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60后”作家的倾情书写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要完全地重返云南文学的70年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事文学评论的写作者,只能时而重返文学的密林,时而腾飞于密林的上空,在记忆中寻找那些闪光的珍奇,用长焦镜头摄取那些更为耀眼的珠玉,有些宝物被遗漏与被遮蔽是必然的。


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潮中的云南诗歌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态势:现代主义诗歌是缺席的,诗人直接从“民族与边地”的浪漫书写进入后现代写作。这反映了特定时代中位于边疆的云南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被隔离程度以及“外省”诗人获得诗歌资源的滞后与艰难;而云南诗人延后吸收中外艺术营养后,终于挣脱多年的惯性写作,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云南诗歌 民族边地书写 后现代写作
1976年“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文艺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禁锢,大部分作家、诗人的写作观念、题材取向、语言选择和创作方法仍是“文革”文学的沿袭。直到1979年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确立了“文艺发扬民主”“创作方法多样化”的政策,文艺方向转变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部分作家才逐渐脱离“文革模式”,在创作上取得新的突破。
随着现代主义新诗潮的崛起,中国文学开始走向对个体命运及人性的关注。而且,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80年代的诗歌环境有了许多改善,尤其体现在“诗歌资源”的丰富性方面:一是“五四”以来的新诗特别是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诗派被发掘出来,重新受到重视;二是随着外国诗歌与诗论的大量译介,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垮掉派、黑色幽默等西方“现代派”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与尺度。因此,“在80年代的诗歌发展过程中,外国诗歌和大陆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被革新者置于首要位置,作为激活诗创造的主要推动力”{1}。
一、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在云南的缺席
伴随着文学的全面复苏,“潜在”的白洋淀诗人陆续返城,于1978年底在北京创办了民间诗刊《今天》,这是现代主义新诗潮诗人的半公开亮相;1979年初《诗刊》发表北岛《回答》一诗,意味着这一诗潮由地下走上诗坛;80年代初,现代主义新诗潮较为完整地浮出水面,给读者带来新鲜、异样的诗风,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新诗潮,即一些文学史家和诗歌批评家所言的“朦胧诗”,以北岛、舒婷、顾城等年轻诗人的崛起为标志,他们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影响,探索回归中国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传统。“朦胧”二字原是批判其晦涩,这一命名透露了当时审美风尚之粗鄙和“文革”后读者理解力之普遍匮乏,其实它们并不“朦胧”,若与李金发、穆旦等现代诗人的作品相比较,“朦胧诗”的浅露、直白是显见的。故本文取保守态度,称之为“80年代初现代主义新诗潮”。
在新的理想主义被实践着的80年代,文学的繁荣吸引了无数青年。云南这块高原热土上,一批批诗人、作家用青春的激情站立潮头,他们在“80年代”氛围滋养下成长起来,之后名扬云南乃至全国,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阅读这一时期的云南汉语诗歌,笔者得到的印象是,在“80年代初现代主义新诗潮”形成强烈的艺术冲击波时,云南诗歌依旧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笔法书写着自己的“民族风情”和“边地特色”。即使有些诗歌如费嘉之诗具有“新诗潮”的部分特征,但并非主要特征――“对‘个体’精神价值的强调”,具有“‘启蒙主义’激情”和“历史承担的崇高”,还有“突破‘当代’诗歌语言、想象模式的变革……”{2}
可以说,在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中,云南是缺席的。这段时期,“一大批生活积累丰厚、文学功底扎实而又泥土味十足的文学新人在滇池畔的沃土上默默笔耕,逐渐崭露头角”,他们“感到自己终究是红土高原的儿女,多姿多彩的边疆、历史积存丰厚的二十六个民族,就像安泰的大地母亲那样,是自己血脉所系、灵感之源。表现二十六个民族的心灵和文化心理,展示他们的新生活、新追求、新意向,是自己的职责;继承并发扬光大滇文化,是自己的使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米思及、费嘉、于坚等诗人尽管风格各异,但都“辉耀着直面人生、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色彩,而且,滇味逐渐浓重,红土高原格调逐渐分明”{3}。
此时,具有探索精神的诗人和群体被置于国家控制的文学组织与刊物之外,更多采用自办诗刊、自印诗集的方式存在。1979年初,石安达、任庆等人创办昆明地下刊物《地火》,但很快停办。1980年,费嘉、于坚、吴文光、李勃、陈坚等人创办学生地下刊物《犁》,只办了一期也便被停刊。《犁》销往各大学文学社,将作者们的自由精神在刚刚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中传递。如费嘉的“面对世界/生命要慷慨大度/既然是男人/除了女厕所/什么地方都要去走一走”,道出了同时代很多年轻人的心声,这样的诗,就正统而言简直是反叛。还有于坚的《滇池月夜》:“现在是绝对的黑暗/我划着孤独的小船/世界在我心中/滇池在我桨上”等。
整体来看,这段时期云南诗人的写作,更多是一种基于青春激情和故土热爱的浪漫抒情。这也反映出,特定时代中,位于边疆的云南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被隔离程度以及“外省”诗人获得诗歌资源的滞后、艰难。
二、从“民族边地”浪漫书写直接进入后现代写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新诗潮”逐渐式微。“第三代”诗人集结登上诗坛,进行各种先锋实验。对文学本体与形式问题的关注,对日常生活的世俗关怀,开始进入诗人的视野,“纯文学”“纯诗”的想象,成为中国诗歌这一时期的新转向。{4}云南诗坛开始出现多样化的创作趋势,除了以“民族风情与边地特色”
书写见长的晓雪、饶阶巴桑、周良沛、米思及外,于坚、费嘉、王坤红、彭国梁、刘扬、沈骏康、海男、李森、雷平阳等,他们开始创作于80年代文学观念大讨论时代,当时中国文坛流行的各种创作方法被他们不同程度地吸收。广阔而神秘的天地在召唤着诗歌的新生力量,他们从理论阐释、创作实践等方面推动了中国新诗这一转向的实现。这是进入当代以来,云南诗人语言自觉意识强的时期。诗人思考的范围及对诗歌的理解有了更大拓展,在表现领域和语言艺术上勇敢探索。他们接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学感受力,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中西文化的撞击,其创作从一开始就和晓雪、饶阶巴桑、米思及等在观念上大异其趣。

