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她又教了“一世”的书

9月10日是教师节,我们介绍一位教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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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萄京棋牌app,今年95岁的叶嘉莹,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今天,南开大学召开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40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叶先生退休后依然从事教育工作,并入选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名单、荣获2018年度最美教师称号。我们特邀请她的学生、江南大学副教授黄晓丹撰写此文,文章标题源自《论衡·宣汉》:“且孔子所谓一世,三十年也。”——编者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一、一九八六,《光明日报》上初读迦陵随笔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在她出生前十几年,这个家族才顺应辛亥革命后的新潮,由叶赫那拉氏改姓叶氏。很多年后,当比她晚生半个多世纪的学生们受到清宫剧的启发,询问她是不是满族格格,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狡黠而自得的笑意,说自己是蒙古族人。她与纳兰性德同宗,曾祖官至二品,祖父曾任工部员外郎。2002年,叶先生与蒙古族诗人席慕蓉一起去了叶赫氏最早生活的叶赫河畔。她的一生,也如一条发源于亚洲腹地的河流,奔流东南,辗转四海,最后云成雨施,落到故乡的土地上。

95岁的加拿大籍华人叶嘉莹宣布,再次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人民币。

一九八六年,对我是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我第一次来到大天津卫,天津从此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这几乎决定了我也将是爱南开的;还有,不来南开,也许今生就不会认识迦陵先生;那一年,我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艺评论和杂文,这几乎决定了我此后几十年的所谓专业兴趣和谋生方式,就是与文学相关,吃“文字饭”;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年,我开始在报纸上读到叶嘉莹。——这对我的意义,我现在还不能完全说清楚,但有一点已经知道,就是这对我后来到报社求职甚至也起了作用。那年发表叶嘉莹先生文章的这份报纸,正是我几年之后供职的《光明日报》,我是拿着一摞有叶先生文章的《光明日报》的剪报来永安路106号的。——这一切仿佛都是命运的安排。

叶嘉莹在北京察院胡同23号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与叶广苓小说《采桑子》中败落的满族贵胄家庭不同,在她出生时,家族已成功转型。她的父亲毕业于老北大英文系,在航空署任职。伯父曾赴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成为名医。母亲李玉洁任教于女子学校。在这个家庭中,传统的笳吹弦诵只是生活的日常,而现代教育思想则体现在父母为她购置的儿童翻译读物、为她选择的求学道路以及与她进行的具有思辨性的日常对话上。在父母眼里,现代小学虽好,但普及化教育的程度太低,远不如让她由姨母开蒙,学习《四书章句集注》、临习《长恨歌》字帖,同时任意翻阅家中藏书,随家人吟诗唱和,至9岁即插班报考教会学校笃志小学,10岁以同等学力报考北平市女二中。可以说,在青少年阶段,叶嘉莹吸取了新旧两种教育的精华。

2018年,她已完成初期捐款1857万元人民币,加上此次再捐款,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

叶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系列专栏文章,就是《迦陵随笔》。第一篇“前言”写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第二篇《似是而非之说》写于十月六日,第三篇《从现象学到境界说》写于十一月二日,第四、第五篇也都写于十一月。前五篇都发表于一九八六年,都是在当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文学遗产》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研究古典文学的学术期刊,但其实最初,此《文学遗产》就是彼《文学遗产》,是一回事。她创刊于1954年3月,最初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以《光明日报》副刊的形式刊行。1956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销,《文学遗产》改由当时还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主办,仍由《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发表文章,主编则是五四一代的着名作家、学者陈翔鹤。巧的是,叶先生若干年前还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聘任仪式上叶先生还做了一次学术讲演,那次,她当年的辅仁老同学史树青先生也去听,而且就坐在叶先生旁边的座位。叶先生讲完,史先生也说了几句,他高兴地说,他是叶先生的崇拜者。

1941年,17岁的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当时的辅仁大学由历史学家陈垣先生任校长,沈兼士任文学院院长,余嘉锡任国文系主任。但对叶嘉莹影响最大的是顾随先生。当同学们大都觉得顾随先生的课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时,叶先生却抓住了其中“兴发感动”的本质。在大学时代及工作之后的若干年里,叶先生在北京城内追随着顾随先生,至各所大学听讲,记下笔记十几本,涉及《唐宋诗》、《词选》、《论语》、《中庸》、《文赋》等多门课程,于今年6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结集为《传学》出版。除顾氏学术可传外,当年辅仁大学女校所在地——恭王府中的海棠花,也于2015年南开大学迦陵学社落成后,由我的师兄汪梦川、师弟熊烨应邀前去移植数本,树于学社窗前。

