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淘书”乐:买书藏书自是一乐 花费一点有何不可

网络时代,网民的昵称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千奇百怪,眼花缭乱。我的一位雅好藏书的朋友的昵称叫“上辈子藏书”,不知他是怎么想出来的,据我的了解,他的父辈跟藏书一点儿不搭界,可是我还是觉得奇好。如今我把“上辈子藏书”拿来作题目,是想说说我父亲的藏书和读书,重点落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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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新华书店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全国书市。这是人们在书市上争购书籍的情景
四十多年前,也许书籍稀缺使我变得嗜书如命,渴望买书看书。四十年来在淘书买书看书中享受了许多快乐与惊喜,也目睹了国家在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里,书籍出版由少到多走向繁荣,也看到了实体书店由盛到衰的变局。我经常告诫儿女:看手机不如看书,看电子书不如纸质书,网上可以买书,但一定要去实体书店体验一下“淘”的快乐。
每每读到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时,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爱看书而无书看的不容易。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农村,当时没有几本书可看。不要说农村,就是城里也买不到多少书。
那时,写在农家屋壁上的标语就是我的启蒙识字卡。父母看到我用小木棍看着墙上的字在地上照猫画虎很高兴:这娃爱读书,好事!“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父母亲对读书这件事看得非常神圣,他们因家穷没读上书或读好书,想让遗憾在儿女身上得到弥补,想让夙愿在孩子身上最终实现。
从抄书到买“闲书”
一直庆幸自己生得巧,我们这一代人要比大我们十岁甚至五岁左右的人幸运。我们没有被耽误学业,到适龄时顺顺利利上了小学,这时中国大地即将迎来一个春天,改革开放的春天。但我刚上学时,人们还很穷困,上小学前除了母亲夹鞋样子的书,可以说家里没有一本书。
上一年级拿到课本后,算是第一次拥有了书,感到真开心。班里不少同学买了《新华字典》,但我没能买得起。两个月后的一天放学后,父亲和母亲指着柜上的梳头匣子神秘地笑着,我打开一看:是我梦寐以求的《新华字典》。这是家里花钱买的第一本课外书,为了这本定价1元钱的字典,父母辛苦地攒了两个月,但从此播下了读书的种子。
家里毕竟不宽裕,买不起更多的课外书,当然那个年代也没有多少书可买。小学的时候最多的是蹭同学的小人书看,有钱的同学几分钱或一毛多钱买一本小人书,小伙伴们就挤在一起看,《难忘的战斗》《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看这些小人书有时围在一起有五六人,拥有小人书的同学非常神气,可以决定让谁看不让谁看,我得拼命巴结着这些书籍的拥有者。记得史二柱家的小人书最多,放学后就经常往他家跑。
记得是五六年级时,广播里播放的评书越来越多:《西游记》《杨家将》《大隋唐》《岳家将》……听到痴迷处,我就想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些书啊。那时我们农村孩子所能见到的书还是少,听老师们谈论说学校有位老师有《红楼梦》。我第一次听到《红楼梦》这个书名,只觉得书名很美,何时能一读呢?
七年级在托克托县中滩中学上学,有一位同学拿着一本唐宋诗词选读的册子,我看了爱不释手,真是词句警人、余香满口。向人家借来抄,这位同学答应借我一天,第二天下午上学归还。借来后我拼命抄,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抄完。从我住的把栅村到学校约有3公里的路,我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抄……
1980年以后,书店里的书籍越来越多,家里也逐渐宽裕,能挤出买“闲书”的余钱了,这才开始真正买书。1982年夏天家里卖枸杞收入了几百块,我和父亲一起骑自行车到了35公里外的察素齐镇,察素齐镇是土默特左旗旗政府所在地,当时是我出生以来到过的最大最繁华的地方了。进了书店便被迷住了,挑着买了《新选唐诗三百首》《李白杜甫诗选译》等好几本书。