云南新文学也并非只有70年,五四新风吹过云南高原时,云南新文学就已经诞生。在中国新诗诞生初期,云南就有年轻的柯仲平、陆晶清、梅绍农等诗人开始创作,并在后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抗战爆发,风流云散的京派作家、生不逢时的现代诗人在颠沛流离中来到昆明,他们把当时中国的优秀文学带进了云南,并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自上世纪初到40年代末,云南文学逐渐形成了“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两个传统,它们之间的交融与碰撞、勃兴与隐蔽,构成了云南新文学的变迁史。从1949年至今的70年云南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承续与发展。这70年的云南文学,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也集中体现出一些显著的共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作家以“50后”、“60后”作家为中流砥柱,携手“30后”、“40后”、“70后”、“80后”作家,以饱含深情的创作,书写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的延边各族人民,以及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朝鲜族、海外务工的朝鲜族人的多彩生活、命运浮沉,掀起了朝鲜族文学的持续繁荣。

作家群的涌现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在这个过程中,金哲、林元春、朴善锡、南永前、金应俊等“30后”、“40后”作家继续坚持创作。他们的辛勤劳动对朝鲜族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崔红一、许连顺、金勋、禹光勋、尹林浩、李惠善等“50后”作家佳作纷呈。金勋的小说集《京城里的“乡巴佬”》、石华的诗集《延边》、李惠善的长篇小说《生命》、崔红一的长篇小说三部曲《龙井别曲》、许连顺的长篇小说《中国媳妇》和《谁曾见过蝴蝶的家》等,是其中较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

“作家群”现象是云南当代文学一个显著的特征。

作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朝鲜族“60后”作家,顾名思义就是指1960年代出生,文学起步大多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60后”一代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他们的视野相对宽广,精神、思维具备较好的均衡感。他们的文学是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活力四射的巨变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他们在20多岁最敏感的时候迎来改革开放时代,三十而立时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该四十不惑了却迎来信息化时代,如今五十知天命了,正冷静地观察这个时代,然后继续创作新的作品。

