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app一块牌匾背后的抗战办学往事

在位于古城开封的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校史馆,安放着一块巨大的牌匾,“维护文化”四个金色大字在黑色背景的衬托下熠熠生辉。此牌匾为复制品,原件在陕西省商南县十里坪镇黑沟村。两块牌匾的空间距离为518公里,时间跨度为67年。它们维系着河南大学和商南县赵川镇之间的校地情谊,穿越时空,历久弥坚。这背后,是一段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文化守护的感人故事……

作者:王明钦(河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史周宾
在位于古城开封的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校史馆,安放着一块巨大的牌匾,“维护文化”四个金色大字在黑色背景的衬托下熠熠生辉。此牌匾为复制品,原件在陕西省商南县十里坪镇黑沟村。两块牌匾的空间距离为518公里,时间跨度为67年。它们维系着河南大学和商南县赵川镇之间的校地情谊,穿越时空,历久弥坚。这背后,是一段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文化守护的感人故事……
跨越62年的追寻
“这块牌匾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也写下了赵川这深山僻壤之地一段鲜为人知的光荣历史”
1983年的一天,一通来自远方的电话打进了河南大学,接电话的老师听到了带有浓重方言且略带急迫的声音。简单沟通后得知,电话来自陕西省商南县赵川镇,打电话的是一位胡姓年轻人,他说自己从小就听说河南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在赵川镇住过,他对这件事很好奇,打电话就是想向河南大学的教授们求证一下,还记不记得这件事。这位老师表示,“河南大学没在商南办过学。”年轻人说,“这里有刻着河南大学校长和教授名字的金匾为证。”“那不可能。”这一次遥远的通话就这样结束了,但却为一段历史佳话埋下了伏笔。新萄京棋牌app 1screen.width-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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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河南大学已恢复校名二十余年。时任河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的王学春入选中国“基层图书馆培训志愿者行动”专家巡讲团。在陕西省巡讲期间,王学春偶然间遇到了商南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雷家炳。雷家炳听说王学春来自河南大学,显得格外激动和亲热。他向王学春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河南大学和我们赵川镇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1945年,当时你们的校长张广舆曾带领院长、教务长、训导长、教授、讲师等五十余人来到我们商南县赵川镇避驻,历时两个月,受到当地乡民的热情接待,得到多方面的关照。尤其在时任乡长党飞武的保护下,得以安全。你们还向这位乡长赠送了题名‘维护文化’的金字牌匾,以志答谢与纪念。”对河南大学校史熟稔于心的王学春听后十分惊讶,忙问详细情况。雷家炳如数家珍:“此牌匾选用稀有的上等白果树木材制作,采用土油漆推光;上面镌刻底红涂金字,古朴典雅;匾上的文字由校长张广舆亲笔所书,‘维护文化’四个金光大字,雄劲端庄,气势开张;小字更是清秀圆润,舒畅流利。这块牌匾现在保存在赵川镇一名文化干事家里。”
原来,雷家炳是1997年4月在赵川镇下乡时,听说了这块牌匾的情况,还特别进行了调查并见到了实物。他动情地向王学春表示:“风云变幻,已过去了60多年。这块牌匾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也写下了赵川这深山僻壤之地一段鲜为人知的光荣历史——‘维护文化’!保护过一批国家栋梁,使这个老革命根据地又增添了一道瑰丽的光环啊!”新萄京棋牌app 2screen.width-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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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一重要线索后,王学春激动不已。巡讲结束后,他多方联系存匾人。赵川镇那位文化干事却一直联系不上,后经多方查找得知,他已经到山西做生意,好久没有回来了,而接替他工作的文化干事也已调到别处工作。顺着这条线索最后还是找到了这位继任的文化干事——当时已任职商南县十里坪镇水文办主任的胡传林。巧合的是,胡传林正是当年那位打电话到河南大学的年轻人。得知河南大学方面主动寻找牌匾,他自然非常激动和热情,答应尽快落实牌匾的下落。王学春一边继续与商南县保持联系,一边向学校方面汇报了相关情况。时任河南大学党委书记的关爱和认为此事意义重大:若历史事实果真如此,不仅校史得以完善,更是河南大学在抗战的困苦中艰难办学、传播文化、深得民心的历史见证,是对师生进行爱国荣校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生动素材。学校方面当即指派王学春和多年从事校史研究的时勇两位同志带车赴商南县进行实地调查。
2007年3月27日,王学春、时勇在商南县赵川镇见到了多次通话、素未谋面的胡传林。据胡传林讲,他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讲:“别看我们这里穷山僻壤,抗战时期还住着国立河南大学的好多教授呢。当年很少有人戴眼镜,那年一下来了好几十位戴眼镜的学问人,可把人们稀罕的不得了,后来还用一块大匾刻着他们的名字呢!”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河南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在赵川住了好久”这件事总是在胡传林心头萦绕,终于在1983年的一天他忍不住跑到镇邮电所,用当时的手摇式电话,通过一个又一个总机接到了河南大学。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为了迎接来自河南大学的客人,胡传林在赵川已经等待两天。他说牌匾现在存放在黑沟村,离赵川有二十多里地,由于此前的一场特大暴雨,前往黑沟的公路都冲坏了。四个人头顶烈日,翻山越岭,费尽周折终于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赶到了黑沟。虽然满身疲惫、饥肠辘辘,但是王学春、时勇和司机左师傅一行却精神振奋、激动不已,因为他们代表“河大人”又踏上了这块阔别62年的热土,因为他们终于见到了这块雕刻着抗战岁月中校领导和教师名字的牌匾。四人吃力地从一村民的屋内移出这块巨匾,感到的是河南大学历史的厚重。举目望去,当年的烽火硝烟似乎还未散去,老校长、老教授们一个个出现在大家眼前……新萄京棋牌app 3screen.width-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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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河南大学被迫迁至洛阳潭头镇,图为学校总部原址。