初三那年,我在五申镇供销社看到了《西游记》《水浒传》,分别是四块二毛钱和三块五毛钱。这笔钱不少,我犹豫了好久,分两次向母亲张口要钱,没想到每次母亲都很痛快地给了我钱,说:“你爱看书我很高兴,不争糠窝窝气,将来做一个识很多字的人!”
上高中后学业紧张,我读“闲书”的工夫几乎没有,买书多以辅导资料为主,但也按捺不住添了不少新伙伴,像《唐宋八大家名篇浅析》《唐宋绝句选析》《两汉书人物故事》
……这些老朋友至今保存着,只要是读过的书我都不会随便丢弃,因为书卷多情似故人,它们启航我的人生理想,展示了另一个可以心游万仞的世界。
书中的青春与感慨
上了大学,一下来到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每到周六日,逛书店成了我最大的乐趣。
天津纺织工学院在唐口,周围没有太大的书店,一到星期日我们就要坐35路公共汽车到市中心去逛商场和书店。上大学时也没有多少钱,逛商场我没有多少实力和兴趣,大多是往书店跑。逛得最多的是东北角书店、古文化街里的古籍书店。
东北角书店是天津市最大的新华书店,在红桥区的大胡同商贸区。书店旁边就是宝林祥食品店,但我每次去了直奔书店,没有进过一次津门这家有名的食品店。我一直喜欢古典文学,在东北角书店我购买了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套书共六册是1988年出版,还有一套于非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这几本书我用功读过,使我的古典文学知识水平有很大的提升。
到古文化街里逛古籍书店,店名是茅盾先生题写的,这里有许多降价书,非常实惠。在这里,我曾买过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和缪钺、叶嘉莹先生合着的《灵溪词说》。有时我星期日早晨从学校出发,可以在古籍书店看好长时间书。在古色古香的古文化街里,我淘到了不少降价书,一套社科院的《中国文学史》,只卖两元钱,我如获至宝。
读本科期间,我买的书并不算多,但读得非常认真。读《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我认真地做了各种眉批和旁注。读《管锥编》是借来的,我在一个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大段抄写。我和宿舍的5位同学一起听完了李野默演播的《平凡的世界》,听到金俊山用大红布给他的奶牛做了两个乳罩,实在是笑得不行。评书听完了,我又买了一套《平凡的世界》来看,这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三卷本。
在大学里迷上了金庸的武侠小说,真是读到废寝忘食。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一定要把这些书读全了,读得脑袋里全是武侠人物的影子,走过纺织工学院的操场,那仿佛就是高手们华山论剑的比拼地;晚上下自习路过篮球场,路边的树叶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好像裘千仞的铁砂掌……我也和有同好的同学读梁羽生,读古龙,古龙的作品使人有匪夷所思、光怪陆离的感觉,读梁羽生的作品使我更加喜欢上了古典文学,“楚客多情偏怨别,碧山远水登临”“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长阴”……这些前人的诗句和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结合起来,诗词便有了一种侠气。
大学四年级我备考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学士学位,天天在宿舍楼道里开夜车到凌晨三点钟左右。考完试后,开夜车的习惯已形成,睡不着怎么办?我就开始读《红楼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三家评本。说实在的此前四大名着其他三部都读了,唯余此书未读。到大学毕业前这段时间,我反复读这部书,读了大概有七八遍吧。这期间,我从古籍书店淘了一套《新说西游记图像》,中国书店出版的上中下三本,我把《西游记》又重温了一遍,影印绘画绣像挺好,繁体竖排的版面,仿佛把人带入了云遮雾罩的神仙世界。