当新中国的太阳冉冉升起,阳光普照云岭高原之初,云南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美丽的早晨。随着解放大军入滇,高原上首先蓬勃生长起了一批部队作家,他们后来被称为“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以冯牧为领军人物,汇聚了一大批年轻的部队作家、诗人,白桦、苏策、公刘、彭荆风、林予、周良沛、公浦等都是在那时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冯牧的率领下,千里走边疆,深入边塞、哨所,边走边写边讨论。丰富的边疆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为云南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翻身解放、社会进步、民族平等成为这一代作家基本的思想背景。他们抒写边疆少数民族苦难的历史、落后的现状、翻身的喜悦,描绘祖国西南边陲的美丽风光、浪漫风情。由于他们长期深入边防、哨所,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进程,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们不自觉地就写出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他们创作的一些小说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曾经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市场化起步的大躁动,受市场经济的吸引,一些作家曾经弃文从商,但仍有很多人留在文学领域继续奋战。经过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那些忠于文学、立志为文学献身的写作者。新世纪之后,随着散文体裁的大兴起,又有一批以散文创作为主的“60后”作家出现,其中也不乏那些大器晚成的优秀作家,主要是在八九十年代沉浮中坚守朝鲜族文学阵地的那些精英,或称狂热的文学信徒。

从这批军旅作家身上,可以看到“作家群”的一些特征。作家群是一个“准流派”的概念,它是一些作家由于某些原因以不同的方式汇聚到一起,在创作上出现了某些相似的特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以群体的状态出现于文坛。他们有大致相近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大致相同的关注领域、价值趋向。同时,还必须出现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继“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之后,云南可以称为“作家群”的至少还有3个:一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二是90年代开始出现的“小凉山诗人群”;三是在新世纪广受关注的“昭通作家群”。

崔国哲是中国朝鲜族“60后”作家的代表之一,出生在南大村。他的童年和青年生活都是在乡村度过的。在凉水镇的南大村,他专心致志写作品,孜孜不倦地垒起了一座文字之塔。1987年,崔国哲25岁,在《天池》刊物上发表了处女作《乡村之光》,展露了一个小说家的才华。

上世纪80年代,云南文学发展迎来了又一次创作新潮。在这个潮流中,出现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沈石溪、吴然、乔传藻等作家为代表,形成了“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他们的作品淡化了“宣教”传统,强调以追求真善美为原则的趣味性,并且将云南的边地风光、民族风情融入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童诗、散文还是小说都充满了童心童趣。沈石溪更是将动物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写的是动物世界,观照的却是人的世界,人性的种种在他笔下的动物中呈现出来,读他的动物小说,也可以看到人世间的美丑与良善。

“笋有多大,竹有多粗。钻出地面竹笋的粗细,决定竹子一生的粗细。无论成长十年也好,二十年也罢,竹子虽然会长高,会变得坚实,但它的粗细依然如初,是刚刚钻出地面时的竹笋的粗细,一成不变”。这是崔国哲小说《春天的葬礼》的词句。后来,他以这部作品获得了《天池》文学奖、金达莱文学奖等4项文学奖,他的创作才能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

“小凉山诗人群”以鲁若迪基、曹翔、阿卓务林、黑羊等诗人为代表。在这个诗群中,发表过作品的有数十人,大多都很年轻,沉迷于诗歌创作。他们长期生活在小凉山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诗人,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抒写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变迁、心理变迁——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与隔漠、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时的焦灼与无奈、对本民族的深沉之爱等。风情与民俗在他们的笔下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呈自然的状态。他们的作品已经有不少走出了小凉山,几位诗人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

对于民族之根的不懈探索和对朝鲜族社会现实的不断反思,以及对于朝鲜族生活现状的细致描绘,是崔国哲的小说所体现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因此,他的小说始终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乡土气息。《光复的后裔们》是崔国哲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品以朝鲜族小村庄“南大川”为背景,详细描绘了“光复”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及生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的不同命运。作品可贵之处在于极为生动地再现了朝鲜族人民面对历史大变革,时代如何改变了个人命运的真实面貌。该作品所描写的故事,正是中国朝鲜族史册中最真实的片段之一。

“昭通作家群”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在新世纪之后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由一批昭通籍的作家、诗人构成。他们所处地域的贫困与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这一现象被称为“昭通文学现象”。可以说,昭通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生生不息,他们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全国知名刊物上,一些作品产生了广泛影响。夏天敏、雷平阳、胡性能、潘灵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精神价值为核心,关注底层,关注民生,抒写苦难中的人生价值,是一个以写实性为基本特征的作家群体。昭通作家群受到良好评价,是因为他们直面生活的勇气,以现实主义精神书写人与环境的抗争、与命运的抗争。

