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吐鲁番:历史之门正徐徐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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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7/3/9 8:38:55 被阅览数: 次

在那遥远的地方

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出土的前秦时期《诗经》残页。

随着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校录工作的完成,吐鲁番又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个单位合作组成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已初步完成全部新获文书的整理、录文和校对,并编成《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约150页的初稿。
这批出土文献约有三四百件,主要包括自1997年以来,特别是2004-2005年度,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该地的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的文书,同时还有一批向社会征集来的新出土文书。参加整理工作的专家们欣喜地发现,这批文献蕴涵着巨大的学术价值。
历史和历史研究总是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这一点在吐鲁番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整理小组组长之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局长李肖感慨地说,在古代,吐鲁番只是蛮荒之地,流放囚徒之所,远离华夏文明,可以说是汉文化海洋中的一个孤岛。而今天,由于其丰富的历史资源,已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中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在吐鲁番发现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上也发现了文化丰富的吐鲁番。
根据目前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整理情况,这批文书主要集中在阚氏高昌王国时期和唐西州时期。此外,高昌郡、麹氏高昌王国时期亦有所涉及。李肖局长认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的资料为传世文献的记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有的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有的则为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这次发掘只有一座墓葬出土了阚氏高昌时期的文书,即1997年清理的洋海1号墓,但这些文书却异常丰富。该墓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张祖的官人,生前的官职可能是“威神城主”,这在当时应是一个重要的职位。由于他是官人身份,又由于他是一个通经义、会占卜的文人,所以在他的墓中出土了一批富有研究价值的文书和典籍,为我们研究高昌王国时期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多方面的数据和资料。
在他的墓中出土的官文书主要包括衣物疏、契券和帐历等,这些文书为我们呈现了阚氏高昌时期的社会制度和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其中出土的一件大约为永康九年、十年所写高昌送使的记录,更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高昌送往迎来的信息,以及高昌派各城镇计人出马的记录,反映了阚氏高昌的对外交往,为这一时期的东西交流提供了珍贵的数据。而这件文书中保存的一批地名,也可以帮助我们探讨高昌王国早期的城镇设置问题。
在张祖的墓中发现了一件典籍写本残叶,一面写某家的《论语》注,另一面写《孝经义》,都是现已失传的古书。经过整理小组的学者推断,这个写本是以书籍的形制作为陪葬物的,应是张祖生前所读之书。《论语》古注和《孝经义》本身是十分珍贵的佚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典籍及其传播的历史。另外,这个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关于易杂占的文书,大约有三张纸的篇幅,或许可以填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和敦煌文献记载之间的某些空白。这件占卜书的背面,还有关于历日和择吉的文字,年代较早,因此也是十分珍贵的历法史和数术史资料。这组典籍类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北凉及阚氏高昌时期学术文化的渊源,特别是与南、北朝文化的联系。
新出吐鲁番文书中有大量属于唐朝西州官府各级衙门的官文书,内容涉及官制、田制、赋役制、兵制等方面;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则是研究官员生活、百姓负担、日常生活等社会史的材料。其中有一些与此前发表的吐鲁番文书有所不同的材料,如巴达木113号墓出土了此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文书(04TBM113:6-1),登记高昌县思恩寺三个僧人的僧名、法龄、俗家出身、剃度年份、至今年数及诵经名数。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件文书应当是《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的原本,非常珍贵。而且,文书作于唐朝的西州时期,但把僧人出家的时间追溯到高昌国时期,表现了唐西州佛教教团的延续性,以及唐西州官府对于高昌僧尼人口的承认。
李肖局长还向我们介绍了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的一些文书残片,经过整理小组仔细拼接,获得了唐高宗永徽五年秋天和永徽六年夏天的两组文书,都是西州折冲府低级将官申请让人代替“番上”的牒文,后有长官批文。虽然文书保存文字不多,但其中关键的词汇却让我们得以重新解释唐朝府兵“番上”的内涵,历史得到了重新解读。
此外还有一些实际应用的文献材料,如可能是初唐西州当地学生所写的《千字文》,还有更早的高昌王国时期的《急就篇》写本,可以看出高昌地区习字文本的演变。还有一件学生习字,抄的是隋朝岑德润的《咏鱼》诗和一首佚诗,颇为难得。学者们认为,在西北边陲州郡,连儿童的习字都受到南朝诗歌的影响,充分表明了一个时代的风尚。
吐鲁番出土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还不仅局限在纸质的文书上,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墓志和墓砖等也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以墓志为例,2004-2005年发掘的交河沟西康家坟院,总共有四十余座墓,其中包括一些麹氏高昌国时期的墓志。在巴达木和木纳尔墓地的一些墓葬中,也有一些墓志保存下来,这些墓志对于高昌王国的纪年、官制、婚姻、外来移民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资料。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为了使新出土文书尽快公诸于众,以供学界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的劳动成果《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将于年内问世。李肖局长不无自豪地说,吐鲁番地区墓葬丰富,目前我们的考古发掘仅仅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随着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吐鲁番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相关背景链接吐鲁番地下埋藏着十分丰厚的文化宝藏,由于葬俗和气候特殊,文书、纺织品等有机质的文物容易保存下来,从而为研究古代历史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早在一百多年前人们就开始了对它的发掘和探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们纷纷组成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进行找宝探险活动。他们从吐鲁番地区盗走大量古代文书。由于缺乏科学的计划和指导,以及系统的发掘记录,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吐鲁番地区同中原、丝绸之路的联系密切,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只有吐鲁番文书有所保留。在唐代,吐鲁番叫做西州,中央政令在这里的贯彻实行,吐鲁番出土的资料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唐代前期历史的最直接证据。
从1959年到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先后进行了十三次科学发掘。1975年,“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成立,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全国专家学者对这批文书展开了及时的整理和研究,并于1981年起将整理成果———《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卷本的录文本和大四卷本的图板本陆续出版。这次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比较科学系统,奠定了吐鲁番学在中国的坚实基础,吐鲁番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吐鲁番高昌国文献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儒家智慧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研究新疆历史的重要资料,被誉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百科全书,其学术研究价值不可估量。随着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鲜为人知的吐鲁番珍贵文献也走出象牙之塔,展示在世人面前。如吐鲁番古墓出土的一批古写本《诗经》,虽然保存状况不是很好,但从这些残存的诗句中,能感受到中原文化对新疆的强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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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启涛