此牌匾内芯高1.05米、宽2.28米,四周近一尺宽的雕花外框在“文革”期间被砸、烧。黑底红色的“维护文化”四个字引人注目,每个字高48厘米、宽34厘米。牌匾右方题记:“乙酉仲春,同人避地赵川,赖飞武乡长急公好义,得保安全,谨赠匾额,永作纪念。”左方落款: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张广舆拜题。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吉日立。在牌匾的正中下方刻有“国立河南大学教务长郝象吾、训导长赵新吾、文学院长张邃青、理学院长孙祥正、农学院长王直青、讲师徐正斋,教授宋玉五、李燕亭、栗耀岐、嵇文甫、田淑民、王鸣岐、段凌辰、王牧罕、马辅岑、陈振铎、李子纯、张绍三、康士品、黄屺瞻、任秋访、朱芳圃、杨震华、郭翠轩、张祥卿、张克勤,讲师鲍希若、张济华、张乃惠、张元龙、马星五、李藩生、赵天吏、郭田岱、袁惠民、阮殿元,教导员王子衡,代总务长王少甫,文书主任白惺农,出纳主任刘希彭,会计主任王守恒,注册主任寇作则,训导员刘宝民,训导员杨子国,庶务组员贾铭新,宗弟教授兼秘书玉峰仝敬赠”楷书小字。
一段文化守护的往事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当时河南大学确实拿不出什么贵重物品来表达感激之情,大家想到了赠送一块匾额”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豫北豫东相继沦陷,河南大学被迫南迁,开始了为时八年的抗战办学之路。学校先后辗转迁徙至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洛阳栾川、嵩县,其中,在嵩县潭头办学长达5年。1944年5月,日寇入侵潭头,制造“潭头血案”。河南大学死难师生及家属达16人,失踪25人。教室、实验室被洗劫一空,房屋被焚,图书典籍被付之一炬。历经五年呕心沥血营造的深山学府,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毁于一旦。学校被迫再次转移到南阳荆紫关,陕西汉中、宝鸡等地,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开封。
当年接到胡传林电话的那位河南大学的老师也并非不负责任,因为当时有关河南大学校史的图书中,没有任何有关抗战时期河大师生在赵川镇暂住的记载,更没有人听说过有块刻着校长和教授名字的牌匾。即便在最新版的《河南大学校史》中,也只出现了一次“商南”的字样:
“1945年3月,日寇发动了豫南鄂北战役,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决定西迁陕西。学校吸取潭头劫难的教训,先派人赴陕洽商校址,将学校尚存的图书、仪器等物品包装起来运到西安河南会馆暂行存放。随后,师生、眷属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步行800里,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住进由原河南大学顾问、时任河南同乡会会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张钫捐款兴建的西北中学。”
但在河南大学李秉德教授所撰写的《抗战后期河南大学的两次搬迁》(《河南文史资料》总第57辑,1996年3月)中,却有两段有关河大师生在赵川镇暂住的记录:
“在荆紫关落脚不到一年,日军又向豫西南、鄂北地区大举进犯了。河大这次接受在潭头的教训,及早有组织地进行疏散。单身教师和学生很快地取道西坪镇,沿公路奔向西安;带家属的却不敢走这条路,因老弱行动太慢,怕会遇到敌人。学校决定:带家属的教职工都到陕西南境内的赵川集中待命,由秘书党玉峰去赵川为各家做安排。赵川寨里其实只住着一家大户,户主也姓党。党秘书原先虽与户主毫无瓜葛,但他就凭着这同姓的关系,与户主一家拉得非常近乎,好像他们真是一家似的。这户主也很慷慨大方,热情接待各家。他听说河大当时要找新校址,就向党秘书表示,欢迎河大迁到赵川。党秘书婉言谢绝了。
“在赵川住了十来天后,学校派人送信说,河大已在陕西宝鸡选好新校址,要大家离开赵川,前往宝鸡。经过党秘书与户主的周密安排,河大这个家属大队就由党秘书带队,在户主所派的几名家丁带枪护送下,离开赵川,五天后到达龙驹寨。这里已走上公路,党秘书的任务完成了,各家可以自己解决行路的问题。从荆紫关到龙驹寨这段路程,骑自行车一天也要不了,但当时我们这个家属大队却翻山越岭,绕道赵川,走了几乎一个月。”
在河南大学陈宁宁教授所着的《抗战烽火中的河南大学》一书中,对此段历史也有记载,并且提到了“赠匾”的缘由: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当时河大确实拿不出什么贵重物品来表达感激之情,大家想到了赠送一块匾额。党秘书请飞武乡长帮忙用银杏木做了一块高1.05米、宽2.28米的大匾,上刻‘维护文化’四个大字,每个字高48厘米、宽34厘米,黑底红字,庄重典雅,意蕴深厚。”
虽然当年胡传林、雷家炳提供的信息不是特别准确,但河大教师、家眷在赵川避难十几天,受到当地乡民的热情接待,并赠送“维护文化”牌匾以志感谢的史实基本清晰,一段文化守护的佳话开始在河大师生校友中广为传颂。
“维护文化”闪耀精神之光
抗战办学高校师生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和保护,中国最朴实的民众倾尽所有守护了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命脉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日本以灭亡中国为目的,因此对中国的侵略不仅限于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还倾注很大的力量征服中国的文化,妄想从根本上断掉中国文化的根脉,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因此,日本大肆地摧残和破坏我国的文化教育机构,而肩负着文化传承使命的高校尤其成为日军极力破坏的重点。