这位白发苍苍、从容优雅的老人,并非我们固有印象中的温哥华华人富豪,而是中国著名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加拿大UBC大学终身教授。

我小时候,家严多年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他在大学教书,为了备课、写论文,经常做剪报。我就学着,看见自己喜欢的文章,也剪。当年还真剪了不少《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的文章,分类粘贴,再装订成册。其中有程千帆的文章,有陈子谦论钱钟书的,还有龚育之论“红学”的,陈振濂论书法的,等等吧,总之是文史方面的为主。当然,其中《迦陵随笔》是剪贴保存相对完整的——多年以后,有一次叶先生临时查用《迦陵随笔》中的一篇,她手头没有,我那本剪报还派上了一次小用场。

21世纪初,叶嘉莹先生还常常被归类于“海外学人”,但不管是以其当日对故土的眷爱,还是以其今日落叶归根的抉择,她都不是一个怀慕异邦的人。她的足迹到达台湾、美国和加拿大,都是“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的偶然,是大时代洪流中流水落花的无奈。但叶嘉莹的独特在于,无论到达哪里,她都能以诗立身,并在身边凝聚起一批诗心被唤醒的人。

她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教学生涯长达70多年,白先勇、席慕蓉、陈映真都喊她老师;用英语教授唐诗宋词,她让很多外国人也爱上了古诗。

可以说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还处在一个逐步开化、与整个世界重新接通声气的时代,人们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还比较闭塞、贫乏、僵硬。此前我读文学评论,学习、崇拜的是秦牧、林默涵、李希凡,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写出像《四部古典小说评论》那样有气势的文章。总的说,当时的文章宏大叙事比较多,意识形态色彩仍然较浓。可是读“迦陵随笔”,虽似懂非懂,但完全是另一个感觉,而且这感觉还是很新鲜强烈的。首先,谈的是词学,是纯文学,也是我完全不懂的新内容。其次,运用的方法概念也是新的,文章虽短,但涉及文学,宗教各方面,不仅有儒、释,还有耶教;谈《人间词话》,却引用佛语,还有现象学、接受美学的理论。真的是让人眼界大开。我就是读“迦陵随笔”才知道什么现象学、符号学这些新词的。第三,文章的语言也新鲜,是那种典雅、平和的语言,和从容、温和的语气,中间自然流露的则是三四十年代的国语范儿。这完全不同于我们已经习惯的“大批判”文章,和大陆一般作者的文章气质也大不一样。

1948年,她南下结婚,随即随夫渡海至台湾,寓居基隆,又因白色恐怖而身陷囹圄。在这样的辗转中,她失去了所有居所、财产、书籍,但仍有人因其才学而热心介绍工作。叶先生历任彰化女中、台南私立光华女中、台北北二女中教师,又经戴君仁、许世瑛先生推荐于台静农,始在台大兼课,后转为专职。几年内,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课邀纷至沓来,叶先生因不忍推脱而至于一周讲授六门以上的课程。其余夜大、大专、教育电视台及刊物的邀约更是源源不断。因为教课极多,故今日台湾诸多名家如白先勇、陈映真、席慕蓉、柯庆明等,都在大学时代做过叶嘉莹的学生。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受聘UBC大学终身教授。1991年获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唯一外籍馆员)、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这样的履历,漂亮得令人震惊。

因为叶先生来自温哥华,这又不禁让我想起另一件那个年代的事。八十年代,英语热潮席卷华夏大地。当时广播里有一个商业英语课程,叫《温哥华来客》,是“贸大”张冰姿教授主讲,很受欢迎。后来还出了书,是淡绿色的封面。这个英语课吸引不少人的原因之一,大概和它的名称有很大关系。温哥华,多么美妙的一个名字!温,意味着温暖,温和,温馨,也意味着友好;华,就是光彩,光华,才华,韶华,就是日月的光环,甚至“浮华”也是有吸引人的地方。这哪里是个城市名,分明是个美女子的名字嘛!而且那个年代里,我们对加拿大的所有印象,就是伟大的白求恩大夫,如果用一两个抽象点儿的词来概括,就是伟大,友好,而且还有点儿心里羡慕嘴上又不好太明说的“洋气”。总之,许许多多美好的想像都可以与温哥华这个词联系到一起。可那是什么年代?别说温哥华了,大多数人连北京上海都没去过,去天津坐火车快车单程就要一天时间,回来之后就可以在同学中炫耀好几周。温哥华,太远了!远得好像在另一个星球上。虽然非常向往,但隔着万里重洋,只能徒唤遥不可及;但越是遥不可及,就越是让人向往。