我是个喜聚不喜散、爱热闹不爱冷清的人,读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样的句子就觉得凄冷无比了,当读到黛玉香消玉殒后,痛苦“林妹妹死了”。这时就体会到杜甫听到李白死后那种“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悲愤,恨不得把贾府那些阴谋家们剁了喂狗。后边就读得很粗略了,但经典的章节反复玩味。读《三国演义》也一样,读到关羽被杀后感觉蜀汉的下坡路来了,一直读到秋风五丈原诸葛亮病逝这章,禁不住泪流满面。再往后的章回我读得很潦草。再比如《水浒传》征方腊的回目我很少读,我不忍看到那些英雄好汉死伤过半。
从天津到北京上学,可逛的书店更多了。到王府井一带,可以逛王府井书店和外文书店,再往北走就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读者服务部,这两个读者服务部里我买过不少书。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和古籍书店是我经常去的地方,二十多年前琉璃厂里的古旧书店挺多,饶有兴味地逛着、挑着、不知日头将尽。海王邨的中国书店过去很大,我耐心地一间一间地逛。别人逛琉璃厂是淘宝淘字画,我们穷书生只能淘两本古旧书籍。
在人民大学时,每逢周六日在教师宿舍区附近都有特价书市。如果这里淘得不尽兴还可以去北大校园里的书店泡着,在这里挑拣一番就可以到海淀图书城里去逛。现在古旧书比新书卖得贵,但那时特价书就是特价书,只要你肯下功夫,肯定能淘到心仪的特价书。现在我书架上好多书都是那个时候用心、用时间淘来的,每每拿起一本,就想起了当时买书的情景和青春岁月。
买书藏书自是一乐
1993年参加工作以后,每到一地出差我必然要到当地的新华书店去“淘”上一番。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那时准格尔旗政府所在地还在沙圪堵镇,我所住的县招待所对面就是新华书店,里边有许多标价低廉的旧书,我贪心地淘了一大捆书,用编织袋装好吃力地背上长途汽车。今天我书架上的好多书籍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书店,在我这里大团圆,想一想真高兴。
工作多年逐步有了积蓄,我买书出手也“阔绰”了。在中国书店我买下了一套《古逸丛书》,这套线装书共56册,价格不菲。通过不断积累购买,我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和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逐步购置齐全。一些古文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我也逐一网罗在手,如《读史方舆纪要》《通典》《通志》等等。现代名人的研究着作也搜罗不少,如钱穆、钱钟书、岑仲勉、吕思勉、缪钺等人的着作集。
今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网上购到心仪的书,虽然少了逛书店“淘”的快乐,但网上购书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而且打折的力度非常诱人。通过网上购书,我淘到了许多久闻其名的好书,如《十驾斋养薪录》《二十二史考异》《日知录集释》《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广雅疏证》等清人学术名着。当然也从孔夫子旧书网等网上淘到了一些心仪的旧书,如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等。
现在书籍出版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新的版本或新的注本来了还买不买?最后咬咬牙还是买了。比如杜甫的诗集我已有《杜诗详注》《读杜心解》《杜诗言志》《杜诗镜诠》《钱注杜诗》等书籍,但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和谢思炜的《杜甫集校注》出版后,我又忍不住购买入手。再比如《史记会注考证》《汉书补注》等我已有新世界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的版本,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重排本出版后,太精美了,印刷清晰,装帧精美,又忍不住拿下了。
淘书买书四十年,家里真是书太多了。也的确有些书买来还没顾上看,但我还是乐此不疲,新旧两个家里所有书架都爆满,炕上堆得都是书,小儿玩耍被绊倒的也是书。有时想想不买了,但还是忍不住,现在书又好又便宜,为什么不买?想一想陆游的《遣兴》:“江山好处得新句,风月佳时逢故人。有酒一樽聊自适,藏书万卷未为贫。”买书藏书自是一乐,花费一点有何不可。