随着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华北、华东沦入敌掌,多数高校遭到日寇破坏,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抗战烽火中遭到了严重打击。为保存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血脉,大批高校被迫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旷日持久的大迁移,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中部至四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加上敌人的疯狂扫荡、狂轰滥炸,很多高校一迁再迁,颠沛流离,历经磨难。新萄京棋牌app 4screen.width-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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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大学 本版图片来源于河南大学官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维护文化”四个大字,闪耀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之光。
抗战时期虽局势艰难,办学条件恶劣,但中国高校坚持抗战办学,最终使中国的教育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和保存,使中国的教育事业薪火相传。
抗战时期各高校在迁移过程中竭尽全力转移、保护重要的教育资源,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本实力,储备了文化人才,为中国教育保留了血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所载历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概况统计表,1936年之前,中国有高等学校108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78所、专科学校30所,在校生41922人、毕业生9154人。到1937年,减少至91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67所、专科学校24所,在校生31188人、毕业生5137人。而到1945年,竟然有高等学校141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89所、专科学校52所,在校生83498人、毕业生14463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但没有衰败,反而得到了大发展,在异常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中国高校坚持抗战办学,所到之处播撒了中华文化的种子,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精神,使中华文明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断,保存了文化血脉,凝聚了民族精神。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当地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下,抗战办学中的高校师生坚持兴办教育、创办医疗机构,传播文化知识,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教育救国、文化抗战的壮丽史诗,将民主、科学的种子撒播在当地。如河南大学在洛阳潭头镇抗战办学期间,创办了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其中以七七中学最为有名。七七中学如今已更名为河南大学潭头附属中学。该校纪念碑记载着这样一段内容:“七七中学创建于1939年,当年9月18日开学。”特殊的校名和特殊的开学日期,都在提醒着师生们勿忘国耻。
抗战办学高校师生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和保护。中国最朴实的民众倾尽所有甚至生命守护了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命脉,感人至深。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河南大学在潭头办学整整5年;在“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背景下,潭头人民为河南大学1000多名师生安排了“安静的书桌”。在潭头,河大师生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接待。河南大学医学院被安排在卫生条件稍好的嵩县县城。文、理、农三个学院分散在以潭头寨为中心的十几个村落中。潭头小学腾出50间房屋,潭头镇把周围所有的寺庙,如大王庙、三官庙、上神庙等,乡绅将较大的院落全部腾出,作为教室;还腾出40多间房屋作为资料室、仪器室、实验室、生物标本室。潭头人民又划拨出几十亩地,作为河大农学院的试验田、菜地、林场。有些父老乡亲又把院子、房屋腾出作为师生们的宿舍。当地的地热水丰富,水位又浅,乡亲们还为师生们开发了温泉洗澡的池子。乡亲们为河大师生送来了桌、椅、生产生活用具、米、面、鸡蛋、青菜、水果、柴等,表现出潭头人民对国难的理解、对教育的支持。
“维护文化”,不仅仅代表着河大师生对赵川人民的感谢之情,更代表着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对中国人民的最高敬意,代表着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敬畏与传承。
2012年9月,在河南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历史系1979级全体校友向母校捐赠了“维护文化”复制牌匾。复制牌匾被安放在河南大学校史馆,更多的河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得以听到这段文化守护的历史往事。
《光明日报》