1966年,叶嘉莹被台大推荐至密歇根大学讲学,中途又受聘于哈佛。在美两年,叶先生成书《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诗歌论集》等。在此期间,叶嘉莹对自己的研究风格有了清晰的认识。她说:“(我的诗词评赏)乃是以感性为主,而结合了三种不同的知性的倾向:一是传记的,对于作者的认知;二是史观的,对于文学史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无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校园流行的现代主义文学,还是赴美之后对西方小说、电影、戏剧的欣赏,都使得叶嘉莹能够通过一面现代的镜子,看到自己生命的基调,并用现代语言解说古典诗歌中那些素来“能感之而不能写之”的幽隐。十几岁时她就喜爱王静安,但此时她发现了卡夫卡、贝克特与王静安的相似之处:“我对于他们透过荒谬的故事所掘示出来的人类生活之悲苦与无望,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动。”其实不仅是卡夫卡和贝克特,我曾经听叶先生讲起过一幕她看过的斯特林堡戏剧,不管是其生命追问的残酷,还是其呈现方式的现代,都足以使我震撼。

实际上,这位世纪老人的一生,坎坷且艰难,唯有诗歌才能给她带来慰藉

现在,读到“温哥华来客”叶嘉莹先生的文章,仿佛可以与温哥华有了一种特殊的交流,仿佛那个遥不可及的美丽,与自己近了那么一点点。同时,“迦陵随笔”本身也让我看到一种学问的境界,和温哥华那个美丽的城市一起,让我向往。

两年之后,已经返回台湾任教的叶嘉莹再次得到哈佛聘书,却被美国无故拒签,不得不滞留温哥华。此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及时下聘,并在一年后转为终生聘书,由此开启了叶先生在温哥华长达20年的教学生涯。有很多回忆文章讲叶先生在温哥华教书时除大学生之外,更有大量华侨前去听课的盛况。直至她退休21年后的2010年,我因访学在其温哥华家中同住过一个月,这种盛况还在继续。叶先生暑假自南开大学返回,第二天早上即自己开车去UBC大学东亚图书馆,一路上还嘟囔别人开车太快。我坐在旁边瑟瑟发抖,只好提醒她:“先生您没注意您自己也超了很多车了。”等到了UBC大学东亚图书馆,与馆内工作人员稍许寒暄,即进入自己的格子间工作,傍晚才出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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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师,诗人,学者

叶先生至今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用手机,更不知微信与APP为何物。因此,每当她走进图书馆的格子间时,我想她完全与陶渊明、辛弃疾和王国维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当她浮出书海,又随时会成为现实世界里人们目光和热议的中心。每至周末,大量华人从温哥华各处赶到UBC的一处教室,提前打开空调,擦好黑板,等叶先生来上课,其中有些人已听她授课数十年之久,甚至有人带儿女从美国过境来追随。

——

在老师,诗人与学者三个角色中,迦陵先生都有极高的成就,但哪个方面她最看重呢?那应该还是教书育人的老师。这一点,显然受顾随先生影响较大,甚至可以说一脉相承。

定居加拿大的前8年里,叶先生连续遭遇父亲、师长、女儿、女婿的去世,每一次送别亲人都增加了她的漂泊之感,使她写下“何日是归年”“故都残梦凭谁说”之类的诗作。1978年,她开始给中国教育部写信,申请利用假期回国教书。不久,她的申请得到回应。1979年,她自费回国教书,先由教育部安排至北京大学,后应老师李霁野之邀,常驻南开讲学。

“诗歌的萌芽”

顾随先生是被张中行评价为“集庾信与颜之推于一身”的人物,是有高尚品德的文人,也是二十世纪很少几个真正懂佛学的人之一。叶先生则评价顾随先生说:顾随先生的才学和兴趣,方面甚广,无论是诗、词、曲、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甚至佛教禅学,他都留下了值得人们重视研读的着作。但叶先生认为,羡季先生平生最大的成就,还并不在他各方面的着述,而更在他对古典诗歌的教学讲授。“因为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往往尚有踪迹、规范的限制,而惟有先生的讲课则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一般学者的着述和讲授,大多是知识性的,理论性的,而先生的着述和讲授,则大多是源于知识却又超越于知识以上的一种心灵之智慧与修养的升华。”叶先生这样描述顾随,说先生的讲诗重在感发而不在拘狭死板的解释和说明,所以有时在一小时的教学中,往往竟然连一句诗也不讲,自表面看来也许有人会以为先生所讲者,都是闲话,然而事实上先生所讲的却原来正是最具启迪性的诗歌中之精论妙义。羡季先生曾经把自己之讲诗比作谈禅,写过两句诗说:“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叶先生评价羡季先生的话,其实完全可用在叶先生身上。