1902年8月至1914年5月,日本僧人大谷光瑞先后三次亲率或派遣“大谷探险队”,深入中国西北地区探险。据记载,仅第三次探险,“大谷探险队”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在吐鲁番窃取的文物70箱中,包括一些出土文书。大谷光瑞等盗走的文书在日本被称为“大谷文书”,其中收录与《诗经》有关的纸质文书5片,“桃之夭夭”“薄伐猃狁”等经典诗篇赫然在列。这些有关《诗经》的文字,与中原流传的文本别无二致。

早在汉代,儒家文化就传播到了吐鲁番。公元460年,这里建立了高昌国。高昌国通过阚、张、马、麴四大家族的苦心经营,长达160年。儒家文化从河西、北魏不断输入高昌国。《周书》卷五十《高昌传》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高昌国的各民族人民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与学习、理解和实践儒家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以“家”为单位,以“宗族”为团体,以“孝”为核心,成功谱写了中古时期丝绸之路西域段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高昌篇”。

1905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墓葬里发现了一批纸质文书,其中《毛诗正义》等文书备受学者们的关注。被标注为“No.54”的写本《毛诗正义·邶风·谷风》书法遒劲典雅,表现出唐朝前期的风范。《毛诗正义》是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简称《孔疏》,共40卷,是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王德昭、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毛诗正义》的古写本在吐鲁番出土,为了解儒家经典在吐鲁番地域的流传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古写本《孝经》 图片由作者提供

1959 年到 1975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喀喇和卓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唐时期墓葬400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有
2700
多件汉文文书。其中与《诗经》有关的文书,抄写时间早于敦煌所见的同类文字,因而显得十分珍贵。如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的古写本《毛诗·关雎序》,根据同墓纪年文书,确定为北凉神玺三年(公元399年)至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之间的文书,被判断为北凉时期的遗物。1972年阿斯塔那524号墓出土了一批《诗经》残卷,有《周南·关雎序》《郑风·辎衣》,还有《小雅》之《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六月》。卷书题后有“义熙”字样,为麯氏高昌年号,相当于公元510年至525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这批文书中《菁菁者莪》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既见君子,我心则喜”等关于爱情的美丽诗句,无不具有艺术感染力。