原标题: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1944年汤恩伯为何面对日军一触即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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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这东西,有时候真是让人无奈,张静吾这趟归途,今天看来简直是找死!

跨越62年的追寻

张静吾从1937年到淞沪战场参加抗战,一路西撤到贵州,总能遇到贵人,逢凶化吉,到了1943年他突然思乡了,想得魂牵梦绕,宁愿从大后方,先到重庆,再到汉中,最终到嵩县,我算了下距离,大约在两千公里以上。

“这块牌匾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也写下了赵川这深山僻壤之地一段鲜为人知的光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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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一天,一通来自远方的电话打进了河南大学(时名河南师范大学),接电话的老师听到了带有浓重方言且略带急迫的声音。简单沟通后得知,电话来自陕西省商南县赵川镇,打电话的是一位胡姓年轻人,他说自己从小就听说河南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在赵川镇住过,他对这件事很好奇,打电话就是想向河南大学的教授们求证一下,还记不记得这件事。这位老师表示,“河南大学没在商南办过学。”年轻人说,“这里有刻着河南大学校长和教授名字的金匾为证。”“那不可能。”这一次遥远的通话就这样结束了,但却为一段历史佳话埋下了伏笔。

河南大学从开封迁出后,并没有像别的高校一样远赴大后方,却藏在豫西伏牛山区的嵩县潭头镇(今属栾川县),继续办学。潭头是个小盆地,北部为秦岭余脉熊耳山,西、南部为伏牛山,伊河从镇南流过,十几个村落分布于镇中心街周围。在豫北、豫东、豫南沦陷后,这里是个闹中取静的环境,而且距离开封也就300公里不到,附近又有蒋鼎文、汤恩伯的重兵集团,是个相当安全的地方。

2006年7月,河南大学已恢复校名二十余年(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时任河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的王学春入选中国“基层图书馆培训志愿者行动”专家巡讲团。在陕西省巡讲期间,王学春偶然间遇到了商南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雷家炳。雷家炳听说王学春来自河南大学,显得格外激动和亲热。他向王学春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河南大学和我们赵川镇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1945年,当时你们的校长张广舆曾带领院长、教务长、训导长、教授、讲师等五十余人来到我们商南县赵川镇避驻,历时两个月,受到当地乡民的热情接待,得到多方面的关照。尤其在时任乡长党飞武的保护下,得以安全。你们还向这位乡长赠送了题名‘维护文化’的金字牌匾,以志答谢与纪念。”对河南大学校史熟稔于心的王学春听后十分惊讶,忙问详细情况。雷家炳如数家珍:“此牌匾选用稀有的上等白果树木材制作,采用土油漆推光;上面镌刻底红涂金字,古朴典雅;匾上的文字由校长张广舆亲笔所书,‘维护文化’四个金光大字,雄劲端庄,气势开张;小字更是清秀圆润,舒畅流利。这块牌匾现在保存在赵川镇一名文化干事家里。”

河南大学及随校来到潭头的人数,共约一千六百余人。包括教职员眷属,在开封时就为师生服杂役的斋夫、厨夫,随同撤出的多家饭庄、理发店、照相馆等服务型商铺,大量的东北和冀、鲁、晋、皖数省流亡学生也都在此学习。

原来,雷家炳是1997年4月在赵川镇下乡时,听说了这块牌匾的情况,还特别进行了调查并见到了实物。他动情地向王学春表示:“风云变幻,已过去了60多年。这块牌匾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也写下了赵川这深山僻壤之地一段鲜为人知的光荣历史——‘维护文化’!保护过一批国家栋梁,使这个老革命根据地又增添了一道瑰丽的光环啊!”