2007年我进入南开大学时,台湾最早那批听叶先生课的学生已经是《台港澳文学》教科书上被研究的作家学者,有时候他们会带着凤梨酥从台湾过来看叶先生,我总有种历史书诈尸了的感觉。大陆最早听叶先生课的学生也已临近退休,他们中的一些还是会每周到叶先生在南开大学的寓所听课,回忆30年前如何刻萝卜章、爬窗户,硬把300个人塞进200人的教室。每当此情此景,我只能感慨“流水的学生,铁打的先生”。而叶先生似乎并不在意听她课的人多少,只要能找到她的老花镜,捧起她的茶杯,在某张椅子上坐定,往半空之中、记忆深处一望,时间就穿越到74年前她最初站上讲台的时刻。

1924年,叶嘉莹出生于旧日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先世原是蒙古裔的满洲人,隶属镶黄旗,祖居叶赫地。本姓纳兰,与著名饮水词人纳兰成德源出一家。

二〇〇三年秋天,我应《文艺研究》之托,对叶嘉莹先生做过一次比较长的访谈。访谈内容不久后以压缩版在《中华读书报》也发表了。叶先生自己说:“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我的一生中,在教书,研究,还有诗词创作这三者之中,是教书花去了我最多的时间。我常常说自己天生是教书的。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先后在北京的几所中学教过书,佑贞女中,志成女中,还有华光女中,我都教过。从那时到如今,快六十年了。这些年,我在北京,还常常有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来看我,她们现在也都有七十多岁了。”

如今我已毕业8年,偶尔回校看望先生,惊叹她怎么还能一口气站着讲完两小时的《初识南开》讲座。但我也渐渐发现了一些变化:如果你与她谈论的只是诗歌,她的记忆与思维就完全不会折损,但对于诗歌之外的事物,你就算用最大的嗓门在她耳边大喊,她都不是很能听得见,并能在三句话之内重新扯回到诗上去。我想她大概已经成为古诗中那棵落尽繁枝的大树,抖落时代和命运给她的摧折、荣耀、财富与负担,渐渐活回内心,活回诗的故乡。

那时清王朝已被推翻,很多满人都改为汉姓,所以叶家也就摘取祖籍之地名“叶赫”的首字,改姓为“叶”了。

如今又是十三年过去,叶先生教书已经超过七十年。真的是桃李满天下。而她讲课之精彩,已不知有多少人记述形容。有一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听叶先生讲课的她的老学生,如此描绘听课的情景与感受:

(文中涉及的具体时间、人名、事序皆参照熊烨编著《叶嘉莹传》)  

叶嘉莹自小便生活在厚厚的宅门里,直到1948年3月赴南京结婚,她才正式告别这座宅院。

当年她吟花,我们看见花在摇曳绽放;她咏水,我们眼前有水回环流荡;她说雾,我们觉得四周一片片岚霭迷茫;她唱风,我们能感到秋木枝叶在寒气中颤动飘扬;她念到黄鹂黄莺,我们好像听到真有鸟儿在窗外鸣啭欢唱……她说话的声音像水晶,像珠玉,像钻石,晶莹剔透,温婉圆润,光明华丽;她的声音即使最苍凉时也有一种童音般的清脆,最欢快时也有若隐若现的悲伤;她在春天的词里吟咏生命的凋零,在秋天的诗里赞颂人生的悲壮;她能从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读出英雄豪杰的家国之思,从酒徒贰臣的狎妓纵酒,体会忠臣志士的天下情怀。

1941年夏天,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同年9月辅大才开学,母亲就因子宫生瘤,手术后不久就去世了。

——单正平《聆听叶嘉莹》,《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

当时叶嘉莹父亲远在后方,作为长姊的她负担起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幸而那时伯父一房并未与他们分居,伯母颜氏担负起了为全家烧饭的责任。

——这得有多么爱听叶先生的课,才会有这样打动人心的复述?叶先生的课得有多么好,才能让一个粗犷的西北壮汉产生如此诗情细腻的感受?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六祖说法,差可近之?单正平可算先生的后学知音。其实,这样的知音何止万千?二〇〇八年秋天,叶先生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过一次演讲,那次规模很大,是在一个好几百人的大礼堂。之前我知道消息,就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几位年轻人一起去听。还记得那次叶先生讲张惠言词,“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两句吟出,全场寂静。他们几位以前都未曾面对面听过叶先生的讲课,有的甚至对叶先生的名讳还比较陌生,但听完之后,他们个个都兴奋不已。——后来有个机会,我才醒悟,叶先生七十多年一直站着讲课,是以身布施。能听叶先生的课,真是福报。