2006年10月,吐鲁番文物局对鄯善县洋海1号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的纸质文书十分丰富。《论语》《诗经》和户籍类文书的发现,反映了先秦时期吐鲁番高昌文化的繁荣情况。出土的古写本《诗经》,内容分别为《诗经·大雅·荡之什》之《抑》《桑柔》《云汉》等。其中《大雅·桑柔》是反复劝谏君王要安民保民的长诗,相传为周大夫芮良夫因谴责周厉王用奸臣、祸害百姓和陈述救国之道而作。该诗语言质朴,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显示出诗人高超的文字把握能力。

“孝”是古代吐鲁番童蒙教育最重要的内容。1997年吐鲁番出土了阚氏高昌时期的《孝经义》,1968年吐鲁番出土了唐写本《孝经》残卷,抄写年代在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荷嗣德图书馆也藏有7件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孝经》策问卷,是唐西州学生考试时所答问卷。古代吐鲁番人还通过给孩子命名灌输孝道,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51号墓出土的《高昌买驮、入练、远行马、郡上马行装人名籍》中,有名字“孝悦”;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524号墓出土的《高昌建昌三年令狐孝忠随葬衣物疏》,记载了粟特人受汉文化影响,以“忠”“孝”为子弟命名;又如“曹孝通”“曹李让”,见1965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46号墓出土的《唐上元二年府曹孝通牒为文峻赐勋事》;又有“曹孝绩”,见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唐至德二载杨堰租田契》;又有“郑思顺”“安德忠”,见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5号墓出土的《唐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甚至还有“樊孝通”“张申敬”“竹思敬”“康赤子”“康君胜”“安仟贞”“鄯长寿”“康思礼”“康节进”“米善文”等名字,见吐鲁番出土的《唐蒲昌府终服、没蕃及现支配诸所等名簿》。

《大雅·桑柔》有云:“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谷。维彼不顺,征以中垢。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大风疾吹呼呼响,长长山谷真空旷。想这好人多善良,所作所为都高尚。想那坏人不顺理,行为污秽真肮脏。大风疾吹呼呼响,贪利败类有一帮。好听的话就回答,听到诤言装醉样。贤良之士不肯用,反而视我为悖狂。”1600多年前《诗经》中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流传到地处边远的新疆地区,中原地区治国理政的思想也随之传入西域,对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人名讲求“孝”外,吐鲁番出土的《墓志》也记载“孝”是吐鲁番民众生前最看重的修养。196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10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和六年张沂子妻高氏墓表》载墓主人“上仕舅姑,有敬顺之名,下交娣姒,无妒忌之号”。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13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和十二年张顺墓表》载墓主人“出忠入孝,令闻宣著”。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3号墓出土的《唐麟德元年梁延怀墓志》载墓主人“忠诚竭立,丹志挺生。重礼敦诗,闲于教训。公,乡闾称为教首,宗族号曰慈仁,昆季是谐,孝恭膝下,子受过庭之训,光显尊亲。孝养无亏,报恩未极”。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战国时期就被列入《六经》,为儒家教育子弟的重要课本。在隋唐科举考试中,《诗经》为必读教本。当时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志士以赋诗为雅兴,整个社会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有关《诗经》的纸质文书,反映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