除了在嵩县的河大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校本部和三个学院九个学系四十个班级都在潭头,宿舍、实验室、图书馆,甚至是农学院的农场、林场和园艺场一应俱全。

得到这一重要线索后,王学春激动不已。巡讲结束后,他多方联系存匾人。赵川镇那位文化干事却一直联系不上,后经多方查找得知,他已经到山西做生意,好久没有回来了,而接替他工作的文化干事也已调到别处工作。顺着这条线索最后还是找到了这位继任的文化干事——当时已任职商南县十里坪镇水文办主任的胡传林。巧合的是,胡传林正是当年那位打电话到河南大学的年轻人。得知河南大学方面主动寻找牌匾,他自然非常激动和热情,答应尽快落实牌匾的下落。王学春一边继续与商南县保持联系,一边向学校方面汇报了相关情况。时任河南大学党委书记的关爱和认为此事意义重大:若历史事实果真如此,不仅校史得以完善,更是河南大学在抗战的困苦中艰难办学、传播文化、深得民心的历史见证,是对师生进行爱国荣校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生动素材。学校方面当即指派王学春和多年从事校史研究的时勇(现已去世)两位同志带车赴商南县进行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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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7日,王学春、时勇在商南县赵川镇见到了多次通话、素未谋面的胡传林。据胡传林讲,他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讲:“别看我们这里穷山僻壤,抗战时期还住着国立河南大学的好多教授呢。当年很少有人戴眼镜,那年一下来了好几十位戴眼镜的学问人,可把人们稀罕的不得了,后来还用一块大匾刻着他们的名字呢!”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河南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在赵川住了好久”这件事总是在胡传林心头萦绕,终于在1983年的一天他忍不住跑到镇邮电所,用当时的手摇式电话,通过一个又一个总机接到了河南大学。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河南大学抗战时期在潭头的办学旧址

为了迎接来自河南大学的客人,胡传林在赵川已经等待两天。他说牌匾现在存放在黑沟村,离赵川有二十多里地,由于此前的一场特大暴雨,前往黑沟的公路都冲坏了。四个人头顶烈日,翻山越岭,费尽周折终于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赶到了黑沟。虽然满身疲惫、饥肠辘辘,但是王学春、时勇和司机左师傅一行却精神振奋、激动不已,因为他们代表“河大人”又踏上了这块阔别62年的热土,因为他们终于见到了这块雕刻着抗战岁月中校领导和教师名字的牌匾。四人吃力地从一村民的屋内移出这块巨匾,感到的是河南大学历史的厚重。举目望去,当年的烽火硝烟似乎还未散去,老校长、老教授们一个个出现在大家眼前……

所以,河南大学当时被国民党教育部认为是一个奇迹,被誉为孤悬敌后的“华北唯一最高学府”。老校长刘季洪时任教育部社教司长,抗战之初他任河大校长时,曾立主学校前往重庆万县,但河南省政府不同意,不愿意河大离开河南,为此发生矛盾,最终刘挂印而去。但对河大,刘季洪是非常有感情的,1942年夏他来陕豫视察教育,特意到潭头看望师生,回去后力陈此间办学的不易和敌后坚持的政治意义,遂又把河南大学从省立恢复为国立。

此牌匾内芯高1.05米、宽2.28米,四周近一尺宽的雕花外框在“文革”期间被砸、烧。黑底红色的“维护文化”四个字引人注目,每个字高48厘米、宽34厘米。牌匾右方题记:“乙酉仲春,同人避地赵川,赖飞武乡长急公好义,得保安全,谨赠匾额,永作纪念。”左方落款: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张广舆拜题。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吉日立。在牌匾的正中下方刻有“国立河南大学教务长郝象吾、训导长赵新吾、文学院长张邃青、理学院长孙祥正、农学院长王直青、讲师徐正斋,教授宋玉五、李燕亭、栗耀岐、嵇文甫、田淑民、王鸣岐、段凌辰、王牧罕、马辅岑、陈振铎、李子纯、张绍三、康士品、黄屺瞻、任秋访、朱芳圃、杨震华、郭翠轩、张祥卿、张克勤,讲师鲍希若、张济华、张乃惠、张元龙、马星五、李藩生、赵天吏、郭田岱、袁惠民、阮殿元,教导员王子衡,代总务长王少甫,文书主任白惺农,出纳主任刘希彭,会计主任王守恒,注册主任寇作则,训导员刘宝民,训导员杨子国,庶务组员贾铭新,宗弟教授兼秘书玉峰仝敬赠”楷书小字。