当时已是沦陷时期,生活艰苦,伯母亲自操劳家务。每当叶嘉莹要帮忙时,伯母总劝她去专心读书。正如古人所说“愁苦之言易工”,承受丧母之痛的叶嘉莹,反而在这一时期写作了大量诗词。

叶先生虽然在其诗词研究与讲授中引入了很多现代理论和观点,但其最基本的评赏标准还是诗歌中感发生命的质量和作用。诗歌中有兴发感动的生命,这是迦陵先生强调过无数次的,她不仅强调,而且,把“兴发感动”作为她的诗词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更是在她长达七十余年的课堂讲授和诗词讲说中,反复地、透彻地讲说这一点。她认为,对诗歌的评赏,不管是出于主观角度还是客观角度,都必须紧紧抓住评赏者本人的感受这一出发点,探求诗歌中兴发感动的生命,并将之传达出来,使读者得到生生不已的感动,从而完成诗歌兴发感动的创作生命。——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古典诗词,是以文字形式留存而传承下来的古人的思想情感,读懂这些古诗词,就是重新体验那些已经化为文字的思想感情;而在这种审美体验中,升华读者自己的思想情感与道德精神。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兴发感动吧。因为古诗词中,虽然也包含了喜悦、得意、洒脱、欢愉等等思想感情,但更多的诗词则是包含了忧伤、离别、悔恨、忍辱,还有孤独、迷茫、愁苦、煎熬等等,所以,真的要读懂古诗词,往往需要人在经历了这些情感之后。

在顾随先生家中

但是,叶先生以兴发感动为中心的长达七十年的讲学授课,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那就是士的传统的传承与发扬。

大二那一年,一位顾随先生担任叶家“唐宋诗”的课程老师。顾先生字羡季,号苦水。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眼界大开,因为顾先生不仅有极为深厚的旧诗词的修养,而且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更兼之他对诗歌天生有一种极为敏锐的禀赋,因此他讲诗一方面既有着融贯中西的襟怀和识见,另一方面却又能不受中西方的学说知识所限,全以其诗人之锐感独运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诗歌之本质。

三、“穿裙子的士”

而这些空灵而美好的特征,也在年少的叶嘉莹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近年有学者称汪曾祺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氏出生于一九二〇年,撰着三大卷《中国散文史》的郭预衡先生和迦陵先生在辅仁大学同一级读书,也是生于一九二〇年,这年出生的还有张爱玲。与叶先生同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还有史树青先生。那时虽然已经是民国,但这代人,幼时大多读过私塾,而且在四十年代末之前完成了完整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当然,教育的内容已经是所谓新式的现代教育,但这只是一方面,并不是全部。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在这代学者个体身上并未受到彻底的摧毁和颠倒,这一代从小接受的为人处世的方式,还是老式的。这一点和他们下一代比较就相当明显。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代受过教育的人,身上还有那么一种精神,其实就是士的精神。

做老师

说到士,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一句话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来自孔子的精神,但孔子说得更简明,叫“士志于道”。总之,士与道不可分,意味着士是某种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维护精神价值落实到社会文化层面,就是承担文化使命,是士之为士的一个重要标准。古人说士,“通古今,决然否”,按余英时的说法,就是见识超出一般人,行事的依据则是理性。按西方知识分子的涵义,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业,第二是超越个人私利而关怀国家、社会。

194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叶嘉莹开始中学教师的生活,由于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热爱,使得听讲学生们也同样产生对国文课热爱的感情。此后,陆续有友人邀她去兼课。

即是从传道这个意义上说,迦陵先生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士。当年,迦陵先生南下,顾随先生赠诗:“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而在给迦陵先生的信中,更是直接点明:“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这是多大的气魄、多大的期望啊!

于是在另请人批改作文的条件下,叶嘉莹同时教了三个中学的五班国文课,一周共三十个小时之多。因师生们对国文课的共同热爱,使得叶嘉莹对如此沉重的工作量丝毫未感到劳苦。

显然,迦陵先生几十年,的确是苦水传法弟子。没有这种精神,很难想像,一个弱女子,携家带口,颠沛流离几十年,能把自己青年时记的老师的听课笔记一直带在身边,保存下来。当然,这对顾先生的诗词讲记也是一种幸运,如果这些笔记没有随这个女学生流离海外,日后恐怕也很难躲过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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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陵先生近年已在不同场合,包括我的采访中坦陈,她没有恋爱的经历。她的经历,《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中谈得更为全面详尽。她去台湾之后,家庭生活的变故,使得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实际上已经成为家庭的支柱,已经和中国老式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大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使得她超越性别成为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实现。她当然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但她又不仅仅如此,她对大多数女性热衷的什么时装、化妆之类,其实毫不放在心上。她是一位“士”。