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崔国哲创作了长篇小说3部,中短篇小说800余篇,散文100余篇,获得了各种文学奖20多次。

多民族文学的繁荣

金革是朝鲜族“60后”作家的又一个代表,是朝鲜族文学界少见的多产作家。

多民族文学的繁荣是云南文学70年的一个重要特征。

金革对阅读充满热爱,称他为“读书狂”都不为过。阅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多养分。他的阅读不止局限于文学,而且还涉猎哲学、艺术、历史、宗教、天文学、生物、民俗等领域,包罗万象。他购置、收藏了大量图书,其书房有15000多册的书籍和6000多份影像资料。此外,他还常年订阅了十多种期刊。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这些民族在70年前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水平、不同的文化发展现状,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则是云南各民族都拥有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民族平等是党的基本政策,党和政府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繁荣。一些原来只有民族民间文学、没有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经过数十年努力,都有了自己的作家、诗人。云南在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繁荣方面成绩显著,迄今为止,云南所有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作品,并且所有少数民族都有人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1985年,金革发表短篇小说《侏儒们》,由此步入人们的视野,随后又陆续发表了《诺亚方舟》、《品酒》等。从此,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拾。1994年,金革发表中篇小说《迷茫的城市》《笛子》《银妆刀》等,后来又创作了一系列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中篇小说,如《天才》、《人鱼的小提琴》、《坠落的翅膀》、《病毒》、《祖母的传说》、《火祭》、《原罪》、《热铁皮屋上的猫》、《木马与淑女》等。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累计有80多篇。

在云南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庞大队伍中,有的作家作品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乔,这位彝族作家文学的拓荒者,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他的长篇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蜚声省内外。晓雪、张长、杨苏、张昆华、李钧龙、普飞等作家也以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诗歌、小说、散文引人注目。从西藏到云南的丹增在小说、散文创作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存文学、潘灵、哥布、和晓梅等相对年轻一些的作家、诗人,在民族文学创作中也有新的拓展。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文学创作离不开所处的时代,特别是诗歌,其灵感源泉与时代社会的变化密不可分。朴长吉是朝鲜族具有代表性的“60后”诗人之一。他正好于1960年出生,其诗歌创作从1980年代起一直持续不断。迄今为止,他已出版《石磨》、《短诗长叹》、《抵达名为你的站点》等多部诗集。这些诗集留有时代的痕迹。比如,《石磨》凸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特征,而《短诗长叹》《抵达名为你的站点》则带有新世纪以来的多元文化思潮。

云南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处于“边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建构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云南边地文学中的许多文本,通过重构民族历史记忆与描绘边地的新貌、光明前景,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汉族作家也以平等的眼光观照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在重构民族记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少数民族作家则进一步拓展了重构历史记忆、促进民族团结的文学空间。

白桦、彭荆风、苏策、公刘、周良沛、柏鸿鹄、王松等汉族作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为云南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以后,黄尧、张曼菱、汤世杰、范稳等作家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在重构民族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他们的作品在如何写好民族题材作品方面做了很好探索,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

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或文学观念都要由其相应时代的代表作家群来实现、来完成,无论是前代人还是后代人都无法替代。“60后”作家与“30后”、“40后”和“50后”作家有着不同的时代使命,他们必须更好地书写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庞大的女作家群体

“60后”作家们关注的问题多种多样,比如民族历史轨迹与身份认同主题,又如个人的不幸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代动荡的关系,还有知识分子的懦弱与自尊等。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价值观的突变与人生本质的异化也是这一代作家聚焦的重要主题。洪君植的冥想诗歌也是独具一格,而这种诗歌的主题往往与诗歌形式的不断创新相伴。

女性文学创作逐步繁荣,是云南文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回望70年的历史,各民族女作家在云南从无到有,逐渐壮大,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从创作风格上看,朝鲜族“60后”作家们大多个性鲜明,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经常涉猎多种文学体裁领域。韩永男和赵光明都是打破文学体裁边界的作家,是不甘寂寞的创新者。赵光明以小说创作起步,后来兼顾诗歌创作,最近几年又涉猎散文创作,在各个体裁领域都有所建树。韩永男早期以诗歌创作为主,新世纪之后,在坚持诗歌创作之外,还创作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出版了小说集《小岛,岛边,边缘人》,还曾涉足散文、报告文学和评论的写作。金革在小说写作中试验各种手法、技巧,同时涉足传记、散文等其他体裁的创作。