张静吾来河南大学医学院二任校长,感觉是相当不错的,嵩县距离他老家巩县(今巩义市)很近,回去看家人也方便,还把自己的四侄张宏中带出来,觉得这里比巩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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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日军突然发动一号作战,渡过黄河,连克郑州、许昌。5月初,形势已经非常危急,洛阳看来也守不住了,汤恩伯的大军都开始溃退了,河南大学把医学院紧急前往潭头镇,还以为山沟里就安全了。

一段文化守护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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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当时河南大学确实拿不出什么贵重物品来表达感激之情,大家想到了赠送一块匾额”

▲刘季洪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豫北豫东相继沦陷,河南大学被迫南迁,开始了为时八年的抗战办学之路。学校先后辗转迁徙至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洛阳栾川、嵩县,其中,在嵩县潭头(今栾川县潭头镇)办学长达5年。1944年5月,日寇入侵潭头,制造“潭头血案”。河南大学死难师生及家属达16人,失踪25人。教室、实验室被洗劫一空,房屋被焚,图书典籍被付之一炬。历经五年呕心沥血营造的深山学府,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毁于一旦。学校被迫再次转移到南阳荆紫关,陕西汉中、宝鸡等地,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开封。

谁能想日军为了拦截汤军南撤通道,将其聚歼于豫西,日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应太郎中将命令所属的第37师团:“派步兵一个联队向卢氏挺进,彻底破坏该地军事设施,堵截和歼灭从洛阳方面退却的敌军。”37师团以步兵第226联队组成卢氏挺进队,进攻卢氏途中,正好要走潭头,沿途就开始大屠杀了,河南大学和潭头镇只是这场浩劫中的一个节点。

当年接到胡传林电话的那位河南大学的老师也并非不负责任,因为当时有关河南大学校史的图书中,没有任何有关抗战时期河大师生在赵川镇暂住的记载,更没有人听说过有块刻着校长和教授名字的牌匾。即便在最新版的《河南大学校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中,也只出现了一次“商南”的字样:

河南大学当时还不知大祸临头,觉得鬼子不可能打过来的,汤恩伯英勇善战,手下几十万大军总不是吃干饭的吧?关于当时的情况,张静吾的回忆最具现场感,他说:“我到潭头几日后,某日下午,正在校长室开会,忽有人进来说,敌人离此只有下二十里路了。子是大家一哄而散,各自逃生。我因初到潭头,人地两生,究应逃往何处,毫无主意。正在踌躇间,校长从窗前走过,他正欲逃走,我就喊他说:校长,怎么办?他未作声而去。我没听说他耳聋,他是会听见的。当时我想,你身为校长,事前无安排,事来又不管,只知自己逃命,算了,只有各奔前途了。”

“1945年3月,日寇发动了豫南鄂北战役,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决定西迁陕西。学校吸取潭头劫难的教训,先派人赴陕洽商校址,将学校尚存的图书、仪器等物品包装起来运到西安河南会馆暂行存放。随后,师生、眷属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步行800里,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住进由原河南大学顾问、时任河南同乡会会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张钫捐款兴建的西北中学。”

这位校长就是王广庆,我前面讲过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前捋这个关键词,河大的同学则可以到校史室去看高大上的介绍,当然这段他们不会说的!

但在河南大学李秉德教授所撰写的《抗战后期河南大学的两次搬迁》(《河南文史资料》总第57辑,1996年3月)中,却有两段有关河大师生在赵川镇暂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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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荆紫关落脚不到一年,日军又向豫西南、鄂北地区大举进犯了。河大这次接受在潭头的教训,及早有组织地进行疏散。单身教师和学生很快地取道西坪镇,沿公路奔向西安;带家属的却不敢走这条路,因老弱行动太慢,怕会遇到敌人。学校决定:带家属的教职工都到陕西南境内的赵川集中待命,由秘书党玉峰去赵川为各家做安排。赵川寨里其实只住着一家大户,户主也姓党。党秘书原先虽与户主毫无瓜葛,但他就凭着这同姓的关系,与户主一家拉得非常近乎,好像他们真是一家似的。这户主也很慷慨大方,热情接待各家。他听说河大当时要找新校址,就向党秘书表示,欢迎河大迁到赵川。党秘书婉言谢绝了。