古写本《孝经》 图片由作者提供

早期儒家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宗族,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宗族之制固然使人各分畛域,然以爱家者之心论,则不但夫妇、父子、兄弟之间互尽抚养之责,且推及于凡与家族有关系的人,并且悬念已死的祖宗。”在古代吐鲁番,来自异邦的各个族群,也深受儒家文化宗族观念和家庭观念的影响,吐鲁番巴达木胡人墓地的发掘,证明在麴氏高昌到唐西州时期,高昌城东一直存在着一个以粟特人为主体、夹杂着印度人和龟兹人的聚居区。巴达木胡人墓地出土的文书以汉文为大宗,说明这里的官方语言是汉语,各兄弟民族的汉文化修养较深;但也有两件粟特文书,其中一件钤有唐朝“金满都督府之印”的粟特语文书,它第一次揭示了唐朝政府存在着其他语种的公文。在巴达木墓地1、2号台地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两座聚族而葬的茔院,1号台地茔院为龟兹白氏家族,2号台地茔院为粟特康氏家族。1号台地白氏家族茔院和2号台地康氏家族茔院还出土了粟特文书,而2号台地西部偏中出现汉人,说明这一片墓地为汉族与西域胡人的公共墓地。诸多家族茔院往往是夫妻合葬,甚至多人葬,其中墓主人中男性的唯一性,说明了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制的存在,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吐鲁番地区封建大家长制的存在。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然后聚族而葬,家族为“同茔不同穴”,从而构成了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结构:家庭-家族-聚落。在麴氏高昌后期,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成为“家庭-家族-聚落-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各民族在吐鲁番形成了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注意到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它是来华粟特人的家族墓地,粟特人的祖籍在伊朗高原,后来迁居中亚,信奉祆教。但来到吐鲁番后,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家族,建造了家族墓地,还在汉文化影响下撰有《墓表》和《墓志》,如2004年吐鲁番巴达木粟特康氏墓地第201号墓出土的《麴氏高昌延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康虏奴夫妇墓表》《康虏奴及妻竺买婢墓表》,还有黄文弼掘《唐麟德元年翟郍宁昏母康波蜜提墓表》。这中间最为典型的是2005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东南部第20号墓康氏家族茔院出土的《唐龙二年正月十六日康延原墓志》,墓主人是康姓粟特人,其父亲和本人均是高昌国的军事将领。出土墓志的官职和汉字的书写、汉文语句的流畅,以及随葬器物的汉传佛教因素,都体现了墓主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最让人吃惊的是,在这篇粟特人《墓志》中,作者强调“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说明墓主人已经将中华认同为自己的祖籍,将中华文化认同为自己的文化之根,同汉民族一起构建了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篇墓志充满了浓郁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色彩:“君以立性高洁,禀气忠诚,泛爱深慈,谦让为质。乡邦推之领袖,邻田谢以嘉仁。识斡清强,释褐而授交河郡右领军岸头府队正,正八品。”又言其去世“亲族为之悲痛,乡闾闻之叹伤”。这批墓葬上限为延昌三十三年,下限不早于龙朔二年,说明中古时期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构建,是在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

古代丝绸之路还通过“乡里”“街坊”和“社邑”将各族民众凝聚为在一起。“乡里”虽然是官方的行政编制,但也是宗族和家庭的另一类延伸,它本身就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从古代吐鲁番乡里街坊的命名可以看出浓郁的忠孝友爱情结和民族团结色彩,如古代吐鲁番有“顺义乡敦孝里”“宁昌乡正道里”“宁泰乡仁义里”,见2004年吐鲁番巴达木第113号墓出土的《唐龙朔二年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在库车出土的唐代文书中有“怀柔坊”“安仁坊”,“怀柔坊”是龟兹都督府城内的坊名,得名于“怀柔远夷”,这里安置外来胡人,粟特人安元寿夫人翟六娘就住在那里。吐鲁番文献中有“安西乡”“崇化乡”,见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4号墓出土的《唐龙朔元年龙惠奴举练契》,有“顺义乡”,见同墓出土的《唐总章元年左憧憙买草契》。又有“顺义”“崇化”“宁昌”“宁泰”,均是唐平高昌后建立的乡名,见2006年吐鲁番出土的《唐某年八月西州高昌县宁泰等乡名籍》。“崇化”即“归崇顺化”,往往与胡人的归化有关,唐王朝把正式州县中的胡人聚落改作乡里,如西州有崇化乡安乐里,又有“宁戎乡”,见1967年阿斯塔那第91号墓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宁大等乡名籍》。粟特人由聚落到乡里,在敦煌亦然,唐代沙州敦煌县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在粟特聚落的基础上形成的。

