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论坛:论中华人生审美精神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积淀。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精神,滋养于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土壤,几经开放汇融,是不同文明撞击化生的结晶,呈现了中华文化强劲的生命力和开放包容的襟怀。中华文化基因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优胜劣汰。那些代代传承发展、不断践行光大的优秀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神髓,如人文情韵、辩证思维、诗性品格等,在民族文化演进和民族文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天,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精神,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续民族文化血脉,推动文艺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和现实课题。

中华人生审美精神扎根于民族哲学的人生情韵与民族文化的诗性传统,吸纳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情感理论与生命学说等,突出表现为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大审美观、真善美相贯通的美情观、远功利而入世的审美价值观等。它与西方理论美学以美论美的封闭特性不同,体现出向人生开放的鲜明思想——实践品格,聚焦为既热烈执着又高远超逸的审美启蒙意向和诗性生命张力。当下,面对技术人、工具人、物质人、欲望人等种种人的异化和单面化,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人生审美精神,发挥其独特的育人功能。

中华文化的人文情韵

人文情韵是中华文化最具根本意义的民族文化精神之一。中华文化最具特色的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现实生存、鲜活生命、具体生活的关切与关爱。这使得中华文化更多地富有泛伦理的色彩,甚至具有一定的泛艺术的特点。在中华文明轴心时代,老、孔、庄等先哲的思想,无不如此,体现出一种哲学、伦理、诗性相交融的特征。如老子的“道”
,孔子的“乐” ,庄子的“游”
,其含义都相当的宽泛,是一种在天人合一的本真追求中对人的生存理想的概括和体认,从哲思走向伦理而呈现诗性,体现出浓郁的人文情韵。

中华人生审美精神首先表现为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大审美观。

中华文化的人文情韵,味俗而诗情,温情而怡逸,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的精神气质。首先,中国艺术充盈着温暖的人间情怀,广泛表现于取材、构象、题旨等多方面的趣好。对人自身、对日常生活、对生命体验、对人伦关系等人间百态的描摹抒写,在中国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以文学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开篇即为《关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生动平实地抒写了青年男女的慕恋之情。其305篇,或以草木为名,或以劳作为名,或以动物为名,或以时序为名,均为日常物事情状。相较之下,西方文学最早的史诗,塑造的则是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如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若论人间烟火之气,未及《诗经》这般浓烈。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李渔的《闲情偶寄》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等,可谓中国文学这类日常题材和生活情趣的代表作品。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特色,是在人间烟火中寻求精神之怡逸。这一点,和希腊史诗的剑拔弩张,也是两种不同的况味。日常生活,人间烟火,超旷怡逸,是中国艺术题材构象和文人情趣的重要呈现,也是中华文化人文情韵的民族传统。其次,中国艺术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这与中华文化的人文情韵也是关系甚密。李泽厚将中华文化概括为乐感文化,提出了“情本体”的概念,高度强调了中华文化的情感内核。情本论在中国艺术思想中,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从古代的陆机、白居易、汤显祖,到现代的梁启超、蔡元培、丰子恺等,都主张情感乃艺术的第一要素。中国的书法、水墨画等,无不以浓郁的抒情特质,抚慰人心。即使建筑这样的实用艺术,在中国园林的表现中,也是诗情画意,温馨隽永。小说《红楼梦》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油画《父亲》等,不仅是普遍意义上的中国艺术代表作,也是中国艺术人文情韵的典范呈现,生动精到地诠释了中国艺术家对悲情、真情、深情等的深刻体认,从而超越了对日常题材的简单呈现,有力地凸显了中华人文情韵的温度、厚度、力度。

西方哲学主要以本体论思维、认识论方法、科学主义精神为根基,在美学中的表现就是视美为纯粹独立的认识对象。西方经典美学一直努力要去探求美的逻辑本质,推崇冷静、思辨、科学的认识方法,以美的问题为真理的领域。直到美学之父鲍姆嘉敦创立“Aesthetics”这个独立的学科,仍将其定位为一门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的学科,其目的是要将混乱的感性认识提升为清晰的理性认识。此后,西方经典美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形成了以康德为代表的纯审美论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艺术哲学论两大主要领域。纯审美论在本质上是哲学美学论,主要是以理性思辨的方法来探究美的科学原则。艺术哲学论则以艺术为审美的主要方式,从艺术来探究审美的科学规律。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以美论美,割裂了审美与生活的鲜活联系,从而走向封闭的理论美学。