1949年以前,云南新文学中女作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如陆晶清、李纳、赵银棠等。1949年以后,妇女翻身解放的浪潮席卷大地,云南作家中,女作家的身影逐渐增多。电影《五朵金花》编剧之一的赵季康,同时也写小说、散文。柏鸿鹄1949年即出版了散文集《无影灯》,直到进入90年代后,她才开始了长篇作品的创作,200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风雨红颜》。冯永祺擅长散文创作,出版过多部集子。曾参与《阿诗玛》收集整理的刘琦,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朝鲜族“60后”作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拓展着。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他们的力量逐渐增强,群体规模也不断壮大。除了金昌永、朴玉男等“60后”优秀新生力量的先后补充外,随着新世纪前后的散文体裁大爆发,一大批优秀散文作家的加盟,进一步壮大了朝鲜族“60后”作家群。徐永彬、崔顺姬、金顺姬、南福实、杨银姬、姜贞淑、徐贞顺等都是颇具实力的散文作家,其中女作家居多。

进入新时期,云南女作家就更多了。在上世纪80年代即产生影响的女作家有严亭亭、张曼菱、何真、董秀英、景宜、先燕云、黄晓萍、彭鸽子、陈约红、白山等。这一代女作家们曾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等,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她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她们更多地关注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80年代的文学新潮,给她们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与上一代作家专注于书写边地与民族题材不同,她们的创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状态,群体特征不明显了。她们在80年代写出了有影响的作品,进入新世纪后则走上了不同的创作道路。

总之,朝鲜族“60后”作家群勇于担负起社会和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他们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历史,以个性鲜明的创作风格、包罗万象的主题意识和勇于探索的创作精神,写出一系列优秀作品。在当前的朝鲜族文学界,除了“60后”作家,还有从“30后”到“00后”的数代作家在一起努力创作着。正因为他们的持续努力,朝鲜族文学必将迎来持续繁荣的良好局面。

张曼菱曾以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产生过很大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她主要从事影视创作和散文、随笔及报告文学的写作。严亭亭的小说和影视剧本在80年代很有影响,后来远走异国他乡了。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英年早逝,是云南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损失。何真以鲜明的女性意识进入小说创作,新世纪转入长篇散文和影视创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黄晓萍歌颂辑毒英雄罗金勇及其妻子罗映珍的报告文学《真爱长歌》受到读者的好评。先燕云的几部长篇报告文学完整地抒写了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的传奇人生。彭鸽子写小说和散文,她的长卷文化散文《走进司岗里腹地》,是作家多次深入佤山、深情注目佤族人民生活的结果。回族作家白山对历史题材情有独衷,她在新世纪后重新修订再版了写于上世纪的《血线——滇缅公路纪实》,在云南的抗战文学热潮中产生了影响。在80年代以小说创作立足于云南的陈约红,新世纪以后以散文和儿童文学创作为主。

进入90年代后,女作家更成为一个显著的存在,如海男、黄玲、王坤红、黄豆米、段瑞秋、杨鸿雁、叶多多、杨浩、黄雁、玛波、马丽芳、贾薇、夏吟、蔡晓玲等。这一代作家与之前的女作家们有明显的区别,她们在一定时期里以展示自我丰富的心灵世界为作品的主要内容。当然,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她们的作品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内容。

王坤红的作品与边地、民族等元素几乎毫无关系,笔下出现的都是都市中人的欲望以及生存、情感的困境。黄玲在创作与评论两方面皆有收获,她的文学之旅开始于90年代,但是进入新世纪后似乎才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期。在评论方面,《李乔评传》《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妖娆异类——海男评传》等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创作方面,几篇写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在新世纪高校题材作品中别有特色。回族作家叶多多新世纪以后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散文创作中,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杨鸿雁致力于小说创作,她曾专注于都市女性题材,尤其是都市男女的婚姻与爱情,聚焦她们在情感生活中的困惑、迷茫与挣扎。

新世纪以后,更为年轻的一代女作家登上了云南文坛。现在,她们的创作势头正旺。和晓梅、汤萍、艾栗木诺、唐果、单增曲措、袁智中、闻冰轮、彭愫英、永基卓玛、央今拉姆、任洋、伊蒙红木、乔丽、晓荔等是她们中的代表。这一代云南女作家,少数民族的居多,绝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广阔的创作视野,试图从民族与地域的写作中探寻人类精神价值的共同性。例如,和晓梅对纳西族女性命运的书写,伊蒙红木对佤族历史与文化的追寻,永基卓玛和央今拉姆对云南藏区的书写,都呈现出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新意。