——

也因此,她忧道不忧贫。叶先生对物质方面的兴趣实在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尽管当年南开的学生,回忆她八十年代在南开园出现时,风采照人,风度翩翩。但实际上,她对这些外在的东西,真是不放在心上,她的风度,完全是出自她的自然而然,她连头发都是自己打理,自己剪出发型。她衣着很朴素,但确是大方得体,淡雅整洁。她吃得更是简单,常常就是一碗粥、一碗面条而已。她在哈佛做研究时,中午就是一个三明治,一杯咖啡。她用节省下来的钱,在南开设立奖学金,而奖学金却是用顾随先生的名义,叫做“驼庵奖学金”。

“不遇天人不目成”

四、命运感

直至1948年的春天,叶嘉莹要赴南方结婚,才不得不离开故乡北平。谁知此一去之后,等待她的乃是一段极为艰苦的遭遇。

在讲诗词中,叶先生还常提到弱德之美。我觉得,这四个字也可以描述她的性格与命运。她说,“弱德”之“弱”非“弱者”之“弱”,它不仅表现为一种“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姿态,而且在约束和收敛中还有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与操守的坚持,是为“德”。这实际上已经有宗教情操在里面了。她还曾讲过,她的一生都不是她的选择,她去加拿大不是她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她的选择,因为“谁让我结了婚呢?而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

往后,叶嘉莹谈起当初结婚的决定,都笑称自己“有点傻瓜”。据了解,叶嘉莹直至大学毕业都未曾恋爱,24岁时却匆匆嫁给了国民党海军文职人员赵钟荪。

我觉得,一个人心智情感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有命运感与沧桑感。命运是你我人生之戏的总导演,时间是永远不会出错的化妆师。人总是在主动与被动之间,完成自己的人生角色。凡是成大事业者,似乎都是有一种“自觉的命运感”,因此,那种在别人看来的执着,那种坚守,其实好像又是一种“被动的主动”。

叶嘉莹解释:“我一直没交过男朋友,赵钟荪对自己不错,此前还因我丢了工作,我对此非常歉疚,便一时#39;好心#39;答应了他的求婚。

周汝昌先生曾称叶先生,是一位学者,但她同时是一位诗人;是一位史家,同时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她的论文,既能考订,又能赏析;既能议论,又能启迪。我认为,这样的几个条件或因素,很难凑泊在一人身上。”因此,即使先生以欣赏为主的着作中,也体现着她史家和学者的品格。换句话,她作为士的理性,其实在她几十年的学术工作中得到了最好的训练和体现。除了《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等专门讲说诗词的着作,我认为叶先生有几部书有特别的意义,一是《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她的考订疏证功夫;二是《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全面研究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是她的综合理论的大建树;第三就是《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此书的主体就是当年的“迦陵随笔”,篇幅虽然不是很长,却是她整体学术研究的一个高峰,体现她对中国词学的一个整体的认识,是成功的批评实践与理论建设。迦陵先生写作此书的立意很高,是要在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中,为中国词学和王国维的词论,在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这部书真正是打通诸家隔碍,跨越古今鸿沟,用缪钺先生的话说就是“体大思精,目光贯彻古今中西”。这些着作,都是叶先生“别有开发,能自建树”的成就。总之我想说的,就是关于叶先生,仅仅从学术本身的角度而言,也值得我们后学认真地研究,里边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

叶嘉莹透露,大学期间,她很少和男生讲话。有男生写信,她也从没回过。至于原因,叶嘉莹引用了吕碧城的一句词,“不遇天人不目成”,大抵是说,一定要遇到无可挑剔的人才能在一起,而这人一直没出现……

关于宗教信仰,叶先生说:“我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我也听佛教高僧的说法,我是一个有宗教情操的人,但并不被任何宗教所拘限。”有这样情操的人,当然会有一种坚持的精神,一种超越的追求。当年,赵朴老曾填词,称美叶先生,是悲心、参透词心,并世清芬无几。叶先生自己在讲到稼轩词时说:真正伟大之作者是以自己生命个体之志意与理念来写作他们的诗篇,而且是以自己整个一生之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迦陵先生正是如此来讲授诗词与研究学术的。

不难发现,叶嘉莹先生虽深谙诗词歌赋中的儿女情长,却对现实中的爱情近乎陌生。

五、我从未去过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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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中华读书报来电话,让我写一篇关于叶先生的文章,我虽然答应,但多少也有一丝顾虑。虽然有顾虑,但心里也是想着要写。但想得越多,越写不出来,不知从何下笔。