在当代艺术实践中,传承中华文化的人文情韵,不仅要关怀人,关注人的生活与情感,关爱人的生命与生存,积极推动现实题材的发扬光大,同时,要以理性精神、反思精神等的标举,来丰富艺术人文情韵的深度;以美好人情人性人格的引领,来升华艺术人文情韵的底蕴。特别要重视中华文化的人文情韵既是对世俗之我的关爱关切,也是将这个“俗我”放置在天人合一的诗性命题中,追寻其存在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故此,中华艺术历来崇尚境、趣、格、骨、韵等,着意于延展艺术言、象、意外的诗意时空。今天,推动当代中国艺术表现人文之美,就要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人文情韵的丰富内涵和民族特色,不浮不躁,不虚不骄,努力展现出深邃、深刻、深沉的民族文化气韵,形成在题材形象、表现特征、思想题旨等各方面,都真正蕴溢着中华人文情韵的优秀作品。

中国哲学与之不同,具有温暖的人间情怀和潜蕴的人生情致。相对于宇宙真理,它更感兴趣的是人的鲜活生命和现实生存。中国文化强调知行合一,主张思想与实践、经验和超验的融通,体现出哲学伦理化、伦理审美化的倾向,表现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上,就是重视美善关联,注重体验教化,审美活动、艺术活动、人生实践往往难分彼此。孔子的美善自得之乐,庄子的逍遥自在之乐,既是现实生存之乐,也是精神自由之乐。魏晋名士的淋漓洒脱之乐,宋明士夫的雅适把玩之乐,虽然境界之壮阔不可与孔庄并提,但也是对艺术式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实践。至20世纪初开启的中国现代美学,自觉将审美、艺术与人生相贯通。梁启超说,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也都要求以美的艺术为标杆,通过审美实践来完善人格人性提升生命境界,从而建构了以整个人生实践为创美审美之对象的大审美观。

中国艺术的辩证法

中华文化高度重视辩证思维,追求张力和谐之美,这对中国艺术思维有着深刻的影响。
《五经》之首的《周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和“生生之谓易”
,揭示了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本规律,这是对天地生命本源逻辑的智慧洞悉。天地,阴阳,动静,刚柔,构成了“大生”和“广生”
,是谓“大德”和“至德” ,亦是“美在其中”和“美之至也”
。这种涵摄一切、化繁驭简、多元统一、张力和谐的辩证意识,超越了哲学思辨、伦理道德、审美艺术之界域,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极其广泛深刻的影响。中国古典艺术的概念范畴、理论命题、思维方式、表现特征等,都深受其浸润,衍生出言意、文质、形神、情理、虚实、动静、巧拙、有无等辩证范畴,和大音希声、无法至法、意在言外、韵外之旨等辩证命题,几乎覆盖了中国艺术形象构造、表现形态、技巧手段等各个方面,凸显了对立生成、多元统一、张力和谐的相克相生相辅相成的辩证神髓。这种辩证思维尊重事物内部、事物之间的丰富差别性和多样矛盾性,肯定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动态统一美、多元平衡美、张力和谐美,反对将事物及其元素视为单一的、无冲突的、静止的、机械的。

中华人生审美精神也表现为真善美相贯通的美情观。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和谐”之“和”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意为“相应”
,而非“相同”
,本指歌唱之应和与乐器之和声。单一则无以和,停滞则无以和。张力和谐之美,使得中国艺术的神髓,不会泥于单一因素、外在因素、机械因素。譬如,在形神关系上大多不会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在情理关系上也一般不会崇尚直觉宣泄。宗白华总结中国艺术的特点,提出了艺术美的“复杂一致”性,即“美是调解矛盾以超入和谐”
,是无限的丰富、生动、冲突化为圆满的和谐,是内在的紧张又满而不溢,无论是音乐的旋律,还是绘画的墨色,高低错落,浓淡相宜,最终成就了饱满而灵动的意境,成就了气韵生动之美,不僵死,不呆板。一个优秀的艺术品,就是一个完整和谐的美的生命体,它与宇宙气象息息相通,妙契无间。艺术作品中,情节的起伏波澜、线索的多元发展、性格的复杂组合、色调的浓淡错落、韵律的变化统一、语词的多姿多彩,还有人物命运的磨难、跌宕等,都是艺术辩证法的生动呈现。