云南成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镇

新世纪之后,云南的诗歌创作成为全国的一个重镇。这又是体现云南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现象。

云南是诗歌创作的理想之地,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以及随同社会历史变迁而发生的多民族历史性生活巨变,激荡着诗人们敏感的心灵。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刘、白桦、周良沛、晓雪等诗人就把神奇美丽的云南在他们的诗中描绘得引人入胜。在80年代初,云南的诗歌创作由沉寂变得逐渐繁荣,米思及等诗人均有一定影响。80年代中期,于坚、海男、费嘉等人登上诗坛,给云南诗歌创作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他们的作品与传统的云南诗歌有着明显的差异,最初并不被云南文坛认可,但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省内外更多的年轻诗歌作者效法他们的创作。进入新世纪之后,雷平阳在全国诗界异军突起。此外,李森、鲁若迪基、樊忠慰、哥布、艾傈木诺、爱松、祝立根等诗人的作品也都各具特色。云南在新世纪到来之后,改变了历来的文学“边地”身份,以诗人众多、诗歌的丰富多彩和巨大影响成为诗界的重镇。在云南,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可能与诗人相遇。写过诗或者正在写诗的人太多了,哪怕在最偏远的县城,忽然间就有人找到你,送上一本他出版的诗集,或者他新近发表的诗作。

在云南这70年的诗歌发展进程中,公刘、白桦、周良沛、晓雪等诗人的重要性自不用说。相对年轻一些的诗人,比如于坚、海男、雷平阳等,也都呈现出鲜明的创作特色。其中,于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成为“第三代诗歌”的标志性诗人,他既有创作实践,也有理论的探索,用最平常的口语抒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倡导“回到常识,走向事物本身”。在人们看不见诗意的地方,于坚写出了他的诗,他刻意回避那些大词,从普通人中寻找与他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平民意识两相吻合的方式,他重铸了诗性,在平白如话的口语中营造出令人回味的诗意。海男是一位有鲜明个性的诗人,是女性精神生活的执著书写者。多年来,她一直以前卫的立场、诗性的语言,探索女性个体隐秘的精神空间。尽管她的长篇小说和散文创作影响越来越大,但从未停止过诗歌的创作。诗集《忧伤的黑麋鹿》收录海男2009至2013年间的诗歌作品,勾勒出海男诗歌写作的精神轨迹。雷平阳的诗质朴、深沉、厚重,多以对具体事象的朴素叙述,引领我们复归大地与村庄,对细节的还原让我们原生态般地真切感受到生存与生命的状态。他对故乡既在追忆,也在写实,艰辛而不乏温暖,清贫中不忘德义。乡土、草根、地域,是其诗歌在题材层面的特征,而命运、疼痛、悲怆才是他诗歌内在的精神品质。《祭父帖》《杀狗的过程》《亲人》等作品均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长篇小说创作有待加强

尽管70年来云南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有自己的短板。近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成就不大,就是云南文学发展中的短板。在老一代作家中,有架构长篇小说的能手,李乔、彭荆风都在长篇小说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长篇小说放到全国平台上去衡量也并不逊色。但这些年来中青年作家中仅范稳在长篇小说方面成就突出,他对长篇小说艺术深有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下功夫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他的“藏地三部曲”是多年生活与艺术积累的结果,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但是,这样的作品在云南太少。中青年作家中,沉下心来、集中精力、花大功夫写长篇小说的人不多。一些作品操之过急,篇幅有余而内涵不足,艺术水平难以让读者满意,更难以在图书市场上产生影响。尽管获奖不是评价一部作品的惟一标准,但迄今为止,云南与长篇小说的重要奖项“茅盾文学奖”无缘,这对一个省的文学创作来说,不能不说是重大缺憾。

长篇小说创作,考验着一个作家全部的生活、思想与艺术积累,还考验着一个作家是否有沉静之心、耐得住寂寞。他需要用长达数年的功夫去磨一部长篇,写出一部经得起读者与时间法官检验的佳作。这确实很难,但又是一个有长篇小说创作理想的作家所必须做到的。对此,我们充满期待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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