父亲今年九十八岁,除了耳聋之外没啥大毛病,能吃能睡能说能走路。每个月父亲自己用算盘算药费单据,我负责跑腿去单位报销,父亲的报销单的字写得和年轻时一样秀丽工整,我们做晚辈的远不及。

父亲七岁时插入小学二年级,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正规的中学,只好上私立竞进学校(相当于初中程度的商业进修班),为的是学费能省一半。饶是这样,仅仅上了两年父亲还是退学了。失学之后,父亲在家补习功课,准备1937年下半年考高中。继续求学之梦被战争打碎了,父亲既不能上学,又不能在家乡(宁波)就业,万般无奈,只好跟随二伯父到南京药房当学徒。也就是说,父亲的学历勉强只够初中程度,后来完全靠的是“自学”。

刚刚到南京,行装甫卸,二伯父的友人葛煜龄从厦门拍来电报,推荐父亲去厦门商务印书馆工作,二伯父觉得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更适合父亲,马上决定返回宁波,即赴厦门。父亲后来一再对我们说,葛煜龄的电报成了救命符!不然南京屠城,在劫难逃。

厦门商务印书馆并未去成,父亲被困在了宁波,一度宁波也遭到日机轰炸,全家只得迁到离市区二十里的西乡翁家桥避开战火。动乱的岁月,父亲没有荒废学习和读书,甚至希望越过高中去考大学,这当然是个幻想。父亲前些年将他少年时的读书笔记交给我保存,1939年5月18日到21日读《老子道德经》、6月21日至30日读《史通》、6月26日开始读《文史通义》……我还见到过父亲另外一册读书笔记(归我二弟保存了),读的是“外国的文艺作品如《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作品及法国作家的作品。同时开始读茅盾,巴金的小说。《鲁迅全集》全部读过”。不同的是前者是毛笔小楷,后者是钢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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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老子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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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史笔记

二伯父比父亲大十多岁,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十几岁时便进入北京前门五州药房,抗战前任南京五州药店经理。父亲回忆往事,称他们兄弟几个除了二伯父,都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二伯父当年阔得很,每回一趟宁波光是挑担就是十几挑。1939年,对父亲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祖父这年去世,远在桂林亚洲药房任经理的二伯父赶回宁波奔丧。这期间二伯父认为父亲困居宁波势必一事无成,不如跟着他去大后方闯闯。前几天跟父亲聊天,他说当时去大后方另有一层原因,父亲兄弟姊妹八个,宁波势将沦陷,家里考虑为谢家“留根”。

1987年冬天,二伯父来到我的小家住了十几天。老人家每晚洗完脚后,用手搓脚心,搓到发热为止。现在想起来这个养生方法也许很管用,二伯父活到九十五岁,若不是着急赶着接孙子(玄孙)摔了一跤,活过一百岁没问题的。

1939年9月21日,父亲跟随二伯父一行七人,历经周折(宁波乘船——奉化溪口乘汽车——金华乘火车——鹰潭——广昌——吉安——衡阳——桂林),于10月10日(忽然想起距今天整八十年矣)到了桂林,开启了一段不寻常的“勤工俭学”。桂林亚洲药房斜对面有家生活书店,父亲经常去书店看书,“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新哲学的人生观》,《救亡日报》,《读书月报》,并且订阅了《理论与实践》”,“同时读了一些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文章,胡适所云‘发现一个字的古义和发现一个行星,在科学上是有同等价值的。’受其影响,我产生了‘为研究而研究’的想法”。我感觉父亲的人生观世界观此时慢慢成型,而且想做出一番学问来。这也就能解释通,为什么很久以后父亲对我喜欢的那一套——什么张爱玲呀,什么小品文杂志《人间世》《宇宙风》呀——大惑不解。

那几年里父亲随着二伯父的生意在桂林和衡阳两个地方辗转,在衡阳待的时间比桂林稍多,在衡阳,父亲结识了几个进步青年并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父亲讲解“《联共党史》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明觉厉呀!父亲这些枯燥的理论笔记,现在归我保存。家里的老相册里有一张衡阳学习小组的合影,小时候看了只觉得青春的美好,并不知此中有深意。1966年串联,我曾到过衡阳,也并不了解衡阳对父亲的特殊意义。最近在读“衡阳保卫战”中日两方写的书,一边看一边想象父亲在衡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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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学习笔记

1944年6月,日军逼近衡阳的前几天,父亲与学习小组成员加入了“湘桂大撤退”。混乱中,学习人员跑散了,父亲跑往毕节(朋友邀他参加毕节京剧团),在一个叫“三桥”的地方,住了一宿。这一夜父亲考虑再三,“考虑要取得高学历,考虑到学术研究,考虑自己的前途”,不能到偏僻小城去,无论如何要去重庆。这是父亲自主决定的影响一生的决策。没有路费,父亲卖掉手表;没有车,父亲就徒步。孤身一人跑到贵阳,已经弹尽粮绝,精疲力竭。天无绝人之路,“不期而遇到桂林生活书店经理方学武(1917至2007),他正在等待国民党宣传部派车来接湘桂大撤退的文化界人士,方学武很痛快地同意我挤在接他一家的汽车上”。就这样,父亲于1945年1月10日到了重庆,开启了人生又一段关键的历程。