真善美相贯通的美情观不同于西方理论美学的粹情观。西方经典理论美学对美的本体的探讨在康德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康德把世界分为物自体和现象界,把人的心理机能分为各具自己先验原理和应用场所的知情意三维。审美判断对应于情,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只是对对象纯粹表象的静观,对于对象的实际存有并不关心。这种表象静观切断了自身以外的一切关系,由此,康德不仅确立了情感独立的命题,也确立了审美无利害性的命题。康德的学说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情感之维和纯粹审美之维,成为西方现代美学的第一理论基石。此后,不仅黑格尔、席勒沿着康德的道路前进,种种形式论、直觉论、非理性论美学,也都纷纷从康德这里寻找到灵感。

中国传统艺术偏于赏会柔美。发展到极致,就是不敢直面冲突与毁灭。中国艺术对大团圆的偏好,对女性审美的病态,都曾被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批评。实际上,这也违背了辩证思维的实质,违背了矛盾统一、相反相成、张力和谐的原则。简单单一,就是简单趋同,必然机械僵化,乏味枯燥。简单趋同往往流至形式上的模仿。如服饰、发型等,往往在某个时段里出现同款流行的现象,是谓时尚,难以持久。在艺术中,也不乏那些追新逐奇之作,往往流于表层庸浅,难成经典。只有参透艺术的辩证法,深刻理解艺术中各要素间的对立冲突及其升华超越,理解优秀的作品总是复杂而整一,才能成就耐人品味、动人情思、余韵悠长的佳作。设想无冲突的生命和无冲突的世界,只能是虚假的和谐。生命的生成演化,就像多声部的交响乐,错落有致。心理的矛盾、情感的冲突、伦理的纠结,使人的内心世界活色生香。感性与理性、意志与欲望、意识与潜意识,使生命的展开复杂生动。重视中华文化的辩证思维,就是要超越一切单一的、片面的、机械的、僵死的预设,在艺术实践中充分尊重丰富差别性、多样矛盾性、动态统一性、张力和谐性,实现艺术对生活的升华,实现艺术美的辩证创化。

康德的情感独立和审美无利害命题,首先由王国维、蔡元培等引入中国,成为影响中国现代美学精神演化的最为重要的西方学说。当然,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也有强大的同化能力,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状也使这种同化拥有现实的迫切性。“审美无利害”进入中国文化语境,首先由王国维转化为“无用之用”,它讨论的不再是审美的本体属性问题,而是审美与生活的关联,即审美的作用功能问题,从而由康德意义上的本体考量转向中国式的体用考量。这种对美的定位转化,凸显了中国美学的民族根性,它不将情感孤立为独立的认知对象,也不将审美绝缘为纯粹的观照活动。康德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这就是突破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美与善的两维关联,引入了真这个新的维度。从此,中国现代美学的情感观既不同于西方意义上切断与真善关联的粹情观,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善为美的德情观。梁启超将这种蕴真涵善的美情创化概括为趣味美,朱光潜将其概括为情趣美,宗白华将其概括为情调美。其要点在于,这种美情既是创造的,也是欣赏的;既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既是个体的,也是普遍的;既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

中华文化的诗性精神

中华文化标举诗性精神,追求高趣至境的在世超越。中华文化不从纯粹思辨去寻求人生真理,也不向彼岸世界去寻求生命解脱,而是既温情于现实具体的生活,又神往于高远超逸的境界。崇尚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有无相生,出入自由,从而构筑起既鲜活生动又高逸超拔的理想生命形态及其在世超越的诗意性。老子的“道”
,孔子的“乐” ,庄子的“游”
,可谓这种诗性意趣的鼻祖。儒道屈禅的交融互补,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诗性精神的生成演化。理想人格实现处也即审美人生实现处,这是中华文化最为深刻的美学精神之一,也是中华美学最具特色的文化精神之一,它标举的是一种自在自得自由的诗性精神怡乐和诗意心灵遨游,是一种味道体道合道的诗性生命解放。张世英先生以万有相通之“自由”喻之。叶朗先生以美的世界之“照亮”喻之。中华文化的诗性精神,引领主体去建构一种对现实的张力尺度,不至完全附丽于陷溺于现实,从而去持守一种精神的超逸和人格的超拔。