社邑最大的特点同样是弘扬孝道和对长者的尊敬,体现对每一位老人的临终关怀和慎终追远。1967年在阿斯塔那第74号墓出土的《唐众阿婆作斋名转帖》中明确记载道:“众阿婆等中有身亡[者]□麦壹斗,出饼五个。”这是对普天下老人的孝敬,是对《孟子·梁惠王上》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精神的传承。当时丝绸之路的一些佛教社团,也强调其核心内容是发扬孝道以及对死者的送别,并将此写进了入社的条件之中,如2009年吐鲁番出土的《高昌立课诵经兄弟社社约》中,就有这样的条款:“请师立课诵经,逢□□□七世先灵,下列一切生死□□[课]人中其有公母,自身□□掘冢尽竞。若一日不去,□人出畳二丈,索一[张],□严车。若课人中有[病]□知,若维郍不语众人守夜,谪维郍杖[廿],□人中私麻相连死者,仰众弟兄送丧至□[不]去者,谪酒二斗。”毫无疑问,在古代吐鲁番人的心里,社邑也是宗族和家庭的延续。这一点在丝绸之路的另一重镇敦煌的文献中也反映出来。S.527《显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即有这样的规定:“夫邑仪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与后,山河为誓,中不相违。一、社内荣凶逐吉,亲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一合、白面一斤、粟一斗,便须驱驱,济造食饭及酒者。若本身死亡者,仰众社盖白躭拽,便送赠例,同前一般。其主人看待,不谏厚薄轻重,亦无罚责。一、社内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税粟一斗,灯油一盏,脱塔印砂。一则报君王恩泰,二乃以父母作福。”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许多民族来自遥远的异邦,他们与汉民族通婚,组成家庭。早在北周时期,粟特人就与汉人通婚,这在西安出土的北周《安伽墓志》中就有记载。在唐初的吐鲁番文书里,粟特人就和汉人通婚,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79号墓出土的《唐总章元年帐后西州柳中县籍》中载:“康相怀年陆拾贰岁,老男,课户见输,妻孙年陆拾叁岁,老男妻。男海达年叁拾岁,卫士,达妻唐年叁拾岁,卫士妻,达女冬鼠年叁岁,□□总章元年帐后附,□□子年贰拾壹岁,□□,男惠俊年拾叁岁,□[男],男达子年拾壹岁,□[男]。”从这件文书可知:一位名叫“康相怀”的粟特人娶了一名比他大一岁的汉人妻子“孙”,生下的儿子名叫“海达”,又娶了同龄汉姓妻子“唐”,生下的女儿名叫“冬鼠”,儿子分别叫作“惠俊”“达子”。1975年在吐鲁番哈拉和卓第76号墓出土的《唐上元二年贾□行祖母翟氏墓表》有“贾□行祖母翟”,“贾”是汉人,而祖母“翟”可能是粟特人。“康”姓粟特人与汉人通婚的例子还见于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5号墓出土的《武周载初元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粟特人康才艺妻子是汉人,姓“高”。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5号墓出土《武周载初元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记载粟特人“康鹿独”的妻子是汉人,姓“阚”。这种情形在敦煌也不例外,京都藤井有邻馆藏敦煌文献51号《唐大中四年十月沙州令狐进达申报户口牒》中记载:“侄男清清,妻阿李,母阿安,弟胜奴、弟君胜,妹尼渊。”此人的妻子是汉人,姓“李”,母亲姓“安”,是粟特姓。又检S.4710《沙州阴屯屯等户口簿》:“户张猪子,母妻男妹等陆人,母阿马,妻阿康。”张猪子是汉人,其母姓“马”,其妻姓“康”,这是粟特姓。P.3878《唐开元十年沙州燉煌县悬泉乡籍》记载粟特人“曹仁备”的妻子姓“张”,是典型的汉人,他们的后代从名字上看完全中国化了。而P.3354《唐天宝六载燉煌郡燉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记载粟特人“曹思礼”的继母姓“孙”,妻姓“张”,都是典型的汉人,S.514《唐大历四年沙州燉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则记载粟特人“安游璟”的妻姓“张”。