通常所说的志同道合,应验在父亲初到重庆的日子。衡阳学习小组的朋友也先后到了重庆。父亲囊空如洗,只得住在许仁铎(学习小组成员)的宿舍,许在《时事新报》做校对,夜晚上班,白天睡觉,父亲晚上便睡许的床。这样凑合了一个多月,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某晚父亲睡在许的同事常可的床上,不料床铺塌了,报社的总务科长上楼查看,见是外人睡在常可床上,不由分说,把常可解雇,把父亲轰走。父亲本来只愁吃饭的钱,现在还要算住旅馆的钱。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没过几天,父亲又遇到学习小组的赵仁祜。赵交游颇广,正在推销《联合画报》,见父亲如此落魄,便叫父亲跟他一起干。我收藏有几十期《联合画报》,曾在《上海书评》撰文介绍这份刊物。1966年串联我也到过重庆。好像有根无形的绳线,隔着悠悠的岁月,将父子牵连。

1945年5月,父亲考入中华书局总管理处,5月14日正式上班。巧合的是,母亲也是同时考入中华书局,同一天上班,同在一个科室。同事加同乡,他乡遇故知,父亲和母亲相知相恋在中华书局。遗憾的是,中华书局百年纪念时,老职工名册里并没有父母亲的名字。问起中华书局的熟人,他说早期的档案资料散失了很多。

“弱冠旅食四方游,意气凌云为国忧。重庆妖氛悲志士,桂林风物忆名流。”父亲用这首诗来概括颠沛流离的岁月。

在重庆中华书局工作的日子,也许是父亲一辈子最顺心的日子,得到书局重用,抗战胜利后第一批委派父亲到上海接管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10月出版总署召开出版工作会议,中华书局有代表出席,会后,三联、中华、商务、开明、联营五家出版社也召开联合会议,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简称“中图”)。会后中华书局动员大家报名去北京“中图”工作。父亲基于三个考虑,决定报名去北京:一,脱离私营的中华书局,参加公私合营的“中图”,是前进的一步;二,立志研究明代历史,明代建都北京,历史资料肯定比上海多,有利于研究工作;三,北京是首都,政治文化中心,非常向往。父亲考虑的都是自己的理想,没有考虑母亲到北方生活的诸多不习惯不适应,而且母亲到北京后再也没有回过上海回过宁波,五十岁就病故了。如今思之,父亲这步棋对母亲来讲是不公平的。母亲的钢笔字比父亲更秀丽,父母亲的字都这么好,可惜五个孩子没一个继承这个优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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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母亲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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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卡

1951年初父亲举家来到北京,在东城西总布胡同9号住了多半年,后迁居到西城按院胡同。这一年开始,父亲大量购置书籍,并记有“藏书目录”,图书分类采用新式的,马列居前。这本藏书目录,现在归我保存。目录中有两本书以前我特感兴趣,1933年初版本《古今典籍聚散考》和1955年三联版《骨董琐记全编》。曾经多次明知故问,书哪儿去了?虽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本子,可是在没有网络之前,找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然,现在这两本书早在我的书架上了。父亲收藏的重庆版《新华日报》,现在也归我保存,王若飞“四八空难”前后的报纸是全的。

父亲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全套的《历史研究》杂志等旧书刊,为了补贴家用,陆续卖给了中国书店。二十四史是书店来家里拉走的,卖了五百块钱。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跟父亲去西单商场里的旧书店卖过书,有的书能打六七折收购,有的只能上秤论斤卖,年幼无知,感觉卖书很好玩似的。

按院胡同岁月最初的几年,父亲布置出一间书房,两个书架(从白塔寺木器店买的,二十五元,现存一个在我这儿),两个玻璃门书柜,一张写字桌。墙上挂着1955年荣宝斋木板水印《八十七神仙卷》。父亲五十年代的几千册藏书,在以后的岁月里因各种缘故散失殆尽。

1972年父亲把我从内蒙农村调到他身边,就这样我在青海待了两年。那段日子里才多少知道些父亲的研究内容是什么,虽然似懂非懂,深感父亲的学习精神真是了不起。青海地处高原,一年中近一半多的时间是严冬,生活艰苦,吃不到蔬菜。早些年没有电灯,只有油灯照明,父亲对我讲,好不容易搞到带玻璃灯罩的煤油灯,赶紧看书写作,有时灯罩打碎,父亲大哭失声。那个时期煤油灯下写作的书稿现归我保存。在青海父亲买了不少书,现在多数归我保存。我将这些书里的购书发票一一抄录在一个小本子上,或可单独写成一篇意味深长的“藏书与读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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