——

这次终于有个机缘,就是三联书店最近集中推出叶先生的几种书。《迦陵谈诗》和《迦陵谈诗二集》是姊妹篇,都是叶先生研究中国诗歌多年的心得。前者是叶先生第一本谈诗的书,书中随处可见作者细密的诗情与诗心,对诗的独到见解和深刻体会。后一本书中,可见作者从主观到客观,从感性到知性,从欣赏到理论,从为己到为人的赏诗历程。书后有“后叙”长文,总结“谈诗”的脉络之外,也总结了自己感性阶段之外知性的三方向:传记的,史观的,现代的——无论哪个面向,均服务于自己真诚的感受。《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则撷取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位诗人的诗作,从物象、心境、结构等角度切入,带领读者贴近作家的生命历程,体会诗作的美感特质。清词一直是先生研究的一个重点,她近年也在多个机会讲说清词,这次同时出版的《清词选讲》正是集中了她研究清词的精华,也是她词学研究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去年年底出版的《迦陵谈词》则是作者第一本谈词的书。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谈起,继而赏析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后主,晏殊和吴梦窗等各位词人的风格特色,其中当然包括《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那篇名文。因为此文,周汝昌当年专门在《读书》发表文章,称叶先生为“比较文学家”,还说,“不一定只是为了‘宋词’什么的,为文学艺术,为治学研经,都应该读一读她的这部着作。”而《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作为迦陵先生第一本口述传记,在“谈诗忆往”之间,对自己一生的诗词创作、学术研究、人生经历和师友交游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叙述,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读此书,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叶先生,及其一代学人。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记得我第一次去北京首都机场,就是和叶先生的大侄叶言枢一起送叶先生。那是九十年代早期,还没有机场高速,也没有二号航站楼,只有日本援建的一号航站楼。北京那时虽然车不多,但开车从西单到首都机场却要将近两个小时。出了城,是很长一段公路,路两旁是高高的白杨树。

1948年11月,叶嘉莹跟随丈夫来到台湾。1949年,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赵钟荪、叶嘉莹以及他们不满周岁的女儿先后遭遇牢狱之灾。虽然叶嘉莹与女儿被提前释放,但她的工作没了,收入没了,宿舍也没了,瞬间成为无家可归的人。

还有一次单独送叶先生去机场,车上闲聊,又说到温哥华,说到UBC建在海边,风景极美。那天她兴致很好,就说,晓风你好好学好英文,可以来UBC读书啊!

无奈之下,叶嘉莹只能借住在亲戚家,并在私立学校兼职教书以养活自己和孩子。三年后,她终于等到丈夫出狱,但此时的赵钟荪却性情大变、常常怒不可遏,并将情绪通通施加到叶嘉莹身上。最绝望的时候,叶嘉莹甚至考虑过:哪种自杀方式最不痛苦?

怎奈我实在不争气,英文也太差,至今,我还从未去过温哥华。

幸而,王安石的一首诗令叶嘉莹重新振作。诗云:“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叶嘉莹表示,“终生选众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幸的遭遇,正如他的丈夫也可能有许多不能言的苦衷。因此我只能默默承受困厄,但绝不能跌倒。她说,诗歌是支持她“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66年,叶嘉莹受邀到美国哈佛大学及密歇根大学讲学。此后,叶嘉莹接受加拿大UBC大学的聘请,顺利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叶嘉莹与父亲在温哥华合影

4

——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可惜福无双至。1976年,叶嘉莹的大女儿及其丈夫双双遭遇车祸亡故。彼时,她的小女儿也两度患乳腺癌……

接踵而至的打击令叶嘉莹崩溃,她曾一度将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外人接触。最终,仍旧是诗词将她从绝境中拉出。

1974年摄于U.B.C.校园,长女婚礼,右二为叶嘉莹

叶嘉莹说:“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我之所以喜爱并研读古典诗词,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召唤。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叶嘉莹先生在采访中脱口而出的一句诗,是出自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形影神赠答诗》。

其上句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意即归化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也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因毕生熟读诗词,叶嘉莹对人生终于形成自己的领悟:生命中的一切,该走的就让它走吧。也许是朋友,也许是亲人,也许是权势,也许是地位……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从拥有到失去的过程。它们先后走近我们,然后又走远。既然都是“应尽”的,那就平静地看着它们来来去去罢。

5

——

“用我的poor english讲课,学生也听的津津有味。”

因为家传、勤奋、天资等种种因素,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成就。并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中国古典文学院士。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却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也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

起初,叶嘉莹在温哥华教书时,每天查英文生词都得查到凌晨两点,然后第二天早起去学校教书。

那时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走?奇妙的是,叶嘉莹的课不仅学生喜欢听,就连听过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慢慢的,叶嘉莹的课堂从最初选读中国文学的十几个学生逐渐增为六七十个。

