和独立人格的培养,也扰乱了知识传播的纯粹性。陈独秀以亲身经历道出其根本弊端:“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1905 年 9 月 2
日,清廷下诏:“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的革废,预示着知识结构的调整和自身发言方式的转变。如何调整知识资源,面对新的事物,改革使全国的读书人一度大为恐慌,他们平日朝夕所读的是八股,案头所列的是闱墨或试帖诗,经史向不研究,时务更是茫然。

至此,我们可以对明清八股文批评的整体特征加以概括。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批评,八股文批评中官方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借以维系八股取士制度,使得整个批评体系都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受到政策导向性的影响,八股文批评所讨论的命题相对集中,对命题的看法也难以呈现“百花齐放”的趋势,具有理论的狭隘性。从逻辑和实践上看,八股文批评的重心都在解决如何落实政策,为选拔提供行之有效的标准与方法,为士人提供可依循的写作规范与训练程式,因此,批评中的大量观点,都具有强烈的操作性。与此同时,在这种讲究可操作性的批评中,关于“文”的认识被大大深化了,这应当视为八股文批评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项贡献。

由文道关系着眼,赞赏者从八股文性质上立论,声称八股文实现了文道合一;反对八股的人,站在“道”的立场上,指责文章化、程式化的八股文是以文害道,站在“文”的立场上,指责八股文同时破坏了古文与骈文的审美风格,不伦不类。由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着眼,有人赞赏八股文可引导士人深研经典,以圣贤之言沃灌身心,有人说八股都是空言套话,仅是弋获功名之具……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八股取士的声音也来自官方内部。清人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记载,康熙七年曾下诏,“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但到次年又诏令仍用八股文章考试;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称“今之时文,则徒空言而不适于用”,“实不足以得人”,但废止八股的建议不被采纳。梁章钜总结说,“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这告诉我们,对八股文功能的否定,在八股文批评中并不鲜见;对一些批判八股文的观点,也不必一概高估。比如顾炎武曾激烈抨击八股文,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但他慨叹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俨然是希望将学校、科举导向培养和选拔精通经史的学者,这就成了远离正解的任性之见。

就其本质而言,科举制度并非单纯的教育制度,而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如何考试,如何选拔人才,考察的重要标准就是文章写作。科举制度将“选官”和“做文章”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才选拔机制。这种人才选拔机制,对中国士人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科举考试到明清之时,慢慢使用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当然八股文也并非如后人批判的那么一无是处。考察八股文的源流就会发现,八股文不但与经义、试帖诗、律赋、策论等考试文体有关,还与骈文、古文及经典注疏等非考试文体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正如周作人所说:“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蓄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

我们谈到八股文批评体系时,意味着更关注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例如王运熙、黄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党圣元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等,都提供了体系化把握古代文学批评的框架,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将明清八股文批评纳入这些框架进行分析。但是,按照传统说法,八股文属于“功令文”,它产生于国家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其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也受到制度的限制。文体自身的特征,造成了相关批评活动明显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为揭示八股文批评的独特性,可将八股文批评理解为由功能论、评鉴论和创作论三个板块构成的体系,三个板块涵盖了官方发出信号到作者响应信号过程中诸多理论和操作问题。

“废科举而建学堂”:知识转换与士人独立人格的塑造

古典文学的研究,发展至今,已相当成熟,无论是专家之学,还是通人之学,都已取得显着成就。但这并不是说,在理论工具的采用或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可以停止新的尝试。学术的空间无限广阔,研究的视野也同样是无限广阔的。基于这一信念,本期发表的三篇文章,或致力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如王同舟《简论明清八股文批评体系》、郭皓政《流派视角下的明代诗学论争》,或致力于新的理论工具的采用,如陈庆《古代经济与古代文学》。三位作者用力甚勤,所谈的问题虽然不同,但都努力有所发明。期待学界同人予以关注、指教,以促进相关论述的完善和深入。

科举制度选择的文章书写程式,直接影响到文风的形成,而文风与士风、民风和社会风气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八股取士而言,深深影响了明清以来的文风、士风、民风。尽管从文章上来说,八股文是一种不错的写作样式。但八股文写作有着繁琐的文法规范,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雷池半步。数百年里,科举考试的文章写作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也潜藏着一种思想规训与思维控制的企图。而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韦伯曾经指出:“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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