以吐鲁番为代表的古代丝绸之路西域段,流行的是汉传佛教。这种类型的佛教是经过汉文化改造之后,倒流回传到西域,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孝”。尤其是在中古时期的中国北方和丝绸之路上,大众信佛的目的不是为了精通佛教的高深义理,而是为了做功德,而做功德的目的就是尽孝;无论是捐资造寺,还是写经做法,其目的往往是以此换取父母身体健康,或是慎终追远怀念双亲亡灵。我们在古代吐鲁番文书中竟然发现一座佛寺名“追远寺”,见1967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92号墓出土的《高昌某岁诸寺官绢捎本》,就连高昌国的皇亲国戚麴斌捐资造寺,目的也是慎终追远,吐鲁番出土的《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载:“早丁祸罚,二亲弃背,无所怙□,每夙夜悲慕,感风树之叹思,立冥福报顾负之恩,谨割□资,□□汲□□于新兴县城西造立一寺。”吐鲁番文献中又有“思恩寺”,见2004年吐鲁番巴达木第113号墓出土的《唐龙朔二年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不仅如此,1972年阿斯塔那第230号墓出土的《武周长安三年张礼仪臣墓志铭》,也记载人们倾其所有做功德的目的是慎终追远:“磬竭家资,转经造像,以为出财披读,未惬追远之情;克己勤功,将覆慎终之望。”这一点中古时期整个北方中国莫不如此,在太和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北魏追远寺造像碑》中,我们也发现了“追远寺”这一佛寺名。

在中古时期,各民族在吐鲁番捐资建立了大量的佛寺,比如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20号墓出土的《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文书中有“提勤寺”,“提勤寺”是突厥可汗之子在吐鲁番捐资建立的佛寺,而丝路最活跃的商旅民族粟特人在吐鲁番也建立了许多佛寺。粟特人把大宗货物运送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买下,再分散或整批运到河西和中原。粟特人还是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者,是中国与北方民族贸易的担当者。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20号墓出土的《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其中有“康寺”。“康寺”是康姓粟特人资助的佛寺。在高昌国时代,吐鲁番佛寺不下300所,这些佛寺中,有超过半数是汉人和各兄弟民族以家族或私人名义捐资修建,然后以家族姓氏、人名或官名、封号命名。它们都是汉传佛教寺庙,奉行的核心价值观毫无疑问是“孝”道,即使是出家的僧人,也是身在佛寺心在孝,吐鲁番吐峪沟出土的《唐西州丁谷寺僧惠净与弟书》有载“比日□□他乡妻孝事上孝养二□既如此努力,小心好事,二姑□□□□□事姑□”。不仅如此,《孝经》也在佛教寺院里抄写传授,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13号墓出土的义熙元年辛卯抄本《孝经解》残卷,存5行,第1行抄有《孝经解》,第2行以朱书记:“释比丘戒妙,《孝经》一。”丝绸之路的另一重镇敦煌也是如此,敦煌文献S.728《孝经》末题中记载“灵图寺沙弥德柴写过”。由此可见,汉文化的“孝”,已经通过汉传佛教传播到丝路各民族的心田里,成为构建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精神基础。

“慎终追远”还体现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随葬衣物疏》中,这些文书是子女为父母做功德和送别父母去另一个世界的礼物清单。古代吐鲁番流行道教,而道教也特别讲求“孝”,这从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可以看出。吐鲁番的丧葬仪式,体现了浓郁的儒家文化、汉传佛教和道教色彩,1975年吐鲁番哈拉和卓第99号墓出土的《苻长资父母墟墓随葬衣物疏》,在罗列给父母去世后的物品清单后这样写道:“凡有条衣物糸绢,金银家居自有,河陌里攀苻长用资父母虚暮长人,国亲,通道仞旧,不得领遮仞名,如律令。”古代吐鲁番人还有一个丧葬习俗,人死后随葬的唯一一本儒家经典是《孝经》。将《孝经》随葬的最早记载是1972年阿斯塔那第169号墓出土的《高昌延昌四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同墓出土了古写本《孝经》一卷,它比敦煌出土的27件《孝经》写卷早400年,是目前发现的《孝经》最早纸本写卷之一,对于考察《孝经》在早期丝路的流传,弥足珍贵。2004年吐鲁番木纳尔墓地第102号出土的《唐显庆元年宋武欢移文》也记载送别礼品中有《孝经》一卷。在高昌国时期的《随葬衣物疏》中,明确记载有《孝经》者,我们共查到4次,在唐西州时期,也有1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构建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和平合作的共同体,这在《礼记·中庸》中已发其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综观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其实就是以上精神的不断实践和不断升华的历史,这在古代吐鲁番体现得尤其鲜明。

《光明日报》

[ 责编:董大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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