▲王广庆书法纪念馆中的王广庆简介

“在赵川住了十来天后,学校派人送信说,河大已在陕西宝鸡选好新校址,要大家离开赵川,前往宝鸡。经过党秘书与户主的周密安排,河大这个家属大队就由党秘书带队,在户主所派的几名家丁带枪护送下,离开赵川,五天后到达龙驹寨(今丹凤县)。这里已走上公路,党秘书的任务完成了,各家可以自己解决行路的问题。从荆紫关到龙驹寨这段路程,骑自行车一天也要不了,但当时我们这个家属大队却翻山越岭,绕道赵川,走了几乎一个月。”

中国还有个成语叫“居安思危”,说安逸的环境下也要惦记着可能的危险,然而事实上,我们在中国历史和我们身边看到的大多数,却是居安不思危,甚至居危思安。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哪怕这种安逸是敌人再次打破安逸前的迷魂药,也要吃下去,如果觉得还有些害怕的话,无非加大剂量,多做些心理建设就好了。

在河南大学陈宁宁教授所著的《抗战烽火中的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一书中,对此段历史也有记载,并且提到了“赠匾”的缘由:

我想特别说点1944年鬼子发动一号作战,我们称之为豫湘桂战役开局时国统区军民的心理史。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当时河大确实拿不出什么贵重物品来表达感激之情,大家想到了赠送一块匾额。党秘书请飞武乡长帮忙用银杏木做了一块高1.05米、宽2.28米的大匾,上刻‘维护文化’四个大字,每个字高48厘米、宽34厘米,黑底红字,庄重典雅,意蕴深厚。”

从1939年至1944年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相对平静,黄泛区的出现使夹河对峙的国民党军和日军基本做到了相安无事,日军沿平汉路南北的几次进攻,也都因为兵力不足和国民党军的避战方针而无甚进展,这让国民党军政各方都麻痹起来。

虽然当年胡传林、雷家炳提供的信息不是特别准确,但河大教师、家眷在赵川避难十几天,受到当地乡民的热情接待,并赠送“维护文化”牌匾以志感谢的史实基本清晰,一段文化守护的佳话开始在河大师生校友中广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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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夏季蒋介石误判日苏冲突在即,命令胡宗南7月10日闪击延安,在此前后,胡宗南与河南方向的蒋鼎文、汤恩伯相商,将大批河防部队西移关中。毛选第三卷《质问国民党》里,毛挪揄道:“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而实际上,鬼子根本没有歇着,1941年10月,他们在黄河以南郑州北面的邙山头建立了前进基地,驻守两个步兵大队与一个炮兵大队。此后直到豫中会战约二年半期间,国民党军就任由其存在,并安全地修复了黄河铁桥,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修通黄河铁桥的目的是为了从黄河北岸运输庞大渡犯兵力与机械化装备,集中优势兵力和装备,打你个落花流水只是时间问题。

1939年,河南大学被迫迁至洛阳潭头镇,图为学校总部原址。

对此,不能说国民党军是完全麻痹大意的,1942年以来,各方面时有日军自黄河渡犯以便打通平汉路的情报,但蒋鼎文和汤恩伯却都认为鬼子的主攻方向不在河南,而在东面的津浦路。蒋介石和军委会在分析了以蒋鼎文与汤恩伯为主的情报来源后,认为日军有可能在黄河沿岸发动大规模攻势,但日军的重点在太平洋与中南半岛,在华北是处于战略守势,所以日军即使自黄河沿岸发起进攻,其规模也只是局部攻势。

“维护文化”闪耀精神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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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办学高校师生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和保护,中国最朴实的民众倾尽所有守护了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命脉

▲1943年,汤恩伯将军和记者西奥多·h·怀特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日本以灭亡中国为目的,因此对中国的侵略不仅限于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还倾注很大的力量征服中国的文化,妄想从根本上断掉中国文化的根脉,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因此,日本大肆地摧残和破坏我国的文化教育机构,而肩负着文化传承使命的高校尤其成为日军极力破坏的重点。

4月17日,汤恩伯部的河防部队首先面临日军渡河攻击时,他竟然在距郑州前线五六百里外的鲁山泡温泉,虽然带了译电员,却与部队失去联络。汤的中将总参议宋湘涛,甚至邀请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于当晚看戏,准备第二天早上再返回,大家认为这是一场鬼子的扫荡,无关紧要。

随着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华北、华东沦入敌掌,多数高校遭到日寇破坏,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抗战烽火中遭到了严重打击。为保存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血脉,大批高校被迫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旷日持久的大迁移,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中部至四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加上敌人的疯狂扫荡、狂轰滥炸,很多高校一迁再迁,颠沛流离,历经磨难。