她曾笑称:“也许我的英语文法不完整、发音不正确,但只要他们能明白大意,我一样用中国的办法,介绍每首诗的作者、背景乃至寓意情感。用我的poor
english讲课,学生也能听的津津有味。”

叶嘉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令无数异国他乡人士爱上中国的古典诗词。

6

——

“我的根在中国”

然而,叶嘉莹心里清楚,她的根始终在中国,诗词的根始终在中国,不管她在外面取得多少成就,终究只是一名漂泊客。

1974年,加拿大刚和中国建交,她就迫不及待的申请回国探亲,并且一口气写了2700字的长诗《祖国行》。

卅年离家几万里,

思乡情在无时已。

一朝天外赋归来,

眼流涕泪心狂喜。

——叶嘉莹《祖国行》

据叶嘉莹先生回忆:1979年,她收到了国内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于是,她先在北大教书,后又受邀至南开大学授课。

除此之外,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湖北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几十所著名高校都留下了叶嘉莹的身影。

每年春季,温哥华大学都会放假停课,叶嘉莹抽空回国讲学,秋季才飞回加拿大。

2012年,一位寄宿在叶嘉莹家的中国学者曾经记录了她每天在温哥华的生活:早餐是两片面包,一碗豆浆煮麦片。只要UBC的亚洲图书馆开放,她都会到那里去查资料、写作和研究,风雨无阻。

4月初,温哥华的樱花怒放,花伞如盖,叶嘉莹常吟起吴文英的“绣幄鸳鸯柱。红情密,腻云低护秦树”。

回家的路上,看到一株高大的紫玉兰树,前些天还盛开于枝头的花瓣,如今却洒落一地,她就吟起了王维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30年来,这位老人独自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往返大洋两岸,一心为她所热爱的中国古诗词做出努力。

2015年,年逾90的叶嘉莹卖掉了加拿大温哥华的住宅,从此定居南开。回国后,她宣布将身后所有积蓄、藏书、书画,全部捐给南开,并设立迦陵学术基金。

如今,已95岁高龄的叶嘉莹,仍然在为中国古典诗词奔走。“打开一扇门,把更多不懂古诗词的人接引走进来。这就是我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尽到责任,我会觉得上对不起千古诗人,下对不起未来学者”。

“我愿意将生命结束在讲台上。”已有95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如是说。

叶嘉莹的生命因古诗词的渲染,在暮年之际呈现出了愈加动人的光彩。而诗歌所临摹的精神世界,往往立足当下,却又高于现实。纵使时间浩浩汤汤,那些真正美好的事物都是无法被荡涤的。

叶嘉莹在王国维故居旧照

7

——

叶嘉莹亲笔写下:“我的期望”

向西方理论去探索之余,我却始终并未忘怀中国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生命的重要性。我对西方理论之探索,主要还是想把中国诗歌之美感特质以及传统的诗学与词学,都能放在现代时空之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对之做出更具逻辑思辨性的理论之说明。

但我个人知道自己的学识及能力有限,因之我对于达成上述理想的此一愿望,乃是寄托在继起者的青年人之身上的。只是要想达成此一愿望,却必须先具有对传统诗词的深厚修养,如果缺少了此种修养,而只想向西方理论中去追求新异,那就必然会产生出如我在《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一文中,所举示的那些荒谬的错误了。

叶嘉莹与研究生讨论选题

至于如何方能培养出对传统诗词的深厚修养,我以为最为简单易行的一项基本工夫,就是从一个人的童幼年时代,就培养出一种熟读吟诵的习惯

以往多篇文稿中,我不仅极为恳切地向老师和家长们说明了教小朋友吟诵古诗,对孩子们之心灵和品质之培养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不要增加孩子们学习之负担的一种以唱游来进行的教学方式,更亲自为天津电视台做了一次教小朋友吟诵古诗的实践的尝试。

我已年逾古稀,有些朋友和我开玩笑,常说我是“好为人师”,而且“不知老之已至”。其实他们殊不知我却正是由于自知“老之已至”,才如此急于想把自己所得之于古诗词的一些宝贵的体会要传给后来的年轻人的

四年多以前,我在为《诗馨篇》一书所写的序说中,曾经提出说:“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

一个人的道路总有走完的一日,但作为中华文化之珍贵宝藏的诗词之道路,则正有待于继起者的不断开发和拓展。至于我自己则只不过是在这条道路上,曾经辛勤劳动过的一个渺小的工作者而已

因为诗歌,叶嘉莹先生在艰难困苦中找到了自我;因为诗歌,叶嘉莹先生将钱财看得无比淡泊;因为诗歌,叶嘉莹的一生从容优雅且美丽。

或许,这位95岁裸捐3568万,既简单又高贵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华人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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