中华人生审美精神还表现为远功利而入世的审美价值观。

中华文化的诗性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的美学理想与美感气质。中国传统艺术的妙悟、玄览、虚静等一系列即实即虚的审美方式,注重的不是语言、色彩、线条等外在形式或单一因素的品鉴,而是对一种整体意境、意蕴、情趣、意趣的诗意领悟,由此去构筑物我一体的诗意天地,化生自由超拔的诗性心灵。故此,中国艺术的诗性美,不仅是对艺术作品的审美创造,也是以艺术审美来超拔人生的文化智慧,是一种审美艺术人生之贯通。它倡扬艺术不将目光局限于自身,而是通向生命生活,通至人生宇宙,以大艺术为尚,重视艺术化的人格陶养,注重艺术美的境趣创构。王国维的“大词人”
,梁启超的“美术人”
,丰子恺的“大艺术家”等,都是对诗性人格的形象比喻。宗白华则以“意境”“情调”“韵律”等范畴,阐释了中国艺术“得其环中”而“超以象外”
,“回旋着力量”而“满而不溢”的生命诗情。一粒沙里见世界。在宗白华看来,艺术叩问了“小己”与“宇宙”“小我”与“人类”的矛盾和谐,是以艺术诗心映射天地诗心。

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审美现代精神,突出强调了审美无利害性的品格。由此出发,康德完成了切断知情意的现实关联、视审美为独立自足存在的纯粹思辨,建构了审美情感的纯粹鉴赏本质。审美情感在康德这里是一种脱离感官快适、善恶利害、概念判断、目的限定的普遍愉快。这种粹情,康德自己也承认只是一种思辨的美,而非理想的美。所以,他区分了作为纯粹鉴赏判断存在的自由美和作为应用鉴赏判断存在的依附美,前者是思维的自由,后者是实践的自由。康德催生了现代审美精神的觉醒,成为西方美学的分水岭。但种种形式主义美学、非理性主义美学只是片面发展了康德审美精神中知情意绝对区分的一维,而未能彻底深刻地解决其中的关联,致使康德美学自由的一维并未真正获得充分的发挥。

中国艺术在诗、书、画、舞、曲、剧,甚至器皿、建筑中,都崇尚诗意之维。中国艺术的诗性精神,其价值既在温暖的抚慰,也在超拔的力量,是在物我有无出入的两极冲突中,引领主体去把捉一种诗意的张力,既不无望消沉,也不迷失陷溺。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历之悟之,明烛照己,不逐常流,不绝俗尘。也是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以毁灭的悲壮,成就新生的欢乐。从中国传统艺术,到中国现代艺术,诗性精神的内涵与风范,既有传承,也有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血与火的年代中,诗性精神所标举的超逸人格风韵与超拔生命姿态,凸显了民族艺术的风骨气韵。

中华文化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在思维方式上注重整体性,既不注重从纯粹思辨去寻求人生真理,也不崇尚向彼岸世界去寻求生命解脱,而总是从具体鲜活的生活中去创化体味身心的怡悦与精神的自由,倡导在最痛苦最艰难的生活中品出人生的甘美和诗意。这种哲学、伦理、审美交融的文化特征,使得中国美学总是将审美思考和人生实践相结合,着意将审美活动引向广阔的人生、绚烂的生命、多姿的生活。由此,中华审美精神突出聚焦为热烈执着的入世情怀和高远超逸的出世情韵相交融之诗性生命张力,表现为一种创造与欣赏、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群体、有为与无为、入世与出世、有限与无限之诗意和谐。梁启超将这种精神概括为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统一,王国维将其概括为出世与入世的自由,朱光潜将其概括为看戏与演戏的和谐,宗白华将其概括为充实与空灵的相洽。这些学说都突出了中华审美精神之现实品格和诗意情韵的交汇,直指生命与人生的现实践履和诗性超越。

伟大的艺术,缠绵悱恻而超旷空灵,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在苦难中不让我们失去信念,在困惑中不让我们失去理想,在迷茫中不让我们失去希望。在今天这个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在乱花迷眼的利、名、物、欲面前,在纷至沓来的痛苦、失落、磨难、压力之下,或许没有一个世俗的心灵,不需要诗性的栖息、滋养、引领。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人间诗情,既在艺术,也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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