到了23日,汤恩伯已经多少看出些端倪,觉得日军人数不少,可能不是扫荡,有可能是要打击野战军,不如趁机反攻一下,夺回邙山头总是好的。可蒋介石和军令部长徐永昌却一直判断失误,等徐永昌也醒悟了,蒋鼎文都准确判断出5月上旬日军将发动总攻了,蒋还是执迷不悟,认为“似为敌之神经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维护文化”四个大字,闪耀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之光。

直到5月1日,许昌陷落,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殉国,郏县、襄城也遭到日军攻击,蒋介石才看出来撑不住了,日军这是大规模会战,所图非小的节奏,才“指示河南作战方针,本拟在禹县决战,因前方军队散漫,恐不能予敌打击而反引起洛阳之危机,故决避战,将主力撤至山岳地带。”可此时为时已晚,汤军不是来不及撤退,就是撤退成了溃散。
下面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一面是日本鬼子追踪国民党军主力,捕捉党政军机关时,对我无辜百姓、学生进行的大屠杀;另一方面就是国民党败军对沿途百姓、学生进行的抢掠,这包括伊川、嵩县、登封、密县、禹县、卢氏、襄城、南召和鲁山等九县,涉及部队有第85军、第13军、预8师、第40军、第12军和长官部特务团。我们今天的历史书,只说日本鬼子在嵩县潭头镇,对河大师生犯下的血债,可中统局给陈诚递交的材料里,还点了13军的名字,说:“十三军在襄城嵩县,大肆劫掠,并那啥河南大学女生数人,至卢氏,将农民银行基金现洋及大车,全部劫去。”军统局对13军也有类似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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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虽局势艰难,办学条件恶劣,但中国高校坚持抗战办学,最终使中国的教育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和保存,使中国的教育事业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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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各高校在迁移过程中竭尽全力转移、保护重要的教育资源,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本实力,储备了文化人才,为中国教育保留了血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所载历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概况统计表,1936年之前,中国有高等学校108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78所、专科学校30所,在校生41922人、毕业生9154人。到1937年,减少至91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67所、专科学校24所,在校生31188人、毕业生5137人。而到1945年,竟然有高等学校141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89所、专科学校52所,在校生83498人、毕业生14463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但没有衰败,反而得到了大发展,在异常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中国高校坚持抗战办学,所到之处播撒了中华文化的种子,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精神,使中华文明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断,保存了文化血脉,凝聚了民族精神。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当地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下,抗战办学中的高校师生坚持兴办教育、创办医疗机构,传播文化知识,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教育救国、文化抗战的壮丽史诗,将民主、科学的种子撒播在当地。如河南大学在洛阳潭头镇抗战办学期间,创办了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其中以七七中学最为有名。七七中学如今已更名为河南大学潭头附属中学。该校纪念碑记载着这样一段内容:“七七中学创建于1939年,当年9月18日开学。”特殊的校名和特殊的开学日期,都在提醒着师生们勿忘国耻。

抗战办学高校师生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和保护。中国最朴实的民众倾尽所有甚至生命守护了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命脉,感人至深。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河南大学在潭头办学整整5年;在“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背景下,潭头人民为河南大学1000多名师生安排了“安静的书桌”。在潭头,河大师生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接待。河南大学医学院被安排在卫生条件稍好的嵩县县城。文、理、农三个学院分散在以潭头寨为中心的十几个村落中。潭头小学腾出50间房屋,潭头镇把周围所有的寺庙,如大王庙、三官庙、上神庙等,乡绅将较大的院落全部腾出,作为教室;还腾出40多间房屋作为资料室、仪器室、实验室、生物标本室。潭头人民又划拨出几十亩地,作为河大农学院的试验田、菜地、林场。有些父老乡亲又把院子、房屋腾出作为师生们的宿舍。当地的地热水丰富,水位又浅,乡亲们还为师生们开发了温泉洗澡的池子。乡亲们为河大师生送来了桌、椅、生产生活用具、米、面、鸡蛋、青菜、水果、柴等,表现出潭头人民对国难的理解、对教育的支持。

“维护文化”,不仅仅代表着河大师生对赵川人民的感谢之情,更代表着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对中国人民的最高敬意,代表着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敬畏与传承。

2012年9月,在河南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历史系1979级全体校友向母校捐赠了“维护文化”复制牌匾。复制牌匾被安放在河南大学校史馆,更多的河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得以听到这段文化守护的历史往事。

(本版图片来源于河南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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